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

20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Einstein)1879年3月14日出生在德国西南的乌耳姆城，一年后随全家迁居慕尼黑。爱因斯坦的父母都是犹太人，父亲赫尔曼·爱因斯坦和叔叔雅各布·爱因斯坦合开了一个为电站和照明系统生产电机、弧光灯和电工仪表的电器工厂。母亲玻琳是受过中等教育的家庭妇女，非常喜欢音乐，在爱因斯坦六岁时就教他拉小提琴。

爱因斯坦小时候并不活泼，三岁多还不会讲话，父母很担心他是哑巴，曾带他去给医生检查。还好小爱因斯坦不是哑巴，可是直到九岁时讲话还不很通畅，所讲的每一句话都必须经过吃力但认真的思考。

在四、五岁时，爱因斯坦有一次卧病在床，父亲送给他一个罗盘。当他发现指南针总是指着固定的方向时，感到非常惊奇，觉得一定有什么东西深深地隐藏在这现象后面。他一连几天很高兴的玩这罗盘，还纠缠着父亲和雅各布叔叔问了一连串问题。尽管他连“磁”这个词都说不好，但他却顽固地想要知道指南针为什么能指南。这种深刻和持久的印象，爱因斯坦直到六十七岁时还能鲜明的回忆出来。

爱因斯坦在念小学和中学时，功课属平常。由于他举止缓慢，不爱同人交往，老师和同学都不喜欢他。教他希腊文和拉丁文的老师对他更是厌恶，曾经公开骂他：“爱因斯坦，你长大后肯定不会成器。”而且因为怕他在课堂上会影响其他学生，竟想把他赶出校门。

爱因斯坦的叔叔雅各布在电器工厂里专门负责技术方面的事务，爱因斯坦的父亲则负责商业的往来。雅各布是一个工程师，自己就非常喜爱数学，当小爱因斯坦来找他问问题时，他总是用很浅显通俗的语言把数学知识介绍给他。在叔父的影响下，爱因斯坦较早的受到了科学和哲学的启蒙。

父亲的生意做得并不好，但却是一个乐观和心地善良的人，家里每星期都有一个晚上要邀请来慕尼黑念书的穷学生吃饭，这样等于是救济他们。其中有一对来自立陶宛的犹太兄弟麦克斯和伯纳德，他们都是学医科的，喜欢阅读书籍、兴趣广泛。他们被邀请来爱因斯坦家里吃饭，并和羞答答、长着黑头发和棕色眼睛的小爱因斯坦交成了好朋友。

麦克斯可以说是爱因斯坦的“启蒙老师”，他借了一些通俗的自然科学普及读物给他看。麦克斯在爱因斯坦十二岁时，给了他一本施皮尔克的平面几何教科书。爱因斯坦晚年回忆这本神圣的小书时说：“这本书里有许多断言，比如，三角形的三个高交于一点，它们本身虽然并不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可以很可靠地加以证明，以致任何怀疑似乎都不可能。这种明晰性和可靠性给我留下了一种难以形容的印象。”

爱因斯坦还幸运地从一部卓越的通俗读物中知道了自然科学领域里的主要成果和方法，科普读物不但增进了爱因斯坦的知识，而且拨动了年轻人好奇的心弦，引起他对问题的深思。

爱因斯坦十六岁时报考瑞士苏黎世的联邦工业大学工程系，可是入学考试却告失败。他接受了联邦工业大学校长以及该校著名的物理学家韦伯教授的建议，在瑞士阿劳市的州立中学念完中学课程，以取得中学学历。

1896年10月，爱因斯坦跨进了苏黎世工业大学的校门，在师范系学习数学和物理学。他对学校的注入式教育十分反感，认为它使人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去思考其他问题。幸运的是，窒息真正科学动力的强制教育，在苏黎世的联邦工业大学要比其他大学少得多。爱因斯坦充分的利用学校中的自由空气，把精力集中在自己所热爱的学科上。在学校中，他广泛的阅读了赫尔姆霍兹、赫兹等物理学大师的著作，他最着迷的是麦克斯韦的电磁理论。他有自学本领、分析问题的习惯和独立思考的能力。

早期工作

1900年，爱因斯坦从苏黎世工业大学毕业。由于他对某些功课不热心，以及对老师态度冷漠，被拒绝留校。他找不到工作，靠做家庭教师和代课教师过活。在失业一年半以后，关心并了解他才能的同学马塞尔·格罗斯曼向他伸出了援助的手。格罗斯曼设法说服自己的父亲把爱因斯坦介绍到瑞士专利局去作一个技术员。

爱因斯坦终身感谢格罗斯曼对他的帮助。在悼念格罗斯曼的信中，他谈到这件事时说，当他大学毕业时，“突然被一切人抛弃，一筹莫展的面对人生。他帮助了我，通过他和他的父亲，我后来才到了哈勒(时任瑞士专利局局长)那里，进了专利局。这有点象救命之恩，没有他我大概不致于饿死，但精神会颓唐起来。”

1902年2月21日，爱因斯坦取得了瑞士国籍，并迁居伯尔尼，等待专利局的招聘。1902年6月23日，爱因斯坦正式受聘于专利局，任三级技术员，工作职责是审核申请专利权的各种技术发明创造。1903年，他与大学同学米列娃玛丽克结婚。

1900～1904年，爱因斯坦每年都写出一篇论文，发表于德国《物理学杂志》。头两篇是关于液体表面和电解的热力学，企图给化学以力学的基础，以后发现此路不通，转而研究热力学的力学基础。1901年提出统计力学的一些基本理论，1902～1904年间的三篇论文都属于这一领域。

1904年的论文认真探讨了统计力学所预测的涨落现象，发现能量涨落取决于玻尔兹曼常数。它不仅把这一结果用于力学体系和热现象，而且大胆地用于辐射现象，得出辐射能涨落的公式，从而导出维恩位移定律。涨落现象的研究，使他于1905年在辐射理论和分子运动论两方面同时做出重大突破。

1905年的奇迹

1905年，爱因斯坦在科学史上创造了一个史无前例奇迹。这一年他写了六篇论文，在三月到九月这半年中，利用在专利局每天八小时工作以外的业余时间，在三个领域做出了四个有划时代意义的贡献，他发表了关于光量子说、分子大小测定法、布朗运动理论和狭义相对论这四篇重要论文。

1905年3月，爱因斯坦将自己认为正确无误的论文送给了德国《物理年报》编辑部。他腼腆的对编辑说：“如果您能在你们的年报中找到篇幅为我刊出这篇论文，我将感到很愉快。”这篇“被不好意思”送出的论文名叫《关于光的产生和转化的一个推测性观点》。

这篇论文把普朗克1900年提出的量子概念推广到光在空间中的传播情况，提出光量子假说。认为：对于时间平均值，光表现为波动；而对于瞬时值，光则表现为粒子性。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揭示了微观客体的波动性和粒子性的统一，即波粒二象性。

在这文章的结尾，他用光量子概念轻而易举的解释了经典物理学无法解释的光电效应，推导出光电子的最大能量同入射光的频率之间的关系。这一关系10年后才由密立根给予实验证实。1921年，爱因斯坦因为“光电效应定律的发现”这一成就而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这才仅仅是开始，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在光、热、电物理学的三个领域中齐头并进，一发不可收拾。1905年4月，爱因斯坦完成了《分子大小的新测定法》，5月完成了《热的分子运动论所要求的静液体中悬浮粒子的运动》。这是两篇关于布朗运动的研究的论文。爱因斯坦当时的目的是要通过观测由分子运动的涨落现象所产生的悬浮粒子的无规则运动，来测定分子的实际大小，以解决半个多世纪来科学界和哲学界争论不休的原子是否存在的问题。

三年后，法国物理学家佩兰以精密的实验证实了爱因斯坦的理论预测。从而无可非议的证明了原子和分子的客观存在，这使最坚决反对原子论的德国化学家、唯能论的创始人奥斯特瓦尔德于1908年主动宣布：“原子假说已经成为一种基础巩固的科学理论”。

1905年6月，爱因斯坦完成了开创物理学新纪元的长论文《论运体的电动力学》，完整的提出了狭义相对论。这是爱因斯坦10年酝酿和探索的结果，它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19世纪末出现的古典物理学的危机，改变了牛顿力学的时空观念，揭露了物质和能量的相当性，创立了一个全新的物理学世界，是近代物理学领域最伟大的革命。

狭义相对论不但可以解释经典物理学所能解释的全部现象，还可以解释一些经典物理学所不能解释的物理现象，并且预言了不少新的效应。狭义相对论最重要的结论是质量守恒原理失去了独立性，他和能量守恒定律融合在一起，质量和能量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其他还有比较常讲到的钟慢尺缩、光速不变、光子的静止质量是零等等。而古典力学就成为了相对论力学在低速运动时的一种极限情况。这样，力学和电磁学也就在运动学的基础上统一起来。

1905年9月，爱因斯坦写了一篇短文《物体的惯性同它所含的能量有关吗？》，作为相对论的一个推论。质能相当性是原子核物理学和粒子物理学的理论基础，也为20世纪40年代实现的核能的释放和利用开辟了道路。

在这短短的半年时间，爱因斯坦在科学上的突破性成就，可以说是“石破天惊，前无古人”。即使他就此放弃物理学研究，即使他只完成了上述三方面成就的任何一方面，爱因斯坦都会在物理学发展史上留下极其重要的一笔。爱因斯坦拨散了笼罩在“物理学晴空上的乌云”，迎来了物理学更加光辉灿烂的新纪元。

广义相对论的探索

狭义相对论建立后，爱因斯坦并不感到满足，力图把相对性原理的适用范围推广到非惯性系。他从伽利略发现的引力场中一切物体都具有同一加速度这一古老实验事实找到了突破口，于1907年提出了等效原理。在这一年，他的大学老师、著名几何学家闵可夫斯基提出了狭义相对论的四维空间表示形式，为相对论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有用的数学工具，可惜爱因斯坦当时并没有认识到它的价值。

等效原理的发现，爱因斯坦认为是他一生最愉快的思索，但以后的工作却十分艰苦，并且走了很大的弯路。1911年，他分析了刚性转动圆盘，意识到引力场中欧氏几何并不严格有效。同时还发现洛伦茨变化不是普适的，等效原理只对无限小区域有效……。这时的爱因斯坦已经有了广义相对论的思想，但他还缺乏建立它所必需的数学基础。

1912年，爱因斯坦回到苏黎世母校工作。在他的同班同学、母校任数学教授的格罗斯曼帮助下，他在黎曼几何和张量分析中找到了建立广义相对论的数学工具。经过一年的奋力合作，他们于1913年发表了重要论文《广义相对论纲要和引力理论》，提出了引力的度规场理论。这是首次把引力和度规结合起来，使黎曼几何获得实在的物理意义。

不过他们当时得到的引力场方程只对线性变换是协变的，还不具有广义相对论原理所要求的任意坐标变换下的协变性。这是由于爱因斯坦当时不熟悉张量运算，错误的认为，只要坚持守恒定律，就必须限制坐标系的选择，为了维护因果性，不得不放弃普遍协变的要求。

科学成就的第二个高峰

在1915年到1917年的3年中，是爱因斯坦科学成就的第二个高峰，类似于1905年，他也在三个不同领域中分别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除了1915年最后建成了被公认为人类思想史中最伟大的成就之一的广义相对论以外，1916年在辐射量子方面提出引力波理论，1917年又开创了现代宇宙学。

1915年7月以后，爱因斯坦在走了两年多弯路后，又回到普遍协变的要求。1915年10月到11月，他集中精力探索新的引力场方程，于11月4日、11日、18日和25日一连向普鲁士科学院提交了四篇论文。

在第一篇论文中他得到了满足守恒定律的普遍协变的引力场方程，但加了一个不必要的限制。第三篇论文中，根据新的引力场方程，推算出光线经过太阳表面所发生的偏转是17弧秒，同时还推算出水星近日点每100年的进动是43秒，完满解决了60多年来天文学的一大难题。

1915年11月25日的论文《引力的场方程》中，他放弃了对变换群的不必要限制，建立了真正普遍协变的引力场方程，宣告广义相对论作为一种逻辑结构终于完成了。1916春天，爱因斯坦写了一篇总结性的论文《广义相对论的基础》；同年底，又写了一本普及性的小册子《狭义与广义相对论浅说》。

1916年6月，爱因斯坦在研究引力场方程的近似积分时，发现一个力学体系变化时必然发射出以光速传播的引力波，从而提出引力波理论。1979年，在爱因斯坦逝世24年后，间接证明了引力波存在。

1917年，爱因斯坦用广义相对论的结果来研究宇宙的时空结构，发表了开创性的论文《根据广义相对论对宇宙所做的考察》。论文分析了“宇宙在空间上是无限的”这一传统观念，指出它同牛顿引力理论和广义相对论都是不协调的。他认为，可能的出路是把宇宙看作是一个具有有限空间体积的自身闭合的连续区，以科学论据推论宇宙在空间上是有限无边的，这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个大胆的创举，使宇宙学摆脱了纯粹猜想的思辨，进入现代科学领域。

漫长艰难的探索

广义相对论建成后，爱因斯坦依然感到不满足，要把广义相对论再加以推广，使它不仅包括引力场，也包括电磁场。他认为这是相对论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即统一场论。

1925年以后，爱因斯坦全力以赴去探索统一场论。开头几年他非常乐观，以为胜利在望；后来发现困难重重，他认为现有的数学工具不够用；1928年以后转入纯数学的探索。他尝试着用各种方法，但都没有取得具有真正物理意义的结果。

1925年～1955年这30年中，除了关于量子力学的完备性问题、引力波以及广义相对论的运动问题以外，爱因斯坦几乎把他全部的科学创造精力都用于统一场论的探索。

1937年，在两个助手合作下，他从广义相对论的引力场方程推导出运动方程，进一步揭示了空间——时间、物质、运动之间的统一性，这是广义相对论的重大发展，也是爱因斯坦在科学创造活动中所取得的最后一个重大成果。

在同一场理论方面，他始终没有成功，他从不气馁，每次都满怀信心底从头开始。由于他远离了当时物理学研究的主流，独自去进攻当时没有条件解决的难题，因此，同20年代的处境相反，他晚年在物理学界非常孤立。可是他依然无所畏惧，毫不动摇地走他自己所认定的道路，直到临终前一天，他还在病床上准备继续他的统一场理论的数学计算。

最伟大的科学家的风格

爱因斯坦因为在科学上的成就，获得了许多奖状以及名誉博士的授予证书。如果一般人就会把这些东西高高挂起。可是爱因斯坦把以上的东西，包括诺贝尔奖奖状一起乱七八糟地放在一个箱子里，看也不看一眼。英费尔德说他有时觉得爱因斯坦可能连诺贝尔奖是什么意义都不知道。据说他在得奖的那一天，脸上和平日一样平静，没有显出特别高兴或兴奋。

少年时代的爱因斯坦在瑞士生活时，过的是穷学生的生活，他对物质生活要求不高，有一碟意大利面条加上一点酱他就感到很满意。成名后，成为教授以及后来为了躲避纳粹的迫害移民美国，他是有条件过很好的物质享受的，但是他仍保留像穷学生那样简朴无华的生活。

当爱因斯坦来到普林斯顿的高等科学研究所工作时，当局给了他相当的高薪——年薪一万六千美元，他却说：“这么多钱，是否可以给我少一点？给我三千美元就够了。”

爱因斯坦对自己的衣着也是不注意的，长年披着一件黑色皮上衣，不穿袜子，不结领带，裤子有时既没有绑皮带也没有吊带，他和人在黑板前讨论问题时，一面写黑板，一面要把那像要滑下的裤子用手拉住，这种情形是有些滑稽，而他的头发却留得长长的，不加修饰。这对当年“贵族学府”普林斯顿大学的学生来说是惊异的事，难怪他们要希望上帝叫他把头发剪掉。

爱因斯坦是很节俭的人，他在计算的纸上是两面都写，而且他把许多寄给他的信的信封裁开，当作计算的草稿纸，不让它们在进了纸篓之前失掉可以再利用的价值。爱因斯坦在外出时经常坐二、三等车，平时只吃一些简单的食物。

1909年7月，爱因斯坦应邀到日内瓦，参加隆重的日内瓦大学三百五十周年校庆和纪念建校人加尔文的庆祝活动，并接受日内瓦大学颁发给他的荣誉博士学位。在庆祝活动的游行中，学校里的显要人物和政府中的大人物，都身穿燕尾服、头戴高礼帽，或者身穿中世纪式的锈金长袍，头戴平顶丝帽，而爱因斯坦却穿着一套平时上街穿的衣服，戴着一顶草帽。对这次庆祝活动所举办的盛大宴会，爱因斯坦很不以为然，他对坐在旁边的人说，“如果加尔文还活着，他会堆起一大堆柴禾，因为搞这样的铺张浪费的盛宴而把我们全都烧死。”

爱因斯坦自己曾说过：“安逸和幸福，对我来说从来不是目的。我称这些伦理基础为猪倌的理想……”。他甚至拒绝自己被安排在上流社会中，而居于与众不同的地位，对社会上对他的特殊照顾感到愤怒。

爱因斯坦是很珍惜时间的人，他不喜欢参加社交活动与宴会，他曾讽刺地说：“这是把时间喂给动物园。”他集中精神专心的钻研，他不希望宝贵的时间消耗在无意义的社交谈话上。他也不想听那些奉承和赞扬的话。他认为：“一个以伟大的创造性观念造福于全世界的人，不需要后人来赞扬。他的成就本身就已经给了他一个更高的报答。”1929年3月，为了躲避五十寿辰的庆祝活动，他在生日前几天，就秘密跑到柏林近郊的一个花匠的农舍里隐居起来。

作为物理学革命中的伟大科学巨匠，爱因斯坦从来没有自认为是一个超人。他认识到，自己所走的道路是前人走过的道路的延伸，科学的新时代是在前人工作基础上的合理发展，因此他总是抱着感激和敬仰的心情赞赏前人的贡献。

在谈到相对论的创立时，他说：“相对论实在可以说是对麦克思韦和洛伦兹的伟大构思画了最后一笔，因为它力图把场物理学扩充到包括引力在内的一切现象。”爱因斯坦曾几次在信中对赞扬他的成就的朋友写道：“我完全知道我没有什么特殊的才能：兴趣、专一、顽强工作，以及自我批评使我达到我想要达到的理想境界。”

全人类命运的关注者

爱因斯坦热爱科学，也热爱人类。他没有因为埋头于科学研究而把自己置于社会之外，一直关心着人类的文明和进步，并为之顽强、勇敢地战斗。他说过：“人只有献身于社会，才能找出那实际上是短暂而又有风险的生命的意义”，他自己正是这样去做的。

1914年4月，爱因斯坦接受德国科学界的邀请，迁居到柏林，8月即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他虽身居战争的发源地，生活在战争鼓吹者的包围之中，却坚决地表明了自己的反战态度。9月，爱因斯坦参与发起反战团体“新祖国同盟”，在这个组织被宣布为非法、成员大批遭受逮捕和迫害而转入地下的情况下，爱因斯坦仍坚决参加这个组织的秘密活动。

10月，德国的科学界和文化界在军国主义分子的操纵和煽动下，发表了所谓“文明世界的宣言”，为德国发动的侵略战争辩护，鼓吹德国高于一切，全世界都应该接受“真正德国精神”。在“宣言”上签名的有九十三人，都是当时德国有声望的科学家、艺术家和牧师等。就连能斯脱、伦琴、奥斯特瓦尔德、普朗克等都在上面签了字。当征求爱因斯坦签名时，他断然拒绝了，而同时他却毅然在反战的《告欧洲人书》上签上自己的名字。这一举动震惊了全世界。

1917年，列宁领导的苏联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爱因斯坦热情地支持这个伟大的革命，赞扬这是一次对全世界将有决定性意义的、伟大的社会实验，表示：“我尊敬列宁，因为他是一位有完全自我牺牲精神、全心全意为实现社会正义而献身的人。我并不认为他的方法是切合实际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象他这种类型的人，是人类良心的维护者和再造者。”

1918年11月，德国工人和士兵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和鼓舞下，发动起义，推翻了德皇威廉二世下台第三天，爱因斯坦即给他的母亲连续写了两张明信片，欢呼“伟大的事变发生了……亲身经历了这个事变是多么荣幸！”

在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初期，爱因斯坦基本上是一个绝对的和平主义者。但是，侵略和掠夺战争不断发生的现实，打破了他那美好的梦想。特别是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德国日益法西斯化，使爱因斯坦意识到新的野蛮战争不可避免，促使他改变了自己的观点。他明确表示：“当法律和人类尊严必需保卫时，我们一定要战斗。自从法西斯的危险到来后，现在我不再相信绝对的被动的和平主义是有效的了。只要法西斯主义统治欧洲，那就不会有和平。”

由于爱因斯坦的进步活动，又因为他是犹太人，因而被德国纳粹分子列为重要的迫害对象，幸而他1932年底离开德国到美国讲学，才未遭毒手。他在柏林的住屋被查抄和捣毁，他的财产被没收，他的著作被焚毁，纳粹还悬赏二万马克要杀害他。面对纳粹分子暗杀的危险，爱因斯坦没有丝毫的畏惧，而是更坚定地战斗。当他的挚友劳厄写信劝他对政治问题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时，他不顾个人安危，大声疾呼，指出法西斯就意味着战争，和平必须用武装来保卫，呼吁美国人民起来同法西斯作斗争。

在为人类的进步事业而战斗的历程中，爱因斯坦一直关心着被压迫、被奴役的国家和民族。他反对法西斯灭绝犹太人的暴行，为争取犹太人的生存权利而大声疾呼。但他也反对狭隘的犹太民族主义，希望看到犹太人“同阿拉伯人在和平共处的基础上达成公平合理的协议，而不希望创立一个犹太国”。他反对美国的种族歧视政策，支持黑人的解放运动，并呼吁“美国黑人在这个方向上所作的坚定的努力，应当得到大家的赞扬和支援”。

在五十年代美国麦卡锡份子兴风作浪的时期，麦卡锡参议员说他是“美国的第一敌人”，而一些狂热人士还造谣说他是共产份子，并且说他的前助手英费尔德从他那里知道原子弹的材料，准备供给苏联这些情报。事实上他除了担心纳粹能制造新式武器，在1939年8月2日向罗斯福总统建议这方面该进行研究写的一封信外，他以后完全不知道美国政府秘密从事原子弹的制造，一些从事这一工作的爱因斯坦的朋友也对他保密，不让他知道有这回事。但当他知道德国没有制成原子弹，而美国已造出原子弹后，他的心情感到沉重和不安。他说，如果他知道德国不会制造原子弹，他就不会为“打开这个潘多拉魔匣做任何事情。”

当爱因斯坦后来从无线电广播知道美国对广岛、长崎投下原子弹，杀伤许多平民时他感到非常痛心。他后来写了一封告美国公民书，说：“我们将此种巨大力量解放的科学家们，对于一切事物都要优先负起责任，必须限制原子能绝对不能使用来杀害全人类，而是用来增进人类的幸福方面。”1955年，爱因斯坦与罗素联名发表了反对核战争和呼吁世界和平的《罗素—爱因斯坦宣言》。

在1949年爱因斯坦写了一篇《为什么要社会主义？》的论文。在这里，他提出了现在看来还是正确的看法！“计划经济还不就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本身可能伴随着对个人的完全奴役。社会主义的建成，需要解决这样一些极端困难的社会——政治问题，鉴于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高度集中，怎样才有可能防止行政人员变成权力无限和傲慢自负呢？怎样能够使个人的权利得到保障，同时对于行政权力能够确保有一种民主的平衡力量呢？”

巨星陨落

1955年4月18日，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因主动脉瘤破裂逝世于美国普林斯顿。巨星陨落，举世同悲。

在爱因斯坦去世的前几天还录音对以色列广播，他说：“我们这时代最大的问题是人类分成两个互相对敌的阵营：共产世界和所谓的自由世界。由于“自由”及“共产”这两个词的意义对我很难理解，我宁愿用“东方”和“西方”的权力冲突来说，然而，这地球是圆的，这样“东方”和“西方”的真正精确意义也不能清楚。”

爱因斯坦生前不要虚荣，死后更不要哀荣。他留下遗嘱，要求不发讣告，不举行葬礼。他把自己的脑供给医学研究，身体火葬焚化，骨灰秘密的撒在不让人知道的河里，不要有坟墓也不想立碑。在把他的遗体送到火葬场火化的时候，随行的只有他最亲近的12个人，而其他人对于火化的时间和地点都不知道。

爱因斯坦在去世之前, 把他在普林斯顿默谢雨街112号的房子留给跟他工作了几十年的秘书杜卡斯**，并且强调：“不许把这房子变成博物馆。”他不希望把默谢雨街变成一个朝圣地。他一生不崇拜偶像，也不希望以后的人把他当作偶像来崇拜。

爱因斯坦曾经说过：“我自己不过是自然的一个极微小的部分”，他把一切献给了人类从自然界获得自由的征程，最后连自己的骨灰也回到了大自然的怀抱。但是正如英费尔德第一次与他接触时所感受到的那样：“真正的伟大和真正的高尚总是并肩而行的”，爱因斯坦的伟大业绩和精神永远留给了人类。

逸事

爱因斯坦逃学记

1895年春天，爱因斯坦已16岁了。根据德国当时的法律，男孩只有在17岁以前离开德国才可以不必回来服兵役。由于对军国主义深恶痛绝，加之独自一人呆在军营般的路易波尔德中学已忍无可忍，爱因斯坦没有同父母商量就私自决定离开德国，去意大利与父母团聚。

但是，半途退学，将来拿不到文凭怎么办呢？一向忠厚、单纯的爱因斯坦，情急之中竟想出一个自以为不错的点子。他请数学老师给他开了张证明，说他数学成绩优异，早达到大学水平。又从一个熟悉的医生那里弄来一张病假证明，说他神经衰弱，需要回家静养。爱因斯坦以为有这两个证明，就可逃出这厌恶的地方。

谁知，他还没提出申请，训导主任却把他叫了去，以他败坏班风，不守校纪的理由勒令退学。

爱因斯坦脸红了，不管什么原因，只要能离开这所中学，他都心甘情愿，也顾不得什么了。他只是为自己想出一个并未实施的狡猾的点子突然感到内疚，后来每提及此事，爱因斯坦都内疚不已。大概这种事情与他坦率、真诚的个性相去太远。

韦伯先生的慧眼

爱因斯坦十六岁时报考瑞士苏黎世的联邦工业大学工程系，可是入学考试却告以失败。看过他的数学和物理考卷的该校物理学家韦伯先生却慧眼识英才，称赞他：“你是个很聪明的孩子，爱因斯坦！”

人们常说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智慧，当然不同的民族对智慧的理解也有所不同。中国人所代表的东方智慧观念，与洋人的西方智慧观念有很大差距。西洋人心目中的智慧人物，无非亚里士多德、牛顿、爱迪生、爱因斯坦之流，都是理论家、发明家、创造家。中国人心目中的智慧人物是谁？大家会不约而同地说：“诸葛亮”。诸葛亮有什么发明？没有；有什么创造？也没有；提出过什么理论？还是没有（孙武还有部《孙子兵法》）。中国人把诸葛亮视为最高智慧代表人物的理由在哪里？因为诸葛亮玩计谋、搞诈术的水平中国古今第一。

东方的智慧标准是计谋权术，西方的智慧标准是发明创造。按照东方的智慧标准，牛顿、爱迪生、爱因斯坦不过几个书呆子而已。牛顿遇到诸葛亮，肯定被诸葛亮玩得像如来佛手心里的软糖一样，谁敢在诸葛面前谈天才。而按西方的智慧标准，诸葛亮不过是一个擅长计谋的政治人物而已，连一个高等数学方程式都解答不了，谁敢在牛顿面前谈智慧。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之类擅长计谋的政治老腕，不会被列入西洋天才人物的行列。

中国有过一个数学家叫陈景润（现在的年轻人知道的不多了），一天到晚鬼迷心窍地搞什么“1＋1＝2”的数学猜想。当时周围的人都把陈景润视为呆子、怪人，要不是洋人抬举了陈景润，他一直会被认为是智商接近弱智者的痴愚人物。陈景润的论文登出后，中国的反应如同石沉大海，洋人却兴奋起来：“你们中国有个天才的数学家陈景润！我们要请他去讲学。”洋人给陈景润的痴愚平反摘帽，但仍有许多中国人不以为然：“不就是一个怪才嘛”。

西方认为人类最高的智慧体现在对宇宙自然的理解，智慧的高低是“与自然斗争”能力的大小，把天才的美称授予那些揭示自然法则的理论家、巧妙利用自然力量的发明家。东方则认为人类最高的智慧体现在对“人”的理解控制，智慧的高低是“与人斗争”能力的大小。中国的聪明人标准是：精于为人处世，老谋深算，随机应变，讨好上级，拉拢平级，利用下级。不会做这些的，均被列入“老实”、“呆子”、“不识时务”不开窍愚昧人之列。中国有句格言：“做人比做事更重要”，陈景润那样不懂做人学问的洋才在中国找老婆都难提到科学，有些国人会不服气：“中国汉代的张衡最早发明了观测地震的蛤蟆罐，五代的祖冲之最早算出了高精度的圆周率，明代的万氏最早造出了载人的火箭飞凳……”。但我们也应该了解，张衡、祖冲之、万氏等人，都是历史学家为了和洋人争口气，硬从历史垃圾堆中发掘出来的稀有人物。在中国漫长历史中，极少有人知道这些人的存在，更不要说把他们视为中华民族智慧的化身了。

西方哲人的智慧体现在抽象思维上。与孟子同时代的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首创研究无生命物质世界的构造、运动和原因的《物理学》，并提出自然科学中一系列最基本的概念：“物质”、“空间”、“时间”、“运动”。亚里士多德还首先提出《方法论》问题，总结出“归纳”与“演绎”两种逻辑推理方法。应该说亚里士多德的最大贡献之一就是提出“力”的抽象概念，并创立了力与运动关系的“运动定律”（后来伽利略对亚里士多德的“运动定律”发生疑问，提出了“惯性定律”）。在牛顿总结出著名的“力学三定律”后，宏观力学基本成熟，量子力学为代表的微观力学又开辟了新的时代。可以说没有“力”的抽象概念，就没有今天的自然科学。

与此相比，东方哲人的智慧体现在感性思维上。东方哲人虽不擅长提出抽象概念和创立法则定律，但却善于讲故事，把深刻的人生哲理用浅显的文学方式表达出来，中国古代哲学都寓于名人的教诲和故事般的寓言中。比如“守株待兔”、“刻舟求剑”、“郑人买履”这三个寓言，作者想要表达的意思其实都一样，但中国哲人却无法把这些具体的寓言抽象升华为一个理性概念，洋哲学家则把中国哲人想要说而说不出来的内涵抽象概括为一个概念：“教条主义”。再比如“掩耳盗铃”、“疑人盗斧”、“罚人吃肉”三个寓言的意思也一样，中国哲人无法像西方哲人那样将这些寓言抽象为一个概念：“主观主义”。

中国的寓言类似于西方的童话，但童话是给儿童看的，因为儿童的理性思维能力比较差。而中国的寓言却是给成人看的，按照西方的标准，中国的寓言就是“成人的童话”。中国的国民性是什么？鲁迅无法用理性思维得出一个抽象的概念，只好借用感性思维的寓言方式，写了《阿Q正传》。当然鲁迅用感性思维的方法是用对了，因为中国人对理性抽象的东西有一种天然的抗拒感，理性强的学说很难在中国得到广泛的接受。

另一方面，东方和西方测试个人智慧的方式也有所不同。西人用IQ试题检测你的发想力、推理力和创造力，然后给你一个大脑IQ值。西方大学的入学考试，都是以测试学生的推理想象能力为主。古代中国怎样评价个人的智慧呢？这就是科举考试，用写文章来评价你的智慧程度，秀才、举人、进士的差别就在于写文章水平的高低，文章写得最好的被皇帝赐封状元。一个家族如果出一个状元，那是极其荣耀的事，会永久记载在家谱中成为后人的骄傲。

中国科举考试考什么呢？既不是考应试者的逻辑推理和想象创新能力，也不是考应试者掌握知识的数量和准确程度，而是考应试者的“文采”。由于文采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所以中国的科举考试不象西方大学考试有一个客观的分数，考生在科举考试中排名完全由主考官个人的好恶来决定。

中国所谓的“文采”又是什么呢？这也没有一个客观的定义，很难用语言精确说明。大致讲来，有“文采”的文章，作者不是简单直接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而是用比喻、借喻、夸张、拟人等文学手法来间接婉转地表达思想，平铺直叙讲大白话被认为文字水平较低。古代中国把文学表现手法称为“赋”、“比”、“兴”，朱熹说：“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西洋没有“文采”这个概念，只好把它翻成“literary talent”，西洋人也很难理解中国文人追求的“文采”到底是什么东西。

西洋画的特点是写实、写生，绘画以忠实模写自然为第一要义。而中国画的特点是写意，画家用比喻夸张的手法表达自己的生活感受。同样西洋文章的特点是文字表达的准确性和客观性，东洋文章的特点则是文字表达的比喻和夸张，动不动就来个“白三千丈”。洋人小说中描写美女，直接描写她眼睛怎样、脸庞怎样、身段怎样、表情怎样，而中国古代小说描写美女却喜欢用比喻的手法：“沉鱼落雁，羞花闭月”。中国人认为为了达到“文采”效果，牺牲描述事实的准确性也是可以的，所以才有张继的问题诗《枫桥夜泊》: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月落本应该是黎明时分，后面又说“夜半”，夜半与月落的时间相关显然不对；乌鸦是白昼动物，和鸡一样晚上睡觉，半夜听到乌鸦叫，就像半夜鸡叫一样不自然；再者寺院也鲜有半夜敲钟的，“夜半钟声”也让人感到诧异。由于中国诗词并不著重“写实”，而著重“写意”，只要意境好，即使诗境与现实不符，也仍被认为是好诗。

中国古代创造过多种文学题材，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都非常强调讲究文采。新文化运动前，白话文小说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俗人玩艺儿，有水平教养的文人都是吟诗作赋。《三国》、《水浒》等小说本来写的不错，可是作者每每到关键时刻，总忘不了赋诗一首，来个“有诗为证”，硬塞入一首不伦不类的诗，试图以此来表现作者的“文采”。作者似乎是想说：“我不是只会写白话文，我也会写诗”。

中国为什么没有创造出“科学”？原因是多元的，其中关键之一，就是中国没有创造出直接准确描述事物的“论文”体裁。西洋人把文字当作交流思想的工具，而中国人把文字当作卖弄学问的敲门砖，动不动就要来一点“赋比兴”的文学手法。如果请一位中国状元起死回生来描写一个化学实验，很可能会是这样：“当酒精灯烧得像早春二月阳光一样温暖的时候，放上一只少女眼眸般光碧晶莹的烧杯，加入宛如观音菩萨玉瓶里露珠的清澈洁净蒸馏水，即刻发生令人赞叹不已的奇妙化学反应，快似疾风，速比闪电……”。

中国文人极其重视文字的华丽和表现的优雅，却非常忽视文字表达的准确性和客观性，经常不分场合滥用文采修辞，因此中国无法诞生西方式科学论文体裁。有人以为洋人读枯燥无味的科学论文是因为这些文章有实用价值，可是我们应该记得，亚里士多德、伽利略、牛顿的时代，自然科学并不象现在，是毫无实用价值的“纯学术”。中国人大概很难理解洋人为什么会对那种枯燥描述自然现象的毫无文采的科学论文发生兴趣。

有人以为中国在搞了科举考试以后，才出现重视文采不重视思想内容的倾向。其实中国重文采是自古就有的传统，汉代尚没有科举考试，但汉代的特产“汉赋”，却是中国历史上最重文采轻内容的文体。司马相如写了一篇《上林赋》，其受欢迎程度居然搞到洛阳纸贵，但《上林赋》除了通篇的美丽辞藻外，却没有什么实在的内容。

由于中国人的智慧观，把写作文采当作智慧的标准，造成长年来中国文人华而不实的文风。古人也感到这种重文不重实的行文弊病，唐代韩愈、柳宗元等人发起过一个古文运动，提倡学习先秦古人朴实的文风，认为文章应以内容为重，“言必近真、不尚雕彩”。中国古代早有白话文，几百年前的《三国》《水浒》就是用白话文写的，但白话文一直在中国文人界吃不开。白话文可清楚准确地表达思想感情，文言文就很难做到这一点，所以无法用文言文书写细腻情感的小说。中国文人放著准确表达思想的简单白话文不用，偏喜欢用连断句都要费几分脑筋的复杂文言文，还喜欢在里面加一些不作解释的典故，更让人难于理解。

如果说白话文长于“表达思想”，文言文则长于“卖弄学问”。“表达思想”越简单清晰越好，而“卖弄学问”却是越曲折绕弯越显得有学问。明明可以用简单直接的话讲清楚的事，中国文人却要借古怀思，引经据典，搞得十分复杂。你用简单的词句，会被认为是学识不够，文采不深。用地摊小贩都会讲的白话文写文章，没有赋比兴的烘托，没有起承转合的文脉，不引经据典，如何展现作者渊博的学识与华丽的文采？

五四后模仿西洋的新文学运动在中国兴起，下里巴人的白话文才在中国登上文坛。胡适等人提倡学习西方的写实文风，少用修辞，不用典故。据丰子恺回忆，他在浙江第一师范读书时，正值学校提倡新文学，反对封建文学，要求学生作文时“不准讲空话，要老实写”。一个学生写自己奔丧时用了“星夜匍伏奔丧”，被老师责问：“你那天晚上真的是在地上爬去的吗？”

尽管废除科举引进西学以后，中国人的智慧观有所改变，但中国仍然是诗的国家，人们喜欢比喻和夸张，喜欢中国画那样诗般的意境，对西洋追求真实的科学和追求写实的艺术，总是敬而远之。中国极少会有人不是为了应付考试，不是为了写毕业论文，而单纯出于兴趣去读亚里士多德《物理学》那样缺乏文采的论理文章（陈景润则是例外中的例外）。

东方的智慧也有其闪光之处，在研究人性的缺点并加以利用方面，远远走在西方前面。西方无数的军事学家、将帅参谋，打了几千年仗，却从来没有想出过“空城计”这样的绝计。如果用同样的兵器，古罗马军团无法战胜善于用计的东方将军。治理中国自然也要用中国式的智慧，西洋式的智慧在中国行不通。

西方人把思想家当作民族智慧的骄傲，东方人则把计谋家当作民族智慧的结晶。西方人看来陈景润比诸葛亮更智慧，因为陈景润和爱因斯坦是同一类人；而东方人看来基辛格比爱因斯坦更聪明，因为基辛格和诸葛亮是同一类人，东方智慧和西方智慧是没有交点的两条平行线。西方智慧重视“与自然斗”，所以诞生了一个又一个思想家发明家；东方智慧重视“与人斗”，所以出现了一个又一个整人高手。一个计谋家生在西方是一个悲剧，一个发明家生在东方也是一个悲剧。毛泽东如果生在美国，一辈子只能在图书馆做一个平凡的图书管理员，找不到施展抱负的机会；爱迪生如果在中国，一辈子也只能在药铺里当一位普通的售货郎，同样找不到发明创造的机会。

按照西洋的智慧标准，中华民族是一个缺少思想发明的民族；而按照东方的智慧标准，中华民族则是一个深晓世故人情、随机融通、机灵活络的绝顶智慧民族。

古希腊被看作西方文明的摇篮，它的首都雅典就是以智慧女神雅典娜的名字命名的。

相传，雅典娜是天神宙斯的女儿。她兼有双亲的长处，成为智慧和力量的象征。最早，她是主宰乌云、雷电、丰产的女神。后来她成为科学的保护者和传播者。据说她教会人们的驯马用牛马，制车造船，赐给人们犁耙、纺锤和织机；她发明了长笛，被认为是音乐的保护神；她还赐给人间法律，让人间设立法庭，保护城市，维护社会秩序。所以她又被看作护城女神。她曾因由于没有得到金苹果而不保佑特洛伊城,致其走向灭亡

雅典娜还是一位女战神。她曾同奥林波斯诸神一起与提坦神作战，并将一个战败的提坦神的皮剥下蒙在盾牌上，还参加与巨神吉伽斯的战争。在特洛伊战争中，她支持俄底修斯等希腊英雄；她曾帮助狄俄墨得斯打伤战神阿瑞斯，帮助佩耳修斯杀死女妖墨杜萨；并护佑阿尔戈船的英雄们远航寻取金羊毛。

雅黄娜在希腊受到广泛崇拜。她的主神庙是著名的雅典帕耳忒农神庙，其中矗立着一座用象牙和黄金镶成的宏伟的雅典娜雕像，出自希腊大雕塑家菲迪阿斯之手，被视为希腊艺术的珍品。雅典娜的形象是一位严肃端庄的处女，她身穿战袍，手持武器，头戴战盔，全副武装。她的脚旁往往停着她的圣鸟——猫头鹰，有时还有蛇。

在雅典，要定期举行庆视她生日的雅典娜节。在这天，要举行体操、音乐、骑术等和种比赛。在罗马，对雅典娜的崇祀与纪念手艺女神弥涅耳瓦的节日——“智慧女神节”同在3月举行。

根据以上资料，俗世奇人中最聪明的人是杨巴。

杨巴是清朝小说家冯骥才《俗世奇人》中的人物，他因为聪明过人、机智善辩而被誉为“杨巴”。他出场时年纪很大，却保持着一颗年轻的心，思维敏捷、灵活多变，总能在复杂的情况下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他精通医术、相术、占卜等多种技艺，还曾经救过张大力的性命。杨巴的聪明才智和广博知识在小说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被认为是俗世奇人中最聪明的人之一。

古希腊神话中的智慧女神是墨提斯。(古希腊语： Μ_τι_，英语： Metis)大洋神女之一，原始智慧女神，宙斯的第一位妻子;或墨勒斯的海洋神女。

基础分析

希腊神话中一般是指欧申纳斯(俄刻阿诺斯)和泰西斯的女儿，大洋神女，智慧与思想女神，雅典娜、波洛斯之母。赫西俄德称她是所有神和人中最为聪慧的、正义的策划者。有时也指墨勒斯的海洋神女。

墨提斯是古希腊神话中的第一代智慧女神

墨提斯是古希腊神话中的第一代智慧女神，父为环绕世界的大洋神欧申纳斯，母为海之女神泰西斯。她在一些更古老的史诗中，常常出现于创世神话中，是希腊神话中智慧的本体。墨提斯的名字词源即是“智慧”之意。雅典娜、奥德修斯即被称为“polymetis”。

在古典希腊时期的哲学里，墨提斯是代表广大的智慧与深思的母神。

1、这则神话在伪阿波罗多洛斯的《书藏》中描述的更为详细。克洛诺斯由于惧怕自己会被孩子们推翻，而在他们出生时就把他们吞进肚里，只有宙斯幸免。在宙斯长大后，他得到墨提斯的帮助，她给克洛诺斯吃下一种吐药(或酒)，克洛诺斯因此把所吞的孩子吐了出来。在宙斯战胜了克洛诺斯之后，便开始追求墨提斯，而墨提斯曾变化种种形状避免他的追求。

2、在赫西俄德的《神谱》中墨提斯被称为神和人中最聪慧者，宙斯惧怕盖亚和乌拉诺斯的预言——她生下强于自己的儿子，遂听从盖亚的建议，用花言巧语哄骗墨提斯，将她吞下，而此时她已经怀有雅典娜，后来宙斯用头颅生下了雅典娜，而墨提斯却仍然留在宙斯肚中。这样，她就成为宙斯的思想和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