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衣卫的来历：

锦衣卫是明朝专有军政搜集情报机构，前身为明太祖朱元璋设立的拱卫司，后改称亲军都尉府，统辖仪鸾司，掌管皇帝仪仗和侍卫。

洪武十五年，裁撤亲军都尉府与仪鸾司，改置锦衣卫。作为皇帝侍卫的军事机构，锦衣卫主要职能为掌直驾侍卫、巡查缉捕，从事侦察、逮捕、审问等活动。

也有参与收集军情、策反敌将的工作，如在万历朝鲜战争中收集了大量的日军军情。其首领称为锦衣卫指挥使，一般由皇帝的亲信武将担任，直接向皇帝负责。

扩展资料：

锦衣卫首先是皇帝的侍卫亲军和仪仗队，由将军、校尉和力士组成。将军初名天武，永乐时改称大汉将军，选取体貌雄伟、有勇力者充任，作为殿廷卫士。

校尉、力士拣选民间身体健康、没有前科的男子充任，校尉掌管卤簿、伞盖，力士举持金鼓、旗帜。

平日里没有朝会活动时，各卫亲军分别值守皇城四门，唯独锦衣卫将军在午门外昼夜守卫，总共100人。

皇帝在奉天门御门听政的时候，锦衣卫堂上官一员侍立在御座西侧，负责传旨。锦衣卫将军一百二十九人与千户二人、百户四人。

分别守护在丹陛、御道、金水桥以及奉天门广场的各个门前，此外还有锦衣卫校尉五百人，排列在午门内外，负责鸣鞭及执掌仪仗。

—锦衣卫

锦衣卫是在公元1382年5月29日建立。锦衣卫不是那个皇帝废除的，而是随着明朝的灭亡而消亡。

有明一代，锦衣卫一直存在。延续至1661年南明永历帝的锦衣卫指挥使马吉翔与掌卫事任子信于咒水之难被杀才可说是正式结束长达290年的历史。

锦衣卫在历史上足足存在了将近三百年，大明王朝的创始人朱元璋一手发明了这个“中南海保镖队”。  

最初的锦衣卫，只是防卫朱元璋一个人的自身安全，到后来，朱元璋慢慢给予了这个保镖团队更多的特权。    

锦衣卫虽然很得朱元璋的欢心，但毕竟名不正言不顺，如果这样一个可以随便绕过司法程序，随意关押大臣，处死官员的机构被别有用心的人掌控到，或者落到后世自己的一些不肖子孙手里，那么对整个大明朝是非常有危害的，而胡惟庸和蓝玉的案子，也多多少少验证了朱元璋的忧虑。    

朱元璋死后，朱棣通过靖难之变坐上了皇帝宝座，当了皇帝的朱棣，不顾朱元璋的生前意愿，马上又复辟了锦衣卫制度。  而且，不但是重新让锦衣卫死灰复燃，更是变本加厉的让锦衣卫的所有行动直接和皇帝一人挂钩，锦衣卫更是成了凌驾于百官司法之上的存在。

而在清朝建立初期，锦衣卫也被短暂的延续下来，但到了顺治二年，在总结了明朝灭亡的得失原因之后，顺治做出了明亡于厂卫的判断，而作为明朝的恶瘤之一的锦衣卫，随即被废除，永远扔进了历史的尘埃。

锦衣卫官员有指挥使一人，正三品，同知二人，从三品，佥事二人，四品，镇抚二人，五品，十四所千户十四人，正五品，此其下管理职尚有副千户（从五品）、百户（正六品）、试百户（从六品）、总旗（正七品）、小旗（从七品）等。下属有将军、力士、校尉，对外有参口口事（缺两字，私参知某事，见朝鲜王朝实录）、校令，另有精通多国语言的翻译（如宪宗朝张渺正），内有法庭和监狱，其中，经历司掌文移出入，镇抚司掌本卫刑名，兼理军匠，即“诏狱”。锦衣卫平日为皇帝爪牙，镇压臣下时则罗织大狱，捕人，审讯和处刑。通常锦衣卫在逮捕嫌犯之前，会发给其“驾帖”，作用相当于现代的逮捕证。

锦衣卫即锦衣亲军都指挥使司，皇帝的侍卫机构。前身为明太祖朱元璋时所设御用拱卫司。为了监视、侦查、镇压官吏的不法行为，太祖先后任用亲信文武官员充当“检校”，“专主察听在京大小衙门官吏不公不法及风闻之事，无不奏闻。”明洪武二年（1369）改设大内亲军都督府，十五年（1382）设锦衣卫，作为皇帝侍卫的军事机构。朱元璋为加强中央集权统治，特令其掌管刑狱，赋予巡察缉捕之权，从事侦察、逮捕、审问活动。

明初的军制比较简单，其基层单位是“卫”和“所”，每卫辖正规军士约5000人，其下设所，分为千户所和百户所，京城的禁卫军所辖卫所为48处。到洪武十五年，朱元璋决定改革禁卫军，建立了十二个亲军卫，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锦衣卫”。

身着金飞鱼服，佩秀春刀的锦衣卫官员 锦衣卫的首领称为指挥使（或指挥同知、指挥佥事），一般由皇帝的亲信武将担任，很少由太监担任。其职能是：“掌直驾侍卫、巡查缉捕”，一个顿号，基本上把锦衣卫分成两个截然不同的部门。负责执掌侍卫、展列仪仗和随同皇帝出巡的锦衣卫，基本上与传统的禁卫军没什么两样，其中比较著名的为“大汉将军”。这些人虽名为“将军”，其实只负责在殿中侍立，传递皇帝的命令，兼做保卫工作，说白了，就是在皇宫大殿上的桩子。当然，这些“桩子”也非等闲之辈，一般都是牛高马大，虎背熊腰，而且中气十足，声音宏亮，从外表上看颇有威严，对不了解明廷底细的人有一定震慑作用。大汉将军在锦衣卫中自成一营，初期约有1500人，到明末，由于官僚机构的膨胀，大汉将军也一度增加到5000余人。

至于“巡查缉捕”，则是锦衣卫区别于其他各朝禁卫军的特殊之处，也是它为什么能为人们牢牢记住的原因。其实朱元璋建立锦衣卫的初衷也只是用来卤簿仪仗，但后来由于他大肆屠戮功臣，感觉传统的司法机构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使用起来不太顺手，于是将锦衣卫的功能提升起来，使其成为皇帝的私人警察。负责侦缉刑事的锦衣卫机构是南北两个镇抚司，其中北镇抚司是洪武十五年添设，专理皇帝钦定的案件。成化元年，增铸北司印信，一切刑狱不必关白本卫。北司拥有自己的监狱（诏狱），可以自行逮捕、刑讯、处决，不必经过一般司法机构。 南北镇抚司下设五个卫所，其统领官称为千户、百户、总旗、小旗，普通军士称为校尉、力士。校尉和力士在执行缉盗拿奸任务时，被称为“缇骑”。缇骑的数量，最少时为1000，最多时多达60000之众。锦衣卫官校一般从民间选拔孔武有力，无不良记录的良民入充，之后凭能力和资历逐级升迁。同时，锦衣卫的官职也允许世袭。

明朝前两代皇帝朱元璋、朱棣，由于其出身的特殊性，对皇权的维护，以及对官吏的清廉要求有其他朝代所没有的高度要求。这就使得锦衣卫“巡查缉捕”的职能无限度的扩大了。一般来讲，锦衣卫的工作只限于侦察各种情报、处理皇帝交付的案件，但适逢野心大、心肠狠的指挥使掌权，就会利用职务之便不遗余力地制造事端，既可以打击异己，也可以作为自己升迁的资本。如成祖时的纪纲、英宗时的逯杲、武宗时的钱宁等，在他们掌权时，缇骑四出，上至宰相藩王，下至平民百姓，都处于他们的监视之下，对他们的命令只要稍有拂逆，就会家破人亡，全国上下笼罩在一片恐怖气氛中。北镇抚司大牢中更是关满了各种各样无辜的人们，死于锦衣卫酷刑之下的正直人士更是不计其数。更为可怕的是，这种恐怖的氛围，与唐武则天时期的短期出现不同，终明一朝几乎是绵绵不绝，这种无节制的滥捕极大地影响了皇帝与官僚机构之间的关系，使百官、民众、军队与皇帝离心离德，难怪有人说明朝不是亡于流寇，而是亡于厂卫。

锦衣卫另一项著名的职能就是“执掌廷杖”。廷杖是皇帝用来教训不听话的士大夫的一项酷刑，始自明朝。《明史·刑法志》称之为：“明之自创，不衷古制”。一语道破了贯穿明皇朝的特别专制的酷政性质。一旦哪位倒霉官员触怒了皇帝，被宣布加以廷杖，他就立刻被扒去官服，反绑双手，押至行刑地点午门。在那里，司礼监掌印太监和锦衣卫指挥使一左一右早已严阵以待。受刑者裹在一个大布里，随着一声“打”字，棍棒就如雨点般落在他的大腿和屁股上。行刑者为锦衣卫校尉，他们都受过严格训练，技艺纯熟，能够准确根据司礼太监和锦衣卫指挥使的暗示来掌握受刑人的生死。如果这两人两脚象八字形张开，表示可留杖下人一条活命；反之，如果脚尖向内靠拢，则杖下人就只有死路一条了。杖完之后，还要提起裹着受刑人布的四角，抬起后再重重摔下，此时布中人就算不死，也去了半条命。廷杖之刑对士大夫的肉体和心灵都是极大的损害，但明朝的皇帝却乐此不疲，锦衣卫将校对它也是情有独钟。

纵观有明一朝的锦衣卫，既出过袁彬、牟斌这样比较正直的指挥使，也出过马顺，纪纲一类的走狗，酷吏。既有过对万历中日战争中出色的情报战，及其对蒙古贵族策反等表现，也有过依附东厂，妄杀忠臣的卑劣行径。但总的来说，其职能主要还是为明朝皇帝监视，正面作用是制裁士大夫阶层的腐败行为和预防可能的叛乱，同时负担相当部分国防及情报工作。明朝的皇帝有了锦衣卫这样高效率的工具，监督士大夫阶层，文武官员的犯罪行径显得更加得心应手，也使得不法之人及文官集团更加忌惮。有明一代的锦衣卫，基本是文官，宦官两大同治集团的政治斗争工具，主要作用总是随着国家政策的变化而发生着变化。尽管有一定的正面作用，但也有相当的负面影响。

明代的锦衣卫设立之初，乃是著名的酷政。《明史·刑法志》明确说，近于汉武帝时之诏狱。所谓诏狱，主要是指九卿、郡守一级的二千石高官有罪，需皇帝下诏书始能系狱的案子。汉武帝与匈奴作战多年，将国家拖入了战时体制，多用法家酷吏，严刑峻法，《史记·酷吏列传》等篇说，汉武帝晚年，诏狱多达二十六所，关押有郡守、九卿一级高官前后达百余人，牵连对象至十余万人。不过，在汉代，这类酷政依然只是汉武帝晚年阶段较短时期的现象。了解了诏狱的性质，明太祖朱元璋何以要设置锦衣卫也就容易明白了。《明史·职官五》说：“锦衣卫掌侍卫、缉捕、刑狱之事，恒以勋戚都督领之……盗贼奸宄，街涂沟洫，密缉而时省之。”明太祖担心自己死后，下一代皇帝驾驭不了文武功臣，所以他几兴大狱，假借了若干由头，连杀带整，把辅佐他打天下的文武功臣差不多灭了个干干净净。这类案子，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如果交给朝官们按法办理，就有可能旷日持久，甚至定不了案。所以就把这些案子作为诏狱交给锦衣卫办理。

这样来看锦衣卫，性质就十分清楚明白了。“侍卫”，本就是皇帝的亲兵；“刑狱”，自己可以断狱；加之“密缉”，则又说明其特务机构性质。汉武帝时的诏狱，仍是由朝官办案，只是严刑峻法的政策失误；明太祖的锦衣卫，则以消灭功臣为目的，罗织罪状，置无罪者于死地。“幽絷惨酷，害无甚于此者，太祖时，天下重罪逮至京者，收系狱中，数更大狱，多使断治，所诛杀为多。”《明史·刑法志》说：“胡惟庸、蓝玉两（大臣）案，株连且四万（人）。”足见其酷烈程度。作俑之始，就是皇帝维护皇权，铲除腐败之心过关切的产物，所以其后遗症也特别严重。自然，明太祖自己也知道，此类酷政不可以为常，所以，在蓝玉案以后、也即是功臣都已杀得差不多后的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他就下“诏内外狱无得上锦衣卫，大小咸经法司”。不过，始作俑时心术已坏而造成的弊政，是难以断根的，到他的儿子燕王朱棣，借着京城文武功臣已经杀光、大伤元气的特殊机遇，起兵夺了明太祖嫡孙建文帝的帝位，是为明成祖，不免又要大杀忠于建文帝的正直官僚，这却又需要特务机构了，所以，明成祖手上，锦衣卫重又灿烂辉煌。明初两代重用锦衣卫，其后，有明一代，此弊终难去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