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即位时，天下已定，为了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统治，贞观元年，唐太宗把除了州县大合并外，又根据山川的自然形势，将全国划分为十道：

1、关内道：相当于今天的陕西中、北部，甘肃陇东以及内蒙古河套等地。

2、河南道：相当于今天的河南、山东二省黄河以南、江苏、安徽三省淮河以北的地区。

3、河北道：相当于今天河北长城以南河南及山东二省的黄河以北的大部分地区。

4、河东道：相当于今天的山西全省与河北西北部内外长城之间的地区。

5、陇右道：相当于今天的甘肃陇山、六盘山以西，青海省青海湖以东及新疆东部的地区。

道的分布

6、山南道：相当于今天的四川东部，陕西、甘肃南部，河南西南部、湖北西部的地区。

7、淮南道：相当于今天的安徽、江苏、河南三省淮水以南、以及湖北东部长江以北的地区。

8、江南道：:相当于今天的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四省，江苏、安徽的长江以南、湖北、四川江南的一部分及贵州东北部的地区。

9、岭南道：相当于今天的广东、广西二省和越南东北部的地区。

10、剑南道：相当于今天的四川中部和云南北端。

后因江南地广人多，经济发达，又将江南道分为江南东道、江南西道、黔中道，把山南道分为山南东道和山南西道，关内道长安附近增设京畿道，河南道洛阳附近增设都畿道。此前的十道变成了十五道。而且给每道设置了采访处置使，并定为常制，也有了固定治所，由此，道便成了州以上的一级行政区。

唐朝时期全图

府

唐代的行政区划中除了唐太宗新开的“道”，也有唐玄宗开的“府”，两者同为我国疆域史上一种新的制度，根据其地位和形势可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1、为了提高京、都所在地的地位，将其称为府，与州同一级。唐末时期已经有了十个府了：京兆府、河南府、凤翔府、太原府、成都府、江陵府、河中府、兴唐府、兴德府、兴元府。

2、国内重要地区设置都督府。都督兼管军民，统辖数州，他们所在之州，称为都督府。唐玄宗初期都督府分为上中下三等，共四十个都督府，节度使兴起后，都督的权利由节度使取而代之，名称也逐渐被废弃。

3、边疆少数民族沿边设置都护府。为了加强对边疆少数民族的统治，在其沿边都设置了都护府。唐太宗平定高昌后，开始设置了安西都护府，此后逐渐增设，到唐中宗时已经有六个都护府：安西都护府、北庭都护府、安东都护府、安北都护府、单于都护府和安南都护府。

节度使

节是当代一种全权印信，受有此全权印信者，便可以全权调度，所以称为节度使。《资治通鉴》记载：景云元年，以幽州镇守经略节度大使薛讷为左武卫大将军兼幽州都督，节度使之名自讷始，景云二年，节度使开始成为正式官职。

节度使形成的重要原因：

1、唐均田制度的崩溃：从高宗、武后以来，均田制渐趋破坏，流民、逃户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玄宗时期曾采用多种办法试图解决：一是重申均田法令，严禁流徙；二是检括客户，听其所在落籍；三是招募流民客户充军。其中前两种都以失败告终，而第三种暂时解决了社会问题，却使这批人渐渐成为雇佣兵而不可卒去。于是，由于均田制度的崩溃，导致了唐兵制从府兵的征兵制，向募兵制演化。

2、唐代边疆形势开始由攻转守。由于巨大的扩张机器无法继续运行，边疆形势才开始由攻。节度使制度的开端是从唐开元天宝年间所设立的缘边节度使，正是这一形式的延伸，在开元之际，大都护府实际上已经被八节度使所代替，缘边驻扎数十万镇兵。

其名起于魏晋，但仅是一个官衔名称，并无管辖区域。景云二年(711年)，唐以凉州都督充任河西节度使，此名称才确定，并列入正式边疆官制。至玄宗开元、天宝间，北方逐渐形成平卢、范阳、河东、朔方、陇右、河西、安西四镇、北庭伊西8个节度使区，加上剑南、岭南共为10镇。

辽、金都仿照唐制置节度使，往往有名无实，地位也远不如宋朝的使相高。元朝将节度使废除。

宋代是有节度使这个官制的，宋代虽然极力抑制地方政权的权利，但并没有取消节度使这个职位。宋初，节度使是没有实权的，这个职位多授予那些，宗室近属、外戚、劳苦功高的老臣，很多只是挂衔，人还住在京城，并不到辖地去。对于去辖地任职的节度使，是不轻易任命的。到北宋末年，节度使的任命就泛滥了，当时有多大六十个节度使。南宋后，由于战争需要，出现了一人节度2镇甚至3镇的情况。

下面附录《宋史》中关于节度使这个官职的记载。

节度使宋初无所掌，其事务悉归本州知州、通判兼总之，亦无定员。恩数与执政同。初除，锁院降麻，其礼尤异，以待宗室近属、外戚、国壻年劳久次者。若外任，除殿帅始授此官，亦止于一员；或有功勋显著，任帅守于外，及前宰执拜者，尤不轻授。又遵唐制，以节度使兼中书令、或侍中、或中书门下平章事，皆谓之使

相，以待勋贤故老及宰相久次罢政者；随其旧职或检校官加节度使出判大藩，通谓之使相。元丰以新制，始改为开府仪同三司。旧制，敕出中书门下，故事之大者使相系衔。至是，皆南省奉行，而开府不预。

八年，镇江军节度使、检校太傅韩绛为开府仪同三司、判大名府。元佑五年，太师、平章军国重事文彦博为开府仪同三司、守太师、充护国军山南西道节度使致仕。自崇宁五年司空、左仆射蔡京为开府仪同三司、安远军节度使、中太一宫使，其后故相而除则有刘正夫、余深，前执政则有蔡攸、梁子美，外戚则有向宗回、宗良、郑绅、钱景臻，殿帅则有高俅，内侍则有童贯、梁师成。宣和末，节度使至六十人，议者以为滥。亲王、皇子二十六人，宗室十一人，前执政二人，大将四人，外戚十人，宦者恩泽计七人。

中兴，诸州升改节镇凡十有二。是时，诸将勋名有兼两镇、三镇者，实为希阔之典。宋朝元臣拜两镇节度使者才三人：韩琦、文彦博、中兴后吕颐浩是也。三公卒辞之。而诸大将若韩、张、吕、岳、杨刘之流，率至两镇节度使，其后加到三镇者三人：韩世忠镇南、武安、宁国，张俊静江、宁武、静海，刘锜护国、宁武、保静。其后相承，宰执从官及后妃之族拜者不一。然自建炎至嘉泰，宰相特拜者六人，吕颐浩、张浚、虞允文皆以勋，史浩以旧，赵雄、葛邲以恩。执政一人，叶右丞梦得。从官二人而已。张端明澄、杨敷学倓。惟绍兴中曹勋、韩公裔，乾道中曾觌，嘉泰中姜特立、谯令谯，皆以攀附恩泽，亦累官至焉，非常制也。

宋代有节度使。

唐朝中后期的藩镇把大唐给害惨了，唐玄宗搞得这一套，好处没有看到，但坏处却是显而易见的。这些节度使各个拥兵自重，不服朝廷王化，甚至时不时就出兵，把朝廷给吓得不轻。

虽说经历了五代十国，但赵匡胤建立北宋后，竟然也有节度使。可北宋的节度使却没有像大唐那样，搞得国家分崩离析。按道理赵匡胤就曾经担任过后周的节度使，他对于节度使的危害不会不清楚的。

北宋建立之初，其实节度使的权力还是很大的。本身北宋就是承袭了五代时期的旧制，所以很多东西都没有来得及改。

所以起初北宋的节度使除本州府外，还统领一州或数州府，称为支郡，辖区内的军、政、财权，由节度使独揽，实际上是个半独立的小王国。

从这一点看，这与大唐的节度使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区别。

赵匡胤这个皇帝，是武将出身，他做皇帝的过程比较尴尬，他并不是像刘邦和朱元璋那样白手起家，一步步打出来的。而是和五代十国的武将那样，一步步掌握了大权。我们都知道赵匡胤发动了陈桥驿兵变，来了个黄袍加身。

他对于武将是非常忌讳的，更别提有钱又有兵的节度使了，生怕他们模仿自己也来这么一下。所以他和他的接班人也就是他的弟弟赵光义两人，通过各种手段和措施逐渐解除了武将的兵权，让节度使成为了一个虚职。

对于节度使来说，最关键的就是军、政、财权。在乾德三年(965)，朝廷令各地赋税收入除日常军费所需外，全部运送中央，这样就剥夺了地方自己处理赋税的权力，也就掐断了地方的命脉。

同年，赵匡胤又命令诸州府选送精兵给中央，削弱了地方的兵权。

到了宋太宗时期，他又诏令所有节度使属下的支郡都直属中央，节度使所领只是一州府，不过朝廷又以朝臣出任知州、知府。这么一来，节度使连当地的政务也不用管了。

此后节度使逐渐成为了虚职，或者一种荣誉。一般授予宗室、外戚、少数民族首领和文武大臣，像杯酒释兵权之后，很多功臣都到了地方担任了节度使，他们没有什么权力，但待遇是很好的。

没有你说的四道节度使，也找不着王定疆这个人。。不好意思！

以下资料你可以参考：

唐玄宗截止天宝初年共设置了九个节度使和一个经略使分别是：

一，安西节度使——职务是管理西域。治所在龟兹城，统龟兹、焉、于、疏勒四镇统兵24000；

二，北庭节度使——职务是防御北方的游牧民族，治所在北庭都护府，屯伊州、西州二州境上，统兵20000；

以上两镇内外相连，专对西域天山两路的诸国。

三，河西节度使——职务是割断吐蕃与突厥两国的交通。治所在凉州。统兵73000；

以上一镇兼顾西方和北方两个强敌，主要是防御吐蕃，守护河西走廊。

四，塑方节度使——职务是防御突厥。治所在云州，统兵64700；

五，河东节度使——职务是防御突厥。治所在太原府，统兵55000；

以上两镇相互应援，专对突厥。

六，范阳节度使——职务是压制奚、契丹。治所在幽州，统兵91400；

七，平庐节度使——职务是招抚室韦、靺鞨，治所在营州，统兵37500；

以上两镇专对东北诸国，主要是奚、契丹。

八，胧右节度使——职务是防御吐蕃，治所在鄯州，统兵75000；

九，剑南节度使——职务是西抗吐蕃，南抚国境内各少数民族，治所在益州，统兵30900；

以上两镇专对吐蕃。

十，岭南五府经略使（唐肃宗至德元年，升为节度使）——职务是绥靖境内各少数民族。治所在广州，统兵15400。

宋靖康年间（1126--1127）官至太常少卿，兵部尚书，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同知枢密院事，建炎元年（1127年五月，使河北军前通问使。建元三年公拜为两浙荆湖等路宣抚使总兵，守平江。是年十月郭仲威来降，诏加公同知枢密院事，仍守平江。建炎四年二月，金兵游骑至平江，公奔太湖，知府汤东野弃城而遁，乌珠人入城纵火焚掠，死者五十万人，得脱者十之一二。望属力抵和金派，因此事大书周望有罚，五月罢衡州居住，六月再贬昭化军节度副使，连州安置。'上为侍御史沈与求之论。累及宗族熊公兄弟八人四散各地。周望有四子：周进、周通、周达、周道兄弟四人，前三人因父坐贬削籍而害殁，惟周道躲隐婆党邱家幸免于难。后人有洗紫阳书院左手望公坟棺（巳山亥向），观铁索拘挛。又载：由于当时望公力抵黄潜善和金，党派斗争，奸臣当权，处罚明轻暗重。

建炎元年五月戊午（1127），遣太常少卿周望使河北军前通问二帝。

建炎三年元月己丑，趣大金通问使李邺、周望、宋彦通、吴德休等往军前。

四月癸亥，以给事中周望为江、浙制置使。丁卯，帝发杭州，留郑瑴卫皇太后，以韩世忠为江、浙制置使，及刘光世追讨傅、正彦。

五月己亥，苗傅裨将江池杀苗翊，降于周望。傅走建阳县，土豪詹标执之以献。

七月戊寅，己丑，以资政殿大学士王綯参知政事，兵部尚书周望同签书枢密院事。

九月壬子，金人陷单州、兴仁府，遂陷南京，执守臣凌唐佐，降之。癸丑，以周望为两浙、荆湖等路宣抚使，总兵守平江。

十月癸未，帝至杭州，复如浙东。庚寅，渡浙江。郭仲威诣周望降，望以仲威为本司统制。

十一月庚午，(帝)复还越州。以周望同知枢密院事，仍兼两浙宣抚使守平江，殿前都指挥使郭仲荀为副使守越州，右军都统制张俊为浙东制置使从行。

建炎四年二月乙未，金兵游骑至平江，望奔太湖，知府汤东野弃城而遁，戊戌，金人入平江，纵兵焚掠。死者五十万人，得脱者十之一二。

五月甲子，周望罢，寻分司、衡州居住。

六月癸酉，再贬周望昭化军节度副使、连州安置。

————————《宋史，高宗本纪》

建炎三年，杜充以建康降，金人夺马家渡。御营统制王<王燮>、王<王民>素不相能，至是，拥溃兵砦城外索斗。光亲至营，谕以先国家后私雠之义，皆感悟解去。时奔将、散卒至者，光悉厚赀给遗。有水军叛于繁昌，逼宣境，即遣兵援击，出贼不意，遂宵遁。进右文殿修撰。光奏：“金人虽深入江、浙，然违天时地利，臣已移文刘光世领大兵赴州，并力攻讨。乞速委宣抚使周望，约日水陆并进。”

———————《宋史，列传第一百二十二。李光》

四年正旦，忽西风起，金人乘之，果复攻明州。俊与刘洪道坐城楼上，遣兵掩击，杀伤大当。金人奔北，死于江者无数，夜拔砦去，屯余姚，且请济师于兀术。后七日，敌再至，俊引兵趋入台州，明州居民去者十七八。

未几，江浙群盗蜂起，授俊两浙西路、江南东路制置使，以所部招收群盗，命后军统制陈思恭隶之，且令两浙宣抚使周望以兵属俊，刘光世、韩世忠之外，诸将皆受节度。六月，改御前五军为神武军，俊即本军为神武右军都统制，除检校少保、定江昭庆军节度使。十月，浙西群盗悉平，改江南招讨使。

———————《宋史，列传第一百二十八。张俊》

宋初承五代旧规，节度使除本州府外，还统领一州或数州府，称为支郡，辖区内的军、政、财权，由节度使独揽，实际上是个半独立的小王国。（北宋）规定州郡长官由文臣担任。长官之外另设“通判”，使其互相牵制。

宋太祖赵匡胤、宋太宗赵炅采取各种政策，削弱节度使的军、政、财权，以加强中央集权。乾德三年(965)，令各地赋税收入除日常军费所需外，全部运送中央，剥夺了节度使擅自处理地方赋税的财权。同年还命令诸州府选送精兵给中央，削弱了地方的兵权。宋太祖在平定湖南时，便命令湖南各州府直属中央，不再隶属于节度使。太宗又于太平兴国二年 (977)诏令所有节度使属下的支郡都直属中央，节度使所领只是一州府，宋政府又以朝臣出任知州、知府。此后，节度使一般不赴本州府治理政事，而成为一种荣誉性的虚衔，授予宗室、外戚、少数民族首领和文武大臣，对武将更是晋升的"极致",多者可带两三镇节度使，礼遇优厚。而节度使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中书令等虚衔，或宰相罢官到地方上带节度使虚衔，谓之使相，尤为荣耀。辽、金分别于大州或节镇诸州置节度使，掌管军民两政。此外，辽圣宗耶律隆绪亦将统领上京、中京地区契丹及奚族的五十一部首领令隐改称节度使。金于胡里改等路亦设节度使，管辖部族事务。元代废。

众所周知，自唐太宗起至唐高宗末年，唐边境的军事形势发生了战略性的转变。唐太宗在位时，采用的是主动出击、外线作战的战略方针，以骑兵进行长途奔袭、击其不备为战术原则。唐太宗之所以采用这样的战略方针和战术原则，主要是拥有一支比游牧民族更为精锐的骑兵部队。《新唐书·兵志》明确指出：“秦汉以来，唐马最盛，天子又锐志武事，遂弱西北蕃。”唐太宗去世后，唐周边军事态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吐蕃、突厥、奚、契丹等少数民族的骑兵开始不断袭扰唐边境地区。据《资治通鉴》统计，从麟德二年（665）至开元六年（718），吐蕃袭扰唐边境达20多次。从调露元年（679）至景龙二年（708）突厥寇边近30次。从调露元年（679）至神功元年（697），奚、契丹犯边近10次。高丽大祚荣大败唐军后，筑城于牟山居之，胜兵数十万人，也对唐构成严重威胁。面对周边军事态势呈现的这种新特点，变唐太宗时期的军事进攻战略为军事防御战略逐渐成为唐统治集团的共识。

在变唐太宗军事进攻战略为军事防御战略思想的指导下，唐政府进行了如下军事防御战略部署：在西部，长寿元年（692），唐政府在安西四镇部署了一支军队，控制经塔里木通往中亚的商路，防御吐蕃、突厥的突袭和阿拉伯人的入侵。在北部，唐政府在天山北侧经伊犁河谷通往中亚的路线上驻扎军队，防御突骑施、黠戛斯和东北突厥的侵犯。在沿关中和河东两道的北部边境，唐政府沿黄河北道建立了由常备军和永久性堡垒构成的防御体系，以应付东突厥默啜的掠夺。唐玄宗即位后，继续在易受攻击的北方和西北边境，尤其是陇右、河东和东北一带构筑防御工事。开元五年（717）又在今辽东营州恢复都督府，部署了强大军事力量。到开元十年，驻守边疆的军队已多达六十余万。

唐所防御的对手是游牧或半游牧民族的强大骑兵部队。在战争中，他们往往投入数以万计的精于骑射的骑兵，急风暴雨而来，风驰电掣而去，忽而抢此、忽而掠彼，飘忽不定，令唐军防不胜防。要想在这种不太持久的战争中占据主动，就需要有庞大而且指挥灵活、快速反应的边防军队。于是，唐政府开始改革原来那种被地方政府控制的无数以几百人为单位的小镇（或戍）的军事部署，驻有集中指挥的庞大集团军的边防重镇便应运而生。起初，这种集团军是由原隶属于各卫的府兵、临时征集起来的新兵组成，统帅则于出征时从正式官员或京师禁军将领及其部属中临时任命。若组成如此规模庞大的集团军，短期内是难以做到的。因为有许多工作如动员、训练、向前线运兵，军队的供应和装备等都需要花费时间。待这些工作安排就绪之，敌人早已抢掠后跑得无影无踪。所以，仅有指挥灵活、反应快速、规模庞大的集团军还不能完全满足战争的需要，还必须在边境军镇驻守常备军，时时处处防范来犯之敌。仪凤二年（677）唐政府于关内、河东诸州召募长期服役的健儿驻防于唐蕃边境西北部的中亚，以时刻防范吐蕃骑兵的突然袭击，长期服役的健儿开始取代定期轮番防边的府兵。唐玄宗开元十一年（723），用召募的“长征宿卫”取代了轮番宿卫京师的的府兵。开元二十五年（737），被征戍边的士兵又改为“长征健儿”。但是，诸边防重镇到底各需要多少兵力，中央政府往往并不十分清楚，当政府分配的兵额不足时，各节度使自行就地募兵就成为必然。自开元二十五年以后，各镇节度使下的军队都相继变成了募兵。募兵的来源相当复杂，其中主要是失去土地的农民和无职业的流浪人、亡命无赖以及走投无路或无依无靠之徒。这些士兵一般都终身从军，兄弟相继，父子相承，世代以军旅为家。因为藩镇节度使掌握着他们的生杀、赏罚、升降等权利，士兵们对藩镇节度使的依赖性也极强，他们“唯知其将之恩威，而不知有天子。”于是，藩镇节度使们便逐渐培养起只忠于自己的亲兵部队，拥有了军权。

唐边防驻军的后勤供应主要依靠政府，但如此众多的边防驻军的后勤供应，仅靠政府是远远不够的，若保障后勤供应，后勤供应制度就必须进行改革。具体方法是用屯田的收入解决军队的部分供应，以减轻中央政府的财政压力。仪凤二年（677），唐政府于现在的甘肃和四川西北部唐蕃边境建立了屯田组织，随着常备军数量的不断增加，屯田制度在各军驻地全面展开。据《通典》记载，凡天下诸军州营屯总九百九十二。以“每五十顷为一屯”折合田亩则为四万九千六百顷。天宝八年，天下屯田收谷一百九十一万三千九百六十石，而“关内五十六万三千八百一十石”，居各道之冠。以朔方十万军计，每人平均五点六石，朔方节度使的军粮供应通过屯田大部分得到了解决。起初，屯田生产的粮食由中央政府的度支支配，如屡敬德兼管的“营田事宜”，就隶属于中央户部。这种制度使常备军将领不能及时解决自己防区内军队的后勤供应，影响了他们调动、指挥军队的权威，削弱了唐军的战斗力。如“安西副大都护摄御史大夫四镇经略安抚使”郭虔瓘“奏请募关中兵一万人往安西讨击，皆给公乘兼供熟食”。韦凑当时就指出：“凡在丁壮，征行略尽，岂宜更募骁勇，远资荒服。又一万征人行六千里，咸给递驮熟食，道次州县，将何以供。秦陇之西户口渐少，凉州以往，沙碛悠然，遣彼居人，如何取济”，结果是“虔瓘竟无克获之功”。在这种情况下，唐政府不得不把防区的财政权力转给各防区的常备军将领。后来，唐政府又把食盐资源的管理权交给节度使。开元十五年，朔方节度使兼关内盐池使。据《新唐书》五四《食货志》载，朔方节度使管内的盐州、灵州、会州、安北都护府共有十三池。这些盐池所产之盐，除一部分上贡朝廷外，一部分用来满足当地驻军的需求。如胡洛池除“供振武、天德两军及营田水运官健”外，剩余部分则卖给当地和外地人民。开元时，当政府开征盐税时，盐税也就成了节度使的一项重要财政收入。天宝元年，裴宽为范阳节度使，经略河北支度、营田，河北海运使。这样，藩镇节度使拥有了更多的财政权。

战争形势要求必须对原属各级地方政府控制的府兵行政体制进行改革，重新组成人数众多、防御范围广、能统一调动、灵活性更强的几个集团军，集团军的临时指挥为总管、大都督等，他们“得以军事专杀”，事罢即省。边镇将领的防区因此得到进一步扩大。

景云年间，为防御来自吐蕃、突厥、契丹、奚等游牧民族潜在的军事威胁，唐政府再次对西北、东北边境的军事行政体制进行改革，将节度使任职长期化、职权辖区化、镇所固定化、官衔正式化，即把那里的数州并为一个军事战略防区，组建边防重镇，命大总管或大都督等持节长期镇守。开元、天宝年间，节度使的数目进一步增多，唐沿边境置安西、北庭、河西三节度使防御西部边境；置朔方、河东、范阳三节度使防御北部边境；置平卢节度使防御东部边境；置陇右、剑南二节度使防御西部边境。

1425——1432藩镇节度使虽然有了其辖区的兵权和财权，由于还没有行政权，对他们完成军事任务也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原来，唐政府经常临时派出观风俗使、黜陟使、巡察使、巡按使、按抚使、存抚使、采访处置使等到各道巡察，对地方州县官吏实行监察，然后将情况汇报中央政府，其职权仅限于“监察”。开元二十一年（733），各道分置采访使，采访使成为常设机构，负责检查本道刑狱和监察地方州县官吏，处置使则有便宜从事的大权。这种一道之中节度使治军、采访使治政的现象同样会掣肘节度使的军事行动。如开元二年，诏并州大都督长史兼检校左卫大将军和戎大武等诸军州节度大使薛讷与左监门将军杜宾客、定州刺史崔宣道等率众二万出檀州道以讨突厥而惨遭失败，薛讷就把战败责任归罪于定州剌史崔宣道及蕃将李思敬等人。尽管无从知晓崔宣道如何掣肘了薛讷的军事行动，但起码他们之间存在着矛盾。这种矛盾不可避免地会对薛讷的军事行动产生影响。

为避免地方官对节度使军事行动的影响，从天宝中开始，唐政府将一道置“节度使与采访使”各“一人”的体制，改为由藩镇节度使“一人兼领之”的体制，“州刺使尽为”节度使“所属”。这是唐玄宗根据北部边防军事需要对节度使权力的又一次扩大。天宝年间，安禄山除任范阳长史充任范阳节度使外，还兼任河北采访使、河北道采访处置使等。这样，藩镇节度使便拥有了其辖区内数州的行政权。不但如此，有的还兼数道的节度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