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锦诗作为我们国家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他一生的贡献其实就是保护了我们的敦煌莫高窟，并且一直潜心研究我们石窟考古等方面的工作，完成了对于敦煌莫高窟的一些分期断代。他一直致力于带领自己的团队为世界文化遗产传承保护以及修复。

而且她是全国第一个开展文物保护专项法规以及保护规划建设，并且形成了一套系列的全面的保护理论的科学方法的人，为世界文化遗产莫敦煌莫高窟以及其他的遗址保护传承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被誉为是“敦煌的女儿”。

敦煌莫高窟存在于我们甘肃省已经几千年了，为了保护千年来敦煌莫高窟受到的自然侵蚀以及一些人为的破坏，她始终以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等系列的工作方针，重视我们石窟的保护，并且她还带领了一中的科研人员，经过不懈努力的艰苦奋斗，终于使得我们的古遗址科学保护走上了一条符合实际的道路。

我觉得她对于文物保护以及我们国家多项文化遗产的保护条例的修订都是做出了十分重大的贡献，因此我觉得她完全有能力，获得我们国家的杰出文物保护者这个称号。而且我认为她也是我们当代青少年所应该要学习的榜样。一直在国家的边远地方坚守，始终以自己保护文物理想艰苦奋斗，始终没有放弃。这也是我们当代年轻人应该学习的榜样，她的精神也应该被现在的年轻人继承。

《感动中国》组委会在给予叶嘉莹的颁奖词中写道：“桃李天下，传承一家。你发掘诗歌的秘密，人们感发于你的传奇。转蓬万里，情牵华夏，续易安灯火，得唐宋薪传，继静安绝学，贯中西文脉。你是诗词的女儿，你是风雅的先生。”叶嘉莹一生为诗词传承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一、叶嘉莹长期在西方教学工作，叶嘉莹有机会阅读了不少西方文艺理论著作，与西方学者的交流,，更推动了叶嘉莹在这一领域的深入。叶嘉莹结合西方文论中的阐释学、符号学和接受美学等理论对中国传统词学不断反思，将词分成了歌词之词、诗化之词、赋化之词三大类别。这三类不同风格的词，同样具有一种属于词体之美感特质，叶嘉莹对于这种美感特质在词体的演进中，对于歌词之词、诗化之词及赋化之词不同体式的词作中的影响和作用，做了推源溯流的说明。

二、她讲的诗词无论是唐诗还是宋词，她的声音总是那么的有韵味，并且在吟诵诗歌的时候，也是做到的古人的吟诵，而且她也是说过吟诵做为一项传统文化，做为一项诗词的文化，在任何时代我们都需要这样的一种吟诵来抒发我们的心情，这就是叶嘉莹先生这些年来一直做的事情。叶嘉莹先生一开始是在台湾讲学的，在台湾的学校教书也是小有名气的，之后她生育了两个女儿，但是丈夫却不怎么争气，所以也全靠她一个人养家，而后她越来越有名，有人也就邀请她到国外进行教书，在美国也教过，后来定居到了加拿大，在加拿大也一直传播中国文化，帮助他们认识我们的诗人，从浅入深的角度了解这个诗人的背景，他那个时候的心境，然后说出这样的诗句，这些经过她的口讲出，真的是觉得一切都那么的美，而人生的这些烦恼，诗词中这样的境界又是怎样告诉才能够达到的呢？心情也就为之开朗无比。

三、在叶嘉莹先生的这几十年风雨之中，经历过无数的风雨飘摇，在破漏的房屋中教导学生，孜孜不倦；在吃不饱饭的日子里，用诗词抚平人们心中的伤痛，这一生只做一件事的背后是那种刻苦坚持的精神，很多人都不懂得这种坚持的背后是为了什么，尤其是当下的年轻人更是如此。很多的年轻人都有着自己的梦想，刚开始的时候还能够坚持，但在遇到一点挫折和困难之后就轻言放弃的人不在少数，当下很多人都缺乏这样的精神，这是我们需要深刻学习的。

汉武帝元光五年 (公元前136年) 冬十月，河间王刘德朝见。汉武帝提了一些问题，刘德都依据儒家的思想，对答如流。汉武帝嘿然冷笑，对刘德说了这么一句：

“ 汤以七十里，文王百里，王其勉之。 ”

“汤以七十里，文王百里”是儒家的一句经典台词，翻译过来就是说：商汤王当年只有方圆七十里的地盘，可他大行仁政，最终夺取了夏朝的天下；周文王当初只有方圆百里的地盘，可他大行仁政，最终夺取了商朝的天下。儒家经常用这句台词来告诫君主们多行仁政，所谓“仁者无敌”，只要你实行仁政就会天下归心，实力再差，天下也是你的。

但这句话从汉武帝嘴中说出来，就是另外一个意思了。“王其勉之”，意思是说河间王您老兄和商汤周文差不多，好好干，最后天下都是你的。

汉武帝说了这句话后，河间王啥反应呢？史书没有记录刘德当场的反应，我猜不外乎是“脸色苍白，双股战栗，一身冷汗，差点尿了裤子”之类，但史书记载了刘德后来的反应， “王知其意，归即纵酒听乐，因以终。” 翻译过来就是说，刘德回到封地后，整天喝酒听歌，搞各种娱乐活动，最后忧愤而死。

（题外：“汤以七十里，文王百里”这句话用来告诫君主施行仁政不知道有没有效果，但这句话用来干坏事，效果特别好。据说，当年荀子投奔春申君，有人就用“汤以七十里，文王百里”这句话来警告春申君要提防荀子，结果春申君就把荀子给赶走了。）

那河间王刘德到底是何许人也？汉武帝为何要用言语来挤兑他呢？

刘德的出生年份已经难以考订，有学者通过各种资料推测，刘德是汉景帝次子，为栗姬所生，出生年份应该在公元前176年-前175年。所以，刘德的另一个身份，是汉武帝刘彻同父异母的哥哥。

史籍记载，汉景帝二年（公元前155年），立刘德为河间王。刘德这个人，喜好儒学，为人处世颇有仁者之风。刘向在《说苑》一书中，引用过刘德的话。刘德说自己信奉“尧道”，“有一民饥，则曰：此我饥之也。有一人寒，则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则曰：此我陷之也。仁昭而义立，德博而化广，故不赏而民劝，不罚而民治。”

从这句话来看，刘德是一个关心民生疾苦、主张仁义治国的诸侯王。他的所作所为，也确实与当时列国诸侯醉生梦死、声色犬马的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刘德统治时期，河间国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处于全盛时期。不过，刘德在历史上最出名的，还是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贡献。

刘德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贡献，主要有三点：

《史记·五宗世家》记载，刘德“好儒学，被服造次必于儒者。山东诸儒多从之游”。这句话简单翻译一下，就是刘德热爱儒学，品德高尚，所以山东一带的儒生们都聚集到他这儿了。

实际上，当时能形成河间儒家学术中心，先是具备了一定的历史条件。

首先是机遇。汉惠帝四年 (公元前191年) ，政府明令废除了秦朝流传下来的“挟书令”（禁止私人藏书议书的法令）, 学术自由的迹象开始显现。当时有几个诸侯王，重拾先秦时期的养士遗风，比如淮南王刘安，就养了很多道家的学者，并写出了《淮南子》一书。

其次是河间国接近儒学的中心。河间国所处的位置，是齐鲁燕赵交汇之地，是战国时儒学繁盛之地。而且，这个位置在秦汉战争时远离主战场，遭受的破坏相对较小。

最后，是儒家学者长期被压制，渴望出世。西汉前期，尤其是景帝时，政府主要好黄老之术，政府官员大多修习黄老之学，儒家学者抱着出世之心，却没有出头之日。

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河间王刘德高举振兴儒学的大旗，振臂一呼，自然是应者云集了。

而且，刘德对这些儒家学者，接待得还特别到位。他不但修了一个叫“日华宫”的宾馆，给这些学者白吃白住，还开放了自己的藏书，给这些学者们研究（这个我们下文还会详细说明）。白吃白喝白看书，还特别受尊重，你说这些学者能不来么？所以才会有上文提到的“山东诸儒多从之游”。

秦汉之际，儒家的典籍连遭厄运，先是秦朝的“焚书”, 把民间的儒家典籍烧得差不多了，后是项羽入咸阳火烧阿房宫，把官藏的儒家典籍也烧得差不多了。这两把“火”让当时很多古籍失传，留下来的大多散落于民间。

刘德当了河间王后，主要工作就是搜集这些散落于民间的儒家典籍（大概相当于现在的中华书局，专门整理古籍善本）。据说，他不畏劳苦，足迹踏遍鲁燕赵魏，只要一听说民间有善书者，就亲自跑去重金购买，而且，买卖做得还特别公平，总是命手下人重抄一份留与卖书者。对于那些不愿意卖的，刘德也不硬抢，而是好言求之，这对当时的统治者来说，是挺难做到的。

史籍记载，很多人听到了刘德的贤名后，都不远千里，带着先祖的旧书来投奔刘德（嗯，当然也有人可能纯粹为了卖书卖个好价钱）。史籍记载，“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河间“故得书多，与汉朝等”，一个河间王的书，和朝廷里藏书一样多了。

河间王得到这些典籍后，并没有束之高阁，藏起来不管，而是“藏以致用”。

首先，他对所得之书进行整理研究，将其“聚残补缺，较实取正”，便于图书的传播发展。有史料证明，现在所称的《周礼》，当时叫《周官》，就由河间王带人补充过。

其次，坚持流通开放，藏以致用。在古代，官府藏书大多以藏为主，不对外开放。而刘德不同，他敞开门户，和手下的学者们一起研究，达到了资源共享的目的。

刘德除了礼遇儒生、搜集古籍之外，还专门设立了《毛氏诗》和《左氏春秋》的博士。

《毛氏诗》说起来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但一说《诗经》，大家就都知道了。两汉时期，《诗经》学比较繁盛，一共有鲁、齐、韩三家官立诗学。后来，刘德立善于说《诗》的毛公为博士，形成了《毛诗》一系。当时，鲁、齐、韩三家似乎更受青睐，可随着历史的发展，这三家诗学渐渐式微，而《毛氏诗》却发扬光大，并最终成为了现在流行于世的《诗经》。这充分说明，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刘德是独具慧眼的。

《左传》在汉代称《左氏春秋》，刘德立《左氏春秋》博士，使这部经典以王国官学的地位得以继续传授，并流传后世，现在《左传》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文献典籍。

所以，在《诗经》和《左传》的传播上，刘德承前启后的功劳不可磨灭。清朝学者戴震对此大加赞赏，说刘德目光远大，很有见地，“当景帝、武帝之间，六艺初出，群言未定，献王乃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识固卓卓。”

上面我们说了，河间王刘德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那这样一个人，汉武帝为何要用言语挤兑他，最终让他忧愤而死呢？

主要原因大概有两点。

河间王崇尚儒学，汉武帝也崇尚儒学，但两人崇尚的儒学，本质上却有很大的差别。

汉武帝崇尚的儒学，已经被后人奉为“儒宗”的董仲舒修改过，和传统儒学有很大差别。董仲舒一系的儒学，学术特点是“习文法吏事，而又缘饰以儒术”，是一种吸收了阴阳家、法家等多学派思想形成的一种新儒家思想体系，简而言之，就是“外儒内法”。这种儒学体系，是专为汉武帝想要的专制制度背书的，所以张汤，赵禹等以文饰法者，才能在政府中身居要职。

而刘德的儒学，是围绕着周礼而建构的，以传统的儒家仁义为核心，其思想内核是和中央政府格格不入的。

思想上的大一统，不允许有两个学术中心，所以河间儒学必然会遭到打击。具体打击手法上，汉武帝选择了“擒贼先擒王”。这一手极为有效，刘德死后，河间儒家学术集团也就烟消云散了。

上面我们说过，刘德喜好儒学，品德高尚，所以很多儒生都归附于他，因此形成了很高的声望。虽然他本人并无与中央对抗的野心（七国之乱时，河间王坚定地战在了中央政府一边），他的举动也完全源自于对学术的爱好，但聚他身边聚集了一些有活力，有想法的人，就足以让皇帝感到不安了。实际上，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皇帝会喜欢奋发向上的诸侯王，相反，越是沉溺于声色犬马，越是不得民心，皇帝对你才会越放心。这也是专制体制的一大特色。所以，汉武帝对刘德声望日高的事实，自然不能坐视不理。

刘德死了，但后人对他的敬仰却不绝于史籍。比如司马光就对刘德推崇备至，在《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河间献王赞》中，司马光认为刘德没当皇帝，乃“四海不幸”；朱熹也很欣赏刘德，他在《朱子语类》中说，假如河间王当了皇帝，用董仲舒为丞相，汲黯为丞相，那么汉朝的礼乐一定会兴盛起来（朱熹可能没注意到河间王刘德崇尚的儒家和董仲舒改造的儒家有本质的不同），这些赞美或许有夸张之处，但确实反映了刘德在中国文化传承中承上启下的历史地位。

刘德死后，谥号“献王”，“聪明睿知曰献”，据说，现在河北献县这个名称的由来，就是为了纪念刘德。

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无仪，不死何为？相鼠有齿，人而无止。人而无止，不死何俟？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人的地方也是谁也躲不过去的名利场。在如今浮华的社会里，我们见惯了戴着各种头衔的“荒唐”大师，有某某协会的会长，有某某领域的专家，也有不少自诩为“国学大师”的藉藉无名之辈。

我记得季羡林先生还在世的时候，写过一篇文章，请求把他头顶上的三个桂冠给摘掉，其中份量最高的一个就是“国学大师”。对于季老而言，这顶桂冠是他理所应得的，但他却总觉得自己担不起这个名号。

和季老比起来，另外一个常常被称之为“国学大师”的文怀沙就有些黯然失色了。

01年龄存疑，孰是孰非

人红是非多，大树更招风。前些年在学术界红极一时的文怀沙身上有着无数耀眼的光环，但也有着不少文化界对他的质疑之声，而质疑的焦点无非集中在，他到底算不算上一位名副其实的国学大师。

毕竟在那段时期，那些生在清末民初，长在民国，见证了中国最为沧桑的那段岁月们的真正大师，渐渐地离我们远去。

这是文化和科学界的损失，也是中华文化传承的过程中，到了青黄不接、人才凋敝的重要阶段。曾经也经历过那段时期，小有名气的人也一一被抬了出来，戴上了大师的桂冠。文怀沙就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代表之一。

文怀沙之所以被一些学术界中的人追着不放，恐怕也是他身上有着太多为人诟病的地方，而且都不太好解释，也让人无法去反驳。其中关于他的年龄问题，就引起过极大的争议，以至于他自己都无法自圆其说。

文怀沙在多次场合中公开表示自己与钱钟书先生同年，两人还有过一段交情甚密的日子，只不过因为某些原因，渐渐疏远了对方，从此不复往来。钱钟书夫妇对此没有评价过，至于真假便也是无从可知了。

只不过解放以后，文怀沙在北京落户的时候，户口上填的出生日期是1920年，远比他自称的1910年小了10岁之多。其实这点别没有什么讨论的价值，在这个问题上不少的知名人士都曾出来为文证明，用各种各样的证据来验证他是生于1910年。

其实无论是10，还是20对于他来说已经没有太大的意义，只不过是享年108，还是享年98而已。

其实文怀沙的一生还是有所建树的，而且经历也颇为丰富。他的启蒙老师乃是民国著名女诗人徐自华先生，后来又追随章太炎先生。这也为他后来一直在诗词歌赋的领域中前行，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02作品甚多，却无名著

文怀沙一生也写了不少的著作。年轻时候的他曾以战地记者的身份活跃在不少的地区，经常有诗文发表在报刊之上，后来才参与到地下工作当中，在报社担任编辑等职。只不过他为人稍微有些虚伪，一直为不少人所诟病。

解放以后，他还有过一段时期的牢狱之灾，也曾在十年动荡当中参与了不少的活动。对于过去的错误，他也有为自己开脱的时候 ，出于保护他人的目的，不得已而为之。是否是如此，当然只有他和当事人才心知肚明。

后来在《楚辞》、鲁迅的文章中都发表了不少的见解。甚至有人称赞他为“楚辞第一人”，只不过后来有人发现，他的文章和观点有不少是东凑西拼而来，毫无自己的思想价值。很多人反对称他为国学大师，也基本上是出于这一点，因为他的作品毫无学术性和研究性。

不过文怀沙的作品可不少，他的诗词歌赋经常出现在各大媒介之上，时不时的丢出一首小诗，也时不时的写一些关于《楚辞》的文章。大概是他对屈原有特殊的感情，也或者是他对屈原了解得比较深刻，大多数的文章都和屈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文怀沙和季羡林老先生也有着不俗的交情。季老也说过他和文怀沙的年龄差不多，季老是出生在1911年，从这里来说，他的年龄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不过他和季老的性格不同，季老一生为人低调，总是俯首案前在自己研究的领域去深入地发掘，希望能够给后世子孙留下些有用的东西。

文怀沙为人却高调得多，总是穿梭于全国各地，喜欢登上各大高校的舞台，个性张扬的对自己在文化上的见解高谈阔论。无论是电视节目，还是各种文化论坛，总能看到文怀沙的影子，而只要他出现，大概总要来一段关于楚辞研究的心得。

往事如烟，翻开曾经的记忆，只要找到文怀沙的相关话题，总能看到他挥毫泼墨留下的诗词。这一点倒是让他的学生范增得到了真传，似乎各地都能够看到他的书法作品，无论是学校的读书馆，还是企业单位的名称，总是能找到他的身影。

03算不算的上国学大师

平心而论，文怀沙在文学上的影响力确实要与之年龄相仿的钱钟书、季羡林、艾青等人差得有些远。在他们同辈当中，能够称得上国学大师的人，也是寥寥无几，甚至是屈指可数。但不得不承认文怀沙在文学上还是有着一定造诣的，也培养出了几位得意门生。

像前文提到的范增，著名硬笔书法家庞中华等人都出自于文怀沙的门下。而且翻看部分史料能发现，无论是钱钟书先生还是季羡林先生都对他有着比较高的评价。而且文怀沙和郭沫若也是多年的知己好友。与这些人为伍，若是腹中没有点文墨，没有点知识，恐怕是很难融入其中的。

当然在08年掀起风波的时候 ，关注点无非是评断他称不称的上国学大师而已。从他的作品或是学术研究的文章上来说，或许国学大师这个桂冠对于他有些太重了。

就连被国人认可的季老都不敢承受其重，想必，文怀沙更是担不起来，但也不能否认，他在文学上还是有着一定造诣的，至少要比当下社会中那些假道学，伪专家要强的多。

斯人已逝，两年半前，文怀沙以108岁的高龄，离开了这个他曾经激扬文字的红尘世界。

也许带着争议，也许带着不堪，但这一切都在他闭上眼睛的那一刻烟消云散，俗话说盖棺定论，我们还是应该保持该有的尊重，就让那些事，都随着风一切远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