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征，我国唐朝时候杰出的谏臣代表人物，不单在文学上，在军事上，政治上，都颇有建树。他的直言不讳传颂古今，对前朝和后人，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以下是三镜文言文翻译，欢迎阅读。

魏征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家里很穷，但他却喜欢读书，掌握了广博的知识，后来又出家当过道士。隋朝末年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他先后参加李密瓦岗军和窦建德起义军，李建成被杀后，他又因直言敢谏，受到唐太宗的重用。

三镜①

郑文贞公②魏征寝疾，上③遣使者问讯，赐以药饵，相望于道。又遣中郎将④李安俨宿其第，动静以闻。上复与太子同至其第，指衡山公主欲以妻⑤其子叔玉。戊辰⑥，征薨⑦，命百官九品以上皆赴丧，给羽葆鼓吹⑧，陪葬昭陵⑨，其妻裴氏曰：“征平生俭素，今葬以一品羽仪，非亡者之志。”悉辞不受，以布车载柩而葬。上登苑西楼，望哭尽哀。上自制碑文，并为书石。上思征不已。谓侍臣曰：“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⑩，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没，朕亡一镜矣！”

字词注释

①选自《资治通鉴》。②郑文贞公：魏征在世时被封为郑国公，去世后，朝廷赐谥为“文贞”。③上：指唐太宗李世民。④中郎将：皇家侍卫军中的武官。⑤妻（q@）：这里作“配”讲。⑥戊辰：指贞观十七年正月十七日。⑦薨（h#ng）：公侯死称薨。⑧羽葆鼓吹：羽葆是用鸟羽装饰的车盖。鼓吹指鼓吹乐队。皇家给羽葆和鼓吹乐队送葬，是对死去大臣的荣宠。⑨陪葬昭陵：王朝特准大臣在皇陵附近埋葬叫陪葬。昭陵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坟墓。⑩替：作灭、废讲。

诗文翻译

郑文贞公魏征卧病在家，皇上派遣使者慰问，赏赐药品，往来不绝。又派了中郎将李安俨住在魏家，以便随时将病况上报。皇上又和太子一起到他家，指名衡山公主将许配给他的儿子魏叔玉。正月十七日那天，魏征去世了，皇上命令九品以上的官员都去吊唁，赏给羽盖鼓吹，恩准陪葬昭陵。魏征的妻子裴氏说：“魏征一生节俭朴素，现在用一品官的仪仗举行葬礼，这不是死者的心愿。”她婉言推托没有接受，而用布蓬车载运棺柩去埋葬。皇上登上禁苑的西楼，望着灵车痛哭。皇上亲自撰写了碑文，并亲笔往石碑上写。皇上对魏征思念不止，跟左右大臣说：“人们用铜做镜子，可以用来穿好衣服，戴正帽子；用古史做镜子，可以从中看到国家兴盛衰亡的道理；用人当镜子，可以知道自己的长处和短处。魏征去世了，我丢掉了一面镜子啦！”

魏征名言

魏征，我国唐朝时伟大的政治家，不仅如此，他还是个伟大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他的名言警句震动古今。

他对唐太宗的谏言有着这么一句：君之所以明，是因为兼听。也就是说能听得进旁边人的意见和建议，这样，才能治理好国家，后面还有一句，之所以暗者，是因为偏信，对当时的唐太宗李世民是一个忠言警告，意思是不能偏信，而是要考虑全部人的意见，广开言路，然后才能分清是是非非，这才是圣明的君主，这句话对后世的影响也是非常重要，如今看来，不仅是为人，处事，都应该以此句话作为座右铭，来衡量我们自己。

他还对唐太宗李世民说过，天下的安危，唯在于为政的善恶，善恶之分，善良与凶恶的区别，良言与小人之言的分别，都显得尤为重要。当然，他的伟大名言中有着这么一段，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子，可以知兴替，如果以人为镜子，那么就可以明得失，这段话很明显的告诉了我们，人生宝贵的是知道自己的长处，以及不足的地方，在那些廉洁清正不贪污的官员身上，是可以借鉴和学习的。

贞观之治是李世民在位时的一项政治举措。从贞观之治开始，大唐的整个社会经济开始复苏，商业活动越来越繁荣，人口得到了快速补充，农业经过前期的休养生息，渐渐恢复了生产。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国家收入节节攀升。而文化上更是各种流派百花齐放，各行各业出现了很多人才。这么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是靠李世民这个皇帝和一群贤能之才，以及大唐人民的共同努力，才开启的。贞观之治，是国家的复兴，而国家的复兴又离不开用人机制的开明。离不开知人善任，能听进去劝诫之词的皇帝李世民，也离不开李世民身边那几位一心为国的谋臣。

1 《三镜》文言文

三镜①郑文贞公②魏征寝疾，上③遣使者问讯，赐以药饵，相望于道。

又遣中郎将④李安俨宿其第，动静以闻。上复与太子同至其第，指衡山公主欲以妻⑤其子叔玉。

戊辰⑥，征薨⑦，命百官九品以上皆赴丧，给羽葆鼓吹⑧，陪葬昭陵⑨，其妻裴氏曰：“征平生俭素，今葬以一品羽仪，非亡者之志。”悉辞不受，以布车载柩而葬。

上登苑西楼，望哭尽哀。上自制碑文，并为书石。

上思征不已。谓侍臣曰：“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⑩，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没，朕亡一镜矣！”字词注释①选自《资治通鉴》。

②郑文贞公：魏征在世时被封为郑国公，去世后，朝廷赐谥为“文贞”。③上：指唐太宗李世民。

④中郎将：皇家侍卫军中的武官。⑤妻（q@）：这里作“配”讲。

⑥戊辰：指贞观十七年正月十七日。⑦薨（h#ng）：公侯死称薨。

⑧羽葆鼓吹：羽葆是用鸟羽装饰的车盖。鼓吹指鼓吹乐队。

皇家给羽葆和鼓吹乐队送葬，是对死去大臣的荣宠。⑨陪葬昭陵：王朝特准大臣在皇陵附近埋葬叫陪葬。

昭陵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坟墓。⑩替：作灭、废讲。

诗文翻译郑文贞公魏征卧病在家，皇上派遣使者慰问，赏赐药品，往来不绝。又派了中郎将李安俨住在魏家，以便随时将病况上报。

皇上又和太子一起到他家，指名衡山公主将许配给他的儿子魏叔玉。正月十七日那天，魏征去世了，皇上命令九品以上的官员都去吊唁，赏给羽盖鼓吹，恩准陪葬昭陵。

魏征的妻子裴氏说：“魏征一生节俭朴素，现在用一品官的仪仗举行葬礼，这不是死者的心愿。”她婉言推托没有接受，而用布蓬车载运棺柩去埋葬。

皇上登上禁苑的西楼，望着灵车痛哭。皇上亲自撰写了碑文，并亲笔往石碑上写。

皇上对魏征思念不止，跟左右大臣说：“人们用铜做镜子，可以用来穿好衣服，戴正帽子；用古史做镜子，可以从中看到国家兴盛衰亡的道理；用人当镜子，可以知道自己的长处和短处。魏征去世了，我丢掉了一面镜子啦！”。

2 文言文三镜翻译

三镜①

郑文贞公②魏征寝疾，上③遣使者问讯，赐以药饵，相望于道。又遣中郎将④李安俨宿其第，动静以闻。上复与太子同至其第，指衡山公主欲以妻⑤其子叔玉。戊辰⑥，征薨⑦，命百官九品以上皆赴丧，给羽葆鼓吹⑧，陪葬昭陵⑨，其妻裴氏曰：“征平生俭素，今葬以一品羽仪，非亡者之志。”悉辞不受，以布车载柩而葬。上登苑西楼，望哭尽哀。上自制碑文，并为书石。上思征不已。谓侍臣曰：“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⑩，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没，朕亡一镜矣！”

字词注释

①选自《资治通鉴》。②郑文贞公：魏征在世时被封为郑国公，去世后，朝廷赐谥为“文贞”。③上：指唐太宗李世民。④中郎将：皇家侍卫军中的武官。⑤妻（q@）：这里作“配”讲。⑥戊辰：指贞观十七年正月十七日。⑦薨（h#ng）：公侯死称薨。⑧羽葆鼓吹：羽葆是用鸟羽装饰的车盖。鼓吹指鼓吹乐队。皇家给羽葆和鼓吹乐队送葬，是对死去大臣的荣宠。⑨陪葬昭陵：王朝特准大臣在皇陵附近埋葬叫陪葬。昭陵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坟墓。⑩替：作灭、废讲。

诗文翻译

郑文贞公魏征卧病在家，皇上派遣使者慰问，赏赐药品，往来不绝。又派了中郎将李安俨住在魏家，以便随时将病况上报。皇上又和太子一起到他家，指名衡山公主将许配给他的儿子魏叔玉。正月十七日那天，魏征去世了，皇上命令九品以上的官员都去吊唁，赏给羽盖鼓吹，恩准陪葬昭陵。魏征的妻子裴氏说：“魏征一生节俭朴素，现在用一品官的仪仗举行葬礼，这不是死者的心愿。”她婉言推托没有接受，而用布蓬车载运棺柩去埋葬。皇上登上禁苑的西楼，望着灵车痛哭。皇上亲自撰写了碑文，并亲笔往石碑上写。皇上对魏征思念不止，跟左右大臣说：“人们用铜做镜子，可以用来穿好衣服，戴正帽子；用古史做镜子，可以从中看到国家兴盛衰亡的道理；用人当镜子，可以知道自己的长处和短处。魏征去世了，我丢掉了一面镜子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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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三镜古文的现代文翻译

1《诗经·邶风·击鼓》 击鼓其镗，踊跃用兵。

土国城漕，我独南行。从孙子仲，平陈与宋。

不我以归，忧心有忡。爰居爰处？爰丧其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于嗟阔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译文]击鼓声镗镗（震于耳旁），（将士们）奋勇演练着刀枪。土墙和漕城修筑正忙，惟有我随军远征到南方。

跟随孙子仲（行旅奔波），平定（作乱的）陈、宋二国，回家的心愿得不到允可，心中郁郁忧愁不乐，（我却）身在何方，身处何地？我的马儿丢失在哪里？到哪里（才能）将它寻觅？到那（山间的）林泉之地。生生死死离离合合，（无论如何）我与你说过。

与你的双手交相执握，伴着你一起垂垂老去。可叹如今散落天涯，怕有生之年难回家乡。

可叹如今天各一方，令我的信约竟成了空话。2这四句里只有“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是诗经里的文字（诗经里还有“君子偕老”的词句）。

这里有一个很有趣的话题，“死生契阔，与子成说”一句，毛《传》训“契阔”为“勤苦”，郑（郑玄）《笺》则发挥其意，谓“从军之士，与其伍约：‘死也、生也，相与处勤苦之中，我与子成相说爱之恩’（沙场上军士之间相互勉励约定相互救助的盟约。不管遇到什么危难，我们都不要独自跑掉而不顾对方）。”

钱锺书在《管锥编》中评价说：“《笺》甚迂谬”，又指责其“穿穴密微”，并很幽默的将“死生契阔，与子成说”等句，比较《水浒传》第八回林冲刺配沧州临行云“生死存亡未保，娘子在家，小人身去不稳”语，断为“情境略近”。 另外两句的“共著”，“同眠”，都是拟“偕老”变化而来的，在网络文章中广为流传。

"著"或许是"箸"，就是筷子的意思，因为以前筷子就叫作箸，因为船家忌讳，才更名筷子的。

4 三镜古文的现代文翻译

郑文贞公魏征卧病在家，皇上派遣使者慰问，赏赐药品，往来不绝。

又派了中郎将李安俨住在魏家，以便随时将病况上报。皇上又和太子一起到他家，指名衡山公主将许配给他的儿子魏叔玉。

正月十七日那天，魏征去世了，皇上命令九品以上的官员都去吊唁，赏给羽盖鼓吹，恩准陪葬昭陵。魏征的妻子裴氏说：“魏征一生节俭朴素，现在用一品官的仪仗举行葬礼，这不是死者的心愿。”

她婉言推托没有接受，而用布蓬车载运棺柩去埋葬。皇上登上禁苑的西楼，望着灵车痛哭。

皇上亲自撰写了碑文，并亲笔往石碑上写。皇上对魏征思念不止，跟左右大臣说：“人们用铜做镜子，可以用来穿好衣服，戴正帽子；用古史做镜子，可以从中看到国家兴盛衰亡的道理；用人当镜子，可以知道自己的长处和短处。

魏征去世了，我丢掉了一面镜子啦！”。

5 《三镜》的译文

原文及出处编辑郑文贞公①魏徵寝疾，上②遣使者问讯，赐以药饵，相望于道。又遣中郎将③李安俨宿其第，动静以闻。上复与太子同至其第，指衡山公主欲以妻④其子叔玉。戊辰⑤，征薨⑥，命百官九品以上皆赴丧，给羽葆鼓吹⑦，陪葬昭陵⑧，其妻裴氏曰：“征平生俭素，今葬以一品羽仪，非亡者之志。”悉辞不受，以布车载柩而葬。上登苑西楼，望哭尽哀。上自制碑文，并为书石。上思徵不已。谓侍臣曰： “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⑨，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没，朕亡一镜矣！”北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唐纪》

译文 郑文贞公魏征卧病在家，皇上派遣使者慰问，送给他药品，魏征家中使臣往来不绝。又派了中郎将李安俨住在魏家，以便随时将病况上报。皇上又和太子一起到他家，指名衡山公主将许配给他的儿子魏叔玉。正月十七日那天，魏征去世了，皇上命令九品以上的官员都去吊唁，赏给羽盖鼓吹，恩准陪葬昭陵。魏征的妻子裴氏说：“魏征一生节俭朴素，现在用一品官的仪仗举行葬礼，这不是死者的心愿。”她婉言推托没有接受，而用布蓬车载运棺柩去埋葬。皇上登上禁苑的西楼，望着灵车痛哭。皇上亲自撰写了碑文，并亲笔往石碑上写。皇上对魏征思念不止，跟左右大臣说： “以铜作镜子，可以端正自己的衣服、帽子；以过去的历史作镜子，可以知道国家的兴衰规律；以别人为镜子，可以明了自己的得失是非。魏征去世了，我丢掉了一面镜子啊

6 文言文 三镜防过

灯影里的故事

——三镜自照

太宗谓侍臣曰：“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镜，以防己过。

——《全唐文纪事》

释：唐太宗对亲近的臣子们说：“以铜作镜子，可以端正自己的衣服、帽子；以过去的历史作镜子，可以知道国家的兴衰规律；以别人为镜子，可以明了自己的得失是非。我常保存这三面镜子，用来防备自己的过失。

记：太宗之三镜，可谓国之三宝。各以铜、古、人为镜，其照各异。

若人皆持有此三镜，则道可兴也。铜镜明，人必正形知礼；古镜明，国必兴富；人镜明，人必仁良淳善。则可谓盛世之征也。

7 唐太宗三镜自照文言文翻译

唐太宗李世民给大多数人留下的第一映像大概就是虚心纳谏了。

诚然，他纳谏不可谓不虚心。只是左耳进右耳出，在听取完臣下的意见后照旧做自己原本要做的事。

好名声得到了，也没少享受。理想圣君：开明纳谏的形象如此建立 普通大众一直都有仰望的需要。

所以，历史和现实生活一样，也都是需要偶像的，尤其需要具备偶像气质的皇帝。对此唐太宗似乎一直都表现得相当配合。

在唐太宗认真求谏的鼓励下，贞观一朝君臣确曾一度形成了一种直言进谏、纳谏之风。民部尚书裴矩佞于隋，也能大胆进谏力争。

司马光就说：“裴矩佞隋而忠于唐，非其性之有变也；君恶闻其过，则忠化为佞，君乐闻直言，则佞化为忠。” 我行我素：纳谏虚心倾听 听完不改还按自己意愿做据《贞观政要》卷二记载：贞观四年，唐太宗下诏修洛阳宫乾阳殿以备巡狩。

给事中张玄素上书切谏，唐太宗虽然很不高兴，却没有发作，而是下令“所有作役，宜即停之”。还借题发挥地说出“众人之唯唯，不如一士之谔谔”这句千古名言来。

不过，《资治通鉴》卷193却记载，说过这话的次年，刚刚修缮完九成宫，唐太宗就再次提出要修缮洛阳宫。这一次，民部尚书戴胄站出来反对太宗依然虚怀纳谏，不仅表扬戴胄“忠直体国，知无不言”，还给他升了官。

然而，过了一段时间，太宗还是忍不住命窦璡修缮洛阳宫。诸如此类一面从谏如流、一面我行我素的事情，史书中还有不少零散的记载。

“虚心纳谏”的唐太宗只是儒家士大夫们与唐太宗本人联手炮制出的一块“内圣外王”的“道德假象”。大臣们极力想要压抑太宗的私欲，将他纳入“内圣外王”的正确轨道，所以频繁进谏。

太宗则几乎逢谏必纳，对进谏者无不大加赏赐，但在行动上却几乎没有什么改观：奖赏过谏臣之后，他想去游猎，仍然会去；想修筑新的别宫，仍然会修。 纳谏的秘密：形式主义表演塑造出一代圣君的形象反观贞观年间的历史，是不难发现李世民那些浓厚的表演痕迹的。

这位雄才大略的皇帝对自己日后留在史书中的形象是如此强烈地关注，以至于他对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做出了刻意的修饰。他不止一次地通过与臣僚们对话的方式，极力塑造出自己生活简朴、爱惜民力的光辉形象。

贞观时期的20多年里，太宗确实接受了太多太多的进谏，然而接受是一回事，执行又是另一回事，大多数的进谏最后并没有得到有力的贯彻。当他在朝堂之上充分展示自己虚怀若谷的帝王风度，当他对犯颜直谏的宽容被史官们载入实录之中后，很快他就忘记了谏言的具体内容。

对太宗而言，重要的是接受进谏，而不是接受进谏的内容。意味深长的是，对儒家知识分子，尤其是文职官僚们而言，重要的也只是纳谏，而不是执行纳谏的内容，因为他们需要的，只是一个“个性平淡的天命的代表”。

所以，在儒家政治理想中，唐太宗的全部意义，只是一个退而求其次的“内圣外王”的乌托邦罢了。至于贞观之治，剔除那些家给人足的“神化”，也只剩下一场完美的形式主义表演罢了。

1 文言文三镜翻译

三镜①

郑文贞公②魏征寝疾，上③遣使者问讯，赐以药饵，相望于道。又遣中郎将④李安俨宿其第，动静以闻。上复与太子同至其第，指衡山公主欲以妻⑤其子叔玉。戊辰⑥，征薨⑦，命百官九品以上皆赴丧，给羽葆鼓吹⑧，陪葬昭陵⑨，其妻裴氏曰：“征平生俭素，今葬以一品羽仪，非亡者之志。”悉辞不受，以布车载柩而葬。上登苑西楼，望哭尽哀。上自制碑文，并为书石。上思征不已。谓侍臣曰：“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⑩，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没，朕亡一镜矣！”

字词注释

①选自《资治通鉴》。②郑文贞公：魏征在世时被封为郑国公，去世后，朝廷赐谥为“文贞”。③上：指唐太宗李世民。④中郎将：皇家侍卫军中的武官。⑤妻（q@）：这里作“配”讲。⑥戊辰：指贞观十七年正月十七日。⑦薨（h#ng）：公侯死称薨。⑧羽葆鼓吹：羽葆是用鸟羽装饰的车盖。鼓吹指鼓吹乐队。皇家给羽葆和鼓吹乐队送葬，是对死去大臣的荣宠。⑨陪葬昭陵：王朝特准大臣在皇陵附近埋葬叫陪葬。昭陵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坟墓。⑩替：作灭、废讲。

诗文翻译

郑文贞公魏征卧病在家，皇上派遣使者慰问，赏赐药品，往来不绝。又派了中郎将李安俨住在魏家，以便随时将病况上报。皇上又和太子一起到他家，指名衡山公主将许配给他的儿子魏叔玉。正月十七日那天，魏征去世了，皇上命令九品以上的官员都去吊唁，赏给羽盖鼓吹，恩准陪葬昭陵。魏征的妻子裴氏说：“魏征一生节俭朴素，现在用一品官的仪仗举行葬礼，这不是死者的心愿。”她婉言推托没有接受，而用布蓬车载运棺柩去埋葬。皇上登上禁苑的西楼，望着灵车痛哭。皇上亲自撰写了碑文，并亲笔往石碑上写。皇上对魏征思念不止，跟左右大臣说：“人们用铜做镜子，可以用来穿好衣服，戴正帽子；用古史做镜子，可以从中看到国家兴盛衰亡的道理；用人当镜子，可以知道自己的长处和短处。魏征去世了，我丢掉了一面镜子啦！”

你好、希望能帮到你哈！

2 三镜古文的现代文翻译

1《诗经·邶风·击鼓》 击鼓其镗，踊跃用兵。

土国城漕，我独南行。从孙子仲，平陈与宋。

不我以归，忧心有忡。爰居爰处？爰丧其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于嗟阔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译文]击鼓声镗镗（震于耳旁），（将士们）奋勇演练着刀枪。土墙和漕城修筑正忙，惟有我随军远征到南方。

跟随孙子仲（行旅奔波），平定（作乱的）陈、宋二国，回家的心愿得不到允可，心中郁郁忧愁不乐，（我却）身在何方，身处何地？我的马儿丢失在哪里？到哪里（才能）将它寻觅？到那（山间的）林泉之地。生生死死离离合合，（无论如何）我与你说过。

与你的双手交相执握，伴着你一起垂垂老去。可叹如今散落天涯，怕有生之年难回家乡。

可叹如今天各一方，令我的信约竟成了空话。2这四句里只有“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是诗经里的文字（诗经里还有“君子偕老”的词句）。

这里有一个很有趣的话题，“死生契阔，与子成说”一句，毛《传》训“契阔”为“勤苦”，郑（郑玄）《笺》则发挥其意，谓“从军之士，与其伍约：‘死也、生也，相与处勤苦之中，我与子成相说爱之恩’（沙场上军士之间相互勉励约定相互救助的盟约。不管遇到什么危难，我们都不要独自跑掉而不顾对方）。”

钱锺书在《管锥编》中评价说：“《笺》甚迂谬”，又指责其“穿穴密微”，并很幽默的将“死生契阔，与子成说”等句，比较《水浒传》第八回林冲刺配沧州临行云“生死存亡未保，娘子在家，小人身去不稳”语，断为“情境略近”。 另外两句的“共著”，“同眠”，都是拟“偕老”变化而来的，在网络文章中广为流传。

"著"或许是"箸"，就是筷子的意思，因为以前筷子就叫作箸，因为船家忌讳，才更名筷子的。

3 几篇文言文的翻译要全文翻译,急用,能翻多少算多少,谢谢诸葛亮

诸葛亮言家事：诸葛亮曾对蜀后主说起过自己的家事：在成都有八百棵桑树，十五顷薄田家人们吃穿有余我在外为官，一切开支都是公家给的，没有别的收益等我死的时候，不会出现家里家外存了很多钱财那样的情况，（因此而）辜负了陛下的恩情等他死后，果然是这个样子春秋时期，晋国公子夷吾因内乱出逃后，求秦国支持他当晋国国君，事成后以五座城池作为酬谢后来，夷吾在秦国的帮助下当上国君，却不履行诺言不久晋遭受自然灾害，粮食歉收，晋惠公又向秦买粮，秦国不计较夷吾背约失信，慷慨地答应了晋的要求第二年，秦国收成很差，刚入冬就发生饥荒，秦王派人到晋国买粮晋惠公不想答应秦国的要求，大夫庆郑认为不妥，他说：“这样背弃恩惠，不仁不义，把道德全丢掉了，当我们一旦需要援助，谁来帮我们呢？我们还怎样保卫国家？”另一个大臣虢射却说：“晋国不割五城给秦是根本问题，根本问题不解决，只答应卖粮，就好比只有毛没有皮没皮毛又能依附在什么地方呢（原文‘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我们已背了约，再卖粮给秦，也不能平息秦国的不满，不如干脆连卖粮也不答应” 晋惠公没有采纳庆郑的建议，听信了虢射的意见庆郑叹气说：“国君这样做，将来要后悔的”果不出庆郑所料，第二年秦晋发生战争，晋惠公做了秦国的俘虏“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比喻不解决根本问题，即使解决其他枝节问题，也没有用处齐宣王在雪宫里接见孟子宣王说："贤人也有这样的快乐吗？"孟子回答说："当然有的人们要是得不到快乐，就会非议他们的国君因为得不到快乐就非议国君当然是不对的；可是为人君者而不能与民同乐，也是不对的假如国君能以人民的快乐为快乐，那么人民也会以国君的快乐为快乐；假如国君能以人民的忧愁为忧愁，那么人民也会以国君的忧愁为忧愁与天下人同乐，与天下人同忧，假如这样而还不能称王天下的，从来也没有过医生扁鹊去见秦武王，武王把他的病情告诉了扁鹊，扁鹊建议及早医治，可是左右大臣提出异议：“君王的病在耳朵的前面，眼睛的下面，未必能治好，弄不好反而会使耳朵听不清，眼睛看不明”武王把这话告诉了扁鹊，扁鹊听了很生气，把治病的砭石一丢，说：“君王同懂医术的人商量治病，又同不懂医道的人一道讨论，干扰治疗，就凭这，可以了解到秦国的内政，如此下去，君王随时都有亡国的危险” 剩下给地址自己看吧。

4 文言文 三镜防过

灯影里的故事 ——三镜自照 太宗谓侍臣曰：“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朕常保此镜，以防己过。 ——《全唐文纪事》 释：唐太宗对亲近的臣子们说：“以铜作镜子，可以端正自己的衣服、帽子；以过去的历史作镜子，可以知道国家的兴衰规律；以别人为镜子，可以明了自己的得失是非。

我常保存这三面镜子，用来防备自己的过失。 记：太宗之三镜，可谓国之三宝。

各以铜、古、人为镜，其照各异。 若人皆持有此三镜，则道可兴也。

铜镜明，人必正形知礼；古镜明，国必兴富；人镜明，人必仁良淳善。则可谓盛世之征也。

　　在中国古代的王朝更替中，曾经出现过不少“盛世”。人们所说的盛世，一般是指国家由乱到治，在较长时期内保持了政权稳定和社会繁荣。盛世的标志，包括政治开明、经济发展、民生复苏、国力强大、文化昌盛等方面。〔1〕古代盛世最有代表性的，是西汉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清代的“康雍乾盛世”，这些“盛世”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中具有重大的意义。历朝历代，统治者向往出现盛世，以求反映出自己的功绩；老百姓也企盼盛世，以求过上安定的生活。“宵衣旰食，励精图治”的成语，是帝王将相的铭戒；“宁做太平犬，不做离乱人”的民谣，是来自民间的呼声。二者在追求盛世这一点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了解古代盛世的形成和衰亡，能够使我们得到许多历史启迪。

　　一 从文景之治到昭宣中兴

　　西汉的文景之治，从文帝即位的公元前180年算起，到景帝去世的公元前141年为止。然而，文景之后，盛世并未结束，武帝即位后虽然改变了文景时期的政策，却把西汉的盛世推向高峰。武帝晚期虽然颇多失误，但国家元气未伤。经过昭帝和宣帝的调整，即“昭宣中兴”，保持了盛世的延续。元帝即位时，西汉的户口达到了汉代的最高点。因此，西汉盛世的终结，以宣元之际（公元前48年）为界，前后延续了一百三十多年。

　　文景之治是由文帝和景帝得名的。而文景之治的出现，需要从汉初形势说起。

　　秦王朝的严刑酷法，横征暴敛，引起了天下大乱。秦亡以后，为争夺政权的楚汉相争，连年战火，又使人民陷入颠沛流离、委骨沟壑的悲惨境地。西汉王朝建立时，朝廷极为困窘。《汉书·食货志》载：“汉兴，接秦之弊，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天下既定，民亡盖藏，白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皇帝连四匹颜色一样的马车都坐不上，将相只好以牛车代步。正是这种形势，迫使统治者不得不设法安定社会，恢复生产，使国家进入正常状态。

　　汉高祖刘邦从进入咸阳那一天起，就在谋士张良的策划下宣布了安定社会的基本方略，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史记·高祖本纪》）待到结束战争后，刘邦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约法省禁，轻田租，什五而税一”。稳定政局，恢复秩序。高祖死后的惠帝和吕后执政时期，继续执行休养生息的政策，社会状况逐步好转。

　　汉文帝刘恒（公元前180一前157年在位），是高祖刘邦之子，惠帝刘盈的同父异母兄弟。本来，他是当不上皇帝的。高祖在世时，七岁的刘恒就被封为代王，统辖今山西北部，与他的母亲薄姬在代国的首府中都（今山西平遥附近）呆了17年之久。但是，惠帝死后，吕后执政，朝廷几乎成了-吕氏的天下，引起了西汉开国元老的不满。吕后一死，掌管国政的丞相陈平和统辖军队的太尉周勃，消灭了吕氏势力，迎立远在外地的刘恒继承帝位。这种背景，对文帝的施政方针影响很大。作为长年在外的藩王，在朝廷一无威信，二无心腹，一大批跟随高祖打天下的元勋功臣还在台上，他们对这个年轻皇帝还不一定服气。他只有小心谨慎，以求地位的稳固。

　　文帝继位之时，中央政局尚在诸吕之乱后的动荡之中，地方上诸侯王势力十分强盛，社会经济也没有从战争创伤中彻底恢复过来，国家贫穷，库藏空虚，民生艰难，工商凋零，外部有北方的匈奴部族不断南下抢掠骚扰，多次威胁京畿关中。对此，文帝沉着应付，稳定政局，坚持与民休息的国策，奉行黄老之术，使经济逐渐恢复，财力不断上升，国库开始充裕，开了文景之治的先声。

　　景帝刘启（公元前157一前141年在位）继位以后，全面继承了文帝时期的各项政策。当时，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国内局势的稳定，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就成了当务之急。汉代实行郡国并行的地方体制，诸侯王国占据着广大地区，跨州连郡，据山铸钱，煮海成盐，富甲天下，骄奢抗命，已成尾大不掉之势。景帝采纳晁错的建议，采取削藩措施，结果招致了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个诸侯王国叛乱。他们“请诛晁错，以清君侧”，而当晁错被杀后依然叛乱不息，此即“七国之乱”。景帝起用大将周亚夫，用三个月时间就平定了叛乱。此后，“诸侯王不得复治国，天子为置吏”，削弱了割据势力，保证了西汉王朝的稳定和治世的持续发展。

　　文景之治首先表现在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上。文帝深知农业在当时的重要性，在继位的第二年就下诏说：“农，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务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忧其然，故今兹亲率群臣农以劝之，其赐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汉书·文帝纪》）此后他多次颁布诏令，劝课农桑，鼓励发展生产。而且他多次亲自参加耕作，还让皇后亲自养蚕，以作示范。为了减轻民间负担，文帝从十二年（公元前168年）起，就把田租由高祖时的什五税一改为三十税一，第二年又干脆全免田租。直到景帝继位，才恢复了三十税一的标准。在减免田租的同时，文帝还把算赋（人头税）由原来的每人每年120钱减为40钱，把原来丁壮每年服徭役一月改为三年服徭役一月。另外，他还松弛山林川泽之禁，赈贷鳏寡孤独，救济穷困老弱，从而使社会经济全面恢复。景帝继承了文帝的经济政策，使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国家财政有了根本好转，府库盈积，百姓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有“家给人足”之称。

　　文景之治的另一方面是政治比较清明。文帝即位后，为了选拔人才，开创了察举制度。著名的青年政治家晁错，就是“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推荐上来的。文帝还鼓励大臣进谏议政。廷尉张释之数次依据法律顶撞皇帝，他不以为忤，反而能够始终将张释之委以重任，显示了一个开明君主的宽容风度。

　　文帝对法律也作了重大改革。他吸取秦亡的教训，在即位后废除了以言论治罪的“诽谤訞言法”和一人犯罪、株连家族的“相坐法”。齐人淳于意被判肉刑，其女缇萦请以身代，文帝大为感动，为此废除了摧残肢体的肉刑制度。这一时期的刑法宽简，在历史上是少有的。

　　关于文景之治的社会效果，各种史籍都有总结和介绍。《汉书·食货志》称：“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无）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钜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乘柠牝者，摈而不得会聚。守间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汉书·文帝纪》称：“海内殷富，兴于礼义，断狱数百，几致刑措。”《汉书·景帝纪》称：“汉兴，扫除烦苛，与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俭，孝景遵业，五六十载之间，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

　　正是文景时期的积累，为汉武帝把西汉王朝的盛世推向高峰创造了条件。武帝刘彻（公元前141一前87年在位）是一个具有雄才大略的皇帝（图 6），他即位后不久，开始改变文景以来的政策，由无为变成有为，由恪守变成进取，由推崇黄老变成独尊儒术，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历史辉煌。

　　在武帝时期，中央集权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天人感应”学说使皇帝的无上权威有了新的理论依据，丞相的权力被削弱。武帝还分全国为十三州，派遣刺史以“六条”监督郡国，加强了对地方的控制。财政上把铸钱（发行货币）权收归中央，盐铁实行官营，向西北边疆大量移民屯田，在中原大力兴修水利工程。特别是在边疆开拓方面，随着对外政策的改变，武帝派卫青、霍去病等大将全面出击匈奴，取得了巨大胜利，在河套、河西地区设立了朔方、五原、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六郡，控制了西域诸国，开辟了丝绸之路，派唐蒙通西南夷，出兵东瓯，将西汉王朝发展为一个幅员广阔的多民族国家。在长安城及其他地方，汉武帝大兴土木，一座座宫殿楼阁拔地而起，耸人云天。武帝时期的这些建树，都得益于文景之治的铺垫。

　　但在文景时期，治世的背后已经有了危机的阴影。文帝时期政治的宽厚，得益者首先是大官僚、大地主和大商人。例如，黄头郎邓通，因为得到文帝的宠爱，不但得到无数赏赐，而且占有了蜀郡严道（今四川雅安西）的铜山铸钱，富可敌国，有“邓氏钱，半天下”之称。贾谊在《治安策》中就指出：当时的汉朝存在着王国过盛、匈奴侵侮、富民奢侈、百姓饥寒等政治、民族、社会问题，已经潜伏着乱世的迹象。“曰安且治者，非愚则谀，皆非事实知治乱之体者也。”《汉书·食货志》在高度肯定文景之治后也说：“于是罔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并兼；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车服僭上亡限。物盛而衰，故其变也。”武帝时统治政策的改变，使文景之时的隐患开始显现。对外用兵，铺陈浪费，挥霍钱财，奢华无度，迅速花光了文景时期的积累。“兵连而不解，天下共其劳，干戈日滋，行者齎，居者送，中外骚扰相奉，百姓抏敝以巧法，财赂衰耗而不澹。”（《汉书·食货志》）特别是武帝晚年的政治失误，导致了“巫蛊之祸”，〔2〕几乎引起继位危机。不过，文景奠定的盛世，并没有被彻底摧毁。武帝以后的昭帝和宣帝，通过统治政策的调整，使西汉王朝继续保持稳定的态势，史称“昭宣中兴”。翦伯赞认为：“自昭宣以至元帝这半个世纪的时期中，是西汉的社会经济继续发展的时代。”〔3〕

　　汉昭帝刘弗陵（公元前87一前74年在位）继位时只有八岁，实际执政的是大将军霍光。霍光在一定程度上调整国策，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多次减轻租赋，停止对外用兵，使社会恢复了安定局面。汉宣帝刘洵原名刘病已，是武帝戾太子的孙子，由于“巫蛊之祸”而被剥夺了宗室权利，以平民身份生活在民间，对于下层社会的疾苦有较多了解。因此，他当上皇帝后（公元前 74一前49年在位），比较清明，以知人善任著称，他所重用的丙吉、魏相、黄霸等名臣，都有较大的建树。另外，宣帝比较注重制度建设，强调治民先治吏，信赏必罚，史称这一时期“吏称其职，民安其业”。他有一句名言：“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汉书·元帝纪》）这一时期，既不是单纯的“无为而治”，又不是单纯的“好大喜功”，而是糅合王霸之道，使西汉王朝的统治方略最终定型。

　　西汉的盛世，从文景之治开端，由武帝推到了高潮。在武帝之后，由昭帝和宜帝保持了一个较长的余韵。由于西汉王朝处于中国封建社会的上升期，这一盛世不仅维持时间较长，而且也给后代的统治者留下一个值得仿效的范例。

　　二 从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

　　唐代的盛世是由贞观年间（627—650年）开始的。经过高宗、武后、中宗、睿宗的过渡，到玄宗开元年间（713—742年），再度出现盛世。天宝（742—756年）年间，各种社会矛盾开始激化。到安史之乱爆发，唐朝的盛世宣告终结，经历了一百余年。与西汉的盛世不同，唐代的盛世有着明显的起伏，有着贞观时期和开元时期两个高峰，其间存在着数十年的低迷状态。

　　隋代结束了南北朝的分裂割据局面，重新统一了中国。隋文帝虽然刚愎自用，却在治理国家上颇有建树。但到隋炀帝继位以后，横征暴敛，穷奢极欲，滥用民力，造成了“耕稼失时，田畴多荒”的局面。特别是三次征伐高丽的失败，迅速激化了社会矛盾，导致天下大乱。唐代在隋末大乱的基础上取得政权，拨乱反正，开创了中国古代又一个盛世。

　　唐朝建立之后，高祖李渊立长子李建成为太子，封次子李世民为秦王。李世民凭借打天下时建立的功勋和形成的势力，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死李建成和弟弟李元吉，夺得帝位，年号贞观。在贞观年间，唐太宗李世民（图7）吸取隋朝灭亡的教训，采取了一系列缓解社会矛盾的措施，开创了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的新局面，史称贞观之治。

　　唐高祖和唐太宗在政治上都比较开明，唐朝建立后，他们注重历史的经验教训，处处能以亡隋为鉴。反隋斗争的亲身经历，使李渊父子对治理国家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早在唐朝开国之初，唐高祖就对裴寂说道：“隋末无道，上下相蒙，主则骄矜，臣惟谄佞。上不闻过，下不尽忠，至使社稷倾危，身死匹夫之手。朕拨乱反正，志在安人，平乱任武臣，守成委文吏，庶得各展器能，以匡不逮。”（《旧唐书·孙伏伽传》）到唐太宗手里，他更进一步认识到民众的力量。贞观十八年，太宗曾告诫太子李治说：“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尔方为人主，可不畏惧！”（《贞观政要·教戒太子诸王》）这种“载舟覆舟”的比喻，在统治者中是很难得的。正因为唐太宗有如此认识，贞观年间的大臣进谏，也多以亡隋为例。如贞观二年，王硅对太宗说：“昔秦皇汉武，外则穷极兵戈，内则崇侈宫室，人力既竭，祸难遂兴。彼岂不欲安人乎失所以安人之道也。亡隋之辙，殷鉴不远。陛下亲承其弊，知所以易之。”要求吸取秦、汉、隋的教训，改弦易张，调整政策（《贞观政要·务农》）。贞观之治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形成的。

　　唐太宗在政治上有两个方面十分突出：一是用人，二是纳谏。这两个方面对贞观之治的形成起了极大作用。元稹曾对此总结道：“房、杜、王、魏之徒，议可否于前；天下四方之人，言得失于外。不四三年，而天下大理，岂文皇独运聪明于上哉盖亦群下各尽其言，以宣扬发畅于天下也。”（《元稹集》卷三二）

　　在用人上，唐太宗深知“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的道理，多次下诏求贤。他还批评宰相房玄龄、杜如晦，要求他们不要陷入繁琐事务，而以广开耳目、求访贤哲为务。他能够任人唯贤，不避亲仇。贞观名臣魏徵，是太宗仇敌李建成的部下，曾经给李建成提过除掉太宗的建议。玄武门之变后，太宗从大局出发，抛却个人恩怨，重用魏徵作为自己的治国辅佐。他还注意从下层破格选拔人才。贞观三年，中郎将常何上书直言朝政，太宗凭自己对常何的了解，认定奏章非常何所作，追问之下，常何承认是自己的一个门客马周代拟。太宗立即召见马周，予以重用，并赐常何绢三百匹鼓励荐贤。太宗主张“用人如器，各取所长”，不以一己之见埋没人才。在他晚年，对自己的用人之道总结说：“用人之道，尤为未易。己之所谓贤，未必尽善；众之所谓毁，未必全恶。”强调博采众议，全面了解，舍短取长，充分发挥人才的作用。唐太宗还比较注重地方吏治，为了考察地方长官，他把各地都督刺史的姓名写在屏风上，记录其功过行能，作为黜陟的依据。为了更好地用人，太宗还特别注意君臣关系的调整。他吸取隋文帝猜忌大臣的教训，强调：“傥君臣相疑，不能备尽肝膈，实为国之大害也。”“正主任邪臣，不能致理；正臣事邪主，亦不能致理。惟君臣相遇，有同鱼水，则海内可安。”（《贞观政要·求谏》）所以，他特别注意“驭驾英才，推心待士”。

　　在纳谏上，唐太宗重视听取不同意见，“恐人不言，导之使谏”。贞观二年，他同魏徵讨论君主的明暗问题，魏徵回答说：“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他特别欣赏这句话，处处鼓励大臣进谏。贞观年间进谏最有名的是魏徵，他先后向太宗进言数百次，不仅直言不讳，而且敢于当面争论。为了鼓励大臣进谏，太宗说：“纵不合朕心，朕亦不以为忤。若即慎责，深恐人怀战惧，岂肯更言”（《贞观政要·求谏》）尽管他有时也听不进过分直率的谏言，但他一般能克制自己。例如，贞观四年，给事中张玄素进谏停修洛阳乾元殿，言词激烈，认为唐太宗不如隋炀帝。太宗反问道：“卿以我不如炀帝，何如桀纣”张玄素毫不退让，答道：“若此殿卒兴，所谓同归于乱。”太宗终于克制住自己的火气，称：“我不思量，遂至于此。”赐绢二百匹鼓励“贞观政要·纳谏》）。有一次魏徵惹他发了火，太宗对长孙皇后称：“会须杀此田舍翁。”长孙皇后婉言相劝道：“妾闻主明臣直，今魏徵直，由陛下之明故也。”（《资治通鉴》卷一九四，贞观六年三月）使他打消了杀魏徵的念头。魏徵死时，太宗对侍臣说道：“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镜矣。”（《贞观政要·求谏》）

　　贞观年间，唐太宗十分注意安定社会和发展经济，他说过：“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贞观政要·君道》）从“存百姓”出发，贞观之政务从“简静”。具体做法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去奢省费”，二是“轻徭薄赋”，三是“选用廉吏”，四是“使民衣食有余”。为了恢复和发展生产，唐朝从武德到贞观年间推行了均田制，对成年男丁授田百亩，其中二十亩为永业田，八十亩为口分田。虽然均田不够彻底，但对当时恢复农业经济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结合均田制，又实行了租庸调法，受田户每年纳租二石，缴调绢二丈，绵三两，服役二十天，或按每日三尺绢纳庸代役。租庸调法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民众的负担，也保证了国家财政来源的稳定。特别是纳庸代役，与隋代的徭役过重形成了明显比照，有利于安定社会。这些政策收到了显著效果，到贞观三年以后，关中经济已经恢复。贞观八年以后，全国大治。“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至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赍粮，取给于路。”（《贞观政要·政体》）

　　在司法方面，贞观时期强调以仁为本，以刑为末。唐太宗称：“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宽简。”（《贞观政要·刑法》）在贞观年间，还建立了死刑三复奏制度，即对要执行死刑的罪犯，必须复奏皇帝三次才能用刑。到贞观四年，全国秩序已经恢复正常，社会出现了安居乐业的初步局面。“是岁，断死刑二十九人，几致刑措。东至于海，南至于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齑粮焉。” （《旧唐书·太宗纪》）

　　值得注意的还有唐太宗的民族政策。唐初，突厥成为威胁中原的主要力量，在太宗刚登基不久，突厥的颉利可汗就率兵打到长安城外，迫使唐太宗与颉利订立便桥之盟。贞观三年起，太宗派李靖等人率大军全面反击东突厥，大获全胜。后来，又击败吐谷浑，征服高昌，打退薛延陀，在龟兹设置安西都护府，控制了西域，以长安为起点的丝绸之路进入了全盛时期。但是，太宗对边疆少数民族并不是一味征伐，而是注重和平交往。对少数民族首领频频推行和亲政策。文成公主人藏嫁于吐蕃的松赞干布，就是突出一例。唐太宗晚年总结自己的民族政策时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资治通鉴》卷一九八，贞观二十一年五月）从太宗开始，在归附唐朝的少数民族地区普遍设置了羁縻府州。〔4〕所谓羁縻府州，就是设立归中央管辖的府州，但这些府州沿用当地民族的原有统治方式和生活习俗，不列入“编户齐民”，不承担赋役，具有高度的自治性。这些政策，使他赢得了各民族的共同拥戴，享有“天可汗”的赞誉。

　　当然，贞观之治不是没有缺陷的。太宗晚年，在用人和纳谏方面都比不上前期，而豪华奢侈、骄逸之气日增。对此，他自己也有所认识，临终前，他告诫太子说：“吾居位已来，不善多矣。锦绣珠玉不绝于前，宫室台榭屡有兴作，犬马鹰隼无远不致，行游四方，供顿烦劳。此皆吾之深过，勿以为是而法之。顾我弘济苍生，其益多；肇造区夏，其功大。益多损少，故人不怨；功大过微，故业不堕；然比之尽美尽善，固多愧矣。”（《资治通鉴》卷一九八，贞观二十二年正月）正是太宗本人的这种清醒认识，为贞观之治的延续奠定了基础。

　　太宗死后，高宗李治即位（公元649—683年在位）。他虽然为人软弱，但基本上能够奉行贞观时期的开明政策，而且对太宗晚年的失误有所矫正，使经济持续发展，户口增长，贞观之治得到了继承。“永徽（高宗第一个年号）之政，百姓阜安，有贞观之遗风。”（《资治通鉴》卷一九九，永徽元年正月）不久，大政落人武则天手中。高宗之后的中宗李显（683—684年，705—710年两度在位）和睿宗李旦（684年，710—712年两度在位），只是名义上的皇帝，武则天以太后身份执掌朝政。到公元690年，武则天干脆自己称帝，改国号为周，旧史书称其为“武周革命”。

　　“武周革命”只是王朝内部的权力转移，对上层官员的影响较大，但对社会下层影响不大。在武则天执政时期；李姓皇帝权力的失落引起了相应的宫廷斗争和部分王室成员的反叛，却没有造成社会上大的动荡。武则天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打击元老贵族，注重引进庶族下层人才，倡导告密制度，重用周兴、来俊臣等酷吏，以强化对官吏队伍的控制。宠信薛怀义、张易之、张昌宗等人，官场风气随之败坏。大修宫殿，建造明堂，优待僧侣，加重了社会负担。但是，她又注重发展农业，采取了不少劝课农桑的措施，经济状况有所好转，社会也比较稳定。史称武则天是“僭于上而治于下”。高宗即位之初，全国共380万户，到武周末年，已增加到615万户。

　　唐朝的盛世高潮，是在玄宗李隆基开元年间实现的。经过了中宗复辟 （705年，张柬之等人拥戴中宗复位，恢复唐室，也称五王政变或中宗反正），韦后之乱（710年，中宗暴死，韦后和安乐公主密谋执政，立少帝李重茂。李隆基和太平公主发动政变，诛韦后，拥戴睿宗即位），太平公主之乱（睿宗时，太平公主与太子李隆基发生冲突，睿宗传位于玄宗，公元713年，太平公主密谋政变，被玄宗平定）。一连串政变后，唐玄宗调整官员，整顿禁军，恢复了政局的稳定，历史进入了开元时期。

　　唐玄宗在开元年间，励精图治，把唐代的盛世推向高潮。开元年间，君臣都对贞观之治十分向往，处处以贞观之治为楷模。影响深远的《贞观政要》一书，就是史官吴兢在这一时期撰写出来献给玄宗作为治国范本的。不过，由于时代的变化，开元之治和贞观之治又有所不同。

　　玄宗的首要措施，是精选辅佐，尊重辅政大臣，实现宰相班子的稳定。从高宗以来，随着政局变化，唐代的集体宰相制出现了问题，人选过多，更换过于频繁，使政务受到了消极影响。玄宗时期，将宰相的人选稳定为一到三人，而且明确一人主要负责，使权力相对集中，皇帝不过多干涉，从而有利于政务的推行。这一举措，使宰相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开元盛世的功臣姚崇与宋璟，就是因这一措施成名的。司马光称：“姚、宋相继为相，崇善应变成务，璟善守法持正；二人志操不同，然协心辅佐，使赋役宽平，刑罚清省，百姓富庶。唐世贤相，前称房杜，后称姚宋，他人莫得比焉。”（《资治通鉴》卷二一一，开元四年十二月）然而，也正是宰相的减少和稳定，埋下了后来李林甫、杨国忠专权的伏笔。

　　玄宗深知“治民必先治吏”的道理，他执政后，立即废除了中宗以来的大量“斜封官”。所谓斜封官，是指不按正常程序考察任命，而是通过特殊关系用非正式公文“墨敕”委任的官员，类似于今天的“走后门”。开元二年，他又大规模地罢免了武后中宗时任命的员外官、试官和检校官。这些官员，都是正式编制之外为享受待遇而任用的。玄宗对此大加整顿，在一定程度上端正了官场风气。为了纠正唐初以来重京官轻外官的习惯，玄宗强调地方官与京官的交流，重视刺史县令的选用。开元四年，他亲自考察新任命的县令，“问安人策一道”，把较差的45人遣返回家，贬斥了主持县令选任的吏部侍郎卢从愿和李朝隐。开元十三年，他又亲自挑选了一批中央政府有声望的诸司长官出任地方刺史，并赐宴赐诗饯行。史称：“玄宗自初即位，励精政事，常自选太守、县令，告戒以言，而良吏布州县，民得安乐。”（《新唐书·刑法志》）

　　开元时期，玄宗颁发了大量诏令劝课农桑、赈灾济荒、招徕流移，在江淮以北各州普遍设立常平仓。到开元八年以后，经济上已出现了“五谷丰殖，万物阜安，百姓无事，与能共化”的局面。各地的水利建设也广泛开展，兴修水利工程三十余处。

　　开元年间的各项制度建设，达到了唐代的最高成就。唐朝的各种法律法规典章格式，在玄宗的主持下，或新制，或修订，形成了一个洋洋大观的完整体系。包括《开元格》、《开元后格》、《开元令》、《唐六典》、《开元礼》等内容。

　　到开元晚期，大唐王朝的盛世达到高峰。《新唐书·食货志》载：“是时，海内富实，米斗之价钱十三。青、齐间斗才三钱。绢一匹，钱二百。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驿驴，行千里不持尺兵。”唐人的《开天传信记》称：“河清海晏，物殷俗阜。安西诸国，悉平为郡县。自开远门西行，亘地万余里，入河湟之赋税。左右藏库，财物山积，不可胜较。四方丰稔，百姓殷富，管户一千余万，米一斗三四文。丁壮之人，不识兵器。路不拾遗，行者不囊粮。”西方史学家也认为：“这是一个巩固的时代，一个明智地运用皇权的时代，一个克制的时代，尤其是一个没有对外进行劳民伤财和野心勃勃地冒险行动的时代。”〔5〕

　　但是，开元之治并未持续多久。到天宝年间，唐玄宗开始志得意满。“承平日久，安于逸乐，渐远端士而近小人。”在宰相人选上，先后重用“口蜜腹剑”的李林甫和市井小人杨国忠，轻信藩将安禄山，沉溺于与杨贵妃的爱情，出现了重大的政治失误。开元前期，玄宗还能听进去一些谏议，到天宝年间，几乎就听不进任何不同意见了。国家财政的积累，给唐王朝提供了好大喜功的资本。天宝时期，玄宗对内大兴土木，修造兴庆宫和华清官，在全国兴建道观，塑造老子和自己的雕像；对外大兴边功，多次发动对吐蕃、南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