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

《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作者是西汉时期的司马迁，开始称《太史公书》，或《太史公记》、《太史记》。司马迁，字子长，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写古今通史的愿望没有实现，临终要司马迁完成其夙愿。后来，司马迁继任父亲太史令之职，开始写《史记》，十多年后，终于完成。

此书记事始于传说中的黄帝，下限到汉武帝时期，前后跨越三千多年历史。全书共一百三十篇，有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本纪”是全书提纲，按年月记述帝王的言行政绩。“表”用表格来简列世系、人物和史事。“书”则记述制度发展，涉及礼乐制度、天文兵律、社会经济、河渠地理等诸方面内容。“世家”记述子孙世袭的王侯封国史迹。“列传”是重要人物传记。其中的本纪和列传是主体。

按司马迁所说，编写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究天人之际”是探秋天道和人事的关系，作者批判了原来的“神意天命论”，提出了“帝王中心论”。“通古今之变”，即探究历史的发展实况及其规律。

《史记》参考了众多典籍，如《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和诸子百家，同时参考档案、民间古文书籍。他还亲自采访，进行实地调查，然后对材料精心选择使用，治学态度异常严谨。

汉代之前的历史著作在内容、史事、材料、作者编撰水平上都无法和《史记》相比。可以说，《史记》是中国古代第一部通史，不但规模巨大，体系完备，而且对此后的纪传体史书影响很深，历朝正史基本都用这种体裁撰写。同时，书中的文字生动性，叙事的形象性也是成就最高的，鲁迅先生对史记的评价也很高。

司马迁去世之后，《史记》并没有立刻流行，被人重视。到汉宣帝时，司马迁的外孙经过努力，才开始流传，但到东汉时已经有了残缺

司马迁是我国汉代时的大史学家，他写出了《史记》这本史学典范，为后世写史书甚至写文章都提供了范例。《史记》由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和十表八书组成，记载了从上古皇帝到汉代时的历史，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史书。鲁迅称司马迁的《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可见司马迁的《史记》不仅有很高的历史学价值，而且在记载历史的时候也有很强的文学性，连鲁迅都为之称道。但是，司马迁撰写了《史记》，为什么他都不敢对《山海经》进行评论呢？

司马迁写《史记》时，参考了特别多的古籍，但是他对于《山海经》的态度则是：“余不敢言”。其实，就连现当代人都看不懂《山海经》，总觉得《山海经》是一部充满着各种神话鬼怪的书。在鲁迅的文章《阿长与<山海经>》中，就连鲁迅都以为《山海经》是记载鬼怪的。可见，《山海经》是一部难以读懂的书，即使在现当代人这里，都还一筹莫展。那么，司马迁在那个时候就更难研究透《山海经》到底在说什么了，所以，他才会说“余不敢言”。

其实，《山海经》很难读懂是很正常的。首先，《山海经》的成书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历代人不断写不断编成的。其次，《山海经》不能直接读，而是要分类读，按照《山经》、《海经》和《荒经》读是不够的，在读的时候最好还能自己用东南西北来分类。

现在的学者已经发掘出了《山海经》的很多价值，有学者还用民俗学，天文学等跨学科的方法考证出《大荒经》的范围就是今天的山东省左右，并且认为《山海经》是一部古代的博物志，把对《山海经》的研究写成了一部《失落的天书》。

所以，由于《山海经》记载的奇异性，成书的复杂性，就连司马迁都不敢对《山海经》进行评论，只能说“余不敢言”。

　　司马迁（公元前145年～公元前87年），字子长，西汉时夏阳(今陕西韩城)人。我国古代著名的史学家和文学家，也是杰出的档案文献整理工作者，他用毕生精力收集整理档案文献编写的历史巨著《史记》，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1 多方游历走遍神州，考察历史文物，躬行核证文献传说

司马迁一生游历很多地方，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在二十岁那年，他就开始了漫游生活。此次远游历时两三年，司马迁穿过了今陕、鄂、湘、赣、苏、浙、皖、鲁、豫九省，走访古迹名胜，考察史料文物，行程近三万里，采集了大量旧闻传说。

回到长安以后，司马迁“仕为郎中”，被派往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安抚边民。“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他借机深入调查西南各地的经济、政治、社会生活和风土人情，用一年多的时间，踏遍西南，直到云贵一带。以后，又多次侍从武帝巡狩封禅，在考察游览名山大川的同时，熟悉地理、采风察俗、考证文献典籍，获得了许多珍贵的第一手材料，对后来撰写《史记》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通过游历，司马迁实地调查历史踪迹，用自身见闻来研究审核档案典籍文献传说，《史记》读来格外真实生动。

根据实地考察，他还核查订正了一些前人的说法，网罗了大批的散佚旧闻。司马迁所处的西汉时代与秦朝时间上相距不远，发生在春秋战国和秦汉时期的一些历史事件，多有遗迹或传人。所以，司马迁的多次游历不仅考察了前朝的足迹，探访了历史主人公的后人或村人，搜集了大量的散佚旧闻，使《史记》的内容更加丰满可信，而且因为实践探访得来的材料本身就是真实的历史记录，对于考证文献记载的真伪意义更为重大。如，《淮阴侯列传》中关于“韩信容忍胯下之辱”的故事，《项羽本纪》中，关于刘邦为争霸不顾其父安危的无赖形象等，这些生动形象的故事在汉朝官方的正史文档中都是不可能有的，为今天能够更好地了解楚汉及其以前将相名臣的行为提供了极有价值的证据。在游历的过程中，他还目睹、实地采访了很多人，收集了很多民间口述档案和旧闻传说，考证了文献史料。如，在《刺客列传第二十六》中记载：“始公孙季功、董生与夏无且游，具知其事，为余道之如是。”他否认荆轲刺伤秦王的说法就是依据当事人后代的证言……这种实地的调查采访，为后来撰写《史记》积累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2 旁征博引档案史料，精心撰写《史记》巨著

21 灵活引用摘录汉朝宫廷档案。汉初，官府非常重视档案的收集和保护工作,建造了众多的档案库房用以保护档案典籍，如天禄阁、石渠阁、兰台、东观等。这些库房所藏档案资料十分丰富，既收藏了很多前朝的律令、图籍、典册及各类秘书档案图籍，又收集了很多汉代历朝皇帝的制、诏、律令、章奏及各类舆图和州郡上交的计簿等档案资料。先后身为太史公、中书令的司马迁能够阅读并充分利用这些库房中的档案材料及当朝中央政府和各地形成的文书档案,为撰写《史记》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

《史记》中，灵活引用摘录公文档案材料的例子随处可见。如，《燕召公世家第四》中的“（庄公）二十七年，山戎来侵我”、“惠公元年，齐高止来奔”等。书中记载的年号纪年，用第一人称“我”字来记述燕国历史，显然是燕国史官记注本国史事的口吻，可见是摘录燕国档案的证明。在其他的《本纪》、《书》、《表》、《世家》、《列传》中，直接引用或摘录诏书、奏折等档案材料原文内容更是不胜枚举，司马迁创造了收藏利用档案与编修史书相结合的成功范例。

22 广泛查阅图书典籍，著述翔实丰满。汉朝建立以后，“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到汉武帝时代，广开献书之路，搜集与整理书籍形成热潮。《汉书》记载：“于是建藏书之策，置书写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官府搜集的丰富藏书为司马迁撰写《史记》创造了良好的查阅文献基础和客观条件。

《史记太史公自序第七十》曰：“迁为太史令，䌷史记石室金匮之书”，指的就是他广泛阅览整理国家档案库房里的文书典籍。身为太史公，这也是司马迁的岗位工作，他充分利用了职务职责优势。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写道：“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他可以很方便地查阅浩瀚的图书文献，并在著述中活引活用。司马迁在《史记》中，引用最多的文献是《尚书》、《左传》、《国语》、《诗经》及《论语》、《战国策》等经典。后世有学者统计司马迁在《史记》各篇中谈到的材料，取材总数有一百多种。难怪班彪说“迁之著作，采获古今，贯穿经传，至广博也”(《后汉书班彪列传》)。

3 司马迁对档案典籍利用的贡献及与后世出土竹简档案

31 “述而不作”，“整齐世传”。司马迁在阐述撰写《史记》的目的时说：“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表明自己身为太史公，如果不能够很好地记载天子的明圣盛德和名臣贤大夫的功业，违背先父的临终遗言，罪过就实在太大了。在这里，他强调自己所作的只是“述”，缀述旧事，记录历史上发生过的真实故事，整理贤君名臣英雄豪杰的家世传记，而不是所谓的创“作”，意即只述而不作。《史记》中的人物和事件，远古的多采自《尚书》、《春秋》等典籍或史书，汉朝当代的则主要采用官府文书及档案资料。

32 “疑则传疑”、“疑者阙焉”。面对浩繁的档案文献资料，司马迁不是随便引用,而是经过了一番认真细致的考订选材，对没有鉴辨清楚、难做结论的问题则交代明白，或者列出存疑。如，他写道：“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 “《禹本纪》言‘河出昆仑……其上有醴泉、瑶池’……故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实事求是，自己不能确定的决不随意去写。

《史记》中，无论是本朝还是前朝,无论是记人还是记事，采用“传疑”、“阙疑”写法的，不胜枚举。对收集的材料，信则写入书，疑则或疑或阙,留待后人君子参考或考证，不拼凑,更不随意采录,体现了司马迁在利用档案典籍时严谨科学的态度。

33 “并录”和“实录”。司马迁运用档案史料撰写《史记》的过程中，实录思想表现突出，《史记》中，不仅采用大量的诏书、辞章、奏疏、石刻、铭文等，还采用了不少牒谱文献，如《牒记》、《历谱牒》、《王帝系牒》、《春秋历谱牒》、《历谱五德》等,这些在《史记》中均作有说明和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