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朝代出现过大型的瘟疫瘟疫都带来了那些后果

瘟疫事件在中国历史上是非常常见的，不仅仅是中国，很多地方都有，全世界上都有，所以瘟疫这个东西还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中国古代有哪些比较大型的瘟疫事件呢

瘟疫，亦称大流行，最常见的是鼠疫，又称黑死病，有腺型、肺型和败血症型三种，在人类历史上有过三次跨洲际的传染力。最早在《旧约圣经》中已出现类似鼠疫侵袭亚述军的记载。首次的大流行发生於西元6世纪，疫情持续了五十多年。

14世纪欧洲爆发「黑死病」，发病1至3日之内死亡，大约死亡一千七百万至两千八百万条生命，死亡人数占欧洲人口的四分之一以上，意大利、英国死者半数，据称是由中国商人和蒙古军队传入。第三次鼠疫大流行始於1860年，正值中国清朝后期。其它的疫疾还有痘疹(天花)、大头瘟、羊毛瘟、疙瘩瘟、吐血瘟。

上古时期

中国古代殷墟甲骨文已有「虫」、「蛊」、「疟疾」、「疾年」等文字的记载。「疠」字可见於《尚书》、《山海经》和《左传》。

汉朝

公元2年，青周大疫，汉平帝诏曰：「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

三国时期

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冬天，北方发生疫病，当时为太子的曹丕在第二年给吴质的信中说：「亲故多罗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除孔融、阮瑀早死外，建安七子之中竟有五人死於传染病。曹植《说疫气》描述当时疫病流行的惨状说：「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

魏晋南北朝

晋惠帝光熙元年(306年)：「宁州频岁饥疫，死者以十万计。五芩夷强盛，州兵屡败，吏民流入交州者甚众。」(《资治通鉴》)

永嘉年间(307年—312年)，战乱频仍，雍州以东，「人多饥乏，更相鬻卖，奔迸流移，不可胜数。」、「又大疾疫，兼以饥馑，……流尸满河，白骨蔽野。」(《晋书食货志》)

义熙元年(405年)，益州大族谯纵据四川，自称成都王。义熙二年(406年)，刘裕派遣刘敬宣率兵五千人伐蜀。义熙四年(408年)九月，敬宣部队势如破竹，到达遂宁郡之黄虎，谯纵请求后秦姚兴出兵，姚兴遂派遣平西将军姚赏等率兵增援，黄虎之战中刘敬宣前进受阻，双方相持六十余日，敬宣部队粮草啖尽，此时疾疫大起，「死者大半」，敬宣下令退出四川。到建康时，士兵十不存一。

隋朝

开皇十年(590年)，首都长安发生疾疫。大业八年(612年)，山东、河南大水，不久出现疾疫。山东地区灾情尤惨。

唐朝

代宗广德元年(763年)，江东大疫，「死者过半」。「辛丑岁(762年)，大旱，三吴饥甚，人相食。明年大疫，死者十七八，城郭邑居为之空虚，而存者无食，亡者无棺殡悲哀之送。大抵虽其父母妻子也啖其肉，而弃其骸於田野，由是道路积骨相支撑枕藉者弥二千里，春秋以来不书。」(《吊道殣文》)

宋朝

北宋庆历八年(1048年)，河北大水，次年三月疫灾。

南宋嘉定元年(1208年)，江淮一带大疫。(《宋史·五行志》)

南宋度宗咸淳七年(1271年)，浙江永嘉地区大疫。

南宋德佑元年(1275年)六月，常州等城为元军占领，城内居民四处逃窜，「民患疫而死者不可胜计」。

南宋德佑二年(1276年)闰正月，元军包围了临安府，德佑二年闰三月，临安府大疫。

辽、金、蒙古

金末年哀宗正大九年(1232年)，汴京疫病大起，「都人不受病者万无一二，既而死者继踵不绝。」当时汴京有城门12座，每日各门送出死尸多达2千具。

元朝

至大元年(1308年)春，绍兴、庆元、召州大疫，死者二万六千余人。皇庆二年(1313年)冬，京师大疫。(《元史·五行志》)

至顺二年(1331年)，衡州连岁大旱，又发生疫灾，「死者十九」(《元史·文宗纪》)。

1344年，中国淮河流域爆发黑死病，河北商人再沿「丝路」将之传到印度、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等地。同时期蒙古人西征时，将染疫尸体用投石机投入城中，由此散布病毒至欧洲各处。造成1347年欧洲大流行，大文豪薄伽丘的《十日谈》即是以这场瘟疫为故事背景，描写浩劫下的人性。

至正十九年(1359年)春夏，莒州沂水、日照二县和广东南雄路大疫。

明朝

万历八年(1580年)，「大同瘟疫大作，十室九病，传染者接踵而亡，数口之家，一染此疫，十有一二甚至阖门不起者」。万历《山西通忘》卷26记载，潞安「是岁大疫，肿项善染，病者不敢问，死者不敢吊」。

崇祯六年，山西出现瘟疫。崇祯「七年八年，兴县盗贼杀伤人民，岁馑日甚。天行瘟疫，朝发夕死。至一夜之内，百姓惊逃，城为之空」。

崇祯十年(1637年)以后，山西全境瘟疫大流行「瘟疫盛作，死者过半」，疫情传到河南地区，「瘟疫大作，死者十九，灭绝者无数」。榆林府「大瘟，……米脂城中死者枕藉，十三年，夏又大疫，十五年，……大疫，十六年，稔，七月郡城瘟疫大作」。

崇祯十二年夏，商洛山中瘟疫流行，李自成、刘宗敏的义军将士染病。

崇祯十三年，顺德府(今邢台)、河间府(今河间)和大名府(今大名)有大疫，人死八九。

崇祯十六年二月，北京大疫，病名叫「疙瘩病」，「大疫，人鬼错杂。薄暮人屏不行。贸易者多得纸钱，置水投之，有声则钱，无声则纸。甚至白日成阵，墙上及屋脊行走，揶揄居人。每夜则痛哭咆哮，闻有声而逐有影」。(抱阳生《甲申朝事小计》卷六)

崇祯十六年八月，天津爆发肺鼠疫：「上天降灾，瘟疫流行，自八月至今(九月十五日)，传染至盛。有一二日亡者，有朝染夕亡者，日每不下数百人，甚有全家全亡不留一人者，排门逐户，无一保全。」(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

崇祯十七年，天津督理军务骆养性说，「昨年京师瘟疫大作，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

清朝

咸丰五年(1855年)六月，清水大疫。六年五月，咸宁大疫。十一年春，即墨大疫。六月，黄县大疫。(《清史稿·灾异志》)

俞樾的《曲园笔记》记载，「同治之初，滇中大乱，贼所到之处，杀人如麻，白骨飞野;通都大邑，悉成丘墟。乱定之后，孓遗之民，稍稍复集，扫除胔骼;经营苫盖。时则又有大疫，疫之将作，其家之鼠，无故自毙，……人不及见，久而腐烂，人闻其臭，鲜不疾者，病皆骤然而起，……或逾日死，或即日死，诸医束手，不能处方;……其得活者，千百中一二而已。

疫起乡间，延及城市，一家有病者，则其左右十数家即迁移避之，踣於道者无算，然卒不能免也。甚至阖门同尽，比户皆空，小村聚中，绝无人迹……」

光绪二十年(1894年)，鼠疫曾发现於香港，后即酿成疫疠。流行於世界。(《中国医学史》，陈邦贤)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六月，京津地区爆发霍乱。死亡超过一万余人。直隶总督袁世凯在六月初十日给徐世昌的信函中说：「近日疫症大作，伤人甚多。」

1910年，伍连德(1879年—1960年)的《伍连德自传》记载「这种病……满州里一带的俄国人恐是最先染到的。有一部份以捕土拨鼠为之山东移民，患得更多。他们将鼠捕来，剥取其皮，染以颜色，冒充黑貂，售与西方妇女。……一俟有了二三十条鼠皮，即往客栈居住，静候顾主之光临。如果一人患有疫疾，即可传染整个客栈，再延至他处。

瘟疫其实各个时期都还是有的，只要做好准备，不慌乱，都还是比较好对抗的哦。

在医疗如此发达的现代文明，我们还会被疫情困住手脚，可想而知，在医疗技术落后、信息传播缓慢的古代，人们势必经常遭受瘟疫的侵袭，且古代一旦爆发瘟疫，就是一场大灾难。

中国古代大多政权都采取重农抑商的政策，牢牢地将人民绑在土地上，底层百姓只能靠几分薄田的收成来糊口，若是风调雨顺的年头，全家人或许还能填饱肚子，若是赶大旱、洪水、蝗灾的年景，大多数百姓就吃不上饭了，那时候粮食够当年吃的就算富户了，根本别指望能囤余粮，没有收成的年景只能去乞讨、逃荒、卖儿卖女了。

冯导的**《1942》讲河南大旱，河南人民逃荒寻活路的苦难故事，连地主都要卖女儿了，看得人心里很不是滋味，那时候都民国了，面对天灾人们还那么无能为力，就更别提古代社会了。

古代有句谚语“大灾之后，必有大疫”，这是劳动人民根据历史事实总结出来的规律，因为在大规模自然灾害出现之后，百姓就没有了食物，为了活命，顾不得尊严体面恶不恶心了，一切能吃的不能吃的都往肚子里塞，草根树皮挖没了，就吃老鼠，甚至人吃人。

灾荒之年，老鼠也没有吃的，只能吃人的尸体，本来老鼠就脏，是各种病毒的宿主，还以尸体为食，身上的病毒就更多了，它们穿行在人群生活区的时候，都有将病毒传染给人类的可能，更不要说还有人吃老鼠，还有更恶心的请自行脑补，这样一来，不爆发瘟疫才奇怪了。

明朝末年就爆发了一场规模相当大的瘟疫，起因就是连续四年大旱，颗粒无收、灾民逃窜，以鼠为食，爆发鼠疫，感染者身上会有血疙瘩隆起，口吐鲜血，发病快者几刻钟就能身亡。

最可怕的是那次鼠疫传染得极快，往往一人病发后，全家感染，接触者也难幸免，用十室九空来形容当时的情况是很贴切的。瘟疫很快就传到了京城，每日出殡的队伍就挤满了城门，最可悲的是为亲人送行的队伍，回来就会多出几个感染者，甚至直接陪亡者长眠在那块墓地了。

那场瘟疫也波及了朝廷大员和京城的驻军，搞得人心惶惶，因此也有人将大明朝的灭亡归结于这场声势浩大的鼠疫。

那么，在物资和技术有限的条件下，古代人是如何控制疫情的呢？

其实方式和现在也差不多，主要得先隔离，切断传播途径，减少蔓延。

在《汉书》中就提到，民间一旦发生疫情，就让患病的人与健康的人分开居住，由朝廷免费给患病的百姓提供药物。在晋代，朝廷还规定了，官员如果家里有人感染时疫，即使官员自身没有感染，也要在家待着观察，不能上朝。

不过古代瘟疫一般都是从民间兴起，一村一县的感染，若发现是瘟疫，官府就直接封村封县了，只进不出，政府供应白粥和草药，也会派大夫来察看疫情，出应对之策。

瘟疫去世者的尸体，必须焚毁，这时也顾不得入土为安的观念了，还是要先顾活人，控制瘟疫，连死者生前用的器物都要一起销毁，防止病毒传播，那种全家死光的，直接就把房子一起烧毁了，全村死光，就一把火把村子烧了。

要是情况特别严重，十室九空，又传播风险较大，不排除直接烧村子的情况，这就有些残忍了，即使说是为了更多人的安全。

古代村落距离的相对较远，交通不便，人员流动性小，向外扩散的几率相对较小，若是发现得早、隔离得好，瘟疫在一村一镇，顶多一省就控制住了，毕竟像明朝末年那样席卷全国的瘟疫是不常见的。

古代针对瘟疫也没有特效药，不过针对一些常见的疫情，已经产生了疫苗，比如在清朝经常盛行的天花，天花在今天是可治愈的，可在古代基本是必死无疑的病，康熙皇帝体质比较好，小时候得天花挺了过来，虽然也变成了麻子脸，但好歹保住命了，还因为身体好被选为皇位继承人。

康熙深感其害，执政期间命令用人痘接种法，有概率地预防了疫情，1796年英国琴纳发明了牛痘接种法，1805年传入了我国代替了人痘接种法。

在医疗如此发达的现代文明，我们还会被疫情困住手脚，可想而知，在医疗技术落后、信息传播缓慢的古代，人们势必经常遭受瘟疫的侵袭，且古代一旦爆发瘟疫，就是一场大灾难。

中国古代大多政权都采取重农抑商的政策，牢牢地将人民绑在土地上，底层百姓只能靠几分薄田的收成来糊口，若是风调雨顺的年头，全家人或许还能填饱肚子，若是赶大旱、洪水、蝗灾的年景，大多数百姓就吃不上饭了，那时候粮食够当年吃的就算富户了，根本别指望能囤余粮，没有收成的年景只能去乞讨、逃荒、卖儿卖女了。冯导的**《1942》讲河南大旱，河南人民逃荒寻活路的苦难故事，连地主都要卖女儿了，看得人心里很不是滋味，那时候都民国了，面对天灾人们还那么无能为力，就更别提古代社会了。

古代有句谚语“大灾之后，必有大疫”，这是劳动人民根据历史事实总结出来的规律，因为在大规模自然灾害出现之后，百姓就没有了食物，为了活命，顾不得尊严体面恶不恶心了，一切能吃的不能吃的都往肚子里塞，草根树皮挖没了，就吃老鼠，甚至人吃人。

灾荒之年，老鼠也没有吃的，只能吃人的尸体，本来老鼠就脏，是各种病毒的宿主，还以尸体为食，身上的病毒就更多了，它们穿行在人群生活区的时候，都有将病毒传染给人类的可能，更不要说还有人吃老鼠，还有更恶心的请自行脑补，这样一来，不爆发瘟疫才奇怪了。

明朝末年就爆发了一场规模相当大的瘟疫，起因就是连续四年大旱，颗粒无收、灾民逃窜，以鼠为食，爆发鼠疫，感染者身上会有血疙瘩隆起，口吐鲜血，发病快者几刻钟就能身亡。最可怕的是那次鼠疫传染得极快，往往一人病发后，全家感染，接触者也难幸免，用十室九空来形容当时的情况是很贴切的。瘟疫很快就传到了京城，每日出殡的队伍就挤满了城门，最可悲的是为亲人送行的队伍，回来就会多出几个感染者，甚至直接陪亡者长眠在那块墓地了。

那场瘟疫也波及了朝廷大员和京城的驻军，搞得人心惶惶，因此也有人将大明朝的灭亡归结于这场声势浩大的鼠疫。

那么，在物资和技术有限的条件下，古代人是如何控制疫情的呢？

其实方式和现在也差不多，主要得先隔离，切断传播途径，减少蔓延。

在《汉书》中就提到，民间一旦发生疫情，就让患病的人与健康的人分开居住，由朝廷免费给患病的百姓提供药物。在晋代，朝廷还规定了，官员如果家里有人感染时疫，即使官员自身没有感染，也要在家待着观察，不能上朝。

不过古代瘟疫一般都是从民间兴起，一村一县的感染，若发现是瘟疫，官府就直接封村封县了，只进不出，政府供应白粥和草药，也会派大夫来察看疫情，出应对之策。

瘟疫去世者的尸体，必须焚毁，这时也顾不得入土为安的观念了，还是要先顾活人，控制瘟疫，连死者生前用的器物都要一起销毁，防止病毒传播，那种全家死光的，直接就把房子一起烧毁了，全村死光，就一把火把村子烧了。

要是情况特别严重，十室九空，又传播风险较大，不排除直接烧村子的情况，这就有些残忍了，即使说是为了更多人的安全。

古代村落距离的相对较远，交通不便，人员流动性小，向外扩散的几率相对较小，若是发现得早、隔离得好，瘟疫在一村一镇，顶多一省就控制住了，毕竟像明朝末年那样席卷全国的瘟疫是不常见的。

古代针对瘟疫也没有特效药，不过针对一些常见的疫情，已经产生了疫苗，比如在清朝经常盛行的天花，天花在今天是可治愈的，可在古代基本是必死无疑的病，康熙皇帝体质比较好，小时候得天花挺了过来，虽然也变成了麻子脸，但好歹保住命了，还因为身体好被选为皇位继承人。

康熙深感其害，执政期间命令用人痘接种法，有概率地预防了疫情，1796年英国琴纳发明了牛痘接种法，1805年传入了我国代替了人痘接种法。

这次肺炎疫情目前也是这样，没有特效药，只能靠自身免疫的抵抗，我们没有能力奋斗在第一线，起码也尽量待在家里，算是贡献自己的力量，相信战胜疫情之日不久就会到来。

瘟疫可以说是一种非常可怕的传播性的疾病了，哪怕是在现在，一旦有瘟疫爆发，也是需要很大的人力物力才可以控制的，但是在我国古代，明朝崇祯年间发生过一次特大瘟疫，这些瘟疫面积之大，伤害之高，可以说是历史以来都是罕见的，那这场瘟疫，最后是如何才得以控制的呢？

据记载，这场瘟疫始发于西北处爆发，之后，一路蔓延到我国南方地区，其传染面积可以说是遍布整个明朝，当时人们用来形容这场瘟疫的话就是十室九空，有的人全家死亡，一个不剩，每天死亡的人数不下百人，有的人早上刚染病，晚上就去世了。

而在当时，据当时的数据所统计，当时说死亡的人口单单是京城就达到了京城人口的五分之一，当时的京城人口在80万到100万之间，而统计的死亡数量大概有20万左右！

而关于这场瘟疫被处理的方式，相传的也是比较神乎其神的，相传当时福建有一人，他发现了治鼠疫的方法，而他的方法就是使用刺血的方法给别人治病，将病人的血放出一部分，从而达到治疗的目的，但这只是一种说法，具体的治疗方法并没有可靠的记载。而到了崇祯16年的冬季，相传北京的老鼠差不多死光了，人口也死的非常多，再加上这个福建人的治疗方法，瘟疫才得到较好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