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工开物》是宋应星主要代表作，此书于崇祯十年(1637)由友人涂绍(约1582—1645)资助刊刻。《天工开物》共3卷l8章，计有《乃粒》、《乃服》、《彰施》、《粹精》、《作咸》、《甘嗜》、《陶埏》、《冶铸》、《舟车》、《锤锻》、《燔石》、《膏液》、《杀青》、《五金》、《佳兵》、《丹青》、《曲蘗》及《珠玉》等章，所叙述的内容涉及农业及工业近30个生产部门的技术。

《天工开物》所述几乎包括了社会全部生产领域，各章先后顺序的安排是根据“贵五谷而贱金玉”的原则作出的。宋应星把与人民衣食有关的农业各章置于全书之首，其次是有关工业各章，而以不切国计民生的珠玉一章垫后，体现了作者重农、重工和注重实学的思想。

  宋应星把天工开物分为三编，全书按照"贵五谷而贱金玉"的原则列为十八个类目，每类一卷，共十八卷。

隋朝以前，主要的书籍还都是手抄本，手抄书籍费时费力费钱，非皇室官宦之家不能为之，所以，藏书也就只能是“政府投资工程”，一般的读书人能看到都算不易，惘论藏书了。中国的雕版印刷起源于隋朝，发展于唐代，而真正用于大量印刷书籍是在宋代，也就是说，民间开始有能力进行藏书活动从隋朝开始，在宋代最为繁盛。越到近代，藏书的种类越多，学问越大，门类越全。举例来说，藏书界最常用的“善本”，最早是指校勘严密，刻印精美的古籍，后含义渐广，包括刻印较早、流传较少的各类古籍。历代藏书家中，善本肯定是旧本，那些抄写、刻印年代较近的只能是普通本，如晚清藏书家丁丙在其《善本书室藏书志》的编例中，规定收书范围是：旧刻、精本、旧抄、旧校。按照他那个时代的标准，将旧刻规定为宋元版书，精本为明代精刻。依据这一划分，随着时间的推移，收藏家心目中的善本年代界限也日益后移。民国时期，明刻本渐渐进入旧刻行列，20世纪中期以后，乾隆以前刻本全都变成了善本，甚至无论残缺多少，有无错讹，均以年代划界。直到70年代末，着眼于古籍的科学研究价值和历史文物价值的标准才真正确定下来，所编的《中国善本书总目》在确定收录标准和范围时，规定了”三性”、”九条”，是对善本概念的一个完整周详的表述：一、元代及元代以前刻印或抄写的图书。二、明代刻印、抄写的图书（版本模糊，流传较多者不在内）。三、清代乾隆及乾隆年以前流传较少的印本、抄本。四、太平天国及历代农民革命政权所印行的图书。

2007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07]6号）的颁布，拉开了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序幕。2007年2月28日，文化部在京召开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会议，全面启动古籍保护工作，国务委员陈至立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8月3日，文化部在京召开全国古籍保护试点工作会议，选定57家（后增至59家）古籍收藏单位，开展为期一年的古籍保护试点工作，印发了《古籍普查方案》等文件，宣布成立了由66人组成的专家委员会。

自9月底开始，文化部组织开展了名录的申报工作。申报工作受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及各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全国文化、文博、教育、民族、宗教等系统的200余家单位及个人参加申报，截止12月中旬，申报数量总计超过5000部，古籍类型除大量的汉文古籍外，还有丰富的民族文字古籍、金石碑拓、敦煌文献、舆图、竹木简等。

《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的入选标准十分严格。名录的主要收录范围是1912年以前书写或印刷的，以中国古典装帧形式存在，具有重要历史、思想和文化价值的珍贵古籍。少数民族文字古籍视具体情况适当放宽。国家珍贵古籍的评选标准，原则上与《古籍定级标准》（WH/T20-2006）所规定的一、二级古籍的评定标准相同，即国家珍贵古籍原则上从一、二级古籍内选定。属以下两种情况的古籍暂不入选：一是专家审定时对版本存疑的，暂不入选；二是申报的版本残缺超过50%以上，其他收藏单位有同一版本全本的，暂不入选。11月初，文化部成立评审委员会，聘请简帛、碑帖、敦煌文献、佛经、汉文古籍、民族语文古籍、古籍保护等各学科专家，开始进行名录的初审工作。经评审委员会反复研究、审议，于12月中旬初步确定了名录的推荐名单。2008年1月7日，文化部办公厅向全国古籍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及各省（区、市）文化厅局发函，就名录推荐名单征求意见。根据各方的反馈意见，评审委员会研究后对推荐名单作了相应调整，于1月23日至29日在《中国文化报》及中国古籍保护网上向全社会进行了为期7天的公示。根据公示意见，经评审委员会再次研究，将名录推荐名单调整确定为2392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于2008年3月1日批准颁布首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2392种及“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51家。这2392种《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有汉文古籍2282部，包括简帛117种、敦煌文书72件、古籍2020部、碑帖73部；少数民族文字古籍110部，包括焉耆—龟兹文、于阗文、藏文、回鹘文、西夏文、白文、蒙古文、察合台文、彝文、满文、东巴文、傣文、水文、古壮字等14种文字。

何谓古籍善本？清朝版本目录学家张之洞的解释为：一是足本，没有删节和缺卷；二是精本，精校精注，错误极少；三是旧本，即传世很久的木刻本、传抄本和线装书。当代学者对古籍善本的解释为：一是年代久远而且有文物性；二是印刷插图精美而具有艺术性；三是书籍内容精辟具有学术资料性。国家文物法对古籍善本曾明文规定，凡是乾隆六十年（1795年）以前出品的文物和图书，均受国家法律保护，不得私自出口。于是收藏家们往往将这一时限之前的清代初期或更早期的精刻本和精抄本视为珍宝，因为最起码它的历史文物价值和学术资料价值是显而易见的，从而决定了其收藏和投资价值也是相当高的。古籍善本由于是纸质品，很容易受到损毁，如水灾、火灾、虫蛀等自然及人为因素的影响，保存几百年甚至更长时间实属不易，这就导致了流传下来的古籍善本十分稀少，许多古书现已绝迹，留存下来的古籍善本中不乏孤品、珍品，有的存世量也不过是寥寥几部，因此，古籍善本的价值珍贵也就不难理解了。

1、文献价值古书籍所描述记载的史料非常丰富，是研究古代社会不可缺少的第一手材料，因此古籍的价值首先体现于它的文献价值。　2、版本价值古籍的版本种类很多，一般来说，稿本（作者的原稿）、旧抄本、原刻本、精刻本、初印本以及各类活字印刷本等版本的价值更高。　3、艺术价值有些古籍字体雕刻精美，印刷水平较高，如精写本、精刻本、各种套印本、红印本、拱花等。　4、学术价值如名家稿本、精校本以及在某一学术领域有独到见解或较为少见的稿本、写本、批校本、过录本等，都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5、文物价值有些古书，抄写或刻印本年代久远，流传又稀少，如宋版书存世不多，无论从纸质、墨迹、印刷技能、装帧水平等方面都具有很高的文物考古价值。近年来，我国古籍善本在拍卖市场上行情十分走俏，价格不断向上攀升。如一册《唐人写经遗墨》以88万元成交，《续华严经疏》以40万元成交，《四库全书珍本》以29万元成交，明代版《陀罗尼经》成交价9万元，清乾隆年间《汪由敦诗翰》成交价165万元，民国版《朱拓千叶莲花造像》成交价055万元等等，可见古籍善本近年来已成为拍卖会的重头戏，购买者十分踊跃。古籍善本现已成为收藏家们苦苦追求的收藏精品。　目前，市场上的古籍善本价格还在不断攀升，特别是宋版书或更早的古籍涨幅更是惊人，眼下一般宋版书都是按页论价，而不是以本论价。一页品相上好的宋版书市场价大致在1 万元左右，换句话说，一册100页左右的宋版书价值可达到100万元左右。由于宋版书十分珍稀，其市场价格有可能还会进一步上升。元版书市场价与宋版书相差不是很大，市场价也随着宋版书的上扬而升值。明版书市场价要比宋版书低不少，其价格目前还比较平稳，但明版书要比以后的清版书的价格昂贵。明代初期的版本因流传下来的比较少，所以明初版本的升值潜力千万不可小视。明代中叶及明未的各种版本由于尚有一定的存世量，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其市场价格仍将平稳地维持着原状。清版书由于存世量较大，清中叶及晚清的版本，市场价还不是很高。但清初康熙、乾隆年间的版本仍具有很高的收藏和投资价值。清代图书以木刻为主，晚清时有一部分石印版出现。清代版本尽管目前价格不是很高，但在这部分存世量较大的图书中仍不乏精品善本，这就要看收藏者的识别能力了。此外，民国初期的石印版和二十世纪30年代的一部分铅印版、影印版虽然不属于很珍贵的古籍善本，但也值得投资者收藏。古籍善本由于近年来在收藏品市场上十分受宠，因而各种伪造的古籍善本也应运而生。 

说起西周青铜器，那就不得不提及“海内三宝”，即大孟鼎，大克鼎和毛公鼎，但除此之外，还有一件与“三宝”齐名的青铜器，那就是散氏盘。而且在散氏盘的背后，还有一段故事，讲述了一位专家呕心沥血数年，只为鉴定其真伪，并最终用了一个绝招，确定它就是一件真真切切的国宝，那么这位专家是怎么做的呢？

据记载，散氏盘出土于清乾隆时期，是西周晚期的青铜器。此后便一直在民间收藏界流传。后来，到嘉庆皇帝过五十大寿的时候，散氏盘被一位官员从民间高价收购，然后献给了嘉庆皇帝当生日礼物，所以它就一直收藏在紫禁城内。

由此可见，散氏盘能献给皇帝，就足以说明它绝非是池中之物。它不仅制造精美，而且还篆刻有铭文，记录了西周时期的一次土地分割协议，是研究西周土地制度的重要资料。另外，散氏盘还是一件孤品，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以及历史研究价值。

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散氏盘在清宫中深藏了一百多年。直到1924年，在故宫尘封多年的库房内，被一位姓马的专家偶然翻了出来。一时间，散氏盘重现人间的消息不胫而走，但与此同时，众多的业内专家，都表示现在的这件散氏盘是假的。因为早就有传言说：真的散氏盘在圆明园中被烧了。

那么问题来了，传言是真的吗？其实，马专家一开始对这传言也是深信不疑，但当他亲自对这件散氏盘做了研究之后，便开始怀疑传言是假的，而自己手里的这件散氏盘才是真的。但口说无凭，还必须要拿出证据来，才能人信服。于是，马专家就走上一条漫长的“鉴宝之路”。

说真的，要证明这件散氏盘是真的，确实是一件比登天还难的事情，不仅因为鲜有史料记载，而且关键在于，人们普遍都认为如今的散氏盘是假的，因为传言早就在人们的心中，留下了根深蒂固的印象。但好在，经过几年的实地走访，以及考察调研，这位马专家还是找到了一份强有力的证据。

这年秋天，马专家从朋友那里得知，在当年，有一位叫阮元的官员，也是著名的金石学家，他曾亲自鉴定过散氏盘，而且这名字还是他给起的。另外，阮元当时还将盘内的铭文，做了一份拓片，并且就收藏在清宫之中。所以，只要能找到当年阮元留下的拓片，然后和现在的散氏盘进行比对，这个盘子是真是假也就一目了然了。

但是困难又来了，故宫内收藏的古籍文献数以百万计，而要在其中找一张小小的拓片，简直比大海捞针还难。况且拓片有没有还是个问号呢！但马专家意志坚定，还是硬着头皮在故宫的库房内查找，并且还请来几位朋友一起帮忙。

于是，这几位专家，一个柜子一个柜子找，一本书一本书的翻，一页纸一页纸的看，而且全都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果然皇天不负有心人，经过两年多的查找，终于在箱底的一本古籍中，找到了散氏盘的拓片。

马专家怀着激动不已的心情，将它和散氏盘进行了仔细比对，发现盘内的铭文一字不差，一字不错，而且连笔画的大小粗细都完全吻合，甚至是几个凹凸不平的地方，都能对得上。为了进一步的确认，马专家又让其他的专家一一进行参照和比较，而得出的结论也都是一致的，这件散氏盘是毫无疑问的真国宝。

由于一些历史原因，这件散氏盘被收藏在台北的故宫博物院，而专家们对它的研究，也绝不仅仅停留在“辨真假”上，因为解读散氏盘中的铭文，才是研究的重点，而这背后则又是一段深厚的历史……

　　从圆明园铜兽头到《研山铭》 国宝回流有了里程碑

　　让流失海外的国宝回家，是中国人长久以来难以释怀的情结。随着国力日益强盛，一些有实力的收藏机构、公司和个人主动出击，通过国际文物市场购买流失的祖国文物，直接促进了海外文物及艺术品的回流，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保利集团和北京市文物公司通过竞拍以高价购得圆明园大水法前十二铜兽头中的虎头、牛头和猴头，结束了国宝飘零异国他乡一百四十年的历史。

　　2002年 11月，流落在海外达三百年之久的宋代书法家米芾仅有的三幅大字作品之一——《研山铭》，在中贸圣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的秋拍中，被国内买家以 2990万元的天价购得，最终由故宫博物院收藏，被文物收藏界认为是我国文物回流的里程碑。

　　《研山铭》是第一件启用“国家重点珍贵文物征集专项经费”抢救回归的文物。 2002年，国家财政部与国家文物局共同启动了“国家重点珍贵文物征集专项经费”，《研山铭》为该经费的第一次试水。而此前有多个文博单位多次在拍卖会上出手，显示出政府对艺术品回流的支持： 2002年中贸圣佳春拍上，北京首都图书馆以 800万元购入《孔子弟子像》 (手绘善本 )； 2002年 11月嘉德秋拍中，上海博物馆以 990万元购得《钱竟塘藏历代名人书札》，创历年古籍拍卖价格最高记录。

　　显而易见，政府的大力支持是海外艺术品回流的一大重要因素。

　　回流文物艺术品在国内成交高价迭出

　　在十年前的中国，有人拿 3000万元买一件文物简直是不可想像的，但是今天成为了事实。经济的发展让很多人不但满足了温饱还满足了收藏爱好，而且如今不少人已经将文物收藏作为显示品位和经济实力的标志。

　　据专家分析，近年来国内文物回流市场日益升温，大致经历了三次浪潮：第一次浪潮是在 2002年，以中国各大拍卖公司在海外征集拍品为主的拍卖会，以创纪录的成交金额获得成功；第二次浪潮是在 2003年，以中国古玩艺术品博览会为特征的海外文物商家直接到国内进行文物回流商品的销售；第三次浪潮就是在今年，开始出现海外收藏家团体在国外组织拍品，委托中国拍卖公司在国内进行专场拍卖。

　　以中国嘉德为例，在 2004年的拍卖品当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从海外征集来的，比例占到了总量的 40％，近两年拍出的艺术品包括：宋徽宗的《写生珍禽图》 (2002年春拍， 2530万元 )、徐悲鸿的《春山十骏图》 (2003年秋拍， 627万元 )、清乾隆《钦定补刻端石兰亭图帖缂丝全卷》和吴昌硕的《花卉十二屏》 (2004年春拍， 3575万元和 1650万元 )。

　　海外藏品数量惊人

　　原本“出身”就在中国的艺术品，正逐渐回流到中国，已是一个有目共睹的现象。据中国文物学会统计，在鸦片战争之后的一百多年间，我国有数以百万计的珍贵文物流失到海外，其中国家一、二级文物有一百余万件，精品达几十万件。而 1992年之后，一些海外收藏家开始陆续将文物艺术品拿到内地的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上出售。 1994年到 1998年，全国各大拍卖公司的成交拍品中，从海外征集的文物达到一万余件，截止到 2003年 10月，共计拍卖回流文物三万三千余件。而这十年来，从海外征集的文物一改过去价位偏低的状况，中、高档次拍品的比例逐年上升，刷新纪录的高价位成交拍品基本上都是回流文物，有些回流文物的成交价位已接近和达到国际市场的价格水平。

　　据有关专家分析，旧中国文物流失国外主要有三个渠道：一是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从中国抢走的；二是当时有一些来华的外国人从中国偷走的；三是外国人勾结当时的反动军阀和奸商以极低的价格买下偷运出境的。新中国建立以后主要是两种途径流到国外：一是 20世纪 80年代以后盗掘走私出境的文物；二是前几年一些国外买家通过拍卖会、古玩摊子、文物商店等内地艺术品市场公开购得。与此同时，港澳台人士从内地和国外，通过购买等多种方式收藏了大量的中国艺术品。这些方式都是在中国艺术品没有得到国内的重视，普遍价格低廉的时期出现的。

　　而据了解，目前国内十余家著名文物拍卖企业中，海外回流文物已占全部拍品的 50％以上，回流文物成交额超过全部拍品成交额的 60％，其中，拍卖成交价最高的为中国书画和明清瓷器，海外回流的中国近现代书画成交率保持在 90％以上。文物价格的“回归”，反过来进一步促进了海外文物的“回流”，从根本上彻底改写了一百多年来中国文物外流的历史。

　　从某种程度上说，海外回流艺术品不仅对国家馆藏文物是个极大补充，也使许多珍贵艺术品由此进入民间，培育出一个巨大市场，进入一个空前繁荣的阶段，而国际市场对中国的关注也就顺理成章了。

　　经济力量推动回流速度

　　2004年 6月，南京一家公司以 6930万元的天价竞拍陆俨少的《杜甫诗意百开册》成功，开创了中国书画交易新的世界纪录，可以看成中国民间收藏力量潜力巨大的象征。富裕的江浙一带在掀起购房热潮之后，又开始将目光转向升值潜力更大的艺术品市场。这些民间投资力量的加入，极大地加快了中国艺术品的回流。

　　另外有个现象值得注意，一些文物通过竞拍的形式回到国内，但不久又立即转到海外，例如，曾被广泛关注的宋徽宗《写生珍禽图》，成交价高达 2530万元，刷新了当时中国古代书画拍卖纪录，然而，最后的“赢家”其实是美国一家美术馆。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国内的企业或投资者往往缺乏独立的鉴定和判断力，对瞬息万变的拍卖市场尚不太适应，片面追求保值、增值或带有“捡漏”的侥幸心理，导致难以成交。上海博物馆在得知美国收藏家安思远有意出让宋拓本《淳化阁帖》，立即抢先出手，最终以 450万美元购得此本，让启功先生感叹“不见此帖，我死不瞑目”的“我们的国宝”回到国内。

　　国家的支持自然是重要原因，但更主要的推动力量，恐怕还是中国这些年来经济的高速增长带来的巨大消费力。“盛世兴收藏”，这是无论哪个国家、哪个年代都可能出现的现象，中国这些年来国力的极大增强，为艺术品回流创造了最根本的条件。例如美国在“二战”过后，国力空前强大，所以他们在国内兴建了许多博物馆，这一时期在欧洲大举购买名画。

　　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海外文物回流改写了一百多年来中国文物外流的历史。随着大量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踏上回国之路，全球化的中国文物艺术品市场已经开始重新整合，中国文物价位正在迅速接近或达到国际市场水平。而中国文物高价位的诞生，也引起了世界范围内藏家的关注，这也就促使流失的中国文物加快了朝国内移动的速度。

古籍收藏，主要包括刻本、墨迹本、碑帖、印谱、信札以及其他文献。刻本是使用雕版技术印制的书籍，其顶峰期的宋元刻本在流通市场上已廖廖无几，继而由明清及民国时期的精刻本引领风潮；墨迹本为文人稿本、手抄本等，一般存世量稀少，且多为孤本；碑帖、印谱、信札、文人墨迹等，是近年来古籍拍场上重要的品种，其中明清名家或现当代名人信札尤受欢迎。古籍善本收藏原则古籍收藏的原则：除了看年代外，还要注意刻本优于印本，初刻优于翻刻，套色优于单色，图画优于文字。随着印刷技术的日新月异，除了进入图书馆、博物馆等专业机构收藏保护外，流通于民间的线装古籍日益稀少，能称得上是“善本”的线装古籍更是屈指可数。历史上流传下来的雕版线装古籍，已成为不可再生的社会资源，稀缺性可见一斑。收藏古籍善本，不仅要有一定的经济实力，还应具备深厚的文化功底、鉴伪欣赏能力和市场分析能力。

辨别伪籍善本，古籍善本收藏市场的赝品虽没有字画杂项多，但冒名人批校、加盖伪章、残本充全、挖改描补、撕去序跋的事也时有发生。制作古籍伪本必须将纸做旧，方法有两类：一是染纸，用各种方法将纸染成黄褐色，以求使纸显旧色。二是旧纸新作，如果作伪者存有古纸，就可在纸上新印古书内容，然后订成“古籍”，这种作伪方法尽管较少，但却使人很难从纸上辨别真假。一些重复刻印本上，除保留有原书的序跋外，又增刻新的序跋，序跋后还写有姓名、年月等。这些都表明了书籍的真实年代。作伪者往往裁掉对其作伪不利的序跋，或涂改其中的年代，也有重新伪造对其作伪有利的序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