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世闻名的古都长安和三秦大地，有着十分深厚的历史积淀和非常丰富的文物古迹，为西北大学历史、考古学科的建立和发展营造了得天独厚条件。

西北大学考古学科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1938年，西北联合大学南迁汉中城固时，历史系就成立了考古委员会，陆懋德教授等对张骞墓、樊哙墓等进行调查和发掘，发现“博望侯印”封泥和绿釉陶器座等一批珍贵文物，并发表了《发掘张骞墓前石刻报告书》。1939年，西北联大改名国立西北大学，历史系成立了考古室，组织师生对汉中地区的文物古迹进行了调查。在此基础上，陆懋德教授等先后发表了《汉中各县诸葛武侯遗迹考》和《汉中地区的史前文化》等论文，周国亭发表了《勉县考古记实》等。这是西北大学最早的考古活动。

1938年，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先驱者之一黄文弼，到西北大学历史系任教授。1942年任历史系主任，开设了考古学、史前史等课程，并从事西北史地和考古学研究。1943年受西北大学委托第三次赴新疆考察，考察重点在教育文化及古迹古物等（他在1927至1930、1933年，参加了瑞典学者斯文赫定发起的中瑞科学考察团，对以新疆为重点的西北文物进行了调查）。任教期间，先后撰写了《罗布淖尔考古记》、《张骞通西域路线考》、《吐鲁番古代之文化与宗教》等专著和论文。

1940年秋，国民政府教育部组织了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王子云任团长。对河南、陕西、甘肃等地的文物古迹进行了调查，获得了大量的资料。1945年4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将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累年所得的各类文物、拓片、模型、石窟临摹、绘画、照片等资料100多种，计2000余件全部拨归国立西北大学，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与原有历史系考古室合并，成立了西北文物研究室，王子云随调西北大学任教授，并担任西北文物研究室主任。之后王子云等积极开展相关资料的整理和调查研究，在西安郊区发现史前文化遗址多处，其中在鱼化寨遗址获得一批陶、石、骨器等。著有《中国历代应用艺术图纲》、《西北史迹文物踏查纪实》、《汉唐陵墓图考》、《唐韦顼石椁发现记》、《古杜国考》等论著。此外，还举办有关金石拓片及汉唐陵墓艺术等专题展览，对历史学科的教学与科研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947年5月，为推动西北地区文化古迹的研究，历史、边政两系学生成立了考古学会。组织会员利用星期日分赴市郊考察古迹，利用假期赴甘肃洮河流域考察石器时代遗址，并将考察之成果，精制成三集照片展出。1948年暑假，边政学系21位学生对甘肃、新疆的少数民族文化和文物古迹进行了4个多月的实习，实地考察了敦煌莫高窟、焉耆唐代古城、库车千佛洞等古迹。此外，还邀请著名学者裴文中作“北京人”和“渭河、洮河流域古代人类文化之新发现”等学术报告。

1951年，陈直先生在历史系开设“考古学通论”课。1954年，陈直受聘担任文物陈列室主任。1955年，北大考古专业应届毕业生李家翰先生被分配来校任教，为考古教学增添了新生力量。

这一时期，武伯纶、刘士莪等组织历史系的师生参加了麦积山石窟勘察、新疆文物普查、西安白家口汉墓的发掘、咸阳底张湾北周隋唐墓发掘等工作。这些工作不仅积累了最初的田野考古经验，而且为西北大学考古专业的创立奠定了基础。 基于当时国家对文物考古人才的迫切需要，在郑振铎（时任文化部副部长兼文物事业管理局局长、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冶秋（时任文物事业管理局副局长）和尹达（时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夏鼐（时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等国家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和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领导的关心下，1956年，历史系首先在54、55级历史专业选出部分学生，成立考古班。其后设立了考古专门化，考古专业正式创立。同年成立了考古教研室，马长寿先生任主任，陈直先生任副主任，教师有刘士莪、李家翰等。“西大考古专业的成立，在某种意义上说，代表了陕西乃至中国考古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石兴邦：《纪念西北大学考古专业成立40周年贺文》，载《考古文物研究》第1页，三秦出版社，1996年）。

从1956年开始，考古专业逐步建立了较为系统的教学与人才培养体系。考古教学除本校的几位老师（马长寿、陈直、刘士莪、李家瀚、贾德耀、蔡尔轨等）承担外，还聘请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郭宝钧、石兴邦、金学山、杨泓、郭仪孚、王伯洪、林寿晋、马得志等相继来校分段讲授石器时代考古、商周考古、秦汉考古、隋唐考古及考古技术课，形成了一支阵容强大，知名度很高的教师队伍，开始了较为系统的考古教学活动。

时任校长侯外庐还邀请埃及开罗大学考古学家埃米尔教授、日本东京大学考古学家原田淑人教授、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陈梦家教授等作考古学术报告，在西北大学形成一股考古热。

除了系统的考古学理论教育外，还十分重视田野考古实践教学。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初，考古专业师生先后参加了西安唐兴庆宫、铜川耀州窑等遗址的发掘。1958年，在蔡尔轨老师的率领下，考古班的学生参加了宝鸡北首岭遗址的第一次发掘。1960年，56级考古班学生参加了陕西彬县（今属长武县）下孟村遗址的发掘，首次发现了仰韶文化半坡类型早于庙底沟类型的地层证据，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

专业创立以来，曾琪、段浩然、黄碧芳、高建民、韩伟、韩保全、郭长江等先后留校任教，教师队伍不断壮大。1961年，考古专门化改称考古专业，但不久由于国家处于困难时期而精简专业，考古专业被迫停止招生。考古教学活动处于停滞状态。

1972年，考古专业恢复招生，考古教研室重建，陈直任主任，刘士莪任副主任。之后，王世和、戴彤心、段连勤、孔哲生、肖安顺等先后到西北大学考古专业任教，考古专业的教师队伍得以重建。特别是有丰富田野考古工作经验的戴彤心、王世和的任教，使西北大学田野考古发掘教学与研究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1973年，刘士莪、张洲与西北大学地质系共同发掘了韩城禹门口旧石器时代遗址。同年，刘士莪、王世和、段浩然、段连勤指导72级考古班学生参加了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唐墓发掘。1974年，刘士莪等带领74级考古班部分学生，与北京大学、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合作，发掘了周原凤雏和召陈建筑遗址、庄白青铜器窖藏和云塘制骨作坊遗址等。同年王世和、孔哲生等指导74级考古班学生，参加了临潼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1975年，贾正中带领74级考古班参加了河南安阳殷墟遗址的发掘。上述发掘不仅均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也在实践中锻炼了教师，培养了学生。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从1956年考古专门化以来，共培养了7届130名学生。他们后来成为我国各地考古学教学科研骨干力量和著名学者的优秀学生，在我国的文博考古事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不少人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这一时期考古专业的科学研究方面也产生了一批新的成果，促进了西北大学的文物研究。其中马长寿在20世纪60年代初撰写的《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充分利用碑刻文字资料，对关中古代部族的名类渊源、地域分布、姓氏变迁、婚姻关系、部族人融合等问题进行了考论。陈直著有《关中秦汉陶录》、《秦汉瓦当概述》等论著，其中《秦汉瓦当概述》一文对秦汉瓦当的文字书体及规格、断代及分期、制法及窑址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论述，至今对秦汉瓦当的研究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1977年恢复高考后，随着我国教育改革的发展，考古专业的发展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教学与人才培养体系进一步完善，科学研究也有了长足的进步，奠定了考古专业进一步发展的坚实基础。

1980年以后，刘士莪任考古教研室主任，考古专业在专业和学科建设方面不断发展。1986年获考古学及博物馆学专业硕士学位授予权。1988年西北大学与陕西省文物局联合成立了文博学院，增设了博物馆学专业，成立了文博教研室，王世和任主任。1989年，增设了文物保护技术专业。1991～1994年，戴彤心任考古教研室主任。1994年起王建新任考古教研室主任。2002年，考古专业被评为陕西省首批普通高等院校名牌专业。2003年，考古学及博物馆学专业获博士学位授予权，同年成立了考古学系（含考古学、文物保护技术两个本科专业），由王建新任主任。2004年，成立了西北大学文化遗产与考古学研究中心，并与陕西省文物局联合成立文化遗产保护规划中心，建立了考古技术与文物修复实验室，大大改善了教学科研的条件。2005年，西北大学文化遗产与考古学研究中心被批准为陕西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同年，与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和西安文物保护修复中心联合组成的“砖石质文物保护科学研究基地”通过专家组评审，成为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2006年，西北大学与陕西省文物局联合成立了文化遗产学院，进一步加强了文化遗产保护、规划与考古学的教学与研究。经过多年的建设，逐步建成了本科、研究生（硕士、博士）人才培养体系，成为我国文物考古高级专门人才的培养和科学研究重要基地之一。

在教学方面，早在20世纪80年代，考古教研室就组织编印了《原始社会考古》、《商周考古》、《战国秦汉考古》、《隋唐考古》等系列教材和参考图录，邀请苏秉琦、安志敏、李学勤、张光直、田边昭三等著名学者先后来校讲学。1994年开始，考古专业的课程体系做了较大的调整，新开设了专业基础课“中国考古学通论”，传统的旧石器时代考古、新石器时代考古、夏商周考古、秦汉考古、魏晋南北朝考古、隋唐五代考古、宋元明考古等7门课程成为方向性的专题课。新的课程体系进一步加强了田野考古学、考古技术课程的教学。在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文物保护修复中心、陕西历史博物馆、西安半坡博物馆、秦始皇陵兵马俑博物馆、汉阳陵考古陈列馆、乾陵博物馆、法门寺博物馆、周原博物馆、宝鸡青铜器博物馆、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的支持下，建立了十多个稳定的教学实习基地，逐步建立了由课程实习与综合实习构成的实践性教学体系，形成了专业基础理论知识与实际工作能力相结合、课堂讲授与田野考古发掘、博物馆实践相结合的特色。2003年，对教学内容又进行了改革，修改制定了各门主干课程的教学大纲，加强了重点课程的建设。赵丛苍教授主持的《科技考古学概论》被列入国家级精品课程（2005年），张宏彦教授主持的《史前考古学》（2004年）被列入陕西省精品课程，有“中国考古学通论”、“田野考古学”、“新石器时代考古”、“隋唐考古”等课程被列入西北大学重点课程建设项目。教材建设的速度也进一步加快，赵丛苍、张宏彦、钱耀鹏教授编写的教材《科技考古学概论》、《中国史前考古学导论》、《考古学概论》先后被列入国家“十五”、“十一五”教材建设计划，由高等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了《中国史前考古学导论》（2003年）、《科技考古学概论》（2006年）教材。1993年9月，王世和教授主持的“考古专业电化辅助教学体系的建设”获陕西省人民政府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1999年，王建新、张宏彦、钱耀鹏等的“考古专业教学实践的改革”获西北大学教学成果二等奖；2001年，钱耀鹏教授获西北大学第一届教案展评（新石器时代考古）一等奖；2003年，钱耀鹏教授获西北大学第二届教学质量奖二等奖；2004年张宏彦教授获西北大学第二届教案展评（中国考古学通论）一等奖， 2004年张宏彦获西北大学教学质量优秀奖一等奖，2005年张宏彦编著的《中国史前考古学导论》获西北大学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和陕西省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

在人才培养方面，多年来考古专业始终坚持“宽口径、厚基础、高素质”的人才培养思路，强调“三个重视”，即重视专业基础教学，重视知识视野拓宽，重视实践教学环节，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文物考古高级专门人才。从1977年至2006年，考古专业连续招收本科生27届（含2届专升本班），毕业571人；招收硕士研究生共20届，毕业获得学位者83人。从1985年开始，招收博物馆专业、文博专业专科生10届共250人。毕业生分布在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内蒙古、山西、河北、北京、天津、吉林、辽宁、黑龙江、山东、河南、西藏、广东、海南、湖南、湖北、安徽、江西、江苏、贵州、四川、重庆等20多个省区和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其中陕西地区文物考古研究和管理机构的业务人员90%以上、西北地区70%以上均是我校的毕业生。这些毕业生或已担任了省、市文物主管部门、文博单位的领导职务，或已成为国内外知名的专家及各省区文博考古研究机构和高校的业务骨干。此外，多年来还承担了陕西省和国家文物局的培训工作，培训了文物干部数百人。特别是2003、2005、2006年先后承办了三期全国省级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管理干部培训班，培训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的文物考古研究所所级领导73人。

在科学研究方面，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考古专业充分利用陕西及西北地区丰富的文物资源，配合田野考古教学进行田野考古发掘，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文物考古研究，形成了若干稳定的研究方向，出版和发表了大量的研究论著，取得了显著成就。

1980年，戴彤心、张洲指导77级考古班，主持发掘了陕西华县梓里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了一处仰韶文化早期墓地和客省庄文化聚落遗址，出土了大量的陶、石、骨器等。

1981年戴彤心、肖安顺带领78级学生参加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咸阳秦宫殿遗址的发掘。

1982年，王世和、张宏彦指导79级考古班，主持发掘了陕西商县紫荆遗址。发现了老官台文化、仰韶文化、屈家岭文化、客省庄文化的大量遗迹、遗物。

1983年戴彤心、段浩然带领80级考古班学生参加中国社会科学考古研究所临潼白家村老官台文化遗址的发掘。

1984～1987、1991、1993年，王世和、张宏彦、王建新、钱耀鹏等主持发掘了陕西扶风案板遗址。发现了大量有重要学术价值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时代早期的遗迹、遗物。先后有81级、84级、90级考古班和双学位班、85级文博班、陕西省有关县市的文物干部、外国留学生等共计百余人参加了案板遗址的考古发掘实习或培训，成为20世纪80年代培训学生最多的考古实习基地。

1985年，刘士莪等主持发掘了西安老牛坡遗址（含许家寺地点），至1989年，共发掘了六次，发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存和商代的墓地、车马坑、建筑基址等一批十分重要的遗迹、遗物。先后有83级、86级考古班和部分研究生在此进行了考古实习，取得了教学与科研双丰收。

1985年，戴彤心、张洲、王维坤等指导82级考古班发掘了陕西宝鸡石嘴头遗址。发现了龙山时代窑洞式居址和大量的陶、石、玉、骨器等。

1988年，戴彤心和傅勇等，率领85级考古班发掘了青海化隆县四更卡拉遗址，为研究卡约文化提供了新的资料。

1990年，王世和、张宏彦、钱耀鹏带领87级考古班学生和日本留学生加藤隆也，参加长安北塬（风雷仪表厂）汉、北周、隋、唐墓的发掘。同年，刘士莪、赵丛苍指导88级考古班首次发掘了陕西城固宝山遗址。至2001年，宝山遗址共发掘了3次，发现有大量商时期的烧烤坑、建筑基址、墓葬等，为探索汉中地区巴蜀文化提供了新的重要资料。

1991年，赵丛苍、张克平指导89级考古班部分学生，发掘了新疆维丄吾丄尔自治区乌鲁木齐柴窝堡遗址和拜城县克孜尔墓地。

1993年，戴彤心、段浩然、冉万里率领部分学生首次发掘了校园内的唐太平坊和实际寺遗址。之后，累积历年发掘和收集的校园文物，在西北大学历史博物馆内设立了校园考古陈列室，成为西北大学的一个特色和亮点。

1994、1995年，王建新、冉万里、指导91、92级考古班发掘了河南渑池班村遗址和山西垣曲古城镇遗址，并与相关科研单位合作，在班村遗址开展了动植物考古、环境考古、人类学等多学科综合研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1996年，王世和、赵丛苍、王维坤、张宏彦、周晓陆、冉万里、刘瑞俊等指导93级考古班发掘了西北大学桃园校区唐崇化坊遗址，出土了唐代“踏步”、唐三彩等大量遗物。

从1997年开始，考古专业开始承担国家基本建设重大考古发掘与科研项目。1997年由陈洪海、刘瑞俊主持发掘了河南小浪底水库区盐东遗址。1997至2004年先后由王建新、张宏彦、赵丛苍、钱耀鹏、陈洪海、冉万里、刘瑞俊主持发掘了重庆长江三峡水库区万州中坝子、上中坝、余家河、白河沟遗址，巫溪河坪遗址的发掘与研究。2006年，由陈洪海、冉万里主持发掘了南水北调河北涞水县西水北遗址，河南镇平县姚寨遗址。

从2000年开始，考古专业启动西北古代游牧民族文化调查研究计划。2000～2002年，王建新、刘瑞俊等与新疆、甘肃两省区的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开展了西北地区古代游牧民族文化遗存的调查与研究，试掘了甘肃安西潘家庄遗址、敦煌西土沟遗址。2003年，王建新主持了国家文物局重点项目“新疆东部及甘肃西北部秦汉时期遗迹的考古调查”，调查新疆哈密马鬃山区的相关遗存。2003年，钱耀鹏、陈洪海率领2000级考古班部分学生，参加了新疆伊犁尼勒克吉林台库区、特克斯恰卜其海库区古代游牧民族墓地的发掘，对研究战国至汉代游牧民族文化提供了新的重要资料。同年，赵丛苍带领2000级考古班部分学生,发掘了甘肃酒泉西河滩遗址，发现了早期青铜时代的聚落遗址，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2006年，由王建新主持，西北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南京大学部分研究生参加，发掘了巴里坤东黑沟遗址，发现了祭祀高台、居址、墓葬等一批重要遗迹，在古代游牧民族文化研究方面取得了若干引人注目的研究成果。

2003年，在陕西省文物局的支持下，西北大学考古学系与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合作，启动了“古豳地区域考古研究”项目，钱耀鹏等对陕西彬县、旬邑、淳化一带的古遗址进行了调查。2004年，陈洪海、刘瑞俊、陈靓老师指导2001级考古班学生发掘了陕西旬邑下魏洛遗址，发现了一批龙山时代窑洞式居址和陶窑，其中新发现了可能专用于烧制石灰的窑址。2006年，钱耀鹏、魏女指导2003级考古班学生，主持发掘了陕西淳化枣树沟脑遗址，发现了先周时期的聚落和大批极具特色的蛇纹陶器。对于研究先周文化的形成及与北方青铜时代文化的关系提供了有重要学术价值的新资料。

2004年，考古学系师生参加了由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西北大学、国家博物馆联合实施的早期秦文化研究项目，对甘肃东部礼县一带的古遗址进行了调查。2005年，王建新、赵丛苍、陈靓老师主持，指导2002级考古班学生发掘的甘肃礼县西山遗址，获得了大量墓葬、祭祀遗迹等早期秦文化的考古资料。

2005年，在多年对汉水上游城固宝山遗址和城洋青铜器研究的基础上，由西北大学、四川省考古研究院、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联合，启动了汉水上游先秦时期文化调查研究项目，赵丛苍主持进行了前期的调查工作。

在上述考古发掘、调查的基础上,近十年来，考古专业的学术研究一直保持着旺盛势头，在中国史前考古、夏商周考古、秦汉考古、隋唐考古、中外文化交流和中国古代文物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丰厚的成果。先后承担国家级、省部级、厅局级科研项目40余项。在各级各类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300余篇。其中在《考古学报》、《民族研究》、《考古》、《文物》、《中国史研究》等国内外权威和核心学术期刊上发表研究论文百余篇。出版学术著作25部、译著2部。其中，刘士莪教授的《老牛坡》、王世和、张宏彦教授等的《陕西扶风案板遗址发掘报告》、王建新教授等的《慈善寺与麟溪桥》、赵丛苍教授的《城固宝山遗址发掘报告》等集中反映了考古专业近年来田野考古发掘与调查的重要收获。此外，王建新教授的《东北亚的青铜器文化》、王维坤教授的《中日古代都城与文物交流研究》、戴南海、张懋镕教授等的《文物鉴定秘要》、张懋镕教授的《中国青铜器真伪鉴别》、周晓陆教授的《秦封泥集》、赵丛苍教授的《中国古代玉器》、钱耀鹏教授的《中国史前城址与文明起源研究》等和在国内外权威和核心学术期刊上发表的大量研究论文，集中反映了考古专业在中国史前考古、周秦汉唐考古和文物研究方面的重要研究成果，体现了专业稳定的研究方向和显著的学术特色。其中王世和、张宏彦等的《陕西扶风案板遗址发掘报告》、钱耀鹏的《中国史前城址与文明起源研究》获2003年获陕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王建新的《慈善寺与麟溪桥》、《东北亚系青铜剑分类研究》获2004年陕西省第七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赵丛苍的《城固宝山》获2004年陕西省第七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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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时悬棺究竟是如何被送上悬崖的呢？争议颇多且被教科书删掉的张衡地动仪真的是“造假”吗？在“四大发明”以外，中国古代到底有没有科技？神秘的“木牛流马”究竟长什么样？

1月10日，《中国古代机械复原研究》出版研讨会在北京维景国际大酒店召开，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所长、国际科学史研究院院士张柏春，清华大学科技史暨古文献研究所所长、国际科学史研究院院士冯立升，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刘兵，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教授王一方，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教授戴吾三，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孙烈等业内专家共同就“古代机械文明”展开了探讨。

《中国古代机械复原研究》出版研讨会以“再现中国古代机械文明”为主题。

李约瑟曾列举26种中国古代的杰出发明

一直以来，提及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人们往往会想起“四大发明”，但在“四大发明”之外，却往往知之不详。在“四大发明”以外，中国究竟有没有科技？答案当然是有。那么，中国古代科技在世界范围内究竟是什么发展水平？

著名科技史家陆敬严在力作《中国古代机械复原研究》一书中指出，中国科学技术在秦汉时期开始进入先进行列，而且在这一阶段出现的重要科技成果特别多，超过以往任何时期，比如秦陵铜车马、指南车、记里鼓车、三脚耧、独轮车、被中香炉、风扇车、龙骨水车、平织机、地动仪、水利天文仪器——浑象等。陆敬严认为，中国科学技术位于先进行列的时间应从秦陵铜车马算起。

20世纪80年代秦陵出土的铜车马，形态逼真、造型优美、结构复杂而完善，展现出秦代很高的科技水平和制造技术。

从什么时候起，中国的科学技术不再先进呢？陆敬严说，中国科学技术退出先进行列的时间约为明代中后期，也就是15-16世纪。这一时期的西方，正处于改变世界面貌的产业革命前夜，科学技术的进步十分明显。明代中晚期到清初，欧洲的科学技术水平总体上已经超过中国，这也从另一方面证明了中国科学技术先进的局面已经结束。

陆敬严在书中指出，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和发展机械的国家之一。历史上，中国机械技术曾长期保持世界领先，在农业、冶金、纺织、车船、军事、天文、钻井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就。英国学者李约瑟曾在其宏篇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总论中，以英文字母编号，列举了26种中国古代的杰出发明，并指出这些杰出发明在欧洲使用的时间晚于中国几个世纪到十几个世纪。这26种发明中，12种属于机械范畴，另有10种或多或少与机械有一定关系。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古代机械是古代科技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代机械技术的辉煌，其种类、数量和丰富的内涵，对我国乃至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都非常巨大。

英国学者李约瑟。

在研讨会现场，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社长温泽远向与会嘉宾介绍了《中国古代机械复原研究》一书的出版初衷和编辑经过。他表示，实际上这些中国古代的杰出成就，中国人了解的并不多，甚至非常不了解。《中国古代机械复原研究》生动形象地再现了中华古代机械技术文明的整体样貌，而且通过复原不同时期的机械制作成果，可以让更多读者了解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脉络，揭示其发展的轨迹和兴衰的历程，进而了解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

张柏春同样肯定了这部著作的重要意义和非凡价值，他表示，中国古代机械复原工作的人力、物力花费很大，见效又较慢，以往从事此项研究工作的人极少，在这片学术园地上有大批的空白，也很少有专著论及复原研究工作。但陆敬严一直没有放弃写一部完整的中国机械工程史的目标，先后撰写了《中国古代兵器》《中国科学技术史·机械卷》《中国机械史》等著作。

张柏春说，《中国古代机械复原研究》作为一部技术史专著，将古文献记载、考古资料和田野调查结合起来，进行机械的技术史研究和复原，不仅传承了刘仙洲先生的机械史研究方法，还发展了王振铎等先生开创的古代科技复原研究。“在多年的科研工作中，陆敬严教授实地踏勘西南古栈道，结合实际复原木牛流马；在江西贵溪仿古吊装悬棺，破解千古之谜；对古籍文献细致推敲，复原制作成多种军事机械他制作的近百种约150具大小模型展现了我国先人的智慧和巧思，再现中华古代技术文明。”

古时悬棺究竟是如何被送上悬崖的呢？

起源于武夷山及周边地区的悬棺，被认为是千古之谜，古时悬棺究竟是如何被送上悬崖的呢？陆敬严在《中国古代机械复原研究》一书中指出，根据古籍记载和实地调研，确定了悬棺并非依靠神或自然的力量，而是古代的一项起重工程问题，并归纳了升置悬棺的四种方法：吊升法、栈升法、堆土法和涨水法。其中吊升法使用最多，栈升法使用必须要有一定的栈道基础，堆土法的使用有限，涨水法的使用则更少。但无论何种方法，都要将起重和运输结合起来。那么，升置悬棺所使用的设备是什么呢？陆敬严在书中写到，升置悬棺所用的设备应是当时已有的起重机械，如杠杆、滑轮、辘轳、绞车、棍棒和绳索等。

四川和云南的交界之处有很多悬棺，悬棺葬的年代十分古老，从如今发现的悬棺葬遗存来看，最早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一直持续到元明时期。

悬棺，也是王一方最为感兴趣的内容。他在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教授生死哲学，除此以外还有一个身份是中国殡葬协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在研讨会现场，王一方从悬棺谈起，认为悬棺的“悬”既是悬挂的“悬”，又是悬案的“悬”，书中的相关研究，破除了其中的神秘色彩，也解决了中国殡葬文化中的一个谜。座谈会现场，《科普时报》总编辑尹传红也举悬棺、记里鼓车和被中香炉等极具中国特色的发明为例，来说明古代机械复原的趣味性、学术价值和科普意义。

出现于西汉的被中香炉，无论怎样翻滚灰盂始终不会倾翻，原理与今天的陀螺仪相同。

不过，陆敬严在书中还提到，不同地区的悬棺吊装具体方法可能会有所不同，但必须要强调的是，无论采用哪种方法，所用的机械都不能超越当时的年代，必须符合当地的客观条件，因地制宜地予以选择。他曾经专门写成《中国悬棺研究》，根据所处环境，列出了实际中升置悬棺的方法。

从教科书中“消失”的张衡地动仪，真的是“造假”吗？

近年来，对张衡地动仪的议论颇多。在2010年以前的人教版教材中，曾经介绍了张衡和他的地动仪。课文称：“科学家张衡制造了一种仪器，能测定地震方向，叫做地动仪。这是世界公认的最早的地震仪器。”但在2016年的部编本教材和2017年的统编本教材中，都不再介绍张衡及地动仪。

旧版人教版教材中曾经介绍了张衡和他的地动仪。

从历史教科书中“消失”的张衡地动仪，真的是“造假”吗？陆敬严在书中指出，从古籍记载可知，张衡地动仪由两个系统组成，一是接收地震信号系统，其组成是都柱和八个轨道；二是报知地震系统，其组成是内部机关、龙头、铜丸及蟾蜍。遗憾的是地动仪的核心部件——机关难知其详。

许多现代学者对张衡的地动仪进行了深入研究。早在19世纪，日本学者已有论述。之后影响比较大的设想，还包括有王振铎复原地动仪的设想、席文提出的地动仪设想、中国地震局等单位复原地动仪的设想。陆敬严表示，这些关于地动仪工作原理的设想，都利用了物体的惯性，从科学的角度看，都是合理的，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其中后两种设想更加灵敏。因为《后汉书》提供了张衡创制地动仪的珍贵史料，比其他国家早约1700年，李约瑟称张衡的发明是“地动仪的鼻祖”，是了不起的成就。

但陆敬严同时强调，地震学是新兴的独立学科，了解中国古代在地震学上的巨大成就，能使现代研究者受到启发，但不应过分夸大地动仪的灵敏性。对张衡地动仪的误差做分析后发现，其都柱只能按照八个轨道倾倒，两个相邻轨道之间有45°夹角。当两个相邻轨道之间的方向发生地震时，地动仪难以做出正确报告，当方向与每个轨道相差225°时，误差最大。且张衡地动仪只能报知地面的震动，无法甄别这一震动是由地震还是其他原因引起的。此外，地震必须达到一定的强度和有一定的距离时，地动仪才能做出报告，也无法将地震的强度数字化。

“不用人力能自己走动”的“木牛流马”究竟长什么样？

戴吾三现场回忆起两次参观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陆敬严复原的战争模型时的情景，他认为，展示几千年来中华文明的延续并不限于“四大发明”，更应从民生角度，对古代的生产生活工具加以关注，正是这些工具支撑了我们千年富足的生活。中国的物质文化研究不应局限于享乐生活文化和市井生活文化，而在机械的灵巧、技术的智慧等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戴吾三提到，当时有一个采访的标题中提到“木牛流马入梦来”。这其中化用的“木牛流马”，其实也是陆敬严及其学生众多复原作品中的一件。

传说中解决了诸葛亮运粮难题“不用人力能自己走动”的“木牛流马”究竟长什么样？陆敬严在《诸葛亮集》中发现了对“木牛流马法”的详细记载。根据其中“一脚四足”的形容，推断出它很可能是一种牛首做装饰的用于货运的人力推行独轮车，一个轮子用于行进，四根柱子用于停车时支撑，而且具备当时很先进的刹车系统。

按木牛推想图复原的模型。

为了验证假设，陆敬严专门从上海赶往四川，爬上峭壁测量古栈道留下的楔孔，经过计算发现，按照力臂力矩关系，古栈道可以承受的通行重量基本在150公斤至200公斤，这既是当时制造水平下可以造出的一辆较大型独轮车的载重，也基本是当时一个士兵一年口粮的分量，完全符合古书中“一木牛载一岁粮”的记载。在对当地老人的访问中，他还得到了“五尺道”的信息，同样与独轮车的尺寸相符，最终得以复原出木牛流马的模型。欲要知晓更多《专家探讨中国古代机械：木牛流马长什么样？ 》的更多资讯，请持续关注深空的科技资讯栏目，深空小编将持续为您更新更多的科技资讯。王者之心2点击试玩

1987年9月——1991年8月，任中国政法大学教师，讲师。主要从事中文及法律古籍之教学及整理工作。

1994年8月起，任北京语言学院副教授。先后从事对外汉语及中文系古代文学及文学理论教学工作。1999年起，任北京语言文化大学中文系教授。

现任中国古代文学先秦两汉文学与文献方向博士生导师,中华文化研究所长，人文学院中国文学研究所所长，校学术委员会委员，校教学委员会委员，中国屈原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法人代表。中国诗经学会理事，中华伏羲文化研究会理事，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理事，甘肃省易经研究会顾问。并兼任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天津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兼职研究员，河南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与古代文学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江苏南通大学客座教授，江苏淮海工学院兼职教授。

曾在陕西师范大学博士后流动站从事博士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