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论语》中的成语

提要：《论语》是先秦时期一部重要的儒家经典著作，也是一部具有重要文学价值的散文著作。《论语》基本是口语，明白易懂，文字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其中有许多内容都被后人大量而频繁使用，逐渐发展成使用广泛的成语。这是《论语》留给我们宝贵财产的重要部分。根据有关统计，《论语》一书共留给今天384条成语,对后代汉语语汇的丰富和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其特点为数量大,结构形式全,语法功能多,含义稳定。在先秦古籍中颇为少见。本文对《论语》成语的源流、用途、意义变化等各个方面进行了探讨研究。

关键词 汉语 成语 《论语》

《论语》是研究上古汉语的重要语料,《论语》的成语对后代汉语词汇的丰富和发展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其数量之大、结构形式之全、语法功能之多,在先秦古籍中实为少见。研究《论语》成语,对我们把握《论语》一书的语言特色、理解其深邃的内涵、加深对《论语》在汉语史上的地位的认识,都将是有益的。《论语》全书共二十篇,15957字①,形成成语384条②。本文拟就源流、用途、意义变化诸方面对《论语》成语作一些分析。

一《论语》成语的源流。

《论语》成语的源流。也可以说是以什么形式出自《论语》的。《论语》成语三百多条,究其源流,有以下几种情况:

1并非最早源于《论语》，而是《论语》引用了其他典籍的内容。这主要是指从《诗经》等先期或同期经典援引的一些内容。严格来说这一部分并不能作为出自《论语》，但，如果不是《论语》，它们也不会被广泛使用。

（1）直接援引原《诗经》的成语 “暴虎冯河”，最早见于《诗·小雅·小旻》:“不敢暴虎,不敢冯河,人知其一,不如其它。”《论语·述而》引:“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

（2）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这三个成语最早都见于《诗·小雅·小旻》,《论语·泰伯》引:“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各得其所 最早见于《周易·系辞下》,《论语·子罕》引:“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

2《论语》首创的成语。

《论语》首创的成语,指后世沿用《论语》原书文字,保留原有语法结构而形成的成语。

（1）不亦乐乎 出自《学而》:“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2）周而不比 出自《为政》:“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3）每事问 出自《八佾》:“子入太庙,每事问。”

（4）不亦乐乎《论语·学而》：“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5）敏而好学，不耻下问《论语·公冶长》：“敏而好学，不耻下问。”

（6）陈力就列《论语·季氏》：“周任有言曰：‘陈力就列，不能者止。’”

（7）成人之美《论语·颜渊》：“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

（8）恶衣恶食《论语·里仁》：“士之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9）苗而不秀《论语·子罕》：“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实者有矣夫！” 这类成语，几乎每篇都有。如一则以喜,一则以惧（《里仁》）、犯而不校（《泰伯》）、空空如也（《子罕》）、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乡党》）,这类成语占《论语》成语的很大部分，是《论语》成语的重要组成部分。

3 出自《论语》的成语。出自《论语》的成语,指来源于《论语》,但又经后人加工、提炼而形成的成语。据考察分析,后人主要采用了以下几种方式形成这类成语。

（1）选取原句中最能概括全句或全段意义的成分组成成语。如:众星拱辰 出自《为政》:“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拱”古作“共”）安老怀少 出自《公冶长》:“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

（2）将原句中的虚字和不影响意义的实字删减而成的成语。如:节用爱人 出自《学而》:“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举直错枉 出自《为政》:“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

（3）在原句词语的基础上增加适当的字而构成成语。如:异端邪说 出自《为政》:“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在“异端”后加“邪说”。中庸之道 出自《雍也》:“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在“中庸”后加“之道”。

（4）将原型成语（即首创成语）中的字更换形成另一成语。如:随心所欲 出自《为政》:“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将“从”换作“随”。有始有终 出自《子张》:“有始有卒者,其惟圣人乎”将“卒”换作“终”。

（5）将原文中否定意义的词句改为肯定意义构成成语。如:见义勇为 出自《为政》:“见义不为,无勇也。”改“无勇”为“勇”,“不为”为“为”。周急继乏 出自《雍也》:“若不周急不继富”。改“不继富”为“继乏”。

二《论语》中的成语,按用途分,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1学习。这一类成语现在使用的还很多，大多数人也比较熟悉。在《论语》中出现的比较多。例如:

（1）《公冶长》第十五章———子贡问曰:“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成语“不耻下问”出自此章。其原义是:不以向地位不如自己的人请教为耻。后来人们用以表示虚心好学。

（2）《述而》第二十二章———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这是成语“三人之行,必有我师”的出处。讲的是:即使在很少的几个人中,也有在某一方面值得自己学习和借鉴的。后人用“三人之行,必有我师”来表示应努力向别人学习好的东西。除此之外,《论语》中用于学习的成语还有: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温故知新；朝闻夕死；举一反三；闻一知十；发愤忘食；循循善诱；有教无类；后生可畏；日知其所无；笃志好学；登堂入室（升堂入室）；告往知来（告诉他已学过的知识,就能体会出未学过的知识）；不知肉味（形容特别专心）；每事问；敏而好古（勤奋地研究古代文化典籍）；等等。

2 修养。例如:

（1）《述而》第十六章———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成语“曲肱而枕（曲肱而卧）”、“乐在其中”、“富贵浮云”都出自此章,讲的是修养到了淡泊人生的境界。

（2）《学而》第四章———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成语“三省吾身”就出自曾参之口。这是孔子门徒提出的比较典型的反省内求的修养方法。

除此之外,《论语》中用于修养方面的成语还有:言而有信；言必信,行必果；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中庸之道；见义勇为；见贤思齐；志士仁人；当仁不让；杀身成仁；求生害仁；乐而不*；乐以忘忧；犯而不校；以德报怨；文质彬彬；君子固穷；箪食瓢饮；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匹夫不可夺志；岁寒知松柏；贫而无谄,富而无骄；敏事慎言；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等等。

3 待人接物。例如:

(1）《颜渊》第十六章———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成语“成人之美”就出自于此章。这一章讲的是君子要成全他人的好事,不助长他人的错误。

（2）《卫灵公》第二十四章———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成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出自这里,说的是推己及人之意。除此之外,《论语》中用于接物的成语还有:四海之内皆兄弟；益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以文会友；不念旧恶；三思而行；敬而远之；待价而沽；过犹不及；道不同不相为谋；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无可无不可；小不忍则乱大谋；有始有终；能近取譬；和而不同；听其言而观其行；善为我辞（好好帮我说说,替我辞掉）。

4．政事。例如:

（1）《子路》第六章———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这是“其身正,不令而行”的出处,讲的是居上位者以身作则的重要性。

（2）《宪问》第二十六章———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成语“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就出自这一章。说的是:居上位者考虑事情、处理问题,不要超出自己的职责范围。

（3）《子路》第三章———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成语“名正言顺”、“无所措手足”都出自此章。

除上述之外还有:和为贵；文武之道；敬事而信（严肃认真地办理国事而又守信用）；使民以时；割鸡焉用牛刀；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无为而治；欲速不达；往者不谏,来者可追；一言兴邦；各得其所；上智下愚；是可忍,孰不可忍；犯上作乱；兴灭继绝（使灭亡的事物重新兴起）；危言危行；直道而行（办事无偏私）；中道而废；等等。

5．状物。例如:

（1）《公冶长》第二十五章———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成语“巧言令色”出自此章,描绘的是某些人花言巧语、伪装和颜悦色以及低三下四的状态。

（2）《公冶长》第十章———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这段话,后世形成两个成语:朽木不雕,朽木粪土（也说朽木难雕、朽木粪墙）。这是孔子对白天睡懒觉、上课打瞌睡的学生的批评。

（3）《阳货》第二十二章———子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于已。”成语“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就出自此处,它描绘的是整天不用心思、无所事事、懒得无聊的精神状态。

在《论语》中,描绘人或事物的各种状态的成语比较多,除了上面说的,还有:从心所欲；言不及义；言过其行；怨天尤人；望而生畏；不自量力；不敢问津/无人问津；求全责备；迁怒于人；色厉内荏；道听途说；察言观色；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苗而不秀；秀而不实；喟然而叹；侃侃而谈；乐山乐水（今比喻各有所好）；血气方刚；而立之年；不惑之年；知命之年；耳顺之年；一日之长；必不得已；欲罢不能；鸣鼓攻之；不得其死；死而后已；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患得患失；好行小惠（爱卖弄小聪明）；没齿无怨（终生无怨言）；一以贯之；岁不我与（岁月不待人）；而今而后；等等。

三《论语》中成语的意义变化

出自《论语》中的成语,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绝大多数都保留了《论语》中的原义,但也有少量的成语意思发生了变化。

1．今义与原义不大一样的。例如:

（1）《季氏》第一章———“……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这里的“既来之,则安之”的原义是:已经自动来归服了,就要使他们安居下来。而现在,这句成语的意思变成了:既然来了,就要安下心来。

（2）《雍也》第十八章———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这句话的原意是:只有质朴的思想感情,而不懂礼仪,就显得粗野；礼仪虽很周到,但缺乏质朴的思想感情,就显得虚伪。只有把礼节仪式和思想感情恰当配合,才能成为君子。孔子说的“文质彬彬”,就是指文（礼节仪式）、质（思想感情）配合恰当。而现在,“文质彬彬”只表示文雅、有礼貌的意思。

2．今义与原义相反的。例如:

（1）《学而》第一章———“……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里的“朋”指的是同学、校友,而不是指一般意义上的朋友。这句话串起来讲,意思就是:有同学、校友从远方来（和你一起研究切磋）,不也是令人快乐的吗孔子用反问句式,说明“有朋自远方来”是一件快乐的事情。而如今,“不亦乐乎”的意思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变化。例如:“这两天忙得不亦乐乎!”“他两口子吵得不亦乐乎。”这些话是平时常听人说的。而这两个“不亦乐乎”都是指过分、超出了限度,已经没有一点快乐感了。

（2）《雍也》第九章———季氏使闵子骞为费宰。闵子骞曰:“善为我辞焉!如有复我者,则吾必在汶上矣。”季孙氏派人请闵子骞担任费县的县长。闵子骞谢绝了,他对来人说:“好好帮我说说,替我辞掉吧!如果再来找我,我就跑到汶水那边的齐国去了。”现在,成语“善为我辞”的意思恰恰与原义相反:多数情况下不是指替我辞官,而是好好帮我说说,替我谋个职位；或者请人帮着善为说合,办成一件什么事情。

3．今义与原义无关的。例如:

（1）《卫灵公》第十七章———子曰:“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今天,“言不及义”指的是“说的话没有一句正经的”,和原义差不多。

（2）《述而》第十四章———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孔子在齐国听到了《韶》乐,很长时间吃肉也不知道肉的滋味,说:“想不到（古人）创作的音乐达到了这样迷人的地步。”成语“不知肉味”,原义是指对某件事特别专注而忽略了别的事。而后世往往用它来说明生活贫困:“好长时间吃不到肉了,三月不知肉味。”

《论语》成语、俗语集释

一提起《论语》，大家都会感到陌生和遥远，认为读《论语》的都是老学究。特别是学生，更感到《论语》与他们的思想格格不入。其实，不仅《论语》所代表的儒家文化几乎是中华文化的代名词（姑且这样说），至今还影响深远，就具体而言，它语言平易又不乏文采，篇章短小精练又具有格言体制，易读易诵。所谈内容涉及人生修养的方方面面，对于如何做人如何处事颇有启迪。这对青年人很有裨益。我很希望同学们读一读《论语》。同时，高中语文第五册中有课文《孔孟》，读点儿《论语》才能更好地理解这篇课文。

怎样让《论语》变的亲切而不陌生，引起阅读兴趣？不妨从《论语》中的成语、俗语入手。当你发现我们生活中经常用的语言原来是在《论语》中，自然就会爱不释手、兴趣盎然地读下去。下面就举一些这方面的例子。

（1）犯上作乱：“不好犯上，而好作乱，未之有也。”（《学尔篇》）释：不喜欢触犯上级，却喜欢造反，这种人从来没有过。

（2）巧言令色：“巧言令色，鲜矣仁！”（《学尔篇》）释：花言巧语，伪善的面貌，这种人，“仁德”是不会多的。

（3） 言而有信：“与朋友交，言而有信。” （《学尔篇》）释：同朋友交往，说话诚实守信。

（4）三十而立：“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为政篇》）释：三十岁，懂礼仪，说话做事都有把握；四十岁，掌握了各种知识，不致迷惑；五十岁，得知天命。

（5） 知之为知之：“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为政篇》）释：知道就知道，不知道就不知道，这就是聪明智慧。

（6） 是可忍，孰不可忍：“是可忍，孰不可忍也？” （《八佾篇》）释：这都可以狠心做出来，什么事不可以狠心做出来呢？

（7） 既往不咎：“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 （《八佾篇》）释：已经做了的事不便再解释了，已经完成的事不便再挽救了，已经过去的事不便再追究了。

（8） 尽善尽美：“尽善矣，又尽美也。” （《八佾篇》）释：美极了，而且好极了。

（9） 见贤思齐：“见贤而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里仁篇》）释：看见贤人，便应该想向他看齐；看见不贤的人，便应该自己反省，有没有同他类似的毛病。

（10） 文质彬彬：“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雍也篇》）释：文采和朴实，配合适当，这才是君子。

（11） 敬而远之：“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 （《雍也篇》）释：严肃地对待鬼神，但并不打算接近他，可以说是聪明了。

（12） 举一反三：“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 （《述而篇》）释：教给他东方，他却不能由此推知西、南、北三方，便不再教他了。

（13） 暴虎冯河：“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 （《述而篇》）释：赤手空拳和老虎搏斗，不用船只去渡河，这样死了都不后悔的人，我是不和他共事的。

（14） 三月不知肉味：“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 （《述而篇》）释：孔子在齐国听到韶的乐章，很长时间尝不出肉味。

（15） 乐在其中：“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 （《述而篇》）释：吃粗粮，喝冷水，弯着胳臂做枕头，也有着乐趣。

（16） 择善而从：“多闻，择善而从。” （《述而篇》）释：多多地听，选择其中好的加以接受。

（17）任重道远、死而后已：“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泰伯篇》）释：读书人不可以不刚强而有毅力，因为他负担沉重，路程遥远。以实现仁德于天下为己任，不也沉重吗？到死方休，不也遥远吗？

（18） 空空如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 （《子罕篇》）释：有一个庄稼汉问我，我本是一点也不知道的。

（19）循循善诱：“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 （《子罕篇》）释：老师善于有步骤地诱导我们

　　书在古代中国有三种含义：作为文字的“书”（包括铭刻、书籍），作为档案的“书”（文书），以及作为典籍的“书”（古书）。20世纪70年代以来，先秦、秦汉简帛古书的大量出土，为反思此前先秦、秦汉学术史的研究提供契机，也使重新审视古代的知识系统和知识结构成为可能。> >　作为典籍的“书”并非自古有之，约在之际突然出现，并成为十分显著的现象。官学是它的源头。所谓官学，是官师政教合一的王官之学，是商周时代贵族政治的产物。在官学系统下，并无自由学术（即私学），学术由官府掌控。官学大致包括以下方面：（一）古代大部分官文书，即所谓的“典册”，由祝、宗、卜、史系统的官员掌守。其中祝、宗掌祭祀神祖，有相应仪文祀典；卜掌占卜，史掌天文历法、记录史事和官爵册命，有相应的占卜记录和史册谱牒。当时的学术主要集中于这一系统，特别是史官手中。（二）古代学术除集中于上述官守，主要集中于学校。当时贵族子弟所习课业有所谓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书、数是读写、计算技能的训练，属于“小学”；礼、乐、射、御，是“大学”的核心内容。（三）古代养生、烹调等技术主要是由宰、膳夫系统的宫廷内官掌守。（四）古代成文法的前身可能是某些王命。司士（负责刑狱之事）、司寇（掌管刑徒役作）掌法律，但法律由史官典藏。（五）古代的各种簿籍和图册可能由分管各级行政事务的官员，特别是司徒系统的官员（掌管土地民人）来掌守。（六）古代的农艺知识可能与司徒系统的农官有关。（七）古代的工艺知识可能与司工（即司空）系统的农官有关。> >　上述七种官学，大体可分两类。一类是以天文、历算和各种占卜为中心的数术之学，以医药养生为中心的方技之学，还有工艺学和农艺学的知识，主要与今天所说的科学技术、宗教迷信有关；一类是以礼制法度和各种簿籍档案为中心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知识。> >　在古今一大变革之会的春秋战国时代，官学下替就成为各种私学兴起的背景。比如，所传“六艺”之书包括筮占（《易》）、典谟训诰（《书》）、诗歌（《诗》）、礼仪（《礼》）、春秋（《春秋》），大体出于王官之学的第（一）、（二）类；墨家重视技巧，可能与第（七）类有关；阴阳家与数术有关，出自第（一）类的史卜系统；道家强调合天道、养性命，与第（三）类有关。实际上，春秋战国之时的诸子之学，从知识背景上讲正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诗、书、礼、乐等贵族教育为背景或围绕这一背景而争论的儒、墨两家，一类是以数术、方技等实用技术为背景的阴阳、道两家以及从道家派生的法、名两家。如将视野向后延伸，会发现秦汉以降的中国本土文化，也可分儒家、道家文化两大系统：儒家文化不仅以保存、阐扬诗书礼乐为职任，还杂糅刑名法术，与上层政治紧密结合；道家文化是以数术方技之学为知识体系，阴阳家和道家为哲学，民间信仰为社会基础，结合三者而形成，在民间有较大影响。> >　在了解官学下替及诸子学兴起背景后，我们会发现以往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比如，对中国古代文化的认识往往只注意到从百家争鸣到儒家定于一尊的过程，很少考虑在先秦诸子之外还有以数术方技之学为核心的各种实用文化。就出土简帛古书的数量及覆盖面而言，数术类与方技类是其中最突出的类别。这对我们反思旧有知识体系大有帮助。> >　这里以数术类、方技类简帛古书为例，略述其价值。一则，数术类、方技类简帛古书的出土，极大丰富了对中国文化的认识，特别是对各种实用文化的认识，使我们直观感触中国文化的两条线索。二则，对哲学史的研究。在厘清诸子书的来源后，要跳出诸子看诸子：既要参考六艺之书以挹经注子，也要以数术、方技和兵书为解读线索。三则，对科技史的研究。数术涉及天文、历算、地学、物候学等，方技涉及医学、药剂学、养生术等，是中国古代“科技”的源泉（也是中国古代迷信的渊薮）。比如，“四大发明”的指南针源于式占，是数术家的工具；火药源于炼丹，炼丹又是方技家所为。四则，对宗教史的研究。关注点在于数术、方技与早期巫术的关系，以及道教产生的背景。道教不仅以数术方技作自己的知识体系，而且把老、庄之学当作其哲学表述。它与阴阳家及道家都有一定关系，但与道家，特别是道家的养生思想关系更密切。比如，道教所说的“神仙”，其实就是一种养生境界，推其源仍出于方技之学。> >　对简帛古书体例、分类的研究，是认识其意义、价值的前提。体例是对古书创作、阅读方式的理解，分类是以这种理解为基础建立的类型概念。> >　读古书当知古人著述之体例，对此余嘉锡的叙述最为精简。第一，古书的作者。用余嘉锡的话说，“周秦古书，皆不题撰人”余嘉锡：《古书通例》（含《目录学发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90页。按：凡援引余嘉锡论断，不特意标注者，均源自此书。。出土简帛古书证明了这一点：迄今尚未发现有题写撰人的。古书普遍书写撰人（即作者），开始于《隋书·经籍志》。第二，古书的年代。古书的作者既然难以确定，古书的年代自然也成问题。古书有“作者”（是创造发明者）、“述者”（继承保存者）、“撰著之人”（撰人是将古书选定、编定之人，著者是写书的人，他们比较接近今天所说的“作者”）之别，故古书（尤其是先秦、秦汉古书）的写作年代势必模糊不清。第三，古书的书名。古书有书名（大题）和篇名（小题）。书籍普遍书写大题可能是隋唐以来的习惯。余嘉锡说“古书之命名，多后人所追题，不皆出于作者之手”。现已发现的简帛古书皆无大题，只有小题。官方藏书则有大题。今天所见简帛古书的书名，除一部分标明外，多是整理者依据古书命名原则（即多取首句二字以为书名）所后加。第四，古书的结构。古人著书，往往随作数篇，即以行世，所以多单篇别行。出土简帛书籍，很多是单篇，数术、方技类书尤其如此。与单篇别行相对应，是古书往往分合无定：即相同或相近的内容，可出现在不同典籍中，有时会形成分合无定的许多种书。第五，古书的真伪。古书真伪之辩，自古有之，至近现代而蔚为大观。真伪概念是相对“作者”而言，而“作者”实际又有不同含义，故真伪概念也势必大乱。余嘉锡说道，“不知古人著述之体例，而欲论古书之真伪”，往往会造成不少“冤假错案”。比如，《尉缭子》、《六韬》（或称《太公》）等古书多被视为伪书，但从银雀山汉简及八家廊汉简可知，这两部古书不仅不是伪书且成书年代较早。> >　李学勤主张参照《汉书·艺文志》对简帛古书进行分类。此处依循史书类入六艺的旧法，据李零研究将之归纳六类如下《汉书·艺文志》中《国语》、《战国策》、《太史公书》（《史记》）等史书归入“春秋”经下，是因为秦汉时代史学以经学附庸的面目出现，尚无独立地位；西晋荀勖作《中经新簿》（图书分类目录），将书籍分为四部，史学著作作为独立一类出现，至《隋志》始称之为史部。将史书类独立的作法，未能反映史部的发展历程。，简帛所见古书亦附入类目之中。> >　（一）六艺类（相当《汉志》“六艺”、《隋志》“经部”）。“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本来是教授贵族子弟的六门课，这些课是讲道德修养和技能训练。的“六艺”也是六门课：“诗”、“书”、“礼”、“乐”、“易”、“春秋”。不论“六艺”内容为何，它们原先都非书名，也不涉及读什么书，仅是某类书的类名。后人多将之视为书名，如《诗经》、《春秋》等，实际上是这类书的选本。六艺类又可分为三小类：经典类，如《诗》、《书》、《礼》、《易》、《春秋》等。简帛所见“诗”类有阜阳汉简《诗经》，“礼”类有武威汉简《仪礼》，“易”类有马王堆帛书《周易》等。关于“六艺类”典籍，新近简帛中有新发现。2008年10月22日，清华大学正式对外宣布，由校友捐赠，约2　100枚战国竹简入藏清华。这批简的年代为战国中期，属书籍类，内容大多与历史相关。这批简中有《尚书》，且是秦焚书前写本。《金》、《康诰》、《顾命》等篇目，有传世本，但文句多有差异，甚至篇题都不相同，更多的是前所未见之佚篇。清华简中还有一种编年体的史书，体裁和部分文句都很像《竹书纪年》，所记史事上起西周之初、下至战国前期，与《春秋》经传、《史记》等对比有许多新的内涵。李学勤：《初识清华简》，光明日报网：gmwcn/01gmrb/2008-12/01/content_864238htm。传记类，亦即上述各书的传、记、说、解、训、诂、章句等。小学类，如《仓颉》、《史籀》、《急就》等书。简帛所见有阜阳汉简《仓颉篇》、居延汉简《急就章》等。> >　（二）诸子类（相当《汉志》“诸子”、《隋志》“子部”）。诸子书是战国古书的主体。汉代人把诸子百家概括为“六家”或“九流十家”。“六家”是司马谈《六家要旨》中所说，包括“阴阳”、“儒”、“墨”、“法”、“名”、“道”，《汉志》增补“纵横”、“杂”、“农”、“小说”，则为“九流十家”。先秦是否有这么多“家”或“流”且不论，至少“儒”、“墨”、“道”三家还是有的。故诸子类又可分四小类：儒家，如《》、《荀子》等（李零认为《论语》、《礼记》等应出经入子），简帛所见有八角廊汉简《论语》、《儒家者言》等；墨家，今仅存《墨子》；道家，如《》、《》，简帛所见有马王堆帛书《老子》、《经法》等；其他，多与道家有关。> >　（三）诗赋类（相当《汉志》“诗赋”、《隋志》“集部”）。战国秦汉的诗赋，《汉志》所收，除《楚辞》、《文选》所录，《史记》、《汉书》所引，很多都已亡佚。它的“诗”是歌诗，是可按乐谱歌唱的诗，所录以汉代乐府歌诗为主；它的“赋”是辞赋，分四类，前三类是以、陆贾、荀卿为首的赋，第四类是作者不详或专题总集性质的赋。诗赋类下面分诗、赋两类。简帛所见诗赋类材料不多，简帛所见有银雀山汉简《唐勒》、尹湾汉简《神乌赋》等。> >　（四）兵书类（相当《汉志》“兵书”、《隋志》“子部”兵类）。《汉志》分兵书为四类：“权谋”以战略为主，带有综合性、理论性；“形势”以战术为主，带有专题性、实用性；“阴阳”是数术在兵学上的应用，侧重天文地理；“技巧”是攻城、守城之术，外加武器、武术研究。前两类是谋略，后两类是技术，可以反映出古代兵书的大致范围。简帛所见兵书以银雀山汉简为最，有《孙子兵法》、《兵法》等。张家山汉简《盖庐》属兵阴阳家类著作。> >　（五）数术类（相当《汉志》“数术”、《隋志》“子部”天文、历书、五行类）。《汉书·数术略》分数术之书为六类：“天文”、“历谱”是天文历算之学，其中“天文”还包括吉凶占验（星气之占），简帛所见有马王堆帛书《五星占》、《天文气象杂占》等，以及阜阳汉简《天历》、张家山汉简《算术书》等；“五行”是日者（专门从事时日占验的人）之术，包括式法和各种选择之术，内容涉及“阴阳五行时令”（与历忌、择日有关）等，简帛所见有睡虎地秦简《日书》甲、乙本、孔家坡汉简《日书》等；“蓍龟”是卜筮之术，包括龟卜（用烧灼龟甲来占卜）、筮占（用摆蓍草来占卜）两类，是上述占卜之外最重要的占卜之术，王家台秦简《归藏》、马王堆帛书《六十四卦》等；“杂占”是除星气之占、式占、龟卜、筮占之外的其他占法，主要是“占梦”、厌劾祠禳（驱鬼、除邪、禳福）等，简帛所见有睡虎地秦简《日书》中的《梦》篇、马王堆帛书《避兵图》等；“形法”是相术，以相地形、相地宅（类似后世的风水家）为主，也包括相人畜、相器物等，简帛所见有马王堆帛书《相马经》、居延汉简《相宝剑刀》等。这六类可反映出古代数术的大致范围。> >　（六）方技类（相当《汉志》“方技”、《隋志》“子部”医方类）。《汉志》分方技之学为四类：“医经”是综合性的医书，偏重理论，其中脉学最为重要，简帛所见有马王堆帛书《足臂十二脉灸经》、张家山汉简《脉书》等；“经方”是专题性医术，偏于应用，简帛所见有马王堆帛书《五十二病方》、武威旱滩坡汉简医方等；“房中”是讲房中交接之术等内容，简帛所见有《十问》、《合阴阳》等；“神仙”是“房中”以外的其他养生之术，包括服食（特殊的饮食法）、行气（也叫“服气”、“调气”，类于今天所说的“气功”）、导引（配合有呼吸方法的体操）等，简帛所见有马王堆帛书《却谷食气》、《导引图》以及张家山汉简《引书》等。> >　上述六类，前三类偏重人文，后三类偏重技巧。前三类书一直备受学者看重，后三类书却很少有人关注，以至于有“有学无术”之局面出现。受旧有知识结构及知识背景影响，不仅前三类书研究中存在不少问题，也使后三类书的意义未能充分发掘。充分关注并利用简帛古书进行研究，将成为“重写”秦汉、先秦学术史的关键。

《诗经》在先秦时期称为《诗》，或取其整数称《诗三百》。

《诗经》，是中国古代诗歌开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前11世纪至前6世纪）的诗歌，共311篇。

诗经在内容上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风》是周代各地的歌谣；《雅》是周人的正声雅乐，又分《小雅》和《大雅》；《颂》是周王庭和贵族宗庙祭祀的乐歌，又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

扩展资料：

《小雅》是《诗经》中的一部分，为先秦时代中国诗歌，共有七十四篇。创作于西周初年至末年，以西周末年厉、宣、幽王时期为多。

《小雅》不仅描述了周代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特殊的文化形态，而且揭示了周人的精神风貌和情感世界，它立足于社会现实生活，没有虚妄与怪诞，极少超自然的神话，祭祀、宴饮、农事是周代社会经济和礼乐文化的产物。

其他诗对时政世风、战争徭役、婚姻爱情的叙写，可以说《诗经·小雅》是中国最早的富于现实精神的诗歌，奠定了中国诗歌面向现实的传统。

—诗经

一般认为中国的神话起源于中华民族先民的图腾崇拜和氏族传说,甚至有些神话实际上是历史的另一种形式的记载比如上个世纪初考古发现的我国母系氏族遗迹,印证了女娲神话传说具有的历史真实的一面

所以,中国神话传说中的女娲共工等,有一些很可能本来就是氏族的首领,在后来的传说过程中不断地被神化而成为了神

如来不属于中国的神话,这是对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佛的一种称呼根据佛教经典记载,释迦牟尼佛没有师傅,佛教的教义确实是由释迦牟尼佛依靠自己的顿悟而创立的

三界的概念是佛教的,也不是中国神话中的内容所谓三界指天,地,人三界

另外,释迦牟尼佛没有留下任何亲笔写下的著作现在传承下来的佛经都是释迦牟尼佛弟子的记录整理而成的因此,佛教的故事也不是释迦牟尼佛写的

　　中原，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中原”是指包括河南省大部分地区以及河南周围的河北省南部、山西省南部，陕西省东部及山东省西部各一部分在内的黄河中下游地区，这里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是华夏民族的摇篮。狭义的“中原”专指河南。通常所说的“中原”是指狭义的“中原”，即代指河南。因为河南不仅是绝大部分中国人的祖居之地，而且中国历史上绝大部分时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都在河南。

　　五帝时代是中原文明因素起源到中原文明社会形成的时期，可分为两个阶段：仰韶文化中晚期、龙山文化时期。

　　仰韶文化中晚期，文明因素起源、积累，中原文化与周边文化的发展水平相同，处于并行发展的时期。此时，中原占有地理上的中心地位，尚未取得政治和文化上的中心地位。 龙山文化时期，初级文明逐渐形成，综合实力明显增强，中原文明中心地位开始明朗。

　　从仰韶文化经龙山文化发展到二里头文化，中原地区的文明因素在这一时段有一种疾速增长的趋势，这与周边地区的同期文化形成明显的反差。曾经辉煌一时的马家浜--良渚文化，到马桥文化时已经是强驽之末。山东的大汶口文化经龙山文化，到岳石文化时也给人以衰落之感。 仰韶文化时期，山东的大汶口文化和江汉地区的屈家岭文化等，都曾扩展到中原的豫东和豫南。进入龙山文化时期之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河南商丘、周口、许昌、郑州等地的大汶口文化，或退回山东，或融合于当地，完全被河南龙山文化所取代。豫西南的屈家岭和石家河文化也遭到同样的命运。这种现象所反映的正是中原文化强势扩张的历史真实。中原文化在不断汲取周边文明因素的基础上，社会生产力进一步提高，已经走在其它文化的前面，并以夏王朝的建立为标志，确立了中华文明王中王的地位。

　　以文明要素为例，可以做为一个新时代标志的青铜冶炼术，在龙山时代逐渐普及。中原地区发现多处青铜冶炼遗存，登封王城岗出土的青铜规残片，陶寺遗址(山西襄汾县东北部)的铜铃等，代表着当时青铜铸造工艺的最高水平。随后的二里头文化遗址大量青铜兵器、礼器的出土，显示了中原文明的风采。

　　中原仰韶文化时期仅发现一座郑州西山古城。而龙山时代的古城仅河南一地，已发现了安阳后岗、淮阳平粮台、登封王城岗、郾城郝家台、辉县孟庄、新密古城寨等6处。今后可能还会有更多的同时代城址的发现。龙山时代大批城堡出现的背后，是整个社会的剧变，是战争、掠夺、权贵、财富集中。一个邦国林立的初级文明社会在中原大地已经出现。

　　从新郑县裴李岗(早期新石器文化)的龟甲刻符，仰韶(渑池县)文化的刻划符号，到山西陶寺、河南王城岗、陕西长安花楼子的陶文与骨刻文字，它们和后世的甲骨文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二里头遗址陶文的文字功能更是无可置疑的。

　　1975年，山西夏县东下冯村发现了年代相当于夏朝的城堡遗址，城堡规模宏大，布局合理，有居住遗址、人工沟、陶窑、水井、窖穴、墓葬等，并且出土了大量石器、骨器和陶器，同时还有一些铜器。类似东下冯城堡的建筑遗迹，在北起临汾、南至黄河、东出翼城、西抵河津的山西南部，竟有35处之多。这些发现，与《禹贡》记载的冀州、太原以及周人所说的“大夏”、“夏墟”正相契合。

　　根据古文献的记载，夏人的主要活动区域，包括晋南的汾、浍、涑水流域，豫西的伊、洛、颖水流域，乃至关中平原。近年来，襄汾陶寺遗址的发现与发掘，有助于早期夏文化的确认和突破。陶寺文化遗存百余处，包括了城址、居住遗址、墓葬以及成套的礼器乐器、青铜器。陶寺文化具有非常鲜明的时代特征：一是出土了一批壶、瓶、盆、盘、豆等彩绘陶器，其中的彩绘蟠龙陶盘，被认为是集合中原诸部落图腾而成的华夏中心区域的徽标；二是出土成批的彩绘木器，有案、几、俎、匣、盘、斗、豆、鼓等多种器物，反映出那个特定时代的一些社会状况；三是出土一批农具，几座水井，说明当时人已经掌握了打井技术，居住处所从此可以不受水源限制，活动范围更加扩大；四是遗存物中铜器与文字的发现。墓中出土一件含铜量近98％的铜铃形器，证明当时人已经掌握了冶金技术。居住址中出土的一件陶制扁壶，陶器的壁上有毛笔朱书文字，结构与甲骨文同形字十分相似，这是迄今为止我们看到的中国最早的毛笔朱书文字；五是在陶寺千余处墓葬中，反映出明显的等级或阶级的差别，五座级别最高的大墓中，出土了鼋鼓、特磬类的礼乐器，是目前发现的我国最早的同类乐器珍品。陶寺文化向世界表明，此时中原大地的礼乐制度、阶级差别、国家形态已经萌生或正在形成，标志着山西晋南地区放射出华夏文明时代到来的灿烂光芒。

　　现在我们说的中原，一般指河南省。其实中原指河南也有一个简单的道理：古有“得中原者得天下”之说，河南也是自三皇五帝到北宋中国长期的政治文化中心所在地。所以，这个中原就是以河南为代表的广大中部地区了。

　　编辑本段中原的地理位置及风水

　　在中国，中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中原大概指现在的河南省，古时又称中州，有九州之中的意思；广义的中原指华北大平原，也就是由黄河、淮河、海河冲积而成的大平原，河南在这里也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中原大地背依我国的中央山脉——天山-昆仑山-秦岭，只有这一条最长最雄伟的大山系才能造就中国最大的两条大河：黄河和长江，它们在中原大地两边流淌，在中原大地前面的大海汇合。中原大地拥有如此磅礴的“山环水抱”，可称是中国最大的风水宝地。

　　风水是我国独有的一种文化，理想的风水宝地是，背依绵延的群山，这山是龙脉，也就是“玄武”；面临开阔的平原，称“明堂”，明堂前还有像屏风一样的“暗山”、“朝山”，这就是“朱雀”，河水蜿蜒曲折在前面环绕流过，两侧有重重山脉遮掩拱卫，这两侧的山就是“青龙”、“白虎”。

　　中原大地完全符合好风水“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的描述：洛阳、郑州位于龙尾位置的吉祥地，“左青龙”是太行山，“右白虎”是大别山，泰山如同吉祥地前方的暗山，远方的朝鲜半岛与中原隔海相望，恰好与“朝山”的位置对应起来；在“吉祥地”的身后，龙脉就是中国最大、最宏伟的山脉：秦岭和昆仑山。

　　编辑本段中原地区概念的形成

　　中原地区的概念形成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中原”一词由过去没有特殊意义的原野之意，转向了专指黄河中下游的一段地区。究竟什么时候开始出现出现这一转变的呢？根据现存的史料分析，大概是在春秋战国时期，经过两汉时期的发展，到六朝时期中原一词已经成为一个专有的地区名词。因为从相关的史书中，我们可以发现中原一词在这一时间开始，有时指原野，有时指中原地区，而到后期已经是专指中原地区了。

　　我们先来看先秦古籍中非地域概念的“中原”词语。《诗经·小雅·吉日》曰：“瞻彼中原，其祁孔有。”这里的“中原”是指“原中”，作者在这里描述原野之中野兽的数量之多。《诗经·小雅·小宛》曰：“中原有菽，庶民采之。”是描写民众在原野中采摘豆子。春秋时期，中原一词仍有原野之意，越王句践在会稽之围解除后，向百姓谢罪时说：“寡人不知其力之不足也，而又与大国执雠，以暴露百姓之骨于中原，此则寡人之罪也。寡人请更。”（《国语·越语上》）这里是说因战争使百姓死后尸骨暴露在原野。经过数十年的休养生息以后，越国逐渐强大起来，在与吴国作战时，面对吴军一日五次挑战，越王准备答应时，范蠡进谏曰：“夫谋之廊庙，失之中原，其可乎？王姑勿许也。”这里的中原仍然有野外之意。战国末年的儒家代表人物荀况在《荀子·王制》中有“兵革器械者，彼将日日暴露毁折之中原，我今将修饰之，拊循之，掩盖之於府库”之语。这里虽然是教统治者如何治国，但观作者之意“中原”在这里显然是原野之意。

　　也就是在春秋时期，中原一词开始有中原地区的意思出现。《左传·僖公二十三年》记载，晋公子重耳流亡到了楚国，受到楚成王的厚待，当问及如何报答楚国时，重耳回答：“若以君之灵，得反晋国，晋、楚治兵，遇于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获命，其左执鞭弭、右属櫜鞬，以与君周旋。”这里的中原就有地区的含义在内。《国语·晋语三》记载，在是否纳晋君问题上，有人主张杀之，公孙枝曰：“不可。耻大国之士于中原，又杀其君以重之，子思报父之仇，臣思报君之雠。虽微秦国，天下孰弗患？”这里的中原有中原诸侯国之意。公元482年，吴王夫差与晋、鲁、周在黄池盟会后，吴王取得了诸侯国的霸主地位，吴王令“王孙苟告劳于周”，其中有一句话说“昔者楚人为不道，不承共王事。以远我一二兄弟之国。吾先君阖庐不贳不忍，被甲带剑，挺铍搢铎，以与楚昭王毒逐于中原柏举。天舍其衷，楚师败绩，王去其国，遂至于郢”。追述先人事迹中所提到的中原，是地理意义上的概念。

　　大约到汉代，“中原”一词较多指中原地区。汉景帝时期所发生的七国之乱，主父偃评价说：“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为禽于中原者”，是因为“先帝之德泽未衰而安土乐俗之民众，故诸侯无境外之助”。（《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这里的中原是指黄河中下游地区。徐乐在上书汉武帝时曾经对“瓦解”作解释时提到中原，“何谓瓦解？吴、楚、齐、赵之兵是也。七国谋为大逆，号皆称万乘之君，带甲数十万，威足以严其境内，财足以劝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为禽于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权轻于匹夫而兵弱于陈涉也。当是之时先帝之德未衰，而安土乐俗之民众，故诸侯无竟外之助。此之谓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汉书·徐乐传》）这里是说吴楚诸王在中原被擒。

　　当然汉代及其以后，“中原”一词指原野者史书中也仍然存在，如司马相如出使西南夷时曾说：为了传土于子孙，名扬后世，“是以贤人君子，肝脑涂中原，膏液润野草而不辞也”。（《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汉武帝在进攻南越之前，淮南王刘安上书谏曰：“今方内无狗吠之警，而使陛下甲卒死亡，暴露中原，沾渍山谷，边境之民为之早闭晏开，晁不及夕，臣安窃为陛下重之。”（《汉书·严助传》）新莽末年，王莽命令廉丹进攻山东的赤眉军，廉丹征求冯衍的意见时，冯衍要他静观时变，并劝说：“何与军覆于中原，身膏于草野，功败名丧，耻及先祖哉？”（《后汉书·冯衍传》）在《后汉书·马融传》、《后汉书·皇甫规传》等卷中所提到的中原还保留着原始的意义。

　　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说：“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这里中原就是指中原地区。到了晋朝特别是东晋时期，中原地区作为一个地理概念开始为人们广泛接受。据不完全统计，《晋书》中就有55卷涉及“中原”一词，出现了92次，而以东晋时期出现的频率最高，且大多与晋朝君臣光复中原的志向有关，如“中原沦没”、“中原乱离”、“中原覆没”、“死亡漫于中原”、“中原丧乱”、“中原大乱”、“克复中原”、“中原向化”、“中原无所请命”等，这些词语既透露出东晋人的中原情结，也反映了东晋时期中原已经作为一个相对固定的地理单元。是后，偏居江南地区的宋、齐、梁、陈等王朝都沿用了东晋以来关于中原的地理概念，其中自然包括着浓厚的中原情结。

　　即使当时从北方大漠地区兴起的北魏王朝，也仍然继承了关于中原地区的理念，将黄河中游地区称为中原，这在《魏书》中频频见诸记载，《魏书·太祖平文帝纪》记载，当平文帝闻听刘曜杀晋愍帝，对属下说：“今中原无主，天其资我乎？”道武帝广泛吸纳汉人进入统治群体，史称“帝初拓中原，留心慰纳，诸士大夫诣军门者，无少长，皆引入赐见，存问周悉，人得自尽，苟有微能，咸蒙叙用”。（《魏书·太祖道武帝纪》）孝文帝太和七年十二月下诏禁止同姓为婚，他在总结以前诸帝之所以没有禁止这一现象时说：“皇运初基，中原未混，拨乱经纶，日不暇给，古风遗朴，未遑厘改，后遂因循，迄兹莫变。”太和八年六月在班行俸禄制时，他总结当时北魏社会的状况是“自中原丧乱，兹制中绝，先朝因循，未遑厘改”。（《魏书·高祖纪上》）孝明帝在孝昌二年十一月闰月下诏云：“顷旧京沦覆，中原丧乱，宗室子女，属籍在七庙之内，为杂户滥门所拘辱者，悉听离绝。”（《魏书·肃宗纪》）这几条材料说明北魏统治者对中原作为一个地区的认识是非常清楚的。在《魏书》的传中多次出现“中原崩否”、“中原丧乱”、“仍乱中原”、“中原荡然”、“中原作战斗之场”、“中原无主”和“平中原”、“定中原”、“征中原”、“中原既平”、“中原稍定”、“光宅中原”、“移宅中原”、“光化中原”、“经营中原”、“中原始平”、“跨据中原”、“中原兆建”以及“中原冠带”等说法，均已证明北魏人的心目中，中原已经是一个地区。在《周书》、《北齐书》中也都把中原作为一个地区看待。

　　上述论证表明从东晋南北朝以来，中原地区已经作为一个相对完整的地理概念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后来的每一个朝代都沿用了中原地区的地理范畴。如宋代陆游的“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勿忘告乃翁”作为千古流传的名句，就蕴含了南宋人对中原念念不忘的情结，可以与六朝人相比。中华书局影印1936年版的《辞海》释“中原”一词云：“古称河南及其附近之地为中原，至东晋南宋亦有统指黄河下游为中原者。”（P84）可能就是根据上述历史事实而得出的。《辞源》解释“中原”云：“狭义的中原，指今河南一带。广义的中原，指黄河中下游地区或整个黄河流域。”

　　综合上文所论，我们认为，中原地区作为一个地理概念，它的提出和最终被人们认可和接受，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大约在春秋时期开始出现中原地区作为地理意义上的概念，但是并没有被人们所接受。经过两汉时期的发展，中原一词仍然是原野和地理概念并存。到了六朝时期，由于西晋王朝覆亡，黄河流域被少数民族占领，大批居民南迁，这些离乡背井的人虽然漂泊在异乡，但仍然时时刻刻不忘故土，因而过去不被人们提起或看重的“中原”开始作为一个地区频频出现在人们的口头上。

中国在古代别称有：“华夏”、“中华”、“中夏”、“中原”、“诸夏”、“诸华”、“神州”、“九州”、“海内”等。

1、华夏：“华夏”一词最早见于周朝《尚书·周书·武成》，华与夏曾相互通用，两字同义反复，华即是夏。“中华”又称“中夏”。

孔子视“夏”与“华”为同义词。在甲骨文中，夏这个字的地位非常崇高。大约从春秋时代起，我国古籍上开始将“华”与“夏”连用，合称“华夏”。

2、中华：中者，即是指中原河洛地区（河，黄河；洛，洛水、洛阳）。因其在四方之中，以区别其他四方而称为中国 （古代“中国”与“中原”同义）。后随着历史演化，与各民族不断融合，因此凡属于中华文化范畴的皆属中国。

华者，初源于华胥氏 （位于华山之西，今西安市 蓝田华胥镇）。《列子·黄帝》有载，华胥生男名“伏羲”，生女名“女娲”，伏羲、女娲生子少典。《国语·晋语》载：“昔少典娶有蟜氏，生黄帝、炎帝。故而，华胥正是炎黄之祖也。 

3、九州

大禹划天下为九州，夏朝初年，夏启（大禹的儿子，夏朝第一位王）令九州牧贡献青铜，铸造九鼎。先派人把各州的名山大川、形胜之地、奇异之物画成图册，然后派精选出来的著名工匠，将这些画仿刻于九鼎之身，以一鼎象征一州。所刻图形亦反映该州山川名胜之状。

从此，九鼎象征着九州，夏王亦顺应“天命”，成为天下之共主。九州成为中国的代名词，九鼎成了王权至高无上、国家统一昌盛的传国宝器，唯有天子才能代代相传。

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有着光辉灿烂的文化和光荣的革命传统，世界遗产数量全球领先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1956年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此后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  。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实行改革开放，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距今约5000年前，以中原地区为中心开始出现聚落组织进而形成国家，后历经多次民族交融和朝代更迭，直至形成多民族国家的大一统局面。

20世纪初辛亥革命后，君主政体退出历史舞台，共和政体建立。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国大陆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

中国疆域辽阔、民族众多，先秦时期的华夏族在中原地区繁衍生息，到了汉代通过文化交融使汉族正式成型，奠定了中国主体民族的基础。

后又通过与周边民族的交融，逐步形成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局面，而人口也不断攀升，宋代中国人口突破一亿，清朝时期人口突破四亿，到2005年中国人口已突破十三亿。

中国文化渊远流长、博大精深、绚烂多彩，是东亚文化圈的文化宗主国，在世界文化体系内占有重要地位，由于各地的地理位置、自然条件的差异，人文、经济方面也各有特点。

传统文化艺术形式有诗词、戏曲、书法、国画等，而春节、元宵、清明、端午、中秋、重阳等则是中国重要的传统节日。

-中国

古代汉语：同源字、假借字与通假字

p-100声符割取本义，引申义为取得。货、眓、获、膕。龋、阒、敺。

p-102肢、胑。

动量词。　上古汉语中没有动量词,表动作的量,通常是把数词直接放在动词的前面,不用单位词,表示今天“数量+动”形式的是“数+动”形式。动量词产生于先秦—魏晋南北朝时期,发展于唐时期,稳固于元、明、清时期。动量词的产生对汉语史是一件大事,对汉语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上古汉语中没有动量词,表动作的量,通常是把数词直接放在动词的前面,不用单位词,表示今天“数量 +动”形式的是“数+动”形式,如大家熟知的“三过家门而不入”、“七擒孟获”、“七遇皆北”等。动量词的产生对汉语史是一件大事。由“数+动”到“数量+动”,这标志着汉语词类划分的彻底完成,对汉语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汉字的表意属性,造就了汉语表意的精确性。汉语中丰富的量词几乎没有重样的,这也成为汉语的一大特色。动量词产生得比较早,但发展得十分缓慢。从语料来看,绝大部分产生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它们几乎都是由动词演变来的,因此,…　

1241年，蒙古人在李格尼兹战役中击败了大名鼎鼎条顿骑士团，将自命不凡不可一世的欧洲骑士们的耳朵全部割下来，最后竟然装满了整整8个大布袋。事实上，蒙古军队的骑兵在任何时候都无法一对一地战胜欧洲的重装甲骑兵。欧洲重装甲骑兵的长矛和重剑杀伤力远大于蒙古骑兵手中的马刀、长矛或狼牙棒。欧洲骑兵的马也远比蒙古马高大。但蒙古骑兵的战略战术则是欧洲骑兵远远不及的。《历史的细节》3《历史的细节》2

说文base捕取也。从又从耳。《周礼》：“获者取左耳。”《司马法》曰：“载献聝。”聝者，耳也。七庾切。清代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捕取也。幸部曰 。执、捕罪人也。从又耳。七庾切。四部。周礼。获者取左耳。大司马职。司马法曰。载献聝。聝者、耳也。偁周礼、又偁司马法释之。以说从耳之意。

　聝　guó 形声。字从耳，从或（huò），或亦声。“或”指“边防巡逻”。“耳”指敌人耳朵。“耳”与“或”联合起来表示“边防战斗中击杀入侵者，割下其左耳以表功”。本义：割敌左耳以记功。说明：古人用两种办法计算杀敌之功：出示敌人首级或敌人左耳。在敌人被杀的数量少的时候，用首级数量评定功劳。这就是“馘”；在敌人被杀的数量多时，用左耳代替首级计功。这就是“聝”。

《广韵》《韵会》古获切《集韵》骨或切《正韵》古伯切，𠀤音蝈。《玉篇》截耳也。《说文》军战断耳也。《诗·大雅》攸馘安安。《注》军法，获而不服，则杀而献其左耳。《礼·王制》以讯馘告。《注》讯是生者，馘是死而截耳者。《尔雅·释诂》馘，获也。《注》今以获贼耳为馘。又《五音集韵》呼狊切，音洫。面也。《庄子·列御𡨥》槁项黄馘。　《说文》本作聝。《字林》截耳则作耳旁，献首则作首旁。　又叶况壁切，音翕。《诗·鲁颂》矫矫虎臣，在泮献馘。叶上德服。汉典 考证：〔《说文》军战断首也。〕　谨照原文断首改为断耳。

馘,军战断耳也。春秋传曰:“以为俘馘。——《说文》馘,获也。——《尔雅》攸馘安安。——《诗·大雅·皇矣》以馘馘告。——《礼记·王制》俘二百八十人,馘百人。——《左传》

矫矫虎臣,在泮献馘。——《诗·鲁颂·泮水》

《唐韵》七庾切《集韵》《韵会》《正韵》此主切，𠀤娶上声。《说文》捕取也。从又耳。《玉篇》资也，收也。《广韵》受也。《增韵》索也。《礼·儒行》力行以待取。《史记·鲁仲连传》为人排难解纷，而无取也。《管子·白心篇》道者，小取焉则小得福，大取焉则大得福。又《韵会》凡克敌不用师徒曰取。又《前汉·王莽传》考论五经，定取礼。《注》师古曰：取，读曰娶。又《集韵》《韵会》《正韵》𠀤逡须切，音趋。《集韵》取虑，县名，在临淮。又《集韵》雌由切，音秋。《前汉·地理志》𨻰留浚仪。《注》师古曰：取虑，县名。音秋卢。取又音趋。又《集韵》《韵会》《正韵》𠀤此苟切，音趣。《杜甫·遭田父泥飮诗》今年大作社，拾遗能住否。呌妇开大瓶，盆中为吾取。感此气扬扬，须知风化首。又《正韵》索也。《诗·小雅》如酌孔取。《笺》谓度所胜多少。

又《六书本义》𦥔通用伸，伸通取。训索，取转声，与娶趣字同。又《古文奇字》朱谋㙔曰：古文取，疑当从与声。人与而我取也。明赵捴谦撰。捴谦原名古则，馀姚人。宋秦悼惠王之后。明初徵修《洪武正韵》，持议不协，出为中都国子监典簿，罢归。寻以荐为琼山县教谕。事迹具《明史·文苑传》。焦竑《笔乘》称其字学最精，行世者惟《六书本义》及《学范》六篇。《学范》芜杂，殊无可取。是编《六书论》及《六书相生》诸图，大抵祖述郑樵之说。汉语的造字方法——“六书”本义

其三，关于凯旋、献捷、殒命之礼。战争胜利，凯旋而归，并举行盛大仪式相互庆贺，这是每次战后必要的程序。《司马法·天子之义》：“得意则凯歌，示喜也。”军队班师后，国君登上专门修建的高台，答谢百姓的辛劳，并举行仪式，宣布偃武修文、休养生息，表示人们从战争时期又走向了和平时期。“偃伯灵台，答民之劳，示休也。”[23]就是说的这种礼仪。凯旋后，一般还要举行献捷仪式，《说文·又部》引《司马法》曰：“载献职”，献即大献之礼，“王师大献则令奏凯乐”[24]。职，又作馘，截耳之意，古代战争中以割取敌人的左耳朵作为记功的依据，班师回营，举行献俘献捷仪式，将士以获取敌人耳朵数量的多少论功之高下，进行行赏，这是古军礼的重要内容之一。

载献聝，聝者耳。〔〈说文．耳部〉〕

殒命之礼即俘获战败国国君时举行的礼仪。《国语·晋语》：“靡笄之役也，郤献子伐齐。齐侯来，献子以得殒命之礼。”敌国虽败，国君还是国君，战胜之将要以臣礼视之，不忍加以屈辱，以示尊贵之义。行此礼时，战胜方要将显示威武的旗帜收起来，司马官手持酒杯向战败国国君行拜礼，《左传·成公二年》正义引《司马法》曰：“其有殒命，以行礼如会，所用仪也。若殒命，则左结旗，司马授饮，右持苞壶，左承饮以进。”这种礼仪，反映了春秋时期人们的君臣观。

《司马兵法》的成书、流传及文化价值 仝晰纲

古汉语之假借与通假 198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王力先生的《同源字典》。王力说:“凡音义皆近,音近义同,或义近音同的字,叫做同源字。这些字都有同一来源。”同源字“在原始的时候本是一个词,完全同音,后来分化为两个以上的读音,才产生细微的意义差别。有时候,连读音也没有分化(如“暗、暗”) ,只是字形不同,用途也不完全相同罢了。”

由于古音学研究在清代取得了重大突破。清代经学家、小学家发现了声与义同源的奥秘,人们就不再局限于从字形上探求词义,而转向从语音上、语源上探求词义。以前的小学家大多认为造字时“义寄于形”,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