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的哲学在讨论天人关系时有多种观点。《内经》结合医疗实际，提出人与天地相应的论断，强调人与生存环境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一思想尽管也有把天地和人体外部形象作牵强比附的不足一面，但其积极意义在于把四时气候、地理环境和人体健康紧密相连。可见，中医早期的理论体系既把人体内外看成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又把人与自然看成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这种整体观正是中医理论的基本特点。

在今存的《内经》、《难经》中,还广泛讨论了疾病预防，具体疾病的病因、病机及诊断，脉学、治则、药性理论，方剂配伍原则，腧穴、针刺方法等内容，总结了秦汉以前的诸多医学成就，同时又为后世临证治疗提供了启示和理论依据。中医基础理论形成于秦汉，是中国医史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推动了此后在理论指导下的中医临床各方面的发展。 在中国传统医学发展史上,除中医学之外，还存在着西夏、契丹、回鹘、彝、傣、维吾尔、朝鲜、蒙古、藏等多种少数民族医学。它们在发展过程中，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互相促进。

西汉张骞通西域以来，西域的许多药物(胡桃、石榴、红花等)传入内地。中医书中，吸收了少数民族丰富的医疗经验。例如唐代的《千金要方》、《外台秘要》中，就有许多少数民族的经验医方。五代郑虔的《胡本草》、明代兰茂的《滇南本草》等，更是集中反映了少数民族用药经验。

少数民族医学家用汉文撰写的医药书，实际上已成了中医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如元代蒙古族医药学家忽思慧的《饮膳正要》、沙图穆苏的《瑞竹堂经验方》等，均反映了蒙古族医学的经验，其中又汲取了中医学的理论和经验，使之融为一体。

中国各少数民族医学在形成发展过程中，也充分注意汲取汉族或国外的医学知识。

近代出土的西夏医学文献表明，西夏医学除以党项族医疗经验为主之外，还糅合了汉族医学及古印度医学的若干理论内容。

维吾尔族医学中含有汉族医学、阿拉伯医学、波斯医学、古印度医学和藏医学的内容。其理论体系中包括五行(金、木、水、火、土)、四元素(土、水、火、风)和四体液(胆液质、血液质、黏液质、黑胆质)的内容就是一个明证。

朝鲜族医学中含有四象学说(认为人有太阳、少阳、太阴、少阴四种类型)及该学说与脏腑、表里寒热理论相结合的辨证理论体系。

蒙古族医学汲取藏族医学、汉族医学的成分，在其独特的理论体系中包括了三根(赫依、希拉、巴达干)、阴阳、六因辨证、五大元素等学说。

藏族医学的形成，也与汉族医学和古印度吠陀医学有关。《西藏王统记》记载，文成公主进藏时带去了医方百种，诊断法五种，医疗器械六种，医学论著四种。这批医书后译成藏文，取名《医学大典》(藏名《门杰亲莫》)。 中国传统医学广泛地汲取了世界各民族的医药经验以充实自己。

中国的药物有一部分就是外来之品，如胡椒、槟榔、沉香、乳香、丁香等。在唐宋繁盛的对外贸易活动中，大量的外来香药输入中国。福建晋江出土的宋代沉船中，就有大批外来药物。唐代《新修本草》中，将多种外来药正式著录。当时西方的万用药底野迦就是此时被记入中国本草的。五代时波斯裔学者李珣所撰《海药本草》，含有丰富的外来药物知识。清代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中，首次介绍了金鸡纳等西洋药物。这些外来药物及用药经验已成为中医学的一部分。

在医方书中，外来的医方也屡见不鲜。如《千金要方》、《外台秘要》等书中记有较多的印度、高丽、波斯等国的医方。元末明初编撰的《回回药方》，集中向中国介绍了阿拉伯医药经验。医疗技术的传入主要体现在制药技术方面，如阿维森纳创用的金银箔衣丸，在宋代已有运用。与此同时，西方的制作蔷薇水的蒸馏技术也传入中国。相对而言，外来的医学理论很少传入中国并对中医产生影响的较少。

同样，中医学外传也对世界医药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中国的炼丹术在8世纪前已传入阿拉伯，对世界制药化学影响深远。脉学知识也被阿维森纳《医典》收录。大量外来药输入的同时，中国的川芎、白芷等药也输往海外。元代中国与阿拉伯的医学交流尤为广泛。当时波斯国(今伊朗)学者拉希德·丁·哈达尼(Rashidal Dinal Hamdāni 1247～1318)编纂的《伊儿汗的中国科学宝藏》中，包括了中医学的脉学、解剖、妇产、药物等多方面的知识，并附有脏腑和诊脉部位图。明代郑和七次下西洋，将人参、大黄、麝香、茯苓等药传至海外。清代人痘接种术外传欧洲，对牛痘的发明有直接的影响。而中国与日本、朝鲜、越南、印度等国的医药交流更为密切。

中国和日本在隋代以前就有交流。自公元562年吴人知聪携《明堂图》等医书到日本之后，中国历代主要医药书籍无不迅速传至日本。例如藤原佐世《日本国见在书目》(891年)记载的中医书已达163部、1309卷。唐代日本的遣唐使及僧侣的往来，是医药书籍传入日本的主要途径。鉴真东渡也带去了中国的医药知识。中医书传入日本，对其医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同时，多种在中国失传的医籍(或其内容)在日本国保存下来，以后又陆续传回中国，为中医发展做出贡献。如《新修本草》、《小品方》等，均在日本存有残卷。丹波康赖的《医心方》(982年)，汇辑了中国隋唐以前200余家方书，其中引用的许多医书在中国早已失传。日本大宝元年(701年)颁布的《大宝律令》中，引进了中国唐代的医事制度、医学教育方式等。公元1168年，日僧荣西携茶种归国，又著《吃茶养生记》，开日本饮茶风气之先。某些古代中国出现的重要医学学派，也在日本有深刻的影响(如李东垣、朱丹溪等)。中医学传入日本，为日本传统医学的建立和发展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中国和朝鲜的医学交流有着很长的历史，魏晋南北朝的医书中已多处提到高句丽的炼丹术和方剂、药物。高丽大量刊行中国医书，保存了许多中医古籍。北宋时中国保存的《黄帝针经》(即《灵枢》)已残缺不全，正是依靠高丽所藏的全本，才使该书在中国重新流传。元明两代朝鲜数次派遣医官来华切磋医学，并将讨论的内容整理成书(如《朝鲜医学问答》、《医学疑问》、《高丽质问录》等)，成为中朝医学交流的宝贵史料。朝鲜医家编撰的名著《医方类聚》(1445年)、《东医宝鉴》(1596年)中，辑录了众多的中国传统医学资料。

古代中国和越南的药物和医术交流十分频繁。越南的一些医学著作，多采用或参考中医的文献。如清乾隆年间越南名医黎有卓的《海上医宗心领》中，采用了《内经》的理论以及桂枝汤等医方。越南的医书(如陈元陶《菊草遗草》、阮之新《药草新编》)也曾在中国流传。

中国和印度两国以佛教为桥梁，进行了广泛的文化和医药交流。《隋书·经籍志》中著录的印度医书译本就有12种。印度医僧在中国传扬佛法时，也将印度医术带进中国。现存的晋唐间医书中，还可以见到印度医学四大学说的内容，以及耆婆等印度医家的医方、按摩术、养生术等内容。印度医学对汉族医学影响最大的是眼科。《外台秘要》转载陇上道人的《天竺经论眼》中，明确提到曾得到西国胡僧传授。金针拨内障术最初来自印度，给唐代士大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藏医学中汲取了印度医学中的三元素、七种物质、三种排泄物以及药物的六味八性十七效等内容。中国的药物(如人参、茯苓、当归、远志、麻黄、细辛等)也传入印度，被印度人称之为神州上药。 在宋代印刷医书之前，医书的传播主要靠手抄。汉魏以前的医书写录在竹简木牍和缣帛(丝织品)上。1973年湖南长沙出土的马王堆汉墓医书就是这一类的医书实物。

造纸术发明以后，医书逐渐用纸书写，采用卷轴形式，即所谓卷子本医书。近代敦煌出土的医书多为这种类型的实物。晋代、南北朝乃至隋唐的医书基本上都是卷子本。此外，也有将医方刻石以广为流传的例子(如洛阳龙门石窟的唐代医方)。

北宋时，医书开始广泛地采用雕版印刷，促进了医书的校勘整理和传播，医籍由卷轴式变为如今所见的册页式。以后在近现代虽有石印、铅印等新印刷技术出现，但仍未改变医书的基本形式。 最早的三品分类(简单的功效分类法)首见于《神农本草经》。从南北朝《本草经集注》开始，按药物的自然属性(玉石、草、木、虫、兽、果、菜、米谷等)分类盛行，被此后主要本草文献采用。该书诸病通用药以病名类药，为临床用药提供了方便。

药物分类思想常影响到具体药物的归属或各类药物在本草书中的编排顺序，如陶弘景受道家炼丹服石影响，把矿物药置于书前；李时珍《本草纲目》按从微至巨从贱至贵编排各类药，并认为人是最高贵的，故以人部殿后。

金元时期及以后，药物分类已具备按药物性质(性味)、作用(功能主治)、作用部位(脏腑经络)、作用趋势(升降浮沉)、作用强度(猛将、次将)、药用部位(根茎花果)及所治疾病等多种分类法。《本草纲目》的二级分类(按自然属性)科学性较强，在古代最受重视。 明代末期，医学经典著作的研究逐渐受到重视。清乾嘉年间考据风气盛行，将注释、阐发乃至辑佚古代经典医著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清代黄元御尊岐伯、黄帝、扁鹊、张仲景为四圣，因此他特别重视《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的研究。他的这一思想，是当时一批尊经尚古医家的代表。综观明清时对古典医籍的研究，除黄元御提到的几种之外，还有《神农本草经》，都是汉代以前的著作，由此可见当时崇古学风之一斑。

《内经》是中医基础理论方面的经典著作。梁代全元起、唐代王冰等曾分别将《素问》予以注释。此后七八百年间，很少有高质量的《内经》注本。明代吴昆的《素问吴注》多从临症出发，理论联系实际；马莳、张志聪二人均全注《素问》、《灵枢》，马莳擅长针灸，故所注《灵枢》中有关经脉、腧穴、刺法等独具匠心；张志聪集合同窗及门人共成《素问集注》《灵枢集注》，校注质量较高。

将《内经》内容分类综合加以整理研究而又成果显著的有明代张景岳。张氏的《类经》结合医学的实际运用分12类归纳《内经》，较隋代杨上善的《太素》前进了一大步。滑寿《读素问钞》删繁撮要，以类相从，甚便实用。李中梓的《内经知要》以八类概括中医基础理论，取材精当、简明扼要，为后世医家所欢迎。沈又彭《医经读》分类最为简要。黄元御《素问悬解》、《灵枢悬解》就原篇分类，独创一格。

至于就《内经》中某一部分理论问题予以发挥阐解者更不胜枚举(见《内经》)。《难经》虽在唐宋元三代均有注家，但明清以后注家倍增(见《难经》)。明代张世贤《图注八十一难经》，采用图解形式注释方式，对理解原文有一定帮助。清代徐大椿《难经经释》，将《内经》、《难经》的有关内容相对照，阐述其义理与渊源。对张仲景《伤寒论》的研究，已见前述。因《金匮要略》问世较晚，故元代才有注释本，而明清注本最为繁盛(见《金匮要略》)。《神农本草经》自明末至清代，陆续产生了辑佚本近十种，以张志聪、高世栻、姚球、徐大椿、陈修园等医家为核心的尊经派对《神农本草经》进行阐释，并与张仲景用药法相对照，对发掘古代用药经验卓有成效。 随着医药实践的不断深入，医学经验积累的速度也不断加快。为了适应这一医学发展的需要，在明清时代各种总结性的或集大成的医药书籍不断涌现。

药学方面最突出的成就是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它集16世纪以前中国药学之大成，在所收药品种类和资料内容的丰富方面达到了一个高峰。书中纠正了以往本草书中的某些错误，创用当时最先进的药物分类法归并药物。

《本草纲目》出现以后，对此后的药学发展影响深远，明末及清代的药学著作大多从该书汲取营养，再加发展。清代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又再次补充《本草纲目》以后的许多药物知识和种类。吴其浚《植物名实图考》虽然是一部植物专著，但其分类及某些植物的资料也源自《本草纲目》。

方剂学方面，明初朱棣的《普济方》，是中国现存最大的一部方书，载方61 000余首，可称得上15世纪的集大成医方书。

临床医书方面，明代王肯堂《证治准绳》最负盛名。该书分杂病、类方、伤寒、疡医、女科、幼科六科(又称《六科准绳》)，内容丰富、纲目清晰，立论较公允，甚便临床运用。此外临证医书较实用的还有明代虞抟的《医学正传》、龚廷贤的《寿世保元》、林佩琴的《类证治裁》等书。

外、伤科的著作在这一时期空前增多，很有影响的就有十几种，如明代陈实功的《外科正宗》、清代王维德的《外科症治全生集》、高秉钧的《疡科心得集》等。

针灸学则以明代杨继洲《针灸大成》最为引人注目，该书资料丰富，且有众多的实际经验。

妇科、儿科在宋代已有集成性的著作出现，明清时期这方面的著作在资料性方面虽嫌不足，但临症治疗经验则比较丰富，例如明代傅山的《傅青主女科》、万全的《万密斋医书十种》、陈复正的《幼幼集成》等，分别对妇、儿科医疗经验作出了总结。其他像眼科、喉科、气功与养生等方面，也都有一些较好的医书出现。

明清时期民间印书业十分发达。为了适应学医者对医书的需求，出现了不少医学全书、类书和丛书。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明代徐春甫的《古今医统大全》。该书辑录了230余部医籍及其他文献中的内容，全面丰富。张景岳的《景岳全书》和王肯堂的《证治准绳》也都是学验皆富的医学全书。

清代蒋廷锡等受命编纂的《古今图书集成》中的医学部分(即后世单行的《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集录古典医籍注释、临证各科证治、医家传略、医学艺文与记事等内容，为清代著名的医学类书。而医学丛书的数量更为众多。王肯堂、吴勉学编辑的《古今医统正脉全书》收集了明代以前重要医书44种。清政府诏令纂修的《医宗金鉴》，包括了从理论到临床各科的内容。文字通俗，取材精当，是非常实用的医学丛书。

此外，私人撰写的医学丛书甚多，影响较大的有汪机的《汪石山医书》、薛己的《薛氏医案》、张璐的《张氏医通》、徐大椿的《徐灵胎医书八种》、沈金鳌的《沈氏尊生书》、陈修园的《南雅堂医书全集》等。 明清时期中国人口增加迅速，尤其是清代后期，人口的猛增对医生的需求量也相应增加。医学教育在这段时期以师带徒或家传形式为主，社会上对医药保健也更为关注，因此大量的普及性医书应运而生。

最为多见的是歌诀体裁的中药、方剂启蒙书(如《珍珠囊药性赋》、汪昂的《汤头歌诀》等)。清代对医学启蒙普及做出贡献的医家陈修园，编撰了《医学实在易》、《医学三字经》、《时方歌括》等医学入门书，通俗而不平庸。

较医学启蒙书更高一层的医学通俗读物，在深入浅出、提纲挈领方面下了一番功夫，更适合临床医生所需。如汪昂的《医方集解》、《本草备要》，吴仪洛的《成方切用》、《本草从新》，李梴的《医学入门》等。其中程锺龄的《医学心悟》，文字虽然简明，但在归纳四诊、八纲、八法及临床各科证治方面颇有发明，又非寻常入门医书可比。

在众多的普及医书中，当然也有不少粗制滥造之品。民间医生中，有些人就靠几本入门书挂牌行医，不深究医理，故理论水平甚低。 在明清医书中，医案是比较独特的一类著作。医案这种形式的医书，虽并非起源于明清，但在明清发展最快，形式多样、种类繁多，且对其作用已有理论探讨。如清代俞震的《古今医案按》中指出：医之有案，如弈者之谱，可按而复也。

此时独家医案较好的有明代女医谈允贤的《女医杂言》、汪机的《石山医案》、清代的喻嘉言《寓意草》、叶天士的《临证指南》、吴鞠通的《吴鞠通医案》等。

诸家医案合编类的医案则有明代江瓘的《名医类案》、清代魏玉璜的《续名医类案》、柳宝贻的《柳选四家医案》、俞震的《古今医案按》等。

明清时医案著作的兴盛，对近现代此类著作的编纂有深刻的影响。

18世纪末，唐大烈在苏州举办《吴医汇讲》，这是中国医学史上最早的杂志性的医学文献。其取材杂而广，凡属医门佳话，发前人所未发，可以益人学问者，不拘内、外、女、幼各科，无不辑入(《吴医汇讲》)。文稿随到随镌，连续刊行。自1792年刊出第一卷，至1801年共出11卷，每卷均合订为一册。当时名医叶天士的《温证论治》、薛雪的《日讲杂记》都是先在《吴医汇讲》上刊出的。

很多珍贵宋元医书孤本流落海外 专家呼吁应引起国人重视

　　“近几个月来，已经有五六批来自国外的客商，向我提出收购中国古代医书的意向了，虽然价钱稍低，但需求的量非常大——几乎是凡精品必收。虽然古代医书在旧货市场中很常见，但这么大量地被外国人收购，我总觉得心里有点不是滋味。”近日，古旧书商刘先生向记者如是说。而著名中医文物收藏家张品超先生则向记者表示，近年来，很多外国藏家在华大量搜集中医文物，应该引起国人的重视。

　　内幕

　　德国藏家搜集800个古药瓶

　　刘先生向记者表示，有一位日本人兼田先生，已经从他这里卖走近10万元的古医书了，大约100多本。而据他所知，与兼田做这种医书生意的不止自己一人，而自己同时也向其他四五批外国收藏家供货物。古医书收藏为何突然火热起来了？为何外国藏家要大量收购？记者请教了著名中医文物收藏家张品超先生。

　　张品超透露，中医文物的收藏，在海外早已火热。外国藏家大量收购中医文物，是他们认识到了其中所蕴含的价值和商机，而这些是我们自己还没有意识到的。大约在10年以前，就有日本人、韩国人甚至是欧洲人，凭着他们在文化方面的敏感性——也可以说是前瞻性，早已开始了他们在中医史文物方面的搜求工作。譬如，德国有位文树德先生，这是他的中国名字，夫妇俩都是日耳曼民族。文先生先后在中国等地收集了800个古中药瓶，不但专门办了展览，而且编图出版。

　　还有一次，大约在五六年前，在古玩城三楼某店有一套中医古籍，是手抄本医籍。书法精美，插图艳亮，可见当年的作者是下了大工夫的。古玩商也很重视，放在展柜正中显眼的地方。见到这么稀见的东西，当然想买下来丰富自己的收藏。一问价，对方答曰：“对不起，这是给韩国人留的。”

　　三种途径广收中医文物

　　就目前所知，现在颇有一些“外人”在这方面用心、下工夫。他们通常通过三种途径来收集中医文物。第一是自己亲购或委托洋人同胞；第二是通过中国国内专业人士；第三就是通过国内的文物贩子。在关系上，结为友好或盟友；在经济上互惠，你得钱我得东西。说来真使人心里难受，很多实力雄厚的外国藏家不问东西，不看质量，一年也罢，半载也罢，给国内的文物贩子留下个几万几十万的“小钱儿”，过一段时间来收取货物。只要是中医古籍、中医文物就行。

　　藏界

　　中医古籍不受重视

　　长久以来，我国的藏书界一直不大关注医书的收藏。著名藏书家韦力表示，按照我国传统的藏书价值观来讲，医书的收藏价值并不大。1000多年来，我国藏书家关注的往往是子、经、史、集等书目，这些用今天的话来讲，是社会科学的范畴。而古代医书属于实用类的书籍，有的是医生看病的手记，有的是记载治病的药方或偏方，有的是中医理论著作。而医学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在不断进步的，比如眼科，10年前研究眼科的著作，今天看起来就显得有些落后了——在中国古代也是一样。所以1000多年来，医书一直不受主流藏书界的重视。

　　不过韦力透露，现在也有人专门收藏古代医书。比如天津一位陈姓藏家，就有不少珍贵的古代医书。这位陈先生本身是著名中医，他收藏医书的目的，是从中寻找古代秘方，并加以研究，运用到工作中去。不过像陈先生这种收藏家，在收藏界中实在是太少了，试问中国的收藏家有几个是深谙中医精髓的？从另一个角度讲，陈先生的收藏目的与一般藏家也有很大不同。

　　珍贵中医古籍流失海外

　　历史上，各朝各代都印了很多医籍，但由于战乱等原因，尤其帝国主义列强对旧中国的侵略瓜分，所以流传下来的东西不是太多，而且很多珍贵的中医古籍流失海外。美国国会图书馆、大英博物馆等海外著名博物馆都有收藏。张品超介绍，现在国内能见到的针灸明堂图(供悬挂)，一般都是清代、民国时期的。但大英博物馆有一张残图，是唐代的，出自敦煌，堪称是举世无双的孤品。但是从全球整体来看，收藏中医古籍水平最高的是日本藏家，其整体质量胜过中国。很多珍贵的宋元版古籍大体都在日本，我们无法匹敌。比如像中医里不可或缺的《外台秘要》和《备急千金要方》，我们连明版的都很稀见，而宋元版在日本。其中南宋版的《备急千金要方》在20世纪末，日本人精印后，送每位驻日大使一部。中国前驻日大使符浩同志也得一部。

　　张品超还透露，我国中医文化研究的著名权威李经纬老先生近日说，不管是中医、中药，包括中医古籍，的确到了非挽救不可的程度了。譬如说，宋元版的中医古籍大都在日本，那么明清这一块就一定要大力守住。中医科学院图书馆的明清医书已很少了。但民间及许多中医师还保有很大部分。现在不加以保护、抢救，未来我们研究自己老祖宗的文化还要到日本去“取经”吗？

　　价值

　　古医书记载中医传承史

　　数千年来，我国的中医在施展医术时，多是以个体的形式出现。宋代出现了太医院，但它还不是中医药实施活动的主体形式。那么他们的学习、连接、交流、传续靠什么，是靠医籍图典。搞任何研究的人都知道

自我实现，，不是基本需求，因为出家人对这个没兴趣

尊重需求，也不不是基本需求，隐居修炼的人也没兴趣

社交需求，更不是基本需求

安全需求是基本需求，也就是所谓的印星生我者护我者，

生理需求是基本需求，但是也只是限于 吃 喝 拉，，，，吃饱就是自我实现，吃饱也是安全需求，所以一切都是生理需求，因为我们是动物，

所以马斯洛的方法，不中用，起码用马斯洛的方法，不能掐算过去，也不能推算未来，，

凡不能掐算过去者，都是伪术，，，

生命的5个永恒不变的需求是，，，1生我者，2我生者，3同我者，4克我者，5我克者，，，，无论以什么形势表现出来， 都处于这五中关系之中，人科动物也是一样的归纳方法，，，这个五分法不仅限于归纳生命，世间万物都可用此法归纳，，，也就是说，此法可以掐算过去推算未来。

中医的健康观简单地提炼为：中医认为健康的人体是阴平阳秘的动态平衡系统，人体这个动态平衡系统的动态平衡被打破了，出现了失衡就是病态，这就是中医的疾病观。

从中医的生命观和疾病观，我们可以推出：即时你身上有一亿个细菌，只要你的机体平衡系统没打破，你还是健康的。

当西医发现细菌和感染性疾病的关系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对细菌都是采取赶尽杀绝的态度。知道后来发现用大量的抗生素，导致病人体内菌群失调出现更加顽固的疾病，才提出保持人体内微生态平衡的概念，但是在临床上，并没有具体的措施，对细菌感染性疾病，还是以赶尽杀绝细菌这样的思路在治病。

在第二环讲课将对中医疾病观做更加详细的介绍。中医发病学说的先进之处，在于它认识到了机体是一个动态平衡系统，病因作用到机体以后，病因会损伤机体，同时机体必然也会对此做出反应以对抗损伤，这两者都会对机体的动态平衡系统产生影响，都可能成为导致疾病的因素。有时候前者已经不用考虑，后者才是机体失衡的重要原因。

从中医的健康观和疾病观，可以推出，中医的病因观为：凡是能影响机体平衡的因素，都可以成为中医学所说的病因。体内的、身外的，自然界的，人为的，只要具备影响机体平衡能力的都是潜在的病因。中医把所有的病因统称为邪气。

气候在正常的情况下称为“六气”（风、寒、暑、湿、燥、火），失常了就可以称为病因，称为“六*”（也还是：风、寒、暑、湿、燥、火）。比如，到了夏天，天气热是正常的，把这种天气叫做“暑”，但是如果天气太炎热了，也就是“暑”太过了，“暑”就成了一种病因，是六*之一，在这种天气下，人就会容易中暑。

情绪是人的正常精神活动，一旦失常也会成为病因。

吃饭本来是维持人体正常生理的必要手段，但是“饮食自倍，肠胃乃伤”，也就是吃撑了会伤肠胃的意思。

所以说，中医的病因是一个非常广的概念，只要能影响到人体平衡的因素都可以成为病因，并非只有可见的实体，比如细菌、病毒这些才是病因。

西医学通过显微镜发现了很多致病微生物，这些细菌或者病毒如果在体内滋生，就会导致疾病，这是西医学提出的最重要的概念。

这一点让很多中医在西医面前丧失了自信，因为中医理论中并没有细菌和病毒的概念。当初非典肆虐的时候，很多反中医的人说：“中医连导致该病的病原体是什么样的都不知道，就说能治，这不是骗子吗？”

理解了中医的病因观，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回答：“中医治病只看人体平衡情况，根据病人身体失衡情况来治疗，根本不需要知道是什么细菌或者病毒。”也就是前面讲的话了：假如你的身上有一亿个细菌，但是你的身体的动态平衡系统没有失衡，就没有疾病。

中医没有细菌病毒的概念，并不是中医不承认细菌病毒的存在。虽然后世的中医从业者有很多人不知道细菌病毒的存在，但是中医理论的创立者绝对是知道细菌病毒的存在的。因为中医的气还没有形成具体的形质，现代科学到目前为止都不能检测到，细菌病毒尽管很小，但是已经有形质了。中医的创立者能够感知到气的存在，那么对已经形成了形质的细菌和病毒肯定能感知得到的。

这一点，我们也可以从佛教经典上得到佐证。佛经上说：佛观一滴水，十万八千虫。印度的先哲和中国的先哲在对世界的认识上达到了同样的高度，佛经翻译成汉语的时候，没有一点障碍，所以可以认为，创立中医学的先哲对此也有认知。

中医病因观的第二个特点是：中医学对病因性质的描述不是根据病因本身的特性，而是根据病因作用机体以后，机体状态失衡的情况。

中医对病邪性质的描述实际上是机体失衡的情况，和病邪本身的关系并不大。无论是物理的、化学的，还是生物的因素，只要它们导致的机体失衡是相同的，就属于同一种病邪。

即使同一种病毒，同一时间，感染了不同的人，如果出现不同的失衡情况，在中医看来，病邪的性质是不同的；即使同一种病毒，感染了同一个人，在疾病发展的不同阶段，如果出现不同的失衡情况，在中医看来，病邪性质也是不同的。

比如，伤寒感冒有一个阶段叫“入里化热”，如果病邪的性质是它本身固有的，一个寒邪，怎么可能入里又变成了热邪呢？只能是机体的状态随着疾病的发展发生了改变。

中医这种始终立足在人体自身来认识问题的方式既有优势，也有劣势，后面会具体分析。

在第二环的讲课中，将会详细地讲述了中医的病因学说，分析了生活中的各种因素如何影响机体平衡，导致疾病。学习中医的病因学说，可以有针对性地预防各种致病因素对机体的损伤。

《黄帝内经》上说：“大要以平为期，此其治之之道也。”“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

中医治病被称为“调理”，就是从这里来的。

中医治病就是调理机体平衡。根据机体平衡被破坏的情况进行有针对性的纠正、调整，使平衡重新回复，就是中医的治疗观，称之为辨证论治。

大家注意这个“证”字！证，是指机体在特定时空的状态。中医治病的立足点不是病上，而是证上。辨证论治就是辨别人体状态偏离平衡的情况进行治疗，使之恢复到平衡状态。

中医治疗疾病的手段，其实和中医的病因一样，只要能影响机体平衡，都可以成为中医的治疗手段。能成为病因的，就可以成为治疗手段。同样，能成为治疗手段的，如果用得不好，就是病因。所以，中医的治疗手段很多，可以说是数不清。现在最常见的是中药和针灸。

中医的这种治疗观和西医的治疗观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在治疗过程中出现的现象，西医是无法解释的。比如，治疗伤寒阳明病，腹内有燥屎，病人出现高热、神志不清等比较危重的情况。中医治疗是用大承气汤泻下燥屎，病人就热退神清。中医认为这种泻下作用正是药物的治疗作用。但是，按照西医的观点，认为病人泻下是药物刺激胃肠导致的副作用。

还有一种更复杂的情况，中医称“下焦蓄血”，中医治疗用桃仁承气汤或者抵挡汤，都是活血化瘀，病人服药后，有的会腹痛很厉害，然后从大小便中泻下黑血。如果按照西医的观点，病人都可以告你医疗事故。但是瘀血下来以后，病人能立即感觉到轻松，病情向愈。

中医如何治疗疾病，以及如何认识在中医治疗疾病过程中所出现的特殊现象，将在第二环讲课中详细讲解。

在中医的生命观里，有几个重要的概念就是形、器、气、神。也就是说，中医不只是认为生命就是形体结构加精神活动。气是中医的一个重要概念，也是目前不被西医承认的概念。中西医所有的矛盾其实就集中体现在这里。如果西医能认识到气的存在，中西医就完全可以重合。

中国传统哲学认为，我们能见到的这个有形的世界，是从无中生来的，叫无中生有，从无到有，中间有一个过渡，这个过渡就是气。气可以成象，但是还没有成形。气成象以后，物质按照气成的象聚到一起而成形，成为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我们这个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之所以长成这个样子，是由气来决定的。

人为什么长成这个样子：头、手臂、腿、躯干都是近似圆形的，细胞排列为什么不是沿着直线无限地延伸下去呢？恰恰能在该转弯的时候就转了一个弯？这都是由气来决定的，中医经典中叫做“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在天为气，在地成形”。

所以，中医从来不认为身体上长了一个东西，比如说肿瘤，就是无缘无故长出来的。如果是无缘无故长出来的，那么割了它，这个病肯定就好了。但是如果不是无缘无故长出来的呢？割了它，长出肿瘤的原因还在，接着又长出新的。西医说这是复发，其实，西医根本就没去治疗那个产生肿瘤的原因，再长出来是必然的。

只有理解了气这个概念，中医才能入门。

现在的中医教材，因为受物质主义影响，对气的概念讲得不是很深入。而中医古籍中，由于后世的中医从业者把只要肉眼看不到的，但是又真实存在的东西都命名为气，比如空气等等，导致气的概念内涵很混乱。气的最本质的含义就是有无之间的这个过渡，气决定着有形世界。

中医的健康观，其实就是一个动态平衡系统的概念。健康的人体是动态平衡系统处在平衡的状态，亚健康或者疾病都是失衡。中医的一切治疗手段都是恢复机体的动态平衡。所以，一切能影响到机体平衡的因素都可以称为中医认为的病因，也都可以成为中医的治疗工具。

中医对病因的认识，是根据这个因素作用人体以后，机体出现什么样的失衡来定义的。比如说，如果给机体造成了发冷、血管收缩、肢体僵硬等情况，都属于寒邪；而给机体造成了发热、血管扩张、出汗、肢体膨胀等情况的，都属于热邪。无论它是物理因素还是化学因素，或者生物因素。

中医的治疗观就是辨证论治。中医治病首先要判断病人机体失衡的情况，这个过程叫“辨证”，再根据病人的机体失衡情况想办法把平衡纠正过来，这个过程叫“论治”。“证”是指处在某一个时间空间点的人的机体状态。

                          --本文编辑自《什么是中医》

中医药古籍资源的转化利用存在不高与以下因素有关：

1、传统观念和教育体系：中医药古籍的研究和应用在传统中医药教育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但在现代医学教育中的地位相对较低。这可能导致了对中医药古籍的研究和利用的缺乏。

2、知识传承和人才培养：对中医药古籍的深入研究和理解需要专业的知识和技能。然而，现代医学教育往往更加注重西方医学知识的传授，对中医药的传统知识和古籍研究的培养相对较少。

3、缺乏标准化和规范化的研究方法：中医药古籍的研究和应用需要建立科学、规范的研究方法和评估体系。然而，在这方面的研究方法和标准化还相对不完善，这也限制了中医药古籍资源的有效利用。

4、市场需求和商业化利用：中医药古籍的应用往往需要结合现代科技和研究成果，进行创新和转化。然而，对于中医药古籍资源的商业化利用和市场需求的培育还存在一定的挑战。为了提高中医药古籍资源的转化利用，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5、加强教育和人才培养：加大对中医药古籍的研究和应用的教育力度，培养更多具备相关知识和技能的专业人才。

6、推动研究和创新：加强中医药古籍的科学研究，建立规范化的研究方法和评估体系，推动中医药古籍资源的创新和转化。

7、促进市场需求和商业化利用：鼓励中医药企业和机构与科研机构合作，推动中医药古籍资源的商业化利用，满足市场需求。

8、弘扬传统文化价值：加强对中医药古籍的宣传和推广，提高公众对中医药传统知识和文化的认知和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