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剑之历史

　　剑的来历要追溯到轩辕黄帝时代。据《黄帝本纪》记载：“帝采首山之铜铸剑，以天文古字铭之”；又有“昔葛天卢之山发而出金，蚩尤受而制之，以为剑铠”之说。剑之出世极为古远，历史悠久，故后人称之“短兵之袓”，确可当之无愧。

　　远古时期的武器的设计和制造尚处于初始阶段，《淮南子·汜论》所述：“古之兵，弓剑而已矣，槽矛无击，侑戟无刺。” 为利于在山地丛林中奔跃和近战，那时人们普遍习惯使用短兵器。剑是短兵的一种，脱胎于矛形刺兵及短匕首，始原于殷商以前，形极为短小，仅有短平茎，而无管筒。古人用此剑插腰，轻便易使，直刺旁击都能运用自如，抵御匪寇与野兽都是必不可少。到了周代，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构造简单容易制造的剑已成为主要短兵器，成为社会各阶层必有之佩备。连冯谖与汉初的韩信，虽然贫至无食，也仍然随身携带。著名的有干将、莫邪、龙泉、太阿、纯钧、湛卢、鱼肠、巨阙等。春秋时的龙泉剑，仍有一只藏于故宫，至今仍很锋利，证明我国在剑的制造和使用上，有著很悠久的历史。]

　　至东周时期，西方大陆此时仍处在蛮荒时期，但是中土的冶铜工业已经非常发达。工匠大多以铜铸剑，造就出一大批剑质颇佳的精品，制剑技术亦逐渐进步。 依据《考工记》的记载，战国时期的工匠以累积了足够的经验，能充分的掌握冶炼青铜的技术，按照器具不同的用途，合金中的铜与铅、锡比例也有所不同。这样的冶炼技术领先西方国家近千年。

　　早期的青铜剑约在商朝即已大致成形，最初仅长十余公分，直脊双刃，剑身扁阔，柄以木片夹束，亦无剑格，而后发展出固定的形制，主要由剑身与剑茎两部分组成，每一部位都有名称。剑身前端称“锋”，剑体中线凸起称“脊”，脊两侧成坡状称“从”，从外的刃称“锷”，合脊与两从为“腊”。剑把称“茎”。茎主要有扁形与圆形的两种。茎和身之间有的有护手的“格”，又称为“卫”。茎的末端常有圆形的“首”或“镡”。茎上有的有圆形的“箍”。茎上常以绳缠绕，绳称为“缑”，剑柄尾端旋环称做铎。剑鞘也谓之“室”。短剑也称“匕”。考究的青铜剑的首与格等常以玉质作成，这种剑，一般则称为“玉具剑”。在未来的千年间，这种剑的造型逐步迈向成熟，并作为步兵的基本武器而活跃于战场上。

　　郑锷更于剑有所详解，他这样说到：人之形貌大小长短不一，选择不同的剑，不是为了美观，而是要使之各适其用而己。因此分为为三等剑制，以适合三等带剑之士，什么人用什么剑则自取其便。剑柄长五寸，剑身若是剑柄的五倍，那么就该有三尺，重九锵，也就是三斤十二两，长之极，重之至，故谓上制。只有高大有力的剑士可以佩带，所以称为上士之制。剑身是剑柄的四倍，那么剑之长则有二尺五寸，重七锵，也就是二斤十四两，长短轻重取其中，谓之中制。适合普通身材和力量大小的人使用，故称为中士之制。若剑身只有三倍剑柄长短，则只有二尺，重量只有五锵，则只重二斤一两三分，轻而且短，称为下制，矮小羸弱者适用。

　　上述剑制，大抵沿用于远古，历代仍有频繁变更，自秦至宋，其中的变化最多。郑锷云：“若以秦汉之剑与宋时之剑比较，则宋时长剑有二十一寸三分，汉时长剑仅十七寸九分。宋时短剑十五寸二分，汉时短剑仅十寸五分，故宋时之剑较汉时之剑长，且品质更优”。

　　剑之用途，不只是专供杀戮之用，也用做文士饰品，不过终究是以防身拒敌为主，如剑过长则运用不便，剑短则难以及远，过短的剑轻而没有打击力度，长剑重而挥动迟缓，二者均不适合实用。另外古籍有言：“汉高祖仗三尺剑而得天下”，由此可见汉代剑长不及两尺之说应当有误。若综合剑史所记，大抵古剑之长，由一尺三寸至四尺多不等，其重量则为二至三斤。

　　春秋时期，互为世仇的吴越两国却同以铸剑精良闻名于当世，其技术之精湛、工艺之华美，可称举世无匹，尤其是剑身的表面处理，不但具有神秘华丽的花纹，在两千五百年后的今天，仍然寒光四射、锋锐如新，这种处理技术至今仍然是个谜。

　　1994年秦始皇兵马俑二号俑坑正式开始挖掘，考古工作者发现一把青铜剑被一尊重达150千克的陶俑压弯了，其弯曲的程度超过45度，当人们移开陶俑之后，令人惊诧的奇迹出现了：那又窄又薄的青铜剑，竟在一瞬间反弹平直，自然恢复。当代冶金学家梦想的“形态记忆合金”，竟然出现在2000多年前的古代墓葬里！这柄古剑在地下埋藏了两千多年为什么没有生锈呢？为什么依然寒光四射、锋利无比呢？通过进一步的研究发现，“越王勾践剑”千年不锈的原因在于剑身上被镀上了一层含铬的金属。铬是一种极耐腐蚀的稀有金属，提取十分不易，但是此时的铸剑工艺水平成为一个迷。其中还发现了一批青铜剑，这批青铜剑内部组织致密，剑身光亮平滑，刃部磨纹细腻，纹理来去无交错，它们在黄土下沉睡了2000多年，出土时然光亮如新，锋利无比。科研人员测试后发现，剑的表面有一层10微米厚的铬盐化合物。这一发现立刻轰动了世界，因为这种铬盐氧化处理方法，只是近代才出现的先进工艺，德国在1937年，美国在1950年先后发明并申请了专利。

　　春秋晚期至战国可说是铜剑最发达的时期，除个别地区的剑反映了地域或民族风格外，形制上一般都开始定型。春秋晚期的铜剑，绝大部分都有剑首，并普遍出现了剑格，但具剑箍的还较少。长度一般都要在40-50厘米以上。有名的越王勾践剑、吴王夫差剑、吴王光剑等等，都是这时期的重要作品。这些宝剑制作精美，表现了卓越的制作工艺。东周青铜剑，以吴国、越国的最为上乘，《周礼·考工记》载：“吴越之金锡，此材之美者也”。湖北江陵古墓出土的越王勾践剑，通长55．7厘米，身满饰菱形纹，剑格两面以蓝色琉璃镶嵌花纹。

　　此时，钢铁制的兵器也登上了舞台，或许对于青铜兵器的锻冶技术已累积了足够的知识，又或许摺叠钢的技术本来就承袭自打造青铜兵器的经验，无论如何，这个时期的钢铁兵器，其水准的确领先了全世界一大截，著名的铸剑大师如：欧冶子、干将等人，链就一批千古名剑：干将、莫邪、湛卢、巨阙、纯钩、龙渊、太阿、工布、鱼肠等，即使实物不存，它们的赫赫威名仍令我们心驰神往；《吴越春秋》中记载薛烛评纯钩剑：“光乎如屈阳之华，沉沉如如芙蓉始生于湖，其文如列星之行，其光如水之溢塘，”此外，太阿剑“巍巍翼翼如流水之波”、工布剑“文若流水不绝”，以及：龟文、缦理、列星、溢水、冰释、高山、深渊、水波、珠衽、流泉等等形容，均是指剑身上的摺叠花纹而言，当我们看到古代刀剑上的花纹时，才能体会古人所言实非虚语。

　　战国后期的秦国已经是青铜剑、铁剑并用，同时剑的型制也有变化，长度曾加到一百公分左右，剑身狭长，表面经过仔细地研磨，并有一层铬盐氧化物，显现著乌黑的光泽，能防蚀防锈，陕西秦墓出土的诸多长剑几乎有如新制。

　　直到9世纪末，意大利青铜剑工艺仍然在这个水平上。

　　钢铁兵器正式装备部队后，因为硬度和韧度都明显地优于青铜，也由于骑兵的大量使用，配合其冲锋陷阵、马上接战的战术需要，对兵器的强度有更高的要求，所以在西汉末年时，钢铁兵器几已完全取代了青铜，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在这数百年的交替期间，同时也是青铜兵器的发展巅峰，无论长度、硬度、韧度，在历史舞台上展现其最后的灿烂风华。

　　骑兵成为军队的功击主力后，伴随而来的是战术的改变与装备的革新，由于骑兵冲锋的速度极快，单手施力的长剑固然仍能直刺敌人，予以重创，但冲力之大也足可把骑兵拉下马来，陷入挨打的困境，因此，马上的短兵显然要特重其切削的性能，加上强韧的铁器也已相当成熟，长剑于是渐渐为长刀所取代，并在汉代末期完全退出战场。这个时期的长剑常以玉石为装具，千年之后，长剑已朽，玉剑饰却已其精美的质地与纹饰为人珍爱，成为玉器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品目，我们可以说：剑虽然在战场上没落了，但在民间它始终保有王者的地位。

　　中国刀剑工艺最高水准，在史料上有详细记录的，应该是东汉时代出现的“百炼钢”。百炼，则是反覆加热、折叠锻打一百次，使得杂质尽出，最后锻造出最精纯的钢。可惜这样的技术太费工，动辄耗费数年，才得神兵三五把。到了唐末“安史之乱”，社会大乱，十室九空，百炼钢的技术就逐渐失传了。到了北宋，当时的大科学家沈括曾在《梦溪笔谈》一书中说到他造访磁州锻坊，观看炼铁，才认识所谓“真钢”。他还记述了当时的一把宝剑：有人将十支大钉钉入柱中，挥此宝剑一削，钉子全部截断，剑锋却纤毫无损；用力弯曲，剑身如勾，放开来铿然有声，又如箭弦一般平直。

　　到了明朝，更是每下愈况。戚继光在《练兵实纪·杂集》中指出，当时的工匠不肯好好磨刀，结果“砍入不深、刀芒一秃，即为顽铁矣。”

　　清朝的乾隆皇帝是非常重视文治武功的一位。他尤其喜爱刀剑，从乾隆十三年到二十二年，不惜人力物力，制作了一批款式精美的刀剑。由于“今上”的重视，当时冶炼刀剑的技术又大幅提升。有花纹钢就是百炼钢？根据中国自唐朝后就少有刀剑着作、墓葬出土来推测：百炼钢的技术，唐以后可能就失传了。清朝扣鸣刀上花纹钢的技术，很可能是从日本、东南亚、中东、印度学习的。世界上最好的花纹钢不在中国，我们古代刀剑的铸造技术，没有流传下来。

　　古代铸剑技术

　　制作铜剑的基本方法是铸造，铸造一件铜剑大体上有五道工序。

　　（一）制范

　　即制作供浇铸用的型范。剑范多用泥塑造，然后放入窑中经火烘干，再加修整，质地似陶，故称泥范或陶范。制范以铜剑的器形设计为依据，而铜剑器形是否能够达到设计要求，规整而谐调、匀称而美观，则决定于制范是否精细。制范还要为以后的装饰打下基础，如剑体上铸出的花纹和名文，都必须预先在剑范的内壁上刻镂出阴阳相反的纹路。实际上，铜剑装饰的第一步是范型上进行的。

　　（二）调剂

　　铸剑的材料是青铜，青铜是铜和锡或铜和锡、铅的合金。剂即剂量，指青铜合金中各成分的比例，古时写作“齐”。熔炼青铜之前，须根据合理的配比规律，对铜、锡或铜、锡、铅等原料进行调配，称作调剂。这是决定铜剑性能的关键环节。在一定范围内，青铜中含锡量提高，能够相应提高合金的硬度和强度；但含锡量超过合量的界限，就会使青铜合金变得非常脆弱，易于断折。在青铜合金中加入少量的铅，可调节金属的铸造和加工性能，但铅含量过高，也会降低合金的硬度和强度。因此，只有按照合理的比例对各成分进行调配，才能得到适于充作剑材的既坚且韧的青铜。

　　对于铜剑合金的成分配比，春秋战国之际已经认识到了其中的规律。《考工记·攻金之工》所记“金有六齐”，标明了六类铜器的成分比例，其中第四类为：大刃即剑；叁分其金而锡居一，指青铜合金作四等分，铜（金）占三分（百分之七十五），锡占一分（百分之二十五）。

　　近年来，冶金史研究者陆续分析检测了一些春秋晚期和战时期的中原铜剑实，发现其合金成分中，铜的含量与“大刃之齐”很接近，大致在百分之七十五上下；但锡的含量相差较多，实际含量只有百分之十六左右，较高的也只有百分之二十多一些。这种差别可能因为，《考工记》“六齐”只标明了青铜合金中最主要的两种万分——铜和锡，而铜实物中常含有少量铅及其他一些元素（铁、锌等），因之，六齐的铜锡配比法大概是一般性地代表了青铜合金中铜和其他非铜元素的比例，如此，则青铜剑实际成分中其他非铜元素的总量也就大致接近百分之二十五了。

　　撇开文献和实物的上述差别不管，有两点是明确的。一是《考工记》关于“大刃之齐”的记载说明在春秋战国之际，中原匠师对于铜剑合金万分的配比规律已经有所认识，有所总结，并以之指导铸剑；二是铜百分之七十五上下和锡百分之十六左右的实际合金比例是合理的，一些研究者对如此配比的铜剑作了机械性能和硬度试验，证明其具有很好的强度和硬度。

　　古人铸剑既无先进的熔炼设备、纯洁的原材料，又无精确的测试手段，匠师们在这种情况睛经过长期实践，摸索总结出了青铜合金的配比规律，并具有很强的规律，铸出的铜剑的合金比便也会不尽相同，而呈现在配比常数上下浮动的现象。

　　（三）熔炼

　　原料调配停当后，将之装入坩锅炼。熔炼的目的是将铜、锡、铅等原料熔液体，同时也进一步去除原料中含有的杂质，如附着于原料上的木炭，以及原料中含有的氧化物、硫化物和铁等其他金属元素，使合金精纯。

　　熔炼的关键是观察火候，判断是否熔炼成熟。《考工记》对此有较详记述：

　　凡铸金之状，金与锡，黑浊之气竭，黄白次之；

　　黑浊气是原料上附着的木炭、树枝等碳氢化合物燃烧产生的。黄白气主要是熔点低的锡先熔化而产生的，同时，原料中含有的氧化物，、硫化物和其他元素挥发出来也形成不同颜色的烟气；

　　黄白之气竭，青白次之；

　　温度升高，铜熔化的青焰色有几分混入，故现青白气；

　　青白之气竭，青气次之；

　　温度再高，铜全熔化，铜量大于锡量度，一进只有青气了。而且，焰色纯净，表明原料中的杂质太多气化跑掉了，剩下残渣可予以去除；

　　然后可铸也。

　　销炼成熟，可以浇铸了。

　　上述次序，也是古代匠师长期实践的经验总结，后来人们用“炉火纯青”喻功夫纯熟，就源于这里。

　　为了提高青铜合金的质量，工匠们还对铜锡进行多次熔炼，以进一步去除杂质。《考工记·栗氏》所记“改煎金锡”，就是指更番，重复煎炼。

　　（四）浇铸

　　将熔炼成熟的青铜液体浇灌入剑范，俟其冷却、凝固，铜剑就成形了。

　　（五）铸后加工

　　范铸出来的铜剑仅是一个坯件，表面精糙，故卸去铸范后，还须进行如下的修治加工：

　　——刮削琢磨，使其表面平整光滑；

　　——装饰，如在铸成的花纹沟槽中镶嵌琉璃、绿松石，或嵌错红铜丝、金丝、银丝，甚至进一步在器表刻镂花纹。嵌错是当时很常见的装饰工艺，它是在铜器表面铸出或刻镂出花纹，再嵌以金、银、铜丝（或片），用错石将表面磨光，即显出色彩鲜明、线条清晰的生动形象；

　　——装置附件，配齐剑具；

　　——砥砺开刃。

　　这样，铜剑的制作就最终完成了。但在使用过程中，剑器还要时常修治砥砺，故当时可能有一类工匠专门从事这项工作。汉代称这类工匠为“削厉（砺）工”，其技艺又称“洒削”之技。削砺就是刮削砥砺的意思；洒削，指磨刀以水洒之，泛指修治刀剑。

　　西汉景帝时，大臣袁盎被刺，尸体上弃有凶器，是一柄新修治过的剑，官府就在长安的削砺工中访查，一工匠说：这把剑是梁王的某位郎官来修治的。由此便查出了主使人梁孝王。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用战国晚期大学者荀子的一段话来概括铸造铜剑的整个过程：

　　刑（型）范正，金锡美，工冶巧，火齐（剂）得，剖刑而莫邪已。然而不剥脱，不砥厉，则不可以断绳；剥脱之，砥厉之，则劙盘盂，刎牛马忽然耳。

　　黄白杂则坚且牣

　　战国相剑术士曾说：

　　白所以为坚也，黄所以为牣（韧）也，黄白杂则坚且牣，良剑也。

　　这种精良之剑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复合剑。战国时期，铜剑应用臻于极盛。在此背景下，铸剑术不断发展进步，出现了一些科学先进的工艺，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其中尤以铸造复合剑的技术最为突出。

　　所谓复合剑，是指剑脊和剑刃用不同成分配比的青铜合金分别浇铸的青铜剑。其剑脊采用含锡量较低的青铜合金，韧性强，不易断折；剑刃采用含锡量较高的青铜合金，硬度高，特别锋利。因而刚柔相济，是古代铜剑的精品。其铸造方法也与普通铜剑有别。普通剑之剑身系一次浇铸完毕，复合剑则是二次浇铸：先以专门的剑脊范浇铸剑脊，在剑脊两侧预留出嵌合的沟槽；再把铸成的剑脊置于另一范中浇铸剑刃，剑刃和剑脊相嵌合构成整剑。

　　从冶金史研究者检测的一些复合剑实物得知，其剑脊的含铜量要高于一般铜剑，含锡量则低于一般铜剑；刃部的情况相反，含铜量低于一般铜剑，含锡量高于一般铜剑。如果单以脊部或刃部的材料制作整剑，势必过于柔软或过于刚脆，但以之分别制作剑脊和剑刃，就获得了超过一般铜剑的更为优秀的性能。这是创造性地运用青铜合金成分配比规律的高超工艺，体现了古代匠师对铜剑合金成分比例的控制达到了极高境界。

　　复合剑的脊部含铜多，故呈**；刃部含锡多，故泛白色。剑脊和剑刃判然异色，正如相剑术士所言，所以有人称之为“两色剑”。又由于这种剑表面看起来，剑脊像是镶嵌上去的，故也有人称之为“铜镶剑”或“插心剑”，这些都不是科学的名称。

　　总之一句，古代的铸剑技术是大冶铸金、巧夺神工。

　　关于相剑

　　所谓相剑，即通过观察器身外表（包括器形、文理、颜色、光泽、铭文、装饰等），来鉴别剑器的优劣和名剑的真伪。战国社会上专门有一类术士以此为务，被称为“相剑者”。《吕氏春秋·疑似》称：“使人大迷惑者，患剑似吴干者。”可见，即使是相剑术士，对于一般铜剑之貌似名剑也很头痛，要予以鉴别，就必须精通铸剑之术，能够识别优劣。故相剑术又以铸剑术为基础。《吕氏春秋·别类》记：“相剑者曰：白所以为坚也，黄所以为牣（韧）也，黄白杂则坚且牣，良剑也。”这句话大概出自相剑术士的相剑经，它就是以铸剑术为依据，结合铜剑的形貌特征和流传使用情况等，即今之所谓掌故，这样才能够最终鉴别名剑的真伪。《吴越春秋》记有薛烛为越王允常相剑的故事，他事先并不知情，仅凭观察，判明了各剑的名称、优劣，并历数其特征、来历和流传始末。这虽是后人编造的传说，但大致反映了相剑的情形。

　　《韩非子·说林上》也记有一则与相剑有关的故事：

　　曾从子是一位善相剑之人，客游卫国。卫君怨吴王，曾从子就说：吴王好剑，我是相剑者，请大王让我去为吴王相剑，乘机将他刺死。卫君却说：“你这样做并非缘于义，而是为了利。吴国富强，卫国贫弱，你如果真去了，恐怕反会为吴王用之于我。于是就将曾从子逐走了。

　　这个故事来看，春秋晚期似已有相剑术。尽管《说林》中的故事都是为游说而编集的事例，有些来源于传说，有些是韩非自己杜撰的，不一定真有其事；但说相剑术大约初起于春秋晚期，却完全有可能，因为古代铜剑正是在这个时期趋于成熟兴盛，并在战争和社会生活中得到了广泛应用。

　　相剑之所以能够流行而形成为了一门方术，与贵族中盛行的带剑、好剑之风有着密切关系。由于社会上有这么一个显赫阶层，不仅盛行佩剑，而且喜好精良华美的宝剑，于是就出现

　　了一些以相剑为务的术士，他们出入豪门，专为权贵鉴别刀剑。曾从子、薛烛之流，可谓典型。

源于山东，兴于河东

我国历史上的薛姓，一支源于黄帝后裔任姓，一支源于孟尝君。黄帝的小儿子禹阳为任姓，他的第十二世孙奚仲，是车辆的发明者，被舜封为车正(官名)，专门管理天下车辕之事。禹将薛地(今山东滕州东南)赐给他。到了战国时，薛被楚所灭，薛人就以薛为姓。另一支来源于孟尝君。战国时，孟尝君的封地在薛地。他当时在齐国任相国，很有名望。孟尝君死后，他的族人和食客为了纪念他，就改姓为薛了。

这两支薛姓，大约都形成于战国时期。山东是薛姓的发源地，薛姓的兴旺发达却是在河东(今山西黄河流域以东地区)。

一、薛姓迁变

东汉末年，社会动荡，薛氏开始了第一次迁徙。薛永随刘备进入蜀地，并被封为蜀郡太守，世称蜀薛。后来魏灭蜀，其子薛齐随薛姓宗族迁至河东郡汾阴居住。几经繁衍，薛姓成为河东名门望族。从唐代开始，薛姓由中原向南方迁移，最初到了福建，元代时又迁至广东，再由闽粤渡海而到了台湾。

唐代时，还有薛延陀族的部分族人改姓为薛。居住在今蒙古杭爱山附近的薛姓人家，就是薛延陀族的后裔。

二、名门望族，人才济济

从战国开始，薛姓就能人辈出，如战国末期为楚令尹的薛倪；以剑术而闻名秦国的薛炬；佐刘邦定天下、位居汉初18位侯爵中第十四位的薛欧；三国魏文帝宫中善于缝韧的美人薛灵芸等。

隋唐时，河东薛氏经过几世繁衍，成为名门望族。薛氏还有一段帝王经历。隋末，薛举父子在兰州称帝，前后五年，为唐所灭。唐代是薛家的全盛时期，因薛家世代尚武，所以出了很多大将。初唐名将薛仁贵文武双全，赫赫有名，他的儿子薛讷曾做过宰相，擅长指挥作战。敦煌薛家将——薛万述、薛万淑、薛万均、薛万彻、薛万备五兄弟战功赫赫，其父是隋代著名将领薛世雄。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也嫁给了河东人薛绍，可见唐王朝对薛氏家族的重视。

薛氏在文学上也颇多造诣，有隋朝大诗人薛道衡、唐代女诗人薛涛等。

唐以后，薛姓也是人才济济。如宋代的大学者薛尚功、薛季宣、书法家薛绍彭，明代开创“河南学派”的薛，清代则有政论家、外交官薛福成等。

薛姓如今是中国第四十八个大姓。

三、薛姓名人

“三箭定天山”的薛仁贵

薛仁贵，名礼，唐朝名将，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

薛仁贵自幼喜欢骑射，太宗时应募从军。在攻打高丽时，他身着白袍，一手持剑，一手握戟，口中大呼“我来也”，驰入敌军，令唐军士气大振，终于打败了敌人。唐太宗说：“我的大将老的老，伤的伤，现在终于发现了一个人才，真让我高兴啊!”战后薛仁贵被提升为右领军郎将。

薛仁贵平定铁勒之乱时，他张弓三箭，就射杀敌军三人，铁勒军队因此四散溃逃，从此不敢再叛变。唐朝军队中因此有了“将军三箭定天山，战士长歌入汉关”的歌谣。后来又演变成民间故事，广为流传。

乾封初，唐军再次远征高丽。薛仁贵再度大败敌军，高丽投降。薛仁贵因功被封为平阳郡公，留守高丽。他安抚百姓、勤于政治，人们都很爱戴他。薛仁贵的军旅生涯达到了辉煌的顶峰。

后来，在与吐蕃作战时，薛仁贵兵败，被贬为平民。唐高宗时又重新起用他抵御突厥入侵。战场上，突厥人询问唐主将是谁，回答是薛仁贵，对方不信。等到薛仁贵除下头盔，突厥人才大惊失色，下马拜揖而去，唐军不战而胜。薛仁贵的英勇在当时名冠一时。

薛 举：河东汾阴（今山西省万荣）人，隋大业三年（公元617年）曾与其子仁果举兵，自称西秦霸王，据陇西之地，率众三十万，不久称帝，迁都天水。后其子继位，兵败降唐。薛道衡：河东汾阴人，隋代著名诗人，累官至司隶大夫。其诗词藻华艳，边塞诗较为雄健。明人辑有《薛司隶集》。

薛 稷：蒲州汾阴人，唐朝大臣、书画家。曾官至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善画人物、鸟兽，画鹤尤为生动，时称一绝，他的书法与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并称“唐初四大家”。

薛 涛：字洪度（770-832），一作宏度，长安（今陕西省西安）人，唐代女诗人，姿容美艳，性敏慧，8岁能诗，洞晓音律，多才艺，声名倾动一时。父早亡，沦为歌妓。善歌舞、工诗词，曾创制深红小笺写诗，人称薛涛笺。明人辑有《薛涛诗》。

薛 雪：字生白，吴县（今江苏省苏州）人，清代医学家，其医术与同郡叶天士齐名，各有心得，不相上下。他的主要著作有《医经原旨》6卷等。《湿热论》是他对湿热病探索研究的力作，具有真知灼见，全书不逾万言，但对于湿热病“感之轻重浅深，治之表里先后，条分缕析，深切详明”。他的《湿热论》与叶桂的《温热论》，可以说是阐发湿热、温热病的姊妹篇。

薛 岳：中国国民党军军将领。字伯陵。广东乐昌人。早年就读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1918年，任粤军连、营长。1921年，任孙中山总统府警卫团营长。 1923年，调回粤军，先后任团长、师参谋长。北伐战争期间，曾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1师代理师长。1927年12月，率部参加镇压广州起义，旋任第四军副军长。1930年蒋阎冯大战中，随张发奎支持冯、阎反蒋，失败后避居九龙。1933年后，历任第五军军长、第六路军总指挥等职。1934年1月，率部进犯中央革命根据地。后任第二路军“前敌”总指挥，所部自湘尾追长征中的红军至黔、滇、蜀等省。抗日战争时期，任第一兵团总司令、第九战区司令长官等职，曾率部重创日军。1946年后，历任徐州“绥靖公署”主任、国民党政府参军长、广东省政府主席兼海南防卫总司令等职。1950年，所部在海南岛与人民解放军作战失败后，逃往台湾省。

薛道衡：隋代诗人。字玄卿（540-609），河东汾阴（今山西省万荣）人。历仕北齐、北周。隋朝建立后，任内史侍郎，加开府仪同三司。炀帝时，出为番州刺史，改任司隶大夫。后为炀帝所杀。薛道衡少孤，好学。13岁时，作《国侨赞》，颇有思致，见者奇之。北齐武平年间，以主客郎接待南朝陈使者傅縡。赠诗五十韵，道衡和之，南北称美，当时著名文人魏收说：“傅縡所谓以蚓投鱼耳。”他和卢思道齐名，在隋代诗人中艺术成就最高。其诗虽未摆脱六朝文学浮艳绮靡的余风，有些作品，却具有一种刚健清新的气息。如与杨素唱和的《从军行》，就是较好的边塞诗。代表作《昔昔盐》描写思妇孤独寂寞的心情，其中“暗牖悬蛛网，空梁落燕泥”一联，最为脍炙人口，甚至传说是其引起隋炀帝嫉妒而被杀害的原因。小诗《人日思归》含思委婉，也是历来传诵的名作。有集30卷，已佚。今存《薛司隶集》1卷。《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录存其诗20余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录存其文8篇。事迹见《隋书》、《北史》本传。

薛大鼎：汾阴人，唐代良吏，曾担任沧州刺史，开通无棣渠直达大海，被誉为铛脚刺史。永徽中升任行荆大都督长史。

薛居正：北宋史学家。字子平（912-981），浚仪（今河南省开封）人，五代后唐进士，后周时官至兵部侍郎，入宋位至司空，曾监修国史。开宝六年（973年）与卢多逊、扈蒙等撰修《旧五代史》毕，晋平章事。著有《文惠集》等。

薛绍彭：长安人，宋代书法家，工行草书，笔致精润遒丽，颇得晋唐人法度。与米芾齐名，世称“米薛”。

薛王宣：山西省河津人，明代著名学者、理学家，官拜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入阁参豫机要。著有《读书录》、《从政名言》、《薛文清集》等。

薛素素：明代女画家，名薛五，又字润娘，一作润卿，又字素卿，号雪素、素君，吴（江苏省苏州）人，万历（1573-1619）间金陵（今江苏省南京）名妓，生卒年不详。姿容艳雅，诗、书、琴、棋、箫俱精妙，而驰马走索、射弹等尤为绝技，以“女侠”自命。为李征蛮所嬖，画像传入蛮峒，倾动蛮中。善书，尝书《黄庭经》小楷，殊工。长于画人物，兼白描大士，李日华题其所绘《花里观音图》有“慧女春风手，百花指端吐”之句。善山水，尤工兰竹，下笔迅扫，韵复高胜，无不入神。中年长斋绣佛，数嫁皆不终。传世作品有《吹箫仕女图》轴，绢本，水墨，自题：“玉箫堪弄处，人在凤凰楼。薛氏素君戏笔。”钤“沈薛氏”、 “第五之名”二白文印，现藏南京博物院；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作《兰石新篁图》扇页图录于《名家藏扇集》；同年作《兰石图》轴藏上海博物馆；二十九年（1601年）与马守真合写《兰花图》卷著录于《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著有《南游草》诗集。从艺活动约在万历年间。

薛允升：清末律学家。字克猷，号云阶，陕西省西安人。清咸丰六年（1856年）进士，居官41年中，除出任外官和礼、工、兵部侍郎总计不过10余年外，其余30年均在刑部任职，官至刑部尚书。为官清廉，在晚清政治黑暗、衙风腐败的情况下，他主持刑部，有严格的衙规，对受贿卖法者从不宽容。执法如山，不媚权贵，甚至敢于冒犯慈禧太后。善于剖析疑难案件，任职期间平反了大量冤案，拯救无辜，为人称颂。著有《读例存疑》、《唐明律合编》。

薛福成：江苏省无锡人，清外交家、改良主义者，曾作《筹洋刍议》，主张维新变法。历任浙江宁绍台道、湖南按察使、驻英、法、比、意四国公使。称赞西方君主立宪，主张发展中国工商业，著有《庸全集十种》。

薛时雨：字慰农，一字澍生，晚号桑根老农。安徽全椒人。咸丰三年（1853年）进士。参李鸿章军幕，授杭州知府。兼督粮道，代行布政、按察两司事。著有《藤香馆集》，附词二种：《西湖橹唱》、《江舟欸乃》。罢官后，主讲崇文书院，从游者甚众。光绪七年（1881年），任全椒观察使，其时薛时雨主持重修醉翁亭，使其恢复原貌。

四、郡望堂号

1、郡望

河东郡：秦初所置，治所在安邑（今山西省夏县西北），相当于今山西沁水以西、霍山以南地区。东晋时移治今山西永济蒲州镇，地域缩小至今山西西南汾河下游至王屋山以西一角。新蔡郡是晋时所设置，治所在今河南新蔡县，辖地有今河南新蔡、息县、淮滨及安徽临泉等县地。

新蔡郡：即今河南省新蔡。蔡国自蔡迁此，故名。晋惠帝从汝阴郡分出置新蔡郡，即治新蔡（治所在今河南省新蔡）。北齐改广宁郡。

沛 郡：为汉高帝时设立，其范围约为今安徽省淮河以北、西淝河以东，河南夏邑、永城及江苏丰、沛等地。

高平郡：晋时以山阳郡改置，治所在昌邑（今山东省巨野南），相当于今山东金乡、巨野、邹县等地。南朝宋移治高平（今山东省微山县西北），北齐移治任城（今山东省济宁市）。

2、堂号

忠谏堂：汉朝时候，沛人薛广德为御史大夫，敢于直谏。元帝要做楼船供自己玩乐，广德脱帽子谏阻，如果元帝不听，他打算光着头向皇帝车轮上碰。结果皇帝采纳了他的谏议。

此外，薛姓的主要堂号还有：“崇礼堂”、“慎德堂”、“三凤堂”、“河东堂”、“新蔡堂”、“沛国堂”、“高平堂”等。

五、宗族特征

1、薛姓的故事广为流传，使薛姓在老百姓心中成为一个妇孺皆知的姓氏。诸如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薛刚反唐，乃至薛家媳妇樊梨花移山倒海的神通等等。

2、薛姓字行辈份排列有序。如辽宁锦县薛姓一支字行为：“继致顺积美，大中其允从。”又如河南新蔡牛湾薛姓的辈份序列为：“孝灵兆庆，守善光宗，恩培世荫，一道统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