古之中国有无经济学？

以西方经济学作为学识起点的经济学研究者普遍认为，中国传统文化里根本就没有什么经济学，更谈不上有关人类最理想社会经济制度的经济学说。在以楚梽为代表的我们看来，这如其说是中国近现代文化教育的悲哀，倒不如说是中国近现代彻底否定本土文化之崇洋媚外的结果。

为什么身为炎黄子孙的当代经济学研究者也普遍认为…中国传统文化里根本就没有什么经济学…呢？

问题在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表达方式…中国传统文化经济学研究者留给读者的只是研究的最终结论，而并非(西方经济学的表达方式)研究的思考过程。换言之，中国传统文化经济学的表达方式属于古代文学表达，而西方经济学的表达方式属于现代直白的学术表达。

归问：“中国传统文化经济学者何不以现代直白的学术方式来表达呢？”

梽答：“以陶渊明为例…试想，在那纸贵于绸缎的东晋，别说家徒四壁的陶渊明了，达官贵人又能何如乎？客观条件久限惯例也！”。

总之，身为炎黄子孙的当代经济学研究者们，请设身处地的想一想…故国文人(思想家)的客观条件后，再来回答…古之中国有无经济学吧！

因此，古代中国无资产阶级经济学，倒是真理。

说无中国经济学，显然不通。中国表达，中国思维，中国语言，回家，回历史，回中国。。。。。。。

而在我看来，古之中国有许多的经济思想学说，只不过是将其结果以文学的表达方式呈现出来…也就是说，它不符合现代直白思索过程之学术规范的表达方式…

当我们也完成了关于人类理想社会经济制度之劳动等价交换理论体系思考的深邃历程后…设身处地站在陶渊明的时代…用劳动等价交换理论来解读他的“不纳赋税”…那就再也不会认为古之中国没有经济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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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卫资本论》

第一章 《资本论》：是“现实的历史”，还是“现实的历史”批判？对《“现实的历史”：〈资本论〉的存在论》的批判

　　以此特殊方式开局，纯为求工作楔子。信言不美，美言不信。立言本是不美过程，商榷则是导引此过程，谓为主观批判。此是任一种建构工作之开端，中国经济学当不例外。而孙正聿教授亦持自觉批判实践观，此其一。其二，善者不辩，辩者不善。恰能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是故，知者不博，博者不知。其三，任一作者由于其为历史和客观世界之代言，则必能牢记：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恪守格训：知知，知不知，谓之知。而欲达“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真境界。所谓：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此语言生产前兆也。故《滕王阁序》有云：一言均赋，四韵俱成，请洒潘江，各倾陆海云尔。郁达夫先生又作：满城风雨重阳近，欲替潘诗作郑笺。

　——　　题　记

来源：保卫《资本论》

作者： 许光伟

出版日期：2014-11

关键词： 批判资本论

古希腊文明是一个灿烂的文明。但在经济管理学方面, 古希腊人的系统论述却不多, 但却不能据此否认古希腊经济管理思想的存在性。本文主要对古典和马其顿时期古希腊民众的经济管理思想进行论述。

“希腊文明是一个失落的文明。它的消逝已去我们生活的时代两千余年。但创造者以其特出的理性和智慧建构起来的巍峨宏阔的文化大厦, 至今仍令世人惊叹不已! ”在这个巍峨的文化大厦中, 古代希腊民族在文学、戏剧、雕塑、建筑、哲学、史学、科学技术等方面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辉煌, 其杰作至今还继续给我们以艺术的享受; 但在经济管理方面, 古希腊人的系统论述却少而又少,这不能不说是希腊文明的一大遗憾。据此, 近现代有些学者认为古希腊根本不存在经济思想。

这种观点以波兰依、芬利、熊彼得等为代表, 尤其是芬利曾指出: 色诺芬在其著作中“没有一句话能够表达出经济原理或进行经济分析, 也没有生产效率、理性选择、农作物市场化等有关内容的描述”; 同样, 在亚里斯多德的论述中, 他认为“即使经济分析的蛛丝马迹也难以找到”。另外, 更早一些的经济学家熊彼得在其《经济分析史》的脚注中也认同此类观点。在他们眼中, 这些古希腊思想家都没有涉猎经济思想的研究, 更何况普通民众乎而“其他一些学者, 比如史德克、康德、高登、朗后姆、洛瑞、麦克、思德瑞斯、西德克等, 则认为古希腊经济思想不仅存在, 而且富有价值, 既能解释古代的经济关系, 也与现代经济学的发展有关”。

我认同后一观点, 作为人, 他要吃、穿、用; 而要消费, 必先生产; 生产出产品之后, 要考虑分配的问题; 当生产力水平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 交换也就应运而生。因而, 古代社会的人们为了生存就要开始思考最初的经济问题, 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有些通过文献和作品等方式存留下来, 有些则被时间冲刷地荡然无存。但我们仍可通过当时的经济现象和经济活动窥视出其背后潜藏的经济思想。

在目前所涉及到的相关资料中, 只有几篇是有关古希腊经济思想的, 但都集中于精英思想。比如斯坦福大学经济系的安妮·曹的2003 年的学位论文《试析亚里斯多德的思想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影响》, 另外一篇是考文垂大学经济系的教授乔治·派托克勒斯在“全球贸易和经济概览”1999 年第一卷发表的《希腊人对西方经济思想之贡献》, 还有其他学者的作品, 也都集中于精英的经济思想, 对于民众的经济思想没有涉猎, 更谈不上民众的经济管理思想。所以,到目前为止, 在西方学术界, 还没有一篇系统地探讨从古希腊某个历史时期或整个历史时期的有关普通民众经济管理思想的文章。在国内学术界, 也有一些学者涉足古希腊经济思想的研究, 但都集中于色诺芬、亚里斯多德等精英思想的研究, 这与国外的研究现状是基本相同的。而笔者在本文中, 则主要试图探讨古典和马其顿时期的希腊民众的经济管理思想。

在古典和马其顿时期的希腊, 尽管生产的规模已经有所扩大,但生产的基本组织仍然是以家庭为单位的。作为社会单元的家庭与作为经济单元的企业是合二为一的, 手工业作坊、店铺、商号和农场同时也是家庭所在地。色诺芬的《家政学》同时也是经济管理之学。这种不妨称之为“家庭经济”的形式是前资本主义时代的普遍特征,中世纪也是如此。但是, 希腊经济是没有行会束缚的, 是自由的“家庭经济”, 这是它与中世纪的明显不同。在希腊, “一个完整的家庭应

包括奴隶和自由人家庭的最主要的和最基本的组成部分是主人和奴隶, 丈夫和妻子, 父亲和孩子。”这段时期, 奴隶已成为希腊社会的重要经济承担者, 其地位和作用可从伪亚里斯多德的描述中窥见一斑, 他认为: “在财产当中, 第一位的、最必要的、最好的和最易控制的是人。因此, 首先获得好的奴隶, 而在奴隶当中, 又分为两类: 监工和劳动者。”基于此, 再加上当时的奴隶价格低廉, 所以奴隶的数量肯定要远远超过自由人。由于这次统计发生在奴隶制全盛时期的马其顿帝国时代, 因而奴隶数目要远远多于正常的城邦时代, 自由人则可能少于正常时期。因此, 以雅典来说, 每个自由人平均拥有大约13 个奴隶的比例肯定要比平时高许多。但一个拥有至少3 个奴隶的诉讼当事人在法庭里尚自称资产卑微, 据此推定普通人的奴隶不会少于4 到5 名,如果再考虑到动辄拥奴以千、百计的尼西阿、希珀尼库斯、菲勒墨尼达斯之流, 则平均下来, 每个自由人拥有6 到7 名奴隶应当是较为合理的推测, 以4 万自由民( 公民、外侨) 计算, 奴隶总数当为24 到28 万之间。由上可见, 奴隶制度已经成为决定希腊社会形态的主导性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 而且, 它的扩张还导致其他依附形式, 包括租佃制、雇佣制、保护人制度以及收养制的萎缩, 尤其是后两种形式已基本消失。因而, 自由人与奴隶之间的经济关系则是笔者探讨的主要内容。

在采矿业, 尽管奴隶受到最为严重的摧残和剥削, 但这不是社会的主流;在其他行业, 奴隶除了没有政治权利和军事权利, 其他权利, 如果跟其他奴隶制社会比起来, 应该说与自由人没有什么不同,基本上是可以称为平等的。就此而言, 它真正体现了希腊民众的以人为本的管理智慧。在当时的历史时期, 这是古希腊的一种主流思想。

所谓“以人为本”, 即人本主义, 是指一种思想态度, 它认为人和人的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是以人为中心的一种世界观, 强调的是人的价值, 要求尊重个人的独立人格、正当权益和尊严, 以人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作为追求的理想; 反映在经济管理方面, 就是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 在经济司法领域方面, 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在实际经济生活中, 尽管奴隶常被物化为生产工具, 但他们可以购买人身自由, 说明奴隶在希腊民众的心目中具有潜在的人格; 而在公元前四世纪的商业纠纷中,他们甚至具备独立的法人资格。这样的奴隶在日常生活中可能已与自由人难分彼此了。在经济司法领域, 就一般的奴隶而言( 不包括矿工奴隶) , 如果跟其他奴隶制社会比起来, 他们与自由人大致是可以称为平等的。这种在经济司法领域的平等则说明, 绝大多数普通民众, 不仅意识到奴隶的人格问题, 而且还通过法律的形式给予保障。它真正体现了希腊民众的人本主义情怀。

其二, 在工商业的生产和经营方面, 给予奴隶相当的自主权和适当的利润分成, 甚至许以人身自由的前景。比如, 在商业和银行业,其职员则几乎是清一色有技能的奴隶, 包括银行经纪人这一类职务。至于如何经营, 则是奴隶的事情, 主人并不进行过多干涉。当奴隶闲置时, 他们常被租出去赚钱, 或者让他们自谋职业, 做家外奴,

只要缴足贡金, 主人并不干预他们的事情。有时还给奴隶一定析产,让他们开作坊、立商号、办钱庄, 成为企业扩大的一种特殊方式。这种从经济上给予适当利润分成的做法, 体现了把人作为“经济人”的管理思想; 许以人身自由更是“社会人”管理思想的一种反映; 给予奴隶相当的自主权、对不同类型的奴隶安排不同的工作, 这恰恰也是“复杂人”管理思想的早期实践。

其三, 在农业经济生活领域, 也反映了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在古希腊, 基本生产单位是家庭, 男主人在经济方面的职责就是“如何挑选、培训管家和工人, 如何使他们始终忠顺而愉快地工作。”在这种家庭组织中, 一般来说, 最主要的直接管理人仍然是女主人, 为调动女主人的积极性, 男主人往往会告诉女主人: 之所以“选择了她和她的家庭, 是将她当作最合适的伴侣, 为他管好他们的家”, “将他赚来的一切安排得最为合理合意”。“另外, 还有一种职责, 可能会让年轻的妻子更加难以接受, 那就是照看生病的奴隶。但是, 这位年轻夫人的回答, 使他的忧虑一扫而空。‘这是最令人愉快的工作’, 她说道, ‘因为那些受到悉心照顾的人就可能会心存感激, 并会比以前更加喜爱我, ’”因而也就会更加忠顺而愉快的工作。二千多年前的希腊普通民众, 就人本管理思想而言, 毫无疑问可以跨越时空与现代的日本管理人员进行经济管理思想方面的深层次对话, 并能达成基本的一致, 即人不仅仅是“经济人”, 也是“社会人”。这位普普通通的希腊农家妇女不仅意识到人有经济需求, 还有社会需求, 人不仅仅为利而活着, 他更需要社会的尊重, 也渴望社会的归属感。所以, 在古希腊, 奴隶与主人共同劳动, 同桌而食, 同屋而居, 甚至在称呼上也被虚拟为家庭之一员, 这是常有的事。在这种朝夕相处中, 培养出了一种超越地位与身份界限的同类间的感情。这种普遍存在于主奴之间的合作关系保证了奴隶处境的优化, 也使得奴隶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得以增强, 生产效率得以提高, 而作为主人, 也得到了最大利润的回报。

因而, 在雅典, 尽管时当古代, 却经常展现主奴关系较为人道和文明的一面, 在农业、手工业、商业等领域无不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管理智慧。在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时代, 奴隶只是主人的财产, 更是一种活工具, 但为什么却在古希腊的大多数城邦的经济领域得到如此高的礼遇, 原因基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古希腊城邦的经济性质要求劳动者有较高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由于古希腊的自然条件所限, 因而古希腊的农业主要是以葡萄、橄榄种植为主, 而葡萄、橄榄的种植、培养以及葡萄酒、橄榄油的加工都是一种较为精细的工作( 与谷物相比) 。劳动者认真也好, 不认真也好, 劳动效果的优劣在短时间内很难被管理者发觉, 这就要求主人( 管理者) 必须给予较为宽松的环境, 使其从内心里愿意为主人劳动。对雅典的手工作坊来说, 有责任心和主动精神的雇佣工人显然更为合适; 象银行、商号的经纪人和代理人一类职务, 更不是消极的工具意义上的奴隶所能胜任的。当这些本应由自由人充实的岗位, 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而不得不由奴隶充任时, 奴隶便不得不同时具备自由劳动者的某些特征, 不得不被赋予某些基本的权利和自由。

第二, 由于雅典地产的普遍细小, 奴隶主占有的奴隶相对分散, 数量较少, 相比较集中的大规模的奴隶而言, 强迫劳动的成本较高, 因而希腊民众没有必要采用强迫劳动的方式, 善待奴隶也就成为他们获取利润的最佳方式。

第三, 古希腊人的民族特征也对古希腊的人本管理思想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公元前8- 6 世纪, 古希腊人就是利用所具备的航海条件, 向海外进行了大规模的殖民运动。一方面, 大殖民时代使东西方文明发生了剧烈的碰撞, 并因此发生了深刻的契合, 并在与其他民族的交往中, 吸纳异域的文化精髓, 为古希腊文化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另一方面也加深了他们对人以及人与自然界关系的认识, 使他们感到人并不完全是大自然的从属物, 人可以依靠自身的力量向自然界索取自己所需要的一切。这就铸成了他们特殊的文化心理, 不满足于既有的物质和精神生活, 积极探索自然的奥秘, 征服自然, 创造崭新的生活。

第四, 古希腊人本主义哲学的发展也对古希腊民众的管理思想的形成、蔓延产生重要影响。众所周知, 古希腊是西方文明的摇篮,西方人本主义思想即源于此。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说: “人是万物的尺度, 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 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尽管这是一种以人为本位的主观唯心主义, 但它的意义却是深刻的,它表达了希腊人对自我的肯定, 因而被认为是人本主义的最早宣言。苏格拉底则进一步宣布: 作为思维者的人是万物的尺度, 同时他也开始了对人自身的反省, “人应当知道自己无知” 的深刻反思和“认识你自己”的反躬自问, 表现了苏格拉底突出强调个人内心理智的确信。虽然他的基点是唯心主义的, 但他在确认人的理性方面是有积极意义的。当希腊已相继受到马其顿和罗马统治时, 希腊人已不再具有那种关心政治和国家的热情, 不再从整体中看自我; 相反,“由于被剥夺了独立性和破碎的政治生活不再唤起虔诚, 每个人在内心深处深深感到只有依靠自己”。在这种情况下, 人们需要的是一种新的指导思想, 伊壁鸠鲁派、斯多噶派和怀疑派应运而生。在个体与整体的分离中, 它对人的本性等问题做了三个不同向度的探究,即“自我的个体性”、“自我的普遍性”和“自我的差异性”, 从而大大深化了人类的自我认识。在这种认识的指导下, 古希腊民众能够把人看得高于一切, 重视人的能动作用( 人是万物的尺度) , 做到了尊重奴隶的潜在人格, 最大限度地发挥奴隶的积极作用, 不仅运用了“经济人”、“社会人”( “自我的普遍性”) 的调控手段, 还运用了“复杂人”( “自我的个体性”、“自我的差异性”) 等现代人还在研究的高级管理手段, 从而把人本管理思想发展到一个较高的水平。

因而, 在奴隶制生产条件下, 尽管奴隶常被物化为生产工具, 但那也只是适用于军事和政治领域。即使在这两个领域也不是绝对的, 他们可以充当雅典的警察和低级办事人员, 有时也作为后勤和辅助人员同主人一起上战场。所以, “有些人基于道德或经济上的人本主义, 对于此种蓄奴的古老制度曾有所顾忌。普通民众在经济领域对待奴隶, 往往以人为本。人道主义的情感以哲学副产品的方式兴起了”, 而哲学的兴起又会影响到更多的希腊民众, 因此, 到了“大希腊时代的末期, 释放奴隶的情形有显著的增加”, 这个时代的世界主义也使人忽略了种族界限。

综上所述, 由于古希腊的产业性质, 地产的相对狭小, 人本主义哲学的兴起及古希腊人的民族特性等因素的影响, 希腊民众在思想上往往非常重视以人为本的管理智慧, 并把它应用于实际的经济生活领域。它的成果之一便是今天所见到的希腊建筑和工艺品的精美绝伦, 让人很难想象, 它们大都出自希腊奴隶之手。

古希腊的人本思想, 在漫长的中世纪里, 被宗教神学视为异端,受到残酷的扼杀。直到文艺复兴时代才得以复生, 并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因而, 现代西方管理思想起源于古希腊时期, 这是无庸置疑的。首先, 二者的发展过程极为相似, 都经历了经济人、社会人、复杂人的演变过程, 但程度不同; 其次, 发展的最终目的都是逐渐地向人性回归, 但人性的内涵不同, 现代西方管理思想所探讨的人性内涵更为丰富。但有些经济学者却认为“西方管理思想萌芽于文艺复兴时期”, 这未免有些学术上的近视眼现象, 并未对历史, 尤其是古代、中世纪作深入的探讨。还是让我们重温多年前顾准先生留下的这段文字吧: “欧洲文明的传统, 离不开希腊。希腊的社会经济类型、希腊思想, 被罗马几乎全盘继承。谁都承认, 文艺复兴是世界近代化, 亦即资本主义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外国人承认这一点, 随而肯定, 迄今的西欧文明可以名之曰希腊罗马文明。中国人也承认这一点, 可是他们目光所及, 以中世纪为限, 不再上溯到希腊罗马时代。种种误会, 可以说大部分由之而起。”确切地说, 西方管理思想应当是萌芽于古希腊时期, 形成于文艺复兴时期, 得益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 发展于19 世纪末和20 世纪初期, 成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即20 世纪70 年代末到80 年代初这段时期。由于“20 世纪70 年代以后日本在短时间内成为世界经济大国, 在国际竞争中使欧美企业连连败北, 使得西方企业界和管理界开始对西方的管理思想进行了深入地思考, 从而形成了许多不同观点的管理思想, 企图为西方的企业找出一种灵丹妙药。”所以, “进入20 世纪80 年代后, 西方新的管理思想也正在形成而且处于不断的演化之中。在这种演化过程中表现出的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是西方的现代管理思想明显地向人性回归, 对于人的研究大大地加强了。”这种演化过程与古希腊的演化过程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不是历史的巧合, 而是历史的必然, 因为在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中, 历史是不能被割断的,正如列所说: “人的认识不是直线( 也就是说, 不是沿着直线进行的) , 而是无限地近似于一串圆圈, 近似于螺旋的曲线。”

古代关于经济类的书籍很少

《管子·轻重》等篇，是古代典籍中不多见的经济文作，对生产、分配、交易、消费、财政、等均有论述，是研究我国先秦农业和经济的珍贵资料。

《盐铁论》是中国西汉桓宽根据汉昭帝时所召开的盐铁会议记录“推衍”整理而成的一部著作。书中记述了当时对汉武帝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的一场大辩论。

分类

1从研究的范围来看：宏观经济学、中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

2从历史发展来看：家庭经济学、政治经济学。

3从政府参与经济发展的方式看：市场经济、计划经济。

4从经济的主体来看：政府经济（又称公共经济或公共部门经济）、非政府经济（包括企业经济等）。

5从经济的研究对象来看：金融经济学、产业经济学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