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1 拼音 2 英文参考 3 方剂学名词·经方 4 医药学体系·经方 41 经方源于方证治病经验总结 42 方证经验的积累发展为六经 5 参考资料 附： 1 古籍中的经方 1 拼音

jīng fāng

2 英文参考

classical preions [中医药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中医药学名词（2004）]

3 方剂学名词·经方

经方（classical preions[1]）为方剂学名词。指汉代以前经典医药著作中记载的方剂，以张仲景的方剂为代表[1]。大多数方组方严谨，疗效确实，经长期临床实践沿用至今。其说有三。

①经方是汉以前临床医方著作及方剂的泛称。后汉·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医家类记载经方十一家，这是指汉以前的临床著作[2]。《汉书·艺文志》：“方技略”：“经方十一家，二百七十四卷。经方者，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假药味之滋，因气感之宜，辨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齐，以通闭结，反之于平。”

②经方指经典医著中的方剂。即《黄帝内经素问》、《黄帝内经灵枢》和《伤寒论》、《金匮要略方论》的方剂[2]。

③经方专指《伤寒论》、《金匮要略方论》所记载的方剂[2]。即张仲景方。《金匮心典·徐序》：“惟仲景则独祖经方，而集其大成，惟此两书，真所谓经方之祖。”一般所说的经方，多为此指[2]。

4 医药学体系·经方

经方是以方证理论治病的医药学体系。[3]方证理论，是指六经辨证论治体系，是说《伤寒论》的主要组成是诸多方证，其理论是八纲、六经。理论特点是：先辨六经，继辨方证，求得方证对应治愈疾病，其代表著作是《神农本草经》、《汤液经法》、《伤寒论》。是不同于《内经》的医学理论体系。

经方的主要理论是八纲，而更强调了用六经。凡提经方，不仅只指《伤寒论》等书中的方剂，而且包涵方证的理论体系，即六经辨证理论体系。所谓经方者、经方家，不只是治病用《伤寒论》、《金匮要略方论》中的方药、方剂，更重要的是用其方证理论。即严格来说，只用其方剂，不用其理论称谓经方者、经方家欠妥；反之经方者、经方家用方证理论治病，所用方药、方剂不仅限于《伤寒论》、《金匮要略方论》、《备急千金要方》等书所记载的原方药、方剂，据证用其方剂加减、或用时方或自拟方，方证对应治愈疾病亦属经方者、经方家，胡希恕先生常用桑杏汤治疗太阳阳明咳嗽者即是其例。这里很明确，凡提经方，不只指处方用药，而是指医学体系。

中医存在两大医学体系——医经和经方，这两大体系在汉代已经明确。《汉书·艺文志·方技略》记载：“医经者，原人血脉、经络、骨髓、阴阳表里，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针、石、汤、火所施，调百药齐和之所宜”；“经方者，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假药味之滋，因气感之宜，辨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齐，以通闭解结，反之于平”分列记载了医经和经方，是在说明中医学在汉代已经形成各具特点的两大医学体系，已明确指明经方是独具特点的医学体系，其概念和特点是：“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即是说其主要理论是用八纲的医学体系，显然与医经（以《黄帝内经》为主）以阴阳五行、脏腑经络为主要理论的体系不同。

41 经方源于方证治病经验总结

经方起源于上古用药经验总结：通过文献及考古考证，经方起源于上古神农时代。中央电视台10频道于2008年11月1日至3日连续报道了我国考古工作者，于1979年至1995年在河北省蔚县、阳原县等多处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工作。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王震中说：“神农时代大约距今10000年前到5000年前。”这些考古资料反映出，我们的祖先在神农时代，生活于大自然环境中，为了适应环境、认识大自然即用八纲（阴、阳、寒、热、虚、实、表、里）概念，体悟“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之理。天（自然环境）有白天、黑夜、寒、热、温、凉阴、阳变化，人体亦有相应变化。为了防寒、防止生病则盖窝棚、房屋而居，为了进一步防寒，则于屋中央修建火堂取暖、门向南开；为了夏天防暑，把房屋建成半地穴式。显然从生活上认识到“寒者，热之；热者，寒之”寒热阴阳之理，其基础理论即用八纲。同时生活中难免疲劳受寒，引起头痛、恶寒、发热等症状，用火考感到舒服、熏烤或热熨皮肤，使汗出而解；或服碗热汤、热粥同时盖上棉被汗出而解；或用草药煎汤熏洗而解、或用生姜、葱、大枣等煎汤热服及加盖棉被取汗而解（也因之经方又称“汤液”），最多见者当属外感一类疾病，在表的证，用发汗的相对药物，生姜、葱白、麻黄、桂枝等治表证经验；并观察到，有的病经发汗或未经治疗而愈，但有的未愈而病入于里，这时不能再用发汗治疗，而是应用治里的药物，因里证分阴阳，里热者，用清里热药，如黄芩、石膏、大黄等；里虚寒者，用温补药，如干姜、人参、附子等。

最初人们总结的治病经验是单味药治愈经验，即单方方证经验，那时虽没有文字，但其经验代代相传，至夏商时代有了文字，以文字记载，其代表著作即《神农本草经》，该书在汉代完善整理传承，代表了经方单方方证的形成。《汉书·艺文志》（公元前24年～公元206年）的记载，实际标明了经方的起源和经方医学的特点，即经方起源于神农时代，起始即用八纲认识疾病和药物，即有什么样的证，用什么药治疗有效，药证对应而治愈疾病，即积累了单方方证经验，其代表著作为《神农本草经》。

42 方证经验的积累发展为六经

方证治病经验代代相传，疾病复杂多变，古人渐渐发现，有的病只用一味单方药治疗不力，渐渐摸索了两味、三味……复方药治疗经验，这样积累了复方方证经验，其代表著作为《汤液经法》，该书相传商代伊尹所著，考无确据，但从传承来讲，其与《神农本草经》一样，上继神农，下承夏商，复方方证经验积成于这个时代，其文字记载成书完善于汉代，因有《汤液经法》三十二卷记载。

历经几代几十代单复方证经验的积累，促使对理论的认识和发展。据《汉书·艺文志》的记载，经方发展至汉代主要理论是用八纲，病位只有表和里（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而经张仲景论广的《汤液经》出现了重大变化，即病位增加了半表半里，因而使八纲辨证发展为六经辨证。须要说明的是，经张仲景论广的《汤液经》未在民间流传，至西晋王叔和整理部分内容，改名为《伤寒论》又称《伤寒杂病论》。

什么是 经方

说起经方，凡是中医几乎无人不晓这个古今相传的名词。经方，原来是古人对经验药方的称呼。比如，汉代对书目进行分类时，就将研究医学理论特别是 养生 的道理和方法的医著归入“医经”类，把古代相传的经验药方，归入“经方”类。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当时有经方11家，274卷。但是，很可惜，那么多记载经方的书籍，由于战乱等原因，今天已经无法看到了。不过，在一部书里保存了许多具有极高临床实用价值的古代经验方，这部书就是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

《伤寒杂病论》是经方之祖

张仲景是东汉时代的人。据说他曾经当过长沙太守，后来因为当时疾病流行，死亡率很高，他原本人丁兴旺的大家族，在近十年中竟然死亡了三分之二，而其中因伤寒这种发热性疾病致死的占到了十分之七。家族的巨大不幸，促使张仲景发愤研究医学。他一方面研究了许多前人留下的医学著作及其治病的经验教训，一方面到处收集临床有效的经验方药，用他的话说，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这个“众方”，就是经方的另一种称呼。

所以说，《伤寒杂病论》集中了汉代以前经方的精华，后世称其为“经方之祖”，这一点也不过分，因为经过1800多年的临床验证，《伤寒杂病论》的临床指导价值是举世公认的，书中所记载的经方的临床疗效也是实实在在的。

需要说明，在张仲景写成《伤寒杂病论》后不久，这部书就由于频繁的战乱散佚了，幸亏西晋的大医学家王叔和，花了许多精力将《伤寒杂病论》中有关伤寒内容的部分收集起来，编成了《伤寒论》。以后，到了北宋，《伤寒杂病论》中杂病内容的部分，被人在古书堆中发现了，经过编校整理，改名《金匮要略方论》，简称《金匮要略》。《伤寒论》与《金匮要略》两书的传世，对于经方的传播和应用，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说，要研究经方，不研究《伤寒论》和《金匮要略》是绝对不行的。

经方与时方有何差异

历史 上与经方相对的有“时方”这个名称。所谓时方，就是宋元以后的方剂，也指近代医生师承授受的常规方、流行方、通套方。时方就像时装一样，是指当时流行的一些比较通俗的新创制的配方。与经方相比，两者有着一定的差异。

第一，方剂形成上的远近之别。 在方剂的来源上，经方多从单味药发展而来，由药物发展为方剂，经过千锤百炼，包含了古人的实践经验，形成的过程相当缓慢，绝非出自一人一时之手，可以说凝聚着无数智者的心血。比如：桂枝汤，究竟是谁发明的，已经无法考证；仲景方，并不是指仲景个人的经验方，而是他收集整理的古代经验方。时方虽也或多或少的有经方的痕迹，但更多的是宋元以来的某位医家，根据当时的医学理论或哲学思想，再结合地区的用药习惯和自己的用药经验，依理—法—方—药的程序和君臣佐使的原则创制而成的，形成的过程较短，有些尚需实践的检验。

第二，药物组成上的多寡之别。 经方的药味数甚少，以《伤寒论》、《金匮要略》方而言，1味药的有15首方，2味药的有40首方，3味药的有45首方，4味药的有30首方，5味药的有28首方，合起来有160余首方，而两书去除重复，共有方281首，可见5味药以下的小方已经占总数的半数以上。时方也有小方，但大多数是大方，目前中医处方用药动辄12味以上，体现了这种特点。

第三，药物选择上的峻缓之别。 经方多用药性较猛，带有偏性的药物，所谓“药不瞑眩，厥疾不瘳”，轻如麻黄桂枝，重如大黄附子，毒如乌头、巴豆，剧如芫花、大戟；而时方则不然，多用补药和食物，如熟地、人参、石斛，如菊花、梅花、厚朴花、代代花，如丝瓜络、荷叶梗、扁豆、黄豆，及牛肉、鹿筋、羊肾、猪肚，皆入药。

第四，适应症的隐显之别。 经方的主治比较明确、具体，每味药均有其主治；时方所主治的则是“阴虚”“阳虚”“水亏”“火旺”“上实下虚”“一切风”“五劳七伤”等病理概念，时方的适应范围比较宽泛，如九味羌活汤，张元素说：“此方冬可以治寒，夏可以治热，春可以治温，秋可以治湿，是诸路之应兵也。”

第五，方剂结构的松紧之别。 经方相当严谨，动一药即换一名，甚至改一量即换一名，主治与功效也随之发生变化，体现了严格的构效关系，表现出古典朴素的结构美。而时方则比较松散，加减繁多，许多时方仅是罗列了一些治疗这类疾病的基本药物，如九味羌活汤条下规定：“视其经络前后左右之不同，从其多少大小轻重之不一，增损用之。”

第六，研究方法上的证机之别。 经方可以通过以方测证、以药测证的方法研究其主治，其疗效经得起重复。时方的研究则必须研究病机，然后才能识其大意，所谓方义，研究到最后往往千篇一律，云里雾里；其疗效的可重复性也不能令人十分满意。

与《伤寒论》、《金匮要略》中的方剂相对而言，后世的许多方剂均属于时方，尤其是金元以后医家创制的新方，清代的温病方，当代一些医家的经验方，都可以归于时方的范畴。这些新的配方，虽然有的尚缺乏较长时间的考验，在适应症和用量服法等方面尚待积累经验，但从本质上来说，也属于经验方的范畴，只是不够成熟罢了。

但是， 历史 上却有一些医家由于学术观点的不同，或者知识结构的不同，临床经验的差异，对经方或时方产生了各自的偏爱。有的推崇《伤寒论》、《金匮要略》的经方，凡是后世的处方一律排斥；有的则不研究古代经方，不吸收历代相传的配方经验，或仅仅承袭家传或师授的一家之说，或师心自用，随意创制新方。这两种思想倾向，都不利于中医学术的发展。正确的态度是，在掌握好经方的基础上，注意吸收和利用后世经验方，以取得更好的临床效果。

为什么要提倡经方

第一，经方是中医学的精华。 中医学是靠无数人的自身试验，靠经验的积累才得以逐渐发展的。前人的经验是后人实践的基础， 历史 是检验和加工医学经验最好的工具。所以，《伤寒论》、《金匮要略》中的许多经方之所以必须掌握，是因为它们经过的 历史 很长，服用过的人很多，有关对这些经方应用的规律研究得较为明白，对它们的毒副反应也了解得比较清楚，故其疗效可靠。也就是说，经方是经过数千年实践检验被证实了的经验方。

比如桂枝汤，据说是商朝的伊尹创制的，现在的医生还在使用。我用桂枝汤治疗心脏瓣膜病，效果就很好。再如小柴胡汤，是《伤寒论》中的方剂，不仅在古代是常用方，今天依然是常用方，治疗许多免疫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肝胆病、发热性疾病都在使用小柴胡汤。而且，不仅我们中国人用，日本人也用，韩国人也用。对于这些千古相传的名方，如若不用，岂不可惜？

时方中亦不乏好方，如玉屏风散，如补中益气汤，如藿香正气散等。虽然有不少时方的适应症不够明确，剂量及煎服法与疗效的关系也说得不是很清楚，但毕竟已经成方，只要在临床认真 探索 ，经过一段时间的检验，这些时方也将成为新的经方。

问题是现在为数不少的临床医生，全然不顾中医处方的原则，随意处方，往往一张处方中药物达十五六味，甚至几十味，完全没有处方的结构，也不了解药物配伍以后相互之间的反应如何，对患者服药以后的效果心中也没有一点数，这种临床态度是不可取的。对于这种“时方”，我们不仅不提倡，还应坚决反对。所以说，提倡经方是中医学术自身的特点所决定的。

第二，经方是配方的基础。 方是药物的配伍结构。古人认识疾病，是从一个一个症状开始的，如发热、头痛、腹泻、呕吐等等；用药，也是从一味一味药开始用的。后来发现疾病常常是出现多种症状，或先或后，或同时并见，于是有了病名的概念，如伤寒、痞、痢、臌等等。然后，用药也有了变化，不单是一种药物，还发展出几种药物相加使用，经过不知多少人的实践，也不知过了多少年代，慢慢地这种配伍的结构趋于稳定，于是有了方名，如桂枝汤、麻黄汤、小青龙汤、大柴胡汤、温经汤等。

就像棋手必须熟读棋谱，画家必须熟识画谱一样，经方成为了医生处方用药的基础和原则。就算当今常用的时方，也多是在经方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例如：大家熟悉的温胆汤，就是由小半夏加茯苓汤加味而来的；清代名医王清任的著名验方血府逐瘀汤，则是四逆散的加味方；清代名医叶天士的椒梅汤、连梅汤等就有乌梅丸的影子，藿香正气散则是半夏厚朴汤的变方。所以，后世许多名医，都十分强调熟读《伤寒论》、《金匮要略》，道理就在这里。

第三，经方其他许多优点。

一是用药精炼。《伤寒论》、《金匮要略》中的处方，药物较少，大多在2～7味，对于理解经方的结构，对于临床疗效的观察以及现代药理研究和新药的开发，都较为便利。特别是许多2～4味药的小方，更是后世组方的基础，可称为方根。

二是价格低廉。经方使用的药物大多为常用药，其中植物药居多，再加上处方药味少，所以价格比较低廉。我常用大柴胡汤原方治疗胰腺炎，柴胡、黄芩、半夏、大黄、枳实、芍药，加上生姜、大枣，每天只要3元多钱！桂枝汤则更便宜，每天1元就够了。

三是方证比较明确。经方治病的基本原则是方证相应，即《伤寒论》所谓的“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病皆与方相应者，乃服之”。也就是说，应用经方治病，必须严格遵循其适应症，这些适应症，比较客观具体，可以通过望闻问切的手段来确定。方证就是经方的适应症或主治，是指示医生应用经方的目标。目标不明确，方药再好，也不易取效。所以，中医非常强调对症下药。《伤寒论》、《金匮要略》中对适应症的描述，虽然言辞古朴，叙述简略，但是比较客观，经过后世许多医家的充实和完善，许多经方的方证已经基本明确，如大柴胡汤证的“心下按之满痛”，炙甘草汤证的“心动悸、脉结代”等。

古方能治今病吗

这是一个老问题。我的看法是：第一，经方是古人当年临床经验的结晶，经方所治疗的疾病，也是当年的一些常见病多发病。由于疾病谱的变化，今天，古代的许多疾病消失了，古人没有见过的新的疾病出现了。但是，也不能说现在我们人类所患的疾病与古代完全不同，比如现在依然可见的疟疾、痢疾，就是非常古老的疾病。所以，不能笼统地说古方不能治今病。

第二，经方的许多主治，大多是针对人体在疾病中的反应状态，如恶寒与否，出汗与否，口渴与否，大便的通或结，小便的利与不利等，这些着眼点，与人的生理病理的基本状态有关。

从人类出现到现在已经有数十万年的 历史 了，而张仲景的年代离现今仅仅1800年左右，这个时间段中我们人类的体质变化并不明显，无论是古人还是今人，对于外界各种刺激的反应在总体上没有多少不同。比如若我们与古人一起去洗桑拿浴，大家都会大汗淋漓；如果大家都吃大黄，都会出现大便次数增加。

由于经方重视机体的反应状态，所以，古方未必不能用于今人的疾病，即便是现代的艾滋病，只要有症状和体征，就有使用经方的机会。据报道，日本的医学家已经证明使用小柴胡汤治疗艾滋病有效。这就是因为虽然中医不认识艾滋病，但艾滋病所出现的消瘦、低热、食欲不振、淋巴结肿大等表现，与小柴胡汤证的“往来寒热，胸胁苦满，心烦喜呕，默默不欲饮食”相似。经方治疗的目标不是病原体，而是患病的人。这就是古方可以治疗今病的理论基础。

经方有毒副反应吗

凡药三分毒。经方所使用的药物，都是一些经典的、常用的药物，所以，有毒性是必然的。但是，要回答“经方有无毒副反应”这个问题，就没那么简单。关于副作用产生的因素，不能仅仅孤立地考虑药物本身，还需要结合患者的体质及所患的疾病，且需要考虑经方中药物的配伍、剂量、煎服法、护理措施等。在使用经方中，如果将各种因素都考虑到了，而且配伍和服用法得当，可以减轻或避免出现毒副反应。

比如使用大青龙汤，由于该方中的麻黄剂量相当大，达六两，所以发汗作用强烈，可能出现过汗、心悸、肌肉跳动、四肢冰冷、烦躁、不得眠等副反应。如何避免呢？张仲景指出，一是要认清主治，即“太阳中风，脉浮紧，发热，恶寒，身疼痛，不汗出而烦躁者”；二要认清禁忌症，即“脉微弱，汗出恶风者，不可服之”；三是掌握服药剂量，“一服汗者，停后服”；四是注意服药后反应，并采取抢救措施，如“汗出多者，温粉粉之”。

大青龙汤是发汗的峻剂，所以张仲景对其注意点说得很清楚。有些经方，张仲景并没有明确其注意点，这也并不表明其是无毒安全的，特别是现代临床上常见长时间服用中药，与古代中病即止有很大的不同，所以，出现毒副反应的概率自然会增加，这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由于古代文献中对经方的主治症与禁忌症说得不很清楚，需要我们谨慎地开展临床研究。

如何判定经方的疗效

经方的疗效，应从结合以下三方面情况判断：

一是客观指征的变化，比如出汗、浮肿消退、大便畅通、气喘平息、脉搏由沉伏转为平缓有力、舌苔由厚变薄等。如桂枝汤服用以后的“遍身漐漐微似有汗”，大陷胸汤服用后的“得快利”，通脉四逆汤服用后的“脉即出”等。除这些传统的疗效标准外，现代临床理化指标也应重视，如服大柴胡汤后的血脂水平，服泻心汤后的血小板计数，服半夏泻心汤后的幽门螺杆菌检测结果等。二是自我感受的好转，如食欲增加，胸闷消失，咽喉异物感消失，情绪好转等。这是经方有效与否的重要传统标准。因为许多经方的方证诊断多以自我感受为依据，如半夏厚朴汤证的“咽中如有炙脔”，小柴胡汤的“往来寒热、胸胁苦满”等。三是生存质量的提高以及寿命的延长等。前两者是目前常用的，而后者亦很重要，但碍于指征不是很明确，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对于经方的疗效指标，需要医患双方共同商定，医生要认真倾听患者的主诉，了解患者就医的动机和目的，了解患者目前最痛苦的症状，最迫切的愿望，最需要医生给以解决的问题，然后根据对疾病及体质的判断，根据经方应用的临床经验和报道，遵循临床应用经方的证据，对经方的预期效果（即服用经方有无效果，有何种效果，疗程多长，有无副反应等）作出预测，然后与患者进行沟通，达成共识以后，就能作到互相配合，在复诊时可以对经方的疗效作出有效、显效、无效的判断。

经方不流行的原因

目前经方还不很流行，使用经方的医生也不很多。千古良方不被广泛应用，其原因何在？我们认为有三种可能：

一曰不敢用。经方是把双刃剑，对证则效如桴鼓，误用非但无效，还能伤人。与其担风险，不如不用。

二曰不想用。经方味少药贱，对医者而言，不仅回扣少，往往病人也因药贱而怀疑轻视，因此，不如开大方，既取悦于病家，又增加经济效益，何乐不为！

三曰不会用。用经方须熟悉药证、方证，最好应有专门传授，并加上细心体会，其经验性及实践性极强，若仅懂一些所谓功效方义，当然难以获效。

我认为，目前中医界第一二种人不是很多，更多的是第三种人。让大家了解经方，运用经方，是振兴中医的当务之急！

学经方还应注意的问题

要学好经方，还应澄清一些模糊认识，纠正一些不当的做法。

有的人认为中医先理法后方药，看病必先理论。实际上，中医临床思路是药—方—法—理。没有药，哪有方；没有方，哪有理与法！

有的医生遇见病人先考虑哪里虚。医者须明邪之所凑，其气必虚，虚处受邪，其病则实！

中医本不求每证必有脉、舌相应。临床诊断时，黄芪证可以不看脉；附子证可以不看舌，但必看脉；细辛证的关键是恶寒不渴。

不要被所谓的“理论”障目，见便血，便认为是脾不统血；见小便不利，就认为是中气不足；见胃下垂，就认为是中气下陷；见久病，便谓虚；见高血压，便谓肝阳亢；见冠心病，便谓瘀。临床实际，绝非这样单纯。

不可先议药、后议病。即见大黄黄连，即畏其苦寒伤中；用地黄阿胶，就畏其滋腻碍胃；见桃仁红花，便畏其破血动血；见柴胡葛根，又畏其劫肝阴，伤胃汁；见人参黄芪，又畏固表碍邪；见麻黄桂枝，畏其辛温动血。若如此畏手畏脚，那还能开什么方？只能是竹茹、丝瓜络、百合、代代花、白扁豆之类性平之品罢了。

有人以为古方不能治新病。此说貌似革新，但其中有一隙未明。疾病谱是不断变化的，但人在疾病中的反应方式是不变的，各种症状是不变的，经方中有许多根据“病的人”的效方，可以说是几千年不变的。用曹颖甫先生的话来说，是“仲师之法，今古咸宜”。

有人说经方难学。其实使用经方并不难，清代医学家柯韵伯说过：“仲景之道，至平至易；仲景之门，人人可入。”（《伤寒来苏集》）《伤寒论》、《金匮要略》中的方证，论述简洁实在，无空泛之谈，只要认真研读，反复对比，多向老中医学习讨教，多与同行交流，并在临床上反复运用，自然可以达到左右逢源的程度。

曹颖甫先生是自学中医的，他对经方的推崇，就来自临床的大胆实践。他用大承气汤治疗邻居老妪便秘腹胀拒按而脉实者，用大剂附子理中汤治疗先母洞泄，用大黄牡丹汤治疗潘氏肠痈，还亲自服用白虎桂枝汤治疗自身寒热。他在临床上反复验证经方疗效，逐渐对经方运用得十分娴熟并屡起沉疴。其在上海期间，“用经方取效者，十之八九”（《经方实验录·自序》），从而在名医云集的上海独树一帜。

不少人害怕经方有副作用。要知，“药不瞑眩，厥疾勿瘳”，凡是药物就有一定的副作用，只要方证相应，剂量适当，调剂科学，是不会有副作用或很少有副作用的。长期以来，中医界流行先议药后议病的风气，脱离具体的病人和病情来谈药物的优劣，这是需要批判的。

总之，提倡经方，不仅是单纯的临床技术问题，而且涉及科学思想、医疗道德、人才培养、科研方法等关系中医发展的诸多方面。只有正确、全面地认识经方，才能充分认识经方派的 历史 功绩，充分认识提倡经方的现实意义。

一是指《汉书·艺文志·方技略》所记载“医经、经方、神仙、房中”的经方十一家，但经方十一家，包括《五藏六府痹十二病方》三十卷、《五藏六府疝十六病方》四十卷、《五藏六府瘅十二 病方》四十卷、《风寒热十六病方》二十六卷、《泰始黄帝扁鹊俞跗方》二十三卷、《五藏伤中十一病方》三十一卷、《客疾五藏狂颠病方》十七卷、《金疮疭瘛方》三十卷、《妇女婴儿方》十九卷、《汤液经法》三十二卷、《神农黄帝食禁》七卷，原书今俱已失传。梁代·陶弘景曾经亲眼见过《汤液经法》，从中摘抄部分方剂，写成《辅行诀藏府用药法要》一卷。据说1907年，法国人伯希和从敦煌莫高窟**古书卷，委由莫高窟道士王圆箓装箱时，王道士受人所托，随意抽出一卷医书暗藏，此卷即《辅行诀藏府用药法要》。1915年为河北威县张渥南所购，传于嫡孙张大昌，但原书在文化大革命时被毁，所幸当时有人已将全书默记，而有传抄件存世。中国中医研究院马继兴根据传抄件整理成书，附于《敦煌古医籍考释》一书中，公诸于世。

“经方”来自于殷商时代伊尹所著的《汤液经法》,其上而又源于《神农本草经》及《桐君采药录》。据梁·陶弘景说:“依`神农本经'及`桐君采药录'上、中、下三品之药,凡三百六十五味,以应周天之度,四时八节之气。尚有圣相伊尹撰《汤液经法》三卷,为方亦三百六十首:上品上药为服食补益方者百二十首;中品中药为疗疾祛邪之方,亦百二十首;下品毒药,为杀虫避邪痈疽等方,亦百二十首,凡共三百六十首也。实万代医家之规范,苍生护命之大宝也。”

所以“经方”最初的含义是这经方十一家，即十一部古籍中所记载的方剂。 中医学界最为普遍的说法，是指中国汉朝张仲景所著《伤寒杂病论》（后世分为《伤寒论》及《金匮要略》二书）所记载之方剂。乃是相对于宋、元以后出现的时方而言的。其中《伤寒论》载方113首，《金匮要略》载方205首，除去重复的38方，共计280方。《伤寒论》载药90味，《金匮要略》载药192味，除去重复的76味，共计206味。经方是“医方之祖”，后世中医学家称《伤寒杂病论》为“活人之书”、“方书之祖”，赞誉张仲景为“医圣”。古今中外的中医学家常以经方作为母方，依辨证论治的原则而化裁出一系列的方剂。经方的特点可概括为“普、简、廉、效”。所以后世所公认的”经方“是指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中所记载的方剂。

中药经方是指中药经典方剂的意思，主要是指以医圣张仲景为代表的我国历代名医所创的经典名方。狭义的说，就是指张仲景的传世巨著《伤寒论》、《金匮要略》两本书中实际记录269个方剂，被尊称为“经方”。广义的说后世历代名医又从经方中衍化出的名方，记载在中医古籍名著中的名家名方也可称为经方。

中药验方是指临床经验方的意思，主要是指通过多年的临床运用，虽然不是经典方，但是临床实践验证了其疗效的方子。当然了，验方想要得到大家的认可还是需要拿出一些确实有效的病案才可以的。

唐以前重点中医古籍时间线

汉以后医道渐落，后学当先以汉古籍为宗，后参学后世之说。

汉代以前《黄帝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

西汉：《五十二病方》《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图

东汉：《伤寒论》《金匮要略》

晋代：《脉经》《针灸甲乙经》《抱朴子》《金匮药方》《肘后备急方》《雷公炮炙论》《本草经集注-敦煌残卷》《刘涓子鬼遗方》

隋唐：《黄帝内经太素》《诸病源候论》《千金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仙授理伤续断秘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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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公元前221年——公元前207年）淳于意（太仓公）师承公乘阳庆，著“诊籍”（医案）第一人。

西汉（公元前207年——公元8年）《马王堆帛书》（大部分抄亍西汉初）与古代典籍的流传。如：《五十二病方》、《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以及《导引图》等。（注：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

前179年—前141年《涪水经脉木人》世界上最古的标有经脉流注的木质人体模型。（注：1993年2月，在四川省绵阳县永兴镇双包山2号汉墓中发现）。

《针经》失传，涪翁著，伪托后汉书；

西汉时最后写定的《黄帝内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医书，分《素问》与《灵枢》二大部分。

新朝（公元8年——公元23年）公元25年左右《难经》托名秦越人所作。

东汉三国时期（公元25年——公元280年）程高，东汉时期针灸医生，是涪翁的弟子，郭玉的老师。

郭玉，东汉时期针灸学家，曾任汉和帝的太医丞。

公元97年，班超再次赴西域开辟“丝绸之路”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包括医学。

东汉时完成的《神农本草经》是中国第一部完整的药物和植物分类学著作。另有《李当之本草》、《吴普本草》失传

张仲景（公元150--219年）名机，东汉南阳郡涅阳人，他善于以六经论伤寒, 以脏腑论杂病, 提出了包括理、法、方、药在内的较为完整的辨证论治原则, 并善于运用”经方” 给人治病;使祖国医学的理论基与临证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后世医学者称他为“医圣”。

华佗（公元145--208年）他一生致力于医疗实践，精通内、外、妇产、小儿、针灸各科及卫生学、药物学、以及在疾病的诊断、治疗和体育保健等方面都有卓越成就，其中对外科尤为擅长，有“外科圣手”、“外科鼻祖之称”，还发明了“麻沸散”。

东汉魏伯阳根据自已的炼丹经验，编就《周易参同契》，这是世界上最古的炼丹书籍。

两晋南北朝时代

两晋南北朝时期（公元280年——公元581年）

公元280年，王叔和 《脉经》,全书10卷，97篇。系我国现存第一部脉学专著。书中论及针灸达42篇，收录穴名近70个。

公元282年，皇甫谧著《针灸甲乙经》全书12卷128篇，记载人身穴位名349个，其中双穴300个，单穴49个，即全身共有针灸穴位649个。系我国第一部系统论述针灸的专著。

葛洪（公元283--363年）自号抱朴子，著有《抱朴子》、《金匮药方》、《肘后备急方》（其中用针灸治疗病症达61种）等。擅长炼丹，对化学、医学也颇有研究。

鲍姑（公元309--363年），葛洪之妻，我国医史上第一位女灸疗家，善于用艾灸去除赘疣，不独愈病，且兼获美艳；鲍姑实为开灸法美容之先河者。

公元366年，敦煌莫高窟开凿。此后从北魏至元代续有开凿，成为世界上著名的石窟群。窟内壁画、彩塑甚多，艺术价值极高。闻名于世的敦煌文书即发现亍此，其中中医文献资料有80多种。

雷敦（公元420--479年）著《雷公炮炙论》

公元443年（刘宗元嘉二十年），太医令秦丞祖奏置医学，草创医学教育。

陶弘景（公元452--536年），著有《本草经集注》已佚，现存有敦煌残卷。另有《肘后百一方》、《名医别录》、《养性延命录》等著作。

公元454--473年陈延之撰《小品方》。

公元479--502年之间，龚庆宣著《刘涓子鬼遗方》，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外科专著。

公元494年，洛阳龙门石窟开凿。至唐代有僧人将140多个古药方刻在石碑上，始有“药方洞”。

公元514年针灸传刭了朝鲜。

公元518年干陀利国赠杂香药等。波斯始通中国，其国产药甚多，如：薰陆、郁金、苏木、青木等。

公元541年，百济遣使请派学者和工医，梁武帝遂派陆和工匠、画师前往，并派医师赴朝。公元550年中医灸治术传入日本。

公元552年中国赠给日本钦明天皇《针经》一套。

公元562年吴人知聪，携带中医书、《明堂图》等约160卷赴日本。

隋唐五代十国时代

隋唐时期（公元581——907年）

杨上善撰注《黄帝内经太素》30卷，另有《黄帝内经明堂》13卷（残）。

公元608年日本派遗药师惠日、倭汉直福因等耒华学医。

公元610年，巢元方奉命主编《诸病源候论》，这是我国第一部病因症候学专著。

孟诜（公元621--713年）享年92岁，著有《食疗本草》，系第一部食疗学专著。

“药王”孙思邈（公元581--682年）及其《千金方》、《千金翼方》。

公元624年唐“太医署”在京都长安设立，内有针灸科，设针博士一人，针助教一人，针师一人，负责教导针灸，足见当时针灸的盛行。

公元641年文成公主携带医药书籍等入藏。

公元659年，颁由苏敬等编撰的《新修本草》，这是世界上第一部官修药典。

宇佗，元丹贡布（公元708）历经二十多年的心血，在45岁时撰成流传千古的医学巨著《四部医典》，为藏医学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公元710年，金城公主出嫁吐蕃，带去杂伎诸工和龟兹乐队，及医药人员与书籍入藏。金银器与唐代高水平的金属工艺。当然金针、银针也有生产。

公元738年，陈藏器撰《本草拾遗》10卷。原书虽佚，但佚文可见于《证类本草》等书中。

公元752年，王焘撰《外台秘要》全书共40卷。

公元753年，高僧鉴真东渡日本，讲授中国医学。

公元762年，王冰将《黄帝内经素问》重加编次，并予注释。

8世纪初汉医马亚纳和藏医别鲁扎纳等编撰成《月王药诊》。

公元841--846年，蔺道人著成《仙授理伤续断秘方》系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伤科专书。—公元847年昝殷撰《经效产宝》三卷，系我国现存最早的妇产科专书。

五代十国时期（公元907——979年）

公元927--960年，李殉撰《海药本草》

公元934年，陈士良著成《食性本草》十卷。

公元938--965年韩保升等修订《新修本草》，编成《蜀本草》。

宋金元时代

宋金元时期（公元960——1368年）

公元960---991年，宋政府成立“太医局”，隶属太常寺，常管医学教育。

公元960---1081年，宋政府设立“翰秫医官院” 专职医药行政。

公元961年，占城国（今越南南部）多次使宋赠送犀角、象牙、龙脑、乳香、玳瑁、沉香、胡椒、丁香花、茴香、豆蔻等药物。

公元973年，刘翰等人编成《开宝新详定本草》，次年重定为《开宝重定本草》。

公元974年，三佛齐国（今印尼苏门答腊岛巨港附近）多次使宋赠送家牙、犀角、熏陆香、龙脑、乳香等药物。

公元975年后；交趾国（今越南北部）多次使宋赠送犀角、象牙、珍珠、玳瑁、乳香等药物。

公元982年，高丽国王使宋赠送珍贵器物和药物。

公元992年，王怀隐等编《太平圣惠方》成书，收药方16834通；卷99为针经，卷100为灸经、又称“明堂灸经”。

公元987年后，大食国（今阿拉伯半岛）多次使宋赠送白龙脑、蔷薇水、象牙、琥珀等药物。上述药物“洋为中用”极大地充实了中药。

公元1016年，宋真宗赠高丽国一部《太平圣惠方》。

公元1026年，王惟一著《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次年主持设计铸造针灸铜两具。

钱乙（公元1035—1117年）擅长儿科经学生阎孝忠整理，编成《小儿药证直诀》。

公元1041年，宋惠清到日本行医。日人藤原清贤奉命来宋求治眼疾。

公元1041--1048年，吴简、宋景《欧希范五脏图》。是已知世界上最早的人体解剖学图谱。

公元1057年宋政府设立“校正医书局”，编辑整理医书。

公元1061年，苏颂等编成《图经本草》，收药图993幅，为现在最早的版刻药物图谱。

公元1068--1077年，林亿、掌禹锡、高保衡等校订医书，林亿还著有《黄帝三部针灸经》。

公元1075年，沈括与苏轼合编《苏沈良方》。

公元1076年，宋设“卖药所”（即“成药所”）；后另设“修合药所”（后改称“医药惠民局”和“医药和剂惠民局”）。

公元1079年，宋廷派医官刑恺等赴高丽，并带去大批药材。

公元1093年，董汲撰《小儿斑疹备急方论》和《脚气治法总要》。

公元1098年，杨子建撰《十产论》；庞安时撰《伤寒总病论》。

公元1099年，刘温舒舒撰《素问入式运气论奥》

公元1102--1106年杨介撰《存真图》（又一份解剖图）间世。

公元1106年，琼瑶真人《针灸神书》（即《琼瑶神书》）。

公元1107--1110年，宋政府命裴宗元、陈师文等人整理官药局所收方剂编成《和剂局方》。

公元1108年，朱肱写成《伤寒百问》；

公元1114年起用为医学博士；

公元1118年将该书重加校正，并加附方，刻为《伤寒类证活人书》（又叫《南阳活人书》20卷，该书据经络识六经，阐述六经分证的特异性和六经分证的重要性。

公元1111年，寇宗爽编成《本草衍义》20卷。

公元1111--1117年宋医官合编《圣济总录》共200卷，其中卷191--卷194为“针灸门”。

公元1116年，医官曹忠和等重新校刊《政类本草》，改称《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

公元1128年，庄绰著《灸膏肓腧穴法》。

公元1132年，许叔微撰《普济本事方》10卷。

公元1133年，张说撰《坞峰普济方》。

公元1144年，成无己著《注解伤寒论》。

公元1146年，窦材辑录、刊行《扁鹊心书》。

公元1150年，刘肪撰《幼幼新书》。

公元1151年，《和剂局方》经许洪校订，改称《太平惠民和剂局方》。

公元1153--1163年，阎明广著《子午流注针经》；书中《流注指微针赋》系何若愚所撰，阆明广作注。

公元1159年，王继先等再次校订增补叫做《绍兴校定经史证类备急本草》32卷，简称《绍兴本草》。

公元1165年，王执中编撰成《针灸资生经》一书，刊于1220年。

公元1170年，《卫济宝书》刊行。

公元1172年，刘完素撰《宣明论方》15卷。

公元1174年，陈言著《三因极一病证方论》。

公元1181年，郭雍撰《伤寒补亡论》。

公元1186年，张元素撰《医学启源》、《珍珠囊》；刘完素撰《素问玄机原病式》。

公元1189年崔嘉言撰《脉诀》。

窦杰、字汉卿（公元1195--1208年），著作有《针经指南》等。

公元1196年，李迅撰《集验背疽方》。

公元1224年，张杲撰《医说》10卷刊行。

公元1226年，闻人耆年撰《备急灸法》刊行。

公元1228年，张从正撰《儒门事亲》。医学史上的“金元四大家”：刘完素、张从正、李杲、朱震亨。

公元1237年，陈自明所编《妇女大全良方》是中国第一部较完整的妇产科专著。

公元1241年，施发撰《察病指南》。

公元1247年，南宋宋慈所著《洗冤录》著成，它是世畀上最早的一部法医学著作。

公元1248年，陈衍撰《宝庆本草折衷》。

公元1249年，李杲撰《脾胃论》。

公元1253年，陈文中撰《小儿痘诊方论》；严用和撰《济生方》。

公元1263年，陈自明编成《外科精要》3卷。

公元1270年，元政府设立“广惠司”，专司药政。

公元1271---1368年，元政府设立“太医院”，为最高医药行政机构。

公元1276年，李杲所撰《兰室秘藏》刊行。

公元1289年，王好古撰写《汤液本草》3卷。

公元1292年，在北京和多伦各设立一个“回回药物院”。

公元1294年，曾四荣撰《活幼心书》。

公元1295年，窦汉卿所撰《针经指南》刊行。

公元1308年，王好古所撰《此事难知》刊行；杜思敬辑19卷《济生拨萃》，内有针灸4卷。

公元1311年，窦桂芳（杰之子）刊行《针灸四书》。

公元1321年，孙允贤编辑《医方大成》。

戴思恭（公元1324--1405年）系朱丹溪门生著有《证治要诀》等；注《丹溪金匮钩元》。公元1329年，王国瑞撰《扁鹊神应针灸玉龙经》刊行。

公元1330年，忽思慧撰《饮膳正要》。

公元1331年，李仲南撰《永类钤方》。

公元1335年，齐德之编成《外科精义》2卷。

公元1337年，危亦林撰《世医得效方》。

公元1338年，许国桢等人撰成《御药院方》20卷。

公元1341年，滑伯仁撰《十四经发挥》；杜本撰成《敖氏伤寒金镜录》系舌诊专著。

公元1343年，罗天益撰成《卫生宝鉴》。

公元1345年，葛可久撰《十药神书》。

公元1347年，朱震亨撰《格致佘论》。

公元1359年，滑寿撰《诊家枢要》。

公元1366年，滑寿注《难经本义》刊行。

明朝时代

公元1370年，倪维德著《原机启微》2卷，系眼科专著。

公元1388年，刘纯撰《医经小学》6卷，其中卷三、卷五为针灸内容。

公元1406年，朱肃、滕硕、刘醇等编修的《普济方》168卷刊行。其中卷409--424为针灸门。

公元1425年，陈会撰，刘瑾校《神应经》刊行。

公元1439年，徐凤编成《针灸大全》6卷。

公元1443年，明太医院复刻《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并铸针灸铜人像，有666处穴位。

公元1445年，朝鲜金礼蒙编成《医方类聚》，书中收录元、明以前中国医书百佘种。

公元1447年，金循义、金义孙编撰的《针灸择日编集》刊行。

公元1468年，寇平著《全幼心鉴》4卷。

公元1470年，方贤编订、杨文翰校《奇放良方》刊行。

公元1472年，熊宗立撰《勿听子俗解八十一难》刊行。

公元1476年，兰茂撰《滇南本草》。

公元1492年，王纶撰《本草集要》。

公元1497年, 夏英编撰《灵枢经脉翼》3卷。

公元1501年，张世贤的《图注八十一难经》刊行。

公元1505年，明政府组织刘文泰等编撰的《本草品汇精要》定稿。王九思等编注《难经集注》。

公元1515年，杨洵撰《针灸集书》（针灸详说）刊成。虞抟撰《医学正传》。

李时珍（公元1518--1593年）著有《本草纲目》、《濒澜脉学》，另有《奇经八脉考》。

公元1519年，汪机著《外科理例》；翁仲仁著《痘疹金镜录》。

杨继洲（公元1522--1620年）著有《针灸大成》。

公元1529年，高武撰《针灸聚英》4卷刊行；另有《针灸节要》于1537年刊行。

公元1529年，薛己 著《内科择要》，另有《外科枢要》、《正体类要》2卷；和《女科撮要》5卷。

公元1529年，魏直撰《痘疹博爱心鉴》。

公元1530年，汪机撰《针灸问答》3卷刊行；

公元1531年著《痘症理辨》。

公元1549年，万全撰《万密斋医学全书》。

公元1150年，沈之问撰《解围元薮》。

王肯堂（公元1551--1631年），历经十一载编《证治准绳》40卷。

公元1552年，江灌编成《名医类案》12卷。

公元1556年，徐春甫编《古今医统大全》刊成，其中卷六和卷七为针灸门。

公元1565年，楼英撰《医学纲目》刊行，针灸部分集中亍卷7、8、9三卷中。陈嘉谟撰《本草蒙筌》。

公元1566年，沈子禄撰成《经络分野》一书。

公元1568年，徐春甫发起成立“一体堂宅仁医会”。

公元1575年，李梃撰《医学入门》刊成，首卷叙明堂图，卷一记经络、针法、灸法等。

公元1575年，葆光道人撰《秘传眼科龙木论》10卷，其中卷八为针灸经，收录71穴。

公元1576年，徐师鲁编有《经络枢要》与《针灸经络全书》。

公元1584年，吴昆撰《医方考》。

喻昌（公元1585---1664年），著有《医门法律》、《尚论篇》等。

公元1586年，马莳著《黄帝内经素间灵枢注证发微》刊行。

公元1587年，龚廷贤撰《万病回春》。

公元1591年，陈言撰《杨敬斋针灸全书》刊行。高濂辑《遵生八笺》。

公元1601年，吴勉学撰《痘疹大全八种》；王肯堂辑、吴勉学校《古今医统正脉全书》刊行。

公元1601年，赵文炳因被杨继洲三针治愈痿痹症，录《针灸大成》刊行，并绘《铜人明堂之图》四幅。

公元1604年，龚云林撰《小儿推拿秘旨》刊行。

公元1606年，王宗泉编《针灸学辞典》8卷，又名《脏腑证治图谈境经》刊行。

公元1608年，王肯堂撰成《证治准绳》。

公元1609年，张三锡撰《经络考》并收录其汇编的《医学淮绳六要》中。

公元1614年，吴有性著《瘟疫论》。

公元1615年，龚廷贤撰《寿世保元》。

公元1617年，陈实功著《外科正宗》4卷。赵献可著《医贯》

张璐（公无1617---1700年），著有《张氏医通》，其子登，传承父业。

公元1618年，吴昆著《针方六集》刊行。

公元1622年，缪希雍撰《炝炙大法》。其撰《本草经疏》于1625年刊行。

公元1624年，张介宾著《类经图翼》、《类经》刊行；并撰《景岳全书》于1640年刊行。公元1628年，翟良编《经络汇编》刊行。

公元1630年，张明绘著彩色《绘图经络图说》。

公元1632年，陈司成撰《霉痉秘录》。

公元1642年，李中梓撰《内经知要》。

公元1644年，傅仁宇著《审视瑶函》6卷刊行，卷六有眼科针灸要穴。

清朝时代

清代（公元1644——1911年）

叶天士（公元1667---1746年）三代祖传、先后拜师17人，博采众长，是温病学奠基人之一。《临证指南》、《温热论》系其门人整理。

公元1668年，叶广祚编《采艾编》4卷刊行。

公元1669年，柯琴著《伤寒来苏集》。莫熹（丹子）注《难经直解》2卷。

公元1670年，张志聪著《黄帝内经素问灵枢集注》

公元1671年，李潆述《身经通考》刊行。

公元1673年，李中梓撰写的《医宗必读》10卷刊行。

薛雪（公元1681---1770年）著有《温热条辨》、《医经原旨》等。

公元1684年，黄谷绘彩色《明堂经络图册》共16幅，1687年缩印。

公元1689年：尤乘重辑《重辑经络全书》刊行。

公元1689年：汪昂撰写《素问灵枢类纂约注》3卷；1694年其撰的《经络歌诀》刊成，多附亍其编的《汤头歌诀》之后；另有《经络穴道歌》、《本草备要》8卷、《医方集解》3卷等。

徐大椿（公元1693---1771年）字灵胎、号洄溪，著有《神农本草百种录》、《难经经释》、以及《伤寒类方》、《医学源流论》等，并录《经络诊视图》。

公元1695年：夏鼎著《幼科铁镜》。

公元1702年：张志聪《伤寒伤集注》刊行。

公元1711年：叶茶山辑《采艾编翼》3卷。

公元1712年：张锡驹撰写《伤寒论直解》6卷。

公元1715年：亟斋居士著《达生篇》。

公元1717年：韩贻丰撰《太乙神针心法》。

赵学敏（公元1719---1805年）编有《本草纲目拾遗》、《串雅外篇》等。

公元1726年：清廷陈梦雷等编《古今图书集医部全录》520卷刊成。

公元1729年：尤怡著《金匮要略心典》、《伤寒贯珠集》。

公元1732年：程仲龄著《医学心悟》。

吴瑭、字鞠通（公元1736---1820年）温病学家，著有《温病条辨》6卷。

公元1740年：王维德著《外科证治全生集》。

公元1742年：吴谦等人编《医宗金鉴》共90卷刊行，卷79--86为“剌灸心法要诀”。

公元1750年：陈复正著《幼幼集成》。

公元1757年：吴仪洛著《本草从新》。

公元1761年：吴仪洛撰写《戍方切用》13卷；严西亭等著《得配本草》。

公元1763年：陈廷铨编《罗遗编》3卷，刊行。

公元1769年：黄宫绣撰《本草求真》10卷。

公元1772---1782年，清廷修《四库全书》，窝禁于修。其中收入历代医书百余种。

公元1792年，唐大烈编 《周身经络总诀》刊行；并辑有《吴医汇讲》11卷系最早医学刊物。

公元1798年，李守先撰《针灸易学》刊成，其善治疟疾，22天治愈437人。

公元1803年，陈念祖撰《伤寒论浅注》6卷。

公元1803年，陈修园撰《时方妙用》4卷；

公元1804年著《医学三字经》。

公元1804年，郑梅涧的喉科专著《重楼玉钥》2卷首次刊行，下卷为针灸门。

公元1805年，高秉钧撰《疡医心得集》；皮尔逊传入牛痘接种法。

公元1808年，方补德撰《喉风论》4卷，而卷四为针灸门。

王士雄，字孟英（公元1808---1867年）著有《霍乱论》、《温热经纬》以及《王氏医案》等。

公元1812年，蔡乃庵编《医学四要》，而《医元会要》为其中之一部，详于十二经病候和药物归经。

公元1817年，李学川辑《针灸逢源》刊行。

公元1819年，钱镜湖重刻《胎腑正伏倒明堂图》。

公元1821年，江上外史撰《针灸内篇》。

公元1822年，清廷下令太医院永远废止针灸科。

公元1824年，肖福庵撰《针灸全生》。

公元1827年，傅山所撰《傅青主女科》刊行。

公元1830年，王清任撰《医林改错》；翁藻撰《医钞类编》，卷一《经穴图考奇经八脉》。

公元1836年，虚白子、七宝生校《太乙离火感应神针》刊行。

公元1840年，江考卿著《江氏伤科方书》。

公元1843年，周松龄著《小儿推拿辑要》。

公元1844年，顾观光辑《神农本草经》。

公元1848年，吴其浚编著《植物名实图考》刊成。

公元1850年，王锡鑫编《针灸便览》刊成。叶志诜编集《观身集》刊行，内录有陈会的剐勺明丶“全身百穴歌“、沈绂的” 十二经脉络“等。

公元1851年，赵术堂撰《医学指归》刊成。

公元1851——1864年（太平天国期间）：太平天国兴办医院、疗养院，实行公医制度，并明令禁止鸦片，禁止缠足、溺婴及废除娼妓等。

公元1852年，管松声校订《痧症旨微集》刊行。

公元1853年，吴亦鼎编《神灸经纶》4卷刊行。

公元1856年，苏元箴辑《针灸便用图考》刊行。

公元1858年，陆定圃著《冷庐医话》。

公元1861年，陈国笃撰《眼科六要》。

公元1863年，费伯雄撰《医醇聩义》。

公元1864年，吴尚先撰《理瀹骈文》。

公元1868年，栗山痴叟编《十二经脉歌》刊行；金德鉴（保三）编《焦氏喉科枕秘》。

公元1869年，张衍思撰《传悟灵济录》二集。

公元1872年，孔广培参订《太乙神针集解》。

公元1874年，廖润鸿编著《针灸集成》刊行。夏春农著《疫喉浅论》。

公元1875年，应其南撰《济世神针》刊行；冯文轩录《针灸穴法》。

公元1876年，张镜撰《刺疔捷法》刊行。

公元1878年，陈惠畴撰《经脉图考》刊行。

公元1879年，仲山氏撰《经络穴位》。

公元1883年，金右田传、雷少逸编《灸法秘传》刊行；徐宝谦编《灸法心传》刊行。

公元1884年，唐宗海撰《血证论》，1892年著《医经精义》。

公元1885年，陈虬在瑞安创办《利济医院》、《利济医学堂》；著有《利济元经》教材丛书；并首创医用历本。

公元1889年，张振鋆著《痧喉正义》、《厘正按摩要术》。

公元1889年，国人自办的天津总医院创立。

公元1892年，陈虬撰、张烈编《经脉表》。

公元1898年，李盛卿撰《脉度运行考》刊行。

公元1899年，刘钟衡著《中西汇参铜人图说》刊行。

公元1906年，王有忠著《中西汇参医学图说》刊成。

公元1907年，王鋆辑校《考正穴法》。

公元1908年，唐宗海《中西汇通医书五种》刊行。

公元1909年，姚襄撰《灸法集验》刊成。

公元1909---1933年张锡纯著《医学衷参西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