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历二百六十余载，在中国书法史上是书道中兴的一代。清代初年，统治阶级采取了一系列稳定政治，发展经济文化的措施，故书法得以弘扬。明末遗民有些出仕从清，有些遁迹山林创造出各有特色的书法作品。顺治喜临黄庭，遗教二经；康熙推崇董其昌书，书风一时尽崇董书，这一时期，惟傅山和王铎能独标风格，另辟蹊径；乾隆时，尤重赵孟頫行楷书，空前宏伟的集帖《三希堂法帖》刻成，内府收藏的大量书迹珍品著录于《石渠宝笈》中，帖学至乾隆时期达到极盛，出现一批取法帖学的大家，如乾隆、嘉庆年间的刘墉。　至清中期，古代的吉书、贞石、碑版大量出土，兴起了金石学。嘉庆、道光时期，帖学已入穷途，当时 清代书法

　　的集大成者有刘墉，邓石如开创了碑学之宗，阮元和包世臣总结了书坛创作的经验和溃巾论。咸丰后至清末，碑学尤为昌盛。前后有康有为、伊秉绶、吴熙载、何绍基、杨沂孙、张裕钊、赵之谦、吴昌硕等大师成功地完成了变革创新，至此碑学书派迅速发展，影响所及直至当代。纵观清代260余年，书法由继承、变革到创新，挽回了宋代以后江河日下的颓势，其成就可与汉唐并驾，各种字体都有一批造诣卓著的大家，可以说是书法的中兴时期。以下为各体代表作。

　　编辑本段王铎：行书

　　早期 清代初期书法继承明代的余绪，在书坛上有 影响的书法家仍是明代遗民，其中以王铎、傅山、朱耷、 归庄、宋曹、冒襄等为代表。他们均擅长行草书，而以 王铎、傅山的影响最大。王铎行草浑雄恣肆，一时独步。傅山的行草虽劲健不及王铎，但由于他不降清，以书法发 挥他的思想感情，所以有萧然物外、自得天机的意趣。朱耷的行草藏头护尾，其点画及其转折中蕴涵着一种国 破家亡的惨痛的心情，和他的画有同一机抒。　明代末年狂放不羁的狂草书风，在清代并没有得到 发展，这是由于清代禁锢的文化政策，和狂放的草书格 行书

　　格 不入，所以清初以后书法家很少有能写草书的，加之康熙酷爱董其昌的书法，至乾隆又推崇赵孟頫的书法，因 此赵、董书体身价大增，一般书法家只奉赵、董为典范。而清代科举制度所产生的馆阁体要求的乌、方、光，使 得这一时期的书法，出现靡弱妍媚的风气。这时的帖学 更为狭隘。当时有代表性的书法家有沈荃，为明代台阁体书法家沈度的十世孙，他学董其昌，御制碑文多由他手书。高士奇书法亦学董其昌 ，因工书受荐入内廷，得到康熙的宠幸。陈奕禧的行草书也得到康熙、雍正、乾隆的赏识。雍正十一年（1733），□命将他的墨迹勒石为 《梦墨楼帖》10卷。此外笪重光、姜宸英、何焯、汪士 □并称为康熙间四大家。这些人有的是学者，有的是画 家，著述宏富，书法虽远追晋、唐，实际上是受赵孟頫、董其昌的影响较大，作品中脱离不了帖学带来的软弱的气质。

　　编辑本段傅山：草书

　　傅山字青主、侨山、公它等，名号甚多，入清后又名真山，号朱衣道人、观化翁，山西阳曲（今山西太原市郊）人。自幼颖悟，喜任侠，赋性刚直不阿。崇祯年间曾以一介布衣，发动诸生数十人上书为山西提学袁氏讼冤，勇挫阉宦权奸，后得以昭雪而名震朝野。明亡后，又与顾炎武等人秘密从事反清活动，并曾被捕。在狱中“抗词不屈，绝食数日，几死”。（全祖望《阳曲傅青主先生事略》）。康熙年间，朝廷开设博学鸿词科，傅山时已七十二岁，地方官逼其进京应试，他称病不去，官吏竟然命人舁其床而行，至都门外三十里，傅山抵死不入城，清廷免试，特封“中书舍人”放还，他既不谢恩，亦不接受，出京时，送行者途为之塞，其性情志节可见一斑。傅山通晓经史、诸子、释老之学，著有《霜红龛集》四十卷。长于书画，精鉴赏，并开清代金石学之源。同时他又是一位医术高明的医学家，在文学艺术上他更是一位富有批判和创造精神的思想启蒙先驱。“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真率毋安排。”的艺术主张，三百多年来一直备受推崇。傅青主的书法传统功基甚厚。全祖望《阳曲傅青主先生事略》云（傅山）：“工书，自大小篆，隶以下，无不精，兼工画”。他的小楷《千文》直追钟王，朴实古拙。八九岁时即从钟繇入手，继而学王羲之、颜真卿，至二十岁左右，已“于先世所传晋唐楷书无所不临”。喜以篆隶笔法作书，重骨力，宗颜书而参以钟王意趣，并受王铎书风影响，形成自己独特的面貌，中年以前已得时誉。处于董赵书风笼罩书坛之际的傅山，也曾学过赵孟頫，但后来对赵字贬斥得很利害。“予不极喜赵子昂，薄其人而遂恶其书，近细视之，亦未可厚非，熟媚绰约自是贱态，润秀圆转尚属正脉，盖自《兰亭》内稍变而至此与时高下亦由气运，不独文章然也。”（《霜红龛集》），这一段书法评论史上“书如其人”的典型论断，自然这与他生逢易代之特殊时期有关，他还说“作字先作人，人奇字自古。纲常叛周孔，笔墨不可补。”（《作字示儿孙》），这种论述针对当时“奴书”盛行的清初书坛无疑是一副清醒剂。他力倡正拙、贬巧媚，以自然天倪为尚，他一做人和正本为书学正宗的艺术主张，堪为后人效法，同时也正因为他的“学问志节”为人所重，世人对他的书法也就倍加珍视了。　在帖学衰颓时期，有一些书法家起来学习汉碑。倡 导碑学的首推郭宗昌，他工汉隶并著《金石史》，意在 提倡碑学。另有万经著《分隶偶存》、顾蔼吉著《隶辨》， 这些著作对提倡汉碑隶书有一定的影响。当时学汉隶似 乎成为一种风气，如顾苓学《夏承碑》，郑□学《郭有道 碑》、《曹全碑》，朱□尊学《曹全碑》，其他能写隶书 的书法家有王铎、傅山、王时敏、周亮工、程邃、王澍等。其中影响最大要数郑□和朱□尊。郑□嗜古碑，收 藏非常丰富，学汉隶50多年，其隶书主要取法《曹全碑》， 而且用行草的笔意来写隶书，他的隶书对当时书法家影 响很大。朱□尊是学者和诗人，他的隶书也学《曹全碑》， 融欧阳询书法，清新而流丽。　中期 清代中期帖学仍很风行。乾隆在位很久，而 且嗜书又深，尽力搜集历代名迹，命梁诗正摹刻《三希堂 法帖》，对帖学的发扬起着积极的作用。乾隆自己学习赵字，巡游江南到处题诗立碑，流风所及，自然是帖 草书

　　学 杂馆阁之书盛行。当时帖学书法家有张照、汪由敦、孔继涑诸家。张照，行楷由董其昌入手，继入颜真卿、米芾，其成就虽不及董其昌，但笔势略强。帖学书法家中还以刘墉、王文治、梁同书、翁方纲四大家为代表。翁方纲其书法学唐碑不遗余力，亦涉猎汉碑，其气质仍与帖 学相近，他擅长小正楷，但在研究碑学上其功甚大，著有 《两汉金石记》、《苏米斋唐碑选》等。梁同书，早年 书法宗赵、董，后追溯颜、米，工楷、行，书法秀逸，但 缺乏雄强之气。他与梁□、梁国治并称三梁。刘墉，书 法取径董其昌，力厚思沉，筋摇脉聚。王文治，书法强 调风神，秀丽飘逸，但缺少刘墉的魄力。此外，姚鼐的 行书萧疏澹宕，永□的楷书、行草典雅端丽，钱澧的颜体楷书，丰腴厚润，铁保的草书，张问陶、郭尚先的行书， 在当时都比较有名。

　　编辑本段金农：漆书

　　清代中叶碑学风气渐开，碑学书法家不断涌现。较著名的有金农、邓石如、伊秉绶。金农为扬州八怪之一， 他的楷书取法魏、晋、南北朝碑刻，得法于《龙门二十品》、《天发神谶碑》，创造所谓漆书，力追刀法的效果， 强调金石味。金农作诗直接贬低王羲之的书法是俗姿， 他不愿向他作奴婢，宁肯去学汉代的《华山碑》。这样 抨击帖学，提倡学碑，在当时帖学盛行的时代，是非常 大胆的。由于乾隆、嘉庆时，学者研究金石之风兴起，也 给书法界大开眼界。于是阮元写《北碑南帖论》、《南北书派论》，大力推举碑学。他说：宋、元、明书法家 多为《阁帖》所囿，好像除了楔帖之外，没有书法可言。他要求人们振拔流俗，宗汉、魏古法。阮元这两篇文章 影响很大，无异是提倡碑学的宣言。接着包世臣在《艺 舟双楫》中也大谈碑学，提出把邓石如作为学碑的典范。邓石如是清代学碑的书法巨匠。他自幼失学，终生布衣， 依靠卖书为生， 漆书

　　擅长四体书和篆刻，他在篆书上突破了 秦以来李斯、李阳冰的玉□篆笔法，开创了篆书的新风 格。他的隶书学汉碑，遍临汉、魏诸碑，继承汉分隶法， 成遒丽绵密的新体。邓石如楷书取北魏碑，行草书由碑 中衍变而出，加上他在篆刻上的造诣，创造了富有金石气 的风格。伊秉绶擅长隶书，以颜书笔法体势作汉隶，魄力 宏恢，有独特的风貌。康有为认为邓石如、伊秉绶是清 代碑学的开山祖师。　此外，这时期有许多以学者身份而善书法的书法家， 如：桂馥、钱坫、孙星衍、钱大昕、钱泳、张廷济等，他 们都擅长隶书，由于他们有坚实的文字学基础，其篆隶 醇雅清古，别开生面。这时期还有一些画家也兼为书法家,如扬州八怪中的郑燮、黄慎、汪士慎、李方膺等，都有 自己的风格和特点。郑燮熔真、草、篆、隶于一炉，自 名为“六分半书”。汪士慎的隶书、黄慎的草书，体现 了不因循守旧的艺术风格。篆刻家中如西泠八家，也都 人人善书。丁敬隶法行草，古朴简率，得旷然天真的趣 味。蒋仁行草书出入颜、米，而又凝练郁勃。黄易、奚 冈的隶书完全从汉碑中得来。陈鸿寿的隶书将篆隶相融， 中敛外肆，意趣清新。

　　编辑本段伊秉绶：隶书

　　晚期 晚清的书法与中期相较，虽然大家不多，但碑 学仍是方兴未艾，这时篆书和金文勃兴，汉、魏、南北 朝的碑刻出土日益增多，对书法的影响仍起着极大作用。康有为认为：清代的书法有四变：康熙、雍正时，专仿董 其昌；乾隆时，都竞相模仿赵孟頫；欧阳询的书法盛行 于嘉庆、道光时期；北朝碑派又萌芽于咸丰、同治时期。这一观点虽不十分准确，但大体上是符合清代书法因世 推移的风尚。清代晚期碑学在书坛上占了主要地位，使 以学帖为主的书法家不得不正视碑刻上的书法，而碑学 书法家也兼容帖学，这样晚清的书法又出现了另一番景象。　晚清书法以何绍基、赵之谦、吴昌硕为代表。何绍 基的书法以颜真卿为基础，搜集周、秦、两汉古篆籀，下 至南北朝、隋、唐碑版，心摹手追，自成一家。他的草 书成就尤其突出，楷书既醇雅又有唐人法度，精劲有北朝 书法的气象。晚年精篆隶，60岁后将汉隶名碑几乎临写 殆遍，所以他的隶书笔法稳健，古拙沉雄。他的行草是熔 颜字、北朝碑刻、篆隶于一炉，恣肆而超逸，天真罄露。赵之谦书画、篆刻都兼长，书法初学颜真卿，后取法六 朝碑刻。他的楷书颜底魏面，用婉转圆通的笔势来写方 折的北魏碑体，而且他的行草、篆、 隶书

　　隶诸体，无不掺以 北魏体势，自成一格。何绍基、赵之谦对清代末期的书 法影响极大。这时期的书法家还有张裕钊，他以北碑为 宗，高古浑穆，用笔外方内圆，其楷书对后来也有一定 的影响。篆、隶成就比较突出的是吴熙载。他是包世臣 的弟子，篆书学习邓石如，浑雄不足而清逸过之，可惜 缺少个性，行草书纯学包世臣，也缺乏创造。杨沂孙擅 长篆书，方劲雄健。吴大□是金石收藏家，善写篆、隶， 隶书平稳，篆书能用金文结体来写，面貌一新。当时写 篆书的还有徐三庚，以《天发神谶碑》笔法写篆书；莫 友芝以《禅国山碑》及汉碑额体势写篆书，都各有面貌。写隶书的有：俞樾、杨岘等。此外，翁同龢以写行、楷 著名，书法由颜入魏，苍老平淡，笔力凝重，晚年也写隶书， 用笔极为凝练。

　　编辑本段孙星衍：篆书

　　清代末年，以杨守敬、吴昌硕、康有为、沈曾植等书法最著名。杨守敬，收藏汉、魏、六朝碑刻甚多，擅 长隶书和行楷书，曾东渡日本，带去不少碑帖，并收日本 学生，著有《平碑记》、《学书迩言》等，对近代日本 书法产生一定影响。吴昌硕，为清末书、画、篆刻大家， 篆书对石鼓文下功夫最深，字形变方为长，讲究气势；隶 书效法汉《三公山碑》、《裴岑纪功碑》，亦别具一格； 行书由王铎上追唐人，晚年“强抱篆籀作狂草”，融会 贯通，开辟了新的境界。沈曾植是著名学者，书法学习 锺繇、索靖，更熔铸汉、魏碑刻，晚年精于章草，自碑 学盛行，书法家都用心于篆隶，草书很少有著名的。沈曾 植在草书上独辟蹊径，对后来有一定的影响。康有为在 书法理论上，发挥了阮元、包世臣的崇碑观点，著《广 艺舟双楫》，对近代书法理论影响极大。他的书法亦植 根于北朝碑刻，尤其是北魏《石门铭》、山东掖县云峰 山诸石刻对他影响最深，所以他的书法浑拙古劲，奇肆 开张，有纵横跌宕的气势，具有独特风格。

　　编辑本段蒋仁：行书

　　总结清代书法发展情况，可以看到清代书法发展进 程中，碑学和帖学的竞争和消长。碑学的兴起在清代是 有客观原因的：①清中叶以来金石考据的兴盛。清代知 识分子为了避免文网，走上金石考据的治学道路，而这时 汉、魏、南北朝碑刻不断出土，人们除了证经考史之助 外，碑刻上的文字也为书法提供崭新的资料，使书法家的 眼界顿为开扩；另一方面书写篆、隶需要字字有来历，清 代文字学的成就为书法艺术提供了基础，所以清代许多书法家同时又是金石学家。②由于篆刻艺术的发展，也给 书法艺术的创新提供了条件。清代书法家多善治印，所 以能将凝练苍朴的金石趣味，运用到书法创作中去，使 书法有了金石气，这些都是隋唐以来书 行书

　　法艺术中所不曾 有的。③文人画的发展，使得绘画的书法化更为浓厚，反 之文人画对书法艺术增加了新的血液，所以清代书法，无 论是用笔、用墨，以至章法都有创造。

　　编辑本段乾隆帝的书法

　　乾隆皇帝，即清高宗（1711一1799），爱新觉罗·弘历，世宗四子。清代皇帝，1735一1795年在位。继位后，先后讨平西北、西南，抗击廓尔喀入侵，拒绝英使马戛尔尼的无理要求，鼓励垦荒，颁布禁书令，迭兴文字狱，开四库全书馆，编纂《续三通》、《皇朝三通》等。晚年，自号十全老人，陶醉于文治武功，听任和砷专权，日益腐败。　乾隆一生酷爱书法，历经数年，刻意搜求历代书法名品，御览、御批、钦定多部传世藏帖，集中国历代 乾隆书法

　　书法艺术之大成。大学士梁诗正等赞曰：“皇上性契义爻，学贯仓史，每于万机之暇，深探八法之微。宝翰所垂，云章霞采，凤翥龙腾。综百氏而集其成，追二王而得其粹。又复品鉴精严，研究周悉，于诸家工拙真赝，如明镜之照，纤毫莫遁其形。仰识圣天子好古勤求，嘉惠来学，甄陶万世之心，有加无已。”

　　淮安万氏《百汉碑研拓本》经折装，折后纵445厘米，横27厘米，纸板骨装裱。现存42页，内有十五幅碑砚拓本和万立钰《百汉碑研斋石刻始末原由》一文，现收藏于江苏省淮安市博物馆。

经折中十五幅碑砚拓本，有缩摹秦刻石1幅（图1），即著名的秦绎山刻石，相传为李斯所书；缩摹汉碑11幅，即西狭颂1幅(图2）,汉故小黄门谯君之碑1幅（图3），曹全碑碑文和碑阴各一幅，宋拓樊敏碑1幅（图4），校官之碑1幅，东海庙碑2幅，娄寿碑1幅，白石神庙碑1幅，孔文礼碑1幅；缩摹曹魏碑3幅，即魏受禅碑1幅（图5），范式碑碑文和碑阴各1幅（图6）。这些碑砚拓本每块都注明出处，有的还附有考证及流传经历，都是由万承纪缩摹，王应绶肖刻。万承纪和王应绶都是清代篆刻大家，对汉魏碑版有深厚的造诣和研究。故勾勒点画，剥落阙失，夫毫发不爽，神韵之超，刀法之工，均与原碑（拓）无二。百汉碑砚，集碑与砚合为一体，深具文化底蕴，是清代砚石珍品。但由于历史原因，此百汉碑砚早已不存。唯有百汉碑砚拓本，由淮安万氏所收藏，虽历经战乱多有损伤，但仍流存于世。

《百汉碑研斋石刻始末》（图7、8），共3页，每页纵21厘米，横17厘米，是清末民国人士万立钰的手笔，出自其所收藏的《百汉碑研拓本》。万立钰（1851-1944年），字远之，号筱庵、小安、小庵，祖籍江西南昌。清嘉道年间，因伯祖父万承纪和祖父万承紫来淮为官，遂迁居淮安清江浦。自此以后，万氏世代在淮为官，如万青选曾三任清河知县，在淮为官三十多年，是淮安清江浦之望族，其子弟有的任知县，有的做幕僚，也有的任职河淮漕盐等机关。咸丰元年（1851年），万立钰出生于江苏淮安清河县（今淮安市清河区），为中河通判万承紫之孙，淮安府同知万青选（1818-1898年）之子，开国总理周恩来之舅父。成年后万立钰长期从事水利工程，曾任江北运河总办，因排行第八，世称“万八太爷”。他精于水利，据说能根据河水的颜色，来断定泥沙含量和上游来水的多少，对乡邦水利颇有建树，是民国年间淮扬一带的水利专家。在业余生活中，他善书法，工铁笔，治印具浙派风格，同时擅长梅兰竹菊等花鸟画，有《求是斋印草》存世。

《百汉碑研斋石刻始末》，约690字，是万立钰用行楷写成，其书以赵体为骨，兼魏碑意。书法娟秀疏朗，秀逸生动，是一件颇具历史意义的作品。文中记载了百汉碑研斋石刻的曲折历程，感情真挚，蕴含丰富，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事件，表达了对先祖的恭敬及敬畏。读之无不令人感慨，深知此石刻之艰辛，拓本之珍贵。其文曰：

逊清（乾）隆、嘉（庆）朝，海内工篆隶精刻画者，已浩如渊海。而其中胎息高古，直追秦汉，固不乏人。如百汉研碑之独树一帜，诚不数数觏也。太仓王子若先生应绶，世其家学，邃古精深，於书画篆刻，靡不冠绝一世。先伯祖廉山公，官南河时延入幕中。出所藏旧拓、秦汉碑版，与之讨论研究。选择百种，按碑式琢研。公暇缩摹研背，属子若肖刻。至字迹之相似，固已神乎技矣。其剥落残损，无不与原碑毫发无爽，真可谓巧夺天工也。刻未竞，廉山公弃养於南河官署。张芥航河督延子若携石研下榻于河署荷芳书院。又数年，始续刻成。先祖荔云公时同官南河，遂以研石送归荔云公。荔云公请谒芥航河督，叙其续刻原委，署名研碑之末。芥航河督辞曰：“余与廉山，虽曰同僚，针芥契合，不啻昆弟。所以延子若续刻成者，成其志也，非希借此留名於后世耳！”荔云公感泣受之，备精拓者拓百部，选送芥航河督二十部，家存十部，余均分赠京外年世戚好诸公，研石为廉山公嗣午庵先伯携去。午庵公移寓浙杭时已失其二，由杭来浦又失其四，共少六石。后为午庵公质千金以济家资，潘芸阁副河督以二千金赎归芜湖，遭粤逆之乱悉毁於火。钰归试南昌，遇芸阁副河督第六嗣梅樵世丈，始知灰烬之余仅存五十余块。噫斯，诚招造物忌耳。按百汉研碑，计正碑及碑阴连跋石二块，共百二石。世间流传全部拓本百二石者，只荔云公初拓之百部，午庵公二次在苏拓者即少二石。再拓者又少四石，归芸阁副河督所拓者亦仅九十四块，毁於兵火后则存残石五十余块，其中间有具全碑形式者，而字迹中复多残损。是初次完全拓本，家藏之十部毁於兵火，一无所存。其余之数，经数十年刀兵水火，又不知消没几何？得之固属不易。即不完全拓本，得之亦属不易。细审此十六碑，拓工精美，精神完足，似系初次拓本所残零者，虽云吉光片羽，尤当宝贵，而什袭焉。并因海上石印拓本，跋语皆失真实，故将百汉研斋石刻，始末原由特志之。以告后之子孙。毋贻数典忘祖之憾云尔！

落款为“丙辰仲秋八月晦日，筱庵立钰谨志於袁江求是斋，时年六十有六”。下钤“立钰私印”白文印、“小庵” 、“生于辛亥”赤文印。此“丙辰”为1916年，“袁江”是江苏淮阴。“生于辛亥”是万立钰之闲章，辛亥年（1851年）是他的出生年份。

百汉碑研斋石刻是砚之珍品，但在琢制过程中却充满坎坷和艰辛。文中的“廉山公”，即万立钰的伯祖父万承纪。万承纪(1766-1826年)，字畴五，号廉山，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举人，自嘉庆十九年（1814年）来淮任山阳（今楚州区）知县起，以后就一直在淮为官，历任淮安知府、海防同知、外河同知。清代，淮安是河工和漕运重地，黄、淮、运交汇于此，运河畅通是头等大事。他曾将宋人灌塘法用于运口，一度解决了漕运雍塞的难题，颇受时人称誉。在业余文化生活中，他诗文皆工，博综群籍。其篆法似李阳冰，篆书、行草精妙，绘画得北宋诸家之长，此外还雅尚文物书画、金石收藏。清乾嘉以降，碑学大兴。是时书法家以碑学为宗，成为时尚。作为书法家、金石家的万承纪顺时代之流，秉时尚之风，礼聘篆刻名家王应绶，将家藏汉魏碑拓缩刻于端砚之上，实现古碑和名砚的有机结合，成为一代收藏佳话。此百汉碑研斋石刻是由万承纪缩摹，王应绶肖刻，万承纪就是百汉碑研斋主人。王应绶（1788-1841年），字子若，江苏太仓人。清初“四王”之一王原祁裔孙。他世承家学，工篆隶，精铁笔，善画山水。文中的“张芥航”（1776-1835年），名井，号畏堂，陕西肤施(今延安)人。嘉庆六年（1801年）进士。历官内阁中书、江南河道总督。能诗会画，曾与金石名家钱泳勒石《澄鉴堂法帖》，亦是位书法碑版的爱好者，时在淮安任河道总督，和万承纪是同僚至友，二人“针芥契合，不啻昆弟”。当万承纪去世后，为成其志，故“延子若携石研下榻于荷芳书院”，续刻砚石。（“荷芳书院”，为河道总督府之建筑，现在河署之旧址，淮安清宴园内，是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因此，此百汉碑研斋石刻起于淮安外河同知署，终于淮安荷芳书院，至始至终都在淮安南河官署内，所缩摹的汉魏碑拓也都是淮安所收藏，故和淮安有密切关系。它历时六载，是万承纪、王应绶、张井三人完成的。如果没有河督张井之续刻，此百汉碑研必定夭折。因此，河督张井厥功至伟，文中记录了其不计名利、坚持作序的话语，令人十分敬佩。

百汉碑研斋石刻的琢制备尝艰辛，但刻成后不久即遭遇劫难，至今已片石无存。文中的“荔云公”，即万承紫。万承紫（1775-1837年），字荔云，又字渊北，号碧香居主人。是万承纪之胞弟，万青选之父，万立钰之祖父。他精鉴赏，好书画，喜文物书画收藏。于道光初年来淮上，历任外河同知、中河通判、桃北同知。时任南河总督属下的中河通判，故河督张井“遂以研石送归”。文中的“午庵公”，既万承纪之子万启封，是万立钰之族伯，曾在浙江缙云县任职。任职期间，曾将百汉碑研斋刻石携往浙江，在旅途中散失六石，后又将石刻“质千金以济家资”。文中的“潘芸阁”，即潘锡恩。潘锡恩（1785-1866年），字芸阁，安徽泾县人。嘉庆十六年（1811年）进士，道光五年（1825年）署文渊阁直学士，奉旨稽察觉罗官学。不久任南河副总河。因在副总河任上，和万承纪相友善，故“以二千金赎归”刻石，以全故友之志。文中的“梅樵世丈”，即潘锡恩之六子。文中记载了百汉碑研斋石刻流传之状况，特别在安徽泾县潘氏约园中，因太平天国战乱而毁灭大半，余者也陆续流失。多少人的辛苦毁于一旦，令人十分惋惜。

百汉碑研斋石刻已损失殆尽，其拓本在晚清时就非常难得，据载“都肆中偶有数纸，价辄数十金”。其盛誉之隆，由此可见一斑。由文中得知，百汉碑研斋拓本最早由万承紫捶拓，全本102幅，成书100部。以后，万启封、潘锡恩又先后捶拓，但因砚石的失落而缺失。在这些拓本中，以万承紫所拓的初拓本最精最好。装裱后送河督20部，家藏10部，余者分赠亲友至好。但这些拓本大多在动乱中散失，如万氏家藏的10部就在庚子之乱中化为灰烬。庚子后，万青选又将其父万承紫初拓残零者整理装裱，成此《百汉碑研拓本》。此拓本虽仅存拓片15幅，但“拓工精美，精神完足”，“虽云吉光片羽，尤当宝贵”。故有重要历史和艺术价值，是百汉碑研斋石刻的历史见证，代表了清代砚刻的艺术水平，凝聚了淮安万氏三代人的心血，非常难得。

　　清代历二百六十余载，在中国书法史上是书道中兴的一代。清代初年，统治阶级采取了一系列稳定政治，发展经济文化的措施，故书法得以弘扬。明末遗民有些出仕从清，有些遁迹山林创造出各有特色的书法作品。顺治喜临黄庭，遗教二经；康熙推崇董其昌书，书风一时尽崇董书，这一时期，惟傅山和王铎能独标风格，另辟蹊径；乾隆时，尤重赵孟頫行楷书，空前宏伟的集帖《三希堂法帖》刻成，内府收藏的大量书迹珍品著录于《石渠宝笈》中，帖学至乾隆时期达到极盛，出现一批取法帖学的大家，如乾隆、嘉庆年间的刘墉。　至清中期，古代的吉书、贞石、碑版大量出土，兴起了金石学。嘉庆、道光时期，帖学已入穷途，当时 清代书法

　　的集大成者有刘墉，邓石如开创了碑学之宗，阮元和包世臣总结了书坛创作的经验和溃巾论。咸丰后至清末，碑学尤为昌盛。前后有康有为、伊秉绶、吴熙载、何绍基、杨沂孙、张裕钊、赵之谦、吴昌硕等大师成功地完成了变革创新，至此碑学书派迅速发展，影响所及直至当代。纵观清代260余年，书法由继承、变革到创新，挽回了宋代以后江河日下的颓势，其成就可与汉唐并驾，各种字体都有一批造诣卓著的大家，可以说是书法的中兴时期。以下为各体代表作。

　　编辑本段王铎：行书

　　早期 清代初期书法继承明代的余绪，在书坛上有 影响的书法家仍是明代遗民，其中以王铎、傅山、朱耷、 归庄、宋曹、冒襄等为代表。他们均擅长行草书，而以 王铎、傅山的影响最大。王铎行草浑雄恣肆，一时独步。傅山的行草虽劲健不及王铎，但由于他不降清，以书法发 挥他的思想感情，所以有萧然物外、自得天机的意趣。朱耷的行草藏头护尾，其点画及其转折中蕴涵着一种国 破家亡的惨痛的心情，和他的画有同一机抒。　明代末年狂放不羁的狂草书风，在清代并没有得到 发展，这是由于清代禁锢的文化政策，和狂放的草书格 行书

　　格 不入，所以清初以后书法家很少有能写草书的，加之康熙酷爱董其昌的书法，至乾隆又推崇赵孟頫的书法，因 此赵、董书体身价大增，一般书法家只奉赵、董为典范。而清代科举制度所产生的馆阁体要求的乌、方、光，使 得这一时期的书法，出现靡弱妍媚的风气。这时的帖学 更为狭隘。当时有代表性的书法家有沈荃，为明代台阁体书法家沈度的十世孙，他学董其昌，御制碑文多由他手书。高士奇书法亦学董其昌 ，因工书受荐入内廷，得到康熙的宠幸。陈奕禧的行草书也得到康熙、雍正、乾隆的赏识。雍正十一年（1733），□命将他的墨迹勒石为 《梦墨楼帖》10卷。此外笪重光、姜宸英、何焯、汪士 □并称为康熙间四大家。这些人有的是学者，有的是画 家，著述宏富，书法虽远追晋、唐，实际上是受赵孟頫、董其昌的影响较大，作品中脱离不了帖学带来的软弱的气质。

　　编辑本段傅山：草书

　　傅山字青主、侨山、公它等，名号甚多，入清后又名真山，号朱衣道人、观化翁，山西阳曲（今山西太原市郊）人。自幼颖悟，喜任侠，赋性刚直不阿。崇祯年间曾以一介布衣，发动诸生数十人上书为山西提学袁氏讼冤，勇挫阉宦权奸，后得以昭雪而名震朝野。明亡后，又与顾炎武等人秘密从事反清活动，并曾被捕。在狱中“抗词不屈，绝食数日，几死”。（全祖望《阳曲傅青主先生事略》）。康熙年间，朝廷开设博学鸿词科，傅山时已七十二岁，地方官逼其进京应试，他称病不去，官吏竟然命人舁其床而行，至都门外三十里，傅山抵死不入城，清廷免试，特封“中书舍人”放还，他既不谢恩，亦不接受，出京时，送行者途为之塞，其性情志节可见一斑。傅山通晓经史、诸子、释老之学，著有《霜红龛集》四十卷。长于书画，精鉴赏，并开清代金石学之源。同时他又是一位医术高明的医学家，在文学艺术上他更是一位富有批判和创造精神的思想启蒙先驱。“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真率毋安排。”的艺术主张，三百多年来一直备受推崇。傅青主的书法传统功基甚厚。全祖望《阳曲傅青主先生事略》云（傅山）：“工书，自大小篆，隶以下，无不精，兼工画”。他的小楷《千文》直追钟王，朴实古拙。八九岁时即从钟繇入手，继而学王羲之、颜真卿，至二十岁左右，已“于先世所传晋唐楷书无所不临”。喜以篆隶笔法作书，重骨力，宗颜书而参以钟王意趣，并受王铎书风影响，形成自己独特的面貌，中年以前已得时誉。处于董赵书风笼罩书坛之际的傅山，也曾学过赵孟頫，但后来对赵字贬斥得很利害。“予不极喜赵子昂，薄其人而遂恶其书，近细视之，亦未可厚非，熟媚绰约自是贱态，润秀圆转尚属正脉，盖自《兰亭》内稍变而至此与时高下亦由气运，不独文章然也。”（《霜红龛集》），这一段书法评论史上“书如其人”的典型论断，自然这与他生逢易代之特殊时期有关，他还说“作字先作人，人奇字自古。纲常叛周孔，笔墨不可补。”（《作字示儿孙》），这种论述针对当时“奴书”盛行的清初书坛无疑是一副清醒剂。他力倡正拙、贬巧媚，以自然天倪为尚，他一做人和正本为书学正宗的艺术主张，堪为后人效法，同时也正因为他的“学问志节”为人所重，世人对他的书法也就倍加珍视了。　在帖学衰颓时期，有一些书法家起来学习汉碑。倡 导碑学的首推郭宗昌，他工汉隶并著《金石史》，意在 提倡碑学。另有万经著《分隶偶存》、顾蔼吉著《隶辨》， 这些著作对提倡汉碑隶书有一定的影响。当时学汉隶似 乎成为一种风气，如顾苓学《夏承碑》，郑□学《郭有道 碑》、《曹全碑》，朱□尊学《曹全碑》，其他能写隶书 的书法家有王铎、傅山、王时敏、周亮工、程邃、王澍等。其中影响最大要数郑□和朱□尊。郑□嗜古碑，收 藏非常丰富，学汉隶50多年，其隶书主要取法《曹全碑》， 而且用行草的笔意来写隶书，他的隶书对当时书法家影 响很大。朱□尊是学者和诗人，他的隶书也学《曹全碑》， 融欧阳询书法，清新而流丽。　中期 清代中期帖学仍很风行。乾隆在位很久，而 且嗜书又深，尽力搜集历代名迹，命梁诗正摹刻《三希堂 法帖》，对帖学的发扬起着积极的作用。乾隆自己学习赵字，巡游江南到处题诗立碑，流风所及，自然是帖 草书

　　学 杂馆阁之书盛行。当时帖学书法家有张照、汪由敦、孔继涑诸家。张照，行楷由董其昌入手，继入颜真卿、米芾，其成就虽不及董其昌，但笔势略强。帖学书法家中还以刘墉、王文治、梁同书、翁方纲四大家为代表。翁方纲其书法学唐碑不遗余力，亦涉猎汉碑，其气质仍与帖 学相近，他擅长小正楷，但在研究碑学上其功甚大，著有 《两汉金石记》、《苏米斋唐碑选》等。梁同书，早年 书法宗赵、董，后追溯颜、米，工楷、行，书法秀逸，但 缺乏雄强之气。他与梁□、梁国治并称三梁。刘墉，书 法取径董其昌，力厚思沉，筋摇脉聚。王文治，书法强 调风神，秀丽飘逸，但缺少刘墉的魄力。此外，姚鼐的 行书萧疏澹宕，永□的楷书、行草典雅端丽，钱澧的颜体楷书，丰腴厚润，铁保的草书，张问陶、郭尚先的行书， 在当时都比较有名。

　　编辑本段金农：漆书

　　清代中叶碑学风气渐开，碑学书法家不断涌现。较著名的有金农、邓石如、伊秉绶。金农为扬州八怪之一， 他的楷书取法魏、晋、南北朝碑刻，得法于《龙门二十品》、《天发神谶碑》，创造所谓漆书，力追刀法的效果， 强调金石味。金农作诗直接贬低王羲之的书法是俗姿， 他不愿向他作奴婢，宁肯去学汉代的《华山碑》。这样 抨击帖学，提倡学碑，在当时帖学盛行的时代，是非常 大胆的。由于乾隆、嘉庆时，学者研究金石之风兴起，也 给书法界大开眼界。于是阮元写《北碑南帖论》、《南北书派论》，大力推举碑学。他说：宋、元、明书法家 多为《阁帖》所囿，好像除了楔帖之外，没有书法可言。他要求人们振拔流俗，宗汉、魏古法。阮元这两篇文章 影响很大，无异是提倡碑学的宣言。接着包世臣在《艺 舟双楫》中也大谈碑学，提出把邓石如作为学碑的典范。邓石如是清代学碑的书法巨匠。他自幼失学，终生布衣， 依靠卖书为生， 漆书

　　擅长四体书和篆刻，他在篆书上突破了 秦以来李斯、李阳冰的玉□篆笔法，开创了篆书的新风 格。他的隶书学汉碑，遍临汉、魏诸碑，继承汉分隶法， 成遒丽绵密的新体。邓石如楷书取北魏碑，行草书由碑 中衍变而出，加上他在篆刻上的造诣，创造了富有金石气 的风格。伊秉绶擅长隶书，以颜书笔法体势作汉隶，魄力 宏恢，有独特的风貌。康有为认为邓石如、伊秉绶是清 代碑学的开山祖师。　此外，这时期有许多以学者身份而善书法的书法家， 如：桂馥、钱坫、孙星衍、钱大昕、钱泳、张廷济等，他 们都擅长隶书，由于他们有坚实的文字学基础，其篆隶 醇雅清古，别开生面。这时期还有一些画家也兼为书法家,如扬州八怪中的郑燮、黄慎、汪士慎、李方膺等，都有 自己的风格和特点。郑燮熔真、草、篆、隶于一炉，自 名为“六分半书”。汪士慎的隶书、黄慎的草书，体现 了不因循守旧的艺术风格。篆刻家中如西泠八家，也都 人人善书。丁敬隶法行草，古朴简率，得旷然天真的趣 味。蒋仁行草书出入颜、米，而又凝练郁勃。黄易、奚 冈的隶书完全从汉碑中得来。陈鸿寿的隶书将篆隶相融， 中敛外肆，意趣清新。

　　编辑本段伊秉绶：隶书

　　晚期 晚清的书法与中期相较，虽然大家不多，但碑 学仍是方兴未艾，这时篆书和金文勃兴，汉、魏、南北 朝的碑刻出土日益增多，对书法的影响仍起着极大作用。康有为认为：清代的书法有四变：康熙、雍正时，专仿董 其昌；乾隆时，都竞相模仿赵孟頫；欧阳询的书法盛行 于嘉庆、道光时期；北朝碑派又萌芽于咸丰、同治时期。这一观点虽不十分准确，但大体上是符合清代书法因世 推移的风尚。清代晚期碑学在书坛上占了主要地位，使 以学帖为主的书法家不得不正视碑刻上的书法，而碑学 书法家也兼容帖学，这样晚清的书法又出现了另一番景象。　晚清书法以何绍基、赵之谦、吴昌硕为代表。何绍 基的书法以颜真卿为基础，搜集周、秦、两汉古篆籀，下 至南北朝、隋、唐碑版，心摹手追，自成一家。他的草 书成就尤其突出，楷书既醇雅又有唐人法度，精劲有北朝 书法的气象。晚年精篆隶，60岁后将汉隶名碑几乎临写 殆遍，所以他的隶书笔法稳健，古拙沉雄。他的行草是熔 颜字、北朝碑刻、篆隶于一炉，恣肆而超逸，天真罄露。赵之谦书画、篆刻都兼长，书法初学颜真卿，后取法六 朝碑刻。他的楷书颜底魏面，用婉转圆通的笔势来写方 折的北魏碑体，而且他的行草、篆、 隶书

　　隶诸体，无不掺以 北魏体势，自成一格。何绍基、赵之谦对清代末期的书 法影响极大。这时期的书法家还有张裕钊，他以北碑为 宗，高古浑穆，用笔外方内圆，其楷书对后来也有一定 的影响。篆、隶成就比较突出的是吴熙载。他是包世臣 的弟子，篆书学习邓石如，浑雄不足而清逸过之，可惜 缺少个性，行草书纯学包世臣，也缺乏创造。杨沂孙擅 长篆书，方劲雄健。吴大□是金石收藏家，善写篆、隶， 隶书平稳，篆书能用金文结体来写，面貌一新。当时写 篆书的还有徐三庚，以《天发神谶碑》笔法写篆书；莫 友芝以《禅国山碑》及汉碑额体势写篆书，都各有面貌。写隶书的有：俞樾、杨岘等。此外，翁同龢以写行、楷 著名，书法由颜入魏，苍老平淡，笔力凝重，晚年也写隶书， 用笔极为凝练。

　　编辑本段孙星衍：篆书

　　清代末年，以杨守敬、吴昌硕、康有为、沈曾植等书法最著名。杨守敬，收藏汉、魏、六朝碑刻甚多，擅 长隶书和行楷书，曾东渡日本，带去不少碑帖，并收日本 学生，著有《平碑记》、《学书迩言》等，对近代日本 书法产生一定影响。吴昌硕，为清末书、画、篆刻大家， 篆书对石鼓文下功夫最深，字形变方为长，讲究气势；隶 书效法汉《三公山碑》、《裴岑纪功碑》，亦别具一格； 行书由王铎上追唐人，晚年“强抱篆籀作狂草”，融会 贯通，开辟了新的境界。沈曾植是著名学者，书法学习 锺繇、索靖，更熔铸汉、魏碑刻，晚年精于章草，自碑 学盛行，书法家都用心于篆隶，草书很少有著名的。沈曾 植在草书上独辟蹊径，对后来有一定的影响。康有为在 书法理论上，发挥了阮元、包世臣的崇碑观点，著《广 艺舟双楫》，对近代书法理论影响极大。他的书法亦植 根于北朝碑刻，尤其是北魏《石门铭》、山东掖县云峰 山诸石刻对他影响最深，所以他的书法浑拙古劲，奇肆 开张，有纵横跌宕的气势，具有独特风格。

　　编辑本段蒋仁：行书

　　总结清代书法发展情况，可以看到清代书法发展进 程中，碑学和帖学的竞争和消长。碑学的兴起在清代是 有客观原因的：①清中叶以来金石考据的兴盛。清代知 识分子为了避免文网，走上金石考据的治学道路，而这时 汉、魏、南北朝碑刻不断出土，人们除了证经考史之助 外，碑刻上的文字也为书法提供崭新的资料，使书法家的 眼界顿为开扩；另一方面书写篆、隶需要字字有来历，清 代文字学的成就为书法艺术提供了基础，所以清代许多书法家同时又是金石学家。②由于篆刻艺术的发展，也给 书法艺术的创新提供了条件。清代书法家多善治印，所 以能将凝练苍朴的金石趣味，运用到书法创作中去，使 书法有了金石气，这些都是隋唐以来书 行书

　　法艺术中所不曾 有的。③文人画的发展，使得绘画的书法化更为浓厚，反 之文人画对书法艺术增加了新的血液，所以清代书法，无 论是用笔、用墨，以至章法都有创造。

　　编辑本段乾隆帝的书法

　　乾隆皇帝，即清高宗（1711一1799），爱新觉罗·弘历，世宗四子。清代皇帝，1735一1795年在位。继位后，先后讨平西北、西南，抗击廓尔喀入侵，拒绝英使马戛尔尼的无理要求，鼓励垦荒，颁布禁书令，迭兴文字狱，开四库全书馆，编纂《续三通》、《皇朝三通》等。晚年，自号十全老人，陶醉于文治武功，听任和砷专权，日益腐败。　乾隆一生酷爱书法，历经数年，刻意搜求历代书法名品，御览、御批、钦定多部传世藏帖，集中国历代 乾隆书法

　　书法艺术之大成。大学士梁诗正等赞曰：“皇上性契义爻，学贯仓史，每于万机之暇，深探八法之微。宝翰所垂，云章霞采，凤翥龙腾。综百氏而集其成，追二王而得其粹。又复品鉴精严，研究周悉，于诸家工拙真赝，如明镜之照，纤毫莫遁其形。仰识圣天子好古勤求，嘉惠来学，甄陶万世之心，有加无已。”

钱泳

钱泳（1759年2月25日——1844年10月11日） ，字立群，号台仙，一号梅溪，清代江苏金匮（今属无锡）人。长期做幕客，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工诗词、篆、隶，精镌碑版，善于书画，作印得三桥（文彭）、亦步（吴迥）风格。有缩临小汉碑，集各种小唐碑石刻行世。其后扬州江人骥，得其残石数十种，俞樾言之梅小岩中丞，出白金百两，嵌之杭州诂经精舍之壁。惟诸碑中讹字甚多，泳未能一一正之。画山水小景，疏古澹远。有仿赵大年《柳塘花坞图》，藏故宫博物院。卒年八十六（虚岁）。著有《履园丛话》《履园谭诗》《兰林集》《梅溪诗钞》等。辑有《艺能考》。

钱泳（1759-1844） 原名钱鹤滩，字立群，号台仙，一号梅溪，清代江苏金匮（今属无锡）人。长期做幕客，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工诗词、篆、隶，精镌碑版，善于书画，作印得三桥（文彭）、亦步（吴迥）风格。有缩临小汉碑，集各种小唐碑石刻行世。其后扬州江人骥，得其残石数十种，俞樾言之梅小岩中丞，出白金百两，嵌之杭州诂经精舍之壁。惟诸碑中讹字甚多，泳未能一一正之。画山水小景，疏古澹远。有仿赵大年《柳塘花坞图》，藏故宫博物院。卒年八十六（虚岁）。 著有《履园丛话》《履园谭诗》《兰林集》《梅溪诗钞》等。辑有《艺能考》。

张照（1691年—1745年），字得天，号泾南、天瓶居士，华亭（今上海市松江）人。

史称“性颖敏，博学多识，精通音律”，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进士，五十四年（1715年）入直南书房，官至刑部尚书，因罪免职，乾隆七年（1742年）复官，乾隆十年（1745年）正月，奔父丧而卒于路上，卒年五十五，追封太子太保、吏部尚书，谥文敏。工书法，初从董其昌，擅长行楷书，精于“馆阁体”，曾书范仲淹“岳阳楼记”。吴德旋《初月楼论书随笔》称其：“书名最烜赫，其笔力沈鸷，洵足追步香光，而气韵远不逮矣。”著《天瓶斋书画题跋》、《得天居士集》等书。

乔大壮（1892年1月16日—1948年7月3日），原名曾劬，字大壮，以字行，号波外居士。成都华阳人。

先代自浙江绍兴迁蜀，书香门第，祖父乔茂萱在清朝有声望，曾为戊戌六君子收尸。少年游学京师，入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博究经史诗文，复入译学馆，通法文，导师辜鸿铭称他是通才。旁及佛典，善作诗，书法早年学习虞世南，篆刻以秦、汉为法。尤工倚声，唐圭璋誉之为“一代词坛飞将”。

1915年任教育部图书审定处专员。1927年赴南昌任周恩来秘书。1935年任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后任重庆中央大学师范学院词学教授、国民政府经济部秘书、军训部参议、监察院参事。1947年因台湾大学文学院中文系主任许寿裳之荐，任台湾大学中文系教授，1948年2月19日许寿裳在台北被害，继任系主任，因拒绝镇压学生运动被辞退，遂返回南京。不久因目睹许寿裳惨死，深受刺激，同年7月3日在苏州枫桥投水自尽。著有《波外乐章》、《波外楼诗集》、《乔大壮印集》、《乔大壮书法集》。黄墨谷辑《乔大壮先生手批周邦彦〈片玉词〉》等。

刁戴高，清朝书法家，学者。擅绘画，工诗词，通韵律。字共辰，号约山，浙江慈溪人。少时以诗书名，后多病，有足疾，常坐卧一榻，吟诗习书。法颜体柳体，擅写榜书，笔力雄健。生前求书者络绎不绝，拒不为名人显贵署名，曰：“吾书五尺童子望而识之，奈何俾捉刀乎。”

丁传靖（1870年—1930年），字修甫，号暗公，别署沧桑词客、贪嗔痴阿罗汉、招隐行脚僧。江苏丹徒人。清代书法家。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副贡，陈宝琛荐为礼学馆纂修，后寓居津门。工书法，不订润例，求字者洛绎不绝。著有《闻公诗存》、《宋人轶事汇编》等。《中国书法大辞典》有传。

范骧（1608年～1675年），字文白，号默庵。海宁人。

明朝贡生，善书法。家贫，著述不辍。清初举贤良方正，坚辞不就。因庄廷鑨明史案被逮捕，后与查继佐、陆圻等无罪开释。有《点庵集》、《昭代尺牍小传》。

黄易（1744年—1802年），字大易、大业，号小松、秋庵、秋影庵主、莲宗弟子、散花滩人等，浙江仁和（今浙江杭州）人。清朝篆刻家，书法家。师事丁敬，与之合称“丁黄派”。西泠八家之一，人们一般习惯把丁敬、蒋仁、黄易、奚冈四个人称为前四家。篆刻较丁敬又有创新，有“蒋仁尚拙，黄易尚巧”之说。他的“小心落墨、大胆奏刀”，深得个中三昧。著有《小蓬莱阁金石文字》《秋影庵主印谱》。书法最精隶书，结体参钟鼎法，颇古雅。

孔继涑（1727年－1791年），字信夫，号谷园，别号葭谷居士，山东曲阜人。孔传铎第五子，孔继汾之弟，孔子六十九代孙。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举人，候补中书。工书法，为张照女婿，在“玉虹楼”上苦练12年，得其笔法，后学宋代“四大家”，造诣颇深。刻有《玉虹楼帖》、《玉虹鉴真帖》、《玉虹鉴真续帖》、《谷园摹古法帖》、《国朝名人法帖》等。继涑是七十一代衍圣公孔昭焕的叔祖，昭焕不满继涑插手府务，以“房屋越制”、“妄图篡位”的罪名，将他逐出家族。死后葬在曲阜城西的大柳村前。

梁巘（？—1785年），字闻山，号松斋，又号断砚斋主人，安徽亳州（今毫县）人。清代书法家。

生于书香世家，曾祖父粱继宗、祖父梁尔禄、父亲粱接孟。初为咸安宫教习，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举人，官至四川巴县知县。晚年辞官，主讲于寿春书院。工书法，初学李邕，与孔继涑称“南梁北孔”，与梁同书、梁国治有三梁之称。殁后葬于十九里集南一里半杜庄村后。著有《评书帖》、《论画笔记》。

梁国治（1723年～1786年），字阶平，号瑶峰、丰山，会稽中塘中塘梁巷村（今属上虞）人。清代书法家。

父梁文标，当过刑部司狱，有惠政。国治自幼颖悟，乾隆六年（1741年）中举，乾隆十三年（1748年）状元，授翰林院修撰，二十一年（1756年）授广东乡试正考官，隔年接任广东道员，二十五年（1760年）署粮驿道，三十八年，还京，官至东阁大学士兼军机大臣。工书法，自谓在谢太傅、张曲江之间。洪亮吉谓之堆墨书。时人将他与钱塘梁同书、毫州梁巘并称“书坛三梁”。卒时加封太子太保，谥文定。著有《敬思堂文集》。

梁同书（1723年—1815年），字符颖，号山舟，晚号不翁，九十以后号新吾长翁。钱塘（令浙江杭州）人。清代书法家。

生于清雍正元年，其父大学士梁诗正曾奉敕编《三希堂法帖》。乾隆十二年（1747年）中举人，乾隆十七年（1752年）特赐进士，官侍讲。自幼接触书法，能写擘窠书，工于楷、行书，初学颜真卿、柳公权，中年取法米芾，以后融汇贯通，与刘墉、翁方纲、王文治并称清代四大家，又与梁巘、梁国治并称三梁。同书善于鉴别前人手迹，过眼即判其真伪。嘉庆四年（1799年）以77岁高龄仍能节录宋代胡仔《苕溪渔隐丛话》，钱泳《履园丛话》曰：“侍讲早年书宗赵、董，惟自壮至老，笔笔自运，不屑依傍古人，故所书全无帖意。” 嘉庆十二年（1807年）复出为官，不久以足疾告归。卒于嘉庆二十年。著有《频罗庵遗集》。

梁诗正（1697年—1763年），钱塘人，文泓侄，字养仲，号芗林。清代书法家。

父梁文濂，叔父梁文泓。五岁始能言，长于文学，同杭世骏、陈兆等六人结“月课诗社”，雍正八年（1730年）探花，乾隆时历任礼、刑、户、吏部侍郎，官至东阁大学士，执掌翰林院，常随乾隆出巡。工书法，初学柳公权，继参赵孟頫、文征明，晚年师颜真卿、李邕，编历代名家书法真迹《三希堂法帖》。受命撰《唐宋诗醇》。十二年选入上书房。病逝时家无子侄，许多财物被窃。赠太传，谥文庄。其子梁同书亦是书法大家。

梅调鼎（1839年-1906年），字友竹，号赧翁，浙江慈溪人，清末书法家、画家。其书法博采众长而又独树一帜。幼学颜体，几可乱真。行草宗法二王。中年学欧阳询，晚年潜心研习魏碑书法。梅调鼎长年在上海、宁波二地做账房先生，家中清贫。其书法对海派书法影响很大，并开创了近代浙东书风。

沈景修（1835年－1899年）字蒙叔，号汲氏，晚号寒柯，清季浙江秀水（嘉兴）人。

同治四年（1865年）拔贡，为分水教谕。善书法，得杨少师（杨凝式）《韭花帖》真传。偶写花卉，效法悲盦。当时与海上画派任伯年、舒浩等关系密切。[1]有子沈庚藻。

沈道宽，1772年-1853年，清朝书法家、画家，字栗仲，浙江鄞县（今宁波）人，先世居于鄞县，后来入籍大兴（今北京市）。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进士及第，曾在湖南省的酃县、桃源做知县。工于书法，擅长画山水画。享年八十二岁。

王文治（1730年—1802年），字禹卿，号梦楼，丹徒（今江苏省镇江市）人。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探花，官至翰林院编修、侍读，后又任云南姚安（今云南建水县）知府，罢归，遂绝意仕途，而与姚鼐等文人墨客交游。王文治工诗文，善书法，工书法，以行草尤擅胜场，能得董其昌神髓，时称“淡墨探花”，“谈墨翰林”。姚鼐《惜抱轩集》说他努力习书，到达“遗得丧，忘寒暑，穷昼夜”的地步。与刘墉、翁方纲、梁同书齐名，合称四大家，时谚称：“天下三梁（梁同书、梁国治、梁诗正），不及江南一王。”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出使琉球。中年以后笃信佛教，长年吃斋，“尝自言：吾诗字皆禅理也”[1]。著有《梦楼诗集》、《论书绝句三十首》等。

吴大澄（1835年—1902年），字止敬，又字清卿，号恒轩，吴县（今江苏苏州）人。清代学者、金石学家、书画家。

同治七年（1868年）进士，历任编修、河北道、太仆寺卿、左副都御史，光绪十二年（1886年）擢广东巡抚。光绪十四年署河南山东河道总督，修黄河水患，用水泥砌筑砖石坝，加固“郑州十堡”工程。光绪十五年（1889年）请用新法测绘黄河图，光绪帝命名《御览三省黄河全图》。光绪十八年（1892年）授湖南巡抚。光绪二十年（1894年）因中日甲午战争战败，罢归。

吴善画山水、花卉，尤精于篆书，少从陈硕甫学篆，书法酷似李阳冰，后受杨沂孙启发，结合小篆与金文，自成一家。作品有《恪斋集古录》、《古字说》、《权衡度量考》、《恒轩所见所藏吉金录》等。

杨宾（1650年—1720年），字可师，号耕夫，别号大瓢山人、小铁，人称“杨大瓢”。浙江山阴（今绍兴）人。清朝书法家、旅行家。

少年颖悟，精通《汉书》和杜诗，八岁能作擘窠书（榜书、泛指大字），工书法，清梁巘《评书帖》称：“杨宾得执笔法，学右军、长公（苏轼），圆韵自然。”其父杨越在浙东通海案因掩护钱缵曾幼子获罪，康熙元年（1662年）与夫人范氏被流放到宁古塔。当时杨宾年仅13岁，领5岁弟杨宝（杨实）与两个妹妹去上海县投奔叔父崇名镇右协右营都司杨懋经。八年后，叔父病故，宾等归山阴。康熙十四年（1675年）成婚于苏州。康熙十七年，清廷开博学宏词科，巡抚张鹏翀预荐杨宾。拒不应试。出游山西、安徽、浙江、贵州、福建等地。

康熙二十八年春，康熙南巡，杨宾率弟泣请代父戍边，不准。后来杨宾为探望父亲，取道柳条边，经船厂（今吉林市），“触石破颅，血流数升而死，死半日乃复苏”，来到宁古塔，一路上游览凭吊，常向老兵退卒询访遗闻逸事，将东北沿途所闻所见，撰成《柳边纪略》一书。康熙三十年（1691年），杨越竟卒戍所，不许归葬。杨宾四处奔走，跪泣衙门陈情达455天，纳贿于侍卫内大臣索额图门下，乃准返葬，其母范氏“悉散家财，单车就道”，而“土汉送者，哭声填路”。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病逝，葬于苏州。著有《金石源流》、《大瓢偶笔》、《晞发堂诗文集》、《大瓢先生杂文残稿》、《塞外诗》、《藩镇考》、《日富编》、《客舍钞存》、《游西山诗》等。

杨沂孙（1813年—1881年），字泳春，号子舆，晚署豪叟，中国江苏常熟城区人。中国清代书法家。

少从李兆洛学，精于《管子》、《庄子》。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举人，官至安徽凤阳知府。杨以篆书著称于世，尤爱“篆籀之学”，初学怀宁邓石如，后吸收金文、石鼓文、汉碑篆书，遂自成一格，直追唐人李阳冰；马宗霍《霋岳楼笔谈》评其篆书：“濠叟篆书，功力甚勤，规矩并备，所乏者韵耳”。《七言联》为晚年作品。著作有《管子今编》、《庄子正读》、《文字说解问伪》、《在昔篇》、《观濠居士集》等。

沈荃（1624年—1684年），字贞蕤，号绎堂，别号充斋。清朝江南华亭（今上海市松江）人。

生平顺治九年（1652年）探花，官至翰林院侍读学士。工书法，学董其昌、米芾字体，入直南书房，为康熙所器重，康熙曾对李光地说：“ 朕初学书，宗敬（沈宗敬）之父荃实侍，屡指陈得失，至今每作书，未尝不思荃之勤也。”代表作有《行书如天马赋轴》，又擅长画花鸟、走兽，形象逼真。康熙二十三年卒于官。著有《充斋集》。

王铎：行书　　早期 清代初期书法继承明代的余绪，在书坛上有 影响的书法家仍是明代遗民，其中以王铎、傅山、朱耷、 归庄、宋曹、冒襄等为代表。他们均擅长行草书，而以 王铎、傅山的影响最大。王铎行草浑雄恣肆，一时独步。 傅山的行草虽劲健不及王铎,但由于他不降清,以书法发 挥他的思想感情，所以有萧然物外、自得天机的意趣。 朱耷的行草藏头护尾，其点画及其转折中蕴涵着一种国 破家亡的惨痛的心情，和他的画有同一机抒。　明代末年狂放不羁的狂草书风，在清代并没有得到 发展,这是由于清代禁锢的文化政策,和狂放的草书格 行书格 不入，所以清初以后书法家很少有能写草书的，加之康熙酷爱董其昌的书法，至乾隆又推崇赵孟頫的书法，因 此赵、董书体身价大增，一般书法家只奉赵、董为典范。 而清代科举制度所产生的馆阁体要求的乌、方、光，使 得这一时期的书法，出现靡弱妍媚的风气。这时的帖学 更为狭隘。当时有代表性的书法家有沈荃，为明代台阁体书法家沈度的十世孙，他学董其昌，御制碑文多由他手书。高士奇书法亦学董其昌 ，因工书受荐入内廷，得到康熙的宠幸。陈奕禧的行草书也得到康熙、雍正、乾隆的赏识。雍正十一年(1733)，□命将他的墨迹勒石为 《梦墨楼帖》10卷。此外笪重光、姜宸英、何焯、汪士 □并称为康熙间四大家。这些人有的是学者，有的是画 家，著述宏富，书法虽远追晋、唐，实际上是受赵孟頫、董其昌的影响较大，作品中脱离不了帖学带来的软弱的气质。 编辑本段傅山：草书　　在帖学衰颓时期，有一些书法家起来学习汉碑。倡 导碑学的首推郭宗昌，他工汉隶并著《金石史》，意在 提倡碑学。另有万经著《分隶偶存》、顾蔼吉著《隶辨》， 这些著作对提倡汉碑隶书有一定的影响。当时学汉隶似 乎成为一种风气,如顾苓学《夏承碑》,郑□学《郭有道 碑》、《曹全碑》,朱□尊学《曹全碑》,其他能写隶书 的书法家有王铎、傅山、王时敏、周亮工、程邃、王澍 等。其中影响最大要数郑□和朱□尊。郑□嗜古碑，收 藏非常丰富,学汉隶50多年,其隶书主要取法《曹全碑》， 而且用行草的笔意来写隶书，他的隶书对当时书法家影 响很大。朱□尊是学者和诗人,他的隶书也学《曹全碑》， 融欧阳询书法，清新而流丽。　中期 清代中期帖学仍很风行。乾隆在位很久，而 且嗜书又深,尽力搜集历代名迹,命梁诗正摹刻《三希堂 法帖》，对帖学的发扬起着积极的作用。乾隆自己学习赵字，巡游江南到处题诗立碑，流风所及，自然是帖 草书学 杂馆阁之书盛行。当时帖学书法家有张照、汪由敦、孔继涑诸家。张照，行楷由董其昌入手，继入颜真卿、米芾，其成就虽不及董其昌，但笔势略强。帖学书法家中还以刘墉、王文治、梁同书、翁方纲四大家为代表。翁方纲其书法学唐碑不遗余力,亦涉猎汉碑,其气质仍与帖 学相近，他擅长小正楷,但在研究碑学上其功甚大,著有 《两汉金石记》、《苏米斋唐碑选》等。梁同书，早年 书法宗赵、董,后追溯颜、米，工楷、行，书法秀逸,但 缺乏雄强之气。他与梁□、梁国治并称三梁。刘墉，书 法取径董其昌，力厚思沉，筋摇脉聚。王文治，书法强 调风神，秀丽飘逸，但缺少刘墉的魄力。此外，姚鼐的 行书萧疏澹宕，永□的楷书、行草典雅端丽，钱澧的颜体楷书,丰腴厚润,铁保的草书，张问陶、郭尚先的行书， 在当时都比较有名。 编辑本段金农：漆书　　清代中叶碑学风气渐开，碑学书法家不断涌现。较著名的有金农、邓石如、伊秉绶。金农为扬州八怪之一， 他的楷书取法魏、晋、南北朝碑刻，得法于《龙门二十品》、《天发神谶碑》,创造所谓漆书,力追刀法的效果， 强调金石味。金农作诗直接贬低王羲之的书法是俗姿， 他不愿向他作奴婢，宁肯去学汉代的《华山碑》。这样 抨击帖学，提倡学碑，在当时帖学盛行的时代，是非常 大胆的。由于乾隆、嘉庆时,学者研究金石之风兴起,也 给书法界大开眼界。于是阮元写《北碑南帖论》、《南北书派论》，大力推举碑学。他说：宋、元、明书法家 多为《阁帖》所囿，好像除了楔帖之外，没有书法可言。 他要求人们振拔流俗，宗汉、魏古法。阮元这两篇文章 影响很大，无异是提倡碑学的宣言。接着包世臣在《艺 舟双楫》中也大谈碑学，提出把邓石如作为学碑的典范。 邓石如是清代学碑的书法巨匠。他自幼失学，终生布衣， 依靠卖书为生， 漆书擅长四体书和篆刻，他在篆书上突破了 秦以来李斯、李阳冰的玉□篆笔法，开创了篆书的新风 格。他的隶书学汉碑，遍临汉、魏诸碑，继承汉分隶法， 成遒丽绵密的新体。邓石如楷书取北魏碑，行草书由碑 中衍变而出,加上他在篆刻上的造诣,创造了富有金石气 的风格。伊秉绶擅长隶书,以颜书笔法体势作汉隶,魄力 宏恢，有独特的风貌。康有为认为邓石如、伊秉绶是清 代碑学的开山祖师。　此外，这时期有许多以学者身份而善书法的书法家， 如:桂馥、钱坫、孙星衍、钱大昕、钱泳、张廷济等,他 们都擅长隶书，由于他们有坚实的文字学基础，其篆隶 醇雅清古,别开生面。这时期还有一些画家也兼为书法家, 如扬州八怪中的郑燮、黄慎、汪士慎、李方膺等，都有 自己的风格和特点。郑燮熔真、草、篆、隶于一炉，自 名为“六分半书”。汪士慎的隶书、黄慎的草书，体现 了不因循守旧的艺术风格。篆刻家中如西泠八家，也都 人人善书。丁敬隶法行草，古朴简率，得旷然天真的趣 味。蒋仁行草书出入颜、米，而又凝练郁勃。黄易、奚 冈的隶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