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1368年 1月23日－1644年 4月25日 [注 2]）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由汉族建立的中原王朝，历经十二世、十六位皇帝，国祚276年。明朝初期定都于应天府（今南京市），其辖区称为京师。1421年明成祖迁都至顺天府（今北京市），北平布政司升为京师，原京师改称南京[1]。

公元1368年，时为韩宋吴王的朱元璋，在统一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等群雄势力后。于当年农历正月初四日，在应天府登基，国号大明[2]。因明朝的皇帝姓朱，故又称朱明[1]。

明前期，经过明太祖朱元璋的洪武之治，国力迅速成长，到明成祖时期，国势到达顶峰，皇帝极力扩张领土，是为永乐盛世。其后的明仁宗和明宣宗时期仍处于兴盛时期，史称仁宣之治。明英宗与明代宗时期，虽经土木堡之变，但经于谦等人抗敌，最终解除国家危机。明宪宗与明孝宗相继与民休息，政局尚可平稳。明武宗沉溺游乐，最终使明孝宗一脉绝嗣，引发大礼议之争。明世宗即位后，清除宦官和权臣势力，总揽朝纲。明世宗中后期，东南沿海任用胡宗宪、俞大猷等将领，平定倭患。明世宗驾崩后十数年，经历隆庆新政和万历中兴，国力得到恢复。明神宗中期，完成万历三大征，平定内乱，粉碎丰臣秀吉攻占朝鲜王朝的梦想。然而因国本之争，皇帝逐渐疏于朝政，同时东林党争也带来明朝末期政治的混乱，史称万历怠政。明熹宗时，魏忠贤阉党虽祸乱朝纲，到明思宗即位后才废除宦官专政。然而明思宗政策失误和天灾不断，明朝最终亡于农民军建立的大顺。1644年，明思宗自缢于北京煤山，至此明朝享国祚276年。随后，满清军队击败大顺军并入主中原。后继南明与明郑政权延续数十年，直到1683年清军占领台湾方止[1]。

明朝的领土囊括今日内地十八省之范围，初年东北抵日本海、外兴安岭、黑龙江流域诸部落有宗主权[注 3]，后缩为辽河流域；初年北达戈壁沙漠一带，后改为今长城；西北至新疆哈密，后改为嘉峪关；并曾在今满洲、新疆东部、西藏等地设有羁縻机构。明成祖时期甚至短暂征服并统治安南（今越南北部）[1]，西元1415年，明朝领土面积达到约730万平方公里。

明朝是继汉唐盛世后又一个兴盛的中原王朝，也曾是手工业、经济最繁荣的国家之一。在清朝官修史书《明史》中甚至认为洪武、永乐在位时期“治隆唐宋”、“远迈汉唐”。然而由于明朝皇权过度集中，常发生皇帝不理政事，或是由宦官行使大权的陋习[1]。

明朝之号承袭自小明王韩林儿之号[3]。朱元璋手下有一部分明教徒，用“明”作国号以示自己的正统地位，也同时应和明教中的“明王出世”预言。其次，以明喻火，根据五德终始说，表示明朝取代元朝，是以火克金[4]。

目录 [隐藏] 太祖朱元璋(1328-1398)年号“洪武”1368年称帝，在位31年。

1368年建立明朝，定都南京，死于1398年，时年71岁。

惠帝朱允炆(1377-1402)年号“建文”1398年即位，在位5年。

明惠帝朱允炆，明朝无谥，清乾隆元年追谥「恭闵慧皇帝」，史籍称为建文帝。性寡断。

惠帝，太祖孙，皇太子朱标的次子，朱元璋在世时，大封王室，20多个儿子均封为亲王，分驻各地，惠帝登基后，进行削藩，以统一军事，惹恼诸王，燕王朱棣其兵北京，1402年攻入南京，惠帝一说被烧死，一说外逃。

成祖朱棣(1360-1424)年号“永乐”1402年即位，在位23年。

成祖朱棣，朱元璋的第四子，1420年推翻明惠帝自立，1421年迁都北京，并下令编纂了《永乐大典》。死于1424年，时年65岁。

仁宗朱高炽(1378-1425)年号“洪熙”1424年即位，在位1年。

仁宗，明成祖长子，仁宗政治比较清明，采取一些缓和社会矛盾的措施。在位1年，死于1425年，时年48岁。

宣宗朱瞻基(1398-1435)年号“宣德”1425年即位，在位11年。

宣宗，仁宗长子，他和其父一样，比较能倾听臣下的意见与仁宗并称“仁宣之治”，宣宗时君臣关系融洽，经济也稳步发展。宣宗死于1435年，时年38岁。

英宗朱祁镇(1427-1464)年号“正统”;“天顺”(1435-1449;1457-1464)在位，在位23年。

英宗，宣宗长子，即位时才9岁，被宦官王振专权，1449年，瓦喇大举南侵，王振惬英宗亲征，英宗被俘，史称“土木之变”，1450年，被放回，直到1457年，才又即位。死于1464年，时年38岁。

景帝朱祁钰(1428-1457)年号“景泰”1449年即位，在位9年。

宣宗次子，英宗被俘后被拥立为帝，即位后，用于谦为兵部尚书，粉碎了瓦喇对北京的进攻，迫使瓦喇放回英宗，英宗放回后，景帝将其软禁，直到1475年，景帝病危时，英宗才又被拥为帝。景帝死于1457年，时年30岁。

宪宗朱见深(1447-1487)年号“成化”1464年即位，在位24年。

宪宗，英宗长子，宪宗好方术，溺于女色，致使宦官“奸欺国政”。1487年，宪宗死，时年41岁。

孝宗朱佑樘(1470-1505)年号“弘治”1487年即位，在位19年。

孝宗，宪宗三子。孝宗“更新庶政，言路大开”，使英宗朝以来奸佞当道的局面，得以改观。被誉为“中兴之令主”。死于1505年，时年36岁。

武宗朱厚照(1491-1521)年号“正德”1505年即位，在位17年。

武宗，孝宗长子。好逸乐，贪女色，是明朝有名的荒唐皇帝，因荒*过度，死于1521年，时年31岁。

世宗朱厚璁(1507-1566)年号“嘉靖”1521年即位，在位46年。

世宗，宪宗孙，父兴献王。世宗前期颇有一些作为，诛杀宦官，节用宽民，但后期荒*无度，政治腐败，多次爆发农民起义世宗因服丹药中毒死，时年60岁。

穆宗朱载垢(1537-1572)年号“隆庆”1566年即位，在位7年。

穆宗，世宗第三子。在位7年，死于1572年，时年36岁。

神宗朱翊钧(1563-1620)年号“万历”1572年即位，在位48年。

神宗，穆宗第三子。即位时才10岁，由皇太后陈氏及李贵妃主持政务。神宗亲政后，深居宫中，荒*享乐，政治腐败，神宗时，北方努尔哈赤建立后金，窥视中原。神宗死于1620年，时年58岁。

光宗朱常洛(1582-1620)年号“泰昌”1620年即位，在位1月。

光宗，神宗长子。是一个贪财好色的皇帝，由于*欲过度，即位当天就病倒了，后因服用丹砂过度而亡。时年39岁。

熹宗朱由校(1605-1627)年号“天启”1620年即位，在位8年。

熹政治腐败。努尔哈赤宗，光宗长子。在位时任用宦官魏忠贤，致使乘机攻占沈阳。熹宗死于1627年，时年23岁。

思宗朱由检(1610-1644)年号“崇祯”1627年即位，在位17年。

思宗，光宗第五子。即位后，诛杀魏忠贤，颇为勤政，勉力振作，无奈积重难反，各地农民起义不断爆发，北方皇太极又不断骚扰入侵，又崇祯性多疑，刚愎自用。终于在1644年，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帝在景山自缢身亡。时年35岁。死前于兰色袍服上大书“勿伤百姓一人”。

南明皇帝：

朱由崧安宗简皇帝 弘光(1644年——1645年)待考

朱聿键绍宗襄皇帝隆武(1645年——1646年)隆武陵

朱聿鐭文宗节皇帝 绍武(1646年)绍武陵

朱由榔昭宗匡皇帝永历(1646年——1662年)永历陵

　明朝皇帝列表明朝皇帝，则是指由明太祖朱元璋开始，直至明思宗朱由检共16位明朝皇帝。

明清商业发展的原因，表现及影响

明清时期商业发展的概况

农副产品大量进入市场成为商品。

区域间长途贩运贸易发展较快。

货币的作用越来越大。

出现商帮

商品化农业发展的原因

1 生产技术和管理水平提高

2 粮食产量提高

3 玉米、番薯等高产作物引进和推广；广泛植棉，民众衣食结构变化

4 农产品商品化程度高

5 赋税制度的改革

经济全面发展的原因

生产力：生产技术、管理水平提高

生产关系：赋税制度的改革；人身依附关系的减弱；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

政治：政治统一，社会稳定，统治者鼓励生产

民众的辛勤劳作

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的原因：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求

宋、元、明清商业发展的表现和原因

宋元时期 ①原因：两宋时期商业环境相对宽松；元朝交通发达，国家空前统一。 ②表现：两宋时期商品种类迅速增加，出现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商税收入成为 重要财源；元朝商业繁荣，大都成为国际性商业大都会。 明清时期 ①原因：小农经济与市场的联络日益密切，城镇商业呈现繁荣景象。 ②表现：棉花、茶叶、甘蔗、染料等农副产品大量进入市场，区域间长途贩运贸易发展较快，货币作用越来越大，出现以徽商和晋商为代表的“商帮”。

明清阻碍商业发展的原因

你好。国家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农民贫困没有购买力导致市场狭窄；商人不愿扩大规模而是把资金用于购房置地；海禁政策使海外市场打不开。

明清商业发展 原因

商品化农业发展的原因

1 生产技术和管理水平提高

2 粮食产量提高

3 玉米、番薯等高产作物引进和推广；广泛植棉，民众衣食结构变化

4 农产品商品化程度高

5 赋税制度的改革

经济全面发展的原因

生产力：生产技术、管理水平提高

生产关系：赋税制度的改革；人身依附关系的减弱；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

政治：政治统一，社会稳定，统治者鼓励生产

民众的辛勤劳作

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的原因：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求

明清商业发展的四大现象

明清商业发展新特点：

1、商业市镇兴起；

2、货币经济占据主要地位；

3、农产品也大量进入市场；

4、棉花、茶叶、甘蔗、染料等经济作物普遍种植。作为农产品加工的副业产品，也都成为商品化的组成部分；

5、区域性的商人群体实力雄厚，形成徽商、晋商、宁绍商人、闽商等大商帮。（广泛使用贵金属货币白银，便利了商品贸易和商业资本的集聚。）

宋代和明清工商业发展的表现有哪些

宋代到清代的历史程序中有过三次商业革命：第一次是宋代商业革命，第二次是明清商业革命，第三次是近代商业革命，出现以通商口岸为核心的近代化商业群落。在对外贸易的 下，这些通商口岸成长为近代化的商业城市，包括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牛庄(营口)、登州、烟台、台南、汕头、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天津、沙市、重庆、苏州、杭州等。——摘编自陈锋、张建民主编《中国经济史纲要》

宋代出现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元代纸币广泛流通；明清时期，商业市镇兴起，货币经济占主导地位，农产品大量进入市场；棉花、茶叶、甘蔗、染料等经济作物普遍种植，成为农产品加工的副业产品，也成为商品化的一部分；形成徽商、晋商、宁绍商人、闽商等大商帮。

宋代废除坊市界限，市分散在城中，形成街市；出现夜市，晓市、草市；商业活动不再受官府的直接监视，城市经济功能大大增强；海外贸易（陶瓷之路）给沿海城市带来繁荣（杭州、扬州等）；明清时期，在工商业发达地区和交通要冲，兴起了一大批一经济功能为主的中校工商业市镇（松江、景德镇等）。

私营手工业迅速发展，明代以后超过官营手工业，占主导地位；商品化程度大大加深，明中后期出现‘机户出资，机工出力”，“计日受值”的雇佣劳动关系，标志著资本主义萌芽。

明清经济发展的表现及影响

表现：（1）商品经济萌芽发展（2） 雇佣关系出现，资本主义萌芽 影响：冲击并侵蚀传统的经济形态

汉朝商业发展的原因是什么

政治稳定，国内大一统，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环境、农业发展，为商业提供了基础。

夏商周农业发展的原因和表现

农业发展的原因①农业是政治统治的基础，是君王恣意*乐的物质保障，三代统治者都非常重视农业。②奴隶制生产方式的确立是促进三代生产力发展的最根本的因素。③三代奴隶的辛勤耕作是农业发展的重要原因农业发展表现:第一,作物品种增多:后来习称的"五谷"(稻,黍,稷,麦,豆),商周时期都已种植,甲骨文和《诗经》也有记载第二,耕作技术提高:农具绝大部分是木,石,骨,蚌所制,仅有极少量青铜农具人们已懂得施用粪肥,草木灰和绿肥等

③农田水利发展:井田制的沟洫系统,发展了田间引水和排水技术

明中后期商业发展的特点

明朝工商业的进步，超越了过去任何一个朝代。其实早在南宋时期，工商业已经较发达，但是蒙古人入侵后，工匠被拘充匠户，过著类似奴隶的生活。明朝建立后，匠人们获得了部分的解放。工匠的创造力的恢复，成为工业发展的重要原因。随着工业的发展，商业自然地也发展起来。

洪武元年，免书籍农具税。永乐元年，免军民日常杂物等税。宣德时改订凡罗绫锦绢布及皮货磁器草席雨伞鲜果野味等一切货物，依时价估定课税。看免课税物品的种类，可推知商品范围的广泛。

全国大商业都市有三十三处。北京、南京、苏州、镇江、松江、淮安、常州、扬州、怡真、杭州、嘉兴、湖州、福州、建宁、武昌、荆州、南昌、吉安、临江、清江、广州、开封、济南、济宁、德州、临清、桂林、太原、平阳、蒲州、成都、重庆、泸州。运河为南北交通的大动脉，沿河城市多位著名的大商埠。因工商业发展，人口大量集中到城市。顾炎武说：“人聚在乡村，才能太平，聚在城市，定招大乱。”他认为明朝的覆灭，是由于人口聚集在城市。

明朝中期以前，苏州、常州、松江、镇江四府米常年四石、丰年八九石值银一两。陕西榆林米价最高时每石值银八钱至一两，四川米价二石五斗值银一两。此后米价逐渐上涨。崇祯四年，米价每石值银四两。崇祯末年，山东米每石银二十四两，海南米每石银一百五十两。

朱元璋立盐法，置局设官，令商人贩卖，抽税二十分之一。各处产盐，朝廷指定行销地界，出界贩卖，依私盐论罪。永乐时立户口食盐法，令官吏军民按照定制计口纳钞、米，向官府领取。正统时令民自向商人买盐，官府仍收盐钞。万历以后，盐钞编入一条鞭中作为正赋。

明朝商税，起初三十取一。万历时改税率，派阉官监税，遍布全国。名为十分取一，其实并无定章。

宁波、泉州、广州市对外贸易港口。宁波通日本，泉州同琉球，广州通南洋西洋各国。嘉靖时有人主张停止对外贸易，广州巡抚林富奏论通商利益，举出供国库、充军饷、协济广西、便利华商四点，足见对外贸易的重要性，已不容中国闭关自大了。

刘基，字伯温，是辅佐朱元璋完成统一大业、建立大明王朝的第一谋士，被后人称为"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伟人。民间对刘伯温非常敬仰，遂留下一大批纪念刘伯温的明清建筑，如刘基庙、参政公祠、忠节公祠、盘古亭、辞岭亭、武阳亭、刘基故居及刘基墓等。

传说中把刘伯温传得神乎其神，认为他上通天文，下通地理；奇门六甲，无所不通；超常谋略，无人可比，等等。

民间关于刘伯温的传说虽有些太神了，但是，刘伯温确实是精通天文、兵法、数理等，他对诗文尤为精通，水平极高，他的诗文古朴雄放，勇于抨击官场腐败政治，表现出对民间疾苦的同情，他与宋濂、高启并称“明初诗文三大家”，其《诚意伯文集》历来为文人说推崇。

刘基与朱元璋（剧照）

其实，就历史贡献方面，刘基主要是以他的谋略思想而见长的。他留下了《郁离子》《百战奇略》《卖柑者言》等谋略著作，是后世人们所喜欢阅读的智谋典籍。

民间传言刘基说：“三分天下诸葛亮，一统江山刘伯温；前节军事诸葛亮，后世军事刘伯温。”人们常常把张良、诸葛亮、刘伯温并称为中国古代三大谋略宗师。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曾称刘基把刘基比作汉初的张良，称刘基为“吾之张子房也”。他对刘基的评价极高，他说：“（刘基）学贯天人，资兼文武；其气刚正，其才宏博。议论之顷，驰骋乎千古；扰攘之际，控御乎一方。慷慨见予，首陈远略；经邦纲目，用兵后先。卿能言之，朕能审而用之，式克至于今日。凡所建明，悉有成效。”（《明史·卷一百二十八·列传第十六 》）

当代学者蔡元培评价刘基说：“时势造英雄，帷幄奇谋，功冠有明一代。” （参看《一代伟人，名垂千古》《中国刘基网》2008-12-01）

刘基自幼天资聪慧，爱好学习，在他父亲启蒙教育下，他12岁考中秀才，被乡间父老称为“神童”。十四岁进入郡庠（即府学）读书，从师习《春秋》，对这部儒家经典便能倒背如流，并能深解其义，能有独特见解。十七岁，他离开府学，师从处州名士郑复初学程朱理学。刘基二十三岁赴元朝京城大都参加会试，一举考中进士。

中举志之后，刘基曾闲居几年，后又在元朝为官，最后因对元朝腐败昏聩政治不满，辞官归故里，直到至正二十年（1360年）才应邀进入朱元璋占据的应天（今南京），成为朱元璋的谋臣。

刘基画像

那么，刘伯温进入朱元璋阵营之后，对于朱元璋统一天下，建立明王朝到底有什么贡献呢？

第一，献谋积极抗击陈友谅，以奇兵伏击来犯之敌

在朱元璋征战天下时，他身边有两位谋士对朱元璋的贡献最大，一位是朱升，另一位是刘基。

在元末的乱局中，群雄并起，各方割据势力都想抢夺天下，战事频发。在朱元璋率兵征战天下的关键时刻，著名的谋士朱升为朱元璋提出了“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根本性的战略方针，使朱元璋能逐渐强大起来。朱升的这一根本战略，可以说是朱元璋的致胜法宝，没有朱升，朱元璋只能像其他一般的割据势力一样，陷于战争乱局的挣扎中，很难有出头的机会。

如果说朱升的贡献主要是战略性的策略方面，那么，刘基性的贡献却是在于根据当时现实的战局形势所提出的有针对性、很实用的策略建议。

在朱元璋占领应天（南京）之后，当时天下主要由三个强大的军事集团分而据之，朱元璋以应天为战略要地，着力于争夺天下。当时，他有两个强大的对手，一个是张士诚，他占据通州（今江苏南通）、常熟、松江、常州等地，定都于平江（今江苏苏州），成了江南一带强大势力集团；另一个是陈友谅，他占领安庆、池州、龙兴（今江西南昌）、瑞州(今江西高安)、邵武、吉安、抚州、赣州、信州（今江西上饶）、襄阳等地，在太平（今安徽繁昌、芜湖一带）称自称为皇帝。

在这两个军事集团中，陈友谅是比较强大的。至正二十年（公元1360年）五月，陈友谅攻下太平，并在那里后建国称帝。当时，陈友谅杀了太平的守将花云，并斩了朱元璋的养子朱文顺，自以为能占领天下的一定是他，他感到自己兵力强大，因而狂妄自得，不可一世。只是，他在张狂时并不糊涂，他深知他称帝之后，其首要的对手是占据应天的朱元璋，因而，他声称即便没有平江的张士诚的支援，他也可以独自击败朱元璋。于是，他调集了在当时势力最强大的水师，沿江而下，朝应天进发。陈友谅咄咄逼人，直接要找朱元璋来决个高低。

陈友谅强大的水师直逼应天，这给占据应天的朱元璋以巨大的威胁，在实力上，特别是在水师力量的对比上，当时的朱元璋势力集团相对于陈友谅来说是处于相对弱势的。危机来临，对于如何应对陈友谅的进攻，朱元璋身边的文武大臣都感到很紧张，一时没有统一的应对策略。文臣武将各有各的建议。

有人提出计策，建议朱元璋避敌锋芒，出兵绕到敌后，收复太平，让陈友谅回师救援，以遏制陈友谅对应天的进攻之势；而有人则表示，请朱元璋亲自率主力，在应天城外主动应敌，与敌硬拼。

这奇袭和硬拼的计策，朱元璋都没有采纳，他心里清楚，陈友谅的势力是比较强大的，敌军来攻，锐气正旺，若与之决战，胜算不大；而要突袭太平城，也并非易事，太平城城墙坚固，易守难攻，当时花云和朱文顺守城，并陈友谅一举攻陷，表示陈友谅的实力是很强的，若此时率军突袭，一旦久攻不下，便会陷入腹背受敌之困境。此时，还有人主张与陈友谅讲和，甚至暂时归顺陈友谅，认可他的皇帝称号。朱元璋一时无计可施，犹疑不决。

就在这危急时刻，朱元璋看到刚进入他阵营不久的刘基沉默不语，便询问他有什么好计策。

刘基刚刚入伙，资历浅，他不想驳众臣的面子，见朱元璋主动询问他，他有底气了，于是，他便积极地毫无客气地提出了他的建议：“对主降者和欲逃者，应先杀之，以定军心，鼓舞士气！”众臣默然，被他的严厉主张镇住了。

刘基继续说：“陈友谅劫主称帝，骄横跋扈，旨在攻陷下应天。今敌军顺江东下，来势凶猛，士气正盛，威风凛凛，欲以其气势威吓我军，逼迫我退让。我军绝不应示软，而要针锋相对，竭力抗敌，方能获胜。”刘基的一席话激起了文武大臣的勇气。

刘基见众臣的注意力被集中起来了，他继续说：“兵法云，后发制人，因而胜之。陈友谅虽率悍将骄兵，但乃千里来犯，既属不义之师，又因长涉而疲惫，我军以逸待劳，后发制人，可用诱敌之计，以奇兵伏击来犯之敌，必能取胜。此战事关全局，需竭尽全力，击溃敌军。”（参看忝任《刘基评传》）

朱元璋仔细听完刘基的分析和建议，他感到刘基的计策颇有道理，遂坚定了抗击陈友谅的信心。于是，朱元璋接受了刘基的建议，排兵布阵，迎战陈友谅。

首先，朱元璋令元庭归降朱元璋的水寨元帅康茂才修书一封给陈友谅，表示看不惯粗俗的朱重八，原作内应，协助陈友谅逮住朱重八。陈友谅曾与康茂才有交情，且送信的是陈友谅的旧部属，于是，双方约定，在江东桥相会。陈友谅早知江东桥是一座木桥，他放心率战船进击，因为他心里想，即便康茂才有诈，他也不怕，他的战船可以撞破木桥，长驱直入。可是，陈友谅上当了，江东桥已被李善长拆了改石桥，是坚固的防守壁垒。

其次，朱元璋召回了在外征战的徐达、常遇春，率军与应天的守军互相配合。接着，朱元璋令冯国胜、常遇春率帐前五翼军三万人，伏于石灰山侧；令徐达率精锐部队于南门外集结，令杨璟驻兵大胜港，令张德胜、朱虎率领水师出龙江关外，各路军做好应敌准备。

陈友谅率兵逼近江东桥，见该桥已变成了石桥，且不见康有才的身影，他知道中了康有才的诡计了，他不敢闯坚固的石桥，于是，他便在龙湾上岸，想从陆路去突袭应天，抓住朱元璋。可是，龙湾恰恰就是朱元璋、刘基所设伏的诱兵之地，是一个设好的伏击圈。

陈友谅的部队进入了龙湾，该地狭窄起伏，陈友谅的士兵摆不开阵势，船上的士兵还没有能全上岸，前面已经积压在一起了。此时，冯国胜、常遇春等率伏兵趁敌军混乱时迅速出击，陈友谅的军队在混乱中很快被击溃，已上岸进入伏击圈的回不了船上，多数成了俘虏，而刚登岸的急忙撤回船上，快速逃窜，此时潮水又低，慌张中大船被搁浅，朱元璋的各路伏军尽出，陈友谅的兵将们有被斩杀的，有当了俘虏的，有掉进水里被淹死的，全军溃败，死伤无数。陈友谅率领亲信将领，乘快船逃走了。朱元璋不仅抓捕了很多俘虏，而且，还得到了数百艘战船。

刘伯温的积极应对，伏兵奇袭的策略让朱元璋在应天保卫战中大获全胜，他不仅成功地守住了应天城，而且还乘胜追击，趁陈友谅兵败溃逃而无力防守时，成功收复了太平，捣毁了陈友谅的老巢，改变了实力对比状态，使朱元璋与陈友谅、张士诚的争斗中开始占据优势。

第二，提出“先陈后张”的策略，灭了陈友谅，逼张士诚自尽

应天保卫战之时，陈友谅遭受重创，但是，原本陈友谅的实力比朱元璋就高出很多，虽然其兵力有比较大的减弱，但是，其战力还是不可小视的，即便是在应天受损，陈友谅的实力仍比下游的张士诚要强。

此时的局势，朱元璋已经拥有了更强的实力，开始由战略防守转向战略进攻。当然，他所面对的强敌仍然是陈友谅与张士诚。

那么，面对着强弱有所不同的两股势力，该如何用兵呢？拥有进攻实力的朱元璋该优先进攻哪一股敌人呢？朱元璋身边的文武大臣对此的意见分歧很大。

朱元璋身边的臣僚中多数人认为，在当时张士诚实力比较弱，他占据在长江下游的平江及江南各地，朱家军如果沿江而下，进击平江，要打败张士诚相对比较容易，俗话说：“软柿子好捏。”先对弱势敌人下手，胜算比较有把握。而陈友谅虽经历了应天败局，但他的实力仍是比较强的，若是朱家军山江而上，去追击力量相对比较强的陈友谅，若是相持不下，一旦张士诚来攻应天，便将受到两面夹击，这是非常危险的。

朱元璋根据当时的局势，也是比较倾向于采用这一策略，先打击陈友谅。

可是，刘伯温却不赞同朱元璋和他的多数臣僚们的看法，他提出了与他们完全不同的征战策略。刘伯温向朱元璋阐述了他的看法，他认为，张士诚虽在平江建都，成江南霸主，但他生性怯弱，胸无大志，只想着固守江南，自守自保，绝不会主动出兵应天的。对于张士诚这样固地自守的一方强主，不足为虑，现在没有必要出兵去对付他，以后再慢慢收拾他。而陈友谅就不同了，他实力相对强一些，而且他素有野心，一直想抢夺天下，如今占据长江上游，正虎视眈眈地盯着朱家军，又想报应天兵败之仇，直接对应天构成很大威胁，如果朱家军率兵下江南，去打击平江的张士诚，陈友谅必定会趁朱家军离开应天时，从长江上游挥师东下，乘虚进攻应天。所以，先追击陈友谅，张士诚未必定敢轻易来犯应天。

基于以上的分析，刘伯温极力主张，优先除掉陈友谅，这才是上上之策。灭了陈友谅，张士诚的平江势力，便将独力难支，其生死存亡，必然由朱元璋来决定。届时，找机会灭掉张士诚，便能清除两股强敌，之后，便能挥师北上，横扫中原大地，成就帝王大业。

这就是刘伯温所提出的“先陈后张”的作战策略，朱元璋对刘伯温的这一策略非常赞同，他不再犹疑不决了，立即决定采纳刘伯温的建议。据说，刘伯温留下了《时务十八策》，是刘伯温给朱元璋的策略建议，如果还能找到《时务十八策》，这“先陈后张”的建议一定是其中的重要计策。刘伯温的这一高瞻远瞩的计策堪与朱升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策略相媲美，都是助朱元璋平定列强、夺取天下、建立明王朝的具有战略意义的谋略。

至正二十一年(公元1361年)，朱元璋依照刘伯温的战略计策，亲率水陆大军沿长江而上，开启了他西征陈友谅的关键战役。朱家军先是进攻安庆，但安庆防守严密，久攻难下。此时，刘伯温已经知道，陈友谅是以重兵在驻防安庆，而他在应天之战后所占据的新巢穴江州(今江西九江市)必定成兵力很弱，于是，刘伯温向朱元璋献计，建议暂时放弃对安庆的围攻，率兵绕道去攻击江州。

果然不出刘伯温所料，江州兵力很少，在朱家军精兵的猛烈攻击下，江州城很快就被攻破了，陈友谅战败，不敢久留，率残兵逃到了武昌。此时，陈友谅营寨中的将领们已无心再战，其镇守江西部将、行省丞相胡廷瑞秘密联系朱元璋，表示若朱元璋能让他保留其所率军队，他愿意归降。朱元璋立即答应了胡的条件。胡廷瑞一降，引发了连锁反应，江西境内很快成了朱元璋的属地。

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四月，小明王韩林儿在安丰被围，朱元璋北上救援，陈友谅乘机反扑，突袭洪都，力图夺回江西，洪都守将朱文正拼死抵抗，陈友谅久攻不下。陈友谅撤兵至鄱阳湖。

此时，朱元璋见决战的机会来了，他率主力赴鄱阳湖，与陈友谅在鄱阳湖鏖战，双方拼死厮杀，皆死伤惨重。战局到了关键时刻，刘伯温及时向朱元璋献策，建议派重兵扼守鄱阳湖四周出口，把陈友谅困在湖内。陈友谅被困鄱阳湖，粮草接济不上，只好率兵四处突围，但皆被堵杀，陈友谅在突围时战死，彻底结束了他的皇帝梦。

陈友谅的残兵见主帅已死，立即大溃败，朱元璋很快平定了陈友谅的领地，留下将领镇守江西之后，他班师回应天。不久，朱元璋挥师沿江而下，于至正二十七年(公元1367年)九月，攻陷了张士诚的都城平江，张士诚见平江已沦陷，无路可逃，遂自缢身亡。

以上的分析表明，在朱元璋的多次关键战役中，都是因为刘伯温的献计献策才转危为安，并取得了重大的胜利，朱元璋之所以能击败陈友谅和张士诚，不要是归功于刘伯温的妙计良策，刘伯温是朱元璋在重大战役关键时刻的第一谋略功臣。

明朝中后期随着商业的发展，商人社会地位的提升，重商思想的出现，使得许多读书人改变商人和商业的发展的偏见，明代汪道昆（1525~1593）提起自己的家乡安徽新安是说到：“大江以南，新安以文物著，其不俗儒则商，相代若践更。要之，量贾何负闳儒。”[1]虽然最后一句话显得有些傲慢，但这是以前的商人和商业所不能相信的高评价，汪道昆可谓是商业的代言人，可见当时的读书人对商人以及商业的偏见有改变，但并不足以使得他们选择放弃科举从商，毕竟他们生活在接受着传统儒家文化的教育之下，还是希望通过科举考试走向更好的仕途，但是什么原因使得他们去从事商业活动呢？

儒商现象可以说是“士”的分流现象，很多士放弃了科举去从事商业活动。余英时先生指出，当时许多士放弃科举从商的原因有二:“第一是中国的人口自明初到18世纪增加了好几倍，而举人、进士的名额却未相应增加，因此科举考试的竞争愈来愈激烈。另外一方面，自16世纪以后商业与城市化的发展对许多士子也构成很大的诱惑。”[2]对于当时的大多数读书人来说，通过科举考试，实现自我价值，使得社会地位提升改变经济状况的唯一途径。相对于人口数的增加和生员总人数的增加，明代的科举制度显示出了吸纳人才的有限性，彼时“士而成功也，十之一，贾而成功也，十之九。”[3]从中看出，科举制度的竞争压力不断增强，科举获得成功的概率远远要低于商业，反观商业的发展以及获得成功的概率增加使得从事商业的士人不断增加。

社会进步人口增多，但相应的进士、举人的选举名额并为增加，在这激烈的竞争中，科举舞弊有增加了科举的许多变故，如正德三年（1508年），大宦官刘瑾将自己的同乡五十人的名单交给会试主考，主考慑于宦官的*威惟命是从。就连力改吏治、整饬科举的权臣张居正也曾恃权舞弊，万历二年（1574年）会试，张居正之子落第，张大为不满，遂停止当年于该届进士中选庶吉士入翰林院，其后在万历五年、八年两届会试中，张的两个儿子先后高中榜眼、状元，其内阁同僚吕调阳、张四维、申时行的儿子们也都利益均沾，纷然登科。[4]

科举制度竞争激烈，而且充满种种变数。他们对科举失去了信心，所以选择放弃科举另谋出路，从商就成为了这些读书人的一个职业选择。

[1]《太函集》卷五十五《诰赠奉直大夫户部员外郎程公暨赠宜人闵氏合葬墓志铭》

[2]余英时：《明清变迁时期社会与文化的转型》，沈志佳编:《余英时文集》第3 卷《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6页。

[3]吴吉祜:《丰南志》卷六《百岁翁状》，《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第17册，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378页。

[4]《中国选士制度史》，刘虹著，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371-372页。

张岱（1597年～1679年）又名维城，字宗子，又字石公，号陶庵、天孙，别号蝶庵居士，晚号六休居士，汉族，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寓居杭州。出生仕宦世家，少为富贵公子，精于茶艺鉴赏，明亡后不仕，入山著书以终。张岱为明末清初文学家、史学家，其最擅长散文，著有《琅嬛文集》《陶庵梦忆》《西湖梦寻》《三不朽图赞》《夜航船》等绝代文学名著

[1]

明末清初散文家。高祖天复，官至云南按察副使，甘肃行太仆卿。曾祖张元汴，隆庆五年(1571)状元及第,官至翰林院侍读，詹事府左谕德。祖父张汝霖，万历二十三年（1595）进士，官至广西参议。父张耀芳，副榜出身，为鲁藩右长史。张岱的出身，又是书香门第，家学渊源。先辈均是饱学之儒，精通史学、经学、理学、文学、小学和舆地学。被舅父夸为“今之江淹”。天复、元汴父子曾撰修《绍兴府志》《会稽志》及《山阴志》，“三志并出，人称谈迁父子。”（《家传》）(下引张岱诗文及评论出自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出版、夏咸淳点校的《张岱诗文集》者，均只注篇名。）祖父汝霖，“幼好古学，博览群书。”（同上）至老，手不释卷。曾积三十年之精神，撰修《韵山》，后因与《永乐大典》类同而辍笔（《陶庵梦忆韵山》）。

　　张氏三世藏书，岱“自垂髫聚书四十年，不下三万卷。”（《陶庵梦忆三世藏书》）顺治三年（1645）避兵入山，仅携带数箧书籍而行。而所存者为清兵所居，日裂以炊烟；又用图书做甲盾，以当箭弹。40年所积，荡然无遗。

西湖梦寻[2]

　　张岱的出身，还是一个文艺之家。祖孙几代都工诗擅文，咸有著述。天复有《鸣玉堂稿》，元汴有《不二斋稿》，汝霖有《石介园文集》，耀芳“善歌诗，声出金石。”（《家传》）张氏从汝霖起，自蓄声伎，讲究此道。耀芳“教习小蹊，鼓吹戏剧。”（《家传》）到张岱这辈，则“主人精赏鉴，延师课戏，童手指千。蹊童到其家，谓‘过剑门’，焉敢草草。”（《陶庵梦忆过剑门》）他拜师学琴，习曲三十余首，指法“练熟还生，以涩勒出之。”（同上《绍兴琴派》）并“结丝社，月必三会之。”（同上《丝社》）张岱仲叔联芳，“能写生，称能品”，与沈周、文征明、董其昌、李流芳辈“相伯仲”。又好古玩，富收藏，精鉴赏，“所遗尊、卣彝、名画、法锦，以千计。”（《附传》）张岱耳濡目染，亦自手眼不低，所作种种文物古玩之题铭，诸多磁窑铜器之品评，确为行家里手。

　　张岱生活于明朝末年。明中叶以后，宦官擅权，佞臣当道，特务横行，党争酷烈，内忧外患，愈演愈烈。贤能忠直，或被贬逐，或遭刑戮。与此同时，思想界涌现了一股反理学、叛礼教的思潮。以王艮、李贽为代表的王学左派，公开标榜利欲、欲为人之本性，反对理学家的矫情饰性，主张童心本真，率性而行。这无疑是对传统礼教的反叛，对程朱“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的挑战。在

《陶庵梦忆》

这种思潮的推动下，文人士子在对社会不满之余，纷纷追求个性解放：纵欲于声色，纵情于山水，最大程度地追求物质和精神的满足。他们一方面标榜高雅清逸，悠闲脱俗，在风花雪月、山水园林、亭台楼榭、花鸟鱼虫、文房四宝、书画丝竹、饮食茶道、古玩珍异、戏曲杂耍、博弈游冶之中，着意营造赏心悦目、休闲遣兴的艺术品味，在玩赏流连中获得生活的意趣和艺术的诗情；另一方面他们在反叛名教礼法的旗号下，放浪形骸，纵情于感官声色之好，穷奢极欲，焚膏继晷，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人情以放荡为快，世风以侈靡相高。”（张瀚《松窗梦语》卷七）如果说前者主要表现他们的避世玩世的话，那么后者主要发泄他们的傲世愤世。在张氏祖孙的交游中，不乏这样的文人名士。如徐渭、黄汝亨、陈继儒、陶望龄、王思任、陈章侯、祁彪佳兄弟等，正是这样的家庭出身，这样的社会思潮、人文氛围，造就了张岱的纨绔习气和名士风度，决定了他的《陶庵梦忆》《西湖梦寻》和《琅嬛文集》的主要内容。

编辑本段名士风度　　张岱自称：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出自《自为墓志铭》）可谓纨绔子弟的豪奢享乐习气和晚明名士文人纵欲玩世的颓放作风兼而有之。张岱博洽多通，经史子集，无不该悉；天文地理，靡不涉猎。虽无缘功名，却有志撰述。一生笔耕不辍，老而不衰。所著除《自为墓志铭》中所列十五种之外，还有《王郎诗集》《有明于越三不朽图赞》《石匮书后集》《奇字问》《老饕集》《陶庵肘后方》《茶史》《桃源历》《历书眼》《涫朗乞巧录》《柱铭对》《夜航船》、杂剧《乔坐衙》、传奇《冰山记》等共三十余种。其中《夜航船》一书，内容殆同百科全书，包罗万有，共计二十大类，四千多条目。张岱涉猎之广泛，著述之宏富，用力之勤奋，于此可

《琅嬛文集》

见。而他与一般玩物之纨绔、玩世之名士的畛域，也于此分界。

　　张岱对于自己的才高命蹇，是不胜其愤的，并将其愤世嫉俗之情，寓于山水：以绍兴府治，大如蚕筐。其中所有之山，磊磊落落，灿若列眉，尚于八山之外，犹遗黄琢。则郡城之外，万壑千岩，人迹不到之处，名山胜景，弃置道旁，为村人俗子所埋没者，不知凡几矣。（出自《黄琢山》）余因想世间珍异之物，为庸人埋没者，不可胜记。而尤恨此山生在城市，坐落人烟凑集之中，仅隔一垣，使世人不得一识其面目，反举几下顽石以相诡溷。何山之不幸，一至于此。（出自《峨眉山》）

　　这两段文字，一则言名山胜景被埋没之多，另一则言其被埋没之易。在反复回环的议论感叹之中，发泄了他不遇的憾恨和对世俗的鄙薄，深得柳宗元《永州八记》的骚体之精髓。但宗子毕竟不同于宗元：“山果有灵，焉能久困？余为山计，欲脱樊篱，断须飞去。”（出自《峨眉山》）他比宗元多了一分自信，多了一分诙谐。

编辑本段黍离情结　　与前辈小品文作家不同，年届知命的张岱经历了天地巨变：满清入主,社稷倾覆，民生涂炭，家道破败。他坦言自己“学节义不成”（《自为墓志铭》），“忠臣邪，怕痛。”（《自题小像》）只能“避迹山居，所存者，破床碎几，折鼎病琴，与残书数帙，缺砚一方而已，布衣蔬食，常至断炊。”（《自为墓志铭》）不得不在垂暮之年，以羸弱之身，亲自舂米担粪：“身任杵臼劳，百杵两歇息”“自恨少年时杵臼全不识。因念犬马齿，今年六十七。在世为废人，赁舂非吾职。”（《舂米》）“近日理园蔬，大为粪所困。”“婢仆无一人，担粪固其分。”“扛扶力不加，进咫还退寸。”（《担粪》）今昔生活对比，不啻霄壤，真如隔世。于是他“沉醉方醒，恶梦始觉”（《蝶庵题像》）再忆梦寻梦，撰成《二梦》，“持向佛前，一一忏悔。”（《自为墓志铭》）他也曾“作自挽诗，每欲引决，因《石匮书》未成，尚视息人世。”（同上）在极其艰难的物质条件和十分痛苦矛盾的精神状态下，前后历时二十七年（其中明亡后十年），五易其稿，九正其讹，撰成《石匮书》这部二百二十卷纪传体明史的煌煌巨著。后又续撰成《后集》以纪传体补记明崇祯及南明朝史事。诚如清毛奇龄在《寄张岱乞藏史书》中所称：“将先生慷慨亮节，必不欲入仕，而宁穷年厄厄，以究竟此一编者，发皇畅茂，致有今日。此固有明之祖宗臣庶，灵爽在天，所几经保而护之式而凭之者也。”

　　关于《陶庵梦忆》的写作，作者在《梦忆序》中自云：

　　因想余生平，繁华靡丽，过眼皆空。五十年来，总成一梦。今当黍熟黄粱，车旅蚁穴，当作如何消受？遥思往事，忆即书之。持向佛前，一一忏悔。不次岁月，异年谱也；不分门类，别志林也。偶拈一则，如游旧径，如见故人，城郭人民，翻用自喜，真所谓痴人面前不得说梦矣。余今大梦将寤，犹事雕虫，又是一番梦呓。因叹慧业文人，名心难化。正如邯郸梦断，漏尽钟鸣，卢生遗表，犹思摹拓二王，以流传后世，则其名根一点，坚固如佛家舍利，劫火猛烈，犹烧之不失也。作者梦醒，而忆梦记梦，真邪，梦邪？真而成梦，梦又似真，这是作者的心态；悔邪，喜邪？悔而翻喜，喜而实悲，这是作者的心情。这种极其复杂矛盾的心情、百感交集的心态，在他的《自为墓志铭》中表现得最为集中和深刻。其中有自夸自诩者，如列数平生著述,追忆6岁时巧对陈继儒所试屏联之事；有自夸兼自悔者，如所列种种少时所好；有迷茫不解者，如所列“七不可解”；有梦醒彻悟者：“劳碌半生，皆成梦幻”，“回首二十年前，真如隔世”。作者的《梦忆》，以朱明发迹之钟山为卷首，悲叹“孝陵玉石二百八十二年，今岁清明，乃遂不得一盂麦饭，思之猿咽。”以营造自己的生圹，于梦醒之后，寻得的王郎福地煞尾(《陶庵梦忆·王郎福地》)，是有不胜铜驼荆棘之悲的。所以伍崇曜比之于孟元志的《东京梦华录》、吴自牧的《梦粱录》，“均于地老天荒，沧桑而后不胜身世之感。兹编实与之同。”（《陶庵梦忆跋》）所不同者，张岱用的是小品文这种文体，且“间涉游戏三昧”而已。《梦忆》的内容十分丰富，所记风土民俗，地域遍及会稽、杭州、苏州、镇江、南京、扬州、兖州、泰安等地；时节则有元宵、清明、端午、中元、中秋等；风俗则涉及张灯烟火，庙会香市，观荷扫墓，演戏赏月，观潮赛舟，校猎演武等；旁及美食方物，花卉茶道，古玩器皿，林林总总，琳琅满目。“奇情奇文，引人入胜，如山阴道上，应接不暇。”（金忠淳《陶庵梦忆跋》）《梦忆》所表达的思想感情十分复杂，其中有追忆怀恋，如《张氏声伎》、《方物》和《不二斋》；有调侃嘲讽，如《嘘社》、《张东谷好酒》、《西湖七月半》；有赞誉，如《濮仲谦雕刻》、《姚简叔画》、《柳敬亭说书》；也有揭露，如《陶庵梦忆包涵所》，描写副使包涵所“穷奢极欲，老于西湖二十年。”晚明官吏之奢华纵欲，可见一斑。奢靡如此，明朝安得不亡。如《陶庵梦忆冰山记》，描写该剧演出时，观者数万人。当演到魏党“杖范元白，逼死裕妃时，观众怒气忿涌，噤断护惜。至颜佩韦击杀缇骑，枭呼跳蹴，汹汹崩屋。”反映出民心民意对阉竖当政的厌恶和气愤。《陶庵梦忆·二十四桥风月》写二更灯烬，那些“尚待迟客”的妓女，“或发娇声，唱《擘破玉》等小词，或自相谑浪嘻笑，故作热闹，以乱时候；然笑语哑哑声中，渐带凄楚，夜分不得不去，悄然暗摸如鬼。见老鸨，受饿、受笞，俱不可知矣。”揭示了繁华掩盖下的凄惨，强颜欢笑掩盖下的辛酸。总之，“兹编载方言巷咏，嬉笑琐屑之事。然略经点染，便成至文。读者如历山川，如睹风俗，如瞻宫阙宗庙之丽。殆与《采薇》、《麦秀》同其感慨，而出之以诙谐者欤？”（佚名《陶庵梦忆·序》）对张岱的大部分小品，都可作如是观。如在《姚长子墓志铭》中，他为姚长子这位以自己的牺牲为代价，计歼倭寇百三十人，解救全乡百姓于劫难的佣仆树碑立传，赞颂其风节功绩：“醢一人，活几千万人，功那得不思？仓卒之际，救死不暇，乃欲全桑梓之乡。”焉知作者树碑立传的目的，不是在借旌表抗倭义烈，赞颂抗清英雄呢？其中所蕴涵的爱国之情，是显而易见的。在《赠沈歌叙序》中，他盛赞友人沈素先“坚操劲节，侃侃不挠，固刀斧所不能磨，三军所不能夺矣。国变之后，寂寞一楼，足不履地，其忠愤不减文山，第不遭柴市之惨耳。”他觉得“忠臣义士，多见于国破家亡之际。如敲石出火，一闪即灭。”“不急起收之，则火种灭矣。”（《越绝诗小序》）所以他选辑《越绝诗》和《于越三不朽图》为之作赞作序。为使“忠义一线不死于人心”，他编撰《古今义列传》，“自史乘旁及稗官，手自钞集”（《古今义列传序》），“十年搜得烈士数百余人，乎自删削，自成一家之言。”（祁彪佳《义列传序》）可谓用心良苦。

张岱

《西湖梦寻》是张岱的山水园林小品。王雨谦〈西湖梦寻序〉称：张陶庵盘礴西湖四十余年，水尾山头，无处不到。湖中典故，真有世居西湖之人所不能识者，而陶庵识之独详；湖中景物，真有日在西湖而不能道者，而陶庵道之独悉。今乃山川改革，陵谷变迁，无怪其惊惶骇怖，乃思梦中寻往也。

　　在他之前，田汝成已撰有《西湖游览志》和《续志》。张岱的《梦寻》于《田志》多有采取，“张氏是编，乃于杭州兵燹之后，追记旧游。以北路、西路、南路、中路、外景五门，分记其胜。每景首为小序,而杂采古今诗文列其下。岱所自作尤夥，亦附著焉。其体例全仿刘侗《帝京景物略》，其诗文亦全沿公安、竟陵之派。”《四库全书总目》这段话，没有指出张岱的《梦寻》，于《田志》从体例到内容，多有采取和仿照，对照两书，不难看出。当然，《梦寻》和《田志》也有诸多不同。张岱自述其祖父有别墅寄园在西湖，他本人也曾读书李氏岣嵝山房。在阔别西湖二十八年期间，西湖无日不入其梦中。后于甲午（1654）、丁酉（1657）两至西湖。兵燹战火之后的西湖，“一带湖庄，仅存瓦砾。”“凡昔日之弱柳夭桃、歌楼舞榭，如洪水淹没，百不存一矣。”作者以为“余为西湖而来，今所见若此，反不若保我梦中之西湖，尚得安全无恙也。”于是“作《梦寻》七十二则，留之后世，以作西湖之影。”（《西湖梦寻自序》）《梦寻》是作者在西湖“无日不入梦”，“未尝一日别”，这种魂牵梦绕的忆旧恋旧情结中，抒发家国之痛的：李文叔作《洛阳名园记》，谓以名园之兴废，卜洛阳之盛衰；以洛阳之盛衰，卜天下之盛衰。诚哉，言也。余于甲午年，偶涉于此。故宫离黍，荆棘铜驼，感慨悲伤，几效桑苎翁之游笤溪，夜必恸哭而返。（《柳州亭》）在作者所有的小品文中，这是他抒发亡国之痛、黍离之悲最强烈、最鲜明的一则；是他的《两梦》的基调，也是他的《梦寻》与《田志》最大的不同。

　　明朝(英译：Ming)（1368年—1644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汉族所建的封建皇朝，公元1368年由朱元璋（即明太祖）建立。初定都南京，成祖（朱棣）时迁都北京。

　　明朝初年国力比较强盛，在明朝前期极盛时，北控内蒙古，西到新疆东部，东北控制了女真地区，西南方管辖云南、贵州，南方建立了交郡。明朝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羁縻卫所制度和土司、土官制度。后来国力逐渐衰落，尤其到了后期社会矛盾尖锐，甚至激起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公元1644年，李自成攻占北京，崇祯帝自缢，明朝灭亡。但后来南明政权又延续了十多年，直到最后被清朝消灭。

　　明朝历史

　　元朝末期

　　元朝末期，朝政腐败，国库也日渐空虚。为了弥补财政亏空，元政府除了加重赋税以外，还发行新钞“至正宝钞”并大量印制，致使严重的通货膨胀，导致民不聊生。至正十一年(1351年)，元政府征调农民和兵士十几万人治理黄河水患。黄河两岸农民本已饱受灾荒之苦，在治河工地上又横遭监工的鞭打，被克扣口粮，非常愤怒。于是，“治河”和“变钞”就成为农民起义的导火线，导致红巾军起义的爆发。

　　明朝建立

　　至正十一年(1351年)5月，农民起义爆发。次年，郭子兴聚众起义，攻占濠州(今安徽凤阳)。不久，贫苦农民出身的安徽凤阳人朱元璋投奔郭子兴，屡立战功，得到郭子兴的器重和信任。至正十四年(1354年)郭子兴病死，朱元璋执掌该部的领导权。至正十六年(1356年)，朱元璋率兵占领集庆(今江苏南京)，改名为应天府，然后攻下周围一些军事要地，获得了一块立足的基地。此时的朱元璋“地狭粮少”“孤军独守”，远不及其他起义军势力，处境十分艰难。朱元璋采纳了谋士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经过几年努力，朱元璋军事和经济实力迅速壮大。朱元璋先后于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灭陈友谅，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灭张士诚，降割据浙江沿海的方国珍。1368年正月，朱元璋在应天称帝，建立了明朝，同年攻占大都（今北京），元朝灭亡。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一方面减轻农民负担，恢复社会的经济生产；一方面惩治贪污的官吏，即使是皇亲国戚，开国功臣也不手软。又分封皇子镇守各地，他死后皇太孙朱允炆继位，朱元璋第四子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夺取皇位，是为明成祖。朱棣兴建了北京城，于1421年迁都北京。其间还派郑和七下西洋；又编纂《永乐大典》。成祖之后，又有仁宣之治。

　　1435年，不满9岁的明英宗继位，崇信宦官王振。结果导致1449年的土木之变，皇帝被瓦剌俘虏。但是在于谦的率领下，明廷另立明景帝，并发动全国军民抗战，打退了入侵的瓦剌军，明朝一度复兴。明孝宗弘治年间是明朝政治最为清明的时期，这位皇帝勤勉而不专制，信任大臣，内阁权力大为上升。

　　到了嘉靖皇帝，他信奉道教，不理朝政，大臣严嵩把持朝纲，致使政治腐败，财政出现危机，以至海瑞称“嘉靖嘉靖，家家皆尽”。

　　万历年代

　　万历初年，神宗得到内阁首辅张居正的鼎力辅佐。在内政方面，提出了“尊主权，课吏职，行赏罚，一号令”，推行考成法，裁撤政府机构中的冗官冗员，整顿邮传和铨政。经济上，清丈全国土地，抑制豪强地主，改革赋役制度，推行一条鞭法，减轻农民负担。军事上，加强武备整顿，平定西南骚乱，重用抗倭名将戚继光总理蓟、昌、保三镇练兵，使边境安然。万历初年呈现出明代中叶以来最好形势。

　　张居正逝世之后，中兴之象消失，明朝从此走上了衰败之路。

　　神宗是个贪婪的君主，大肆侵占土地，搜刮民财。神宗又废除考成法，形成了皇帝黩货、臣下贪污、党争激烈的状况。

　　明末三案、魏忠贤专权、李自成起义都导致了明朝的衰落。

　　神宗的腐败招致国库空虚，边关危机。这一时期，位于东北的后金的崛起，形成了与明王朝相对立的地方政权。此时的明王朝民不聊生，阶级矛盾激化，明王朝灭亡的危机已然形成。

　　明朝灭亡

　　明朝后期，统治腐朽。宦官魏忠贤专揽朝政，迫害异己、镇压人民。统治者不断加重对人民的剥削，加上连年的灾荒，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1628年，战争在陕北爆发，涌现了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几十支起义军。李自成提出“均田免粮”口号，深得农民拥护。1644年（崇祯十七年），李自成攻占西安，建立大顺政权。同年三月，占北京，崇祯皇帝在景山自缢身亡，主宰中国的明朝至此灭亡。之后清兵入关，并打败李自成的大顺政权，进入北京。在北方，原明朝残余势力大多投降清朝或与清朝合作共同对抗起义军；而在南方，忠于明朝的各种势力建立了数个流亡政权，史称“南明”，在随后的十多年间被清朝逐一消灭。

　　 直隶：京师、南京

　　 布政使司（省）：山东、山西、河南、 陕西、四川、江西、湖广、浙江、福建、广东、广西

　　 都指挥使司：奴儿干都指挥使司（统管黑龙江流域——西起阿嫩河、东至库页岛，北达乌第河，南濒日本海的广大地区），1409年建立，共持续25年，后废弃。

　　官吏制度

　　 中央官制：

　　o 六部：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

　　o 五军都督府：中军都督府、前军都督府、后军都督府、左军都督府、右军都督府

　　o 御史台

　　 地方官制

　　o 承宣布政司

　　o 提刑按察司

　　o 都指挥使司

　　明朝设有特务机构监视大臣的言行。太祖有锦衣卫，成祖设东厂，宪宗设西厂，武宗有内行厂。

　　军事制度

　　明代早期军队的来源，有诸将原有之兵，即所谓从征，有元兵及群雄兵归附的，有获罪而谪发的，而最主要的来源则是籍选，亦即垛集军，是由户籍中抽丁而来。除此之外尚有简拔、投充及收集等方式。此外，明朝中期以后又有强使民为军的方式，不过都属于少数，整体而言，卫所制仍然是最主要的军制。

　　卫所制为在全国各地军事要地设立卫所驻军，卫有军队五千六百人，其下依序有千户所、百户所、总旗及小旗等单位，各卫所都隶属于五军都督府，亦隶属于兵部，有事从征调发，无事则还归卫所。

　　军队来源为世袭的军户，由每户派一人为正丁至卫所当兵，军人在卫所中轮流戊守以及屯田，屯田所得以供给军队及将官等所需。其目标在养兵而不耗国家财力，但明宣宗以后渐无法维持，军人生活水准及社会地位日渐低下，逃兵也逐渐增加，军备因此逐渐废驰。

　　因此在嘉靖年间，在应付倭寇之乱时，将领戚继光在浙江地区采用招募民兵加以训练的方式，来取代不堪的卫所兵。

　　外交

　　明朝初年，因为明初的朝贡贸易厚往薄来，造成许多日本人冒充朝贡使者到明朝这里来骗钱。日本实际上是处于割据状态，没有统一的中央政权，很多到中国来冒充朝贡使者的日本人没有日本政府的管辖，朝贡完了以后他们滞留在中国沿海抢劫。这是明初的倭寇。为防止倭寇朱元璋就颁布了海禁政策。

　　明成祖即位后，在永乐年间，著名的的航海家三宝太监郑和曾率远洋船队七下西洋，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加强了明王朝同世界各国的经济政治上的往来，为中国走向世界做出了贡献，体现了永乐时明王朝的鼎盛。明成祖之后，其子朱高炽继位，也就是明仁宗。他听从朝中一些大臣的意见，认为下西洋过于浪费，收效不大，宣布停止下西洋的活动。不到一年，仁宗病，宣宗朱瞻基继位，改年号宣德。宣德五年（1431年）闰十二月初六日，派郑和第七次也是最后一次下西洋。到了明宪宗年间，曾有太监向宪宗提议再次下西洋，于是皇帝下诏到兵部索要郑和出使的海图等资料。但由于刘大夏等官员认为下西洋为一大弊政，有害无益，因此将当年郑和出海地图等资料藏匿起来（一说将其销毁），兵部尚书项忠命吏入库搜索无果，再次下西洋一事于是作罢。后来倭寇横行，明朝加大了禁海的力度，直到明朝中后期，倭寇逐渐平息，才重新开放禁海。

　　公元16世纪，新航路开辟以后，葡萄牙人于1511年占领了马六甲，愈甚渴望对中国的往来。明武宗正德七年（1513年），葡萄牙国王派出一支对华使团前往中国，并在广州登陆，希望与明政府建交。后来，中国皇帝同意葡萄牙人在澳门开设洋行，修建洋房，并允许他们每年来广州“越冬”。这是西方列强第一次正式性的登陆中国并接触中国。西方国家的东来，使不少新鲜东西也传入中国。明神宗万历二十年（1592年），罗马教皇派出利玛窦去中国教区工作。由于万历援朝之战的爆发，利玛窦一行没能及时到达中国。后来战争中国得胜，利玛窦才能进入中国境内，由于利玛窦很快学会中文，并穿儒服、通儒书，颇得明朝士大夫好感。后来他被举荐到北京，颇得神宗信任。他向中国进献坤舆万国地图、自鸣钟、日晷、西洋炮、望远镜、火枪、西药、圣母像、十字架等贡品。先后在北京、肇庆等地展出。利玛窦不仅传播天主教，还启发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学习西学，另外他还将中国各种文化传入欧洲，如儒家思想、佛道学说、围棋等，可谓“贯通中西第一人”。 另外，明朝军队而大量使用火器，火器装备的数量和质量不比西方国家小，但是随著满清入主中原，火器的使用返而减小了。

　　明朝的农业发展无论是产量还是生产工具，都高于宋元时期，为明朝中叶开始的人口稳步增长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自明朝初年起，以江南地区为代表的手工业高度发展，促进了市场经济化和城市化。然而明朝推行“重农抑商”的原则以及严厉的海禁政策，使得商业受到了一定的压制。随着明朝纸币“大明宝钞”的流通失败，整个货币体系转向为以白银为主。日本和拉丁美洲的白银大量流入也进一步促进了明朝经济的发展。明嘉靖、万历时候，各地出卖丝绸、酒肉、蔬果、烟草、农作物、瓷器等商品不计其数，外国的不少东西，如欧洲的西洋钟，美洲的烟草，中国城市都有卖。当时商业大都会有北京、南京、扬州、苏州、广州、西安、成都等，著名的商业集团有徽商、川陕商、苏商、京畿商、粤商等，在世界上，明朝是16世纪、17世纪时期手工业、经济最繁华的国家之一。

　　明朝的科学文化发展比较迅速，中国小说史上的四大名著中的《西游记》、《水浒》、《三国演义》三本就是出于明朝。《金瓶梅》亦是此时作品。汤显祖的戏剧《牡丹亭》至今仍在演出。

　　传统雅文学的发展在明代继续发展，著名文人有刘基、宋濂、高启、方孝孺、唐寅、归有光、徐渭、王世贞、袁宏道、钱谦益、张岱、吴伟业等人。散曲家则有王磐、冯维敏、薛论道、陈译、康海等人。

　　明朝的民间文学很发达，唐伯虎是杰出的代表人物。民间盛行对联，还有锁南枝等山歌，欣欣向荣的景象。

　　在思想上，王阳明的新哲学“心学”在嘉靖以后盛行，形成一股反对传统束缚的思想浪潮，塑造了新的社会风尚，也使明代后期的士大夫有一种别于其他时代的生命哲学。如“异端”思想家李贽就是最好的例子。

　　科技

　　明朝初期至中期的科技有了较大的发展，直至16世纪，一直处于世界的前列。

　　这一时期出现的科学著作有：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徐光启的《农政全书》、方以智的《物理小识》。还有《徐霞客游记》等著作是我们现在研究和借鉴古代技术的珍贵的文献资料。

　　于谦写得《咏煤炭》诗歌说明当时煤炭已经普遍应用。计成的《园冶》则是园林建筑的专著。

　　明朝的军事科技也较发达，明末已经出现了火铳枪，还有威力巨大的火炮。据说有个叫万户的人，坐在绑满火药棍的椅子上，试图利用火药的推力飞上天空，可惜失败了，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为探索太空牺牲的人。

　　明朝时期的名人

　　王阳明 刘基 常遇春 解缙 张居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