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通是哪个朝代的士人？哪些史书上有关于他的记载？这个问题的答案大概是：

1，汉朝高官，有名内宠

邓通本是富商之后，幼年是上过学，但是到弱冠之年，读书没见大的起色，却有一个强健的体魄。颇有资财的邓父，趁着汉廷参考家产选官的机会，让年轻的邓通，以郎官身份，进入仕途，于是年轻力壮的邓通，来到长安“北漂”。因其性情诚谨，擅长划船。不久就被征召到皇宫里做了黄头郎，专职掌管行船。而从此他开始步入仕途了。

汉文帝刘恒为人虽然仁孝宽厚，有贤明，但文帝也有自己的长生梦，一日他梦到穿一个横腰的单短衫，衣带从后穿结的黄头郎，从后面把他推了上天。梦醒后文帝认为是吉兆，于是他四处这个黄头郎。恰巧邓通正好穿着，文帝梦中所见制服。再加上当他姓邓名通，文帝认为音近“登通”。于是邓通的人生改变了，开始在庙堂上，文帝内宠的富贵荣华生活。

2，“杀何开席”，被人坑了

而由于邓通个性温和、谨慎，不喜欢张扬，且不善于交际，而着合乎文帝要求低调的内臣胃口。而邓通本人对文帝，也颇有感情，多从为身患毒疮的文帝，吸吮患处，帮助文帝处理生活的隐私之事， 所以邓通和文帝关系很融洽，文帝出于帝王的任性，一直重赏邓通，累计有亿万钱之多，其官位也升至大夫中爵位中最高的上大夫。故此邓通风头一时无两。

但是，这也意味着，从上帝角度看，邓通其实是文帝版的钮祜禄和珅。要知道邓通有因为得宠儿有开矿权，家资巨富，因为吸吮文帝患处毒疮，而让景帝难堪，这些多么像千年后的“和大人”啊！所以这个邓通为文帝死后，还在忙着感念文帝恩典时，成了文景二帝的工具人。

老子其人

老子（约公元前600 - 公元前500） 春秋时思想家，道家创始人。

谥曰聃，姓李名耳，字伯阳，楚国苦县 （今河南鹿邑东太清宫镇，古属亳州谯城）厉乡曲仁里人，做过周朝“守藏室之史”（管理藏书的史官），孔子曾向他问礼，后退隐，著《老子》。

一说老子即太史儋，或老莱子。《老子》一书是否为老子所作，历来有争论。《老子》以“道”解释宇宙万物的演变，以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乃“夫莫之命（命令）而常自然”，因而“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为客观自然规律，同时又具有“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的永恒意义。《老子》书中包括大量朴素辩证法观点，如以为一切事物均具有正反两面，“反者道之动”，并能由对立而转化，“正复为奇，善复为妖”，“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又以为世间事物均为“有”与“无”之统一，“有、无相生”，而“无”为基础，“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馀”；“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其学说对中国哲学发展具深刻影响，其内容主要见《老子》一书。他的哲学思想和由他创立的道家学派，不但对我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对我国2000多年来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注：《老子》一书也称《道德经》。（《道德经》是后来的称谓，最初老子书称为《老子》而无《道德经》之名。其成书年代过去多有争论，至今仍无法确定，不过根据1993年出土的郭店楚简“老子”年代推算，成书年代至少在战国中前期。

老子新说

老子文产生于中国春秋末期，史经周景王变法、战国纷争、秦始皇“焚书”和汉武帝对老子“绝其道”，其诸多版本仍然传抄、传印了2500多年！这个历史奇迹用汉武帝下属司马迁《史记》解释说：是老子见周朝将亡，隐居到边关，为关尹写的五千余言道德文章。这，难以令人信服！周王室的诸多古籍都没流传下来，而一位所谓的“古代图书馆长”在边关写的文章，竟在交通不便的古代传文全国、流传百世？纯属无稽之谈！历史上肯定是掩盖了周朝末期一次重大的历史事件，以及老子的其人、其事。

经过对先汉史料的逻辑考证，认为历史上周朝春秋末期所谓的“王子朝之乱”实际是“单穆公之乱”！“王子朝之乱”是中国历史上一桩最大的冤假错案！它的主要矛头就是针对老子文和景王变法，并因此引发了一场以单穆公为首“亲下以谋上”的反变法派对以周景王、斌起和王子朝为首的官道理论变法派的大屠杀和中国两千多年的理性黑暗，这在先秦的《左传》《国语》等史科中均有记载。

老子文是公元前 522年周景王改革周朝 300年来政策钦定的“令德”，因为这一年《左传》记载：鲁大夫闵子马公开攻击周朝不学周礼，歪曲老子改革周礼的“无学”理论是“不学”。老子文也是公元前522年周景王无射钟的律文，因为这一年《国语》中记载单穆公反对景王铸无射（“宣市哲人之令德”的钟），他攻击老子文“有狂悖之言，有眩惑之明，有过慝之度……三年之中而有离民之器二焉，国其危哉”！也因为钟上的律文无先后之分，造成了帛书抄本“德经”在先，而其它抄本“道经”在先的差别。正因为以上的原因，战国时期的韩非子才称老子文是“老子贵虚静而重变法”，说单穆公政变是“亲下以谋上”，说老子文是《周书》，留传下了春秋末期各国的不同抄本。

老于文是春秋末周朝变法的纲领、中华的《义经》，由于公元前 524年景王的突然去世，单穆公才得手勾结晋国政变，实现了大贵族的霸道对追求为民作主的王室、旧臣和百工的野蛮残杀！至此，中国这头雄狮才沉睡了两千多年，周朝理想才成为痛苦生活中的普通中国人的一种慰藉的梦幻。人民怀念他们，把他们称为中国的神，把老子奉为“太上老君”。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认真研究一下老子，澄清一下历史、上可以告慰古人，下可以警示来者，今可以借鉴经验，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重要工作。

老子生于周灵王时，曾与太子晋和景王怀有同样的变法抱负；职于周景王时，曾任建设大臣“司空”、主笔周朝变法纲领；死于周敬王时，曾适楚、离周去秦问祖归宗。

老子生于公元前 570年左右，约比孔子大二十岁，是他的老师。老聃是王族，《左传·定公四年》说：“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为大宰，康叔为司寇，聃季为司空，五叔无官。”家族世袭周朝司空之职。《史记·管蔡世家》说：“武王既崩，成王少，周公旦专王室，封季载于冉。”冉即聃，因此季载又君称聃季——聃国的君主，老聃就是这一事实的继承人，因此又官称老君。聃季是成王的叔氏族，因此也是昭公十二年甘悼公要去除的成王叔氏聃季族人的老阳子。老是对文王老儿子聃季族的族称，老子本名老阳子，字来，学称阳子，爵称伯阳，师称老子（子学家），官称老聃或老君，随王子朝携典籍奔楚国曲仁里时字称老莱子。因封地在南之沛泽——聃国彭地（开封一带），后人又称他地主名老彭和彭祖。“李耳”是汉武帝反黄老之道时，对“聃季”两字各去一半的贬义反称，无先汉依据。老子曾任周景王司空，“单氏取周”后离周去秦问祖归宗，死于泰国。

我们现在所见到的《道德经》，在战国时韩非子称为《周书》，在秦时《吕氏春秋·注》称为《上至经》，在汉时则直呼《老子》，《史记》始称“老子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汉景帝以黄子、老子义礼改子为经，杨雄《汉志·蜀王本纪》说“老子为关尹喜著《道德经》”，《边让老子铭》说“见迫，遗言道德之经。”可见，对老子文最早的称谓，是韩非子的《周书》。周时，晋国师旷称此举为“修《义经》”，周太子晋说是“立义治律”。最近，安徽涡阳县郑店村考古发掘出老子在楚国时居地，有关尹墓和圣母墓及圣人老子石像，有春秋时陶制井壁及“敕撰”“混元降诞”等残片。

依据这些线索，我们很容易找到《周书》——老子文与两千五百二十年前周景王“铸无射”钟的关系：因为当时各诸侯国抄写铸在圆钟上的《周书》顺序和六书文字不同，造成流传到现在的汉墓帛书《德经》先于《道经》而其它传本《道经》先于《德经》，以及文字等差异的根本原因。其它理由无解。

老子的社会哲理博大精深，主张辨而不辩、知无创有、公乃王，目的是完善社会精神和机遇建设，他是古今少有的社会辨证逻辑大师。

孔子问礼

孔子曾向他问礼，后退隐，著《老子》。一说老子即太史儋，或老莱子。《老子》一书是否为老子所作，历来有争论。《老子》以“道”解释宇宙万物的演变，以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乃“夫莫之命（命令）而常自然”，因而“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为客观自然规律，同时又具有“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的永恒意义。《老子》书中包括大量朴素辩证法观点，如以为一切事物均具有正反两面，“反者道之动”，并能由对立而转化，“正复为奇，善复为妖”，“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又以为世间事物均为“有”与“无”之统一，“有、无相生”，而“无”为基础，“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馀”；“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其学说对中国哲学发展具深刻影响，其内容主要见《老子》一书。

道家哲学

道家是中国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中最重要的思想学派之一，道家思想的起源很早，传说中，轩辕黄帝就有天人合一的思想。

一般来说，公认第一个确立道家学说的是春秋时期的老子，老子在他所著的《老子》（《道德经》）中作了详细的阐述。

道家思想其他的代表人物还有战国时期的庄周、列御寇、惠施等人。道家倡导自然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尊黄帝、老子为创始人，并称黄老。

道家思想的核心是“道”，认为“道”，是宇宙的本源，也是统治宇宙中一切运动的法则。老子曾在他的著作中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萧呵！寥呵！独立而不改，可以为天地母。吾未知其名，强名之曰道”（《老子》第25章）

西汉初年，汉文帝、汉景帝以道家思想治国，使人民从秦朝苛政中得以休养生息。历史称之为文景之治。 其后，儒家学者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并被后世帝王采纳。道家从此成为非主流思想。 虽然道家并未被官方采纳，但继续在中国古代思想的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宋明理学更是揉合了道学的思想发展而成。

道家与道教。道教是中国主要宗教之一。因以“道”为最高信仰，认为“道”是化生宇宙万物的本原，故名。东汉张道陵创立的“五斗米道”为道教的定型化之始。南北朝时宗教形式逐渐完备。奉老聃为教祖，尊称“太上老君”。以《道德经》为主要经典。故道家与道教常被混淆。

基本观点

道家哲学首先不同于儒家社会哲学的进路，直接从天道运行的原理侧面切入，开展了以自然义、中性义为主的"道"的哲学。天道运行有其自然而然的原理在，道的哲学即在解明此一原理性内涵，而得以提出一个活泼自在的世界空间。透过对此一世界运行秩序之无定限、无执着的认识，道家哲学发展出迥然不同于儒家的社会哲学，社会只是一方存在的客体，在其中生存的人们，应有其独立自存的自由性，而不受任何意识型态的束缚。基本上 道家哲学并不否定儒家的社会理想，但对于社会责任的态度并不先存立场，而能有更尊重人类自主性的态度与存在定位。

道家重视人性的自由与解放。解放 一方面是人的知识能力的解放， 另方面是人的生活心境的解放，前者提出了“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认识原理，后者提出了“谦”、“弱”、“柔”、“心斋”、“坐忘”、“化蝶”等的生活功夫来面对世界。

文学特点

老子出关

老子最后看到周王朝越来越衰弱了，衰败得不像样子了。他决定出走了，要远走高飞了。这要说到老子出关的事了。

老子要到秦国去，到西域去，这就得经过函谷关。另外一种说法是大散关。函谷关大概原来在今天的河南灵宝县，后来关口移到了今天的河南新安县。这里两山对峙，中间一条小路，因为路在山谷中，又深又险要，好像在函子里一样，所以取名为函谷关。

守关的长官是尹喜，称关令尹喜。这一天他正站在城关上了望着，只见关谷中有一团紫气从东方冉冉飘移过来。关令尹喜是一个修养与学识极其高深的人。他一看到这种气象，心里一顿，这是有圣人来了！只有圣人来才会有这样的云气，今天一定有圣人要经过我的城关了，不知是哪一位。不多一会儿，就见到一位风骨非凡、仙风道骨的人，骑着一头青牛慢慢向关口行来。竟然是老子！关令尹喜知道他要远走高飞了，就一定要让这位当代最著名的思想家留下他的智慧来，于是缠着他，要他写一点著作，作为放他出关的条件。

老子当然是不太愿意的，但是不答应关令尹喜，是不会放他过关的，他不给你护照签证啊！老子没办法，于是只得答应条件。另外，老子答应他还有一个原因。《史记集解》有材料说，关令尹喜“善内学星宿”，所以他能看天象，看星宿，看云气，看到一团紫气飘来便知是圣人来了。我们就是看到这团紫气也解读不出来嘛。据说关令尹喜自己也有著作，名《关令子》。老子也佩服这位“服精华，隐德行仁”的大智者，“亦知其奇怪”，所以有一种得遇知音的感觉，这就为他著书了，能为知音著述不亦乐乎？

那时老子沉思默想，将他的智慧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在了简牍上，先写了上篇，又接着写了下篇，据说写了几天。写完了一数，共有五千来字，取名为《道德经》，上篇叫《道经》，下篇叫《德经》，又分成八十一章。于是一部“五千言”的惊天动地的伟大著作诞生了！据说，关令尹喜读到这样美妙的著作，深深地陶醉了，被吸引了。他对老子说：“读了您的著作啊，我再也不想当这个边境官了，我要跟您一起出走了。”老子莞尔一笑，同意了。据说，关令尹喜真的跟着老子出走了，后来还有人看到他们两人一起在西域流沙那儿呢，而且都活了好长好长的岁数！

老子出关一直被人们津津乐道地传说着，演绎着。鲁迅先生也对此发生过兴趣，还专门创作了故事新编《老子出关》，还与别人打了一点笔墨仗。另外，老子出关中的“紫气东来”也成了中国文化中的一个基因，帝王之家将“紫气”当作吉祥、祥瑞，你看生个孩子如果紫气满室，古人认为这孩子必定大有出息。老百姓之家也把“紫气”当作吉祥的象征，于是把“紫气东来”这些字写在大门上等等。先民还认为，哪个地方有宝物，哪个地方就会在上空出现紫气。

有趣的是老子骑坐的“青牛”也成了道教文化中的一个著名的意象，青牛后来成了神仙道士的坐骑了。到后来，“青牛”也成了老子的代名词了，老子又被称为“青牛师”、“青牛翁”等。这青牛还被老子家乡的百姓看作是神牛，说老子当初出关是乘这青牛飞过去的，并且又有一段美妙的传说。

今天的河南鹿邑县城内的东北角上还有一处高约13米的高台，叫“老君台”，又叫“升仙台”，台上有座老子庙。庙前埋有一根碗口粗的铁柱子，称为“赶山鞭”。相传老子50多岁时曾在这里讲学，此地离自己家有好多路，来来往往都要经过一座山叫“隐阳山”。这座山很高，遮天蔽日，山北见不到太阳，冰天雪地，寸草不生。山南又烈日当空，庄稼枯死，老百姓受尽了苦难。老子目睹这一切，虽想解救百姓，但心有余而力不足。如今骑青牛飞过了函谷关，知道自己已经成仙，青牛也会说人话了，于是又要青牛一起飞回家乡去治理那座山。到了家乡，老子挥鞭打山，山顶削去了，并且飞到了山东，成了泰山。再一鞭子打去，把山腰打到了河南，成了平顶山。这时鞭梢甩断，甩断的鞭子飞到了山西。老子一看手中的鞭子只剩下一个杆子，就顺手插在地上，这就是这个铁拄子的来历。老子又乘青牛飞走了，而那鞭子杆就永远留在了那儿。百姓感谢老子前来赶走山，因为从这以后老子家乡就过起了风调雨顺的好日子了。百姓就把老子挥鞭赶走山时站立的土台叫“升仙台”，将地上的铁柱子称“赶山鞭”。唐高祖李渊尊老子为“太上老君”，又把这个台称为“老君台”，还修了庙，进行祭祀。——这是老百姓何等瑰丽的想象啊！读了老子家乡的这一则传说，更感到老子又是有血有肉地活在老百姓中间！老子文化就是这样一点一滴地积累起来的，中国的深厚博大的文化也就是这样一点一滴地衍生出来，又一层一层地累积起来的。

道家的社会哲学不是进取的，积极的，因为社会只是天道的过程，而不是目的本身。道家认为儒家的社会理想是合理的，但不是绝对的，因此基本上并不需要提出一套决定性的社会理想，因为天道变化，本身无所谓绝对的是非善恶之性能，因而道家强调得更多的 是在社会中生存的智慧原理，而且这种智慧必须是能应在任何历史情境的社会之中都行之有效的生存之道。也就因为道家的社会哲学不以自己发展规格为主， 而强调应对的智慧，因此利于人们修养生息的需求，故而让汉初的黄老之治有了实验的理论基础。同时也安定了千百年来中国士大夫失意于儒家本位的官场文化之后，也能有一广大的心性世界以顺遂人生。

　　1973年12月在湖南长沙马王堆 3号西汉墓出土的秦末至汉初书写在缣帛上的古籍。帛书用整幅或半幅的缣帛书写，存放在 3号墓东边箱一个长方形的漆匣内，其中，有的帛书卷在一块宽约2～3厘米的木片上，出土时折叠的边缘已经断裂，帛片互相粘连在一起，破损十分严重。经过修复及考订，判明共有帛书约29件，约12万字。

　　根据书体、避讳、纪年以及该墓下葬的年代 (公元前168)来考订，帛书抄写的时间可大体分作两类。抄写时间较早的一类，字体近篆书，不避汉高祖刘邦讳，大约是秦汉之际所写；抄写时间较晚的一类，字体为隶书，讳“邦”为“国”，但不避惠帝刘盈和文帝刘恒讳，当为汉初至汉文帝初年所写。帛书中有一部分用砂画有行格，上下留天地头，各篇前后留有相当于“赘简”的空白等，与出土的汉代竹简形制基本一致。帛书大都没有篇题。为了便于称引，凡是没有篇题的均由整理者根据内容定名。整理后将全部帛书分编为六册。所发现的古籍有 :

　　《老子》甲、乙本及卷前卷后佚书 帛书中有两种《老子》写本。《老子》甲本和卷后四篇佚书合抄为一个长卷，字体近篆书,共 465行，每行约30字；《老子》乙本和卷前四篇佚书合抄在一幅整帛上，字为隶书，共252 行，每行60～70余字不等，抄写时代晚于甲本。两种写本都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次序与通行本相反，而与《韩非子解老》所引用的本文次序一致。通行本分作81章。帛书《老子》乙本不分章，甲本某些段落前有圆点标志，章次均与通行本有不同之处，如通行本第24章在第22章之前，第41章在第40章之前，第80、81章在第67章之前等。寻绎文义，帛书顺序较通行本合理。

　　《老子》甲本卷后佚书原无篇题，按内容可以分为四个部分，分别定名为《五行》、《九主》、《明君》、《德圣》。所谓五行，指仁、义、德、智、圣；所谓九主，指篇中伊尹所论九种君主。《老子》乙本卷前四篇佚书,原有篇题为:《经法》《十六经》《称》、《道原》，前两篇又包括若干小的篇章，均有尾题，内容主要是讲刑名和阴阳刑德之说。有人认为这 4篇佚书就是《汉书艺文志》著录在道家类的《黄帝四经》，因汉文帝时崇尚黄老之学，所以把《黄帝四经》和 《老子》合抄为一卷；也有人认为，《十六经》记载关于黄帝的神话以及他的大臣力黑(即力牧)、阉冉、果童、太山稽、高阳等人的事迹和相互对答之词，可能与《汉书艺文志》 著录的《黄帝君臣》10 篇或列入兵阴阳类的《力牧》15篇有关。

　　《周易》及卷后佚书 帛书《周易》包括两个部分。《六十四卦》和卷后佚书合抄为一卷，共 129行，无篇题，佚书暂定名为《二三子问》；《系辞》和卷后几篇佚书合抄为一卷，佚书原有篇题并注明了字数，分别为：《要》一千六百四十八，《昭力》、《缪和》六千。

　　帛书《六十四卦》卦名多用假借字，如乾为“键”、艮为“根”、 坎为“赣”、 震为“辰”、坤为“川”、兑为“夺”、离为“罗”、巽为“”等。卦辞和爻辞与通行本基本相同，但是排列的次序却截然不同。通行本分为上、下经,上经三十卦,始于乾,终于离;下经三十四卦,始于咸,终于未济，排列次序为两两相对。《彖》、《象》、《文言》等解说文字分别附于有关的卦辞、爻辞之下帛书不分上下经,也没有《彖》、《象》、《文言》，六十四卦的排列次序不是两两相对，而是以上下重卦为基础，即作为下卦的八个单卦，按照一定的次序与一个固定的上卦组成重卦，然后依此类推，组成六十四卦。帛书《系辞》与通行本不同之处主要是不分上下篇，也不分章节。通行本“大衍之数五十”一章不见于帛书《系辞》，另外有些章节散见于《系辞》卷后其他佚书。佚书主要内容是二三子以及缪和、 吕昌、 吴孟、张射、李平、昭力等人与传《易》的先生问答，也包括今本《说卦》的部分内容。春秋》类佚书 帛书中有两种属于《春秋》类的佚书。一种类似《左传》的佚书，残损严重，存 97 行，共16章，原无篇题。内容叙述春秋时代史实，每章各记一事，不相联贯，既不分国别，也没有纪年，如鲁隐公被弑、齐使公子彭生杀鲁桓公、鲁公子庆父弑君、宋襄公泓水之战、子赣见太宰、秦杀大夫绕朝等。史实有的与《左传》相合，但议论不同，有的为《左传》所未载。有的学者认为该佚书是“为楚威王傅”的铎椒摘编的 《铎氏微》，或者“捃摭 《春秋》之文以著书”的《公孙固》18章一类的书。此书记事比较简略，重在记言，现定名为《春秋事语》。

　　另一种佚书内容属于战国纵横家的言论，存 325行，首尾基本完整，共27章，每章用小圆点隔开。其中有11章见于司马迁《史记》和刘向所编《战国策》，16章不见于传世古书书中多记苏秦等人的游说资料,有人认为可能是早已失传的《苏子》31篇，也有人认为今本《战国策》 是西汉末年刘向根据中秘书中 《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书》等编定的，帛书即此类资料之一。现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

　　古医书 帛书古医书原来均无篇题。有一种医方专书，抄在高约 24厘米的半幅帛上，存 459 行，有目录，列出52种疾病的名称，正文则以这52种疾病的名称作标题，分别记载发病的原因和病状，以及治疗该病的方剂和疗法，少则一、二方，多则二、三十方不等。治疗方法主要是用药物，也有灸法、砭石以及外科手术的割治。药名达 240余种，有些不见于现存的本草学文献。现定名为《五十二病方》。

　　《五十二病方》卷前有其他佚书 4篇，合抄为一卷，现定名为 《足臂十一脉灸经》、 《阴阳十一脉灸经》、《脉法》、《阴阳脉死候》，都是关于古代医学理论方面的书。前两种书的内容，论述人体11条脉的循行、主病和灸法，与现存的《黄帝内经灵枢经脉篇》论12经脉的部分体例接近，甚至很多文句相同，但是这两种帛书都只讲了11条脉,缺少一条手厥阴脉《足臂十一脉灸经》所述各脉均为从四肢末梢向躯体中心循行，《阴阳十一脉灸经》所述各脉循行的方向相反，即由躯体中心向四肢末梢循行。

　　《脉法》共12行，内容论述根据脉法判断疾病的征候,特别提到用灸法和砭石治疗的问题。《阴阳脉死候》4 行，与《灵枢经脉篇》中关于“五死”的一段相近，但有一些重要出入，而且不像《经脉篇》那样具有五行学说的色彩。

　　与压在帛书上面的医书竹木简放在一起的，有一幅用彩色绘在高约50厘米的整帛上的《导引图》，出土时残破严重，现依据浸水痕迹、折叠关系及帛本身的经纬纹理情况，尽可能拼接复原。画面上人物单个排列，作静坐、 伸臂、 下蹲等各种姿势，图旁题有“引脾痛”、“引膝痛”等说明文字。《导引图》前有佚书两种，共26行，前一种定名为《却谷食气》，是现存的关于行气或气功的最早的文献材料之一。从第 9行开始，内容与上述 《阴阳十一脉灸经》 基本相同，现分别称之为甲、乙本。

　　定名为《杂疗方》、《养生方》、《胎产书》的三种佚书合抄为一卷，《胎产书》专论胎产的宜忌，类似古医书的《产经》；《养生方》和 《杂疗方》 的性质，属于《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房中一类，同传世的该类古书也有渊源关系。

　　天文星占、古地图、相马经等古佚书 天文星占方面的佚书一卷, 144行,无篇题。内容主要是木、金、水、火、土五星占及五星行度，故定名为《五星占》。书中记录了从秦始皇元年到汉文帝三年(公元前246～前177)70年间五星在天空中运行的位置，并推算出其公转的周期如填星(即土星)公转周期,《史记天官书》、《淮南子天文训》都计算为28年，帛书推算为“三十岁一周于天”,更接近于现代天文科学计算的数字 (即2946年公转一周)。

　　佚书中有一种从天文气象占验吉凶的书，有图有文，内容分云、气、星、彗四个方面,从上到下排为六列,每条上面用朱、 墨两色绘图，下面是名称、 解释和占文。下半幅末尾的一段,有占文而没有图,共存 350余条。书中包含了丰富的天文气象内容。如“彗”，共有29个不同形态的彗星图，除了彗头、彗尾，有的还画出了肉眼所不易见到的彗核。

　　古地图(见)。

　　《相马经》佚书，原无篇题，存77行，文体类似于赋，与近代各家辑本《相马经》在内容和文体方面都不相同。

　　阴阳五行和刑德类佚书 尚未整理发表。 参考书目湖南省博物馆 :《马王堆汉墓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长沙，1981。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汉墓帛书》第一、三、四册，文物出版社，北京，1981、1983、 1985(余待续。

谥号一样的很多啊，比如梁武帝 汉武帝 宋神宗 明神宗

古代帝王、诸侯、卿大夫、高官大臣等死后，朝廷根据他们的生平行为给予一种称号以褒贬善恶，称为谥或谥号。

兑葜苁#8226;谥法解》：“谥者，行之迹也；号者，表之功也；车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细行受细名。行出于己，名生于人。”

上古谥号多用一个字的，如周平王（平）、秦穆公（穆）；也有用两个字的，如魏安 王（安）、赵惠文王（惠文）等。后世帝王谥号多用一字，如汉武帝（武，威强睿德曰武）、隋炀帝（炀，好内远礼曰炀）；其余人（指非帝王者）大多用两字，如文忠公（文忠，欧阳修）、忠烈公（忠烈，史可法）等。

中国古代，皇帝的称呼往往和年号、谥号和庙号联系在一起，比如汉高祖就是庙号，隋炀帝就是谥号，乾隆皇帝就是年号。一般最早的皇帝谥号用得多，后来庙号多，明清则往往年号更深入人心。

夏商时代的王没有谥号，往往直呼其名，他们的称呼多数用干支，例如太甲、孔甲、盘庚、帝辛，这究竟是排行还是出生年份，现在也众说纷纭，我们还是不要去管他。谥号是周朝开始有的，但周文王、周武王不是谥号，是自称，昭王穆王开始才是谥号。

所谓谥号，就是用一两个字对一个人的一生做一个概括的评价，算是盖棺定论吧。象文、武、明、睿、康、景、庄、宣、懿都是好字眼，惠帝都是些平庸的，如汉惠帝、晋惠帝都是没什么能力的，质帝、冲帝、少帝往往是幼年即位而且早死的，厉、灵、炀都含有否定的意思，哀、思也不是好词，但还有点同情的意味，如果末帝、献帝、顺帝，那就是胜利者对失败者的嘲笑了。另外孙权是个特例，他的谥号是大帝，在中国是绝无仅有的。

谥号是周开始的，除了天子，诸侯、大臣也有谥号，但我这里是专讲皇帝天子的。秦始皇认为谥号是子议父、臣议君，于是废了谥号，从他这个始皇帝开始，想传二世、三世以至无穷，可惜只传了二世。汉代开始又实行了。汉倡导以孝治天下，所有皇帝的谥号都有个孝字，如孝惠、孝文、孝景一直到孝献。汉献帝是他死去之后曹魏给他加的谥号，他做皇帝的时候没有这个叫法，三国的文艺里在他做皇帝的时候就把他叫做献帝，那是胡说八道，难道献帝未卜先知，早就知道他会把皇位献出来？

按照周礼，天子七庙，也就是天子也只敬七代祖先，但有庙号就一代一代都保留着，没有庙号的，到了一定时间就“亲尽宜毁”，不再保留他的庙，而是把他的神主附在别的庙里。庙号就是祖啊宗啊的称呼，一般祖的档次比祖更高些。起初，有庙号的皇帝不多，例如两汉，刘邦是高祖，刘秀是世祖，别的就没什么庙号了。这个祖，和欧洲尊某皇帝为大帝一样，一定要有特殊的功绩才行，一般往往都是开国皇帝。但也有滥封的，曹魏时，曹操是太祖武皇帝，曹丕是世祖文皇帝，曹睿活着的时候，就迫不及待地自称烈祖明皇帝，很被后世嘲笑。

一般庙号叫高祖或太祖都是开国皇帝，如汉高祖刘邦、唐高祖李渊、宋太祖赵匡胤、元太祖铁木真、明太祖朱元璋、清太祖努尔哈赤，叫世祖的往往是完成统一的，如世祖忽必烈、清世祖福临，刘秀也是靠自己重新建立一个王朝的，所以也是世祖，朱棣和他们差不多，所以叫成祖，另外玄铧被叫做圣祖，也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

年号也不是一开始都有的，汉朝初期就没有，后来才开始出现，而且皇帝一般都喜欢换年号，好事坏事都要换，有的几年换一次，偶有的一年要换几次，一般朴素务实的皇帝年号换得少，爱标新立异的年号换得多，比如唐太宗一直用贞观，玄宗也不大换，而武则天就特别喜欢改年号，一般年号是两个字的，她还用过四个字的。

本来不是所有皇帝都有庙号，但是都有谥号，所以唐以前的皇帝大多称谥号。从唐开始就谁都有庙号了，所以人们习惯称庙号。明清两代的皇帝一般一个年号用一辈子，所以人们习惯称他的年号，这里面只有明英宗用过两个年号，因为他被瓦剌俘虏去，代宗即位，他被放回来后成了太上皇，在代宗病重时他发动政变重新做了皇帝，所以有两个年号。另外同治原来的年号叫琪祥，是肃顺他们拟的，不久慈禧发动政变，杀了肃顺，年号改作同治，原来的年号没叫开，人们都习惯地称同治帝。

有时候，不做皇帝的，死后给尊为皇帝，如曹操、司马懿父子，还有一个是多尔衮，他手握大权，死后被福临尊为成宗义皇帝，但那是权宜之计，不大一个月，福临囚禁了多尔衮的兄弟阿济格等人，然后宣布多尔衮有篡逆之心抄了他的家，成宗义皇帝的称呼自然也没了

谥号是对死去的帝王、大臣、贵族(包括其他地位很高的人)按其生平事�进行评定后，给予或褒或贬或同情的称号，始于西周。周公旦和姜子牙有大功于周室，死后获谥。这是谥法之始。《周礼》说：“小丧赐谥。”小丧，死后一段时间。《逸周书谥法解》：“谥者，行之�也。大行受大名，细行受细名。行出于己，名出于人。”

谥法制度有两个要点：一是谥号要符合死者的为人，二是谥号在死后由别人评定并授予。君主的谥号由礼官确定，由即位皇帝宣布，大臣的谥号是朝廷赐予的。谥号带有评判性，相当于盖棺定论。

谥号来自于谥法。谥法规定了若干个有固定涵义的字，大致分为三类：属表扬的有：文、武、景、烈、昭、穆等；属于批评的有：炀、历、灵等；属于同情的有：哀、怀、愍、悼等。

如，楚怀王的“怀”表示“慈仁短折”。前者称为上谥、美谥；中者称为下谥，恶谥；后者称为中谥。一九二六年六月，著名学者王国维自沉身亡，溥仪“诏”谥“忠悫”，墓碑上刻着“王忠悫公”。悫：诚实。陈寅恪在其碑文中说：“思想不自由，毋宁死耳！”惟恐思想不自由，是王国维寻死的主要原因。这是中国谥号制度的终点。

恶谥是后来才有的——人们渐渐觉察到，有些帝王大臣不是好人，有一些还很可恨。周厉王在“厉”表示“暴慢无亲”、“杀戮无辜”。他是一个贪婪的君主，“国人”发动暴动，他逃到彘(今山西霍县东北)，后来死在了那里。《召公谏厉王弥谤》是先秦历史散文名篇，选进了多种课本。本文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厉王的专制残暴。

隋炀帝的“炀”表示“好内怠政”、“外内从乱”，是他被缢杀当年，唐朝开国皇帝李渊加的。

● 始皇倨傲废谥法

秦代皇帝嬴政看到谥号有“子议父、臣议君”的嫌疑，因此把它废除了。他认为自己“德兼三皇，功高五帝”，就将“皇”、“帝”连起来开始称“皇帝”。“皇帝”比上谥更加溢美，所以历朝最高统治者欣然接受。西汉又恢复了谥号。

谥号的字数，从一个字开始，发展到后来用好多个字，简直成了褒义词堆砌。武则天开创了皇帝生前叠加谀词即自己定谥的先例。其实质由客观地评判变成了一味地溢美，字数的增加是溢美程度的发展。唐代对殁世皇帝简称谥号。明朝皇帝谥号十七字。清朝皇帝谥号为廿一字。字数这么多，当然就无法当名字叫了，只是在特定场合用。

● 曹操求“文”反得“武”

在比较长的时期内，谥法大体上还公正，甚至连皇帝也左右不了。比如曹操一心想做周文王，以体现自己的文治武功，他梦寐以求的“文”表示具有“经天纬地”的才能或者“道德博后”、“勤学好问”的品德。但后人偏偏谥之为魏武帝。根据谥法，克定祸乱，刑民克服，夸志多穷为武。

曹操这个谥号是在儿子做江山的时候定下来的。儿子即使想给老子涂脂抹粉也做不到。到后来就变成对死者的吹捧，完全失去了原来的意义。

曹操想到做不到，后来的皇帝真是心想事成了。正常情况下，一个制度建立以后，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完善。随着中国封建制度一步步走向没落，一些好的制度如加谥，也变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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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文帝（刘恒）

文帝，名刘恒（公元前202年－前157年）。高祖第三子，惠帝死，吕后立非正统的少帝。吕后死，周勃等人杀死吕产，迎立刘恒为帝。在位23年，病死，终年46岁。葬于霸陵（今陕西省咸阳市东35里处）。

刘恒，母为薄姬。在高祖攻破陈希，平定代地后，被封为代王。惠帝死后，吕后立非正统的少帝。公元前一八零年吕后死，吕产、吕禄掌握兵权，控制皇宫，企图发动政变，夺取帝位。陈平与周勃设计，使吕产将北军兵权交给周勃。周勃持兵印号召北军将士：“今吕氏企图夺位，谁愿帮助吕家的袒露右臂，愿帮助刘家的袒露左臂；”将士都心向刘家，纷纷袒露左臂。周勃于是调北军入未央宫，杀死吕产等人，防止了夺位的政变。事后丞相陈平、太尉周勃与朱虚侯刘章等宗室大臣以少帝不是正统，于同年闰九月，迎立刘恒为帝。

西汉王朝建立后，汉高祖、惠帝、吕后都著力于农业生产，稳定封建统治秩序，收到了显著的成效。文帝即位后，又在这基础上进一步采取了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措施，从而开创了历史上所称的“文景之治”。

汉文帝十分重视农业生产，他即位后多次下诏劝课农桑，按户口比例设置三老、孝悌、力田若干员，经常给予他们赏赐，以鼓励农民发展生产。同时还注意减轻人民负担，文帝二年（前178年）和十二年，曾两次“除田租税之半”，即租率减为三十税一，十三年还全部免去田租。自后，三十税一遂成为汉代定制。文帝时，算赋也由每年一百二十钱减至每人每年四十钱，徭役则减至每三年服役一次。文帝还厉行节约。有一次，他准备盖一所露台，一算，须花费一百斤黄金，相当于中等人家十户的家产，就作罢了。此外，文帝还下诏“弛山泽之禁”，即开放原来归国家所有的山林川泽，从而促进了农民的副业生产和与国计民生有重大关系的盐铁生产事业的发展。文帝十二年还废除了过关用传的制度，这有利于商品流通和各地区间的经济联系。对于农业生产的发展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汉文帝对秦代以来的刑法也作了重大改革。①秦代大多数罪人，即被判处为隶臣妾以及比隶臣妾更重的罪人，都没有刑期，终生服劳役。文帝诏令重新制定法律，根据犯罪情节轻重，规定服刑期限；罪人服刑期满，免为庶人。②秦代法律规定，罪人的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和子女都要连坐，重的处死，轻的没入为官奴婢，称为“收孥相坐律令”。文帝明令废止。③秦代有黥、劓、刖、宫四种肉刑。汉文帝下诏废除黥，劓、刖，改用笞刑代替。这些改革有著重要的意义，但后两项在当时和以后并没有认真执行。文帝时许多官吏断狱从轻，持政务在宽厚，不事苛求，因此狱事简省，人民所受的压迫比秦时有显著的减轻。

文帝对周边少数民族也不轻易动兵，尽力维持相安的关系。吕后时，南越王赵佗自立为帝，役属闽越、西瓯、骆，又乘黄屋左纛，与汉王朝分庭抗礼。文帝即位后，为赵越佗修葺祖坟，尊宠赵氏昆弟，并派陆贾再度出使南越，赐书赵佗，于是赵佗去黄屋左纛，归附汉王朝。公元前162年，文帝又与匈奴定和亲之约，此后匈奴虽背约屡犯边境，但文帝只是诏令边郡严加备守，并不兴兵出击，以免烦扰百姓。

“文景之治”之所以成为封建社会的盛世，与刘恒在个人励精图治是分不开的。他即位不久，就废止诽谤妖言之罪，使臣下能大胆地提出不同的意见。秦代以来有所谓“秘祝”之官，凡有灾祥就移过于臣下。文帝十三年下诏废除并且声明：百官的错误和罪过，皇帝要负责。次年，他又禁止祠官为他祝福。文帝自奉也相当节俭，他在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之物都没有增添。他屡次下诏禁止郡国贡献奇珍异物。他所宠爱的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帐不施文绣。文帝曾想建造一座露台，听说要花费百金，等于中人十家之产，于是作罢。因为文帝提倡俭约，所以当时的国家财政开支有所节制和缩减，贵族官僚也不敢滥事搜括，奢侈无度，从而减轻了人民的负担，这是“休养生息”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文帝采取了上述一系列措施的结果，使当时社会经济获得显著的发展，封建统治秩序也日臻巩固，西汉初年，大侯封国不过万家，小的五六百户；到了文景之世，流民还归田园，户口迅速繁息。列侯封国大者至三四万户，小的也户口倍增，而且比过去富实得多。农业的发展使粮价大大降低。文帝初年，粟每石十余钱至数十钱。据《汉书·食货志》记载，汉初至武帝即位的七十年间，由于国内政治安定，只要不遇水旱之灾，百姓总是人给家足，郡国的仓廪堆满了粮食。大仓里的粮食由于陈陈相因，致腐烂而不可食，政府的粮仓有余财，京师的钱财有千百万，连串钱的绳子都朽断了。这是对文景之治十分形象的描述。

但是，文帝的“与民休息”政策归到底是地主阶级的政策。其目的是为了稳定和加强对农民的控制，进一步巩固封建统治，一些看来对农民有利的措施，实则对地主、商人更为有利。例如，文帝减免田赋，地主获利最大，入粟拜爵，也有助于商人政治地位的提高。因此，在“文景之治”安定、富足的另一面，就是土地兼并势力的日益发展。同时，文帝为求得政治上的安定，对同姓诸侯王的权势虽曾有所限制，但基本上采取姑息政策。景帝三年（前154年）吴楚七国合谋叛乱，应当说与此有一定的关系。

公元前157）6月，刘恒病重，弥留之际，召太子刘启进卧房说：“周勃之子周亚夫在紧要关头可以作为依靠，日后如果发生变乱，你尽可放手，让他统帅军队。”

不久刘恒病死于长安未央宫，葬于霸陵，时年46岁。死后的庙号为太宗，谥号为文帝。文帝临终时公布遗诏：“死者天地之理”，不必过哀，不许“厚葬”，不许动用车马和陈列兵器，治丧期尽量缩短；治丧期间，不得禁止百姓结婚、祭祀、饮酒和吃肉。（汉文帝的政绩不但得到了地主阶级及史学家的赞誉，也得到了“盗贼”的尊崇，西汉末年赤眉军攻占长安，西汉皇陵均被破坏，唯有文帝的霸陵得到了保护。）

人物生平

他喜好儒学，衣著服饰言行举止都依仿儒生。山东的众儒生多附于他。他在位二十六年去世。逝世后谥献，又称河间献王，家居咸阳，修学好古，遇事实事求是。藏书最多。

秦焚书坑儒，典籍湮缺。他凡从民间得一善书，必好写以还，而留其真本，又加金银玉帛赏赐，以招四方之书。由是有旧书者，多奉奏河间王。故得书之多，可与汉官家藏书相等。所得书皆古文及先秦旧书，价值较高。其学举六经，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修《礼乐》，精儒学，山东诸儒多从其游。

汉承秦制，到汉武帝时，感到光靠严厉的法制，没有德行的教育，国家难以长治久安。于是，依从大儒董仲舒" 独尊儒术，罢黝百家" 的政治主张，实行忠君爱民的孔孟之道。

然而 "三代之书" 燔炀殆尽，读书之人也凤毛麟角，恢复儒术教育谈何容易。这时，河间王刘德应时而起，"于灰尽之余纂亡散篇卷，仅而复存"。

足迹踏遍鲁燕赵魏，寻寻觅觅为国求书。刘德不畏劳苦，身体力行，凡闻民间有善书者，则亲自前去收求出重金购之，并命人重抄一份留与百姓。对不愿出让者，则好言求之，从不采取强制手段，这在当时的统治者来说，是难以做到的。由此刘德贤名远扬，众多知识分子和百姓，都不远千里，携先祖旧书，前来奉献， 刘德均给予重用和奖费。所得之书，有《诗》、《左传》、《周官》、《礼记》等多达几十种。数量之多，充满楼阁，据载 "其量可与汉朝" 等。

家庭成员 父母

父亲：汉景帝刘启

母亲：栗姬

儿子

河间共王刘不周

兹侯刘明

旁光侯刘殷

距阳宪侯刘

蒌节侯刘退

阿武戴侯刘豫

参户节侯刘免

州_节侯刘禁

平城侯刘礼

广侯刘顺

盖胥侯刘让

沈阳侯刘自为

个人贡献

为整理这些古籍，刘德亲自组织参与。他以名儒毛苌、贯长卿为博士、王定为史丞，又广招天下著名学士，对所得之书进行研究、整理，并在都所西南的滹沱河畔（今泊头市阎家铺村）建造了一所儒学研究院，名曰 "日华宫"，署客所20余间，聚儒学之士上百人，“昼夜不停，校理编辑，写著从各地搜集来的古书"，"群儒个个褒衣雍客，弹冠奋袂"，"日华宫" 每日读经诵典之声琅琅、数里可闻。

刘德整理古籍的态度极为严谨，对所得残缺不全、 字异文非和不同版本者，必组织群儒研讨辨析、勘误订正、精心校理成册。

据传，《毛诗》最早作者是孔子和其弟子子夏，子夏作诗序以授曾中，曾中授李克，李克授孟仲子，孟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孙卿子，孙卿子授鲁人毛亨，毛亨授赵国毛苌（号称小毛公），毛苌被刘德招为博士，《诗》遂为刘德所得。为与当时流传的《齐诗》、《鲁诗》、《韩诗》相区别，毛苌所传之《诗》冠以 "毛字"，谓之《毛诗》。齐、鲁、韩三诗早已失传，唯刘德之功使《毛诗》流传至今，成为我国注解《诗经》的专著。《左传》相传为春秋时左丘明所著，是我国古代一部史学和文学著作。

汉朝初年，"北平侯张益及太傅贾谊、京兆尹张敞、太中大夫刘公子等皆修写《春秋左氏传》"，贾谊将《左传》授予赵国人贯长卿，人称之为贯公，被刘德招为博士，随将《左传》系统加工整理、校实解释，才成为今古名篇。

经过艰苦的校勘著作，整理出大批的正本书籍，这对于当时书典十分匮乏的汉朝廷真是雪中送炭。史载刘德多次车载《诗》、《书》等古籍应诏入朝。汉武帝刘彻看到刘德带来这么多书籍献于朝廷，十分高兴，每次都要举行隆重的接书仪式，并在 "三雍宫"召见，还询问有关儒学的30多个问题，刘德当场对答如流，论之有据。当时，各诸侯王和重臣们也有献书献策者，但多是一些杂家所论，没什么参考和收藏价值，唯刘德所献之书，才称得上真正的儒家经典，多是 "精品" 。因此，汉武帝对这位同父异母的哥哥十分器重，多次亲自把盏钦命赐酒，并赐金帛奖赏，一时之间刘德贤名传遍天下。

河间王刘德所聚集之诸儒士中不乏对儒家经典研究颇深的大学者，毛苌和贯公为其中之佼佼者。明张岱《夜航船·文学部·诗经传》：“卜商始序《诗》，辕固作传为《齐诗》，申公作训诂为《鲁诗》，浮丘伯授。毛苌作故训为《毛诗》，毛亨授。”毛苌先从毛亨学习《诗训诂传》，后被立为河间国博士，河间王刘德为之建筑君子馆。毛亨所论《诗》传自孔子学生子夏，最合古意。明张岱《夜航船·文学部·毛诗》：“荀卿授 鲁国毛亨作训诂传，以授赵国毛苌。时人以（毛）亨为大毛公，（毛）苌为小毛公，以二公所传，故名《毛诗》。”《鲁诗》亡于西晋、《齐诗》亡于曹魏，《韩诗》亡于北宋，惟独《毛诗》，由于献王刘德建君子馆作为毛苌传经之所，向天下学士广为传讲，得以流传下来，滋育了一代又一代的文人学士。清端木国瑚有诗：“礼士贤王汉古风，昔人已往今人老。传《诗》博士毛公里，筑馆犹闻说君子。”

贯公先从贾谊学《左传》，后被立为河间国博士。其所传《左传》递相传续，直至西汉末年学者刘歆。清张穆《汉河间献王君子馆专歌为仙露同年赋》诗有句：“汉兴荡除挟书律，如日杲杲生于东。三辅邸舍廓有容，IQ金玉错其中。坦坦大河迹神禹厮二渠。献王筑馆河之濒，实说神乐孰《诗》《书》。蒲轮A来呕咦水，河北诸儒为王起。兰陵客死绪示棼，毛贯诸公尽君子。君子几凋零，王功在六经。”毛指毛苌，贯指贯公。“荡除挟书律”，指汉惠帝刘盈废黜秦代禁止民家私家藏书之严苛法律。《汉书·惠帝纪》：“三月甲子，皇帝冠，赦天下。省法令妨吏民者，除挟书律。”唐颜师古注引张晏曰：“秦律敢有挟书者族。”

汉武帝刘彻建元五年（前136年），朝廷设《易》、《书》、《诗》、《礼》、《春秋》五经博士。京师设立太学，由五经博士任教师。博士教授弟子的经书，均用汉朝通行之隶书书写，故称“今文经”。董仲舒是今文经学的创始人，把《易经》阴阳五行学说加以引申、发挥，提出儒学“天人感应”理论和“三纲五常”道德规范。这些理论在当时有利于维护国家大一统的局面和社会的稳定，部分学说受到汉武帝的支持，朝廷于是确立尊儒重书之国策，这对于一心想要振复儒学的河间王刘德来说鼓舞极大。

刘德满怀信心地带上河间国内的儒学研究成果，奔赴长安，进献朝廷。据《史记》记载，刘德来朝时间在汉武帝元光五年（前136）冬十月，武帝在三雍宫召见刘德，向他问策。《史记·五宗世家》裴S集解引《汉名臣奏》：“河间献王经术通明，积德累行，天下雄俊众儒皆归之。孝武帝时，献王朝，被服造次必于仁义。（汉武帝）问以五策，献王辄对无穷。”河间献王刘德在京师长安期间，还和一些儒臣进行过儒学讨论。董仲舒《春秋繁露·五行对》即记载有与刘德的对话，并涉及《孝经》，而《孝经》也是刘德所收集上来的佚书之一。宋末元初著名学者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志》转引宋代陈振孙曰：“世传秦火之后，河间人颜芝得《孝经》藏之，以献河间王。”

《隋书·经籍志》记载：汉初，河间献王刘德好古爱学、收集余烬，得而献之《士礼经》，合五十六篇，并记威仪之事。又得《司马穰苴兵法》一百五十五篇，及《明堂阴阳之记》，并无敢于传论之学者。《周官》盖周公所制官政之法，李氏得《周官》进献于河间献王，独阙《冬官》一篇。河间献王购以千金不得，遂取《考工记》以补其处，合成《周官》六篇奏之。汉初，河间献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后学者所记一百三十一篇献之，时亦无传之者。而又得《明堂阴阳之记》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记》七篇、《王史氏记》二十一篇、《乐记》二十三篇，凡五种，合二百十四篇。戴德（汉代礼学家，字延君，世称大戴）删其烦重，合而记之，为八十五篇，谓之《大戴记》。而戴圣（字次君，世称小戴）又删大戴之书，为四十六篇，谓之《小戴记》。明张岱《夜航船·文学部·乐记》：“汉文帝始得窦公所献周公《大司乐》章，河间献王与毛生采作《乐记》。”

学术研究

从学术上讲，汉朝廷所立之五经博士均讲授“今文经学”。而今文经学按照当时实用政治的需要，穿凿附会地解说儒家经典，属于典型的实用主义政治哲学，学术上有不少值得商榷之处。与今文经学相对的是古文经学，古文经籍是用先秦古文字书写而成的典籍。古文经典书籍的来源主要有二：一是汉景十三王之一的鲁国恭（共）王刘馀“孔壁藏书”，另一便是河间献王刘德所收集之书。汉代学者训诂解释这些古文经籍，从而形成“古文经学”，此即《隋书·经籍志》所载：“汉鲁恭王、河间献王所得古文，（学者）参而考之，以成其学，谓之‘古学’”。鲁恭（共）王刘馀好治宫室苑囿，为扩建宫苑而拆毁曲阜孔子旧宅，从墙壁中发现很多古文书籍。有些孔壁藏书竟辗转流传到河间王刘德手中，据宋元学者马端临《文献通考》记载：“河间献王得《古礼》五十六篇，乃孔壁所藏之书。”宋陈普《河间献王》诗云：“礼乐将兴汉德凉，活麟天把付锄商。《周官》千载埋黄壤，两汉如今几献王。”《周官》一书在地下埋藏千年之后，由于河间献王的缘故而重见天日，其功绩可谓惠及千秋万代。但两汉四百余年的时光，有几位刘氏诸侯王能够修学好古如河间献王刘德那样呢？

刘德收集整理儒学典籍的功绩和他本人在汉武帝京师问策中表现出来的儒学造诣，按理说一定会受到朝臣们的尊敬，也理应得到号称独尊儒术之汉武帝的赞赏。然而，令刘德意想不到的是，武帝对德行与学问兼盛且声著朝野的河间献王刘德却产生了猜忌，并向他发出了严厉的警告。南朝宋裴S《史记集解·五宗世家》记载：“孝武帝艴然难之，谓献王曰：‘汤以七十里、文王百里，王其勉之。’（献）王知其意，归即纵酒听乐，因以终。”汉武帝的意思是：殷商汤王、周文王姬昌，都是由地方方圆七十里与百里的小国之王而夺取天下的古代贤王。汉武帝刘彻这样告诫刘德，其用意当然十分明显：你刘德要谨守诸侯藩王的身份，不得觊觎汉朝神器！这对衷心献书、渴望汉朝儒学昌盛的河间献王刘德来说，汉武帝之言无疑是当头棒喝，精神上受到致命打击。且刘德所献书籍被朝廷有意藏之秘府、暗处仓库而未有发挥作用；所献雅乐虽然也让乐官演习，但并不常为朝廷所引用。心灰意冷的河间献王刘德回到河间封国后，只好纵酒听乐，作秀于朝廷的同时，也麻痹了自己的精神、损害了自身的健康。醇酒美妇，乃伐性之巨斧、刺身之利剑，四个月后，河间献王刘德命归黄泉，享年不足五十！可怜一代贤王抑郁而逝，藩王之楷模从此绝迹。宋王安石《北行过河间》诗云：“北行出河间，千岁想贤王。胡麻生蓬中，诘曲终自伤。好德尚如此，恃材宜见戕。乃知阴自修，彼不为倾商。区区三世家，庙册富文章。教子以空言，得祚果不良。”

从政治学得角度来看，河间献王刘德进京进献典籍与雅乐反遭遇汉武帝冷落，可谓事出有因。从政治哲学上讲，汉武帝好儒也只是用儒学教民，治国之术则三代王道与春秋霸道并用、儒家与法家兼施。汉景帝刘启（汉武帝父皇）“吴楚七国之乱”以后，朝廷加强了中央集权，规定诸侯国只收租税、不管政事，即分土而不治民。汉武帝刘彻有十三个兄弟分封为王（世称汉景十三王），汉武帝都须提防。相比之下，对皇位最具有威胁力的就是刘德。刘德的亲生母亲栗姬家族遭厄运（刘德哥哥、太子刘荣被废后自杀身死、母亲栗姬被打入冷宫）后，刘彻及母系王夫人家族乃既得利益者，刘彻得立太子、母亲王美人被立为皇后。前后境遇差如天地般的变化，使武帝刘彻对河间献王刘德不能不有所戒备。至于其他各位诸侯王，则大多“以宫室相高，狗马相尚”，耽于享乐而不足为患。东汉班固《汉书·叙传》中讲：“（汉）景十三王，承文之庆。鲁恭馆室、江都轻、赵敬险、中山*、长沙寂寞、广川无声、胶东不亮、常山骄盈。四国绝祀，河间贤明，礼乐是修，为汉宗英。”汉景帝刘启所分封的十三位诸侯王中，鲁恭（共）王刘馀（余）好修建宫室楼台、江都王刘非轻浮傲慢、赵王刘彭祖阴险狡诈、中山王刘胜*秽好乐、长沙王刘发寂寞无才、广川王刘越无声无息、胶东王刘寄隐晦愚暗、常山王刘舜骄傲自大，有四国国王因为行为不法而遭诛绝祀。可见汉景帝刘启所封的十三位诸侯王之中，唯独这个河间献王刘德，“夫惟大雅，卓尔不群”，为汉朝宗室之英杰、诸侯藩王之楷模。一千多年以后，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评论道：“王公贵人不好侈靡而喜书者，固鲜矣。不喜浮辩而好正道，知之明而信之笃，守之纯而行之勤者无一二焉。”因此，当汉武帝发现自己的同父异母兄弟刘德有德有才、不同流俗、志向高远时，就有意疏落、压抑河间王，意在敬告刘德，切莫为非作歹。清端木国瑚《献王祠》诗云：“孝景分封尚俨然，汉家难得此亲贤。名王造次称儒者，天子荒唐事列仙。传我遗经刘子政，坏人雅乐李延年。后来一听斑车入，空记河间姹女钱。”诗中提到的刘子政，即西汉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刘向，原名更生、字子政，乃西汉楚元王刘交的四世孙。李延年，汉武帝时造诣很高的通俗音乐家，中山人（今河北定州），出身倡伎之家，父母兄弟姊妹通音乐，是以奏乐歌舞为职业的艺人，代表作《佳人曲》。其妹即受宠于汉武帝的李夫人。

史籍记载

《史记·五宗世家》

《汉书·景十三王传》

《资治通鉴·汉纪十》

后世纪念

2015年4月18日，中国首届献王汉文化节暨乙未年献王刘德春祭大典，在献县献王纪念园启幕，吸引了全国数十家媒体关注，数千名群众现场观看。

据悉，本届汉文化节是由献县献王文化研究会、河北献王集团主办。活动以汉文化典学传播为核心，纪念献王刘德的丰功伟绩，呈现华夏古礼面貌，解读汉文化的精髓底蕴。随着编钟和磬声扬起，8名汉服女子衣袂冽冽，一曲汉代献舞翩翩而起，笙乐鼓点声回响半空，念祝官宣布春祭大典仪式正式开始。12位执事持仪仗、宫灯、孔雀扇等礼器缓缓入场，献王集团董事长王占芳，刘德七十六代玄孙刘仲信，著名词作家方文山等作为主祭官、陪祭官及监礼官依次入场，将汉文化节活动在庄重、严肃、厚重的历史文化氛围中推向 。此外，献王集团还邀请方文山为本届汉文化节创作颇具民族风的歌词《献王谣》，并在现场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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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世界文明古国，我们总会自豪地说，中国是唯一一个历史文化不曾断流的国家，五千年文化，从史书记载中可窥一斑。先人记录下的故事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让我们能够以史为鉴，更好地继续向前。在公共基础知识考试中，也会涉及与史书典籍相关的题目，要做好相关题目，首先需要对史书的体裁有基本了解，才可更好地去理解并记忆著名史书典籍在史学界的地位。

一、史书体裁

(一)根据记载线索划分

1、编年体：是以年代为线索编排有关历史事件的传统史书体裁，最早的史书就是以编年体写就的，代表作品有《春秋》、《左传》、《资治通鉴》;

2、国别体：是以国家为单位，分别记叙历史事件的史书体裁，如《国语》、《战国策》;

3、纪传体：是以人物为中心线索来编写的史书体裁，始创于西汉时期司马迁所著的《史记》，“二十四史”均为纪传体。

知识拓展：“二十四史”是中国古代各朝撰写的二十四部纪传体史书的总称，分别为：《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

另有一说1921年，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下令将《新元史》列入正史，与“二十四史”合称为“二十五史”，而多数情况却不将《新元史》列入，而改将《清史稿》列为“二十五史”之一，如果将两书都列入正史，则形成了“二十六史”。

(二)根据记载朝代划分

1、通史：是连贯地记叙各个时代的史实的史书，《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2、断代史：是以朝代为断限，不连续地记载朝代历史的史书，始创于东汉时期班固所著的《汉书》，“二十四史”除了《史记》外，皆为断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