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成（公元 919年 -967年），字咸熙，北宋初年营丘（今山东淄博临淄）人，世称李营丘。擅画山水，师承荆浩、关仝，后师造化，自成一家。多画郊野平远旷阔之景。平远寒林，画法简练，气象萧疏，好用淡墨，有“惜墨如金”之称；画山石如卷动的云，后人称为“卷云皴”；画寒林创“蟹爪”法。为山水画大家,被誉为中国山水画之父。他不但开创了齐鲁画派，在宋初画坛独树一帜；而且由其独创的营丘山水画法成为后世山水画家的楷模。《圣朝名画评》把李成的画列为“神品”，并称其“思清格老，古无其人”。《宣和画谱》谓“凡称山水者，必以成为古今第一。”

李成有极高的文化素养，琴棋书画无不洞晓，博涉经史，胸怀大志，会作诗，善饮酒，性情孤傲。他喜爱青州的山水，经常独自在山间徜徉，并以此为绘画创作素材。李成是败落家族中的子弟，人世炎凉在他的心灵上投下了厚厚的阴影。不平、愤懑、无奈使他感到生如梦幻，命运渺不可测。这种扭曲了的心态必然会反映到他的绘画创作中。所以，他用极淡的墨痕，轻飘的笔触来勾画山水，给人一种似梦似雾的感觉。

李成 -艺术特点

李成作画多用淡墨，故在画坛上留下了“惜墨如金”的典故。这种迥异于当时画风的作品引起了失意士大夫的强烈共鸣，震惊了画坛。中国的山水画当时刚刚从人物画中独立出来，不可能突然间变得成熟。所以李成的作品仍然以写实为主，以齐鲁大地的真山实水为创作依据。青州一带无高山大川，故他的作品也以“烟林平远”见长。而同时期的山水画家荆浩以画太行山著名，关仝以画秦岭华山著名。他们的构图峰峦突兀、奇绝险怪，是典型的北方画派的作品。宋·郭若虚《论三家山水》中说：“烟林平远之妙，始自营邱。画松叶谓之攒针，笔不染淡，自有荣茂之色”“夫气象萧疏，烟林清旷，毫锋颖脱，墨法精微者，营邱之制也“由此可知，在山水画肇始之际，由于画家摹写的自然物象不同而存在巨大差异。

李成特具笔墨功夫，用笔瘦硬清淡，墨色特别讲究，又创寒树“蟹爪”画法及山石“卷云皴”，画作简笔淡墨，气象萧疏。米芾《画史》说：“李成淡墨如梦雾中，石如云动”邓椿《画继》说：“尝见营邱所作雪图，峰峦林屋，皆以淡墨为主，而天水空处，全无粉填，亦一奇也”宋·董廻在《广川画跋论山水画》中说，李成“画妙人三味，至于无蹊辙可求，亦不知下笔处……山水木石，烟霞岚雾间，其天机之动，阳开阴阖，迅发警绝，也不得而知。”由之可见，李成山水画技法之高妙。

李成 -艺术成就

有的美术评论家认为李成初师荆诰、关仝，后师造化，自成一家。为李郭（熙）画派的始祖。但元明之际的书画名家几乎都认为李成师从王维。自从董其昌提出山水画南北宗之说以后，王维即推为南宗之首。他们的着眼点是画家的风格，而非居住的地域。此说亦不无道理。

祝允明《跋王维万峰积雪图》写道：“古之高人逸士，往往喜弄笔墨，作山水以自娱。然多写雪景者，盖欲假此以寄其孤高绝俗之意耳。若李成之《万山飞雪》，李唐之《雪山楼阁》予皆及见之，但恨未睹王维雪景如何耳。弘治已卯春，偶于都下钱太常处阅此……真摩诘平生得意之笔也，始知李成辈皆宗摩诘也。”

李成在世时已经声誉很高。北宋的山水画几乎都宗李成，可见他影响之大。入元，黄公望说：“近作画多宗董源，李成二家”。明清之际，声名依然，但风格随时代而变。李成画风的影响已臻尾声。其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战乱李成的作品流传下来的很少。北宋时已所剩无几，难怪米芾在《画史》中说，他见到的李成真迹只有两幅，膺作竞有三百幅。流传至今的尚有《读碑窠石图》、《晴峦萧寺图》、《乔松平远图》、《茂林远岫图》，多被国外的博物馆收藏。其真伪争议也很大。

以今藏日本的《读碑窠石图》为例，有的专家认为此画是李成真迹，有的专家认为是宋代摹本，但一致意见是即便摹本也与李成的画风相去不远。这幅名画是李成与王晓合作的，李画树石，王画人物。画中的土岗之上枯树蟠虬，占据了画面的一半，树枝掩映中是一座巨碑，一老翁头戴竹笠骑在骡上观碑，一侍者持杖立于老翁之傍。整幅画墨色清淡，冷旷萧疏，气韵雅致，充分体现了李成画作的笔墨功力和风格特点。

李成 -代表作品

《读碑窠石图》、《寒林平野图》、《晴峦萧寺图》、《茂林远岫图》、《乔松平远图》、《小寒林图》、《群峰雪霁图》、《寒林骑驴图》

作品欣赏：

《乔松平远图》，宋代，李成，绢本墨笔，纵2055厘米，横1261厘米，日本澄怀堂文库藏

本图表现冬日寒冽窠石坡陀上挺然生长着的长松老树，背后映衬平川远山，坡石壮如云头，送针细利，笔墨清润，树根部隐然可见李成款识，识者以为系后世添写，但本图鲜明地显示李成画风本色，处于宋元李郭画派中之高手当无疑议。画上钤有“怡亲王宝”、“明善堂览书画印记”、“淮阴鲍氏所藏”等印。

《寒林骑驴图》，宋代，李成，绢本设淡色，纵162厘米，横1004厘米，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

《寒林骑驴图》是张大千氏大风堂旧藏，在大立轴上画文人骑驴行于郊野，前后有童仆相随。画上古松有凌云之势，间有枯树寒溪，颇有意趣。诗堂处张大千题以“大风堂供养天下第一李成画”。画幅下端又缀有长题，其中云：“米元章《画史》云宝月大师李成四幅，路上一才子骑马，一童随，清秀如摩诘（王维）画《孟浩然骑驴图》，此云骑马，一时误书耳。”又云“松枝劲挺，松叶郁然有阴，荆棘小木无冗笔，不作龙蛇贵神之状，即此图也。”图中老松勾皴兼用，刻画细腻，笔势苍劲。山石仅侧面作皴，上部留白并以白色略加渲染，表现出白雪覆盖的效果。画面气象萧瑟，境界幽深。

《晴峦萧寺图》，宋代，李成，绢本淡设色，纵1114厘米，横56厘米，美国堪萨斯城纳尔逊美术馆藏

《晴峦萧寺图》以直幅方式画冬天的山沟风光，画中群峰兀立，瀑布飞泻而下，中景山丘上建有寺塔楼阁，山麓水滨筑以水榭、茅屋、板桥，间有行旅人物活动。山石宏伟而俊美，皴染用笔多有改变，兼具关仝之雄壮与李成之清润。画家以尖锐笔致画寒林枯木，风光清幽静寂，虽非平远之景，但仍然具有李成画风特征。估量此图当完结于北宋前期，至少是李成传派的著作。

《读碑窠石图》，宋代，李成，绢本水墨，纵1263厘米，横1049厘米，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藏

此图不禁使人陷入一种苍凉冷落的情境之中，一块残碑，几株枯树，原野凄凉。作者表现出人世沧桑，往事如烟，不堪回首之感，表现出他愤世嫉俗、高傲孤寂之品格。画中残碑以淡墨染正侧面，斑驳漫漶；环绕残碑周围的枯树盘复，枝干下垂如蟹爪。荒石孤立、荆棘枯草，所有的景物都烘托出无限凄怆之气氛。

宋初有所谓“三家山水”，这三家是山东营丘人李成、陕西长安人关仝和陕西华原人范宽。从画面碑侧有款题:“王晓人物,李成树石。”可以看出,《读碑窠石图》是李成与人物画家王晓的合作，画家在寒林平野中描写了几株历尽沧桑的老树和一座古碑。此图置境幽凄，气象萧瑟，古树枝桠奇劲参差，背景空无一物，杳冥深远，寓无限悲凉于其中。另外，此画画树石时先勾后染，清淡明润，饶有韵致。从这件作品中不难看出，李成艺术的“气象萧疏，烟林清旷”无不与他企图展示其敏感而丰富的内心世界紧密相关。

荒寒的原野、劲拔的枯树和矗立的石碑，使人产生对逝去历史的追忆和时代变迁的感慨。景物气氛寂寥凝重，在山水画中蕴含着耐人寻味的哲理。画中的寒林枯树变化多姿，用笔尖利，窠石土坡圆浑秀润，符合李成“气象萧疏，烟林清旷，毫端颖脱，墨法精微”的特色。碑侧写有“王晓人物李成树石”字样。此画清初曾为著名收藏家安歧、梁清标等人收藏，后进入清宫，画上铃有“安仪周家收藏”、“蕉林居士”、“孙承泽印” 及乾隆收藏诸印十余方，并经《珊瑚木难》、《清河书画舫》、《大观录》、《墨缘汇观》等书著录，被公认为是最能代表李成画风的传世名作。

《茂林远岫图》，北宋，李成，绢本水墨，纵454厘米，横1418厘米，辽宁省博物馆藏

《茂林远岫图》近景轻舟泊渡、行人车马往来其间，远景宫殿密布，塔影隐现，知去城郭未远。飞泉水口，如闻其声，如临其境。李成的艺术对后世的山水画画家影响很大，把李成画派推向一个新阶段的画家是宋神宗时期画院的名家郭熙。此画历经南宋贾似道、元代鲜于枢、明项元汴等名流收藏，后入清宫内府，上有百多方收藏印迹。

《茂林远岫图》画山涧溪流，行人搀扶涉水，周围山石间郁郁葱葱，杂草丛生，远处山峦耸立，烟云缭绕，寺庙殿堂或隐或现。画家用披麻皴勾擦、渲染山石，苍劲厚重，衬托出淡色勾画的树干，树叶则浓淡相宜，疏密有致，颇具李成山水画的风貌。拖尾跋文称此画为李成作品，李成画作传世极少，此卷弥显珍贵，但有绘画史家认为可能是北宋另一山水画家燕文贵之作。

《群峰雪霁图》，宋代，李成，绢本设淡色，纵773厘米，横316厘米，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群峰雪霁图》无款，表现山高雪密瀑布寒泉，冈阜一亭翼然，左方飘绫上有高士奇题诗，中有“毫端师造化，画史重营丘”句。画上钤有乾隆、嘉庆、宣统等印。李成善于通过用淡墨涂抹，所作雪景，峰峦林层，凡烟支变灭，水石幽涧，树木萧森，山川险易，莫不曲尽其妙。民载中说他的画：“扫千里于咫尺，写万趣于指下”。

寒鸦图 宋代 寒鸦图相传为宋代李成所画

雪山行旅图　波士顿美术馆

寒林高士图轴　弗利尔美术馆，伪

采药图轴　弗利尔美术馆，伪，明人画

《寒林平野图》，宋代，李成，绢本墨笔，纵120厘米，横702厘米，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寒林平野图》为李成传世的精品，图绘萧瑟的隆冬平野中，长松亭立，古柏苍虬，枝干交柯，老根盘结，河道曲折，似冰冻凝固，烟霭空蒙而至天际。这正是李成最擅长表现的场景。宋人用的绢，极宜于勾线。李成用硬笔锐锋，在绢上勾画的松针、粗干细枝、土坡石廓，线条瘦硬坚韧，即使不染墨，也神完气足。所以他的画，仅用淡墨作少量的烘染，给人以一种秀润淡雅的享受。勾线，在中国山水画的勾、皴、擦、点、染的技法中是最首要的。北宋时期的山水画已臻于成熟。李成将勾线作为其表现对象的最主要的手段，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寒林平野图》中的松针，线条挺直，极具功力。

柳荫渔父图轴　弗利尔美术馆，伪，明人画

《小寒林图》，宋代，李成，绢本水墨，纵40厘米，横72厘米，辽宁省博物馆藏

此图近景画坡陀上生有松树数株，松干挺直，枝杈虬曲多姿，林木笼罩于烟霭雾气之中，其后为平远景色。前隔水有行书“李成小寒林图”题识，接缝处钤有宋高宗乾卦印，画心处有明纪察司半印，前后有梁蕉林收藏印多方。《小寒林图》的近处是山涧，涧水不深，有人相互扶助着涉水而过。四周山石间杂树丛生，郁郁葱葱；远处山峦耸峙，隐现在烟云中的寺庙殿堂，屋脊犬牙交错。尽管此图为后世摹本，但也能反映李成山水画的气势和风貌。画山石多用披麻皴，重于勾擦和渲染，“皴擦甚少面骨干自坚”；画树干用线勾，色淡，由山石的深色衬出，画树叶多用点虱法，浓淡得宜，疏密有致，不过，此图不用蟹爪画法(也是摹本的缘故)。此图与其他的诸如《晴峦萧寺图》的“寒林”之作还有所区别，严格说来，称之为“小寒林”是不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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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上河图》，是北宋画家张择端存世的仅见的一幅精品，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院。

张择端，字正道，东武（今山东诸城）人。早年游学汴京，后习绘画，宋徽宗赵佶（1101年—1124年在位）时期供职翰林图画院。专工中国画中以界笔、直尺划线的技法，用以表现宫室、楼台、屋宇等题材，尤擅绘舟车、市肆、桥梁、街道、城郭。他的画自成一家，别具一格。张择端的画作，大都散佚，只有《清明上河图》卷完好地保存下来了。这幅画高25厘米半，长525厘米。这幅画描绘的是汴京清明时节的繁荣景象，是汴京当年繁荣的见证，也是北宋城市经济情况的写照。通过这幅画，我们了解了北宋的城市面貌和当时各阶层人民的生活。总之，《清明上河图》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北宋年间的汴京极盛，城内四河流贯，陆路四达，为全国水陆交通中心，商业发达居全国之首，当时人口达100多万。汴京城中有许多热闹的街市，街市开设有各种店铺，甚至出现了夜市。逢年过节，京城更是热闹非凡。为了表现京城的繁荣昌盛，张择端选择了清明这个重要节日的景象进行59表现。《清明上河图》着重描绘了北宋首都水陆运输和市面繁忙的景象。

《清明上河图》的中心是由一座虹形大桥和桥头大街的街面组成。粗粗一看，人头攒动，杂乱无章；细细一瞧，这些人是不同行业的人，从事着各种活动。大桥西侧有一些摊贩和许多游客。货摊上摆有刀、剪、杂货。有卖茶水的，有看相算命的。许多游客凭着桥侧的栏杆，或指指点点，或在观看河中往来的船只。大桥中间的人行道上，是一条熙熙攘攘的人流；有坐轿的，有骑马的，有挑担的，有赶毛驴运货的，有推独轮车的……大桥南面和大街相连。街道两边是茶楼，酒馆，当铺，作坊。街道两旁的空地上还有不少张着大伞的小商贩。街道向东西两边延伸，一直延伸到城外较宁静的郊区，可是街上还是行人不断：有挑担赶路的，有驾牛车送货的，有赶着毛驴拉货车的，有驻足观赏汴河景色的。

汴河上来往船只很多，可谓千帆竞发，百舸争流。有的停泊在码头附近，有的正在河中行驶。有的大船由于负载过重，船主雇了很多纤夫在拉船行进。有只载货的大船已驶进大桥下面，很快就要穿过桥洞了。这时，这只大船上的船夫显得十分忙乱。有的站在船篷顶上，落下风帆；有的在船舷上使劲撑篙；有的用长篙顶住桥洞的洞顶，使船顺水势安全通过。这一紧张场面，引起了桥上游客和邻近船夫的关注，他们站在一旁呐喊助威。《清明上河图》将汴河上繁忙、紧张的运输场面，描绘得栩栩如生，更增添了画作的生活气息。

张择端具有高度的艺术概括力，使《清明上河图》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准。《清明上河图》丰富的内容，众多的人物，规模的宏大，都是空前的。《清明上河图》的画面疏密相间，有条不紊，从宁静的郊区一直画到热闹的城内街市，处处引人入胜。

北宋以前，我国的人物画主要是以宗教和贵族生活为题材。张择端虽然是在翰林图画院供职，创作的作品都称为“院体画”或“院画”，但他却把自己的画笔伸向社会各阶层人民的生活之中，创作出描写城乡生活的社会风俗画。《清明上河图》画了大量各式各样的人物。而且，张择端对每个人物的动作和神情，都刻画得非常逼真生动。这充分说明，张择端生活的积累非常丰厚，创作的技巧非常娴熟。

千古绝唱《清明上河图》

坐落在市府广场东南隅的辽宁省博物馆，将于11月中旬隆重开馆。届时，曾在沈阳“生活”了6年的国宝《清明上河图》，将回沈“省亲”。《清明上河图》问世近900年以来，经历了大起大落的颠沛流离，给后人留下了许多扑朔迷离的谜团。9月13日，记者探询了《清明上河图》的身世，以及鲜为人知的经历———

千古绝唱《清明上河图》

《清明上河图》作者张择端，北宋画家，字正道，东武（今山东诸城）人。他早年游学汴京（今河南开封），后习绘画。北宋徽宗时期，张择端供职翰林图画院，专工界画宫室，尤擅绘舟车、市肆、桥梁、街道、城郭。后来“以失位家居，卖画为生，写有《西湖争标图》、《清明上河图》。”

《清明上河图》曾为北宋宣和内府所收藏，为绢本、淡设色，高248厘米，长5287厘米，原作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清明上河图》是《东京梦华录》、《圣畿赋》、《汴都赋》等著作的最佳图解，具有极大的考史价值，它继承发展了久已失传的中国古代风俗画，更继承了北宋前期历史风俗画的优良传统，以精致的工笔，记录了北宋末叶、徽宗时期，首都汴京（今开封）清明时节郊区、汴河两岸的自然风光，城内建筑和民生的繁华景象。

据齐藤谦《拙堂文话·卷八》统计，《清明上河图》共有各色人物1643人、动物208头（只），比《三国演义》的1191人、《红楼梦》的975人、《水浒传》的787人，都要多得多，堪称价值连城的国宝。颠沛流离《清明上河图》

《清明上河图》流传后世后，以独具的艺术价值及史料价值，受到后人的关注。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在逊位之后的11年中，受到“清室优待条件”庇护，仍在北京紫禁城里称孤道寡，并且监守自盗，乘机大肆窃取宫中珍藏多年的稀世文物，为数之多，竟有千余件之巨。借口赏赐盗国宝

溥仪12岁时，在张勋策动下，重登太和殿宝座，但没多久便再度逊位，处于“小朝廷”风雨飘摇之中。此刻，溥仪着手下一步打算：留学国外。

他们留学国外的第一步是筹备经费。于是，他便把宫廷内最值钱的字画和古籍运出宫外，存在天津英租界的房子里。运出的字画、古籍皆为出类拔萃的珍品，大约有1000多件手卷字画，200多种挂轴、册页，200种左右的宋板书。其中，便有宋代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

尽管有“清室优待条件”作后盾，但溥仪还是不敢公然盗窃宫中宝物。他便以赏赐弟弟为名，行盗窃文物之实。1922年前后，北京局势动荡，他的父亲便在天津英租界十三号路，代溥仪买了一所楼房。从1922年起，他们就秘密地把宫内收藏的古版书籍、历朝名人字画等文物，以赏赐为名，分批盗运出宫。

溥仪正式“赏赐”弟弟们，从1922年、所谓“宣统十四年七月十三日”开始。溥仪利用两名弟弟每天上午“进宫”陪同溥仪读书的机会，将珍贵文物包裹在包袱里，由他的弟弟们每天下学时运出紫禁城。从开始“赏赐”起的两个多月中，有时是逐日“赏赐”，如1922年8月14日至26日，没有一天间断过。这些宫中文物积累到七八十口大木箱后，便运到天津英租界的楼房里存放。携带国宝投他国

直到1924年11月5日，当时的北京卫戍总司令鹿钟麟、警察总监张璧，率领20名短枪手突然闯进紫禁城，撵走了溥仪，拆散了“小朝廷”，溥仪窃取宫中所有文物的计划因此中断。

1924年11月5日，溥仪回到父亲的“醇亲王府”；11月29日，溥仪逃往日本兵营，要求“避难”，公然搬到日本公使馆居住，在日本军国主义卵翼下恢复“小朝廷”。1925年2月23日，在日本警察护卫下，溥仪潜逃到天津，在日本租界地张彪私宅“张园”中安顿下来。可是，当时的经济来源远远满足不了他那浩繁的开支，于是，他便打起了变卖宫中国宝的主意。国宝流落伪皇宫

通过日本特务土肥原贤二的阴谋策划、天津日军的密切配合，将溥仪乔装成日本军人，于1931年农历十月初一，乘小汽船偷渡白河，经大沽口，登上日本商船“淡路丸”，潜到营口，至鞍山汤岗子小住，然后前往旅顺口，进入日本殖民地。1932年4月，溥仪进入长春伪皇宫，登上了伪满洲国皇帝宝座。

溥仪从天津出逃，必须经过国民军的驻扎地区，所以他只能轻装简从，大批的宫中国宝，仍然存放在天津。

1932年至1934年间，由日本关东军司令部中将参谋吉冈安直，将存放于天津静园的法书名画、宋元善本、珠宝玉翠等约70箱，运到长春伪皇宫内，将装有书画的木箱，存放在伪皇宫东院图书楼楼下东间，即“小白楼”；将装有古玩珠宝的金库，存放于“内廷”缉熙楼客厅。携逃国宝被俘获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伪满洲国汉奸们闻风丧胆，各奔生路。当时，一直由日本关东军担任警卫的长春伪皇宫，改换成伪满军队警卫。傀儡皇帝溥仪见大势已去，惶惶不可终日。他最为忧虑的，是不可能将存放在伪皇宫的所有国宝统统带走，而只能有选择地将晋、唐、宋、元的法书名画大批携逃。为了能够多带国宝，他把保护法书名画的楠木盒、花绫包袱皮等统统扔掉，将这些国宝硬塞进大木箱里。

1945年8月10日，日本关东军司令小田乙三宣布：伪满国都由长春迁到通化。同年8月13日，溥仪从长春逃到通化大栗子沟；8月17日，溥仪乘坐一架小型军用飞机企图逃往日本。当飞机经过沈阳时，溥仪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和苏联红军俘获。溥仪随身携逃的法书名画和一批珠宝玉翠，被中国人民解放军缴获后，上缴东北人民银行代为保存。专家揭秘《清明上河图》

1949年7月7日，东北博物馆（现辽宁省博物馆）在沈阳成立并开馆，成为新中国第一个开放的博物馆。东北博物馆的大部分展品，为东北人民银行拨交、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溥仪处缴获的名贵书画、珠宝翠玉饰品。独具慧眼鉴瑰宝

人民鉴赏家杨仁恺先生，是在溥仪携逃的众多法书名画中，独具慧眼发现了《清明上河图》。

历来，以张择端之名流传的《清明上河图》繁多，杨仁恺先生过目的就有10余件之多。1950年秋，从东北人民银行拨交来的一批《佚目》书画尚未整理，良莠杂存、玉石不分。当时，杨仁恺先生在东北博物馆临时库房里整理书画作品时发现，其中有3件同名为《清明上河图》的作品。杨仁恺先生当时以为，这些都是过去常见的“苏州画片”一类的东西，根本没想到会在此中出现奇迹。

然而，使杨仁恺先生大为出乎意料的是，数百年来始终埋没在传闻中的宋代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真迹，会在这个偶然的时间、偶然的地点被意外发现！杨仁恺先生顿时“目之为明，惊喜若狂，得见庐山真面目，此种心情之激动，不可言状。”真本解开百年谜

杨仁恺先生当时的激动心情是有根据的：因为在此之前，专家学者们对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究竟是个什么面貌，一无所知。他们只能从经常接触到的许多苏州画片上，推断《清明上河图》与其大同小异，以为《清明上河图》原作大体是苏州画片的原始所本。《清明上河图》的本来面目，数百年来一直是个不解之谜。难怪杨仁恺先生看到宋代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真本后，“目之为明、惊喜若狂”。

至此，杨仁恺先生才真正了解到，苏州画片的作者根本没有见到《清明上河图》原作，只是参照历来文字记载构图铺陈而成的。比如，《清明上河图》东水门前的虹桥为木结构，而苏州画片则为石头建筑；人物衣着、民房、铺面的形制等，也都与苏州画片大相径庭，尤其是船只写实描绘技巧生动自然，已达到出神入化境地。张择端能将北宋京城开封的复杂纷繁景象绘入画图，要比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叙述得更为概括、更为形象，难怪《清明上河图》历代以来一直脍炙人口、经久不衰。仇英临本辨真伪

3件《清明上河图》中既然已经发现了真迹，其余两件自然便是赝品。然而，另外一个奇迹又在杨仁恺先生面前出现了：两件中的一件作品，竟然是仇英的重彩工笔《清明上河图》，并具名款。该作品参照了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的构图形式，但描绘的是苏州社会生活现实内容。从此，揭开了“苏州画片”的奥秘：明代苏州坊间所绘制的《清明上河图》，原来都出自仇英此图。由于历来的《清明上河图》赝品，均以仇英《清明上河图》临本为背景，于是，仇英临本也就成为衡量《清明上河图》真伪的一个条件。

1949年7月7日，东北博物馆（即现今的辽宁省博物馆）开馆后，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便始终珍藏在沈阳；1955年，被国家有关部门拨交到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弹指49年过去，《清明上河图》来沈“省亲”，实在令人激动不已。我们期待着《清明上河图》早日回“家”看看。 （记者 邱宏/文并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