辟邪是中国神话传说中的一种形似狮而有翼的神兽。貔貅是龙王的九太子，它主食是金银珠宝，自然浑身宝气，因此深得玉皇大帝与龙王的宠爱。不过，吃多了要拉肚子。

有一天，忍不住而随地便溺，惹玉皇大帝生气了，一巴掌打下去，结果打到屁股，貔貅的肛门就被封住了。从此，金银财宝只进不出。这个典故传开来之后，貔貅就被视为招财进宝的祥兽了。

貔貅的习性懒懒地喜欢睡觉，每天最好把他拿起来摸一摸，玩一玩，好象要叫醒他一样，财运就会跟着来。无角叫“辟邪”，一角称为"天禄"，两角称为"麒麟"。

扩展资料：

相关传说

商周时期，饕餮纹饰在青铜礼器上广泛应用，是一类常见的辟邪。传说饕餮是一类猛兽，贪婪狠毒，食人未半而死。商代和西周以此为禁忌，将其图案铸在青铜礼器表面，祭祀时，下面以炭火焚烧、上面以热水蒸煮，使其倍受折磨和煎熬，以示惩戒。

东汉时，人们又常以龟为辟邪，已见有龟形炉灶、龟形水壶等文物现世。传说龟为龙之九子之一，龙生了九个儿子，但没有一个成龙，尤其令人难堪的是，其中一个竟是乌龟，是“龟儿子”。

为了表示对“龟儿子”、“王八犊子”的惩治，汉人使其陷于大苦，或做成器物受烘煮，或令其驮碑负重，以示镇压。雷台汉墓中，有八只石龟分别置于两具棺椁的四角，即是“镇压”的意思，表达了雷台汉墓主人对不肖子孙的忿忿之情，其情形无异于破口大骂。

-辟邪

　　第四：鸡头狗血

　　鸡狗都是家养禽畜，但是在古人观念中，它们的来历非寻常动物可比。纬书《春秋运斗枢》称“玉衡星散为鸡”，《春秋考异集》则谓“狗，斗精之所生也”。如此秉赋，是与人们将它们身上的某些部份作为法宝

用有直接联系的。狗血作为辟恶破妖的法宝，《史记》中已有记载。秦始皇杀狗课四门以御凶灾便是一例。此后，杀狗涂血于门户上，一直是民间辟除不祥或抵御邪恶的基本方式之一。俗信又以为狗血鸡头是化解妖气的最简便办法，特别是雄鸡头，黑狗血更具功效。倘遇上“妖人”使用法术，如剪纸为马、撒豆成兵时，也可将

狗血泼去，破其妖术。民俗中鸡血与狗血共同使用以厌妖邪的现象也很普遍。

　　第三：小豆

　　古人称豆为寂，但是据《广雅》、《博雅》等书的进一步辨析，还有大豆称寂而小豆名答的区别，凡黑豆、黄豆、青豆等，都属大豆，如赤豆、绿豆、白豆、豌豆等，就属小豆。在中国民间传统风俗里被看作有神通有灵验的豆，都是小豆。此外，本土佛教信仰和习俗内，也有用黄豆作“舍缘豆”派用处的。

　　小豆的神通首先在于辟瘟避疫。如《杂五行书》云；“常以正月旦，亦以辟疫病甚灵验。正月七日，七月七，男吞赤小豆七颗，女吞十四枚，经无病，令疫病不相染。”显然，这种有时讲究、男女区分等条件的小豆施术，并不是药物上的观念。再如《岁广记》曰：“立秋日，以秋水吞赤小豆十粒，止赤白痢疾”，其理相同。还有接指认赤小豆就是厌鬼物的说法，《岁时杂记》云：“共工氏有不才子，冬至日死为疫鬼，畏赤豆，故是日作豆粥厌之。”此前我们已知，服赤豆限于冬至，凡正旦、元宵、七夕、立秋均有眼之辟疫的灵验，原来它正是．“疫鬼”最害怕的东西。这个传说不但在中国很流行，而且在流传到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即使在今时今日，在那里的民俗中也广有”撒豆驱鬼“的行为，只是所驱的鬼各有不同而已。

　　第二：桃木

　　桃木亦名“仙木”。是用途最为广泛的伐邪制鬼材料。桃木所以具有这等神力，根植于古人认定桃树为百鬼所惧的神秘观念。在古代文献的记载和解释里，这种观念的依据大致有三种类别。因为和主题无关，所以就不详叙了。本段主要讲述的是发挥桃木伐邪镇鬼功能的方式：

1) 桃板。亦称“桃版”、“桃符”、．“桃符板”等，系用桃木削成的厌胜物．成对使用。板上画上神荼兄弟(传说中的驱鬼之神)的像，使之压邪。当然，众所周之，后来渐渐演变成现在的“春联”“对联”了。

2) 桃印。亦名“桃印符”，用桃木刻成的印钮，涂以红、蓝、黄。白、黑五色并写有辟邪咒语，钮间穿孔。逢端午节时，单只使用，方式是用彩绝将桃印系在门上或帐屏间，起驱凶撵鬼的作用。

3) 桃役。用桃木做成的佩饰性厌胜物，瓜形，多棱，刻有铭文，内容多祈福壤灾乏辞。使用方式是夏历正月佩戴在身上。从《韩诗外传》记述可知，此俗在春秋时已经风行，后来的桃木制刚卯，是其遗制。

4) 桃人。亦名“桃梗”、“桃偶”，用桃树梗刻成的厌胜物。状如人形，大小随意。使用方式是夏历除夕或正旦时，立于门侧，以辟凶邪。从《庄子》、《战国策》等书的记述中可知，此俗在战国时已流行。有些地区的民间建宅习俗中，也派桃人的用处，方式是在门墙上或梁柱间开个小洞，放个小批人．过去，再封住，认为可辟凶鬼，保住宅院的安定。

5) 桃核。截取桃树上的枝杈，毋需加工，就是现成的镇鬼物。《庄子》上说，在家门口插上挑枝，儿童进门不害怕，鬼却因此生畏却步。此外，古人还用桃枝洗澡，以为可避邪气。

6) 桃弓。又名“桃弧”，用桃木制成弓形厌胜物，和棘制的箭形庆胜物配套使用。《左传�6�1昭公四年》记有“桃弧棘矢，以除其灾”的仪式，“灾”之含义，似比鬼的概念还要宽泛些。

7) 桃□。用桃木棍和禾穗复合制成的法宝，状如答帚。《左传》、《礼记》和《周礼》等书上，均有用桃热拔除不祥的记载。桃前的使用场合，致有临丧吊唁和杀牲取血两大类。古人认为死人的事总是与鬼魂之类相关联的，凭吊死人前，须用镇物，方可确保活人不受侵害，而桃前便有这种镇鬼的威力。杀牲取血为盟誓用，然而也怕有不祥，桃前起到被除的作用。古时候，手执桃前做拔除工作的，多为巫视等官员，但后来挑前渐渐变成了道土的法器，也就是拂尘的前身了。

8) 桃木剑。这个应该是大家最熟的用途了用桃木削制的“捉鬼”或“斩鬼”的法宝，和“桃印符”、苇索等配套使用，这已是“牛鼻道人”之类手中的物事了，但取义源于古人笃信桃木有镇鬼的神力。

9) 桃汤。《荆楚岁时记》里有正月初一饮桃场以避邪气的描写，究竟是用桃子抑或桃胶、桃木熬场，今已无考。此外，民间巫祝之禁劾方术中，还有用桃场洗澡以解鬼迷的办法。

　　第一：铜镜

　　在重多法宝中，铜镜的驱邪能力是最强的。

　　古代中国人长期使用铜镜，铜镜不仅是照面的器具和工艺品，也是一种兼有多样功能的法宝。铜镜的法力从何而来，古人的种种解释多与其制作者相联系。

　　铜镜的神明妙用，首先在于它能“观照妖魁原形”。如葛洪《抱朴子》言，世上万物久炼成精者，都有本事假托人形以迷惑人，“惟不能易镜中真形”，它们一看见铜镜，也就暴露了自己的本来面目，于是赶快溜走。基于这一原理，凡巫视道冠一流在从事捉鬼妖等活动时，照例都要先用一面镜子当识破妖怪的法宝，其时镜子乍现，妖怪就逃之夭夭了。顺此思路，照妖镜又成了应用广泛的禁劾物，比如古代武士甲胄的后背或前胸部位，多嵌有一块“护心镜”，一方面，镜材的铜质本身具有抵御剑矢之类武器侵害的作用，而另一方面，它们又可以发挥镇吓诸多鬼怪妖物的功能；再比如，把一块小圆镜镶在大门顶端中间部位的民居建筑习俗，在中国许多地区盛行，甚至直到今天，这块具有镇邪驱怪意义的古老的禁刻物，还常常出现在现代风格的建筑物上，只不过镜子的材料已由熟铜变成了玻璃。

　　又比如，在传统的婚礼风俗中，铜镜是使用场合和次数最多的祛邪工具，新娘穿着有铜镜的新衣上轿去婆家；在花轿进入婆家大门前，还要由专职人员用铜镜在轿厢内上下左右仔细地“搜寻”一遍；用作合晋的洞房里，一面大铜镜是绝对不可缺少的器物。此外，铜镜也被使用在民间丧葬活动中，人们将其置于墓穴顶部，或棺床的四角，这些安排均出于辟邪的需要吧。

爱情是人与生俱来的情感之一，经历爱情也是人一生中最为重要的时刻之一，那么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爱情怎么表达，从古至今就有爱情信物这一凭证，即使是再普通的东西都会被赋予浓浓的情意。那么绣球就是壮族文化中爱情的象征。

绣球的传统文化内涵

绣球是壮族男女表达爱慕之情的信物。每逢春节、三月三、中秋节等传统佳节，壮族青年男女相邀会集村边、野外，分成男女两方对歌。对歌中，男女双方相互越来越了解，姑娘们会把手中的绣球掷向自己中意的小伙子。

小伙子接住绣球欣赏品味一番后又向姑娘抛回去。经过数次往返抛接，如果小伙子看上这位姑娘，就在绣球上系上自己的小礼物，抛回馈赠女方。姑娘若收下小伙子的礼物，即表示接受小伙子的追求。

关于壮族以绣球传情、求偶的风俗，自宋代以来屡有记述。可是壮族以绣球传情、求偶风俗的源头远不止于宋代。不论是从文献记载，还是从现代民俗材料来看，抛绣球本是歌圩中的一项活动，而歌圩是原始社会族外婚时期形成的。抛绣球求偶既然是歌圩求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起源或可上溯到原始社会。

在广西“绣球之乡”的靖西旧州和“山水甲天下”的壮乡桂林，都流传着关于绣球的美丽传说。这些传说一传十，十传百，绣球慢慢地变成了壮乡人民的吉祥物，进而相约成俗，演变成青年男女的定情信物。

壮汉文化互动的典型表现

据研究，在今靖西旧州，绣球由早期的布囊包变为球状并绣有图案，是因为旧州原是州城所在地，受汉族先进工艺文化影响较大。绣球呈花状球形，一方面是受大自然鸟语花香的陶冶，另一方面与花婆崇拜不无关系。

壮族绣球多以红、黄、绿等暖色调做底及面料，先用布制成花瓣状，并在每瓣上用色线或加上色布绣成壮族人民所熟悉和喜爱的各种图案，然后按6、8或12瓣等合成花球状，在下端系一条五彩的丝坠或重穗子。托物言志，抒发情感，是绣球的重要功能。大体说来，绣球的传统图案主要有花卉果木、祥禽瑞兽、文字符号三大类：一是花卉果木，包括牡丹、菊花、梅花、芭蕉、荔枝等；二是祥禽瑞兽，包括龙、凤、麒麟、仙鹤、十二生肖、青蛙等；三是文字符号，包括“万事如意”、“岁岁平安”、“百年好合”等。其中，花卉果木类题材在绣球的图案纹样中占比最多。

壮族绣球文化在与汉文化的互动中传承和发展。直至20世纪50年代，绣球一直是壮族男女之间传情、定情的信物，由壮族姑娘在闺房完成，有很强的隐私性。1958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后，绣球跨越了“私密性”而具有了公共性——抛绣球成为了一项体育运动。

20世纪70年代末，**《刘三姐》的重演是绣球由“私密性”物品转变为公共物品的另一个推手，**播出后，绣球被公认为壮族的标志物。改革开放后，绣球被开发成为民族手工艺品，逐渐走向产业化道路。

从“地方性知识”到人类共享文化的升华

绣球的传承与发展经历了从闺房隐私到广西文化符号的过程。这个过程中，地方政府的引导、市场经济的牵引和绣球工艺精英的带动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而“文化的商品化”成为核心。绣球正是在政府的倡导和政府文化机构的支持下得到传承和创新发展。

走向市场的传统文化必然要遵循市场的逻辑。正是在产业化发展的进程中，近乎消失的传统绣球文化被发掘出来并赋予新的内涵，显示出了新的生机和活力。正是借助市场的力量，绣球文化实现了从“地方性知识”到人类共享文化的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