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李世民忌恨魏征多次谏言屡屡顶撞他，所以才秋后算账的，大概是真的小看李世民这位可以比肩秦皇汉武的明君了。

李世民，唐太祖李渊第二子，西魏“八柱国”李虎之后，出身陇西李氏，陇西李氏源自于颛顼孙皋陶之后，战国末期秦国陇西侯李信，西汉汉武时期的飞将军李广，魏晋时期西凉王李暠……这个氏族一直都是非富即贵。

隋末，李渊趁乱而起晋阳起兵，短短七年便震寰宇内一统山河，这其中和他的儿子李世民的能征善战是分不开的。李世民的威望很高，太子李建成忌惮不已，再加上李渊的优柔寡断，方方面面的原因交错在一起，最后李世民冒天下之大不韪武力夺权，发动玄武门之变，手起刀落灭掉了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过后不久便逼迫刘渊退位，登上了九五之尊。

倘若李世民登基以后毫无作为，没有灭东突厥灭薛延陀被西域诸国尊称为“天可汗”，也没有下马治天下，贞观盛世，那他史书上也不过是一个杀兄弑弟逼宫造反的乱臣贼子而已。

但是，李世民终究还是对得起他这个名字的，济世安民。

所以，我特别喜欢《琅琊榜2》中，萧元启造反失败后，说的那句话：

倘若我开创了大梁的百年盛世繁华，又有谁敢说我今天错了？

所以，现在没有人敢说，李世民玄武门之变真的错了，反而被尊为何秦皇汉武比肩的赫赫明君。

但是，玄武门之变对于李唐来说还是影响极大的，因为他严重的破坏了嫡长子继承制，就算自己不是嫡长子，也可以通过武力夺权可以获取，这样武力夺权兄弟阋墙手足相残的血雨腥风，可以说是贯穿了整个李唐王朝。

其次，还有一点就是，李世民野心勃勃争来皇位，夙兴夜寐励精图治，除了想要让他李家王朝可以延续下去除了想要这至尊权力之外，那剩余的，就是史书的那点名声了。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李世民对于玄武门之变中，多次抹黑李建成和李元吉，将他自己设定为被迫的一方，又比如对待那位丢了天下也丢了性命的表叔杨广的抹黑，不都可以看出李世民对待这个名声有多看重吗？

魏征在李世民心中的地位，也确实非常重要，不仅听闻魏征病逝后，说出魏征是他的镜子这样的话，更是痛哭流涕，废朝五日，亲笔撰写碑文。可为何魏征尸骨未寒，李世民便翻脸无情，不仅砸毁了魏征的墓碑，而且还将衡山公主和魏征长子魏叔玉的婚约解除了。

在我看来，原因有三。

他可以容忍魏征是李建成的人，不仅是因为重用魏征可以彰显自己礼贤下士宽容大度不计前嫌，更是因为魏征是个治国好手，事实证明确实如此，贞观之治的主要缔造者之一。他也可以容忍魏征多次出言直谏，毫无顾忌的以下犯上的顶撞他，因为这不仅仅可以彰显他为君大度，更是因为魏征的直谏，言之有理。

但是，他不能容忍，魏征将陈奏事宜等送给了史官褚遂良看，为自己谋的一个青史留名。在这一点上，马周就是另一种选择。马周，到现在声名不显，其实他也曾在唐太宗时期多次谏言，但是此人临死前就将曾经谏言的奏本等物全部烧掉，逝世之后，陪葬昭陵，李世民也曾多次表示自己很想念马周，也因此福荫子孙。

其次，魏征生前曾极力向李世民推荐的中书侍郎杜正伦，以及吏部尚书侯君集有宰相之才，然而就在他死后不久，太子李承乾谋反，侯君集以大逆罪被杀，杜正伦被罢黜。而这两人恰恰都是魏征举荐的，所以李世民怀疑魏征有结党营私的嫌疑，虽然他魏征多次谏言无所畏惧，但是有为子孙谋后路的嫌疑。这种首鼠两端的行为是任何一个皇帝都难以容忍的，还有就是李世民内心对待这位名臣的失望。

最后，魏征去世的时候是贞观十七年，即公元643年，而唐太宗是在贞观二十三年，即公元649年去世的。众所周知，唐太宗虽然贤明，但是在老年还是有些昏庸以及好大喜功，所以在唐太宗怒而推倒魏征的墓碑这种事，如果是在壮年时应该是不会做出来的，这时候的李世民，已经算不上是那个英明神武济世安民的天策上将了。

论迹不论心，魏征死后李世民推了墓碑，难免会有人说他睚眦必报，所以无论是抱着及时止损还是抱着认错的态度又或者是爱惜羽毛，李世民还是自己找了个台阶，为自己这次“任性”的行为买了单。唐太宗亲征高句丽失败后，总结教训的他感叹因为没有魏征，所以才犯次打错，所以修复了魏征的墓碑。

唐太宗李世民给大多数人留下的第一映像大概就是虚心纳谏了。诚然，他纳谏不可谓不虚心。只是左耳进右耳出，在听取完臣下的意见后照旧做自己原本要做的事。好名声得到了，也没少享受。

理想圣君：开明纳谏的形象如此建立

普通大众一直都有仰望的需要。所以，历史和现实生活一样，也都是需要偶像的，尤其需要具备偶像气质的皇帝。对此唐太宗似乎一直都表现得相当配合。在唐太宗认真求谏的鼓励下，贞观一朝君臣确曾一度形成了一种直言进谏、纳谏之风。民部尚书裴矩佞于隋，也能大胆进谏力争。司马光就说：“裴矩佞隋而忠于唐，非其性之有变也；君恶闻其过，则忠化为佞，君乐闻直言，则佞化为忠。”

我行我素：纳谏虚心倾听 听完不改还按自己意愿做据《贞观政要》卷二记载：贞观四年，唐太宗下诏修洛阳宫乾阳殿以备巡狩。给事中张玄素上书切谏,唐太宗虽然很不高兴，却没有发作，而是下令“所有作役，宜即停之”。还借题发挥地说出“众人之唯唯，不如一士之谔谔”这句千古名言来。不过，《资治通鉴》卷193却记载，说过这话的次年，刚刚修缮完九成宫，唐太宗就再次提出要修缮洛阳宫。这一次，民部尚书戴胄站出来反对太宗依然虚怀纳谏，不仅表扬戴胄“忠直体国，知无不言”，还给他升了官。然而，过了一段时间，太宗还是忍不住命窦璡修缮洛阳宫。诸如此类一面从谏如流、一面我行我素的事情，史书中还有不少零散的记载。 “虚心纳谏”的唐太宗只是儒家士大夫们与唐太宗本人联手炮制出的一块“内圣外王”的“道德假象”。大臣们极力想要压抑太宗的私欲，将他纳入“内圣外王”的正确轨道，所以频繁进谏。太宗则几乎逢谏必纳，对进谏者无不大加赏赐，但在行动上却几乎没有什么改观:奖赏过谏臣之后，他想去游猎，仍然会去；想修筑新的别宫，仍然会修。 纳谏的秘密：形式主义表演塑造出一代圣君的形象反观贞观年间的历史，是不难发现李世民那些浓厚的表演痕迹的。这位雄才大略的皇帝对自己日后留在史书中的形象是如此强烈地关注，以至于他对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做出了刻意的修饰。他不止一次地通过与臣僚们对话的方式，极力塑造出自己生活简朴、爱惜民力的光辉形象。贞观时期的20多年里，太宗确实接受了太多太多的进谏，然而接受是一回事，执行又是另一回事，大多数的进谏最后并没有得到有力的贯彻。当他在朝堂之上充分展示自己虚怀若谷的帝王风度，当他对犯颜直谏的宽容被史官们载入实录之中后，很快他就忘记了谏言的具体内容。对太宗而言，重要的是接受进谏，而不是接受进谏的内容。意味深长的是，对儒家知识分子，尤其是文职官僚们而言，重要的也只是纳谏，而不是执行纳谏的内容，因为他们需要的，只是一个“个性平淡的天命的代表”。所以，在儒家政治理想中，唐太宗的全部意义，只是一个退而求其次的“内圣外王”的乌托邦罢了。至于贞观之治，剔除那些家给人足的“神化”，也只剩下一场完美的形式主义表演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