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载馆藏古籍

作为公共图书馆的万载县图书馆，是收藏古籍较多较好的县级馆。馆内共保存有历代古籍6000余册，其中经图书专家鉴定有善本769册，尤为珍贵。

这些古籍绝大部分入藏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由图书工作人员不辞辛劳从县内各废品收购站的废纸堆里翻拣发现收购而得，少数古籍来源于捐赠。经过图书古籍管理人员的整理、修补、装订、分类编目，科学保护几十年，期间历尽艰辛躲过“文化大革命”、“破四旧”焚烧古书的劫难，留存至今。成为万载县馆藏书的重要部分。

这些古籍中，时代较早，书品较好的为数不少。

《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

宋司马光撰，元胡三省音注。明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陈仁锡评阅木刻本，汇贤斋藏板。该书78册，20函。毛边纸，纸色微黄，绫绸包角线装，长26厘米，宽17厘米。板框纵21厘米、横15厘米。宋体，墨色较浓。白口，四周单边，板心有书名、页码、黑色单鱼尾。版本“雠校完密，缮刻精好”。

《宋元通鉴》一百五十七卷

明薛应旗撰，陈仁锡评阅。明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刻本。该书18册，4函。毛边纸，纸色微黄，绫绸包角线装，长26厘米，宽17厘米。板框纵21厘米、横15厘米。宋体，白口，四周单边，板心有书名、页码、黑色单鱼尾。

《韵府群玉》二十卷

宋末阴时夫撰，阴中夫注。明王元贞校正。明万历十八年（公元1590年）王元贞校正重刻本。文光堂藏板。该书12册，毛太纸，色黄。线装，长255厘米，宽16厘米。板框纵21厘米、横144厘米。宋体，墨浓而清晰。此书版本好，有评论“音译既明，剞刻尤精”。

还有明崇祯五年刻本《大学衍义》；明崇祯十年刻本《二十一史论赞》；明崇祯四年版《周易注疏》、《尚书注疏》、《毛诗注疏》等明版清印书籍和清版书籍。

本县古代地方名人书籍使馆藏古籍富于地方特色。清乾隆进士辛从益的《公孙龙子注》和《寄思斋藏稿》，道光年刻本。清嘉庆进士辛绍业的《冬官旁求》，嘉庆年刻本。清乾隆进士李荣陛的《地脉考》清稿本；嘉庆版《厚冈文集》、《厚冈诗集》等等。

这些馆藏古籍，对保存文化遗产，提供研究文献史料发挥着重要作用。

燕 燕

燕燕于飞，差池其羽。之子于归，远送于野。

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燕燕于飞，颉之颃之。之子于归，远于将之。

瞻望弗及，伫立以泣。

燕燕于飞，下上其音。之子于归，远送于南。

瞻望弗及，实劳我心。

仲氏任只，其心塞渊。终温且惠，淑慎其身。

先君之思，以勖寡人。

注释

卫庄姜送归妾（陈女戴妫）。

燕燕：即燕子燕子。差池其羽：形容燕子张舒其尾翼。

颉（音洁）：上飞。颃（音航）：下飞。

伫：久立等待。

南：一说野外。

仲：排行第二。氏：姓氏。任：姓。只：语助词。终：既，已经。

勖（音续）：勉励。

注、笺、疏均是我国古籍的注释名目，他们的区别如下：

1、含义略有不同

解释古书原文意义为“注”。解释前人注文的意义为“疏”。而笺本指汉郑玄为《毛诗》作的笺注。后泛指为诗集作的笺注，又引申为注释古书，以显明作者之意为笺。

2、注释内容不同

“注”的注释内容为原文，而“疏”是对古注的再解释，可以说是注释的注，而“笺”的注释内容主要为说明作者的用心,或断以己意。

扩展资料

注疏

注疏是注文和疏解的合称。

对于文章或书籍正文做解释的文字称为注,或注解、注释。对某些典籍、古文献做注始于汉代。先秦是我国学术昌盛的第一个重要时期,流传下来大批典籍、文献，但由于语言的发展，文字的变迁，史料的缺遗和分散，汉代人已很难读懂，从而一些学者专门为这些古书做注解。

注解又有传、笺、章句等名称。传，有转授、相承师说的意思，一般指阐明经义；笺，是说明作者的用心，或断以己意；章句，指分析正文的章节句逗；它们是各有不同角度的。

及至唐代，许多汉人的注解也已不易理解。于是产生了新的注解形式，即注解者既注解正文，也注解前人的注解，也就是总的加以疏通，这种注解称为“疏”,也称“正义”，如《周礼》有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尚书》有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正义等。

宋以前注和疏是分别印行的，后来则合为一本书，一般的排列是先注后疏，合称注疏。

汉代学者主要是注解经书，后世历代学者对许多重要古籍均从事了注解工作，注解的内容、范围、体例也日益扩展和完善，如所注的范围有词语的音义，来源；引文、典故的出处；名、地名、年代、方位和史实的考证；以及划分段落，串讲大意等等。注解的方式又有夹注、脚注、篇末注等等。

参考资料：

纠正“七子在朝”，之前臆断了。经过师兄的指导，现在重新解释这句话。“七子在朝”紧接着上文“私谒者，妇人有宠，多私荐亲戚，故厉王以艳妻方煽”。在《毛诗正义》中有一篇《十月之交》，郑玄认为这是讽周厉王之诗，其中有一句“皇父卿士，番维司徒，家伯维宰，仲允膳夫。棸子内史，蹶维趣马，楀维师氏，艳妻煽方处”，正义为“艳妻，褒姒。美色曰艳。煽，炽也。笺云：皇父、家伯、仲允皆字。番、棸、蹶、楀皆氏。厉王*於色，七子皆用”，后又有“谒，请也，谓妇人有宠，谓用亲戚，而使其言得行。今七人并处大位，言妻党强盛，女谒行之甚也”，这里讲的是周厉王后妃受宠，任用亲戚，培植妻党的事，正好和“私谒者，妇人有宠，多私荐亲戚”相应，而且朋党同样为七人。所以“七子在朝”指的就是周厉王后妃的故事，这里是《毛诗正义》里的前后照应。（接下来是我对后半句的理解，这个理解缺乏足够的证据，也写在这里吧）“正义曰：作《卷耳》诗者，言后妃之志也。后妃非直忧在进贤，躬率妇道，又当辅佐君子，其志欲令君子求贤德之人，审置於官位，复知臣下出使之勤劳，欲令君子赏劳之。内有进贤人之志，唯有德是用，而无险诐不正，私请用其亲戚之心，又朝夕思此，欲此君子官贤人，乃至於忧思而成勤。此是后妃之志也。”这里的“后妃之志”才是重点，简单的说，后妃之志就是后妃打理好后宫关系，让君主可以心无旁骛的处理政事。我们再看看这句话的前一句“私谒者，妇人有宠，多私荐亲戚，故厉王以艳妻方煽”，这是举周厉王后宫故事作反面教材（笔者还没找到史实，但是大意如此）。总之，这里是围绕阐明“后妃之志”的。我们在看看有关汤妃的记载，《烈女传》记载：“汤妃有者，有妊氏之女也。殷汤娶以为妃，生仲壬外丙，亦明教训，致其功。有妊之妃汤也，统领九嫔，后宫有序，咸无妒媢逆理之人，卒致王功。君子谓妃明而有序。诗云：‘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贤女能为君子和好众妾，其有之谓也”，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汤妃的贤淑良慧，不正是“后妃之志”吗？综合以上就不能理解这句话是作为阐发“后妃之志”的正面例子。我们也可以看到“七子在朝，成汤谢过”这句话断句的不当，“七子在朝”应该和前一句是同一事件，这样的话，“成汤谢过”一句就显得突兀，此处存疑。

唐《石经》，“轻”字旁注：案，《石经》初刻本无“轻”字，车马衣裘，（见《 管子•小匡》及《外传·齐语》）是子路。本用成语，后人因《雍也》篇“衣轻裘”，误加“轻”字，甚误。钱大昕《金石文·跋》尾云：《石经》，“轻”字，宋人误加。考,《北齐书·唐邕传》：显祖尝解服青鼠皮裘赐邕，云：“朕意在车马衣裘，与卿共敝。”盖用子路故事，是古本无“轻”字一证也。释文于《赤之适齐》节，音衣为于既反，而此衣字无音，是陆本无“轻”字，二证也。邢疏云：“愿以己之车马、衣裘与朋友共乘、服”。是邢本亦无“轻”字，三证也。皇疏云：“车马衣裘共乘、服，而无所憾恨也。”是皇本亦无“轻”字，四证也。今注疏与皇本正文有“轻”字，则后人依通行本增入，非其旧矣。

疏：古书的注释体制之一起源于南北朝，内容为疏通原书和旧注的文意阐述原书的思想,或广罗材料,对旧注进行考核,补充辨证如南朝梁皇侃的《论语义疏》《论语义疏》是现今完整流传下来的南北朝时期的唯一义疏体著作，此书亡佚于南宋，清乾隆年间又由日本传入。

传：替经书作注的著作。一般由他人记述，例如：《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它属于古籍注释体例之一，其它的还有注、笺、正义、诠、义疏、义训。亦有自述生平者，称“自传”。传记大体分两大类：一类是以记述详实史事为主的史传或一般纪传文字；另一类属文学范围，以史实为根据，但不排斥某些想象性的描述。黄道周《节寰袁公传》：“（袁可立）子枢，博雅有胆识，为户部郎，别有传。”

笺：本指狭条形小竹片，古代无纸，用简策，有所表识，削竹为小笺，系之于简。《毛诗》篇首“郑氏笺”孔颖达疏：“郑於诸经皆谓之'注'。此言'笺'者，吕忱《字林》云：'笺者，表也，识也。'郑以毛学审备，遵畅厥旨，所以表明毛意，记识其事。故特称为笺。”后因以称注释古书，以显明作者之意为笺。

毛诗正义 Maoshi Zhengyi

《毛诗正义》

《诗经》研究著作简称《孔疏》,40卷。唐贞观十六年 (642)孔颖达(574～648)等奉唐太宗诏命所作《五经正义》之一，为当时由政府颁布的官书。孔颖达，字仲达，冀州衡水（今属河北）人。历任国子博士、司业、祭酒等职。其时撰《五经正义》,孔颖达以年辈在先,名位独重,受命主持其事,诸儒分治一经，《毛诗正义》出于王德韶、齐威等人之手，而孔颖达总其成。《毛诗正义》是对于《毛传》及《郑笺》的疏解,“传”“笺”被称为“注”，“正义”被称为“疏”，合称《毛诗注疏》《四库全书总目》说:“其书以刘焯《毛诗义疏》、刘炫《毛诗述义》为稿本，故能融贯群言,包罗古义,终唐之世,人无异词”说明此书内容取材之广和在唐代影响之大。其中包括了汉魏时期学者对《诗经》的各种解释,汇集了两晋南北朝学者研究《诗经》的成果,有的地方并能提出一些新的看法，如对于《史记·孔子世家》所载孔子删《诗》之说表示怀疑等，但其书遵循“疏不破注”的原则，未能越出《毛传》、《郑笺》的范围，对二者的分歧也不敢加以判断，因而不可避免地承袭了《毛传》、《郑笺》的某些错误；在疏解方面此书颇多烦言赘语，这是唐人义疏的共同缺点。

《毛诗正义》通行的有《十三经注疏》本，以阮元所刻为佳，书后附阮元的《毛诗校勘记》。

　　毛诗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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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也。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谓四始，诗之至也。

　　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大小不同，而得并为六义者。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

　　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以六德为之本，以六律为之音。

　　诗经－毛诗序- -

　　《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也。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谓四始，诗之至也。

　　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大小不同，而得并为六义者。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

　　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以六德为之本，以六律为之音。

　　《关雎》②，后妃之德也③，风之始也④，所以风天下⑤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⑥，用之邦国焉⑦。风，风也，教也；风以动⑧之，教以化⑨之。

　　①毛诗序：汉代传《诗》(《诗经》)有鲁、齐、韩、毛四家。前三家为今文经学派，早立于官学，却先后亡佚。赵人毛苌传《诗》，为“毛诗”，属古文学派，汉代未立官学，毛诗汉末兴盛，取代三家而独传于世。毛诗于古《诗》三百篇均有小序，而首篇《关雎》题下的小序后，另有一段较长文字，世称《诗大序》，又称《毛诗序》。看来很像是一篇总序。

　　②《关睢》：《诗经·国风·周南》第一首诗的篇名。

　　③后妃之德也：后妃，天子之妻，旧说指周文王妃太姒。此处说《关雎》是称颂后妃美德的。孔颖达《毛诗正义》说：“言后妃性行合谐，贞专化下，寤寐求贤，供奉职事，是后妃之德也。”这种解释其实是牵强附会的。汉儒往往如此。

　　④风之始也：本指《关雎》为《诗经》的国风之首之意。孔颖达《毛诗正义》说：“言后妃之有美德，文王风化之始也。言文王行化始于其妻，故用此为风教之始。”这是有违原意的，但汉人往往从教化的角度对诗句作牵强乃至歪曲的解释。

　　⑤风：读去声，用作动词，教化之意。

　　⑥用之乡人焉：相传古代一万二千五百家为一乡，“乡人”，指百姓。《礼记·乡饮酒礼》载：乡大夫行乡饮酒礼时以《关雎》合乐。所以《正义》释“用之乡人”为“令乡大夫以之教其民也”。

　　⑦用之邦国焉：《仪礼·燕礼》载：诸侯行燕礼饮燕其臣子宾客时，歌乡乐《关雎》、《葛覃》等。故《正义》释为“令天下诸侯以之教其臣也”。

　　⑧动：感动。

　　⑨化：感化。

　　诗者，志之所之也①，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②。

　　①志之所之：之，《说文》释为“出也”；句意诗乃由

　　志而产生。

　　②“情动于中”以下五句：意指心中有情感而后用语言传达出来；意犹未尽，则继之以咨嗟叹息；再有不足，则继之以永歌、手舞足蹈。“永歌”，引声长歌。

　　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①。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②；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③。先王以是经④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①声成文谓之音：声，指宫、商、角、徵、羽；文，由五声和合而成的曲调；将五声合成为调，即为“音”。

　　②乖：反常。

　　③莫近于诗：莫过于诗。指诗最具有“正得失”等之功能。

　　④经：常道，用作动词，意为使归于正道。

　　故诗有六义①焉：一曰风②，二曰赋③，三曰比④，四曰兴⑤，五曰雅⑥，六曰颂⑦。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⑧上。主文而谲谏⑨，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⑩作矣。国史⑾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⑿；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⒀。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⒁。是谓四始⒂，诗之至也⒃。

　　①六义：《诗序》“六义”说源于《周礼》“六诗”，《周礼·春官·大师》载：“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但因对诗与乐的关系理解有异，故二者次序有别。《正义》释“六义”为：“赋、比、兴是《诗》之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对于“六义”，至今尚有不同的理解。

　　②风：与“雅”、“颂”为一组范畴，指《诗经》中的十五国风。据下文的解释，同时又含有风化、讽刺之义。

　　③赋：与“比”、“兴”为一组范畴，指《诗经》的铺陈直叙的表现手法。郑玄注《周礼·大师》说：“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朱熹《诗经集传》说：“赋，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

　　④比：比喻手法。郑玄《周礼·太师》注：“比者，比方于物也。”朱熹《诗经集传》：“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

　　⑤兴：起的意思，指具有发端作用的手法。朱熹《诗经集传》释为“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这种发端有时兼有比喻的作用，有时只为音律上的需要，而无关乎意义。古代“兴”义幽微，历来理解颇多分歧。

　　⑥雅：指雅诗。据下文的解释，有正的意义，谈王政之兴废。大小雅的配乐，时称正声。粱启超《释四诗名义》说：“‘雅’与‘夏’古字通，……雅音即夏音，犹言中原正声云尔。”

　　⑦颂：指颂诗。据下文的解释，有形容之意，即借着舞蹈表现诗歌的情态。清阮元《释颂》认为颂即舞诗。

　　⑧刺：讽刺。

　　⑨主文而谲谏：郑玄注：“主文，主与乐之宫商相应也。谲谏，咏歌依违，不直谏也。”此言当其“刺”时，合于宫商相应之文，并以婉约的言辞进行谏劝，而不直言君王之过失。

　　⑩变风变雅：变，指时世由盛变衰，即“王道衰、礼义废”等；变风，指邶风以下十三国风；变雅，大雅中《中劳》以后的诗，小雅中《六月》以后的诗。二者虽有个别例外，但变风变雅大多是西周中衰以后的作品，相当于上文的所说“乱世之音”、“亡国之音”。

　　⑾国史：王室的史官。《正义》引郑玄言：“国史采众诗时，明其好恶，令瞽蒙歌之。其无作主，皆国史主之，令可歌。”

　　⑿“是以……谓之风”：这句是对“风”的解释。“一国”，指诸侯之国，与下文“雅”之所言“天下”有别，表明“风”的地方性；“一人”，指作诗之人。《正义》解释说：“诗人览一国之意以为己心，故一国之事系此一人使言之也。”

　　⒀“言天下”至“谓之雅”句：这是对“雅”的解释。《正义》说：“诗人总天下之心，四方风俗，以为己意，而咏歌王政，故作诗道说天下之事，发见四方之风，所言者乃是天子之政，施齐正于天下，故谓之雅，以其广故也。”

　　⒁“颂者”句：这句是对“颂”的解释。形容，形状容貌。此句说“颂”是祭祀时赞美君王功德的诗乐。

　　⒂四始：《正义》引郑玄言：“风也，小雅也，大雅也，颂也，此四者，人君行之则为兴，废之则为衰。”而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认为：“《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毛诗序》开头说《关雎》“风之始也”，实袭《史记》。

　　⒃诗之至也：诗之义理尽于此。

　　然则《关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风，故系之周公①。南，言化自北而南也②。《鹊巢》《驺虞》之德，诸侯之风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系之召公③。《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④。是以《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⑤。是《关雎》之义也。

　　①“然则《关雎》”数句：《麟趾》，即《麟之趾》，是《国风·周南》的最后诗篇。《正义》说：“《关雎》《麟趾》之化，是王者之风，文王之所以教民也。王者必圣周公，圣人故系之周公。”

　　②“南，言化”句：这句解释《周南》之“南”的含义。《正义》说：“言此文王之化自北土而行于南方故也。”《毛传》也说：“谓其化从岐周被江、汉之域也。”

　　③“《鹊巢》《驺虞》”句：《鹊巢》是《国风·召南》的首篇，《驺虞》是其末篇。《正义》说：“《鹊巢》《驺虞》之德，是诸侯之风，先王、大王、王季所以教化民也。诸侯必贤召公，贤人故系之召公。”

　　④“《周南》《召南》”句：《周南》，《国风》的第一部分，共计十一篇；《召南》次《周南》之后，计十四篇。《正义》说：“《周南》《召南》二十五篇之诗，皆是正其初始之大道，王业风化之基本也。”

　　⑤“是以《关雎》”句：这句是揭示《关雎》的主题。《论语·八佾》：“子曰：《关雎》乐而不*，哀而不伤。”此处所言即本于孔子的观点。

　　（据阮元刻《十三经注疏》本《毛诗正义》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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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诗序》是我国诗歌理论的第一篇专论。概括了先秦以来儒家对于诗歌的若干重要认识，可以说是从先秦到西汉的儒家诗论的总结。其主要观点如下：

　　首先，《毛诗序》揭示了诗歌抒情与言志相统一的艺术本质。其云：“诗者，志之所之也”，阐明了诗歌创作的本源在于“志”，“志”构成诗的内容，这与先秦时代就已产生的“诗言志”的观点一脉相承。我们从中可以进一步认识到，《毛诗序》出于汉儒之手，与儒家的整个思想体系是融洽的，因而“诗言志”正逐渐被纳入到这一体系中而被经学化。不仅如此，《毛诗序》进一步提出“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观点，比较“在心为志，发言为诗”的表述，在这里“志”与“情”的关系与内涵虽然没有得到明确的说明，但《毛诗序》认为它们是可以统一的。抒情之说，早先主要用在乐论之中，序文关于抒情观点的表述可以说袭自《荀子·乐论》或《礼记·乐记》。可知，序文的诗论中还留着许多乐论的因素，是因为它仍然是基于诗与乐的紧密相关性来认识诗的本质的。正因如此，《毛诗序》才汲取了乐论中的抒情说作为先秦以来言志说的必要补充。如果联系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整个发展史，我们就会意识到这一补充是多么有意义。

　　其次，《诗大序》基于儒家的视角，特别重视以政教为核心的诗的社会作用。所谓“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云云，正是指诗歌的一种自上而下的教化作用。序文已认识到这种教化作用与情感之间的关系，所以说“风以动之，教以化之”。不过，序文将情感作用(如“动天地感鬼神”云云)与社会作用都夸大了。由于诗歌被视为一种教化的工具，在《毛诗序》看来，《诗经》中的每篇作品都是对某种教化观念的隐喻，如以“后妃之德”解《关雎》，这就未免牵强附会。同时，序文认为政治与诗歌既然是不可分的，那么时代政治之盛衰自然对诗歌发展产生极大影响，因而提出了“变风变雅”之说。后来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篇中说：“时运交移，质文代变”，这与序文的观点是相通的。

　　再次，序文提出的“六义”说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后人对“六义”的具体解释不同，却大体上都认为风、雅、颂是诗的分类，而赋、比、兴是诗的写作手法。文中没有对赋、比、兴作具体的解释，却为后来的诗歌刨作论提供了极富启示性的一组范畴。序文对风、雅、颂作了重点阐发，其间所贯穿的浓厚的政教意味与全篇的基调是一致的。文中提出“主文而谲谏”，要求诗歌以委婉含蓄的方式达到讽谏的目的，这显然是儒家的“温柔敦厚”诗教观的另一种表述。不过，这一要求与艺术创作要求委婉含蓄却有相通之处。所说“发乎情止乎礼义”，在指出诗歌的抒情特征时，更进一步要求情感抒发严格接受儒家道德教义的规范。这一观点对后世文学的影响很大，也很复杂。

　　总之，《诗大序》不仅仅是一种总结，对后来文学观念的发展，更是产生了深远影响。尽管这种影响很复杂，既有积极面，也有消极的一面，但毕竟构成了儒家诗学传统的一个重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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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府诗集·卷八十三·杂歌谣辞一

　　《乐府诗集》卷八十三 杂歌谣辞一

　　言者，心之声也；歌者，声之文也。情动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歌之为言也，长言之也。夫欲上如抗，下如坠，曲如折，止如槁木，倨中矩，句中钩，累累乎端如贯珠，此歌之善也。《宋书·乐志》曰：“黄帝、帝尧之世，王化下洽，民乐无事，故因击壤之欢，庆云之瑞，民因以作歌。其后风衰雅缺，而妖*靡曼之声起。周衰，有秦青者，善讴，而薛谈学讴於秦青，未穷青之伎而辞归。青饯之於郊，乃抚节悲歌，声震林木，响遏行云。薛谈遂留不去，以卒其业。又有韩娥者，东之齐，至雍门，匮粮，乃鬻歌假食。既去而馀响绕梁，三日不绝。左右谓其人不去也。过逆旅，逆旅人辱之，韩娥因曼声哀哭。一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对，三日不食。遽追之，韩娥还，复为曼声长歌；一里老幼喜跃抃舞，不能自禁，忘向之悲也。乃厚赂遣之。故雍门之人善歌哭，效韩娥之遗声。卫人王豹处淇川，善讴，河西之民皆化之。齐人绵驹居高唐，善歌，齐之右地亦传其业。前汉有鲁人虞公者，善歌，能令梁上尘起。若斯之类，并徒歌也。《尔雅》曰：‘徒歌谓之谣。’”《广雅》曰：“声比於琴瑟曰歌。”《韩诗章句》曰：“有章曲曰歌，无章曲曰谣。”梁元帝《纂要》曰：“齐歌曰讴，吴歌曰歈，楚歌曰艳，浮歌曰哇，振旅而歌曰凯歌，堂上奏乐而歌曰登歌，亦曰升歌。故歌曲有《阳陵》《白露》《朝日》《鱼丽》《白水》《白雪》《江南》《阳春》《淮南》《驾辩》《渌水》《阳阿》《采菱》《下里巴人》，又有长歌、短歌、雅歌、缓歌、浩歌、放歌、怨歌、劳歌等行。汉世有相和歌，本出於街陌讴谣。而吴歌杂曲，始亦徒歌，复有但歌四曲，亦出自汉世，无弦节作伎，最先一人唱，三人和，魏武帝尤好之。时有宋容华者，清彻好声，善唱此曲，当时特妙。自晋已后不复传，遂绝。凡歌有因地而作者，《京兆》《邯郸歌》之类是也；有因人而作者，《孺子》《才人歌》之类是也；有伤时而作者，微子《麦秀歌》之类是也；有寓意而作者，张衡《同声歌》之类是也。甯戚以困而歌，项籍以穷而歌，屈原以愁而歌，卞和以怨而歌，虽所遇不同，至於发乎其情则一也。历世已来，歌讴杂出。令并采录，且以谣谶系其末云。”

　　孔颖达《正义》曰：“诗者，人志意之所之适也。虽有所适，犹未发口，蕴藏在心，谓之为志，发见于言，乃名为诗。言作诗者，所以舒心志愤懑，而卒成于歌咏，故《虞书》谓之‘诗言志’也。包管万虑，其名曰心，感物而动，乃呼为志。志之所适，外物感焉。言悦豫之志，则和乐兴而颂声作，忧愁之志，则哀伤起而怨刺生。《艺文志》云：‘哀乐之情感，歌咏之声发。’此之谓也。”又曰“言哀乐之情动于心志之中，出口而形见于言，初言之时，直平言之耳，平言之而意不足，嫌其言未申志，故咨嗟叹息以和续之，嗟叹之犹嫌不足，故长引声而歌之，长歌之犹嫌不足，忽然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言身为心使，不自觉知，举手而舞身，动足而蹈地，如是而后得舒心腹之愤，故为诗必长歌也。”《诗大序》谓诗产生在歌与舞蹈之前，是有其事实依据的，我们从《诗经》中即可看出这一倾向：《召南·江有汜》：“之子归，不我过；不我过，其啸也歌。”起初仅为音声之啸，后变化为有词义之歌。《陈风·墓门》：“夫也不良，歌以讯之。讯之不顾，颠倒思予。”用歌讯问之，其有词义可知。《大雅·卷阿》：“来游来歌，以矢其音。”“矢诗不多，维以遂歌。”《毛诗序·关雎》：“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将诗与歌通过音联系起来（《说文》音部：“声生于心，有节于外，谓之音。宫商角征羽，声也；丝竹匏土革木，音也。”）以歌言志。《小雅·四月》：“君子作歌，维以告哀。”哀者，即志意有所不适。《正义》谓“诗者，人志意之所之适也”，志意之所之适为诗，志意所不能适亦诗也！

　　《汉书·艺文志》：“《书》曰：‘诗言志，哥咏言。’故哀乐之心感，而哥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哥。”诵与歌不同。《大雅·烝民》：“吉甫作诵，穆如清风。”谓其读诗之音，如清风之养万物然。又《崧高》：“吉甫作诵，其诗孔硕。”则其诗之意甚美大矣。《汉书·艺文志》又曰：“不歌而诵谓之赋。”赋乃后起文体，能诵而不能歌，若诗者，三代之后多能歌焉。《白虎通德论·礼乐》：“乐所以必歌者何？夫歌者，口言之也。中心喜乐，口欲歌之，手欲舞之，足欲蹈之。故《尚书》曰：前歌后舞。” 《礼记·乐记》：“诗言其志也，歌咏其言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郑玄注：“三者本志也、声也、容也，言无此本于内，则不能为乐也。”孔颖达疏：“三者，谓志也，声也，容也。容从声生，声从志起，志从心发，三者相因，原本从心而来，故云本于心。先心而后志，先志而后声，先声而后舞，声须合于宫商，舞须应于节奏，乃成于乐。是故然后乐器从之也。”孙希旦《集解》：“诗也，歌也，舞也，三者合而为乐，而其本则在乎心之德也。德具于心，发而为三者，而后乐器从而播之。”在这里应当注意诗、歌、舞与乐之间的关系，心怀斯志，志发为诗，诗而能歌，歌而入乐，乐以伴舞，诗乃艺术之源，后起之艺术形式若无诗以持之则不成其为艺术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