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这是边肖。今天，我将告诉你关于古老的瘟疫。欢迎关注。

因为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情况，最近很多人都在关注，社会上也有很多情况。相信大家都有一定的了解。然而实际上，如此大规模的传染病在人类历史上并不是第一次，在古代就有发生。有一个词大家都很熟悉：“瘟疫”。我们经常在电视剧里看到，瘟疫发生的时候，人们都非常害怕。那么古代的瘟疫是怎么发生的，最严重的又是怎么治愈的呢？

1古代的瘟疫是什么？

从古至今，人类遭受了无数次瘟疫，有些瘟疫特别严重，对人类后代的影响也很大：非典、鼠疫、天花、流感、霍乱等。一般来说，鼠疫是由一些高致病性微生物引起的传染病，如细菌、病毒等。通常是自然灾害后环境卫生差造成的。

:“瘟疫，是所有人都有的，也被称为疫情。”其发病迅速，综合征凶险。如果疖子和流行性病毒出现在源头，开始时，人们可以看到恶寒和强烈的热量，但立即热不冷，头痛和身体疼痛，白苔如粉，绛舌，脉数等。主要用于治疏泄，用大元阴、三消阴。若热毒，邪在胃或热灼血，则可见高热烦躁、头痛欲裂、腹痛腹泻，或鼻衄、发斑、神志不清、舌苔灼热等。治瘟解毒，宜用清瘟败毒汤、白虎河犀角升麻汤等。见疫、日、时、温病、斑等。

2古代瘟疫是怎么发生的？

在中国的古装剧中，经常会出现令人闻风丧胆的——“瘟疫”的存在。所谓鼠疫，按照今天的理解，是一种容易传播的急性传染病，有点类似于西方的黑死病。在中国古代，每当发生瘟疫，往往会死大量的人，人民苦不堪言。瘟疫究竟为什么会发生？我们从两个方面来讨论。

第一个方面是瘟疫的产生和传播。原因可以分为两个因素。一是自然因素，即我们熟悉的四大自然灾害：水灾、旱灾、蝗灾和地震。这四种灾害的发生往往难以预测，有时甚至相互伴随，造成严重后果。洪水和地震的直接后果是大量的人和牲畜死亡。大量人畜尸体如果不及时处理，很容易形成传染源。干旱和蝗灾造成农作物歉收，粮食短缺，进而导致人畜死亡，形成传染源。第二，社会因素，包括战争和饥荒。战争在古代并不少见，比如朝代之间的战争，民族之间的争斗，以及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战争结束后，必然会尸横遍野，死伤无数。如果处理不当，很容易形成疫情。至于饥荒，它的结果和前面的例子很像，这里就不赘述了。

当这些天灾人祸发生时，人们会为了躲避而迁徙，迁徙使得疫情在人与人之间广泛传播。即使没有迁徙，人们生活在一起，接触频繁，也容易导致流行性疾病的传播。所以如果一个人生病，整个家庭甚至整个村庄都可能遭殃。

第二个方面是应对不当。显然，古人有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面对瘟疫，人们往往很难有效应对。就社会背景而言，在瘟疫到来之前，各种天灾人祸已经严重破坏了社会生产。人们没有足够的物质条件来及时实施保护和治疗，即使有，效果也相对有限。但由于时空的距离，中央很难及时到达地方。个人认为，恶劣的生活环境使得人们的营养状况非常不理想。人体营养缺乏或多或少会导致人的免疫力下降，从而更容易发生和传播鼠疫。

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有一部分是人类不断与各种疾病作斗争。因此，社会的进步还体现在越来越多的疾病得到预防和治愈，人们的健康得到有效和永久的保障。时至今日，仍有人为医疗事业的发展不懈努力。我们生而为人，所以我们要更加努力去维持生命的意义。

3古代发生过哪些瘟疫？

先秦时期

瘟疫在中国史料中早有记载。比如《丹溪心法瘟疫五》记载：“包治百病的病，任何时候都有慢性病。”记载：“当季春处于夏季时，人们会遭受许多疾病和流行病。”当时对鼠疫的认识已经到了一定的程度，认为鼠疫一年四季都有可能发生。其中一个原因是时令之气失常，这是由“不合时令之气”引起的。

还记载了现存最早的中医古籍《周礼天官冢宰》。比如《吕氏春秋季春纪》指出：“五疫到来时，不论大小，都容易被感染，症状也差不多正气存在于内，邪不可为，避其毒气。”:“厥阴不退位，即大风早起，雨不下，湿天气不使其变，民病温疫，有缺陷。风，人的病是关节痛，头痛，发热心烦，咽干，饮酒。”指出温病具有传染性、流行性、临床表现相似等特点，其发病与气候有关，认为只要“正气存内”，就能“避其毒气”。

东汉

东汉张仲景在其《黄帝内经》一书的序言中说：“宗族众多，有二百余家。从建安年开始，还没有十年。三人中有两人死亡，伤寒排名第七。感受着过去的失落，很难挽回伤害，但也很难寻求古训，学习他人。”本文中的“伤寒”不仅指外感热病，还包括当时烈性传染病，可见当时瘟疫横行。

三国

曹植《素问刺法论》记载“建安二十二年，疖子盛行，家家受僵尸之苦，家家有哀号。要么关门等死，要么失去家人。或者认为：瘟疫，鬼神。我知道我是布朗的儿子，并且在荆的房间里支起了耳朵！如果夫堂是在石鼎的家里，貂累的门口，那就新鲜了。这就是阴阳失和。寒热不对，就是疫情的诱因，愚民死抱着不放，真是可笑。”描述了疫疖的惨状，并明确指出“疫疖”并非鬼神所致，而是“阴阳错位，寒热错时”所致。

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灿也在《素问本能病》年记载：“出门的时候什么都看不见，但是骨头遮住了平原。路上有个饥饿的女人，抱着孩子，弃草而走。顾浩哭啊，哭啊，哭啊。如果不知道自己死在哪里，又怎么能和对方终成眷属？马被赶跑了，我不忍心听到这些。”是当时凄凉景象的真实写照。据史料记载，从汉高祖刘智到汉高祖刘勰，70多年间记载的疫情有17次。疫情已持续多年，百姓苦不堪言，连士大夫也未能幸免。比如文学史上著名的“建安七子”中的徐干、陈琳、杨颖、柳甄也死了一段时间。其恐怖可见一斑。

金朝

晋代葛洪《伤寒杂病论》年也讨论过瘟疫，说“伤寒、温病、温病是三个同类。晚年咳嗽，鬼毒，名曰热病。”此外，还专设“治疟、疫疖、毒”一章，记载了治疗和预防温病的方剂，如甘散、老君参明散、杜雪散、痹温病散等。

隋朝

隋代方《说疫气》认为疫病“类似于时令之气、温、热等疾病，

基于唐代王冰之后的《七哀诗》著述，认为温病与五运六气的异常变化有关，故称之为金疫、木疫、水疫、火疫、土疫的“五疫”和“五疮”。说明古人已经认识到温病的致病原因不同于一般的六*，而是一种疫毒。

宋朝

宋代医家张从正，《肘后备急方》:“再如二三月，人人气高，瘟疫来袭，必先头痛或关节痛，与伤寒、时令气、暑、风湿、适量饮酒者相似。注意不要用巴豆毒治疗。丈夫的瘟疫上不了台面，就像巴豆的药丸。”作者对鼠疫的临床表现和治疗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元朝

元代医生朱丹溪:“瘟疫是一种常见的疾病，也被称为天疫。治疗方法有三：宜补宜散宜降。”总结了鼠疫的治疗方法。

明天

明代医家吴目睹了当时疫病的惨状，在前人论述的基础上，对疫病作了深入细致的观察和论述。他的书《千金要方卷九伤寒》是我国的温病专著，对温病有详细的论述。认为“温病是一种病，既不风也不冷也不热也不湿，只是天地之间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指出温病的致病因素为“邪气”，又称疫气、疖气、戾气等。这是对温病病因的独到见解。

吴认为愤怒是物质的，可以通过药物来抑制。戾气虽然是“看不见，看不见，无声无臭，怎么能看得见，闻得见”，但它是一种客观物质，进一步指出“事物能使人因毒品而生气。”

愤怒通过鼻子和嘴巴侵入身体。认为“邪从口鼻入”，感染戾气。“如果你患了它，你就会被感染。虽然感觉不一样，但都会患一种病”。

但人体感受到戾气后，是否患病，取决于人体的量、毒力和抵抗力。指出“感之深，感之浅者，不可克服，不能一下子成”；“无论强弱，正气稍衰，一触即病”；“此气满，邪不入。此气恰逢亏虚，呼吸之间，外邪乘虚而入”。

由rage引起的流行性疾病有疫情和散发的不同表现。然而，致病性rage存在地域和时间差异。另外，由于戾气的类型不同，引起的疾病也不同，涉及的器官也不同。我认为“人的疾病和动物的疾病是由不同的戾气引起的。

《素问》年，吴有科还创制了许多独特有效的治疗疫疾的方剂。是我国医学文献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急性传染病著作。至今仍可用于指导临床实践，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清朝

清代余写《儒门事亲卷一立诸时气解利禁忌式三》。在吴有科《丹溪心法卷一温疫五》的基础上，认为疫疹的病因是疖子，并指出“一人得病，传染一家，轻者十有八九生，重者十有八九救。在环境中，这一比率很高。”根据暑疫的证候特点，建立了以石膏为主的“清瘟败毒汤”方剂，为温病的辨证论治开创了新局面。

综上所述，中医在与温病的长期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一套完整的理论和临床治疗方法。我们应该充分发挥中医药在治疗急性传染病中的作用。

1．医者首当其冲，抗疫名医辈出

在中国历代抗瘟疫的斗争中，医生经总是战斗在抗病的第一线上，治病救人，不计较个人安危和利益，为穷人提供免费服务。历史上医家就有“不为将相，偏为良医”的美德。很多名医佚事都是有关治疗瘟疫的故事，而通过抗防治瘟疫也同时造就了一代名医，推动了中国医药学的发展。

历史上大疫流行时期，也是名医辈出的年代。如东汉时期的张仲景以治疗“伤寒”病著名，其中医经典著作《伤寒论》论述了对多种传染性疾病不同时期的治疗方法，不但书中的方药沿用至今，其灵活多变的辩证施治方法奠定了中医临床实践的基石。张仲景因此被称为“医圣”，日本汉方医的经方派至今还用张仲景的原方治疗病毒性肝炎等传染病。

神医华佗不但擅长外科，还有很多关于他治疗各种传染性寄生虫病的记载。华佗发现用青嫩茵陈蒿草治疗流行性“黄胆病”的疗法，后来民间流传“三月青蒿能治病，五月六月当柴烧”。现代研究从新鲜青蒿中分离出青蒿素（artemisinin），成为一个治疗疟疾的新药。

明代的李时珍，清代的叶天士，晚清的吴瑭（吴鞠通）等医学家都为治疗瘟疫作出过重大贡献。吴瑭推荐的治疗瘟疫后期症状的安宫牛黄丸、至宝丹、紫雪丹现在仍然在临床使用，称为治疗瘟疫的三宝。

2．接种减毒疫苗，不治已病治未病

中国医学家早在公元980-1567年间就发明了人痘接种术，既用天花病人身上痘疹疱里的痘浆、痘疮结痂、或是用天花病人穿过的沾有天花痘浆和痘疹的衣服，去感染未患过天花的人。由于这种感染源的“毒力”较新鲜的病毒弱，接种的人一般只产生轻度的天花，被接种人的体内会对天花产生免疫防御性反应，获得对付再次感染天花的免疫力，从而预防重症天花的发生。人痘接种实际上就是一种用人的活病毒的人工免疫法，或者说是用轻型天花来预防重症天花。这种免疫预防法，是牛痘接种术发明以前最有效的预防天花的方法，在中国曾广泛应用，后来还西进欧洲流行美国，拯救了千百万人的生命，并促进了现代免疫预防医学的诞生。现在很多传染病的免疫疫苗，仍然使用人的减毒活病毒作为疫苗。比如，现在每个儿童都要接种的小儿（Polio）疫苗和麻疹（Measles）疫苗就是人活病毒疫苗。

中国古代医家在2000多年的医学专著《黄帝内经》中就提出了“不治已病治未病”的疾病预防原则，既在未发病之前“治疗”疾病，这种未病先防的治疗方法已被现代医学证明是最有效的预防传染病的方法。

历史上的瘟疫是指受到病毒、细菌等病原体感染导致的一种急性的具有传染性的疾病。

瘟疫这类疾病具有较高的发病率，可以在某地区、国家，甚至全世界的范围下出现传播，例如非典、鼠疫、天花、霍乱、疟疾等，瘟疫的病因和治疗方式会因为不同疾病的类型出现不同。

瘟疫的历史

瘟疫所书写的绝非历史中可有可无的一笔。而决定着一个强盛国家的走向，一个悠久文明的存亡，一整个地区乃至世界霸权的归属。回顾过去，每一次大型瘟疫几乎都伴随着无数荣辱兴衰，更预示着新的格局即将出现。遍翻故纸堆里泛黄的只言片语或许有助于我们厘清思绪，让谦虚谨慎、努力坚韧成为对抗疫情的忠实伙伴。

早在公元前13世纪，巴比伦、美索不达米亚等古文明便出现了大规模类似流感的疫情，这些古老文字也许算得上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对瘟疫的记载。

从古至今，瘟疫都是人类的最大威胁之一，尤其是医疗水平远不如今天的古代，瘟疫所造成的死伤都是非常巨大的，且古代瘟疫爆发的频率也远比今天要高得多，纵观我国历代史书的记载不难发现这一点。

而每一次瘟疫的发生，都是对当朝者的一次考验，如果朝廷对瘟疫处理不当，会引发统治危机甚至有颠覆政权的危险，所以，面对瘟疫，朝廷往往都会竭尽全力去阻止瘟疫的蔓延。

那么面对瘟疫，古代通常都是如何应对的呢？下面笔者将以宋朝防治瘟疫为例，来与大家一起了解一下古代人对瘟疫的治理。因为宋朝是历代王朝当中防治瘟疫非常成功的一个朝代，宋朝对瘟疫的防治可以说是非常系统全面的，想要了解古代如何防治瘟疫，宋朝最值得研究。

其实，古代的医疗水平虽然不发达，但古人对瘟疫的了解程度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浅，甚至他们对瘟疫的防治理念也并不落后于今人，像《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肘后备急方》等医学古籍都有对“瘟疫”的详细介绍以及治疗办法，甚至很多文学作品中也都有所体现，明朝著名医家吴有性曾长期致力于对瘟疫的研究，并创作了《温疫论》一书，系统介绍了瘟疫的发病，症状与医治方法。

事实上，我们现在很多治疗瘟疫的方法也是取自《温疫论》等古人总结研究而成的医书。

所以，古人防治瘟疫的理念与今天人们防治瘟疫大同小异，具体步骤如下：

一，发现疫情上报朝廷

瘟疫一旦发生，仅凭地方是完全没有能力应对的，必须上报朝廷，由朝廷下令集全国之力进行防治，宋朝从立国之初便要求各地官员发现疫情必须及时上报。宋仁宗皇祐年间，全国瘟疫频发，但各地上报非常少，皇帝对此产生疑惑，因此而下诏令“比日上封言事者少，岂非言路壅塞所致乎”？而后皇帝下令整顿中央与地方官府机构，保证从地方到中央政令顺达畅通。

二，朝廷得到关于瘟疫的奏报后即派医官前去医治，并动用国库征收各地药材发往疫区

瘟疫发生后，朝廷会立即向疫区派遣翰林医官院和太医局的太医，令他们前去巡诊并与地方医者共同研究有效的防治措施，并向疫区散发汤药。例如宋太宗淳化三年（公元992年），开封发生疫情，朝廷即派十位医术最高的太医前去诊治，另外还拨款令太医们随时调用。

三，对病人进行隔离治疗，阻止进一步的传染。

其实我们现在防治瘟疫扩散的主要措施就是隔离，而“隔离”也是取自古人治理瘟疫的理念。

例如宋神宗熙宁年间，吴越一带发生瘟疫，“死者殆半”，非常严重，当时的越州知州赵抃即设立“病坊”，用以收留病患，隔离治疗。

宋哲宗元祐年间，杭州发生瘟疫，时任杭州知州的苏轼也曾设立“病坊”对病人进行隔离治疗。

事实上，瘟疫发生后，对病人进行隔离治疗并不仅仅是宋朝所专属的，汉朝，唐朝，明朝，清朝等历代王朝都有类似的隔离措施。

四，官府出资掩埋尸体。

从一开始的救治病患到后期对尸体的掩埋都是由官府出资的，病人一旦不治而亡，则由官府施赠棺木并集中掩埋死者。而朝廷这么做的原因主要有两点，第一点是在官府的监督下妥善处理尸体，防止病毒扩散，第二点则是稳定和收买民心，防止百姓趁机作乱。

五，保护水源，改善饮用水的环境。

这一点在笔者看来非常超前，宋朝意识到水源对疫情发生及扩散所起到的作用始自南宋，很多史籍都有官员治理水源防止疫情发生及扩散的记载。

比如宋孝宗乾道年间，隆兴府知府吴芾看到豫章沟岁久湮塞，他认为“沟洫不通，气郁不泄，疫疠所由生也”，而后带领地方疏通了豫章沟。

其实，古代面对疫情，朝廷以及地方所能做的大抵也就以上这些了，尽人事，听天命。瘟疫的发生固然有很多客观的自然因素掺杂其中，但更多的是人祸，人类只有爱护自然，敬畏自然，才能得到大自然的回馈而不是报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