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最早关于征信的说法是：君子之言，信而有征。

春秋时期左丘明的《左传》中说：“君子之言，信而有征，故怨远于其身。”意思是，君子说话，要真实有凭据，所以怨恨就远离他。

“征信”源于左传，其中所提到的“信而有征”，即可征验其为信实也。征信通过对信用资源的系统性收集、集中汇总和开放型开发利用，成为实现信息充分共享，提升信用管理水平的最有效制度安排之一，达到了提供决策参考、降低交易风险的目的。

在发达国家中，普遍存在专门从事征信业务的社会中介机构，根据市场需求搜集、加工和生产信用信息产品，提供资信信息服务，并形成了一整套与之相关的法律和政策体系，以及技术标准和行业规范，一般称之为社会征信体系。

征信的紧迫性

1、征信活动具有很强的规模效应。由于信用信息的来源渠道繁多，且不同企业或个人同类信用信息的来源渠道相同，对同一信息来源进行多对象调查时的边际成本较小，平均成本随调查对象数目的增加，下降速度快，征信行业具有很强的规模效应，因此，有组织、大规模、专业化地提供征信服务比企业或个人独立进行调查的成本水平低很多，可以节约大量的非生产性成本。

2、我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后，根据入世协议中服务贸易的特定承诺，政府将基于“审慎”原则，准许外资进入中国信用征信业，外资征信机构也己经开始积极地寻求合作伙伴，建立分支机构。而我国的征信体系在这些己经发展成熟的征信业巨人面前，显得漏洞百出，过于幼稚，亟待建设完善。

以上内容参考-社会征信体系

不精不诚，不能动人。《庄子 鱼父》

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论语 学而》

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 学而》

言必信，行必果。《论语 子路》

轻诺必寡信。《老子》

一诺千金。《史记》

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礼记》

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 《孟子》

言不信者，行不果。《墨子》

两心不可以得一人，一心不得百人。《淮南子 缪称训》

骄溢之君无忠臣， 口慧之人无必信。《淮南子 缪称训》

子曰：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论语 为政》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 述学》

善疑人者，人亦疑之；好防人者，人亦防之。《郁离子 任己者术穷》

夫可与为始，可与为终者，其唯信乎！《臣轨 诚信章》

百种奸伪，不如一实。（忘记这个出处了。。。）

不宝金玉，而忠信以为宝。《礼记 儒行》

我无尔诈，尔无我虞。《左传》

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孟子 梁惠王》

见其诚心而金石为之开。《韩诗外传》

轻诺者，信必寡。《省心录》

推之以诚，则不言而信。《文中子》

以信待人， 不信思信；不信待人，信思不信。《傅子 义信》

中国古代最早有关征信的说法君子之言信而有征源自《左传》。

征信是一个汉语词汇，拼音是zhēng xìn，意思是依法采集、整理、保存、加工自然人、法人及其他组织的信用信息，并对外提供信用报告、信用评估、信用信息咨询等服务，帮助客户判断、控制信用风险，进行信用管理的活动。出自《左传·昭公八年》中的“君子之言，信而有征，故怨远于其身”。其中，“信而有征”即为可验证其言为信实，或征求、验证信用。

征信就是专业化的、独立的第三方机构为个人或企业建立信用档案，依法采集、客观记录其信用信息，并依法对外提供信用信息服务的一种活动，它为专业化的授信机构提供了信用信息共享的平台。

2019年5月个人新版征信正式面世，征信信息的时长及精细程度将进一步提升。

征信的作用：

征信在促进信用经济发展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基础作用。

一是防范信用风险。征信降低了交易中参与各方的信息不对称，避免因信息不对称而带来的交易风险，从而起到风险判断和揭示的作用。

二是扩大信用交易。征信解决了制约信用交易的瓶颈问题，促成信用交易的达成，促进金融信用产品和商业信用产品的创新，有效扩大信用交易的范围和方式，带动信用经济规模的扩张。

三是提高经济运行效率。通过专业化的信用信息服务，降低了交易中的信息收集成本，缩短了交易时间，拓宽了交易空间，提高了经济主体的运行效率，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四是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征信业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征信业有助于遏制不良信用行为的发生，使守信者利益得到更大的保障，有利于维护良好的经济和社会秩序，促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不断发展完善。

在甘肃省悬泉置遗址中，考古专家们用筛子筛出了一件重要的文物，它是一份帛书，并且也是古人最早的一份手写书信。考古专家们通过细致的研究，意外的还原了古人的真实生活状态。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这封出土的私人帛书内容又是什么？

1987年时，酒泉地区文物普查队接到上级指令，在甘肃省敦煌市安敦公路甜水井附近，展开了一项地毯式的考古发掘行动，并在行动之中发现一处庞大的汉代遗址，被称为是“悬泉置遗址”。

至1990年，酒泉地区文物普查队，正式对悬泉置遗址进行大规模发掘，从中发掘出土文物逾30000多件，其中包括15000枚竹简以及17650件各类实物，极大地丰富了我国汉代文物资料研究宝库。与此同时，悬泉置遗址地理位置独特，正是古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因此它也被中国、哈萨克斯坦与吉尔吉斯斯坦三国联合申遗，被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考古发掘活动并非易事，考古专家们不仅需要掌握足够的专业知识，而且也要有一定的耐心与责任感，否则很容易就会与珍贵文物失之交臂。在对悬泉置遗址文物进行发掘时，考古专家们利用最新的发掘技术，一点一点的对文物进行剥离，令原本埋于土中的珍贵对象重见天日。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过，悬泉置遗址共出土文物30000多件，每一件文物都需要进行人工清理，诸位考古专家们的劳动强度可想而知。

值得一提的是，当文物发掘工作告一段落后，所有埋葬过文物的土壤，也都会被集中收集在一起，进行一次强有力的筛查活动，文物界将其称为是“筛土”。每一次考古活动中的筛土，都能有更新的发现，因为土中细小的物件，往往会被考古人员们忽视，而这些细小的物件，也许蕴藏着许多有用的信息。果不其然，考古专家们在对悬泉置遗址土壤进行筛查时，意外地发现了一份折叠成小块的帛书。

这份帛书为汉代时期常见的素帛，折叠方式为先横二折再纵三折，由于其折叠程度太过紧密，导致素帛上的字迹反印明显。考古专家们利用先进手段，将这块帛书小心翼翼地打开，发现其上字迹清晰规整，为隶书写就。素帛上的文字，共有10行，每行字迹不等，多则44字，少则6字，只有最后一行是草隶体书法。据专家称，通过对该素帛上的文字解读，可以清楚地发现，它是一封私人书信，是一位名字叫作“元”的边戍士兵写给好友“子方”的信。不过从其折叠情况与夹带方式来看，这封信很可能并未到达目的地，而是在运送过程中丢失于悬泉置附近。

此时一个问题接踵而至，这封出土的私人信件，其中的内容究竟是什么呢？信中主要阐述了三件事，下面我们来一一说明。

第一件事：“会元当从屯敦煌，乏沓(鞜)，子方所知也。元不自外，愿子方幸为元买沓(鞜)一两，绢韦，长尺二寸；笔五枚，善者，元幸甚。钱请以便属舍，不敢负。愿子方幸留意，沓(鞜)欲得其厚可以步行者。子方知元数烦扰，难为沓(鞜)。幸甚！幸甚！”。大致意思为：元表明了自己在敦煌从军的身份，不能擅自离开自己的岗位，因此嘱托子方帮自己购置一种名为“沓”的鞋子，因为敦煌本地不产这种鞋，并且还有长一尺二寸的绢匹以及五支毛笔。

第二件事原文：“吕子都愿刻印，不敢报，不知元不肖，使元请子方，愿子方幸为刻御史七分印一，龟上，印曰：吕安之印。唯子方留意”。大致意思是：元希望子方能够自己刻一方龟印，该印为七寸见方的御史印信，上刻文“吕安之印”。

第三件事原文：“郭营尉所寄钱二百买鞭者，愿得其善鸣者，愿留意”。翻译过来是：元嘱咐子方，不要忘记自己寄过去的200钱，这笔钱属于“郭营尉”，想托他买一把“善鸣（响亮）”的鞭子。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子方很可能是一位底层的官吏，不仅能够识字，而且还可以自由刻制印章。元本人则是一个热心肠，在私人信件所写的三件事中，朋友所托之事就占了两件，的确令人称道不已。

汉代素帛私人信件的出土，反映了汉代社会的真实生活状况，书信中没有华丽的辞藻，也没有太多的恭维之语，反而显得言简意赅，用词淳朴，是研究出现实和汉代社会生活的绝佳原始资料。不过令人遗憾的是，这封私人信件最终未能到达收信人的手中，写信人的愿望也因此落空，这不由得令人感到有些唏嘘。

古人传递信息主要用以下方法：飞鸽，烽火，快马，暗号，手语，书信，旗帜等。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有组织的传递信息系统的国家之一。早在三千多年前的商代，信息传递就已见诸记载。乘马传递曰驿，驿传是早期有组织的通信方式。位于嘉峪关火车站广场的“驿使”雕塑，它取材于嘉峪关魏晋壁画墓，驿使手举简牍文书，驿马四足腾空，速度飞快。此砖壁画图于一九八二年被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作为小型章邮票主题图案使用，由此看出嘉峪关是中国信息文化的发源地之一。

古代信息传递的出现离不开“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的长城。“长城”一词始见于战国时代的文献记载。在古代不通朝代有着不同的修筑形式，所以对这种防御工程的称谓也有所不同，如：列城、方城、塞、暂洛、界壕、边墙等，实际上均指“长城”，其实广义的长城是对中国古代所有的巨型军事工程体系而言。

在历代长城修筑过程中都遵循的基本原则是“因地制宜、据险致塞”。一是根据地型来构筑工程。二是充分利用地理天险防御敌人。长城以垣墙为主体，包括了城障、关隘、兵营、卫所、墩台、烽堠和观察、通讯等综合功能，形成了古代最为严密的军事防御体系。其中，设于长城内侧的烽火台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西周时期，为了防备敌人入侵，采用“烽隧”作为边防告急的联络信号。在古史书《周礼》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在各国从边疆到腹地的通道上，每隔一段距离，筑起一座烽火台，接连不断，台上有桔槔，桔槔头上有装着柴草的笼子，敌人入侵时，烽火台一个接一个地燃放烟火传递警报。每逢夜间预警，守台人点燃笼中柴草并把它举高，靠火光给领台传递信息，称为“烽”，白天预警则点燃台上积存的薪草，以烟示急，称为“燧”。古人为了使烟直而不弯，以便远远就能望见，还常以狼粪代替薪草，所以又别称狼烟。周朝规定：天子举烽燧各地诸侯必须马上带兵前去救援，共同抵抗敌人。由此可见，烽燧制度的实施，意味着早在周时就已出现了庞大而又完善的军事信息联系网络。我国考古工作者于1972年至1976年在居延通过发掘获得了汉代木简三万余枚，并发掘了烽燧遗址，对我们了解汉代烽燧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据木简可知两汉时代，从河西四郡（今甘肃省武威、张掖、酒泉、敦煌）一直到盐泽都有烽燧设置，而且规模很大，管理极严，号称“烽燧万里相望”，据说是“五里一燧、十里一墩、三十里一堡、百里一城塞”举放烽火，昼夜不同，白天放烟，夜晚举火。此外，还采用各种不同的暗号表示进犯敌人的多少，敌人在五百人以下的放一道烽火，在五百里以上的放两道烽火等等。在出土的《塞上烽火品》中记载了当时朝廷制定的临敌报警和举放烽火的条例，即“联防公约”。该条文规定了在匈奴侵扰的不同部位、人数、时间、意图、变动以及天气异常等情况下，各塞举放烽火的类别、数量、传递方法以及发生失误如何纠正等细则，就连燧长有病请假都要经上级批准。这种信息传递方法，对防守边疆、抵御敌人曾起过一定的作用。

烽火传递信息是非常快速的，在公元前119年大将卫青和霍去病率领几十万大军分路出击，以举放烽火作为进军的信号，仅仅一天的时间，这一信号就从河西传到几千里外的辽东。由于烽燧报警的迅速及时，直到明、清时代仍然沿用不衰。山东省的烟台市就是因为明朝在那里设置狼烟台，以防倭寇入侵而得名的。

烽火传递军情固然迅速，但它不能完整地表达深刻复杂的军事内容，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政治、军事的需要，依靠畜力传递信息的通信方式逐渐占据了支配地位，形成了传递官府文书的更为严密的驿传制度和烽燧报警配合使用。

西周时期，为了适应周王同诸侯之间联系需要，在大道上每隔30里设一个驿站，备良马周车，专门负责传递官府文书，接待来往官吏和运送货物等。孔子曾说：“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意思是说，他所提倡的道德学说，比邮驿传送命令传播得更快。可见当时的邮驿通信不仅已相当完备，而且速度也已相当快了。

秦汉时期，形成了一整套驿传制度。特别是汉代，将所传递文书分出等级，不同等级的文书要由专人、专马按规定次序、时间传递。收发这些文书都要登记，注明时间，以明责任。

隋唐时期，驿传事业得到空前发展。唐代的官邮交通线以京城长安为中心，向四方辐射，直达边境地区，大致30里设一驿站。据《大唐六典》记载，最盛时全国有1639个驿站，专门从事驿务的人员共二万多人，其中驿兵一万七千人。邮驿分为陆驿、水驿、水路兼并三种，各驿站设有驿舍，配有驿马、驿驴、驿船和驿田。

唐代对邮驿的行程也有明文规定，陆驿快马一天走6驿即180里，再快要日行300里，最快要求日驰500里；步行人员日行50里；逆水行船时，河行40里，江行50里，其它60里；顺水时一律规定100到150里。诗人岑参在《初过陇山途中呈字文判官》一诗中写到“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星流；平明发咸阳，幕及陇山头”。在这里他把驿骑比做流星。天宝十四载十一月九日，安禄山在范阳起兵叛乱。当时唐玄宗正在华清宫，两地相隔三千里，6日之内唐玄宗就知道了这一消息，传递速度达到每天500里。由此可见，唐朝邮驿通信的组织和速度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

宋代将所有的公文和书信的机构总称为“递”，并出现了“急递铺”。急递的驿骑马领上系有铜铃，在道上奔驰时，白天鸣铃，夜间举火，撞死人不负责。铺铺换马，数铺换人，风雨无阻，昼夜兼程。南宋初年抗金将领岳飞被宋高宗以十二道金牌从前线强迫召回临安，这类金牌就是急递铺传递的金字牌，含有十万火急之意。

驿站是官府的通信组织，只许传递官府文书。除宋朝准许高官显宦附寄家信之外，都不准附寄私人信件，私人书信只能托人捎带。1975年考古工作者在湖南省一处秦代墓室中发掘出两件木牍家信，第一封信是“黑夫”和“惊”联名写给一个叫“中”的人；第二封信是“惊”写给“中”的，这是我国现知最早的家书实物。据估计这两封信是由同在军中服役期满后返乡的同乡捎往家中的。古代人民通信之困难，由此可见。

到了明朝，才出现了专为民间传递信件的通信机构——民信局。在明永乐年间湖北麻城县孝感乡被迁往四川开垦的移民，由于思念故乡，相约每年推选同乡代表回乡几次，来往带送土特产和信件。久而久之建立了固定的组织称“麻乡约”。后来就形成了专业的民信局。

邮驿通信在边防和经济、文化的交流等方面起到了一定的进步作用，成为我国古代信息传递的主要形式。岁月流转，那些古老的信息传递方式已被今日方便、快捷的现代化通讯方式所取代。

中国人讲究“礼义仁智信”，其中的“信”含义是信用，引申为说话算话、讲信用、守承诺。

信这个词是做人做事的根本，不论是对个人，还是社会、国家，这都是立足的根本。

“信”本是一个形声字，从“千”声，或从“身”声，包含着对人言诚信的期望。“信”字在战国时代大量用于人名、封君名，还作为吉语铭刻在印章中，这个时期的名人比如信陵君。

《说文解字》：信，诚也。从人从言。会意。㐰，古文从言省。訫，古文信。息晋切。这里其实说得很明白，信的意思就是诚意，两个字连起来就是诚信，是我们现代依然推崇的做人做事的态度。

“人不食言是为信”，说的就是一个人说话算话，这就是信用，承诺。遵守承诺是一个人最高的品质，从几千年前就开始提倡这种品质，并且把一些拥有这种美好品质的人尊称为“信者”，甚至在他们的称呼中加入信这个字。

我们现在一般都说诚信，这两个字是一体的，现代人对诚信更加看重，这是一种依然美好的品质。

不论是对一个人、一个家庭，或者一个国家、整个社会，诚信都说为人处世的根本。一个人不讲诚信就没有人愿意和他交往，同理一个国家不讲诚信也必然遭到其他国家的抵制。诚信更多时候是一种约定俗成的东西，生活在社会当中，必然要诚实守信，做到重承诺。每个人的忍耐都有限的，可以容忍你一次两次的不守承诺，但是绝对不会有第三次。

俗话说“有再一再二，没有再三再四”，其实古人从很早开始就明白了诚信的重要，明白不守信可能带来的后果。到今天这么多年过去了，几千年的传统更是不能丢，我们更应该保持这种良好的社会风俗，让自己成为一个有信用、受爱戴的人。

至于一个国家，诚实守信是根本，是国家良好风气的基础。

古人的智慧放到今天依然有用，并且用处一点都没有减少。老祖宗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的财富，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将这些思想发扬光大，让我们生活的社会更加美好。

对于整个国家来说，人民诚实守信，这个国家整体的风气就会变好，我们国家的形象也会日渐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