焚 书 辨

公元前213年，前212年，发生两件大事，秦始皇“焚书”和“坑儒”。很多人一直把这两件事视为秦始皇是暴君的佐证。上面贴的是“文化灭绝”、 “暴政”的标贴。这两件事也往往被引做“暴秦”二世而亡的诱因之一。

关于秦的“暴政”，很多人也说过另一番话。

比如吕思勉，章太炎，梁启超，鲁迅，柏杨等诸先生。都提出了客观的看法。

事情其实不难弄清楚，前提是我们必须回到公元前221年。

那一年，秦始皇花费二十六年时间，横扫六国，以武力实现了天下统一，至少结束了二百余年战国兵革之乱。

大局初定，百废待兴。俗语说“打江山易守江山难”，始皇君臣要找出一个治国理政的路子。有两个方向，一是效法古人，一是改革创新。

如果是效法古人，那上一个统一王朝是公元前1000余年的西周建国，从其结束起（公元前770年）至秦统一也至少有500多年了。所谓的复古就好比要我们现在21世纪的人去以元明时期政治经济体制为标杆。何况从东周起历经春秋战国这五百年礼乐崩坏，道德沦丧，战乱不休亦是有目共睹。以始皇君臣这开天地的大有为之人当然是不屑于此。

那只有独辟蹊径改革创新一条路可走，选择这条路前途未卜的漫漫艰辛， 他们是有心理准备的，异立于世的滚滚谤骂也只有他们一肩承担。也许，这时，萦绕在始皇脑海中的，是140年前商鞅劝秦先王孝公变法强国的谆谆之声：“……有高人之行者，固见非（负）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敖于民。民不可以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与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商君列传》）。

与先王孝公变法时不同的是，始皇君臣还面临着六国遗老遗少们亡国灭族的刻骨仇恨；面临百年来东方文化特别是齐鲁文化对秦务实功利的蔑视和秦人对东方文化的利用主义和嫉视的短兵相接，“及秦即统一，而天下学人萃于一国，于是相互间冲突之形势遂大显”（钱穆《秦汉史》）。

然而，站在百余年来几代秦人励精图治所夯实的基础上，秉承几代先君两百年的沥血强国的精神，接受了历史选择的始皇迎刃而上，坚定地迈开了统一后的建国步伐，他的一系列施政作为，客观上继续顺应了历史进步的力量，没有犹豫，没有反复。

始皇君臣政治改革核心内容是全面实行郡县制，废除有周以来的分封制。既然决心做了，始皇、李斯诸君臣表现出了让人感佩的魄力，这场空前的政治革命在这一代明君良臣的铁腕推动下，稳步推进。这一伟大政治变革在中国大地上涉及的广度与深度史无前例，却进行得波澜不惊，遍览古籍文献，仅有的一些浪花也不过是几场口舌之辩论，充其量算个浪头的也就是这被后世千夫所指的——“焚书”了……

不好理解么？那就想想两千年后的康梁维新变法导致的戊戌政变——那是一场什么样的血雨腥风……

初破六国，天下一统时，丞相王绾进言，建议采用分封诸子为王的办法，以镇燕齐荆等远地。有这个想法进而提出这个建议很正常。其时国家刚归一统，分封同姓子弟置于偏远之地，有利于迅速稳定当时政治秩序，以较低成本加强中央政府对偏远地区的控制。王绾是这样说的：“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无以填之，请立诸子，唯上幸许。”（《秦始皇本纪》）。王绾其人，即时为始皇之丞相，应具备识时务之才干，当不是东方倡法先王之诸儒，由他所说可见他是主张在偏远荒蛮之地分封诸子，而非全国采用周朝之封建制度，如果实行，那将是封建各邦与郡县杂处之局面。

“不为置王，无以填之”——王绾既非不识时务之愚儒，说这样的话就值得分析一下。他用了两个否定来强调燕齐荆立王是唯一选择，他不会不清楚秦自商鞅变法以来废除贵族世袭、废井田、行县制，历经百余年给贫瘠荒蛮的秦国带来怎样的翻天覆地的变化，难道大一统后，反而郡县制不可行了么？只能说明他的出发点应该是综合当时大战之后秦现实之国力及各地之形势的综合考虑，当时虽然武力上统一六国，但六国人心思旧，人力亦未转化为秦之力，旧贵族势力暗流涌动。王绾希望能集中有限的精力稳定时局恢复建设，他可能自身也就意识到这个建议只是一个过渡方案，至少几世之内不用顾虑会形成前周那种诸侯自重的局面，况且大部分中原富庶之地都在中央政府手中。作为秦国之丞相，不会不了解始皇的宏伟远志，不会不清楚始皇对封建制将来造成的诸侯分据自立，皇室衰微的深深忌惮。他不惜拂逆始皇的理想，提出这个折中提案，不能不说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内阁重臣的谨慎、退缩，从侧面也可以说明在当时荡涤旧制面临的是多大的现实困难。而且，这种退缩，代表了朝廷中主流意见——“群臣皆以为便” （《秦始皇本纪》）。这里的群臣，可不仅是山东六国诸子百家汇聚之博士，而是囊括开国之宗室功臣。这些人中，可能有一部分是“昧于时变，而欲恢复古代封建之旧制者”（钱穆《秦汉史》），却也不尽然，如上王绾等，当应另属于务于实干而缺乏战略眼光之干臣。当然不能排除，还有相当一部分掌有权势的封建制的实际受益者。

只有廷尉李斯提出了不同建议。李斯历数周代封建所造成后世诸侯子弟势同水火以相侵阀，周天子弗能禁，以致国家分崩离析的恶果，并进一步指出可以用财富对诸子功臣进行重赏表彰。李斯一面用周朝前车之鉴廓清了混乱于朝廷群臣之中的各种思潮，从而确立国体之大方向，尽力解除务实派的顾虑；一面提出实际奖励措施以瓦解原指望分封获益的诸子及功臣的对立立场。唯独剩下“昧于时变”之守旧派，在这片被商君之血浸透的土地上，其势还不足虑，只需一纸上谕即可解决。

有了李斯这般铺垫，到始皇这就好办了，他直接给封建一事定了性质——“是树兵也”！言简意赅：朕是不会给自己树兵的，那哪位皇子功臣想成为朕之兵敌呢？随即又语重心长的劝慰臣子们，不要图一时之便，有朝一日“求其宁息，岂不难哉”？（本段引句均自《秦始皇本纪》）。

仅此一语，即完全体现了始皇之远见卓识，不愧为雄才伟略一代雄主。始皇其时，亦当深刻领悟了“成大功者不谋与众”之深意。后世之有大量关于秦灭六国之分析研究，多以历史客观之必然，各国治政之得失为论，殊不知若所托非人，即便水到亦不会渠成。

经历这样一番貌似普通的廷议，一种在中国大地上延续数千年，至今仍发挥重大作用的政治管理模式就此正式确立。即时，分天下为三十六郡，每郡设监守尉三职。

当然，郡县制顺利正式取代封建制，除了始皇君臣的胆识外，还有很多因袭数百年的有利因素。应该说他们也确实是顺时顺势而为之，所以事半功倍。对此钱穆先生给予了深入的剖析。在肯定始皇功绩后，钱先生亦明确指出：“始皇李斯，则循时势之推迁，因现状而为政，……非能以一时一手一足之烈，毁天下之封建以为郡县也” （钱穆《秦汉史》）。

后世凡俗，谈及始皇立国，总要拿始皇自命为“始皇帝”，欲后世传为“二世三世至于万世”，讥其狂妄自大痴心妄想，笑其二世而亡。小子妄谈，仅识皮毛，况燕雀焉知鸿鹄之志，又怎能领会始皇所创中央集权、郡县制，所行之统一和开拓，其中渗透着何等伟大的建国理想，延播又何止二世三世百世千世。清夏曾佑曾说：有为中国二十四朝之皇帝者，秦皇、汉武是也。——至为中肯。

文/江寒园

《史记》百三十篇，汉太史司马迁所作。迁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人，今陕西之同州韩城县。

两汉时并未有“史记”之名，刘歆《七略》称“太史公百三十篇”，《杨恽传》谓之“太史公记”。“史记”之名，盖起于魏、晋间，实“太史公记”之省称耳。

司马迁为当时春秋家大师董仲舒之受业弟子，其自序有云“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就是说我本有救世之志，但如果只是干巴巴的讲道理，你们看了也没多大印象，倒不如借诸多人物史实说个历史故事，之后再抒发议论，这样你们便能更加深刻的体悟到这些兴亡治乱的道理了。

所以其著书的最大目的，也就是借这史事为手段，而抒发司马迁的“一家之言。”这其实和《春秋》之旨趣相同——孔子所作《春秋》，表面上像一部二百四十年的史，但其中实在有很多微言大义，以一字寓褒贬。比如杀有罪为“诛”，杀无罪为“杀”，下杀上曰“弑”。

司马迁也私下将其所作《史记》自作《春秋》。在其《自序》中有言“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注：汉武帝获麟在元授元年冬十月，即公元前122年），而孔子作《春秋》，也是到鲁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为之。

刚才虽说司马迁借诸多列传而抒发自己的“一家之言”，但不能说《史记》就毫无历史价值了。古代史官大都世袭，积攒了不少史料，司马迁早年足迹几遍至天下。所述秦汉间事，因年代相差不远，更是有幸亲自听当地老人谈及古事，是以其史料之真实性应有一定保证。且其《自序》有云：“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可见司马迁是很有职业情操的，只是“整齐其世传”，而并非凭空创作。

除此之外，《史记》开创了以个人列传而入史的先例，《史记》凡百三十篇，除十表八书外，其余都是个人传记，这不仅是在中国，即使是在外国史及过去的古籍中也没有过这种体例。

另外，以前的史书要么是一件事情的关系文书（尚书），要么属于各地方的记载（像《国语》、《战国策》）要么是一个时代的记载（春秋、左传）。而《史记》举其时所及知之人类全体自有文化以来数千年之总活动冶为一炉，自此认识历史为整个浑一的、永久相续的（梁启超语）。《史记》实际上是整个中国通史的第一个开创造，而班固以下，基本就都是断代史，跟不上司马迁的精神了。

第三、《史记》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

本纪及世家一部分为编年体，用以定时间的关系；

列传则以人为主体，贯彻历史及其时代风貌精神；

八书则描写自然现象及社会制度，与列传当中“人的历史”相互协调

十表仿效《周谱》，表法确立好后，各个事件的脉络也都清楚了。

《史记》以这四个部分而成书，互相调和，脉络交织，体例谨严，共筑成一个总的整体。其影响力可谓笼罩千古，后世作史者，虽有增减，但总的体例组织概莫能出。

四、《史记》虽然说是史，但仅就文学来看，依然有很大的价值。其叙列扼要美妙。后世列传，多藉史以传人，而《史记》之列传，唯藉人以明史，所以和社会没太多关系的、对历史进程没多少影响的这些，滥竽的也少。

另一方面，《史记》也有颇多后人误入补续之作。读史时需对其加以甄别剖析，还太史公以本来面目。

首先，《史记》就不一定是全本，就像《红楼梦》等很多名著都有后人续作，《汉书·司马迁传》说:“十篇有录无书”，《后汉书·班彪传》说：“十篇缺焉”。但现存《史记》一百三十篇具足，不亦怪哉？

而且前面说过，太史公《自序》说，史记也就写到武帝获麟为止，这个时候是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然而《史记》中记载元狩元年以后事甚多。

但是这个年限并非铁证，另还有“讫太初说”“讫天汉说”“讫武帝末说”，后两者是后人所附加，且不必理会。但第一个也是出自《太史公自序》，不过是在序言后的一小段字。太史公以史记自比春秋，衡以情理，应该以武帝西狩获麟为止，但太初、天汉间，太史公也还在世（天汉元年，太史公才46岁，其卒年据考证应该和武帝相仿佛，大约58，59左右），如果记录下这时候的事，也可以理解。但在公元前88年之后（也就是太史公卒后），《史记》中所述之事，绝非子长亲笔，必为后人补续伪窜。

严格甄别的话，还是应该以元狩元年为分界点。即使稍微放宽一点，也最多到太初末年。这之后的，必是后人附会（有褚少孙之补作、有刘歆等故意窜乱）。

比较明显的如《滑稽列传》、《田叔列传》、《张丞相》传篇末皆有“褚先生曰”

全篇皆伪的，已经考证出来的有《武帝记》、《日者传》、《龟策传》

而刘歆故意窜乱的，要分辨出来难度比较大。

据此，诸君读史时，必得对其加以甄别，还太史公以真面目。

但是除此之外，如《项羽本纪》、《淮阴侯列传》、《廉颇蔺相如列传》、《魏其武安侯列传》、《李将军列传》、《匈奴列传》、《信陵君列传》、《太史公自序》等皆是千古名篇。如班固所言史公之“善叙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文史相衬，良史之才”。

《史记》又称《太史公记》，前后创作经历了14年，记载了从黄帝时代到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鲁迅曾称赞其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我们的义务教育教材中也收录了其中的《陈涉世家》、《将相和》、《屈原列传》、《鸿门宴》等篇目，总体来说是目前流传的较为可靠的史学记载。

一、家学渊源

大家都知道人类自从学会实用工具后就开始发明各种各样的文字符号对生产生活进行记录，而中国每一个朝代都有一个纪实官员，负责记录本朝发生的事情和帝王说的话，司马迁的家族几代都担任着史官这一职位，父亲司马谈也是汉朝的太史令，司马迁撰写《史记》的一大原因也是因为继承了父亲的遗志。

二、为人品格

司马迁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史记》全书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分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部分 。放在今天的各类文学作品里算不得字数庞大，但这五十万字他写了十四年，十四年间不断地查阅资料、实地走访，他会对事件的真实性进行反复的核查，一些没有充足证据的事件即便被世人所默认也没有被他记载。西汉时期另外一位著名的史学家班固也评价他“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 ”。

三、人际关系

虽然《史记》很多取材于《左氏春秋》、《战国策》、《东周列国志》等书，但司马迁早年拜于孔安国、董仲舒，后来在去各地游历考察的时候也认识了不少“大拿”，比如著名的儒家学者、经学家 、史学家周霸，比如平陵侯苏建，比如李广、郭解……通过与很多史学家和事件当事人的交往，司马迁进一步丰富了自己的素材。

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和工具方法的局限性，《史记》也并不能完全说是历史的真相，但随着现代科学考古的逐步发展，甲骨文的发现证实了对于商代的记载的，睡虎地秦墓竹简的发现证实了对于秦代律法的记载，滇王金印的发现证实了西南夷列传中的记载，张汤墓的发现也印证了关于张汤传的记载，总得来说《史记》还是非常有价值非常可靠的历史记载。

古文献学讲义·目录学（前言和经部）思维导图

不确定uncertain制作

目录学·前言

一． 什么叫目录？（目录的含义）

（一）目录（现代含义）：书开头列出的各章各节或各篇的名目。

（二） 目录（传统含义）：指书名、篇章名和其内容提要。

1目：只指罗列的篇名、章名或书名。

2录：指该篇、该章、该书的内容提要。

二．讲哪种目录学？（目录学的含义）

（一）不同研究对象和内容的“目录学”

1 图书馆 学系讲授的“目录学”。将如何编制图书馆用的卡片目录和书本式目录的学问。

2我国 目录学史 的“目录学”。从最早的刘歆的《七略》讲起，把历朝公私书目的编制及其优缺点等详详细细地写出来。

3讲古人的著作（通称为古籍或古书）流传至今有多少明目品种，也就是如上所说把古籍的“目”告诉大家。同时，还告诉大家这些书是什么时代什么背景下谁撰写的，写了哪些主要内容，当时写了想起什么作用，换句话说，还要把此书的内容提要写出来让大家知道，也就是不仅有“目”还得有“录”。这种“目录学”才是学习和研究古代文史、古文献者迫切需要掌握的学问。

三．这种目录学的作用？（目录学的作用）

  科研和实践需要古代文史者接触文献和利用文献。

对古代的、已成历史陈迹的你就无法参加，也无法找那时的当事人做调查研究，那就只好利用或借重古人留下的以古籍为主体的种种文献。通过对这些文献的阅读，通过对这些文献的去粗存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研究整理，达到弄清楚古代文史的目的。这就是探讨古代文史者的实践，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科研。很明显，这种科研或实践的首要之点就在于接触文献和利用文献。

一． 哪些算是古籍？

（一）古籍的 含义： 专指我国古代的用文字书写的，且要编成卷册，供人阅读、查看以及作其他用途的书。

（二） 古籍产生的上限和下限。

1 上限：“书”的正式出现在春秋时候。

2 下限：大体可划到清代末年辛亥革命的时候。1912年以后问世的以传统形式撰集且和以前古籍性质相近的，也可划归古籍领域。给古籍作校勘、注释、辑佚等整理的，仍不失其为古籍。

二． 怎样给古籍分类 ——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

三． 怎样给古籍作介绍

“目录学”不仅要讲古籍的“目”，还要介绍古籍的内容，即给古籍作“录”，具体点就是讲此书是什么时代什么背景下谁撰写的，有哪些主要内容，写了想起什么作用，今天应如何加以利用。

目录学·经部

一．怎样讲经部

（一）传统的四部法：按易、书、诗、礼等来分经部的经学书的。缺点在于各个时代有不同的经学趋向，势必在“易”类讲完经学趋向之后，在“书”类还要按照经学趋向再讲一遍“书”类，故而出现大量重复劳动。

（二）讲经部的办法：先讲经学的产生，再按其发展演变划分几个阶段，在讲了该阶段的经学趋向后再讲各经经注和有关著作。小学类则仍四部分类之旧放在经部最后来讲。

二．主要参考书。

吕诚之（思勉）的《经子解题》、梁启超《要籍解题及其读法》、梁启超《古书真伪及其年代》、钱玄同《答顾颉刚先生书》（收入《古史辨》第一册）和《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收入《古史辨》第五册）皮锡瑞《经学历史》。

一．儒家和经的起源

（一）古代社会的发展

1西周和春秋是封建领主制社会，战国是封建地主制社会。底层人从农奴变成需要交税的人，自由了一点。社会进步，思想意识领域也产生变化。（为什么由封建领主制社会到封建地主制社会，社会就进步了？作者这一点没有详细点明。）

（二）儒家的产生：把知识从领主制时的惯于装神弄鬼的“祝史”们手中解放出来，于是出现了“有教无类”、广收弟子以传播学识的孔子，产生了“儒家”学派。

（三）经的起源：

1人们在春秋的时候将孔子的教材认为是“书”，到了战国，儒家后学们才称之为“经”。

2“经”的本义，只是指文笔简练的东西。儒家、道家、墨家都有经。

3儒家学说自西汉起被定为官学，进而儒家的“经”随之神秘起来，成为一切人生道德、统治法则的源泉。

二．孔子和六经

（一）大概到战国以至西汉初年，才流行孔子用《六经》教学的说法。

（二）《庄子》、《史记》中对孔子用《六经》教学的说法不可信，较可信的为论语。

（三）所以现在只能说：孔子是用原有的《诗》《书》作为教材来教弟子,原有的礼和乐也用来教学,但乐只有乐谱,礼也只是节目单之类,不能说就是后来相传的《仪礼》,这些在后面还要谈到。至于《易》和《春秋》,是孔门后学认作儒学经典的,和孔子本人不能说有什么关系。

至于《易》，有一条是：“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这“亦”字改成“易”，自是西汉时孔子以《六经》教学之说流行后被人们妄改的。

三．传和记

（一）传的含义：解释经的，在战国秦汉时都叫“传”，大体产生较早，已久著于竹帛。

（二）说的含义：解释经的，大体产生较晚，还由口耳相传以后才著于竹帛的叫做“说”。

（三）记的含义：“记”本来是指史籍，指典礼的记述，是“经”以外的古书。在汉代，人们也把它作为古书的通称。

（四）特别之处：

1因为“传”是随着“经”流传的，所以在汉代往往把某个“经”的“传”也叫成这个“经”。

2有些儒家的书，因为不被认为是孔子用来教学的“经”，如《论语》《孝经》，汉人也称之为“传”。

四．诗

（一）《诗》中的诗如何编成的？

1统治者撰写的在宗庙里演奏的诗+社会上流行之后被统治者采集的诗（宴会赋诗中的诗）。

2这些诗不可能是农奴创作的，而是由统治者以及其下层人士撰写的。

（二）《诗》编定的时间？

1很可能在孔子以前已经编定。《史记》中的“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的话靠不住。

（三）风雅颂的含义？

1同顾颉刚认为和乐器与音调之不同有关。

2《毛诗序》中的解释是汉儒后起之说而非《风》《雅》《颂》的本义。

五．书

（一）《今文尚书》

1相传是西汉文帝时秦博土伏生献上的。

2共二十八篇。

（1）“虞书”：《尧典》(包括今本《舜典》在内,但无《舜典》篇首二十八字),《皋陶谟》(包括今本《益稷》在内);“夏书”:《禹贡》《甘誓》；

（2）“商书”:《汤誓》《盘庚》《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

（3）“周书”:《牧誓》《洪范》《金滕》《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无逸》《君奭》《多方》《立政》《顾命》(包括今本《康王之诰》)《费誓》《吕刑》《文侯之命》《秦誓》。

1 史料价值：同顾颉刚。

第一组(十三篇):《盘庚》《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多方》《吕刑》《文侯之命》《费誓》《秦誓》。这一组,在思想上、文字上,都可信为真。

第二组(十二篇):《甘誓》《汤誓》《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洪范》《金滕》《无逸》《君奭》《立政》《顾命》。这一组,有的是文体平顺、不似古文,有的是人治观念很重,不似那时的思想。这或者是后世的伪作,或者是史官的追记,或者是真古文经过翻译,均说不定,不过决不是东周间的作品。

第三组(三篇):《尧典》《皋陶谟》《禹贡》。这一组决是战国至秦汉间的伪作,与那时诸子学说有相连的关系。那时拟《书》的很多,这三篇是其中最好的。

（二）今本《尚书》=《十三经注疏》里的《尚书》和宋蔡沈《书集传》所用的《尚书》。

1是东晋时豫章内史梅赜(也作梅颐)献上的,附有孔安国注,即所谓孔安国传的本子。

2共五十八篇。比起《今文尚书》增加了二十五篇。

3增加的二十五篇和孔安国传都是伪造的。《伪古文尚书》《伪孔传》。

（三）《今文尚书》第一手史料，有用，《伪古文尚书》绝对不能用，不过注解有一定参考价值。

六．附逸周书

（一）也叫《周书》，原有七十篇，佚失十篇。

（二）并非孔子删《书》之余。

（三）多有用资料，要善于择取。

七．仪礼

（一）《周礼》（古文）>《礼记》（今文）>《仪礼》（今文）

（二）西汉时《五经》中的《礼》指的是高堂生所传的《仪礼》。

（三）共十七篇，戴德、戴圣、刘向《别录》的编次都不一样，今本从《别录》,但戴德的实较合理。

（四）应是战国时人整理出来的礼的节目单。

（五）对研究当时的社会、民俗有用。

八．礼记

（一）《礼记》是把若干有关礼的“传”和“记”汇集成书,所以书名也只叫《礼记》。

（二）两个传本：

1《大戴礼记》：八十五篇

2《小戴礼记》：四十九篇。是马融、卢植核定的（童书业）。此本通行。《礼记》指的是《小戴礼记》。

（三）《礼记》读起来比称为“经”的《仪礼》更有意义,所以后来就升格为“经”,而且取代《仪礼》成为《五经》之一。今天用来了解先秦的社会习俗也极有用处。

九．附大戴礼记

（一）共八十五篇，传世有四十篇，即第三十九至第四十二篇和第四十六至第八十一篇。

（二）《大戴礼记》中关于“曾子”的作品当是《汉书·艺文志》著录《曾子》十八篇的残余。

（三）《五帝德》,是撰写《史记·五帝本纪》的蓝本。

十．周礼

（一）记述官制的书，共有六篇六大系统，即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缺失,是用《考工记》补的。在每个系统下面分设若干官员,并分别记述他们的职责。

（二）编制时间的不同观点：

1 古文家：西周初年周公编制的

2 王莽和刘歆伪造的，钱穆否定。

3 钱穆、郭沫若：战国时候的作品

（一）为什么战国时代会产生具有全国规模的著作？如《周礼》、《禹贡》、《山海经》。

我认为这是由于到战国时人们已普遍产生统一中国的要求,于是为统后作各种安排的著作就应运而生。《周礼》是讲统一后的官职,《禹贡》是讲统一后的疆界物产,就连《山海经》也是讲统一后的祭祀安排。

十一． 附乐

（一）虽然战国末年如《庄子·天运》有所谓孔子“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之说,其实并无什么《乐经》。

（二）《乐记》二十三篇可能是讲乐的理论,和保存在《礼记》中的《乐记》是一回事。

（三）《诗经》时提到过的《雅琴赵氏》《雅琴师氏》《雅琴龙氏》,则应是乐谱。

十二．易

（一）殷周的迷信活动具有不同方法

1殷商：用龟卜,用龟的腹甲或牛的肩胛骨烧灼了来预测吉凶。

2周：周人则用筮占,用一种蓍草来预测吉凶。

（二）《易传》，合称为“十翼”

（三）四圣之《易》是假的。

据顾颉刚师《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收入《古史辨》第三册)考证,“《易经》(即卦爻辞)的著作时代在西周”,“《易传》的著作时代至早不得过战国,迟则在西汉中叶”。

（四）参考书：《占卜的源流》容肇祖

十三．春秋经

（一）孔子和《春秋经》无关。

（二）《春秋经》是由《鲁春秋》删削修订成书的，但作此工作的不是孔子，大概还是出之战国时孔门后学之手吧。

（三）参考书：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顾颉刚《春秋三传及国语之综合研究》。

十四．左传

（二）《左传》（古文）>《公羊传》（今文）>《谷梁传》（今文）

十五．公羊传

（一）《公羊传》就是给《春秋经》作政治理论解说的传。其中引用了许多先师的解说。

（二）问题：为什么称《公羊传》呢如果最后由这位姓公羊的学者论定,怎么能自称“子公羊子”呢这个疑问至今还无从解答。

（三）是研究我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好资料。如果研究春秋史，可以补充《左传》的地方很少。

十六．谷梁传

（一）价值最少。

（二）顾颉刚、钱玄同：可能是“公羊”之音幻化出来的。

十七．论语

（一）何晏作《集解》，被《十三经注疏》采。

1钱玄同：最初是曾子门人弟子所述孔子之言行。

2康有为：“曾子垂教于鲁,其传当以鲁为宗。”

3崔述：《论语馀说》及近人的考证,《论语》二十篇中前十篇比较可靠,记孔子的话都称“子曰”,后十篇则多称“孔子曰”,可靠程度就差些。

4传统：孔子弟子所作。

十八．孝经

（一）创作时间：

1黄永年：是儒家《六经》之类的说法流行后撰写的（黄永年）

2吕诚之：根据《吕氏春秋》曾引用此书，认为它还是古籍。

3有的学者则认为它作于西汉时。

十九．尔雅

吕诚之师《经子解题》解《尔雅》时指出:“今此书训诂,几全同《毛传》,释乐同《周官·大司乐》,九州异《禹贡》而同《周官》则古学既出后之物。”

二十孟子

（一）共七篇

（二）北宋时期上升为《十三经》之一。南宋朱熹将其收进《四书》。

（三）要弄懂中国的传统思想,《孟子》一书不可不读。

本篇内容是《古文献学讲义》目录·前言和目录·经部的第一节概说和第二节 经的起源和内容性质 ，下次推送《古文献学讲义》目录·经部的第三节经今古文学、第四节义疏之学、第五节宋元经学、第六节清人经学和第六节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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