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编纂的原因主要有哪些?当时其七份正本分别收藏在何处?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十一月,安徽学政朱筠提出《永乐大典》的辑佚问题,得到乾隆皇帝的认可,接着便诏令将所辑佚书与“各省所采及武英殿所有官刻诸书”,汇编在一起,名曰《四库全书》。这样,由《永乐大典》的辑佚便引出了编纂《四库全书》的浩大工程,成为编纂《四库全书》的直接原因。《四库全书》的编纂过程共分四步:第一步是征集图书。征书工作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开始,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结束,历时七年之久。为了表彰进书者,清廷还制定了奖书、题咏、记名等奖励办法:“奖书”即凡进书500种以上者,赐《古今图书集成》一部;进书100种以上者,赐《佩文韵府》一部。“题咏”,即凡进书百种以上者,择一精醇之本,由乾隆皇帝题咏简端,以示恩宠。“记名”即在提要中注明采进者或藏书家姓名。在地方政府的大力协助和藏书家的积极响应下,征书工作进展顺利,共征集图书12237种,其中江苏进书4808种,居各省之首;浙江进书4600种,排名第二。私人藏书家马裕、鲍士恭、范懋柱、汪启淑等也进书不少。
第二步是整理图书。乾隆皇帝为了存放《四库全书》效仿著名的藏书楼“天一阁”的建筑建造了南北七阁。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十二月,第一部《四库全书》终于抄写完毕并装潢进呈。接着又用了将近三年的时间,抄完第二、三、四部,分贮文渊阁、文溯阁、文源阁、文津阁珍藏,这就是所谓“北四阁”。从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七月到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又抄了三部,分贮江南文宗阁,文汇阁和文澜阁珍藏,这就是所谓“南三阁”。每部《四库全书》装订为36300册,6752函。七阁之书都钤有玺印,如文渊阁藏本册首钤“文渊阁宝”朱文方印,卷尾钤“乾隆御览之宝”朱文方印。
宋濂,字景濂,其先金华之潜溪人,至濂乃迁浦江。幼英敏强记,就学于闻人梦吉,通《五经》,复往从吴莱学。已,游柳贯、黄溍之门,两人皆亟逊濂,自谓弗如。元至正中,荐授翰林编修,以亲老辞不行,入龙门山著书。 逾十余年,太祖取婺州,召见濂。时已改宁越府,命知府王显宗开郡学,因以濂及叶仪为《五经》师。明年三月,以李善长荐,与刘基、章、溢、叶琛并征至应天,除江南儒学提举,命授太子经,寻改起居注。濂长基一岁,皆起东南,负重名。基雄迈有奇气,而濂自命儒者。基佐军中谋议,濂亦首用文学受知,恒侍左右,备顾问。尝召讲《春秋左氏传》,濂进曰:“《春秋》乃孔子褒善贬恶之书,苟能遵行,则赏罚适中,天下可定也。”太祖御端门,口释黄石公《三略》。濂曰:“《尚书》二《典》、三《谟》,帝王大经大法毕具,愿留意讲明之。”已,论赏赉,复曰:“得天下以人心为本。人心不固,虽金帛充牣,将焉用之。”太祖悉称善。乙巳三月,乞归省。太祖与太子并加劳赐。濂上笺谢,并奉书太子,勉以孝友敬恭、进德修业。太祖览书大悦,召太子,为语书意,赐札褒答,并令太子致书报焉。寻丁父忧。服除,召还。 洪武二年诏修元史,命充总裁官。是年八月史成,除翰林院学士。明年二月,儒士欧阳佑等采故元元统以后事迹还朝,仍命濂等续修,六越月再成,赐金帛。是月,以失朝参,降编修。四年迁国子司业,坐考祀孔子礼不以时奏,谪安远知县,旋召为礼部主事。明年迁赞善大夫。是时,帝留意文治,征召四方儒士张唯等数十人,择其年少俊异者,皆擢编修,令入禁中文华堂肄业,命濂为之师。濂傅太子先后十余年,凡一言动,皆以礼法讽劝,使归于道,至有关政教及前代兴亡事,必拱手曰:“当如是,不当如彼。”皇太子每敛容嘉纳,言必称师父云。 帝剖符封功臣,召濂议五等封爵。宿大本堂,讨论达旦,历据汉、唐故实,量其中而奏之。甘露屡降,帝问灾祥之故。对曰:“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春秋》书异不书祥,为是故也。”皇从子文正得罪,濂曰:“文正固当死,陛下体亲亲之谊,置诸远地则善矣。”车驾祀方丘,患心不宁,濂从容言曰:“养心莫善于寡欲,审能行之,则心清而身泰矣。”帝称善者良久。尝问以帝王之学,何书为要。濂举《大学衍义》。乃命大书揭之殿两庑壁。顷之御西庑,诸大臣皆在,帝指《衍义》中司马迁论黄、老事,命濂讲析。讲毕,因曰:“汉武溺方技谬悠之学,改文、景恭俭之风,民力既敝,然后严刑督之。人主诚以礼义治心,则邪说不入,以学校治民,则祸乱不兴,刑罚非所先也。”问三代历数及封疆广狭,既备陈之,复曰:“三代治天下以仁义,故多历年所。”又问:“三代以上,所读何书?”对曰:“上古载籍未立,人不专讲诵。君人者兼治教之责,率以躬行,则众自化。”尝奉制咏鹰,令七举足即成,有“自古戒禽荒”之言。帝忻然曰:“卿可谓善陈矣。”濂之随事纳忠,皆此类也。 六年七月迁侍讲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兼赞善大夫。命与詹同、乐韶凤修日历,又与吴伯宗等修宝训。九月定散官资阶,给濂中顺大夫,欲任以政事。辞曰:“臣无他长,待罪禁近足矣。”帝益重之。八年九月,从太子及秦、晋、楚、靖江四王讲武中都。帝得舆图《濠梁古迹》一卷,遣使赐太子,题其外,令濂询访,随处言之。太子以示濂,因历历举陈,随事进说,甚有规益。 濂性诚谨,官内庭久,未尝讦人过。所居室,署“温树”。客问禁中语,即指示之。尝与客饮,帝密使人侦视。翼日,问濂昨饮酒否,坐客为谁,馔何物。濂具以实对。笑曰:“诚然,卿不朕欺。”间召问群臣臧否,濂惟举其善者曰:“善者与臣友,臣知之;其不善者,不能知也。”主事茹太素上书万余言。帝怒,问廷臣,或指其书曰:“此不敬,此诽谤非法。”问濂,对曰:“彼尽忠于陛下耳。陛下方开言路,恶可深罪。”既而帝览其书,有足采者。悉召廷臣诘责,因呼濂字曰:“微景濂几误罪言者。”于是帝廷誉之曰:“朕闻太上为圣,其次为贤,其次为君子。宋景濂事朕十九年,未尝有一言之伪,诮一人之短,始终无二,非止君子,抑可谓贤矣。”每燕见,必设坐命茶,每旦必令侍膳,往复咨询,常夜分乃罢。濂不能饮,帝尝强之至三觞,行不成步。帝大欢乐。御制《楚辞》一章,命词臣赋《醉学士诗》。又尝调甘露于汤,手酌以饮濂曰:“此能愈疾延年,愿与卿共之。”又诏太子赐濂良马,复为制《白马歌》一章,亦命侍臣和焉。其宠待如此。九年进学士承旨知制诰,兼赞善如故。其明年致仕,赐《御制文集》及绮帛,问濂年几何,曰:“六十有八。”帝乃曰:“藏此绮三十二年,作百岁衣可也。”濂顿首谢。又明年,来朝。十三年,长孙慎坐胡惟庸党,帝欲置濂死。皇后太子力救,乃安置茂州。 濂状貌丰伟,美须髯,视近而明,一黍上能作数字。自少至老,未尝一日去书卷,于学无所不通。为文醇深演迤,与古作者并。在朝,郊社宗庙山川百神之典,朝会宴享律历衣冠之制,四裔贡赋赏劳之仪,旁及元勋巨卿碑记刻石之辞,咸以委濂,屡推为开国文臣之首。士大夫造门乞文者,后先相踵。外国贡使亦知其名,数问宋先生起居无恙否。高丽、安南、日本至出兼金购文集。四方学者悉称为“太史公”,不以姓氏。虽白首侍从,其勋业爵位不逮基,而一代礼乐制作,濂所裁定者居多。 其明年,卒于夔,年七十二。知事叶以从葬之莲花山下。蜀献王慕濂名,复移茔华阳城东。弘治九年,四川巡抚马俊奏:“濂真儒翊运,述作可师,黼黻多功,辅导著绩。久死远戍,幽壤沉沦,乞加恤录。”下礼部议,复其官,春秋祭葬所。正德中,追谥文宪。 仲子璲最知名,字仲珩,善诗,尤工书法。洪武九年,以濂故,召为中书舍人。其兄子慎亦为仪礼序班。帝数试璲与慎,并教诫之。笑语濂曰:“卿为朕教太子诸王,朕亦教卿子孙矣。”濂行步艰,帝必命璲、慎扶掖之。祖孙父子,共官内庭,众以为荣。慎坐罪,璲亦连坐,并死,家属悉徙茂州。建文帝即位,追念濂兴宗旧学,召璲子怿官翰林。永乐十年,濂孙坐奸党郑公智外亲,诏特宥之。(摘自明史)
(宋濂)尝与客饮,帝密使人侦视。翌日,问濂昨饮酒否,坐客为谁,馔何物。濂具以实对。笑曰:“诚然,卿不朕欺。”间召问郡臣臧否,濂惟举其善者,曰:“善者与臣友,臣知之;其不善者,不能知也。”主事茹太素上书万余言。帝怒,问廷臣。或指其书曰“此不敬,此诽谤非法。”问濂,对曰:“彼尽忠于陛下耳,陛下方开言路,恶可深罪。”既而帝览其书,有足采者。悉召廷臣诘责,因呼濂字曰:“微景濂,几误罪言者。《明史-宋濂传》) 译文宋濂曾经与客人饮酒,皇帝暗中(秘密)派人去侦探察看。第二天,皇帝问宋濂昨天饮酒没有?座中的来客是谁?饭菜是什么东西?宋濂全部拿事实回答。皇帝笑着说:“确实如此,你不欺骗我。”皇帝秘密地召见(宋濂)询问。起大臣们的好坏,宋濂只举岀那些好的大臣说说。皇帝问他原因,宋濂回答道:“好的大臣和我交朋友,所以我了解他们;那些不好的,(我不和他们交往,所以)不能了解他们。”主事茹太素上奏章一万多字。皇帝大怒,询问朝中的臣子。有人指着茹太素的奏章说:“这里不敬,这里的批评不合法制。”(皇帝)问宋濂,回答说:“他只是对陛下尽忠罢了,陛下正广开言路,怎么能够重责(他)呢?”不久皇帝看茹太素的奏章,有值得采纳的内容。把朝臣都招来斥责,于是口呼宋濂的字说:“(如果)没有景濂,(我)几乎错误地怪罪进谏的人。” 宋濂(1310—1381),字景濂,号潜溪,别号:玄真子、玄真道士、玄真遁叟。浦江(今浙江浦江)人,明初文学家。他家境贫寒,但自幼好学,曾受业于元末古文大家吴莱、柳贯黄等。他一生刻苦学习,“自少至老,未尝一日去书卷,于学无所不通”。元朝末年,元顺帝曾召他为翰林院编修,他以奉养父母为由,辞不应召,修道著书。 至正二十年(1360),与刘基、章溢、叶琛同受朱元璋礼聘,尊为“五经”师。洪武初主修《元史》,官至学士承旨知制造。后因牵涉胡惟庸案,谪茂州,中途病死。著作有《宋学士文集》、《孝经新说》、《东阳马生序》 等。 明初朱元璋称帝,宋濂就任江南儒学 提举,为太子(朱标)讲经。洪武二年(1369),奉命主修《元史》。累官至翰林院学士承旨、知制诰。洪武十年(1377),以年老辞官还乡。后因其长孙宋慎牵连胡惟庸党案,全家流放茂州(现在四川省茂汶羌族自治县),途中病死于夔州(现在重庆奉节县)。 宋濂其人 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宋濂与刘基、高启并列为明初诗文三大家。他以继承儒家封建道统为己任,为文主张“宗经”“师古”,取法唐宋,著作甚丰。他的著作以传记小品和记叙性散文为代表,散文或质朴简洁,或雍容典雅,各有特色。明朝立国,朝廷礼乐制度多为宋濂所制定,朱元璋称他为“开国文臣之首”,刘基赞许他“当今文章第一”,四方学者称他为“太史公”。著有《宋学士文集》。 宋濂是“开国文臣之首”。他坚持散文要明道致用、宗经师古,强调“辞达”,注意“通变”,要求“因事感触”而为文,所以他的散文内容比较充实,且有一定的艺术功力。 有明一代,开私家藏书风气者,首推宋濂。 宋濂藏书始於青年时代。当时,他因元末战乱迁居浦江,於青萝山中筑室读书,因名其楼为“青萝山房”。兵祸之后,官私藏书毁损严重,而宋濂因隐居山中,仍能坐拥书城。明祁承汉《澹生堂藏书红》说:“胜国兵火之后,宋文宪公读书青萝山中,便已藏书万卷。”清载殿泗《风希堂文集》卷二《宋文宪公全集序》则说宋濂“始自潜溪徒浦江,得卷氏藏书之富,首推宋濂 ”。 宋濂藏书之精华,有少数流入清人之手。如北宋本《长庆集》,先后为钱曾、黄丕烈、潘祖荫所藏。《百宋一廛赋》:“庐山《长庆》,见取六丁;金华太史,独著精灵。”注:“《长庆集》北宋时镂版,所谓‘庐山本’者。庚寅一炬,种子断绝,唯此金华宋氏景濂所藏小宋本,图记宛然,古香可爱,推稀世珍。”又有宋本《春秋经传集解》、《史记》、《文选》等流入清宫内府,《天禄琳琅续编》有记。宋濂还曾藏有宋刊《事林广记》,后归广东丁日昌,《持静斋书目》著录。 道统文学观由来已久,但这里也有区别:以韩愈、欧阳修为代表的唐宋古文家,在理论上主张“文以明道”,强调“文”的工具性,但并不轻视“文”;宋代理学家看到他们的不彻底性,于是提出“文道合一”甚至“作文害道”的论点,以防文人在“道”之外又受“文”的诱惑。宋濂的文学思想便是沿着理学家的极端观点。在《文原》一文中,他强调了文“非专指辞翰之文”,而是道的“象”即显现,文与道相始终,道在哪里,文亦在哪里。在其他文章中,宋濂也反复提出“文非道不立,非道不充,非道不行(《白云稿序》);“文外无道,道外无文”(《徐教授文集序》)。 以这种理论批评古代作家,就显出非常偏狭的态度。如在《徐教授文集序》中,宋濂公然提出孟子死后,“世不复有文”;贾谊、司马迁所得的仅是“皮肤”,韩愈、欧阳修所得的也仅是“骨骼”,只有到了宋代几位大儒,才“得其心髓”,才算得上“六经之文”。至于明显不合“温柔敦厚”标准的各种文章,在宋濂看来,更是“非文也”。 “文道合一”论是一种受官方支持立场,这一点可以由《元史》的体例得到证明。自范晔《后汉书》分立《儒林》、《文苑》两传,以区分经学之士与文学之士,后代官修正史多沿袭之。《元史》却取消了这种区分,单立《儒林传》,认为“经艺文章,不可分而为二”,“文不本于六艺,又乌足谓之文哉!”《元史》是奉朱元璋诏命修撰的,这样做当然迎合了他的意思。在朝廷正式支持下,这种理论必然给文学的发展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宋濂的文集中,大量充斥着美化、歌颂明初统治集团上层人物及表彰贞节妇女的作品,这大概就是他的“道统”文学的集中表现。但历史已经获得的进展,即使用强力去扭转,也还是有困难。所以,就是在宋濂身上,也还是存在两面性。 宋濂在元末与杨维桢交谊甚笃,明初杨氏去世后,他为之作墓志铭,对杨的文学才能和成就推崇备至,甚至以相当宽容的语气描绘其晚年“旷达”和“玩世”的生活情态,这和他的严厉的理论颇不谐调。他另外还有一些散文,对生活实际比较尊重,因而在宣扬某种道德观念的同时,比较接近真实的人性。如《王冕传》,写出一个元末“狂士”的精神面貌,开头描写王冕少年读书情形的一节,颇有情趣: 王冕者,诸暨人。七、八岁时,父命牧牛陇上,窃入学舍,听诸生诵书。听已,辄默记。暮归,忘其牛。或牵牛来责蹊田,父怒,挞之,已而复如初。母曰:“儿痴如此,曷不听其所为?”冕因去,依僧寺以居。夜潜出,坐佛膝上,执策映长明灯读之,琅琅达旦。佛像多土偶,狞恶可怖。冕小儿,恬若不见。 又如《鹿皮子墓志铭》详细介绍陈樵“屏去传注,独取遗经”而自成一家的思想成就,《竹溪逸民传》写出一个出世高士的形象,由于作者对不同的人物个性能取一种同情的态度,都写得较出色。《送东阳马生序》自述早年在贫寒中求学的艰苦,也很真实动人。 宋濂的散文文辞简练典雅,少作铺排渲染。但偶尔有些描写的片断,也能写得相当秀美。各种文体往往各具特点,可以看出变化,不是那么僵板。总的说来,他的文章风格具有密吻于道德规范的特征,同时也具有较高的语言修养和纯熟的技巧,所以能够成为明初文学风尚的典范。 对于宋濂来说,非常可悲的是朱元璋根本不承认他是什么“大儒”,而带有侮辱性地称之为“文人”(见《明史·桂彦良传》)。因为在朱元璋的政治体制中,已不能够允许有“大儒”——社会的思想指导者存在,皇帝本人就是思想指导者。宋濂最后其实是死于无辜,也反映出明初政治的严酷[编辑本段]宋濂经典 宋濂为文强调明道致用,宗经师古,力主义理、事功、文辞三者统一。尤长散文,纪传如《秦士录》、《王冕传》、《李疑传》,均能抓住细节,突出性格,渲染无多,感染却深;写景如《桃花涧修契诗序》、《环翠亭记》,简洁清秀,迈似欧阳修。著作计有《孝经新说》、《周礼集说》、《龙门子》、《潜溪集》、《萝山集》、《浦阳人物记》、《翰苑集》、《芝园集》等。后合刻为《宋学士全集》七十五卷。 朱元璋奉天讨元北伐檄文 --宋濂 自古帝王临御天下,皆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而制天下也。自宋祚倾移,元以北夷入主中国,四海以内,罔不臣服,此岂人力,实乃天授。彼时君明臣良,足以纲维天下,然达人志士,尚有冠履倒置之叹。自是以后,元之臣子,不遵祖训,废坏纲常,有如大德废长立幼,泰定以臣弑君,天历以弟鸠兄,至于弟收兄妻,子征父妾,上下相习,恬不为怪,其于父子君臣夫妇长幼之伦,渎乱甚矣。夫人君者斯民之宗主,朝廷者天下之根本,礼仪者御世之大防,其所为如彼,岂可为训于天下后世哉! 及其后嗣沉荒,失君臣之道,又加以宰相专权,宪台抱怨,有司毒虐,于是人心离叛,天下兵起,使我中国之民,死者肝脑涂地,生者骨肉不相保,虽因人事所致,实乃天厌其德而弃之之时也。古云:“胡虏无百年之运,验之今日,信乎不谬。 当此之时,天运循环,中原气盛,亿兆之中,当降生圣人,驱除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今一纪于兹,未闻有治世安民者,徒使尔等战战兢兢,处于朝秦暮楚之地,诚可矜闵。 方今河、洛、关、陕,虽有数雄:忘中国祖宗之姓,反就胡虏禽兽之名,以为美称,假元号以济私,恃有众以要君,凭陵跋扈,遥制朝权,此河洛之徒也;或众少力微,阻兵据险,贿诱名爵,志在养力,以俟衅隙,此关陕之人也。二者其始皆以捕妖人为名,乃得兵权。及妖人已灭,兵权已得,志骄气盈,无复尊主庇民之意,互相吞噬,反为生民之巨害,皆非华夏之主也。 予本淮右布衣,因天下大乱,为众所推,率师渡江,居金陵形式之地,得长江天堑之险,今十有三年。西抵巴蜀,东连沧海,南控闽越,湖、湘、汉、丐,两淮、徐、邳,皆入版图,奄及南方,尽为我有。民稍安,食稍足,兵稍精,控弦执矢,目视我中原之民,久无所主,深用疚心。予恭承天命,罔敢自安,方欲遣兵北逐胡虏,拯生民于涂炭,复汉官之威仪。虑民人未知,反为我仇,絜家北走,陷溺犹深,故先逾告:兵至,民人勿避。予号令严肃,无秋毫之犯,归我者永安于中华,背我者自窜于塞外。盖我中国之民,天必命我中国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予恐中土久污膻腥,生民扰扰,故率群雄奋力廓清,志在逐胡虏,除暴乱,使民皆得其所,雪中国之耻,尔民等其体之。 如蒙古、色目,虽非华夏族类,然同生天地之间,有能知礼义,愿为臣民者,与中夏之人抚养无异。故兹告谕,想宜知悉。 宋濂后裔 宋濂,字景濂。出生于金华潜溪(今金东区 傅村镇),后举家迁居浦江青萝山。少时就学于金华闻人梦吉。后慕名至浦江东明精舍从吴莱学,又游学于柳贯、黄溍之门。至元二年(1336),应浦江义门郑氏之聘,讲学于浦江青萝山下东明精舍。前后主讲席20多年。曾任浦江月泉书院山长。元至正九年(1349),被荐为翰林院编修,以亲老辞谢,隐居龙门山著书讲学。 至正十八年,朱元璋攻取婺州,开郡学,聘为五经师。次年,应征至应天(南京),任江南儒学提举,授太子经,修起居注。常侍朱元璋左右,以备顾问,明洪武二年(1369),任《元史》总裁官,书成,升翰林学士。四年,调任国子司业,次年升赞善大夫。太祖征召四方儒士,择少年俊异者入宫中文华堂肄业,命濂为师。六年升侍讲学士,知制诰兼修国史。十年,致仕归里。 宋濂勤奋好学,著作甚丰。系明代“开国文臣之首”。著有《孝经新说》、《周礼集说》、《潜溪集》、《萝山集》、《浦阳人物记》等。后人将其诗文合辑成《宋学士全集》75卷。文章不仅风行国内,当时在高丽、安南、日本等国亦广为流传。 如今有两部宋濂后裔宗谱《长陵宋氏宗谱》(今兰溪市横溪镇宋宅、大斯等村宋濂孙宋怿、曾孙宋信后裔)和《潜溪宋氏宗谱》(横溪镇下溪前村宋濂孙宋恺后裔),写成《宋濂后裔祖籍考》在《浙江日报》、《古今谈》和《兰溪日报》等报刊上发表。上海古籍出版社于2000年5月出版的《上海图书馆馆藏家谱提要》中又发现了一部宋濂孙宋愠后裔宗谱《京兆宋氏宗谱》(兰溪),这破解了宋濂孙宋愠的下落不明的千古之谜,此对于研究宋濂生平以及浙东学派等都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据介绍,该宗谱为清宋永坛等纂修,清道光19年(1839)木活字本,1册,存卷1-5。 宋濂后裔祖籍考 宋濂始祖为宋宪,唐时自京兆迁吴兴,继迁婺州乌伤(义乌),而金华,而浦阳。始迁祖愠,明洪武间自浦阳避居兰溪,家于城南15里横山乡聚凤岩。明名臣宋濂出于是祖。卷一凡例、家规等,录有明方孝儒撰《潜溪先生祭文》,卷二像赞,余卷载世系、世谱等。该宗谱现藏于上海图书馆。从宋濂后裔故乡兰溪宋宅传来消息,他们将联合所有的宋濂后裔和有关部门修葺“宋氏家庙”,筹建宋濂纪念馆,相信这一部宋濂孙宋愠后裔宗谱《京兆宋氏宗谱》的发现,对此有一定的推动作用。最近出版的《浙江家谱总目》共收五部宋濂后裔的家谱。 其提要分别如下: 一、[兰溪]浦阳长陵宋氏宗谱:十六卷/宋安成编纂—1945年三近堂木活字本—16册—书名据书名页题—12修本 始祖:伯成,宋代自严州府城(今建德市梅城镇)公村村迁居浦江县邑城(今浦阳镇)。始迁祖:信,明建文年间(1369~1402)自浦江县邑城迁居本邑长陵村宋宅自然村(今兰溪市横溪镇宋宅村)。本谱始修於清顺治十一年(1654)。世系修录至第七十九世,排行字为文。本支派排行字自四十一世起:亚庆芳昌万福俊殷富道安泽连玭清洪庸荣乾杰仁圣祯祥瑞雍熙福寿隆慈和积善厚忠孝显文宗。卷一:源流、谱序、图像、年表;卷二:传赞、议约;卷三、四:世系图;卷五~十五:行传;卷十六:坟图、助约。珍贵史料:议约、助约。收藏单位:兰溪市横溪镇宋宅村宋其信、宋来今 二、[金华]金华上目宋氏宗谱:□□卷—1927年木活字本—6册—存卷一~六—书名据卷端题 始祖:宪,字秉彜,唐武德年间(618~626)自京兆府城(今陕西西安市)迁居浙江吴兴府城(今湖州市)。始迁祖:恺,行传,宋代自浦江县迁居金华县(今金华市金东区)芝麻山头村(今属赤松乡)。世系修录至第二十四世,排行字为信。本支派排行字自六世起:传曾寿庆瑞华昂惟荣祥皋嘉彬美仁义礼智信。卷一:墓图;卷二:世系图;卷三~六:行第。 三、[兰溪]潜溪宋氏宗谱:四卷/宋学炳等编纂—1923年同乐堂木刻本—4册—书名据书名页题—10修本 始祖:宪,字秉彜,唐武德年间(618~626)自京兆府城(今陕西西安市)迁居浙江吴兴府城(今湖州市)。始迁祖:瓒,明洪武十三年(1380)自浦江县感德乡孝门桥村(今属郑宅镇)上寿罗山自然村迁居本邑通化乡樟树潭村(今兰溪市横溪镇下溪前村)。本谱始修於明代。世系修录至第三十二世,排行字为常。本支派排行字自十八世起:恺悌纯怀允恭克让系厚熙伦纪纲常。卷一:谱序、谱记、像赞、行状;卷二:世系图、宅图、祀产、议约;卷三:行传引、行传;卷四:行传。 珍贵史料:议约。 收藏单位:兰溪市横溪镇下溪前村宋永剑 四、浦江宋氏宗谱:十四卷—1945年木活字本—14册—书名据封签题—10修本 始迁祖:子啜,明嘉靖年间(1522~1566)自浦江县通化乡长陵村宋宅自然村(今兰溪市横溪镇宋宅村)迁居本邑觉寺村(今前吴乡宋宅村)。本谱始修於清顺治十一年(1654)。世系修录至第三十一世,排行字为寅。本支派排行字自十七世起:子文大国登家承祖德元士绍其贤寅恭怀辅佐希遇乐良田。卷一:家宝、谱序、祖像、墓志铭、谱例;卷二:像赞、传略;卷三:像赞、传略、寿序、诗文;卷四:祭仪、祭约、助银、田产、墓图、坟图;卷五、六:世系图;卷六~十四:行传。 五、[松阳]朱竹京兆郡宋氏宗谱:二卷—清宣统三年(1911)木活字本—1册—存卷二—3修本 始祖:韬,濂第三子(笔者按:此处估计记载有错误,其可能是宋濂的后裔),明永乐年间(1403~1424)自浦江县迁居松阳县宋村村(今三都乡呈回村)。始迁祖:回一,明正统年间(1436~1449)自松阳县宋村村迁居本邑朱竹村(今属三都乡下田村)。本谱始修於清咸丰六年(1856)。世系修录至第十八世,排行字为正。本支派排行字:回记成俱二(显)叶道子恒文万士有运显(礼)嘉承正起元道德仁礼智。卷二:世系。 收藏单位:松阳县板桥畲族乡大毛科村宋华发
《古文观止》介绍
作 者:吴乘权、吴大职
类 型:文选
成书时间:1695年
必读理由
这部书由于所选文章短小精悍,大多脍炙人口,易于记诵,因此成书近三百年来,受到了读书人的偏爱,在一般群众中也流传甚广。
创作背景
《古文观止》的编者是清初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吴乘权、吴大职叔侄俩。乘权,字楚材。一生研习古文,好读经史。康熙十五年(1676年)就在福州辅助先生教伯父之子学习古文,后竟以授馆终其一生。除参与选编《古文观止》外,他还同周之炯、周之灿一起采用朱熹《通鉴纲目》体例,编过一个历史普及读本——《纲鉴易知录》。大职,字调侯,也是嗜“古学”而“才器过人”。他一生的主要经历,是在家乡同叔父一道教书。
二吴编撰《古文观止》费时有年。起初,他们只是为给童子讲授古文编了一些讲义。后来逐年讲授,对古文的见解越来越深,讲义越编越精,以致“好事者手录”而去,“乡先生”读后有“观止”之叹,劝他们“付之剞劂以公之于世”。这样,他们才“辑平日之所课业者若干首”为一书。书稿编好后,即寄往归化(今呼和浩特市)请吴兴祚审阅。兴祚,字伯成,号留村,为乘权伯父。他官至两广总督,时任汉军副都统。他“披阅数过”,以为此书于初学古文者大为有益,便于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端午节为书做序,且“亟命付诸梨枣”。这样就有了《古文观止》最早的刻本。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特别是近十多年来,《古文观止》的许多译注本,都是用中华书局本为底本。中华书局本实有两种:一是1959年本。这是由原古籍刊行社转来的本子,此本“据映雪堂本断句,并校正了个别显著的错字”。二是1987年本,即安平秋点校本。此本虽以1959年本为底本,但用映雪堂原刻本复核过,用文富堂本、怀泾堂本、鸿文堂本参校过,还用相关史书、总集、别集所收古文校勘过,而且补录了二吴之《序》和乘权所撰《例言》。因而它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最好的版本。
作品缩写
明清以来,出现过许多古文选本,若论流传之广、影响之大、至今还受到广大读者喜爱的,莫过于《古文观止》。它能长传不衰,与二吴编书的指导思想迥异于人大有关系。
前人编古文选本,有的是借点评以泄愤世嫉俗之忿,或提倡一种义理、张扬一种精神;有的是借选古文,标榜一种流派,推行一种文风。虽然两者都介绍古文的思想、艺术特色,但尚理、尚文,各有偏重,都难免有用意狭隘或独守门户之嫌。二吴不是这样,他俩“杂选古文,原为初学设也”,既要供先生“课弟子”用,也供“童子”“肄习”用。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要编一本老师可用来讲授、学生可用来自学的古文教科书。既然如此,就要求:一、编者选篇合理,态度公允、客观,打破门户之见,真正选出古文中的名篇佳作,使学子能比较全面、正确地认识历代古文的精神特质和艺术风貌,二、编选体例合理,要适应教和学的需要,特别要便于自学。这两点,二吴都做到了。
先说选篇。《古文观止》共选自周到明61位作者的古文222篇(中有骈文4篇),其中西汉以前(包括西汉)文100篇,西汉以后文122篇。西汉以前文中,《左传》有34篇,《国语》有11篇,司马迁有15篇。西汉以后文中,唐宋文有94篇,明文有18篇。而唐宋文中,“八大家”占78篇。八家中,韩愈有24篇,柳宗元有11篇,欧阳修有13篇,苏轼有17篇。可见,《古文观止》所选古文,主要来自先秦文、西汉文和唐宋文。应该说,各期古文在选篇中所占份额,大体能反映出古文盛衰的历史状况。书中不但有大家的代表作,还收有虽非出自大家却在古文史上卓有影响的名篇,因而选篇中精品多,覆盖的作者面较广。又由于注意选入各家不同题材、体裁、风格的作品,因而能使初学者较为全面地了解诸大家古文的艺术特色。而选篇数量适中,更给读者含英咀华、收尝鼎一脔之效,提供了可能。
再说体例。本书体例亦“为初学设也”。全书篇目按时代先后分为12卷。每篇于重要文字加圈点以引人注目,又于语气停顿处加圆点断句以便句读,同时还做了评注。二吴认为评注兼有对初学者十分有用,说:“古文评注兼有方能豁然。若有注无评,或有评无注,譬若一人之身,知其有面目而不知其有血脉,知其有血脉而不知其有面目,可乎?是编字义、典故逐次注明,复另加评语,庶读之者明若观火。”(《例言》)注即注释,一是注音。所谓“是编音声无一字不注,且即注于本字之下,便于诵读”。(同上)二是释义。所谓“是编于艰奥须解者固细加阐发,即目前便语亦未尝率意忽过,庶于初学有补”(同上)。三是“注解典故”(同上)。评即评议,一是对文章内容的评议,如评汉武帝《求茂材异等诏》中“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句,谓“武帝雄心,露于非常之中”即是。二是对文章艺术的评析,其中大量出现的是对文章结构形式的分析;包括揭示文字主旨、理清脉络、概括段落大意,以及说明用语之妙。此类评语皆因字、句、章、段而完全分布在原文字句下。彼此内在联系紧密,实是评论者在总体把握文章艺术特点的前提下,对行文艺术的具体分析。而措词简明,点到即止。对全篇艺术特点的归纳,则以总评形式置于篇后。总评论艺术特色,往往兼论内容。文字短则数十字,长不过百余字,都能说出全篇艺术特征。在结合文中点评诵读全文后,再读总评,读者常常会产生一种纵观全局、豁然开朗的感觉。
大师讲评
选篇能包罗历代古文的精华,又能用注释扫除诵读、理解古文的拦路石,评论又能说透文章做法之妙。这样的读本自然会受到初学者的欢迎,故吴兴祚谓“以此正蒙养而裨后学,厥功企浅鲜哉”(《序》)。当然,《古文观止》的选篇也有不足之处:为秦文选的多,子书一家未选;八代文选的太少,所选唐宋文过于集中于八家文,而南宋文全然不选,元文亦告阙如。明文虽选18篇,大半并非“观止”之作。再者,艺术分析不乏卓见妙论,终难跳出起承转合的窠臼。
《古文观止》的长处和短处,主要是由它的编选方法所带来的;二吴称书的编选方法为“集”或“汇而集之”。所谓“余两人非瑚言选也,集焉云耳。集之奈何”?集古人之文,集古今人之选,谰略者详之,繁者简之,散者合之,舛错者厘定之,差讹者校正之云尔。盖诸选家各有精思深义以抉古人之奥,读之者取此置彼用美者或遗,一概观览则劳于睹记,此余两人所以汇而集之也(《例言》)。
评注则主要取自吕、楼、谢、唐、茅、金之说,而用楼、茅、金三家见解最多。多数评语是直接过录,如《谏逐客》、《送李愿归盘谷序》、《送石洪处士序》等的总评即全抄自楼氏选本。有过录部分文字以作评的,如《捕蛇者说》、《愚溪诗序》总评一半文字取自楼氏选本。《进学解》、《讳辩》、《祭十二郎文》总评一半文字取自茅氏选本。《晏子不死君难》、《五帝本纪赞》、《吊古战场女》、《留侯论》等文的总评部分文字即取自金氏选本。有本于原评而略作发挥的,如《答任安书》、《报孙会宗书》、《种树郭橐驼传》、《丰乐亭记》、《书洛阳名园记后》、《谏院题名记》等文的总评,就是对楼氏评语的发挥。《获麟解》、《争臣论》、《寄欧阳舍人书》的总评,就是对茅氏评语的发挥。《前赤壁赋》的总评是对金氏评语的改写,《超然台记》的总评是以唐顺之评语为骨架。还有些评语是将诸家之说糅为一体而出以己说,如《岳阳楼记》、《读孟尝君传》、《喜雨亭记》的总评即合用楼、金之论而言。这种择优而集的方法,在逐句逐段评点时用得更多。如《留侯论》首段末批“能忍不能忍是一篇主意”即取自吕氏批语,而“且其意不在书”下批“深人一层发议,此句及一篇之头也”则取用金氏原批。二吴这样“遍采名家旧注,参以己私”,是因为他们认为“诸选各有妙解,颇多阙略,是当取其所长以补其不足,便成全璧”(《例言》)。其实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此书是为童子肄习用,无论选篇思想,评注内容,都要力求“醇正”、“稳妥”。尚新颖而不取怪异,务平实而忌走偏锋。所以他们不选那些思想激进或离经叛道之文,对颇具思想特色、极富个性、充满感情色彩的评语不加采录,常用兼采众家之长和阐发原评的方法以求评解周全、稳妥。这样,便使《古文观止》有可能吸纳多种选本的种种优点,长期受到古文爱好者的欢迎,以致鲁迅论及选本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时,将它与《文选》并提,说:“以《古文观止》和《文选》并称,初看好像是可笑的,但在文学上的影响,两者都一样地不可轻视。”
关键知识点
《古文观止》是作者以犀利的视角,在广博的中华文海中撷采的最为绚丽、最有价值、最具代表性的精美古文,因而本书也是最为优秀的古文选本。数百年来,不仅读书人对之耳熟能详,一般群众也是对之喜爱有加,流传广泛。尽管因作者思想的局限性使选文有浓重的理学色彩,但它的确为读者搭建了一条最能领略古文精粹的捷径,因此盛誉不衰也是必然。
妙语背诵
�兢兢焉义之未合于古,勿敢登也;一理之未慊于心,勿敢载也;一段落、一钩勒之不思于法度,勿敢之不协于还韵,勿敢书也。
读后感:《古文观止》是一本特别厚重的经典。这里并非只是说它包含了中国由周至明的思想与文学精华,从最浅的层次来讲,它的厚度与重量,远远地超过了《唐诗三百首》。因而,阅读这本书的时候,根本不可能随手放进口袋里,在茶余饭后掏出来读一读。好在滇西北的宁静,给我带来了绝好的机会,让我多次带着它,在野外随意地找一个无人的树丛或者阡陌,把自己隐藏在叶子与枝杆之间,忘记了自己的存在,潜心品读这本有着相当的厚度与重量的经典。我至今都很固执地认为,阅读《古文观止》这样的经典,必须是心神宁静的时刻,找一个安静的地方,舒适地躺下来,在阳光温暖的照耀下,才会读出其中的境界来。
《古文观止》与众多的书籍有着明显的区别,它既不像《老子》那样讲究内敛与隐忍,过分地追求自我修炼,也不像《孙子兵法》那样攻于心计,更不像《厚黑学》那样无耻。这本书的精华之处就在于,它通过臧僖伯、子鱼、唐睢、冯谖、邹忌、苏秦等故事,记录了古时的士大夫种种军事智慧与谋略,却始终在告诉你出世时的自我价值实现的途径,在列国东征西讨的战争刀光剑影里的道德华彩。在那些远古时代,前人的个人魅力,如梅香远溢,闻之醉人。在《古文观止》里,我们读到的不仅仅是事件和记录,更多的是人性品格的外化呈现,比如:“人之憎我也,不可不知也;我憎人也,不可得而知也;人之有德于我也,不可忘也;吾有德于人也,不可不忘也”,这样的句子与段落,随处可见。正因为如此,《古文观止》才会让我们数百年以来一直平静地阅读着,如饮美酒而沉醉于心,如见师尊而虚心聆听。
厚厚的一本《古文观止》用了很大一部分篇幅来描述远古时代的战争,通过硝烟弥漫里的人影,把智性展现出来,满足了一些人窥视铁血时期的强势品格的欲望。但是,只要仔细阅读《古文观止》就不难发现,这本书还不止是一本书,更是一个哲人,它让你能够不断地领略到一种惊人的胸怀与气质,不动声色地让人为之倾倒。当我的目光绕过《出帅表》、《屈原列传》、《岳阳楼记》等荡气回肠的篇章,我总是要在《李陵答苏武书》、《陈情表》里停留很久。苏武在中国历史里的跋涉,不知道支撑了多少人的精神,使其为之而自豪,并引以为典范。与此相比较,同时代的李陵则因为投降,被写进了一段又一段历书里,为众多将相人臣所不耻。但是,被奉为古文经典的《古文观止》却收录了一个投降者劝降苏武的书信,真不知道编这本书的吴楚材和吴调候,当初是怎么想的。但是,作为一个叛臣贼子的见证,却与《出师表》之类的垂世名篇同列一卷,在那字里行间,我读了却同样是感人的。也许,这就是散文所特有的气质吧。
随着我自己的创作逐年深入,我经常会在内心深处对散文本身所应该保持的本性,在偶然的一些宁静时光,淡淡地思考。散文这一看似很随意的文本,他原本是应该把心理,纤尘不染地显现出来的。一本《古文观止》看似太复杂了,但是它却只有一个主题:做人。
然而人又是很难做的,历史的大浪淘沙,让许多人和事,在数十年之后,甚至数千年之后,才会让我们看清他们的本来面目,这是多么困难的一种辨别啊。为此,我发现,在这一本书里,那些被文字固定在长长短短的篇幅里众多的人们,他们用自己的身体组成了一支队伍,有的面色严谨,有的放浪形骸,有的痛哭失声,最后告诉我的,却也只是一个问题:他们都在坚守着自己内心深处的一种情愫,随时随地,在不经意之中,他们通过不同的形式,把自己的信念厮守着,甚至不惜失去繁华与生命。比如:屈原、诸葛亮、贾谊,比如柳宗元、王安石、方孝儒。我不知道别人是怎么对待这本书的,至少我是这样想的。书里的人,以及写这些篇章的作者,都早已作古了。死去的人,他们留下了什么,不同的阅读都有着不同的见解。但是,许多人都会不约而同地手捧着这本书,在灯下,在阳光里,在夜色中读着。这本书里的水光山色、弓戈剑戟、长吁短叹、车辙蹄痕,掩不住的总是浓浓淡的血痕。有人为了功名夙夜难眠,有人为了君恩奔走四方,有人为了民愿泣血沾巾。当他们在人生的半途上目光凝重的时候,谁也不会想到,这些远古的文字,记住了一些人,也让一些人被人记住了。
《八十天环游地球》
这是凡尔纳最受读者欢迎的长篇小说之一。主人公福克与朋友打赌,80天内环游地球一周回到伦敦。虽克服种种困难,但到伦敦仍迟了五分钟,自认失败,却因他自西向东绕地球一周,正好节约了一天时间而意外获得胜利,作品改为剧本后广受欢迎。
这八十天环游地球是一部极为有名的科幻、文学作品,描写斐利亚福与仆人路通共同环游世界,一路冒险的故事。小说以打赌开头,中间穿插爱情故事与幽默故事,令人爱不释手,同时有启发与教育意义。
第一章 福克先生和新仆人
第二章 在牌桌上打赌
第三章 环球旅行开始了
第四章 侦探盯上了福克先生
第五章 领事在护照上签了字
第六章 路路通的话太多了
第七章 大海上偶然相遇
第八章 路路通寺庙闯祸
第九章 骑着大象过森林
第十章 勇救艾娥达夫人
第十一章 费克斯的诡计没有得逞
第十二章 正面交锋
第十三章 艾娥达夫人没有找到表兄
第十四章 路路通中计
第十五章 如意算盘又落空
第十六章 战胜暴风雨
第十七章 路路通流浪记
第十八章 费克斯改主意了
第十九章 旧金山街头遇险
第二十章 路遇野牛
第二十一章 火车冒险过桥
第二十二章 要与上校决斗
第二十三章 印第安人劫火车
第二十四章 雪橇驰过大雪原
第二十五章 战胜厄运
第二十六章 福克先生输了
第二十七章 一个完满的结局
《八十天环游地球》:在地球上兜个圈
□孟庆德
法国人儒勒·凡尔纳以他的长篇小说《八十天环游地球》向世界推出了一个特别的人物,这个全世界几乎没有人知道其来历的居住在伦敦的富绅斐利亚·福克先生,从一出场就像钟表一样站在那里,他像钟表一样严肃,像钟表一样精确,不管发生什么事,他都像钟表一样从不着急也从不生气,他只是按照自己的节奏往前走去。他像钟表报时一样按时进餐,按时就寝,甚至到俱乐部打牌,他每天也都按固定时间迈动他的双腿,左脚576步,右脚575步。
福克先生与钟表最大的不同是,钟表会发声,福克先生却几乎不讲话,270页的一本书,福克先生的讲话顶多只占五六页。但是,他不开口则已,一旦开口,那就意味着他对一件事情要做出决定了,那就意味着说了就做,他说用80天的时间足可以环球一周,他就敢拿身家性命去赌,他说他要用80天的时间去环球一周,他带着个仆人起来就走,而且在第80天的最后一分钟,背对着俱乐部大门外那鼎沸的人声,他真的就站在那些和他打赌的牌友面前。
福克先生之所以敢拿身家性命去赌,那是因为1872年的他知道地球是圆的,那是因为他敢于拿赌注以外的全部家当,两万英镑,去做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路费,那是因为他视沿途舟车等交通状况如攥自己掌纹,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绅士,一旦面向公众坚认一件事可以做到,那么,他就应该勇于去证实给世人看。80天以后,当我们再见到福克先生,他已经是一个有历史的人物了,但他仍是那么严肃,那么沉静,那么干净利索。
福克先生最终是成功了,这不能怪儒勒·凡尔纳一定要给他笔下的人物安排一个大团圆的结局,这只能说明即使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用80天的时间也足可以环球一周。世间万事,不管多么轰轰烈烈,一到终点,全无可观,最惊心动魄的还在于让天地也瞠目的过程,正所谓创造一个灿烂的过程,让上帝也惊叹。就像唐僧师徒西天取经必经九九八十一难一样,福克先生和他的仆人走欧洲,过非洲,越亚洲,跨美洲,沿途利用了轮船、火车、马车、游艇、商船、大象和雪橇等一系列可以利用的交通工具,途中,印度食人部落的追杀,香港大麻和烈酒的迷幻,太平洋飓风掀起的巨浪,美洲土著人飕飕过耳的枪弹,无一不随时可以掐断福克先生的环球计划。但是,福克先生面对那一切,却一直是那样镇静,镇静如看世界演戏,镇静如看别人的事。
把书中许多阻挠福克先生的事抛开,最可怕的,其实应该在埃及苏伊士运河的岸上,倘若上帝的心眼稍稍偏上那么一偏———不,倘若英国的法律建设稍有那么一点不严肃,倘若福克先生遇到的那个警探的法律意识稍有那么一点淡漠,倘若福克先生遇到的那个警探不是英国人而是别的一个什么国家的人,那么,福克先生早在刚刚跨出欧洲不久,就该打道回府,抚膺长叹了。但是,英国警探费克斯先生即使在港口一眼认定福克先生就是前不久英国国家银行巨款被窃案的嫌疑人,他还是尊重英国的法律,他还是一定要等待伦敦给他寄来拘票,他还是一路跟踪福克先生离非洲,过亚洲,跨美洲,回欧洲,最终竟成了福克先生环游地球的见证人。最后,直至回到欧洲境内,到了伦敦的大门口,到了英国法律可以合法地实施它的法律效力的地方,费克斯先生才终向福克先生亮出了拘票,把福克先生关押在距成功仅有一步之遥的地方。但是,正像书中所说的,他这样做,那完全是在依照法律办事,那完全是职责所在,虽然他的理性与情感已告诉他,他的判断很可能是错了。
福克先生像木头一样生硬,像数学一样刻板,像钟表一样严肃,在环球过程中,他无视车窗,不理舷窗,他连风景都不看,正像书中说的:“他不是旅行的,他只是要在地球上兜一个圈儿。”他要的只是一丝不苟地完成他的计划,他要的只是效率,他要的只是这一环能紧扣下一环。翻看福克先生的环球日志,透过许多表象仔细看去,福克先生真正重视的却不在输赢,甚至不在世人的认可,他所追求的是要向天地证明80天环球一周的可行性,他要的是一种真正的实现,他要的只是自己知道。
本文2023-08-05 07:31:32发表“古籍资讯”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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