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隋唐以来定型并逐渐流行开来的“四部分类法”中国古代典籍可以分为经、史、子、集四大部分。

“经”是指古代社会中的政教、纲常伦理、道德规范的教条，主要是儒家的典籍，如《四书五经》、《六经》、《十三书》、《白虎通》等。

“史”是指历史典籍，如《史书》、《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等。

“子”是指春秋战国以来诸子之学，如《荀子》、《老子》、《庄子》、《论衡》等。

“集”是指古代诗文词赋的著作，分为总集、选集、别集，如《乐府诗集》、《古诗集》、《全唐诗》、《古文观止》等。

典籍和名著的区别的，典籍只是指作品的质量,而并不需要有经典所据有的其它特性 所在行业的精品,或者说是一个时期里的精品具有代表性质和意义 名著就是指具有较高艺术价值和知名度，且包含永恒主题和经典的人物形象，能够经过时间考验经久不衰，被广泛流传的文字作品。两者在本质上是相通的

中国文字与经史典籍的区别如下。

1、中国汉字的历史是长达数千年的发展和演变的历史过程，依照发展的时间顺序，基本可以分为先秦、秦、汉、唐时期文字、宋元时期、明清文字，中国近代文字和中国现代文字等。

2、经史典籍，经是指古代社会中的政教、纲常伦理、道德规范的教条，主要是儒家的典籍，有儒学十五经。

典籍的本质特征是双重的，既有物质属性的一面，又有精神属性的一面。

对于典籍物质属性的规定，来自于记录知识内容的物质载体。文字记录需要能够承载文字的物质，系统的知识存贮、固化在物质载体上以后，再经过编连成册的加工，才能形成典籍。典籍是物化了的思维，凝固的知识，其物质属性是很明显的。作为物质产品，中国典籍的生产随着古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典籍的载体材料由最初的龟甲兽骨发展到竹木材料、缣帛材料，再由于纸的发明，大大丰富了典籍的生产；典籍的记录方式由锲刻到书写，再由于印刷术的发明，促使典籍生产有了新的飞跃；典籍的装帧方式也由简单编连到卷轴装，继而经折装、旋风装、蝴蝶装、包背装、线装等方式的相递演变。典籍作为一种物质产品，其生产与保藏又要受到社会环境的制约。安定统一的社会环境，必然会促进典籍的生产、保藏与流传；动乱、分裂的社会环境，必然要影响破坏典籍的生产，造成典籍的流失。

典籍所记录的思想和知识，是人脑存贮的外化，因此典籍又具有精神属性的一面，也是精神产品。典籍精神属性的规定，来自于典籍的内容。作为一种精神产品，它的发展是随着人类对自然与自身认识的不断深化而发展的。我国早期的典籍，大多是“记言”、“记事”一类档案材料，随着古代先民认识自然与社会实践的发展，典籍内容逐渐由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不断丰富，典籍的学科性和专业性也更为明显，知识的更新，社会的变革，无不一一反映在典籍的内容中，影响着各类典籍的发生和发展。中国古代的典籍，从诸子书的出现，到儒学著作上升为经学典籍，到史学典籍从经学典籍中分离出来；从佛教的传人、道教的兴起，到佛道宗教典籍的产生和流传；从《诗》三百到各种体裁的文学典籍；从农、工、商、学、兵到医学、科技等各领域的典籍。只要人们的实践所及，认识所及，就有相关的典籍产生和发展。

然而，典籍作为精神产品，也有其相对独立性，这种独立性指的是典籍内容相对实践活动的超前和滞后特征。其超前性表现在有些典籍中记录了有关人类征服自然的预测或幻想，虽然在当时生产力水平是不能实现的，但却为后来的科学发展所证实；典籍中也有大量滞后于人类实践活动的内容，这些内容表现在对于自然现象的幼稚或错误的认识，以及封建思想的糟粕。这些思想和认识，虽然被科学发展和社会进步证明是谬误的，但作为历史的记录，这些谬误仍随着典籍被保留下来。

典籍的物质的和精神的双重本质特征表明，典籍是人类思想认识与物质载体的统一，是人们将系统的思想和认识用文字着附于一定形式材料的产品。

作为人类思想认识的结晶，典籍对于社会进步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从典籍的物质属性看，它可以将人们的知识记录下来，提供客观的视觉对象；可以将人们的思维和知识凝固在物质载体上，长期保存；可以通过抄写或印刷，不断再现人脑思维的成就，扩大保存和交流的时空余地。从典籍的精神属性看，典籍具有表达思想、交流经验、宣扬主张和传播知识的作用。典籍作为文明发展的结晶，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它对同时代的人们来说，是互相表达思想、交流经验的重要工具，是获取知识、陶冶情操、娱乐生活的重要来源。对于后人来说，典籍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向他们提供了认识历史、认识自然、认识社会，从而获得新发展的借鉴。因此，典籍对于人类文明与进步，有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

一、中国古代典籍分类有：

1、《七略》的六分法，把天下图书分为：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

文学在诗赋略。

2、《四库全书》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部下有类，类下有属。全书共4部44类66属。

文学在集部。

二、《汉书·艺文志》沿用了《七略》的六分法，具体为：

（一）六艺略，著录易、诗、书、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九类图书，这些都是儒家经典或与儒家经典有关的著作，它们被安排在最突出的位置，单独为一略，体现了汉武帝罢黜百家之后，儒家经典在政治上和学术上的指导作用；

（二）诸子略，著录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等十家著作，西汉去古未远，诸子书保存颇多，而西汉后期虽尊儒学，但对诸家学说基本上还是兼收并蓄的，不象后世那样极端，所以诸子列第二大类；

（三）诗赋略，著录了屈原赋之属、陆贾赋之属、孙卿赋之属、杂赋、歌诗五类文学作品；

（四）兵书略，著录了兵权谋、兵形势、阴阳、兵技巧四类军事文献，包括了战略思想、战术技巧各个方面；

（五）术数略，著录了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六类图书。

（六）方技略，著录了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四类著作，大体上是医学、科学及方士、巫术两方面的杂拌。

以上六略三十八类，共著录了当时可以看到的五百九十六家，一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图书。

扩展资料：

《七略》分成六类的原因：

一、 学术有所不同。《六艺略》的主要部分是王官之学。《诸子略》所收为个人及他那个学派的书，是私门之学。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则因为各有专门，必加分列。

二、校书有分职。刘歆是这次校书工作的主持人，他负责校理经传、诸子、诗赋，而他不熟悉的兵书则由步兵校慰任宏分校，数术由太史令尹咸分校，方技由侍医李柱国分校。

三、卷篇有多寡。群经、诸子，性质不同，当然应当分开，至于后世史书出于《春秋》，诗赋出于三百篇，然而《七略》却将史书附在《春秋》之后，而诗赋却自成一略。

源流虽然相同而处理各异的原因就在于篇卷多寡不同。史家之书，自《世本》以下，仅八家四百十一篇，不足成略；而诗赋自屈赋以下，达百六家千三百十七篇，非单独自成一略不可。

——七略

——四库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