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哪部史书中有最早对日本的记载（汉书）

《汉书》

最早对日本有确切记载的历史著作是东汉史学家班固写的《汉书》。该书《地理志燕地》成日本列岛为“倭”,当时日本列岛的人接受了这一称呼。

日本史书中关于唐文化对日本影响的记载

作者：李春凌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1997年05期 72～76页

内容提要中世纪的日本，对唐代文物制度多所仿效，两者有相当多的相似之处。但是，以往唐史界对此似乎注意不够。本文依据日本史书，从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方面论述了中世纪的日本所受唐朝的重要影响，可供学界参考。

正 文

日本元正天皇养老四年（720）成书的汉文《日本书记》记载，推古天皇三十一年（623）七月，留学隋唐的学生福因，学问僧惠齐、惠光，药师惠日等回到日本，向天皇奏称：“大唐国者，法式备定，珍国也，常须达。”这些人又多次建议召回已经学成的留学生、学问僧，让他们在日本的各个领域发挥作用。以“大唐国为蓝本来建立‘法式备定’的天皇制国家”。〔1〕

自舒明天皇二年（唐太宗贞观四年，630年），至宇多天皇宽平六年（唐昭宗乾宁元年，894年），日本向唐朝先后正式派遣唐史20余次，除3次“送唐客使”、1次“迎入唐使”和2次未能成行外，实际入唐14次。〔2〕这些遣唐使和随船的留学生、学问们，在唐朝如饥似渴地学习着。特别是留学生进入唐朝国子监系统学习唐文化，据送唐客使伊吉博德记载，”所朝诸蕃之中，倭最胜”〔3〕。大批留学生学成回国，无不将其所学引进到日本，从上层建筑到经济基础，差不多接收过去了，真可谓“全盘唐比”了。本文以在日本史上占重要地位的“大化改新”、奈良文化和平安文化为例，略加考察，以见其是如何“全盘唐化”的。

一、重要制度的影响

公元645年6月，日本中大兄皇子联合中臣镰足发动政变，迫皇极天皇退位，拥立孝德天皇即位。中大兄以太子身份摄政，中臣镰足为内大臣，“据宰臣之势，处官司之上”，“进退废置，计从事立”。〔4〕长期在华留学的高向玄理、学问僧僧旻这时被任命为国博士，充当最高国务顾问。学问僧灵云、惠云等亦因参预改新而被列为“十师”。大化二年（646）元旦，孝德天皇颁诏“改新”。首先是废除皇室和贵族的领地及部民，一律改归国有，变为公地、公民。与之相应的经济措施便是效法唐初实行的均田制，施行了“班田收授法”，每6年按人口班给口分田一次，6岁以上的男子授田2段〔5〕，女子为其2／3，私奴婢给良民的1／3，死后归公。受田人承担租税，一如唐朝的租庸调制：租为每段2束2把〔6〕，庸为每人每年10日，调为每户交布1丈2尺。到文武天皇大宝元年（701），又颁《田令》，规定“凡给口分田者，男二段”，“凡国郡界内，所部受田悉足者为宽乡，不足者为狭乡。”《田令》中还规定：“凡职分田，太政大臣卅卌町，左右大臣大卅町．大纳言廿町”，“凡内外诸司公厩田，交代以前种者，入前人”。又有：“正丁（21岁至60岁）每人每年服役十日，次丁减半”〔7〕。“调”则分两种，有“田调”、“户调”之分。由此《田令》可见，不仅“口分田”、“职分田”、“公厩田”、“宽乡”、“狭乡”、“正丁”、“次丁”，租庸调等等名称均与唐朝相同．而日具体条文也颇相近。

在政治体制方面，“大化改新”废除了世袭氏姓贵族的称号臣、连、国造、伴造等，制定新官制和冠位制，确立中央集权制度。大化四年，根据国博士高向玄理和僧旻制定的方案，设置了二官、八省、一台的中央官制和国、郡、县三级地方行政体系。其太政大臣、左大臣、右大臣．号称“三公”，与唐朝的太师、太傅、太保相当。左、右大臣之下有大纳言、少纳言、左辨官、右辨官。左辨官掌中务（管修史、天文）、式部（管官吏任免）、治部（管贵族婚娶、对外事务）、民部（管户籍、民政）四省。右辨官掌兵部（管用兵、治军）、刑部（管司法、刑罚）、大藏（管财政、利税）、宫内（管官田、官营手工业）四省。这与唐朝的尚书省下设吏、户、礼、兵、刑、工等六部极为相似。弹正台，主监察，分设于各郡，正相当于唐朝的御史台，监察各级官吏。地方的国、郡、县也是参照唐太宗时的道、州（府）、县三级而设，分别由国司、郡司、里长掌管。

在军事方面，大化二年，日本仿唐朝的府兵制，建立起”防人制”。京师（今大阪）置五卫府，东国及九州等边塞重地设置军、团、防、戍，征集农民当兵，3年一轮代。其卫府、军团、防戍的设置以及“民兵合一”的情况，恰恰表明是搬用的隋唐之际的府兵制度。

推古天皇以前，日本并不知道什么叫做律法，舒明天皇十二年（唐太宗贞观十四年，640年）回日本的留学生高向玄理、学问僧南渊请安等，首次将唐高祖、太宗时制定的《武德律》、《武德令》、《贞观律》、《贞观令》、《贞观格》、《贞观式》等法律条文带回去。“大化改新”之前，中大兄与中臣镰足还曾向南渊请安学周、孔之教。据日本学者的考察，“大化改新”所颁律令，与唐朝律令相同、相似的条文竟多达420余条。其后，天智天皇颁布的《迈江律令》，沿于唐太宗《贞观律令》。天武天皇颁布的《天武律令》，则以唐高祖《武德律令》、唐太宗《贞观律令》、唐高宗《永徽律令》为蓝本制定。到文武天皇大宝元年（武则天长安元年，701年），新颁布的《大宝律今》更直接仿效唐高宗时由长孙无忌主持编纂的《唐律疏仪》而成。其中．笞、杖、徒、流、死刑及“六议”、”八虐”，分别脱胎于唐律中的五刑、八议、十恶。《大宝律令》为日本史上趋于完备的一部成文法典。元正天皇养老二年（唐玄宗开元六年，718年），又颁布了《养老律令》，对《大宝律令》作出进一步修订。从而在法律上肯定了“大化改新”的成果，确立了以天皇为中心的古代天皇制。“大化改新”以后，自天智天皇至丰臣秀吉的数百年间，日本始终沿用唐律。因此，日本学者桑原骘藏曾经这样说过：“奈良至平安时期，吾国王朝时代之法律无论形式与精神上，皆依据唐律。”〔8〕所谓“奈良至平安时期”，即公元710年至1192年，正相当于唐玄宗至南宋孝宗前后。

在确立起以大唐国三省六部制和郡县制为蓝本的中央与地方行政体系，以均田制和租庸调制为蓝本的田制和税制，以府兵制为蓝本的防人制，以唐律为蓝本的律令体系的天皇制政体的同时，日本才正式有了国名和纪年，这也是接受唐文化的直接产物。

日本原来并没有国名，中国唐朝以前一直称之为“倭”、“倭国”、“倭奴国”，含有“多山之地”的意思。7世纪初，推古天皇即位，圣德太子摄政，方在“倭”字之前加了一个“大”字，称“大倭”，后来演变成“大和”，日本民族也称“大和民族”。“倭”是中国为之所起国名，“日本”这一国名，是唐朝时出现的。

早在隋朝，其王致书炀帝即自称“日出处天子”。〔9〕其后，遣唐使“自言国近日所出，以为名”。至武则天时，唐朝称其为日本。张守节《史记正义》载：“倭国，武皇后改曰‘日本’。”“日本”二字作为国号，首先载于日本史籍者，便是养老四年由太安麻吕与舍人、宗王等修成的汉文《日本书纪》。书中，将“倭”、“大和”等对日本的古称均改为“日本”，这是“日本”这一国名在日本官方文献中的最早记载。“日本”这一国名的产生，深深打上唐朝文化的烙印。国号如此，年号的起用也如此。天皇制建立之初，并无年号，只是某天皇某某年，如推古天皇三十一年。孝德天皇即位后，仿效唐朝，于公于645年起用“大化”这个年号。从此，在日本史上便有了天皇号及年号这一纪年的定制，沿用至今未改。

唐朝的都市建筑制度，在世界建筑史上是一大创举。日本在“大化改新”后逐渐接受了建立统治中心的意识。圣武天皇时，太政官奏议：京师乃帝王所居，万国朝宗之地，如不壮丽，将何以表德！〔10〕于是，日本先后在奈良、京都建起了藤原京、平城京和平安京。虽然它们占地面积不等，但都是仿照唐朝长安城的规模修筑的。其中，奈良的平城京最为典型。“面积有长安的四分之一，东西三十二町，南北三十六町”，宫城位于城的中轴线北部，棋盘式的街道划出方块形的坊里，街巷中线都直对一个城门，设东市、西市。中轴线大街亦称“朱雀大街”，青瓦、红柱、粉墙、各宫均挂扁额，建筑壮观。日本史家称之为“富有国际性的小长安”〔11〕，是符合实际的。唐代的长安城原貌已不复存在，平城京却成为今天研究唐代城市建筑的一座珍贵的实物模型了。

二、思想文化的影响

由于遣唐使和回国留学生的推动，日本国还广泛地吸收和仿效大唐国的礼仪、服饰等项制度，以至影响到日本的某些民族风俗的形成。

遣唐使中的大使、副使或判官，大都通晓经史、长于文学。他们回国后，不少人位列公卿，因而在仿效或移植大唐国的制度、文比方面有着重要作用。元正天皇养老二年，遣唐押使多治比县守回国，不久即为中纳言。次年正月举行朝见仪式时，他穿着唐玄宗所赐朝服朝见天皇，赞口不绝地夸耀其朝服的优美雅致。诸大臣纷纷仿效，从而带动了上层社会的移风易服。二月间，天皇下诏，天下百姓衣服一律仿唐模样，改为右襟。〔12〕吉备真备，养老元年作为留唐学生入长安学习经史，历时18年，于天平六年返日，带回《唐礼》即《大唐开元礼》130卷。胜宝四年，作为副大使再度入唐，返日后在太宰府任大贰，为东海、南海、西海各道节度使，造棉质袄、胄20250具，完全仿照唐朝的新式样，按五行配色，每4050具为一色。到大同二年（807），平城天皇再次下诏：“朝会之礼，常服之制，一准唐议”。所以，其文官的朝服，头戴冠免，身着大袖上衣，小袖内衣，下着外裤、内裤，有褶的夹衣卷起到腰间，脚着朝靴，与唐朝文官装束无差。弘仁八年（818），遣唐使羊官菅源清公任式部少辅，奏请朝廷规定天下礼仪，男女衣服悉仿唐制，五位官品以上的位记都改汉式。嵯峨天皇又一次下诏 ：“朝会之礼、常服之制、拜跪之等，不分男女，一准唐仪。”〔13〕。清和天皇时，还曾仿照《大唐开元礼》，新修奠式制，颁行全国。日本高松冢出土的古墓壁画中有穿唐服的男女人像，足以证明唐朝服装东传日本的真实性。半个世纪前，郭沫若曾有过一段论述，可谓很好的解释：“中国在隋唐以后，经过好些的异族蹂躏，古代的衣冠文物每荡然无存而又另起炉灶。日本则因为岛国的关系，没有受到这种外来的损害，因此隋唐时代的封建文物乃至良风美俗，差不多原封不动地还被保存着。”〔14〕

日本还有大量引进唐朝思想文化的记载，包括语言文字、学校教育、书籍编纂、文学艺术等等。先说语言文字。汉字东传之前，日本“无文字，唯刻木、结绳”。5世纪时，在移居日本的汉人帮助下，相当一部分日本人已经能够准确使用汉语了。当时，倭王武即用熟练的汉语给南朝宋明帝写过一道奏表。他们称汉语为“真名”，最古的日本书籍都是用这种“真名”写成的。留唐学问僧空海，曾经编成日本史上第一部“真名”字典---《篆录万象名义》30卷。元正天皇养老四年下诏，要求遵照唐朝僧人道荣和学问僧胜晓等的发音，强调“不得自出方法，妄作别音”。〔15〕圣武天皇天平八年(736),遣唐副使中臣名代邀请唐人衰晋卿赴日,天皇赐姓清村宿祢,官位从五位下,任太学音博士、太学头、协助吉备真备等太学教授讲授汉语音韵，矫正“吴音 ”，普及“唐音”即“汉音”。〔16〕很快，善于学习外来文化的日本民族便创造出以汉字为音符的“万叶假名”，为日本语言文字的诞生并取代汉字开辟出道路。但用汉字作音符，书字很不方便。奈良末期至平安前期，“平假名”、片假名“相继产生。据传说备真备利用汉字楷书偏旁创造了日语标音文字---片假名，从此，日本有了自己的文字。后来留唐求法僧空海（泓法）又利用汉字草书体创造日本行书假名----平假名。汉字词汇至今在现代日语中仍占相当比重，1981年日本国语审议会通过的《常用汉字表》确定日本常用汉字为1945个。〔17〕

再说一下学校教育的情况。圣武天皇在位期间，开设进士科，并创立了日本国的教育制度。京都设置”太学寮“，隶属于式部，招收五位以上的贵族、官僚子弟。地方设置“国学”，隶属于国司，招收一般小康之家子弟。其学科科目有“明经”、“纪传”两道。“明经”道，习《尚书》、《周易》、《毛诗》、《周礼》、《礼纪》、《春秋》、《论语》、《孝经》。“纪传”道，习《史记》等“前四史”、《晋书》、《文选》、《尔雅》。这同唐朝的国子学、太学，简直是如出一辙，别无二致。在“太学寮”、“国学”任教人员，多是遣唐使及留唐归国生。如随遣唐使留学的膳大丘，学满回国即任教“太学寮”，专门传授儒学。神户天皇景云二年（768），奏准奠孔子为文宣王。在此前后，天皇还曾下诏，令天下家藏《孝经》一本，精勤诵习，倍加教授。儒学自6世纪初传到日本，直至20世纪的千余年间，一直影响着日本人的思想和行为。〔18〕

关于史书的编纂．文武天皇庆云八年，太安麻吕用“万叶假名”编纂了日本现存最早的史书——《古事纪》3卷。天武天皇诏太安麻吕与舍人、宗王编纂《日本书纪》，正元天皇养老四年完成30卷。其后，又有《续日本记》。嵯峨天皇弘仁十年（819）又敕令编纂，至承和七年（840）由藤原绪嗣等纂成《日本后记》40卷，为平安早期的基本史籍。仿效唐朝修纂皇帝实录，日本也出现了《文德实录》、《三代实录》等史书。《日本书纪》、《续日本纪》、《日本后纪》、《续日本后纪》以及 文德实录》、《三代实录》等汉文史书，被称为“六国史”，无论史家观点，还是编纂体例，都深深打上了唐朝修史的诸多印记。就连图书分类，也是照搬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而长期沿用。

以唐诗为主体的中国文学作品大量输入日本，使日本文学产生了全盘唐化的倾向。奈良、平安两朝的文坛，掀起学习唐诗热潮，上至天皇，下至文士，竞相模仿，作诗唱和。学问僧空海回日本后著有《天镜秘府论》6卷，精详地介绍了唐诗的平仄、对偶等基本要素。其后，近体诗风行，与唐诗相比毫不逊色。天平胜宝三年，第一部汉诗集《怀风藻》问世，收录汉诗120首、作者64人。平安时期，汉诗集巨编《文华秀丽集》等先后推出。仅《经国集》就收录178人所作汉诗900余首、赋51篇。这些诗集，再现着唐初宫廷文学的流风余韵。嵯峨天皇弘仁二年（811）前后，第一部小说《竹取物语》问世。此后，日本古典小说逐渐发展起来。迄今，日本文学家公认：“现代的日本文学和其他方面一样，以极其丰富的泉源吸收其力量，如中国古典的影响。”〔19〕

“奈良时代以后，圣武天皇的天平年间，日本的家庭中和奈良的佛寺中，中国音乐是有最大势力的。”〔20〕日本学者田边尚雄的这一番话，足以表达唐朝歌舞艺术在日本的影响力。文武天皇太宝元年（701），仿唐制设置了“雅乐寮”，有“唐乐师”、“伎乐师”等专门培训“唐乐”艺伎。同时，不断聘请唐乐名家赴日传授伎艺。天平神户二年（766），唐人皇甫东朝、皇甫升女合奏“唐乐”令天皇沉醉，即授其二人叙位官阶五位下，第二年又任命为雅乐员外助。仁和承明元年（834），遣唐使团中有精于弹琴的良岑长松和擅长琵琶的藤原贞敏，作为从六位下的准判官同行。藤原贞敏在长安拜刘二郎为师学弹琵琶，数月之内“极其妙”，刘二郎颇为赞赏，赠他紫琵琶两个、曲谱数十卷，并将心爱的女儿（琴筝能手）嫁给他。藤原贞敏回日本后，在“雅乐寮”任“雅乐助”、“雅乐头”等要职，并“定琵琶四调传于世”，〔21〕成为日本音乐舞台上一代琵琶权威。此外，遣唐使还带回大量乐书和乐曲，主要是唐宫廷乐舞。这些乐舞如《秦王破陈乐》等在日本风行一时，不仅古代宫廷经常演奏，现今社会中仍然不时公开演出。

除此而外，诸如围棋、相朴、汉方医学、茶道、日本佛教艺术的黄金时代等等，无不从各个侧面展示着日本文化在“大化改新”至平安时期全盘唐化的倾向。

日本民族奋发进取的精神，善于吸收世界先进文化的特点，使其始终保持着飞速前进的势头。日本学者木宫泰彦总结7—10世纪唐朝文化对日本文化发展的影响之后，有一段值得引人深思的论述：“唐朝三百年间，由于学生、学问僧学来和带回的中国文化产物，不断给予日本新的启迪，中国前进，日本也前进。因此，日本的文化一刻也没有停滞，不断吸收中国的优点，经过整理提炼，咀嚼融化，终于在平安朝中期以后，在各个方面都逐渐摆脱了唐风，产生了优美、典雅的日本文化

注释：

〔1〕井上清：《日本历史》（上）第61页。

〔2〕多数中日史学家认为是13次，郭沫若在《出上文物二三事》一书中认为是14次，也有认为超过20次的。

〔3〕〔4〕《日本书记》，齐明天皇五年引《伊吉博德书》；孝德天皇即位前纪。

〔5〕1段相当于11．9亩，10段为1町。

〔6〕稻谷抓满3次为1把，10把为1束。

〔7〕仁井田升：《中国法制史研究》第121---128页。

〔8〕桑原骘藏：《中国古代之法律》，《学术月刑》1958年第4期。

〔9〕《隋书》卷81，《东夷、倭国传》。

〔10〕《续日本纪》神龟元年十一月。

〔11〕井上清：《日本历史》（上）第67—69页。

〔12〕《续日本纪》养老三年二月壬戌。

〔13〕〔15〕以上引文分见《续日本后记》大同二年六月丁戍：承和九年十月丁丑；《读日本纪》养老四年十二月。

〔14〕《日本民族发展概况》，见《沫若文集》第12卷。

〔16〕“吴音”，指古代江浙地区的字音；“汉音”，指古代长安、洛阳等地传到日本的字音。

〔17〕参见黄国雄等《日本〈常用汉字表〉的日汉读音对比》《厦门大学学报》1981年3期

〔18〕参见日本外务省编《今日的日本》第136页。

〔19〕日本外务省编：《今日的日本》第127页。

〔20〕《中国音乐在日本》，见《光明日报》1956年10月12日。

〔21〕《大日本史》卷343。

〔22〕《日中文化交流史》第198页。

日本岛最近也是在三万年前就已经有人类生活的遗迹了。当时处于石器时代。日本学者把旧石器文化(包括中石器)叫做“先绳纹文化”或“无土器文化”。日本旧石器文化分为前期和后期，大约3万年以前的为前期，占多数；3万年至1万年前的为后期，数较少。前期旧石器以打制的原始石核石器、手斧和砍砸器为代表。后期旧石器以打制的石片石器为主，其变迁次序为刀形器在前，尖状器在后。此外还有刮削器和雕刻器等石片石器。日本的远古人类，会打击制造简单的生产工具，从事狩猎和采集。当时人们居住在洞穴里。至中石器时代后期，住在竖穴式屋中。火可能已被人们利用。在静冈县休场遗址和上野遗址中，发现了列石成圆形的遗址。有人推定为炉址。那么，这些人是从哪儿来的呢？一些日本学者认为是远古时代从中国、朝鲜半岛等一些地区过去的，因为日本语在语法结构、音韵组织方面具有蒙古语和朝鲜语的一些共同特点。

从文字方面来看，最起码在公元3世纪的邪马台国时代，日本就已经有懂汉字、甚至能写表文的人了。但正式把文字和儒学传到日本的则是在应神天皇时期，这位文化使者就是传说中百济国的王仁。王仁是百济国派去的，他随身带了《论语》十卷和《千字文》一卷，这十一卷书籍均为中国典籍。现在学术界对是否有王仁其人尚存争议，但在王仁之前很早的时候，朝鲜半岛的乐浪郡就居住着王姓汉人豪族，百济国建立后，人们用中国汉人担任文化教育方面的职务是完全可能的。而当时，日本对百济在政治上处于优势地位，把这些有文化的汉人从百济接到日本是非常正常的事。我想，就算‘王仁’这个人不一定真的存在，但他这样的文化传播者应该还是有其很多的。

说到邪马台国，就不得不说说卑弥呼女王和壹与女王。邪马台国出现在日本九州北部，其领土约以博多湾为中心的100公里之内，是当时日本岛上的众多国家之一。公元238年6月卑弥呼女王派遣大夫难升米、副使都市牛利等官员携带男奴4名、女奴6名及斑布2匹2丈作为供品，从北九州海滨乘船前往中国。

大化改新效仿中国唐朝的政治经济制度进行的。其内容主要有政治和经济两方面的内容。在经济方面，废除部民制，建立班田收授法与租庸调制。在政治方面，建立中央集权天皇制封建国家。这次改革虽然不是很彻底，但是其为日本以后的繁荣奠定了基础，是日本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标志。

说到东渡，我想中国人知道最多的应该是徐福渡日吧！据说徐福东带去了3000（这个数字不一，也有些地方记载不是三千人）童男童女，按此说法再加上百工以及船夫，这个数字远远超过了3000。按照一条戈船能载3百人计算，至少需要十余艘，按照一条大翼船载1百人计算，则需要三十余艘。这些船在海上不可能连在一起，随着对马暖流、风向等的影响，应该有些船被打翻沉入海底，有些漂到了其他地方，有些则到了日本。就像蒲公英一样，这些人应该最终在好几个地方登陆了，而不可能只是到了日本。

有关秦人东渡日本的记录在日本的古籍中略有记载，比如《日本书纪》钦明元年载“八月，······召集秦人、汉人等诸蕃投化者，安置国郡，编贯户籍。秦人户数总七千五十三户”。这些人中应该包括了在日本出生的秦人后裔。

除了直接到日本的中国人，还有人是从朝鲜半岛渡日的，尤其是公元前108年，汉朝在朝鲜设立了乐浪、临屯、玄菟、真番四郡后，汉人迁居朝鲜半岛者日益增多，其中不少工匠通过半岛南端前往日本，而日本也有意识地派人到半岛去招收汉工匠。《日本书纪》雄略纪中就记载：雄略大王派欢因知利与弟君等，一同前往新罗、百济等国，让半岛诸国贡献‘巧者’（即工匠）。最后从百济带回‘手末才伎’。百济所贡的这些工匠，很多都是汉工匠及其子孙，其中不乏中国和百济混血后的后代。

LZ如果有时间希望你能找一本名叫《汉唐文化与古代日本文化》的书来看看，里面对日本奈良时代以及之前的中日交流史有很详尽的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