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记载，轻功这门武功是真的在历史上存在过的，现在失传了是因为很多人都不喜欢这个功夫，没有人想去学它，所以就失传了。

我们看过许多古代武术电视剧或小说，无论是哪一种文学作品，古代武侠人物都是非常强大的，许多古代武侠影视剧都有轻功的“表演”，比如，当余蛟龙和李慕白在竹海里打卧虎藏龙时，很多外国人甚至来到中国少林寺学习一些基本的功夫。

只是因为现代人不能达到一个条件。其实，古代有轻功，但没有我们看到的电视剧那么夸张。中国武术历史悠久，流派众多，即使人们对武术不太了解，他们也会了解很多学校，比如少林寺等。其中，轻功是每个练武者必备的。我们现在所说的轻功浮于水面，飞檐飞墙，都是每一位古代武术家必备的。

因此，如果这一关键条件无法实现，你将根本无法练习轻功，此外，还有我们自己的身体问题，里面的武侠人物都有独特的武功，这些人的共同特点是，无论他们去哪里，都能跳过墙和房子，当然，轻功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如此。传统武术学校应该有教学，但遗憾的是，生活条件越来越好。

其实不只是轻功会失传的，再过去的将来，肯定会有很多的武功消失，因为大家都没有时间去学习，也感觉效果并不那么的大，人们常开玩笑的说，再厉害的功夫，也会怕菜刀，况且现在科技力量是如此的强大，功夫在子弹面前，就是小儿科，自然的，没有人愿意去学习了。

现代人普遍认为西医才能做手术，中医是怎么做手术的呢？其实，在中国古代，中医手术就已经很发达，古籍有不少记载。 

隋朝有一本非常有名的书，叫做《诸病源候论》，由太医巢元方所写，其中有一段叙述：“金疮肠断者，肠两头见者，可速续之。先以针缕如法，连续断肠，便取鸡血涂其际，勿令气泄，即推内（纳）之。但疮痛者，当以生丝缕系，绝其血脉。”这段文字描述了病人的肠子断裂后，医师通过手术，把肠子重新续接的过程。

那么，古代中医具体使用什么工具来做手术、是怎么操作的？中医外科手术又为何没有流传下来？ 

古代中医手术的麻醉药  

提到古代手术，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公认的中医外科手术鼻祖——华佗。华佗发明的麻沸散，是世界上最早的麻醉药。患者以酒服麻沸散后，身体就失去了知觉，然后医师就可“刳破腹背，抽割积聚”，也就是剖开腹部，除去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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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的是，麻沸散后来失传。但在麻沸散之后，也有其它的麻醉剂出现。

譬如明代外科医学家陈实功在《外科正宗》中写到，他在鼻息肉手术中，使用“回香草散”麻醉。回香草散是由回香草、高良姜两味药制成的局部麻醉药。他在书中记述：先用回香草散连吹入鼻黏膜两次，然后用一根丝线套上鼻息肉的根部，绞紧，向下一拔，息肉就脱落了。

古代的手术刀是什么样的？  

早在华佗之前，就已经有许多关于中医外科器具的记载。《山海经》中记述，“高氏之山，其上多玉，有石可以为砭针，堪以破痈肿者也。”《素问》也记载，“东方之域⋯⋯其病皆为痈疡，其治宜砭石。”

那时，人们用砭石制作成各种医疗器具，如砭针、砭镰，并且有大小不同的尺寸。砭镰类似于刀片，可以用来割去肿瘤，削掉腐肉。目前于河北藁城台西商代遗址出土的砭镰，距今3400年，是世界上最早的手术刀。不仅如此，砭石本身也用于养生治病，有调理气血、疏通经络的作用。现代医学也发现，砭石含有至少三十多种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

随着铜器、铁器不断普及，人们开始使用铜铁等金属制成针、刀、镰和许多其它外科手术器械。

秦汉之后，外科手术器具不断发展。唐代的出土文物中已有镊子、剪刀这样的常见外科手术器械，宋代时已经出现较为完整的常用外科器具，如针、剪、刀、钳、凿，在《世医得效方》和《永类钤方》等书中都有记载。江苏省江阴县曾出土了一批明代医疗器械，除了铁质和铜质的平刃刀、小剪刀、镊子外，还有一把柳叶式外科刀，一头有尖刃口，和现代的手术刀十分相似。

清代医家何景才撰写的《外科明隐集》中，简述了开疮刀、三棱针、平刃刀、月刃刀、剪子、镊子几种外科手术器具。开疮刀最薄利锋锐，取其速入急出；三棱针刺放瘀滞毒血，取其刺孔宽豁，让瘀汁通流；平刃刀割除死腐余皮，用之随手得便；月刃刀割除深陷之内瘀腐；镊子夹捏余皮顽腐，让刀割更方便。 

桑皮线： 中国最早发明的外科缝合线

隋唐时代，除了已形成较为完整的清创缝合术外，对缝合伤口的材料亦有了改进和提高。最重要的发明是使用桑皮线缝合肠管和皮肤，并广泛应用于临床且取得了良好疗效。

缝合术是中医外科史上的重要发明。“桑皮线”就是常用的缝合线之一。《删繁方》记载治金疮肠出的方法，“桑皮细线缝肠复皮，用蒲黄粉粉之。”宋代《睽车志》写道，“⋯⋯以刀自裁，收之不死，医者以桑皮缝合其创，傅药。”

据老辈中医讲述，制作桑皮线的方法，是先拨去外皮，在内层上选择比较粗的筋纹，撕下来。然后再取外皮，把细线从头到尾抹七次，让细线滑润如丝，收起放好。到用的时候，在沸水的蒸汽上薰蒸一下，细线就绵软如新。桑皮线可以被身体吸收，所以缝合后不需拆线。

桑皮线取用方便，而且不易折断。不仅如此，桑皮本身药性平和，更有清热解毒、促进伤口愈合的作用。 

明·于慎行《谷山笔尘》中介绍了一个较为详细的案例：武则天长寿三年，有人密告皇嗣李旦(即睿宗)“潜有异谋”。臭名昭著的酷吏来俊臣对李旦左右的人严刑拷打，逼他们供出皇嗣“谋反”的罪行。

太常工人安金藏宁死不屈，并向来俊臣说，如果不相信我所说的是实话，我宁可挖出心来证明皇嗣不反，立即拔出佩刀自剖胸膛，露出五脏，血流遍地。此举使武则天猛然醒悟，遂命人将安金藏送入宫中治疗。医者将其五脏复位，用桑皮线缝合伤口，敷上疗伤药物，患者经宿始苏。武则天因此取消了对李旦的追究。

如何给病人消毒、止血？  

古代外科有各种药膏、药洗，另有去腐、生肌、收敛愈合等外科优良药物，帮助术后的止血、愈合。

为何中医外科手术未能流传至今？  

这些外科手术器具的发现，以及古籍中对于手术方法、使用药物的记载，足以说明中国古代外科手术的发展水准。可惜，很多精华的东西没有流传下来，所以现代人很少人会把中医和手术联系在一起。

探究这其中的原因，一部分是人们的思想渐渐西化，另外也和中医传承的习惯、乃至整个社会环境的变化有关。

中医传徒弟，类似于道家。有本事的医师虽然会收许多徒弟，但其中只有一个徒弟能得到师父的真传。一些有着祖传良方和珍贵经验的中医，往往要找到道德、心性、悟性都好的，确保在学成之后，医德与医术兼备的人，才会把真正的精髓相传。

而在当今社会，中医教育也普遍西化，中医须接受西医教育，获得学历和认证，才能被社会认可。一些民间的中医师，虽继承了良好的医术，但因为没有现代的学历，而不被人们所接受。加上如今社会乱象，让普通人难以分辨，真正珍贵的东西也难以被发现，并保存下去了。

造成很多古籍变成孤本的原因有很多，并不是多抄录几本就可以避免的。至于究竟有哪些原因造成了很多的古籍变成了孤本，下面就来简单的分析一下其中的原因吧。

首先来说，原本很多古籍当年确实是抄录了很多本，但随着岁月的流逝很多本古籍都损坏了，极少数得以幸存下来的古籍于是就变成了孤本。由于一些古籍在当年就有很高的阅读价值，所以曾经也是爆火的畅销货，也被很多人抄录过。只是由于古代时期竹简、纸张的使用年限不是太长，一些人学到了古籍中的知识后便疏于保存，最终都因为各种原因而损坏了。可能只有极少数的古籍被后人精心的保护者，成为了孤本。

其次就是，一些具有很高技术含量的古籍受众范围很有限，在当时也是不允许多抄录几本的，所以最终能够流传下来的也就成为了孤本。其实相对于四书五经那些受众范围很广的书籍来说，一些特殊行业的受众范围就非常的小，流传范围非常的有限，自然也就成为了孤本。比如在古代的医生、工匠、武术等行业，都是讲究传内不传外、传男不传女的，很多都是师傅与徒弟之间秘密传授的，为了避免同行窥探自己的秘密，又怎么可能多抄录几本呢。

最后就是，为了维护皇权的统治，古代出现过官方对其他思想、行为进行打压的情况，也造成了很多孤本的出现。在古代，很多君王为了维护正统的思想，都曾对其他思想进行过打压，比如焚书坑儒、三武灭佛等历史事件。原本流传度很高，受众范围很广的古籍可能因为这种官方行为而一下就变得人人自危，很多古籍因此而遭到了损毁，万幸保存下来的也就成为了孤本。

这个答案是一年前写的，当时观者寥寥。不意经年之后，竟然得到了不少朋友的关注。很多评论中说到文革，既然这样，那正文里也不妨说一说。另，关于乾隆时期的禁毁，只说了销毁，这次修改补入了“抽毁”这种情况。

题主所说的“失传”是文献流传过程不可避免的现象，文献学上将之称为“散佚”。古籍的散佚包括整书佚亡和部分残缺两种情况，宋代之前印刷术不发达，散佚的情况尤为严重。南宋学者郑樵指出：“隋唐亡书甚多，而古书之亡又甚矣。”（《通志·校雠略·编次必记亡书论》），马端临《文献通考·自序》也说：“汉、隋、唐、宋之史，俱有《艺文志》，然《汉志》所载之书，以《隋志》考之，十已亡其六七；以《宋志》考之，亦复如此。”《四库提要》总结说到，“古书亡佚，愈远愈稀，片羽吉光，弥足珍贵。”散佚的原因是多样的，就整书而言，其散佚原因主要有朝廷禁毁、战乱破坏、自然因素、学术淘汰、流传佚失等。部分残缺则或因为成书时搜罗不全，或因为流传过程中形成残缺等原因造成的。

历代的散佚事件有很多，隋代的秘书监牛弘在《请开献书之路表》中将秦始皇焚书、王莽之乱、董卓移都、惠怀之乱、侯景之乱造成的五次重大书籍散佚称作是“五厄”。明代的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中，又添上隋末、安史之乱、黄巢起义、靖康之难、蒙元南下，成为“十厄”。后近人祝文白又在《两千年来中国图书之厄运》一文中总结了元朝至民国时期的五次厄运：李自成起义、绛云楼失火、清高宗焚书、咸丰朝内忧外患、抗日战争，这样一来，就变成了“十五厄”。以上的总结，有不尽然的地方，同时也有没有囊括进去的事件。下面就历代十数次重大的散佚事件作一简要介绍：

秦始皇焚书：始皇三十四年，李斯建议：“史官非秦记皆烧这，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史记·秦始皇本纪》）牛弘对此说到：“及秦皇驭宇，吞灭诸侯，任用威力，事不师古，始下焚书之令，行偶语之刑。先王坟籍，扫地皆尽。本既先亡，从而颠覆。臣以图谶言之，经典盛衰，信有徵数。此则书之一厄也。”（《隋书·牛弘传·请开献书之路表》）

王莽之乱：《后汉书·儒林传》：“昔王莽、更始之际，天下散乱，礼乐分崩，典文残落。”牛弘对此的描述是：“及王莽之末，长安兵起，宫室图书，并从焚烬。此则书之二厄也。”《隋书·经籍志》对散佚书籍的大略统计则说：“（《七略》所载）大凡三万三千九十卷，王莽之末，又被焚烧。”

董卓移都：《后汉书·儒林传》：“及董卓移都之际，吏民扰乱，自辟雍、东观、兰台、石室、宣明、鸿都诸藏，典策文章，竞共剖散，其缣帛图书，大则连为帷盖，小乃制为縢囊。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裁七十余乘，道路艰远，复弃其半矣。后长安之乱，一时焚荡，莫不泯尽焉。”

惠怀之乱：梁阮孝绪《七录序》：“晋领秘书监荀勖因魏《中经》更著《新簿》，虽分为十有余卷，而总以四部别之。惠怀之乱，其书略尽。江左草创，十不一存。”《隋书·经籍志》称这批书籍“大凡四部合二万九千九百四十五卷”，而“惠怀之乱，京华荡覆，渠阁文籍，靡有孑遗。”

侯景之乱：梁武帝末，降将侯景攻破建康。《太平御览》卷六百十九引《三国典略》：“初侯景来，既送东宫妓女，尚有数百人，景乃分给军士。夜于宫中置酒奏乐，忽闻火起，众遂惊散，东宫图籍数百厨，焚之皆尽。”《隋书·经籍志》：“元帝克平侯景，收文德之书及公私经籍，归于江陵，大凡七万余卷。周师入郢，咸自焚之。”《太平御览》卷六百十九引《三国典略》：“周师陷江陵，梁王知事不济，入东阁竹殿，命舍人高善宝，焚古今图书十四万卷，欲自投火与之俱灭，宫人引衣，遂及火灭尽。并以宝剑斫柱令折，叹曰：‘文武之道，今夜穷矣。’”

隋末唐初：《隋书·经籍志》：“大唐武德五年克平伪郑，尽收其图书及古迹焉，命司农少卿宋遵贵载之以船，溯河西上，将至京师，行经砥柱，多被漂没。其所存者，十不一二。”

安史之乱：《旧唐书·经籍志序》：“自后毋煚又略为四十卷，名为《古今书录》，大凡五万一千八百五十二卷。禄山之乱，两都覆没，乾元旧籍，亡散殆尽。”

黄巢起义：《旧唐书·经籍志》：“开成初，四部书至五万六千四百七十六卷。及广明初，黄巢干纪，再陷两京，宫庙寺署，焚荡殆尽，曩时遗籍，尺简无存。”

靖康之难：《宋史·艺文志》：“迨夫靖康之难，而宣和、馆阁之储，荡然靡遗。”值得一提的是，这一些灾厄所损失的，不仅有大量图书，还有宋王室收藏的仪仗、冠服、礼器、仪器、珍宝诸多物品。

李自成起义：钱谦益《牧斋有学集》：“岁积代累二百有余载，一旦突遭焚如，销沉于闯贼之一炬，内阁之书尽矣。而内府秘殿之藏如故也。煨烬之余，继以狼藉，举凡珠囊玉笈、丹书绿字，绨几之横陈、乙夜之进御者，用以汗牛马，制骆驼，蹈泥沙，藉粪土，求其化为飞尘，荡为烈焰而不可得。自丧乱以来，载籍之厄，未之有也。（《黄氏千顷斋藏书记》）此处的“内阁”指的就是明代的文渊阁。

绛云楼失火：绛云楼是明末清初藏书家钱谦益的藏书楼，其中藏书极富。曹溶《绛云楼书目题词》云：“虞山宗伯，生神庙盛时。早岁科名，郊游满天下。尽得离子威、钱功父、杨五川、赵汝师四家书，更不惜重赀购古本，书贾奔赴捆载无虚日，用是所积充牣，几埒内府。……入北不久，称疾告归，居红豆山庄，出所藏书重加缮治，区分类聚，栖绛云楼上，大椟七十有三。顾之自喜曰：‘我晚而贫，书则可云富矣。’甫十余日，其幼女中夜与乳媪嬉楼上，剪烛灺落纸堆中，遂燧。宗伯楼下惊起，焰已张天，不及救，仓皇出走。俄顷楼与书俱尽。余闻骇甚，特过唁之。谓予曰：‘古书不存矣。’钱谦益本人在宋版前后《汉书》跋中言：“甲申之乱，古今书史图籍一大劫也。吾家庚寅之火，江左书史图籍一小劫也。今吴中一二藏书家，零星捃摭，不足当吾家一毛片羽。”

乾隆禁毁：清乾隆时期纂修《四库全书》，同时展开对图书的大清查。因政治原因列为禁书处于销毁之列的，将近三千余种，六七万部以上。据王彬主编《清代禁书总述》，有清一朝，禁书有三千二百三十六种，数量接近《四库全书》。补充：这时期除了销毁图书，还有一种毁坏文献的方式，叫“抽毁”。所谓“抽毁”，即是纂修《四库全书》时，某些书籍因部分章节或文字不合当时政治气氛，于是编修过程中会将这些书籍的相关部分拿掉。后人查阅这些书籍时，就会发现这些书籍中某几页是空白，却没有任何注明。若空白在篇末卷末，或是抽掉最后一两卷，那么不对照其他的本子，就很难知道原书还有这几卷。若是无他本可校，那么被抽掉的部分就非常容易被忽略了。这种损坏文献的方法十分隐蔽，有时比销毁的危害还要大，因为销毁是抹去文献所承载的全部信息，而抽毁则是有一定程度上歪取信息。

嘉庆宫火：此事亦与乾隆有关。乾隆酷爱收藏宋版图书，在位时广收宋元抄校善本，共计四百余种，置于昭仁殿，名之为“天禄琳琅”。嘉庆二年乾清宫失火，昭仁殿同时被焚，天禄琳琅所存书籍付之一炬，荡然无存。时朝廷为安慰太上皇，又收集了一批书籍，数量多于前天禄琳琅，其实则主要是明清刻本，而非宋元善本。1924年冯玉祥组织清点清宫文物，才发现天禄琳琅藏书早已全非宋本。

太平天国起义：太平天国运动带有宗教战争的性质，其间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四库全书》皆被焚毁，片纸不留。杭州文澜阁被推倒，《四库全书》流入民间，幸有藏书家丁申、丁丙兄弟抢救，未遭全毁。张秀民《中国印刷史》：“太平天国起义，南方战火连年，扬州文汇阁及镇江金山文宗阁《四库全书》全毁，杭州文澜阁《四库全书》亦不全，其他民间藏书损失尤巨，一般士子缺乏读本。”

火烧圆明园：咸丰十年英法联军攻陷北京，火烧圆明园。文源阁《四库全书》及味腴书屋《四库全书荟要》等毁于一旦。

庚子事变：光绪二十六年清军及义和团围攻东交民巷各国使馆，为逼出困守的洋人，火烧使馆隔壁的翰林院。英国人普南特·威尔《庚子使馆被围记》：“翰林院者，乃中国十八省之牛津、剑桥、海德堡、巴黎也，中国读书人最崇敬者厥维翰林。院中排积成行，皆前人苦心之文字，均手抄本，凡数千万卷。所有著作为累代之传贻，不悉其年。又有未上漆之木架，一望无尽，皆堆置刻字之木板。……在枪声极猛之中，以火具抛入，人尚未知，而此神圣之地已类图焰上腾矣。……无价之文字亦多被焚，龙式之池及井中均书函狼藉，为人所抛弃。……有绸面华丽之书，皆手订者。又有善书人所书之字，皆被人随意搬移。其在使馆中研究中国文学者，见宝贵之书如此之多，皆在平时所决不能见者，心不能忍，皆欲拣选抱归，自火光中觅一路抱之而奔。但路已为水手所阻，奉有严令，不许劫掠书籍，盖此等书籍有与黄金等价者。然有数人仍阴窃之。将来中国遗失之文字或在欧洲出现，亦一异事也。”这次事件中所损失珍贵书籍无数，尤为严重的是《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底本和《四库全书》未收的“四库存目”书原本。

抗日战争：日本侵华战争所造成的文献损失不可胜计，此处仅举一例。1932年“一·二八”事变，日军进攻上海，以飞机轰炸商务印书馆、商务总管理处，第一、二、三、四印刷厂和纸库、书库、尚公小学及东方图书馆中弹起火。后日本浪人再次闯入东方图书馆，纵火焚书。馆中珍本古籍及其他中外图书四十六万余册化为纸灰，飘满上海天空。

“文化大革命”：之所以最初没有写“文革”，原因在于，“文革”中我们究竟失去了多少文献资料，难以给出准确可信的目录来。“文革”相对历次灾厄，损失最大的不是官方资料（注意：上述诸事件，多数是官方藏书的损失），而是民间资料。很多书都会说到，“文革”摧毁了大量的家谱、族谱、唱本、鼓书等民俗资料，这些民间文献之前没有得到普遍的重视，而人们认识到其价值的时候却已经存者寥寥了。这是一个较大的损失，有朋友在评论中提到了上海图书馆顾廷龙抢救家谱的事情，其言不虚。当时南方不少地方收的家谱、方志等资料集中送到上海造纸厂化浆再造，是顾廷龙带着上图的馆员守在化浆池边，抢救了大批家谱材料。今日上海图书馆的家谱研究最为卓绝，实赖顾先生当年奋不顾身的保护文献之功。此外，“文革”中受到较大损害的，除了民间藏书外，还有学者的私人藏书。这个大家提到的比较少，我这里简单说几个例子：有“古典小说戏曲研究的现代第一人”之称的孙楷第，藏书万卷且多有批校，不乏珍本善本。孙“文革”时被下放，其藏书被贱卖予中国书店等处。待其回城后，欲赎回藏书，书店索价甚巨，孙向国家求助，书店乃抢先将书折价售空。孙楷第临终前，刘再复前往探望，孙已口不能言，犹在手心写一“书”，以示此憾。又，梁思成当时被迫移居，其建筑类珍本寄存在清华建筑系资料室，多数被销毁，其他图书被当作废品售予收购站，共运输四十五车次，得三十五元。范祥雍藏书二万余，不乏善本、批校本、旧钞本，于一日内尽被销毁。谢兴尧怕藏书惹事，私自焚书，焚之不尽，以七分钱一公斤计，售得八元。商鸿逵全家被逐出住宅，藏书被两辆马车送至废品站，不知下落。杨宽的大部分藏书被其长子盗卖，杨因此与之断绝关系。黄孝纾的藏书被抄家出来，陈列在青岛柏油路上焚烧，半日方尽，路面为之熔化。

由于文献有散佚，所以才有了“辑佚”之学。所谓辑佚，即是从现存的文献资料中辑出散佚的书籍，如清代四库馆臣就曾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二十四史之一的《旧五代史》来。清人皮锡瑞《经学历史》谈及清代经学三大成就时，“辑佚书”居三者之首，可见清人对辑佚的重视程度。此外，与辑佚相关的，还有“辨伪”之学。辑佚古书，必须能够识别真伪，辨伪学即是此等学问。由于我们这里主要谈的是书籍的散佚，辑佚和辨伪就不加以冗述了。

天工开物》一书在崇祯十年初版发行后，很快就引起了学术界和刻书界的注意。

明末方以智《物理小识》较早地引用了《天工开物》的有关论述。还在明代末年，就有人刻了第二版，准备刊行。由于明亡，《天工开物》在清代由于政治原因并没有得到发行并在中国消逝。一直到300多年后的民国初年，有一个人去查《云南通志》发现里面说冶炼铜矿的地方引用到一本名叫《天工开物》的书，于是他想看到这本书的全貌，于是到北京的各个大图书馆去搜寻这本书，结果一本都没有找到，又去询问各个藏书家，也没有一个人知道这本书，也就是说在经过满清将近三百年的统治之后，这本书已经几乎在中国绝迹，连知道这本书的人几乎都没有！后来这个人偶然在一个日本朋友家发现这本书的日文版，于是他到日本的图书馆去查，这一查不要紧，发现这本书居然英国，俄国，德国，日本，法国都有翻译本。

因为中国的大量古籍中存在强烈的“华夷之辨”意识，满清入关后，为巩固作为异族的统治，消灭汉族主体意识，对中国古籍进行了一次集中整理、检查、修改和销毁，即是通称的对“四库全书”的整理。其中凡被认为对满清不利的，进行修改或毁灭。《天工开物》因被认为存在“反满”思想而被销毁。后来《天工开物》由藏于日本的版本重印刊行中国。——《天工开物》在《古今图书集成》略有摘取，在修订《四库全书》由于发现反清思想被压制国内失传。在浙江宁波天一阁一直藏有其初刻本。但在清朝并未公开发行。

虽然在古代没有现代这样发达的科技，在那个时候人们的生活是非常不便利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更能看出古人的聪明，从四大发明的问世开始，促进了全球科技的发展，只是在清朝的时候这种特点没有被更好地利用，不然相信我们的古代发明不止会这一点。虽然秦始皇统一了六国，但是在秦朝科技却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反观汉朝，不仅比秦朝繁荣而且科技等方面更是有了质的飞跃，考古学家找到汉墓出土2本失传古籍，本本改写世界历史，西方专家：这不可能！

造纸术的出现，让古代人们文化传播越来越方便，因为纸张的出现记载也方便了很多，而这一方法的出现也让考古学家们挖掘到许多古代的记载，有利于研究历史。而古代人们的农用，药用等都有详细的记载，乃至古代数学也让我们再次大开眼界，我国最早关于数学的记载是战国时期的“乘法口诀”，这是我国特有的发现。不仅如此三国时期的《九章算术》也被我们很好地运用到了现在生活中，而还有一本关于算数的古籍，比《九章算术》还要早。

在江陵的张家山中，发现了一个很大的汉墓群，虽然同样是大的古墓，但是这个汉墓群却和其他墓不一样，其他墓中只能挖掘出很多的青铜器，金银珠宝等，但是这个汉墓群却让考古学家们挖掘除了震惊世界的两本珍贵文物，那就是《引书》和《算数书》，详细研究会发现这两本足以改进世界历史。

《引书》是一本养生之书，是道家的养生之道。书中的许多记载都是如何调理身体和健康生活的，而且在里面还记载着下颌关节脱位整复术和叩齿术。这些记载都让我国的医术比西方先进了很多，与西方国家相比，我们国家从古代就有了这些详细的记载，怪不得西方国家不敢承认，直呼：这不可能！

还有一本书《算数书》是记载数学的书，它比出现在三国时期的《九章算术》还要早，甚至要比它早九百年，这本书也改进了世界历史，里面记载了关于数学的其他算法，这是属于炎黄子孙的文明，可见在古代虽然没有其他的辅助，我们的先祖们也会用自己的头脑进行新的发明。

这两本书的出现，让我们不得不惊叹古代文明的先进，这次的发现也让世界文明史有了新的发展。两本不同领域的书都足以体现了我们的古代文明是比西方还要先进的，虽然他们不同意，但这都是无法改变的事实。

银雀山汉墓位于山东省临沂市市区银雀山西南麓，是全国规模较大的古代墓群之一，以西汉墓葬为主，兼有战国至唐、宋、元、明、清历代的墓葬群。该墓葬群于1964年被发现，1972年至1986年先后发掘一百余座墓葬，大多是西汉前期墓葬。

银雀山汉墓出土有竹简、漆木器、陶器、铜器和钱币等，以竹简最为珍贵。考古人员在古墓群发现的大量竹简，其中有中国古代四大兵法《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六韬》《尉缭子》和《墨子》《管子》《晏子春秋》《相狗经》《曹氏阴阳》等先秦古籍。尤其是失传1700多年的《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的同时出土震惊海内外，《汉武帝元光元年历谱》是中国迄今发现的最早、最完整的古代历谱。

银雀山汉墓群出土的这批珍贵竹简为研究中国先秦和汉初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哲学、文学、音训、简册、历法等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文献资料。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兵书有4000多部，而产生于2500年前的《孙子兵法》被世界公认为最出色的一部，然而，它的作者是谁，学者们争吵了一千多年。汉墓中出土失传1700多年的《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解开了历史上孙子和孙膑是否一人、其兵书是一部还是两部的千古之谜。汉简出土名扬四海，震惊中外，甚至与“马王堆”“兵马俑”齐名，被列为“新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但银雀山汉墓竹简所载史实与传世史籍有不同之处，如《史记·孙武吴起列传》记载齐魏桂陵之役比较详细，但根本未提及庞涓。至十三年之后马陵之役，方谓庞涓自杀，魏惠王的太子申被俘。简本《孙膑兵法·禽庞涓》谓孙膑擒庞涓于桂陵，与《史记》显然矛盾。从已有材料来看，孙膑擒庞涓确有可能在桂陵而不在马陵。

银雀山还有紧挨旁边的金雀山就是谜团组成。原来山体均呈红色，旧时总称赤石山，赤石山什么时候才开满金雀花和银雀花？为什么近在咫尺的两座小山岗却有两种相近的植物开着不同颜色的花朵？金雀和银雀花遍布大半个中国，为什么临沂唯独在这两座山岗上才能看到？是人为栽种，还是天然形成？

“金雀花”和“银雀花”，除了颜色有区别（金雀花和银雀花初开时都是**，但后期金雀花呈现红色，而银雀花则逐渐褪色成白色)外，形状也有差异(金雀花和银雀花从正面看都呈中轴线对称形，金雀花在中轴线上有一条凹陷槽线，而银雀花则无)，它们都像一只只振翅飞翔的小雀。

发现的一号墓和二号墓，墓主人到底姓啥名谁？他们是夫妻，还是相差百年素昧平生的陌路？一号墓的主人为什么要以兵法殉葬？二号墓主人为什么要把《汉元光元年历谱》竹简带进阴间？《汉元光元年历谱》是我国考古史上发现的最早、也是最完整的古代年历，所记的朔晦干支，订正了自宋《资治通鉴目录》以来有关诸书的错误，难道他或者她和历法有什么瓜葛因由？

在那个时代考古发掘，出土的竹简自然会受到损坏，据说损坏的数量很是可观，这是时代造成的先天不良，不能怪罪在任何一个人的头上，但有一个问题也随之提出，既然损坏了那么多竹简，《孙子兵法》就仅仅只有短短的十三篇？

金雀山和银雀山是巨大的汉墓群，他们的主人是谁？他们为后世留下了什么？结合我们本地出土的众多的汉画像石，在汉代时，我们这里该是怎样的一番胜景？

到底是谁第一个发现了银雀山汉墓中的竹简？这个问题在竹简问世的前30年就不是什么谜，但随着人们对竹简汉墓的重视，特别是随着一些当事人的离去，原本清晰的历史现场变得扑朔迷离。

而在一号墓出土的两个耳杯底部刻有隶书“司马”二字，刻工较粗，据考古人员分析，应该为墓主人的姓氏，而非官衔。因为按照一般习惯，不会把官衔随意刻在器物上。但是从墓葬出土的大批兵书来看，可以肯定墓主人是一位关心兵法或与军事有关的人物。二号墓出土的陶罐肩部刻有“召氏十斗”四个字，“召氏”或是墓主人姓氏，但从1951年湖南长沙西汉刘骄墓出土署有“杨主家般”四字漆盘的情况看来，也可能是赠送人的姓氏。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墓葬距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的“焚书”，不算太远，而这座墓的随葬器物里，竟这么集中地保存下来了一批先秦典籍，却唯独不见儒家经典残简断片，难道这仅仅是一个偶然的现象吗？秦始皇所焚的究竟是些什么书？这些竹简，也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