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经历

罗振玉（1866年一1940年） 近代江苏淮安人，祖籍浙江上虞，字叔言、叔蕴，号雪堂，晚年更号贞松老人。清末奉召入京，任学部二等谘议官，后补参事官，兼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辛亥革命后逃亡日本，后曾参预制造伪满洲国活动。书法善篆、隶、楷、行，是创以甲骨文入书者之一。所作小行楷题跋精严工稳。曾搜集和整理甲骨，铜器、简牍、明器、佚书等考古资料，均有专集刊行。编著有《贞松堂历代名人法书》，《高昌壁画精华》、《殷墟书契》、《殷墟书契菁华》、《三代吉金文存》等。

罗振玉5岁入私塾，跟随乾嘉朴学的传人李岷山读书，15岁学作诗词，16岁中秀才。自幼对经史、训诂潜心学习，留意金石名物，尤倾心于经史考据之学，研究经史文字。20岁起专力研读古碑帖，写成《读碑小传》，由此开始著书立说。

1890年，罗振玉在乡间教私塾。甲午战争之后，他深受震动，认为只有学习西方才能增强国力，于是潜心研究农业，与蒋伯斧于1896年在上海创立“学农社”，并设“农报馆”，创《农学报》，专译日本农书。自此与日本人交往渐多。1898年又在上海创立“东文学社”，教授日文，与梁启超齐名的大学问家王国维便是东文学社诸生中的佼佼者。

1900年秋，任湖北农务局总理兼农务学堂监督。后任武昌江楚编译局帮办、上海南洋公学虹口分校校长，并赴日本考察教育。1903年被两广总督岑春煊聘为教育顾问。翌年，在苏州创办江苏师范学堂，任监督。1906年调北京，在清 任学部参事兼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罗振玉携眷逃亡日本京都。期间著述《殷墟书契》前编、后编及《菁华》等，并由王国维协助，撰成《殷墟书契考释》及《流沙坠简考释》。

1919年春回国，在天津举办京旗赈灾事务。

1921年，参与发起组织“敦煌经籍辑存会”。

1924年应清废帝所召，入值南书房。同年11月，清室小朝廷被冯玉祥驱逐出皇宫，他与陈宝琛将溥仪偷送到日本使馆。

1925年使馆庇护下1925年2月23日深夜，在日，陪同溥仪秘密迁至天津日本租界地张园，后因功被委为顾问。

1928年末，迁居旅顺。大云书库。内藏《大云无想经》和碑碣墓志、金石拓本、法帖、书画等30余万册。

1932年3月，参加溥仪就任伪满洲国执政典礼，并代溥仪向外宾致答词。伪政权任命他为参议府参议，后改为临时赈务督办。翌年6月，任监察院院长，满日文化协会常务理事。

1934年伪满洲国改行帝制，被邀为大典筹备委员会委员，受到“叙勋一位”的封赏。

1936年任满日文化协会会长。

翌年3月，罗振玉返回旅顺寓所，继续整理刊行所藏古文物史料。他曾搜集和整理过甲骨、铜器、简牍、明器、佚书等考古资料，均有专集刊行，流传较广者有《殷墟书契》和《三代吉金文存》等。

罗振玉以他的博学，先后培养了容庚、商承祚、柯昌济、关百益、孙宝田及他的儿子罗福葆、罗福颐等人，使之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学有建树的专家。另外他对校勘学、目录学、姓氏学、宗教学、也多有建树并著述留传后世。其一生著作130多种，刊印书籍500种以上。

罗振玉在政治上十分保守，始终效忠清室。九一八事变后追随溥仪，出任满洲国参议府参议、满日文化协会会长等职，受当时人批判为“汉奸”。

1940年5月14日在旅顺逝世，终年74岁。

评价

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序言》中写道：“在中国文化史上实际做了一番整理功夫的要算以清代遗臣自任的罗振玉，特别是前两年跳水死了的王国维……欲清算中国古代社会，我们不能不以罗、王二家之业绩为出发点了。”郭沫若对罗振玉的评价，准确地概括了罗振玉国学研究的成就及其贡献。

著作

书法展示学术全集：

《南宗衣钵跋尾》

《南宗衣钵跋尾卷二》

《甲云窗漫稿》

《雪堂金石文字跋尾序》

《雪堂金石文字跋尾》

《雪堂书画跋尾》

《松翁近稿》

《面城精舍杂文甲乙合编 》

《雪堂校刊群书叙录上》

《雪堂校刊群书叙录下》

《丙寅稿》

《辽居稿》

《辽居乙稿》

《松翁未焚稿》

《 车尘稿》

《丁戊稿》

《后丁戍稿》

《贞松老人外集 》

《贞松老人外集（卷三）》

《辽海吟》

《辽海续吟》

《集殷虚文字楹贴》

《集殷虚文字楹贴汇编》

《扶桑两月记》

《五十日梦痕录 》

《集蓼编 》

《存拙斋》

《上虞罗氏枝分谱》

《殷商贞卜文字考 》

《读碑小笺1》

《读碑小笺2》

《眼学偶得》

《石交录四卷》

《俗说一卷》

《俑庐日札》 《石交录（卷三、四）》

书法 编著：

《贞松堂历代名人法书》

《高昌壁画华》

《殷墟书契》

《殷墟书契菁华》

《三代吉金文存》

成就 甲骨研究

罗振玉是最早在甲骨学研究方面取得主要进展的学者。

他从1906年起收集甲骨，总数近2万片，是早期收藏最多的藏家。除鼓励刘鹗编集《铁云藏龟》外，还亲自访求，判明甲骨的真实出土地——小屯。在甲骨文研究者中，罗振玉占有重要地位，为“甲骨四堂”之一，是甲骨学的奠基者。他对甲骨学的贡献主要体现在：

1、他搜集、保存、印行了大批原始资料。著有《五十日梦痕录》《殷虚书契前编》（1913年）、《殷虚书契菁华》（1914年）、《铁云藏龟之余》（1915年）、《殷虚书契后编》（1916年）等书。1933年又编著《殷虚书契续编》。同时他还编有《殷虚古器物图录》（1916年）及《附说》各一卷。

2、他率先正确地判定了甲骨刻辞的性质及出土处之地望。他指出卜辞属于殷商时代，是王室遗物；断定它作为文字学资料能代表中国文字的来源，作为史料，它比正史更可靠。同时他还指出甲骨出土地小屯即殷虚遗址，也就是殷朝国都。这对后来的甲骨学研究具有重大的意义。

甲骨自受到收藏家及学者的注意后，古董商为了谋取高利，隐瞒了真实的出土地。罗振玉一开始研究甲骨就致力于调查其真实出土地，并且考订出这些甲骨出土于商代晚期都城，属于殷室王朝遗物。甲骨出土地和性质的考订，直接导致后来安阳殷虚的发掘。罗振玉派人去小屯，不仅收集甲骨，还收集了一批不为古董商重视的出土物，他以“古卜用龟，辅以兽骨”的文献记载为出发，认为在搜集甲骨时必须龟、骨“兼收并蓄”。在《洹洛访古游记》中，他记载了殷虚的地形，甲骨出土情况，考订其它出土物及绘简图，成为第一部实地考察安阳殷虚的著作，对整个甲骨研究学科的形成和发展上起了“导夫先路”的作用。

3、他考释出大量的单字。他以甲骨文字本身的特点为主要依据，参照《说文解字》，并将甲骨文与金文、古文、籀文、篆 比较，以阐释文字的渊源与流变情况。他还利用字形或后世文献资料推求字的本义及其通假关系。先后于1910年在《殷商贞卜文字考》中释出单字近三百个，于1915年在《殷虚书契考释》中释出单字近五百个，其中多得到学界认可。1916年，他还将未识别的卜辞中的千余字编成《殷虚书契待问编》，供大家探讨。

4、他首创了对卜辞进行分类研究的方法。 《殷虚书契考释》一书将卜辞分为卜祭、卜告、卜出入、卜田渔、卜征伐、卜禾、卜风雨等8类，为后世的甲骨分类研究开创了先例。

5、与王国维一起，确证了甲骨文中的合书的现象。在金文研究方面，他也搜集了大量的资料。著有《殷文存》（二卷，1917年）、《秦金石刻辞》（三卷，1914）、《贞松堂集古遗文》（16卷，《补遗》3卷，《续编》3卷，1931～35年），收录以前诸家著录中未见之器铭2427件。《三代吉金文存》（20卷，1937年），收录当时见到的已著录和未著录的4831件青铜器铭。集一时铜器铭文原始资料之大成，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他还提出通释古金文的设想，提出综合比较研究的方法，指出金文在文字学上的价值。他研究石鼓文，著有《石鼓文考释》（7卷，1916年）；他搜集整理汉晋木简，著《流沙坠简》（合作，1914年）、《流沙坠简考证》（1934年）等书。此外，他还著有《干禄字书笺证》《俗说》《集蓼编》等多部著作。他的工作内容丰富，甄别谨严，成绩浩瀚，方法崭新，“为我们提供出了无数的真实的史料”（郭沫若语）。

敦煌学术

敦煌学已经走过了100年的历程。100年中，无数学者为这门显学奉献了毕生精力。而随着南博31件敦煌文献的发现，金石大家罗振玉对敦煌学的贡献变得更加清晰——敦煌学的奠基人就是罗振玉。

继河南安阳殷虚被辨认后，西北边陲敦煌石窟又有数万件隋唐以后经卷写本、石刻等珍贵文物的发现。外国人明火执杖掠夺，清廷却毫无觉察。罗振玉竭立使其免遭流失国外，但留在国内的却也未逃厄运，道貌岸然的官僚伸出贪婪的黑手，彼此勾结私吞国宝，贼喊捉贼，有些更把运车截拦，窃取其中精华，还把盗窃之余的长卷破坏截割。罗振玉是中国境内研究敦煌文书的先导者，他以浓厚的国学功底开研究之先，1914年和王国维开创和倡导简牍研究，共同开辟“国学”新领域的硕果。

宣统元年，他到北京的伯希和处，看到伯希和所获敦煌写卷，并得知藏经洞仍有数千卷文书，乃力促学部电令甘督查封石室，将所余遗书悉数解送京师。使这批宝藏于宣统二年秋，运抵北京，最后入藏于京师图书馆。对于流散的敦煌文也留心购存，所得文书及海外藏卷照片，大多收入《鸣沙石室佚书》、《鸣沙石室佚书续编》、《鸣沙石室古籍丛残》、《敦煌石室遗书三种》、《贞松堂西陲秘籍丛残》、《敦煌石室碎金》、《敦煌零拾》、《沙州文录补》、《敦煌石室遗书》、《佚籍丛残初编》、《石室秘宝》等书中。还和王国维将斯坦因在敦煌、罗布泊等地发现的汉晋木简照片汇为《流沙坠简》，并做考释。撰有《雪堂校刊群书叙录》二卷、《补唐书张义潮传》、《瓜沙曹氏年表》等多种敦煌学论著，尤其注重对中国传统四部书写本的研究和整理。另有《殷虚书契》、《三代吉金文存》等，其著作及刊刻大多收入《罗雪堂先生全集》。

鉴藏大家

罗振玉是典型的鉴藏大家。

他不但要自己收藏甲骨、铜器、简牍、明器、佚书等考古文物资料和字画，还要做足研究整理的工作。

内藏《大云无想经》和碑碣墓志、金石拓本、法帖、书画等50余万册。据考证，仅甲骨片前后就收藏“二三万片”，其他如青铜器、古明器、碑拓等的收藏数量也相当可观。

罗振玉善识文物，喜研文史。从殷墟甲骨、汉晋木简、墓志铭文，到宫中所藏历代图书、历史档案，乃至珍宝、钱币等，他都有系统的研究，并撰写了许多学术价值颇高的专著。罗振玉41岁入学部，因公务简，又不肯奔走钻营，有很多时间搜求文物，钻研学问。“每涉足厂肆，尽廉俸所入，搜求古物书画，虽资力有限，不敢和洋商巨贾相竞争，但破铜烂铁，在所不遗，往往批沙得宝，又人弃我取。”罗振玉获得了很多两汉六朝、唐宋等朝的珍贵文物，为其考古研究积累了实物材料。

罗振玉为保存和流传敦煌石室遗书做出过切实的努力。敦煌石室遗书是我国光绪年间新发现的一处千年宝藏。所谓“石室”指甘肃省敦煌的莫高窟（俗称千佛洞）。窟内藏有丰富的经书、绣像等，是中华文化艺术的瑰宝，却遭到斯坦因和伯希和的攫取。为了保存这些中华文化的“劫余”，罗振玉奔走呼告，筹措资金，并决心捐出个人全部俸禄，购买余下卷轴，后又主倡集资影印敦煌遗书，这在他的《鸣沙石室佚书序》中有所叙述。

他为保存内阁大库史料及明文渊阁藏书也作出了贡献。大库是清代内阁库藏档案、书籍的处所，库分东西，东库贮存《实录》、《圣训》、《起居录》等，由本阁满本房掌管。西库书籍多为明文渊阁藏书之孓遗，档案则是清列朝内外臣工的题本、奏本、历科殿试的大卷等。这些都是中国珍贵的历史文献，是一笔重要的文化遗产。

由于时局动荡，所藏大多被盗，散失在外。罗振玉得知这种情形后，主动承担起书籍的保存、整理、归类的工作。他曾直接或间接苦口劝说文襄和荣延，保存、整理库档。文襄虽表赞同，但以奏准销毁为虑，行推诿之实。罗振玉复与会稽司长进行了商议，将库档移往国子监，又同国子监丞徐梧生交涉，几起冲突，后经人出面调解，才获准。经过一番周折，这批史料总算保存下来了。

辛亥革命之后，民国 有关部门对这批史料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有些还险些遭到被改为还魂纸的厄运降临。罗振玉闻知，急忙以高出原售价三倍的价格买回，保存起来。1919年春，罗振玉携家人从日本归国，定居天津。他先是在天津租下了3栋小楼，专门用于藏置书籍、文物，另外还单独租借了20多间房屋用以安置家人亲属。一年后，罗氏在天津建成了自家宅院，其中数间专门用来库藏大量的史料、档案，文墨古玩于是也就有了新居所。

罗振玉嗜古如命，在保藏文物、古籍上有着笃之弥深的热情。尤其是对清帝的书画非常珍视，他将清帝御赐的“寒岁”匾额，特复制一件悬挂在天津寓所的客厅中间，而把原件装裱珍藏起来。在天津日租界大罗天戏院内有许多古董铺，罗振玉每碰到清帝书画，无论如何一定买回珍藏，一次还“偶得”溥仪赐给其师傅陈宝琛的一副对联。在天津期间，罗振玉与另一位后来成为国学大师的王国维之间的学术合作与交流非常多。罗振玉对王国维除给予经济上的资助外，并提供大量的研究材料，指示研究途径，对其政治、学术等观点产生重要影响。也可以说日后清华“四大导师”之一的王国维，其文化底蕴中有一部分是在天津的罗家积淀起来的。

罗振玉收藏的书画、青铜器、古籍、简牍、明器、清宫档案等，称山海之富。藏品曾编成《三代吉金文存》、《明吴门四君子法书》、《贞松堂历代名人法书》、《高昌壁画精华》等。抢救内阁大库明清档案及文渊阁藏书，贡献巨大。1922年购原历史博物馆卖出旧书9 000袋15万斤大内文书，建“库书楼”以藏。私人藏书丰富，先后收藏了广东孔广陶藏书，在日本期间，亦购买古籍众多。收藏有《永乐大典》残本数册。因收藏南北朝的写本《大云无想经》，遂将其藏书楼名为“大云书库”，另有藏书处曰“唐风楼” 、“永慕园”、“宸翰楼”、“贞松堂”、“玉简斋”、“楚雨楼”、“殷礼在斯堂”、“面城精舍”等。书目有《大云书库目录》2册；《罗氏藏书目录》，著录3 584部图书，3万余册，由王国维撰定。《唐风楼书目》1册，著录藏书1 094种，11 836册。东北解放后，罗继祖兄弟禀承祖母之命，全部捐给国家，共计9万册，存旅大图书馆；一部分归辽宁省图书馆，约有1万余册。刊刻古籍600余种，丛书有近20种。编《贞松堂历代名人法书》等。

轶事 与王国维

在近世中国学术史上，王国维与罗振玉是两个如雷贯耳的名字。研究罗振玉，就不能不提王国维，也不能不研究他们两人的经历与交往。他们在文学、经史、文字、训诂、音韵、考据、目录、版本等传统学术的诸多领域，研究博大精深，著述百种之多，是当之无愧的国学大师。

对于他们的学术成就，人们并不陌生，也毫无异议。但他们的经历与交往，却始终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而且众说纷纭，许多事情至今仍是一个讲不清的谜。

他们是浙江同乡，有着江南人的毓秀灵透。他们自幼接受的完全是旧式教育，国学基础非常扎实，二人都是在十五岁时考中秀才。戊戌之后，受新思潮的影响，他们转而力倡新学。罗振玉办《农学报》和《教育世界》，开办农务学堂和新式教育。王国维则研究叔本华、尼采、康德的哲学与美学，并写成著名的中西合璧的文学批评文章《红楼梦评论》。但辛亥之后，二人潜心于国学研究，在甲骨学、敦煌学上成就大著，由此奠定了他们国学大师的地位。可以说，他们的思想倾向和学术兴趣，经历了一个从旧到新，又由新转旧的过程。那么，是什么因素促成了这些转变呢？

他们在政治上的表现，也是人们品评的焦点。清亡前，他们同在学部任职。辛亥后，王国维受溥仪小朝廷之诏，供职南书房，并重新蓄起发辫，以清朝遗老自居。罗振玉则鞍前马后追随溥仪，为复辟效力，后甚至投靠日本。他们在政治上的趋于保守，以及罗振玉的走向反动，这自是历史事实，无须回避，只是这些无从动摇他们在学术上的至高地位，只是更具体地说明了历史人物的多面性和复杂性。

自1898年二人相识于上海，至1926年绝交，二人的交往历时近三十年。罗振玉世事洞明，机智练达。他善于经营理财，有相当的经济实力，是一个很有能量的社会活动家。王国维性格忧郁悲观，埋首学术，不问功利，是典型的学者气质，人称他“老实到像火腿一般”。正是这种性格和地位的反差，人们对王罗二人的关系，颇有不平。有人讲罗振玉廉价使用王国维的脑力劳动；有人讲罗振玉的《殷墟书契考释》，剽窃了王国维的研究成果；有人讲王国维投水自尽乃罗振玉所逼……那么，真实或接近真实的情况究竟如何呢？

罗振玉社会活动多，经历也更复杂些，加之他后来的逆历史潮流之举，人们对他所做的一些文化事，也颇有微词。有人讲他贩卖假字画假古董骗人；有人讲他印古书为赚钱，等等。的确，罗振玉是一个嗜古如命的人。他多阅古物，见识过人，财力雄厚，而且生逢其时。从殷墟甲骨到敦煌文书，从汉晋木简到齐鲁封泥，他赶上了文物大发现的时代。他倾尽家资，收藏古物，潜心研究，成为名副其实的古器物学家。罗振玉印古书可能确实赚了一些钱，但整理古籍，传承了文化，这是极大的功劳，再者赚钱也是无可厚非的事。罗振玉终是一个有良知的文化人。1908年在学部任职期间，他费尽周折，阻止焚毁内阁大库旧档，保存下来八千麻袋的藏书、奏折、公文等重要的历史文献。1909年，当他从伯希和口中得知，敦煌藏经洞中还有八千件写经卷轴时，力劝京师大学堂买下这些国宝，使几经帝国主义分子劫掠的残存的敦煌文书，留存在国内。他对文化的珍爱，为保护国宝所做出的贡献，难道不值得人们感怀吗？

1927年6月2日上午11时，王国维在颐和园投湖自尽。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来颐和园。他的死，又给后人留下一个谜。他在遗书中写到：“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人们对其死因的猜测，大致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为清朝殉节，尽遗臣之忠；一是与罗振玉的绝交，于心至寒；一是惧怕北伐军攻入北京，身遭辱杀。这些莫衷一是的猜测，至今无任何定论。

此时的王国维，年整五十，正值学术的旺期。如果说，民国初年这样变乱的时代，不值得大师留恋，这是时代负于大师的。但这样一位国学大师，他的思想和学术已经不属于他自己，而是属于这个国家和民族。他断然结束自己的生命，这是中国学术的巨大损失，怎不令人扼腕叹息！从这一意义上说，这是他负于时代和人民的。

但历史原本就是如此。而历史的真相，总是被纷繁复杂的人为或非人为的因素遮蔽着，让我们这些后人雾里看花。

溥仪记载

罗振玉在古玩、字画、金石、甲骨方面的骗钱行径，是由来已久的。他出身于浙江上虞县一个旧式书商之家，成年后在江西一个丘姓巨绅家教书。这位巨绅是个藏书家。罗振玉任西席的第三年，东翁突然去世，他利用女东家的无知，一方面装作十分哀痛的样子，拒绝接受这一年的束，要用以充做奠仪，另方面表示，愿留下东家的几件旧书和字画，作为纪念。女东家认为这位先生心眼太好，就请他自己到藏书楼任意挑选。于是这位书贾世子就精选出几筐“纪念品”，内有百余卷唐人写经，五百多件唐宋元明的字画，满载而归。在这个基础上，他由刻三字经、百家姓的书铺变成了古玩字画商，生意越做越好，古玩字画的鉴赏家的名声越来越大，后来更通过售卖古籍文物的路子，和日本人拉上了关系。他在日本的那些年，靠日本书商关系结交了一批朝野名流，有许多日本人把他看成了中国古文物学术的权威，常拿字画请他鉴定。他便刻了一些“罗振玉鉴定”、“罗振玉审定”的图章，日本古玩商拿字画请他盖一次，付他三元日金，然后再拿去骗人。后来他竟发展到仿刻古人名章印在无名字画上，另加上“罗振玉鉴定”章，然后高价出卖。他时常借口忙，把人家拿来请他鉴定的珍贵铜器，拖压下来，尽量多拓下一些拓片出卖。他的墨缘堂出售的宋版书，据说有一些就是用故宫的殿版《图书集成》里的扉页纸伪造的。殿版纸是成化纸或罗纹纸，极像宋版书用纸。据说内务府把那批殿版书交罗振玉代卖时，他把那一万多卷书的空白扉页全弄了下来，用仿宋体的刻版印了“宋版”书。我当时对这事是根本不知道的。有人说，罗振玉人品固然不佳，才学还好。据我看，他的才学究竟有多少，也很值得怀疑。在伪满时有一次他拿来一批汉玉请我观赏。我对汉玉说不上有什么研究，只是因为十分爱好，收藏了不少，所谓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当然，所谓汉玉，并不是非汉朝的不可，这只不过是对古玉的惯称。我看过罗振玉拿来的汉玉，不禁对他的“才学”暗吃一惊，因为全部都是假货。

罗振玉并不经常到宫里来，他的姻亲王国维能替他“当值”，经常告诉他当他不在的时候，宫里发生的许多事情。王国维对他如此服服帖帖，最大的原因是这位老实人总觉得欠罗振玉的情，而罗振玉也自恃这一点，对王国维颇能指挥如意。我后来才知道，罗振玉的学者名气，多少也和他们这种特殊瓜葛有关。王国维求学时代十分清苦，受过罗振玉的帮助，王国维后来在日本的几年研究生活，是靠着和罗振玉在一起过的。王国维为了报答他这份恩情，最初的几部著作，就以罗振玉的名字付梓问世。罗振玉后来在日本出版、轰动一时的《殷墟书契》，其实也是窃据了王国维甲骨文的研究成果。罗、王二家后来做了亲家，按说王国维的债务更可以不提了，其实不然，罗振玉并不因此忘掉了他付出过的代价，而且王国维因他的推荐得以接近“天颜”，也要算做欠他的情分，所以王国维处处都要听他的吩咐。我到了天津，王国维就任清华大学国文教授之后，不知是由于一件什么事情引的头，罗振玉竟向他追起债来，后来不知又用了什么手段再三地去逼迫王国维，逼得这位又穷又要面子的王国维，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于一九二七年六月二日跳进昆明湖自尽了。

塘栖为江浙名镇，自明正统间聚市以来，人才辈出，五百年来科举明经者数以百计，著述之卷帙数以万计。栖水之人文论其渊源，始推南宋诗僧永颐，为唐栖寺僧，与永嘉四灵、姚镛、周文璞、李 辈相过，皆当时名流，所谓江湖诗派也。其《云泉诗集》刻于临安府棚北大街睦亲坊陈氏书籍铺。

宋元百余年间又罕见于世者，至明初始有张舆、张辂兄弟与平显以诗名。永乐初，瑞安卓氏亡命而来，隐于栖镇，托为他姓。数世之后，卓明卿、文卿始鸣于当时，与王世贞、屠隆、文征明辈称文兄诗弟。后乃三世明经，流风余韵。成化间云会夏时正主讲西湖书院，著作数百卷。泉漳丁养浩家中进士、举人者六七世，皆笃学之士。水北邵锐举礼部第一，端峰理学为世所重。马三才入翰林院，出授御史，撰书近十种。

嘉靖年间，倭患不绝，三十四年（1555）正月，徐海引倭寇数万掠塘栖，劫城数日，尸积如山。之后又数犯塘栖，至万历初盗患始靖。塘栖三百年文化积累，此首遭大劫。

万历中，塘栖镇人口剧增，经济发达，已“不下中州望县”。文化亦渐入佳境，有钟化民之经济，沈朝焕之诗歌，沈守正之经义，胡胤嘉之文章。卓发之诗文并蓄，卓人月词曲俱佳。卓尔康著书等身，其《春秋辨义》收入《四库全书》。

崇祯二年（1629），徐士俊、卓人月入复社。栖水诗社唱和之风始行。此后三十年间，塘栖文学渐入颠峰。

一时间，东里诗社、绿雪堂社、传经堂社、徐野君之雁楼、张半庵之横潭草堂、沈元琨之群玉斋，结社订盟者七八处，少者十余人，多者一百三十余众，舟过栖水之诗人名士、遗民野老，吟诗唱和，评议时政，结集者有《栖霞唱和集》、《群玉斋唱和集》、《绿雪堂唱和集》、《横潭诗集》等。

又有卓人月《二子唱和集》、徐士俊《徐卓晤歌》、卓元基父子《吾家吟》。编纂选本，亦蔚然成风，徐士俊编《尺牍新语》、胡贞开选《石鼓桐》、卓天寅辑《传经堂集》、卓人月选《古今词统》、卓回辑《词汇》三编，皆刻印行世。

顺治十七年（1660），清廷严禁结社订盟，倡和之风遂绝。此亦文坛一劫，颇伤元气，从此塘栖文学由盛而衰。

明末清初，塘栖词学、戏曲发展至顶峰。词人、词作，占去十之八九。犹以卓人月《寤歌词》、徐士俊《雁楼词》、丁澎《扶荔词》为最。当时有《西陵词选》诸书，塘栖词人入选者数十家之多。卓人月撰杂剧《花舫缘》、《新西厢》，丁澎有杂剧《演骚》，徐士俊所作杂剧、传奇多至六十余种，佳者与关、马、王、郑相抗手。

闺阁才女亦盛，吴柏舟、张佩兰、徐宜人、虞净芳、卓灿、钟筠、钟韫、钟青、丁氏等女诗人尽出此时。

方外有大善寺之大香、绿野庵之豁堂、栖霞院之石庵、清流寺方丈天岳及诗僧眉峰，多有诗卷板行。

甲申国变，栖镇以无险可据，反未遭兵革之乱。然亡国之恨、剃发之辱，吾里岂无识字之人？卓氏诸贤以遗民居之，徐介披发佯狂，皆有发于诗文词曲，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

入清后，栖水诗词绝佳，惟文章不逮前明之盛。

康熙开始，文学同团体转化个人发展。徐士俊生万历间，此时东南文坛尊为宿老。所谓“西泠词派”者，或出塘栖徐野君门下，或出临平沈东江门下，文友门下辑刻其《雁楼集》二十五卷。丁澎为“西泠十子”之一，又列“燕台七子”，其《扶荔堂集》名噪当时。金张之诗为黄宗羲所推崇，《岕老编年诗钞》入四库存目。又有金渐皋、沈洪芳、卓天寅父子、宋琦、卓长龄辈，皆诗鸣于当时。

雍正乾隆，名宦辈出。沈近思之理学，杨汝梗、周天度之诗歌为世所重。

乾隆四十六年（1781），卓氏以《忆鸣诗集》引祸。所抄卓氏藏诗文集，字字皆黍禾之痛、亡国之哀。卓氏著述俱遭禁毁。卓天柱兄弟三人斩首，妻儿配为奴，卓长龄父子五人死后近百年，亦 尸枭首，惨不忍睹。

塘栖文人皆焚书弃稿，不敢作诗久矣。乾隆禁书，非独时人，栖里前代诸贤之著作，如沈守正《雪堂集》、卓发之《漉篱集》、徐士俊《尺牍新语》俱遭朝廷禁毁。此塘栖第二次遭大劫。

乾隆之间，以国子监助教宋大樽之诗最著名，龚自珍自幼即学其诗。卓氏书祸发，宋助教正当中年，闻此惨剧，几尽毁诗稿。数十年心血，死后仅录得寥寥数卷。晚年学佛，不欲闻世事，伤心之故。

至此塘栖唯有大学者，再无大诗人矣。读书人多从考据之学，宋茗香之治小学，宋咸熙之治群经，劳氏父子之史学，巽卿兄弟之校勘。

嘉道咸同，栖里人文推劳、朱、夏诸姓。

永泰劳氏中进士、入太学、服青衿者数十众。犹以劳经原父子为著，史学著作数种为世称道。次子劳权精于校勘辑佚，季子劳格熟唐宋典制，时人称其为钱大昕之后第一人。

丁河朱学勤官至大理寺卿，入值军机处十数年，著述甚丰。结一庐藏书名闻海内，其子又辑刊修伯遗文，校印《结一庐丛书》。

镇南之夏氏有夏同声嗜好学，与林琴南为友，又助王同纂《唐栖志》。夏同善侍郎尝主杭州紫阳书院，又出为光绪帝师，其学识可知。

咸丰末，红羊之灾及塘栖，太平军与清兵数战于镇上。劳左源藏书号为一郡之冠，而付之炬灰。此塘栖第三次遭大劫。园林、别墅、寺庙、金石，毁之不计其数。

丹铅精舍之藏书经此兵乱，散失十九。其幸存者，吴兴陆心源、钱塘丁氏兄弟、塘栖朱学勤所得最多。及至民国，缪荃孙、刘承干、傅增湘、邓邦述、张元济、李木斋、蒋汝藻诸人皆收得遗书，辗转数十年后，多为公立图书馆所珍藏。皕宋楼之售，今有在日本静嘉堂者。北平图书馆所珍藏珍本，抗战时寄存于美国国会图书馆，后转运台湾；及南京所藏，在台湾中央图书馆，劳氏遗书流落在外一二百部。海内幸存者以北京图书馆最多，不下七八十种，其余皆在上海、南京、杭州各处。

朱修伯殁后，结一庐遗籍八十柜售与其婿张佩伦。其《结一庐剩余丛书》之版片亦归刘氏嘉业堂。张卒，结一庐之遗书始流散于沪杭间，文革中尽没为公有，1980年，政府允诺，或35万元售于上海图书馆；或算捐赠，可得奖金20万元。至此，结一庐所幸存者，宋刻本24部、元刻本38部、明刻本178部、抄稿197部，共3274册，正式入藏上海图书馆。

清末民国之间，通斯文者唯姚慈寿、汪坚青、钱柏森数人而已。

文革十年，塘栖又遭第四次大劫。私家收藏之名画、古籍及方志、家谱，历红羊之灾后所幸存者，残喘百年，遇此一祸，吉光片羽，皆荡然无存。丹铅精舍虽已无孤本、绝品流传，善本、精本尚有遗留，百年来稍稍聚积，如曝书亭之抄本书、严元照之尺牍、邓石如所书对联、三希堂法帖原拓、劳氏数世应试之朱卷及著述手稿、日记，尽毁焚于吉斋小筑中；名人字画，抄家时堆积如山，则不知所终，文革后，发还劳氏者仅俞曲园、夏之城字扇各一。余杭博物馆有《馆藏精品书画集》刊行，始得见其旧物。吴道之写观音像碑亦碎于里人之铁锤下。至噩梦醒，所剩者一桥一碑而已。

近之二十年，读书人渐多，亦有著作结集刊行者。栖水人文之中兴，赖之今贤。

余撰《塘栖著述考》，迄南宋至民国，载书六百余种，文献近四百种，实八百年文化之总结。记人三百余，无非以书系人、以人系事，补旧志之简阙，而正其舛误也。然里人之著述，存世未半，寓目者什一，难免讹传，常思日有增补，月有订误，使其臻善。既无愧于先贤，又无欺后来者焉。

塘栖后学 南横虞铭谨识 郎洌《塘栖艺文志序》

近几年“水乡古镇热”风靡一时，周庄的张扬，南浔的厚重，西塘的诗意，乌镇的浓郁，牵动多少游人的目光。江南水乡，成为现代人的梦中家园。而塘栖，这个江南佳丽地的代表却日渐湮没了。漫步塘栖，曾经的街坊廊檐、流水深巷仅剩残砖片瓦，而更堪忧虑的是八百年积累的文字著述，连同其依附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认知，在现代文明飞奔的脚步声中渐行渐远。值得欣慰的是，显性的建筑形态也许因时代变迁而面目全非，而隐性的文化基因却可以草蛇灰线，薪火相传。挚友虞铭的学术力作《塘栖艺文志》（一名“塘栖著述考”），起南宋迄当代，考载塘栖人著述六百余种、地方文献近四百种，涵括经、史、子、集、刻书、藏书等门类，记人三百余，可谓集塘栖文化之大成。该书创作历时近十五年，期间，虞铭不仅仔细研究了塘栖的史料方志，还遍访各大图书馆，在浩如烟海的故纸堆中辑微钩沉，有时翻阅一日仅得资料寥寥数条，其中艰辛可见一斑。日积月累，虞铭掌握了大量资料，并梳理出塘栖文化的发展脉络。每每谈及塘栖历史文化、人文典故，他都信手拈来，如数家珍，对传统文化的热爱溢于言表……

丰子恺《塘栖》

夏目漱石的小说《旅宿》（日文名《草枕》）中，有这样的一段文章：“象火车那样足以代表二十世纪的文明的东西，恐怕没有了。把几百个人装在同样的箱子里蓦然地拉走，毫不留情。被装进在箱子里的许多人，必须大家用同样的速度奔向同一车站，同样地熏沐蒸汽的恩泽。别人都说乘火车，我说是装进火车里。别人都说乘了火车走，我说被火车搬运。象火车那样蔑视个性的东西是没有的了。……”

叶文玲《赏韵塘栖镇》

江南小镇一直是我创作的摇篮，江南小镇更有牵我心魂的亲缘，故而，一提到江南小镇，就像提到故乡的母亲，精气神儿就来了……

虞铭《寻梦塘栖》

很多年以后，我将会想起，那个芙蓉花盛开的秋天——引起十五岁男孩注意的，除了新学期的女同学外，还有清芬弥漫的橘树林里的那一方叫《栖溪讲舍碑记》的石碣。在以后的年月里，我是校园内唯一弄明白碑文意义的学生。长大以后阅读方志、寻访故老，渐渐知道，操场边垂柳绕植的荷池，便是范氏旧圃“一曲水”

的遗址；而教室后那排老房子，画家蒲华在那里度过了成名之前的最后时光，醉醒醒时把墨水涂抹成花、荷、山水……我每天沿着南横头的廊檐，从蒹蕸水榭的门口转弯，翻越八字桥，穿过冯家长弄间的颓墙与荒草，来到大人们叫它“书院”的地方。在塘栖二中三年的学习结束后，我离开了我的故乡…… 塘栖自古钟灵毓秀、人杰地灵、文士荟集、文风颇盛。明清时便有“樾馆”、“传经堂”、“丹铅精舍”、“结一庐”等藏书楼名燥一时，还出了像劳格、朱学勤那样的著名藏书家。塘栖，崇学之风颇盛，据清光绪年间的《唐栖志》记载：塘栖在明代时共中进士15人、举人40人、五贡14人。在清代时，共中进士23人、举人64人、五贡43人。早在光绪九年，塘栖就开设有义塾，俗称“蒙童馆”，光绪十六年，塘栖设“栖溪讲舍”，仁和县令捐资以助，并立碑记念此碑至今尚存。光绪三十二年，栖溪讲舍改办成“栖溪两等小学堂”。民国期间，公私立小学相继创办，小学与私塾并存，学子们小学毕业尚需继续深造者多移步杭城。抗战期间，曾因此办过中学，但时间不长便告停办。1956年，塘栖终于出现了当时县境内唯一的一座完全中学——杭县中学。时至今日，塘栖镇已拥有4所中学、1所职高、1所专修学院和17所小学，04年年末在校学生为12652人。历年来，塘栖的学校为国家培养了大量的人才，塘栖中学的高考升学率一直在区普高中名列前茅。从塘栖中学毕业的活跃在全国各地的教授、学者、高级知识份子已达数百人。

卓人月(1606—1636)，字珂月，号蕊渊。塘栖人。崇祯八年（1635）贡生。复社成员。富才情，工诗文，著述甚丰。早年撰《千字大人颂》，被誉为稳帖奇肆。与孟称舜、袁于令、徐士俊等人交善。著有《蟾台集》四卷、《蕊渊集》十二卷和杂剧《花舫缘》。又与徐士俊合编《古今词统》。

宋大樽（1746～1804），字左彝，号茗香。塘栖人。乾隆三十九年（1774）举人。官国子监助教，归老唯以书籍为友，读书、聚书、著书为事，藏书于“牧牛村舍”中，精本甚多。晚年游东南名胜，工于诗文，诗学李白，晚追汉魏之风，善治古琴。诗学太白，有逸气，晚更追汉、魏而上之，颇为王旭所称。著有《茗香诗论》、《学古集》、《牧牛村舍外集》。

劳格(1819—1864)字季言。清塘栖镇人。通读汉唐诸史，旁及《资治通鉴》和历代《会要》，熟悉唐代典故，尤精校勘。著有《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考》24卷、《唐御史台精舍题名考》3卷，并续完父亲未竟的《唐折冲府考》。平生治学严谨，案头常放一簿册，遇有疑问，随即记下，稽查诸书，辨证清楚方罢。所读各书，必于书中密行细字，引证博精。家中藏书丰富，藏书室名“丹铅精舍”，为清代著名藏书楼之一。同治三年(1864)卒于同里寓舍。友人丁葆书为之编辑遗著，又得《读书杂识》12卷。

朱学勤(1823—1875)，字修伯，塘栖镇人。咸丰三年(1853)进士，翰林院庶吉士，改户部主事，入军机处，官至大理寺卿。在清廷综核机务17年，所领军机班与同治一朝军事相始终。曾国藩以“学足论古，才足干时”称之。以为官“惠直”著称，时人比作汉朝贾谊。家有“结一庐”，藏书甚丰，《结一庐书目》中，宋、元、明三代刊本和精钞本有数百种之多。著有《结一庐遗文》《读书跋识》、《枢垣日记》等。

卓介庚，1938年2月出生于塘栖镇，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55年分配在临平镇中心小学任教，1970年调入余杭县委报道组，1993年调余杭县委宣传部工作，1999年退休。从事新闻报道工作长达30年。著有《江南佳丽地》《苏东坡到余杭》《松风夜雨》《劫后余生》《太炎传奇》《茶圣陆羽》《枇杷女》等。

丰国需，男，1955年生于余杭良渚，1971年定居塘栖。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中国故事期刊协会理事、浙江省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杭州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余杭区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1991年办起国内第一个民间故事创作的团体——塘栖故事沙龙，2002年参与创办国内第一家故事专业网站。出版专著《丰国需故事选》、《塘栖传说》、《塘栖风俗》、《推开新故事创作之门》（合作），主编《看故事学作文》、《余杭新故事精选》等书。

胡建伟，男，1956年生，祖籍安徽绩溪，杭州市余杭区塘栖镇人，塘栖中学教师。余杭区作家协会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主要著作：《中外微型小说精品赏析》（评论集）、《年滩美人埭》（小说集）、《乡村颂》（中短篇小说集）、《淘一首生命的歌》（散文集）、《狂野周末》（小说集）、《河之洲以南印象》（小说散文集）、《风雅塘栖》（散文集）等。

虞铭，男，祖籍浙江慈溪，1970年出生于塘栖镇。独立学者，从事地方文化史研究。富收藏，藏书室曰：曲营精舍，尤多地方文献及版本目录，为首届“杭州市十佳藏书读书家庭”。恢复创建省级老字号企业“百年汇昌”，创办“隐社”和《掌故》杂志，参与编写《余杭通志》《余杭历史文化研究丛书》等。著有《塘栖艺文志》《余杭商贸老字号》《运河商埠》《吴钩红豆袈裟斋词》《安隐击壤集》《余杭历代诗词全集》八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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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国家藏书的分类目录:《七略》

《七略》是我国第一部综合性的系统反映国家藏书的分类目录，又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图书分类法，成书于公元前6年，根据当时的国家藏书编制而成。

作者：刘歆

刘歆（约公元前53年～公元23年），字子骏，后改名秀，字颖叔，刘向子。“少以通《诗》《书》能属文”，成帝时，“待诏宦者署，为黄门郎。河平年间，受诏与父向领校秘书，讲六艺传记。诸子、诗赋、数术、方技，无所不究”。刘向死后，歆复为中垒校尉。哀帝即位，为侍中太中大夫，迁骑都尉、奉车光禄大夫。歆嗣父业，继续校书。王莽篡位后，因谋诛王莽，事泄自杀。

据阮孝绪《七录序》，刘歆的《七略》，是在其父《别录》的基础上，“撮其指要”而成。《别录》是刘向校书时所撰叙录全文的汇编，篇幅比较多。《七略》是摘取《别录》内容成书，比较简略，所以叫做“略”。《七录序》谓:“其一篇即六篇之总最，故以辑略为名，次六艺略，次诸子略，次诗赋略，次兵书略，次数术略，次方技略”，故称《七略》。

辑略为说明其他六略的意义与学术源流，阐述六略的相互关系和六略书籍的用途,是六略之总最，诸书之总要，相当于全书的概要。

六艺略分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九种。

诸子略分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十种。

诗赋略分屈原赋之属、陆贾赋之属、孙卿赋之属、杂赋、歌诗五种。

兵书略分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四种。

数术略分天文、历谱、五行、蓍筮、杂占、刑法六种。

方技略分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四种。

以上六略共三十八种，即刘歆对当时书籍的分类。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谓:“刘歆《七略》……首之辑略，以总集诸书之要，则分列品题，实六略耳。班固《艺文志》，增入五家，而省其十家，共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篇，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歆原书三万三千九十卷，固节其猥冗，仅得十之三四”，“然《七略》原书二十卷，班氏《艺文》仅一卷者，但存其目耳”。

刘歆《七略》早已亡佚，但班固《汉书•艺文志》，删除《七略》中的辑略，保留了其中的内容，把辑略中的总序列于六略之前，大序列于六略之后，小序列于三十八种之后。在分类方面，保留了《七略》中六略三十八种的分类体系。著录书籍方面，基本上保留了原貌，增加了《七略》完成后刘向、扬雄、杜林三家在西汉末年所写的著作。凡著录上的删补，分类上的合并、改移，班固均在自注中注明“出”、“入”、“省”若干家、若干篇，以示更改之处。因此，《艺文志》虽仅得《七略》十之三四，但存其目，我们还是据以可窥见《七略》之概貌。

西汉哀帝时期，刘歆继承其父刘向遗志，利用天禄阁的政府藏书编成了我国第一部综合性的图书分类目录——《七略》。该书依书的内容性质，将书分为六略三十八种，著录603家，共13219卷。《七略》在中国目录学史上具有开创之功，它在校勘整理文化古籍的基础上创立了撰写叙录、总序、大序、小序等方法。它著录了数以万卷计的图书，实际上是一部古代文化史。此书虽然早已亡佚，但其基本内容却在《汉书·艺文志》中被保存下来。

（另外几个问题分开问，要增加分，这些问题都这么深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