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迦寺，坐落于西藏自治区萨迦县奔波山上，是藏传佛教萨迦派的主寺。1961年被国务院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萨迦”系藏语音译，意为灰白土。公元1073年（北宋熙宁六年），吐蕃贵族昆氏家族的后裔昆·贡却杰布（1034～1102）发现奔波山南侧的－山坡，土呈白色，有光泽，现瑞相，即出资建起萨迦寺，逐渐形成萨迦派。萨迦寺用象征文殊菩萨的红色，象征观音菩萨的白色和象征金刚手菩萨的青色来涂抹寺墙，所以萨迦派又俗称为“花教”。

萨迦派采取血统和法统两种传承方式。贡却杰面卒后，其子贡噶宁布（1092－1158）主持萨迦寺。贡噶宁布学识渊博，使萨迦教法趋于完整，被尊称为“萨钦”（萨迦大师），为该派初祖。贡噶宁布的次子索南防摩为萨迦二祖。三子扎巴坚赞主持萨迦寺57年，为三祖。四子贝钦沃布的长子萨班贡噶坚赞（1182－1251）是萨迦派著名的人物，也简称萨班，或萨迦班智达，是为四祖。

公元13世纪初期，以成吉思汗为首的蒙古部落兴起，用武力统一了中原。1240年元朝阔端进兵西藏前，欲召见在各教派中声誉较高的萨班贡噶坚赞。1244年萨班贡噶坚赞率侄子八思巴（1235－1280）去凉州（今甘肃武威），1247年在凉州会见阔端，并写信说服西藏各派高僧和贵族接受了元朝的对藏条件，把西藏正式纳入了祖国的版图。忽必烈统一全中国，建立元朝中央政府后，封八思巴为“帝师”赐玉印“命统天下释教”，即管理全国佛教事务，并协助中央政府管理西藏，统领西藏十三万户，八思巴遵忽必烈所嘱，在西藏清查户口，制定法律，于1268年在萨迦正式建立起与中国其它行省相同结构的地方政权，八思巴成为隶属于元朝中央政府的西藏地方行政长官，萨迦派势力达到鼎盛时期。

14世纪后半叶，随着元朝的灭亡，萨迦派在西藏的地位被噶举派取代，但该派仍然维持下来。

萨迦派不禁娶妻，以道果教授为主要修法。萨迦派对发展藏族文化起过重要的作用。萨迦派协助元朝统领西藏时期，西藏结束了400多年的战乱局面，社会生产得到发展，文化艺术出现了繁荣局面，当时萨迦派的一些高僧在文学和史学方面都有不少的译著和作品留传下来，如萨班的《萨迦格言》、八思巴的《彰所知论》都是影响深远的名著。八思巴奉忽必烈之命创制的蒙古新字，亦称八思巴字，在中国文字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萨迦寺建筑在仲曲河两岸，故称萨迦南寺和萨迦北寺，全寺共有40余个建筑单元，是一座规模宏伟的寺院建筑群。公元1073年贡却杰布初建萨迦北寺时，结构简陋，规模很小。后经萨迦历代法王在山坡上下不断扩建，加盖金顶，增加了许多建筑物从而形成了逶迤重叠、规模宏大的建筑群。八思巴被元中央政府封为“帝师”，统领西藏后，萨迦北寺又成为西藏地方政权机关所在地。

萨迦南寺是公元1268年八思巴委托萨迦本钦（萨迦本钦是元朝时西藏萨迦地方政权的首席官员）释迦桑布主持兴建的，当时一些汉族工匠也参加了施工，后屡次扩建整修，气垫宏伟，平面呈方形，高墙环绕，总面积14760平方米。

萨迦南寺基本上仿照汉区古代城池样式，是具有很好防御性能的坚固城堡，护墙河至今仍依稀可辨。城堡内为殿堂僧舍。大经堂总面积5775平方米，正殿由40根巨大的木柱支撑直通房顶，最粗的木柱直径约1．5米，细的也有1米左右。其中前排中间的话根柱子，被称为四大名柱，即“元朝皇帝柱”（据传为忽必烈所赐）、猛虎柱（相传此柱由一猛虎负载而来）、野牛柱（相传此柱为一野牦牛用角顶载而来）、黑血柱（相传是海神送来的流血之柱）。正殿高约10米，大厅可容纳近万名喇嘛诵经，内供三世佛、萨迦班智达及八思巴塑像。萨迦寺另一重要殿堂为欧东拉康，内有11座萨迦法王灵塔，殿内墙上绘有八思巴早年的画像和修建萨迦寺的壁画。殿后堂有反映西藏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即萨班与阔端会晤的壁画。欧东拉康的南侧有座“普康”，是该寺修密的宗僧人诵“普巴（多见橛）经”的处所。

从南寺大殿出来，经廊道而至前院，再沿数十级长梯，即可到大殿顶层。平台的西、南两面有宽敞的长廊，廊墙上绘有珍贵壁画，南壁绘有萨迦祖师像，西劈绘有大型曼陀罗（坛城）。

萨迦南寺曾经过多次维修，特别是在1948年的大修中，局部有较大的改变，在大殿前增加了一些附属建筑物，大殿内的木板壁改成了泥墙，重绘了不少壁画，尤其是把围墙上开有垛口的女儿墙改成西藏形式的平合檐等。但从整体上看，南寺融藏汉建筑风格于一体，是藏式平川式寺庙建筑的代表。

萨迦王朝当政时期是政教合一的地方政权。因些，萨迦寺除了具有规模宏大的寺院外，还有一些官署府邸之类的建筑。公元1265年八思巴回萨迦寺时，为他自己建立了一个“喇让”，专门管理他的私人财物和有关事宜。八思巴死后，传至贡噶洛珠坚赞时（14世纪前半期），萨迦昆氏家族分裂为4个“喇让”（“喇让”原指西藏宗教领袖的住所，后演变为宗教领袖办理政教事务的机构），“喇让”则以父子相承，而萨迦法王的宝座则由这4个“喇让”轮流继任。这4个“喇让”为：细脱喇让、拉康喇让、仁钦岗喇让和都却喇让。

细脱喇让的建筑为一长56．6米宽40米的长方形四合院，高四层共16．3米。原来是八思巴任法王时管理卫藏十三万户时的官邸，后来一直是萨迦王朝的政府所在地，最后成为四大喇让之一。

拉康喇让的建筑原是八思巴圆寂的地方，在萨迦南寺大经堂右侧城堡内，有三楼一顶，高与大殿差不多，后为四大喇让之一。

仁钦岗和都却两个喇让，均为八思巴时代的建筑，具有相当规模。至15世纪时，三个喇让绝嗣，而都却喇让的阿旺贡噶仁钦和白玛顿堆旺久兄弟，为了争夺萨迦法王的王位，发生矛盾，互不相让，于是分别建立彭措颇章和卓玛颇章两房，萨迦法王就分别由这两房中的长子轮流担任。他们的宫殿建筑当然也是萨迦寺院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

萨迦寺从建寺至今已有900多年的历史，其间萨迦王朝统治全藏70余年，寺内所藏文物极其丰富，其中尤以经书最为著名。萨迦寺的图书资料集中在三个地方，即北寺的“乌则”、“古绒”的藏书室和南寺的大殿，藏书的总数约有24000函左右。“乌则”为该寺最早的藏书室，据说在八思巴以前就放满了图书，八思巴时代也有少量的珍本藏入该室。该室除藏有大量古藏文抄本外，还有为数不少的梵文贝叶经和汉文经卷。这些经书部部都由金汁、银汁、朱砂或墨汁精工写成。南寺大殿的藏书数量最多，据说这里的书籍是八思巴任法王时集中了全藏的书写家抄写的。“古绒”藏书室内的绝大部分藏书也是手抄本。其书写时代可能稍晚于“乌则”和南寺大殿。此外，这里还藏有一部明永乐八年附有御制后序的内地印制《华严经》。北寺“古绒”藏有天文、历算、医药、文学、历史等方面的藏文书籍3000函，其中很多是宋、元、明各代的手抄本和稿本，而且多为历代法王批注校释过的珍本。现在保存完好而又为人们特别珍视的要算南寺大殿法墙中的藏书，大殿后部和左右两侧靠墙处为通壁大书架，架上摆满了经文典籍，大小版本约有2万余函，其中最大一部名为“八千颂铁环本”经书，长1．31米宽1．12米。这些经典中有的珍本和孤本，是极为宝贵的文化遗产。因此，有些学者认为萨迦的藏书和壁画可以同敦煌相比美，称之为第二敦煌。除这三个较大的藏书室外，其它小殿和两个法王的颇章内，也有为数不少的抄本和印本书籍。

除些之外，萨迦寺还存有历史档案文件十作箱，据说其中有不省是萨迦派执政时期的重要文件，其它多系乌拉差役、税收、封文、民间诉讼之类的文件，是研究西藏土封建农奴制度的珍贵资料。此外，萨迦寺还藏有印版2000余块，其中有“萨迦历代史略”、“萨迦教主法王传记”、“萨迦传法记”等颇有价值的印版。

萨迦寺的历史文物非常丰富，作为西藏地方和中央政府关系的历史见证，保存有元代中央政府给萨迦地方官员的封诰、印玺、冠戴、服饰；有宋元以来的各种佛像、法哭、刺绣、供品、瓷器以及法王遗物等。其中年代悠久、制造精美、价值很高的文物有两颗印，一为玉质梵文印，一为铜质刻有汉、藏、蒙三种文字的三体印，上面刻有汉文“成化二十一年九月礼部造”字样。据不完全统计，萨迦寺的各种佛像约有两万多尊，其中很多系元、明以来的珍贵文物，其中铸有“大明永乐年施”款识的铜佛有数十尊。萨迦寺有四件珍奇的宝物，即贡布古如（由竹青白瓦巴从印度请来的依怙神像胶）、朗结曲丹（由大译师帕白洛扎瓦修建的佛塔，塔里经常出水，被视为神水）、文殊菩萨像（系萨班的本尊像，据说在像前念七天文殊经就能打开智慧之门）、玉卡姆度母像（八思巴供奉的本尊佛像），四大奇宝中三件是佛像。萨迦寺的镇寺之宝是当年忽必烈送给八思巴的一个黑木匣子，匣中有一只硕大的白皮书海螺，寺中僧人视其胜于生命，只有宗教吉日才开启木匣，捧出海螺由高僧吹奏。萨迦寺收藏的各种瓷器约有2000余件，其中多为元、明时期的瓷器，也有少量宋瓷。唐卡和壁画是西藏寺院绘画艺术的两大奇葩，萨迦寺仅唐卡就存有3000余幅，据鉴定，宋、元、明时期的珍贵唐卡有360余幅。萨迦寺壁画色彩鲜艳、形象生动，除了宗教内容外，壁画还记录了八思巴来往内地和西藏，在北京受封等场面。萨迦寺藏有萨班的袈裟一件，翠红金丝缎面、红绸里、绣花鞋一只，系内地制品，八思巴遗物有凉帽一顶，鞋三只，也系内地制品。此外，该寺还珍藏有元代武器多件，都是极为珍贵的历史文物。

萨迦寺每年都举行或大或小多次法事活动，其中规模较大、独具特色的要算萨迦寺夏季和冬季金刚神舞法会。萨迦寺夏季神舞在每年藏历七月进行，冬季社舞历十一月十十九日开始。神舞表演时，舞者都戴着萨迦寺护法神和各种灵兽面具，神舞用简单的故事情节，形象地反映了藏传佛教密宗神舞的灭杀魔鬼的基本内容。每年适逢这两个法会时，成千上万的远近僧俗群众都要赶到萨迦寺朝拜观瞻，祈祷神舞能给人间带来幸福和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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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描述: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从中国抢走了哪些国宝？

解析:

据不完全统计,仅在47个国家的200多个博物馆中就有中国文物精品百万件以上,有青铜器、瓷器、字画古玩等等，有许多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被掠夺的。1860年英法联军抢掠后，圆明园10万尊以上纯金、镀银、玉雕、铜铸的佛像全部散失。圆明园所藏的《四库全书》，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古籍孤本、名人字画全部流失。法国在枫丹白露宫专门建造中国文物馆，用以收藏圆明园宝物。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流失到境外的中国文物约164万件，分散在全世界47家博物馆，而海外民间的收藏预计是馆藏的10倍。据中国文物学会统计，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因战争、不正当贸易等原因，超过1000万件中国文物流失到欧美、日本和东南亚等国家及地区。大英博物馆是收藏中国流失文物最多的一个博物馆，其收藏中国文物的历史可追溯到1753年建馆时期，目前收藏的中国文物多达23万件，长期陈列的约有 2000件。从远古石器、商周青铜器、魏晋石佛经卷、唐宋书画，到明清瓷器等。

英国伦敦的大英博物馆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宏伟的综合性博物馆，也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最著名的世界四大博物馆之一。

其中，中国陈列室（中国馆）就占了好几个大厅，中国文物被大英博物馆视作最重要的收藏之一，总数多达23000余件，珍品如山。

大英博物馆收藏的中国文物包括了中国整个艺术类别，跨越了整个中国历史

有新石器时代的石器，仰韶文化时期的彩陶，商周时期的青铜器，秦汉的铜镜，汉代的漆器，北朝的造像，南朝的青瓷，唐三彩，宋代的钧窑瓷器，元代的青花花瓶，明代的掐丝珐琅等。

很多文物都是绝世珍藏，中国历史上各个文化登峰造极的国宝在这里皆可见到，且可谓门类齐全，美不胜收。

萨迦寺萨迦寺是藏传佛教萨迦派的主要寺庙，位于日喀则西南170公里的本博山脚下。中渠河贯穿其中，分为南北两庙。它叫萨迦寺，是萨迦派的主寺。因其建筑宏伟，人员往来众多，曾是西藏历史上的政治文化中心，县城就设在这里。

早在20世纪60年代，该寺就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座寺庙的祖师是吐蕃王朝(即陆坤王布松)赞普单松德赞大臣昆巴沃佳的第三子，他是最早在西藏出家的七敏之一，在桑耶寺与莲花生学佛。昆王不松之子昆保王(昆公觉加城)继承了他的老师卓密的佛学和佛学智慧，以及其他教法，创立了萨迦派。1073年(宋神宗熙宁六年)，贡觉嘎布四十岁时建萨迦北寺，又称白家或古戎寺。因其土灰，故称萨迦。当时的主要宫殿有西托拉章、古慕容、吴泽、仁钦岗拉章、屯曲拉航章等。

从而形成了宫殿式的建筑群。到了13世纪，第四代法王殿王萨班贡嘎坚赞当政时，蒙古王室已经确立了西藏对蒙古可汗王的臣服。本遵从阔端的意愿，和他的侄子巴斯巴以及查娜的兄弟一起去了。会后，他写信劝说西藏各教派领袖加入元朝。从此，西藏纳入祖国版图。165年，八思巴从大都加入萨迦派，开始建立西藏地方政府。他在北寺工作。巴巴跟随忽必烈后，多次将皇室贵族给他的财物运回萨迦扩建北寺。在建筑形式上，选择了镇寺结合的方式，即以城堡为造型，以佛寺为中心的设计。

元世祖六年(1269年)，巴斯巴从萨迦出发，返回大都，途经吉热寺，称赞寺内雄伟、严整。为萨迦送行的本钦萨迦桑布心领神会。回到萨迦后，他的根长166米，南北宽100米。墙上有40张马脸，四角有碉堡。四面有门楼，围墙围着人工河。墙上涂着红白黑三色：角签分别是文殊、观音、金刚乘。

萨迦派，俗称花派，即源于此。南寺为城堡式建筑，开口为方形，总面积14760平方米，全部为灰土。在南面，内外墙之间，有一个拉仓拉印，据说是三楼的一个顶。其高度几乎与正殿相等，是八思巴回萨迦时在锡驻扎的地方。南寺修建时，北寺也进行了大规模扩建。除了原有的乌赞尼玛殿、乌赞萨玛殿和西陀拉章外，新修了仁钦岗拉章和都楚拉章，规模都相当大。当本博基山上的城墙在本钦阿贾隆建造时，萨迦寺已经形成了一个大型建筑群。

南寺的拉仓钦姆(正殿)高11米多，占地5500平方米，有40根大柱，气势磅礴。大厅里的镀金青铜佛像和各种浮雕造型优美。大殿主要供奉三尊乔达摩悉达多像和一只白螺。大殿正中铸有纪念萨迦派潘迪塔贡嘎进贡的大佛柞林夏娜，内有巴司巴舍利。左边的这座是为了纪念巴西帕法国王而建造的。南殿的雕像是为了纪念本钦的释迦牟尼桑布而铸造的。根据《萨迦世系史》年的记载，萨迦寺最珍贵的稀世珍宝之一就是白螺。据说佛陀释迦牟尼使用了一种乐器。

最初，印度国王将海螺赠送给中国的汉朝皇帝，元世祖忽必烈将海螺赠送给八思巴。大殿左侧为银塔殿，殿内有供奉以俄罗斯强贡嘎仁钦为首的十位法王的银灵塔。在主厅的墙上，有墙b

寺内共有佛经4万余卷，其中有20卷珍贵且保存完好的壳页。藏文经典有天文、历法、文学、医学、历史、哲学等1000多卷。在研究中，用25轴《布德迦龙》。因寺内藏经、典籍数量庞大，被誉为第二个敦煌，是藏学宝库。在主厅的右边，有一个1。5尺高的玉铃，用以罩住佛前的长明灯。玉盘上刻有中国诗词，署名醒世石。有中国历代颁赐的法器、元帝赐的法衣、铠甲、靴子等文物。东墙有释迦牟尼祖师高僧的图像和一些佛教典故;西墙有600多年前的郯城壁书和60多本《赫瓦吉拉》(喜佛)。

大雄宝殿内有数百卷卷轴，是古代西藏的艺术瑰宝。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国家投入240万元维修南寺，北寺正在重建。目前，来自国内外的朝圣者和游客络绎不绝，前往朝圣和观光。释迦牟尼寺的修建对释迦牟尼教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政治上也显示了该教派在元朝支持下获得的权威地位。从建筑形式上看，该寺的建成无疑得到了内地僧人和工匠的支持。寺庙的建成标志着西藏回归祖国后，在经济和文化上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地址：绒布寺位于日喀则西南130公里的萨嘎县。

电话：0311-85921951

开放时间：09: 00-18: 30。

门票：45元/人交通：日喀则汽车站每天有班车到佐贺，早上8点左右发车，车程5小时左右。票价30元左右。佐贺第二天有车去日喀则。车站位于镇招待所外面。单程票价27元/人。丝兰距离中尼公路主干道25公里。如果想搭车，最好先找辆车返回中尼公路，这样找个顺风车不会太难。

东行的路是日喀则，西行的路是拉孜30多公里。提示：佐贺还没开始供电。在这里，晚上只有外国的灯亮着，没有洗澡的地方。镇上有几家小餐馆提供简单的饭菜。

萨迦寺名中的“萨”藏语意为“土”，“迦”藏语意为“灰白色”，“萨迦”意即“灰白土”。因本波山腰有一片灰白色岩石，长年风化如土状而得名。萨迦寺分为南、北两寺，仲曲河横贯于两寺之间，北寺位于河北岸的本波山“灰白土”山岩下，南寺位于河南岸的平坝之上。

1073年（北宋熙宁六年），吐蕃贵族昆氏家族的后裔昆·贡却杰布（1034年－1102年）发现本波山南侧的山坡上，土呈白色，带有光泽，呈现瑞相，即出资兴建寺院，后来被称为“萨迦阔布”，但十分简陋，这便是萨迦北寺的前身。此后逐渐形成了萨迦派。萨迦寺采用象征文殊菩萨的红色，象征观音菩萨的白色，象征金刚手菩萨的青色涂抹寺墙，故萨迦派又俗称“花教”。

萨迦派采用血统传承和法统传承两种传承方式。贡却杰布圆寂之后，其子贡噶宁布（1092年－1158年）主持萨迦寺。贡噶宁布学识广博，使萨迦派教法趋于完备，故被尊称为 “萨钦”（萨迦大师），成为萨迦派初祖。贡噶宁布的次子索南孜摩为萨迦二祖。三子扎巴坚赞主持萨迦寺57年，为萨迦三祖。四子贝钦沃布的长子萨班贡噶坚赞（1182年－1251年），简称“萨班”，或“萨迦班智达”，为萨迦四祖。

萨迦寺全寺共有40多个建筑单元，规模宏伟。1073年（北宋熙宁六年），贡却杰布初建“萨迦阔布”，即萨迦北寺的前身，当时北寺规模很小，结构十分简陋。贡嘎宁布对萨迦北寺的修建作出重要贡献，创建了“拉章夏”作为修法之所，随后修建了“古绒” 建筑群，由护法神殿、塑像殿、藏书室组成。萨迦北寺的主要建筑“乌孜宁玛”大殿也是贡嘎宁布创建，经其子索南孜摩、扎巴坚赞等人扩建，后来又加金顶。

元朝时，在该大殿西侧又兴建了一座八根柱子的配殿，俗称“乌孜萨玛殿”。后来历代萨迦法王先后在山坡上扩建萨迦北寺，增建了不少建筑，形成了逶迤重叠的萨迦北寺建筑群。

14世纪以后，由于宗教活动中心逐渐转移至萨迦南寺，北寺不再有大规模建设。

1950年代已有许多建筑坍塌，1960年代又受到人为破坏，大多数建筑仅存残垣断壁，只有贡康努、拉章夏、仁钦岗等少数建筑在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获得修复。萨迦南寺经过多次扩建及修缮，形成了规模宏伟的建筑群，平面呈方形，有高墙环绕，总占地面积14760平方米。萨迦南寺城墙内最早的建筑为拉康钦莫（大佛殿）。

1961年，萨迦寺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确定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化大革命期间，萨迦寺遭到严重破坏，萨迦北寺变成一片废墟。改革开放后，萨迦寺逐步获得修复。21世纪初，国家将萨迦寺、布达拉宫、罗布林卡共同列为西藏自治区“三大重点文物保护维修工程” ，成立了萨迦寺文物保护维修工程指挥部，负责维修工程的全面工作。

2005年至2007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与西藏文物保护研究所合作，对萨迦北寺遗址进行全面考古调查及局部发掘保护。

京故宫博物院1日公布了首批18大类藏品的目录。这在中国大型综合博物馆尚属首次。据了解，故宫博物院公布藏品总目的范围，既包括故宫博物院一、二、三级珍贵文物，也包括了一般文物和陶瓷标本。首批公布的18大类藏品为铜器、金银器、珐琅器、玉石器、雕塑、织绣、雕刻工艺、其他工艺、文具、生活用具、钟表仪器、珍宝、宗教文物、武备仪仗、帝后玺册、铭刻、外国文物、其他文物，共计662784件藏品。其余7大类藏品亦将在今后陆续公布。

《五牛图》，它也是难得一见的珍品。韩滉擅画人物和畜兽，以绘田家风俗和牛羊著称，《五牛图》卷就是他的传世名作。而且《五牛图》是目前所见最早作于纸上的绘画，纸质为麻料，具有唐代纸张的特点。画作中五牛造型准确，形态各别，或行或立，或俯首，或昂头，动态十足。其中一牛完全画成正面，视角独特。《五牛图》曾是南宋皇室的收藏，此后历经赵孟頫、太子书房等收藏，明代后期为项元汴所有。清初为宋荦收藏，乾隆初年藏于汪学山“求是斋”，后进入乾隆的宫廷收藏中，八国联军侵华时流出清宫。上世纪50年代，经特批，《五牛图》从香港被回购，重归故宫。《五牛图》刚收回时伤痕累累，1977年经故宫专家重新揭裱、补笔、全色，这幅珍贵画作才重新焕发生机。故宫武英殿西配殿里展出了一张1977年故宫博物院文物修复工厂的修复记录，通过展出的照片，观众可以看到《五牛图》从残破不堪到完好如初的复原过程。

正如很多名迹都有“双胞胎”一样，日本某美术馆也藏有一件传为韩滉所作的绢本《五牛图》。如何证明进贡单中的《五牛图》就是中国观众眼前的这幅《五牛图》呢？故宫专家介绍，一来此画留存的乾隆题跋落款时间与尹继善进贡时间相符。二来要收到书画名迹，除了财力，有鉴定眼光也非常重要。尹继善当时任职江南，是八旗文坛的领袖人物，与风雅名士过从甚密，他能得到《五牛图》真迹并献给皇帝，是合情合理的。

《伯远帖》的作者王珣是“书圣”王羲之的远房侄子。王珣的书法出自家学，其祖父、父亲、弟弟都擅长书法，王氏一族在书法史上占据巅峰位置。《伯远帖》与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的《中秋帖》当年就被乾隆帝集齐了，放在养心殿的暖阁里，同时把贮藏这三件书法瑰宝的房间，特别命名为“三希堂”。有趣的是，这样一段往事在延禧宫内展出的乾隆《行书三希堂记卷》等得到了印证。

当年在这“三希”中，乾隆尤其喜爱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自从他得到这一帖后，每年入冬下雪时，他一定把帖册取出来欣赏一番，并且在裱框的四周写字赋诗。四十多年里，从未间断。此后，这“三希”也经历波折，其中《快雪时晴帖》成了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镇馆之宝，《中秋帖》和《伯远帖》则留在北京故宫。有趣的是虽然当年乾隆帝最偏爱《快雪时晴帖》，不过此后研究表明《快雪时晴帖》其实是唐摹本，而《中秋帖》也是宋代米芾的临本。为此，此次展出的《伯远帖》特别珍贵，因为这是“三希”里晋人真迹，也是迄今为止晋人墨迹中唯一署有名款的真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