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在洛阳的房子，却是位于陋巷之间，低矮破败，仅能遮风避雨的一个地方。而司马光为了完成《资治通鉴》，需要一个创作环境相对来说比较好的地方。再加上当时是酷夏，炎热难耐，于是便在房子下面挖了一个地下室作为自己写作的地点。他的本意是勤俭持久之人才能写完《资治通鉴》，而奢侈享福之人是绝对坚持不了6年，完成作品的。

在宋朝时期，为官者大多数较为富裕，生活奢侈，良田美酒豪宅。即使是刚刚做官，首先为自己置办田地也是很多的。就像苏轼拜访王安石的时候一样，王安石也曾劝说苏轼留下置办宅邸一样。而在官场日益奢侈的世风之下，司马光却是一直本着质朴、勤俭节约的生活作风。这也是司马光能坚持6年的时间，写出这部巨作的原因。正是因为这份坚持，才有了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可在当时，这样寒碜的“洞穴”甚至还被人讥笑。可司马光依旧不管众人的眼光，静心创作，这和司马光的家庭及成长经历有很大的关系。

司马光的父亲曾经在小时候，因为司马光撒谎的事情，而重重的责骂了他。因此，司马光从父亲身上学会了诚实的品德，自小就养成了良好的品行。而父亲当朝为官，结交的也都是品行端正之人，不以房子大小、蔬菜好坏、酒水贵重等来衡量。这些在司马光时代就全部变了味，宴请别人，或者是别人登门拜访，要是没有美酒佳肴，没有豪华盛宴都会被人取笑，甚至门庭冷清，无人登门。这些在司马光来看，都是朝代变得奢靡的象征。他不喜奢华，是因为懂得“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

也正因为如此，司马光才会依旧节俭，不换豪宅，即使要创作伟大而历时很久的《资治通鉴》，也要在地下窟穴中进行！实在是让人佩服！

在熙宁变法中，司马光与主持变法的王安石发生严重分歧。就其竭诚为国来说，二人是一致的，但在具体措施上，各有偏向。王安石主要是围绕着当时财政、军事上存在的问题，通过大刀阔斧的经济、军事改革措施，来解决燃眉之急。司马光则认为在守成时期，应偏重于通过伦理纲常的整顿，来把人们的思想束缚在原有制度的制约之内，即使改革，也定要稳妥，认为“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因为“大坏而更改，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无，臣恐风雨之不庇也”。司马光的主张虽然偏于保守；但实际上是一种在“守常”基础上的改革方略。从王安石变法中所出现的偏差和用人不当来看，证明了司马光在政治上的老练和稳健，除了魄力不及王安石外，政治上是成熟的。

在政见不同、难于合作的情况下，司马光退居洛阳，通过编纂史著，从历史的成败兴亡中，提取治国的借鉴，“使观者自责善恶得失”。应该说，司马光着史，是其从政治国的另一方式。早在宋仁宗嘉佑年间（1056——1063年），他曾与刘恕商量说：“余欲托始于周威烈王命韩赵魏为诸侯，下讫五代，因丘明编年之体，仿荀悦简要之文，网罗旧说，成一家之言。”这说明他30多岁时，已酝酿出《通鉴》的规模。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首呈《历年图》25卷，二年后又呈《通志》八卷，说明他在政事活动之余，已进行撰写。他的著史得到宋英宗、宋神宗的称赞、支持，宋英宗同意他设立书局，自择官属，神宗以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而命名为《资治通鉴》，并亲制序文，以示重视。除了允许其借阅国家所有的图书资料外，神宗还将颖邸旧书3400卷，赏赐给司马光参考。修书所需笔、墨、绢、帛，以及果饵金钱之费，尽由国家供给，为他提供了优厚的著书条件。

今年去上海图书馆，刚好正在展出司马光《资治通鉴》的古籍，有司马光的手稿，也有海外学者对该书的评价，犹以日本为最。《资治通鉴》这本书的意思是“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

司马光在和王安石的变法争斗中失利，一怒之下，请求外放，在洛阳呆了十五年，他没有闲着，用了十五年写下了三百万字的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基本上都是司马光手写的，在上海博物馆看到他的手稿，也是比较震撼的，上面涂涂画画，用心良苦。司马光向司马迁学习，在每个历史故事后面加上自己的评价，侧重点在于表现帝王将相如何治国理政，待人处事，希望皇帝能够正身修己，成为明君。宋英宗看到这本书的其中两册觉得写的不错，特别为司马光开设了书局，让他专心写作，宋英宗即位后，司马光基本快写完了，皇帝特别给此书赐名《资治通鉴》，并特别的写了一个序。取自《诗经》：“商鉴不远，在夏后之世。”

毛主席曾经说过，他曾把三百万字的《资治通鉴》读过17遍，清代学者也说过“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也。”

大学时候，有一天看到这本书，不是全本的那种，就买了一本，一直没有定心去看，如今闲着每天看一篇，再对比一下《史记》，觉得写的很细致，故事情节也很有意思。从周朝写到五代十国，司马光用心良苦，尤其对唐代自己五代的描述很精彩。小时候学司马光砸缸，就知道司马光是个聪明人。

恰好今天也是柏杨先生的百年诞辰，他老家是河南辉县的，后来老先生写了一本《柏杨版资治通鉴》，是对该书的一种解读和翻译，特色之处是用现代地名解释古代地址，用现代官位等级解释古代官职，并自己画了地图标明古代地址，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工作，让后人能够更容易理解历史。

我觉得历史是一种很有趣的东西，对历史越了解，一个人的胸怀就越宽广，越能想明白事。多读读历史书，使人明智。

《资治通鉴》是司马光主编的辉煌巨著，共分294卷。这部编年体中国通史，上起周威烈王23年（前403），下至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记述了1362年的历史。此书的成就、地位和作用，在中国史学和世界史学史上都堪称不朽之作。

司马光（1019年11月17日－1086年10月11日），字君实，号迂叟。汉族。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涑水乡人，世称涑水先生 。北宋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

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司马光登进士第，累进龙图阁直学士。宋神宗时，因反对王安石变法，离开朝廷十五年，主持编纂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卒赠太师、温国公，谥文正，为人温良谦恭、刚正不阿；做事用功刻苦、勤奋。以“日力不足，继之以夜”自诩，其人格堪称儒学教化下的典范，历来受人景仰。

司马光生平著作甚多，主要《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稽古录》、《涑水记闻》、《潜虚》等。

人物评价

司马光为人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忠于君王、取信于人，又恭敬、节俭、正直，温良谦恭、刚正不阿，是杰出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在历史上，司马光曾被奉为儒家三圣之一（其余两人是孔子、孟子）。他做的每一件事都有法度，每一言行每一举动都符合礼节。在洛阳时，他每次到夏县去扫墓，一定要经过他的兄长司马旦的家。司马旦年近八十，司马光侍奉他仍像严父一样，保护他像抚育婴儿一样。从小到大到老，他说话从来没有随便说过一句，他自己说：“我没有什么超过别人的地方，只是我一生的所作所为，从来没有不可告人的。”他的诚心是出自天性，天下的人都敬重他、相信他，陕西、洛阳一带的人们都以他为榜样，与他对照，学习他的好品德。如果人们做了不好的事，就说：“司马君实莫非不知道吗？”

司马光对财物和物质享受看得很淡薄，没有什么爱好，对学问却没有不精通的。他惟独不喜欢佛教、道教，说：“佛道的微言大义不能够超过我的书，其中的荒诞我却不相信。”他在洛阳有田地三顷，妻子死后，他卖掉土地作为丧葬的费用。他一辈子粗茶淡饭、普通衣服，一直到死。

但司马光的政治生涯并不突出，他被认为是中国古代士大夫保守思想的典型代表，尽管他认为“王安石等所立新法，果能胜于旧者存之”，但实际却因不满王安石而不择优劣尽罢新法，又将神宗朝时军兵用生命夺取的土地，无偿送还给西夏。日后在新旧党争时，沦为意气及权位之争、不再着重于国政运转。

宋朝在多次战争中败北，国势已经到了刻不容缓之境地、司马光仍坚持宗法及伦理纲常治国等，但除尽罢新法外却提不出有效的政策方针。朱熹对司马光是颂扬的，但称“元祐诸贤是关闭着门说道理底”、“温公之说，前后自不相照应，被他（章惇）一一捉住病痛，敲点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