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勘古书不能轻易更改古书内容，否则，古书会失去原来的面貌。

　　中国具有上下五千年的历史，中华文化的传承除通过传统习俗的传承，最主要是依靠图书的传承，古代图书起了重要作用。秦始皇“焚书坑儒”，导致大量中华文化的灭失，而不能往下传承。清朝乾隆年间编撰的《四库全书》为中华文化的传承做出了重要贡献。

　　随着时间的推移，古代图书会出现版本不同、破损等现象 ，需要后人对其进行校勘。古代图书的校勘，应该以保持图书原貌为原则，不能轻易更改图书内容。如果确实需要更改，应该在注释等相应位置进行说明，说明更改的依据是什么，以免产生歧义、以讹传讹等现象。

　　例如，由郭锡良主编的《古代汉语》，在收录《论语•季氏将伐颛臾》一文时，有一句“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虽然出现文字互误，但是没有进行更改，而是以注释的形式进行说明：这两句文字互误。俞樾《古书疑义举例》：初六”按：寡、贫二字，传写互易，此本作’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贫‘以财言，’不均‘亦以财言？不均则不如无财矣，故’不患贫而患不均‘也。’寡‘以人言，’不安‘亦以人言？不安不如无人矣，故’不患寡而患不安‘也。《春秋繁露•度制篇》引孔子曰：‘不患贫而患不均’，可据以订正”。

这种古籍是中华五千的精华，改会失去原本面目，而且修编后的东西往往会有一些妄人强加入他自己的主观意见，让读者跟着他走，失去了以书教人，以书育人的目的！比如现在的《黄帝内经》古代是不叫这个词的，而是《素问》和《灵枢》，《黄帝内经》是修编之后的产物！！！

看这书千万不要看翻译的全文，否则味如胶腊！而且你会迷失自我的！拿字典一个个的查，然后用自己的语言组合，得到的是自己的体会。

比如——现在的《庄子》书都是共和党编改过的作品了，失去了原味。它原名为《南华真经》，这部书我仔细品味过，才发现瀚海无边啊！每个人看过之后和体悟都不是一样的。如《南华真经》最后一章《秋水〉——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儵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也，子之不知鱼之乐，全矣。”庄子曰：“请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鱼乐’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我知之濠上也。”这典型的主观与客观的讨论，作著没有说教也没有强加主观意识，让读者有自已的选择，这种书失传了。

庄子曾被皇帝封——南华真人。此书原藏于《中华道藏》中的，所以共和党死为它是宗教反思想的作品，现〈庄子〉全是修改之后的难产之物。此物虽是宗教的作品，但我看没有一点是说法术、迷信之类的东西，全是教人为本，修身为主，明是非，论真理。

古籍是文化的载体，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历史记录。让古籍活起来，就是让古籍重新流传开来，让更多的人了解古籍，深入了解古代文化，从而增进民族的文化认同感，促进社会的文化交流，让文明历史继续流传下去。

总的来说，让古籍活起来的目的有以下几点：

1、保护文化遗产，把遥远的历史变成当下的精神财富；

2、让人们能够更好地理解过去，协助今日国家建设；

3、充分利用、发掘古籍中的科学思想，启发当今科技发展；

4、传承文化，让古籍活起来，让整个社会都能传承精神文明。

原因：

1、周永年自明末曹学佺再倡儒藏说，提倡集合儒书，与释藏、道藏鼎足而立。

2、乾隆下诏直省督抚学政征求遗书，汇送京师。

3、朱筠、王应采奏请校办《永乐大典》，辑佚书籍。但实际上是学术文化发展到总结时期，以及学术与政治的合力的需要。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十一月，安徽学政朱筠提出《永乐大典》的辑佚问题，得到乾隆皇帝的认可，接着便诏令将所辑佚书与“各省所采及武英殿所有官刻诸书”，汇编在一起，名曰《四库全书》。

这样，由《永乐大典》的辑佚便引出了编纂《四库全书》的浩大工程，成为编纂《四库全书》的直接原因。

《四库全书》既然要囊括乾隆以前的历代典籍，那么，对传统学术的总结也就责无旁贷，因为传统目录学正是将典籍按照一定的体系加以排纂编次，进而通过文献典籍本身以及分类、编目、序录等方式来反映学术发展历史的。

因此，编排历代典籍，总结评判传统学术，就成了《四库全书》编纂者的一项重要工作，《四库全书总目》也就由此应运而生。

《四库全书》完成至今的两百年间，饱经沧桑，多份抄本在战火中被毁。其中文源阁本在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火烧圆明园时被焚毁，文宗、文汇阁本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被毁。

杭州文澜阁藏书楼1861年在太平军第二次攻占杭州时倒塌，所藏《四库全书》散落民间，后由藏书家丁氏兄弟收拾、整理、补抄，才抢救回原书的四分之一。文澜阁本在民国时期又有二次补抄。

民国三年（1914年）在杭州图书馆第一任馆长钱恂的支持下，由徐锡麟二弟徐仲荪及其学生堵福诜自费补抄，历时7年，史称“乙卯补抄”。

民国十二年（1923年），时任浙江教育厅长的张宗祥得知徐仲荪、堵福诜的义举后，十分感动，但他知道“修补”量相当浩大，单靠几个人很难完成，必须由政府牵头。

在他的重视下，补抄人员增加到百余人，费用全部由浙江籍人募集，徐仲荪任总校，堵福诜任监理，历时两年，史称“癸亥补抄”。解放初，由于徐仲荪和堵福诜修补《四库全书》有功，他们俩的画像曾被悬挂在杭州文澜阁，以志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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