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中文系本科教材书目
同学你好,为你提供北大中文论坛公布的中文系教材:
课程:中国古代文学史
教材:《中国文学史》
编者:袁行霈
出版社:高等教育
类别:教材
中国现代文学史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
钱理群 温儒敏 吴福辉
北京大学
教材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学习指导》
温儒敏
北京大学
教参
中国当代文学史
《中国当代文学史》
洪子诚
北京大学
教材
《中国当代文学史作品精选》
洪子诚
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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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学史
《西方文学概观》
喻天舒
北京大学
教材
文学原理
《文学原理》
董学文 张永刚
北京大学
教材
文学概论
《文学概论》
杨 铸
北京大学
教材
中国文学批评史
《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教程》
张少康
北京大学
教材
《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
张少康
北京大学
教参
《中国历代文论精选》
张少康
北京大学
教参
西方文学理论史
《西方文学理论史》
董学文
北京大学
教材
《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
胡经之 王岳川 李衍柱
北京大学
教参
《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
伍蠡甫 胡经之
北京大学
教参
文艺美学
《文艺美学》
胡经之
北京大学
教材
比较文学原理
《比较文学原理新编》
乐黛云
北京大学
教材
民间文学概论
《民间文学教程》
段宝林
高等教育
教材
《中国民间文学概要》
段宝林
北京大学
曾用教材
民俗研究
《民俗学概论》
王 娟
北京大学
教材
现代汉语
《现代汉语》
北大现代汉语教研室
商务印书馆
教材
《现代汉语专题教程》
北大现代汉语教研室
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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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汉语
《古代汉语》
郭锡良
商务印书馆
教材
语言学概论
《语言学纲要》
叶蜚声 徐通锵
北京大学
教材
《语言学纲要学习指导书》
徐通锵 胡吉成
北京大学
教参
理论语言学
《20世纪中国语言学方法论》
陈保亚
山东教育
教材
汉语方言学
《汉语方言学基础教程》
李小凡 项梦冰
北京大学
教材
现代汉语语法研究
《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教程》
陆俭明
北京大学
教材
汉语和汉语研究
《汉语和汉语研究十五讲》
陆俭明 沈 阳
北京大学
教材
现代汉语词汇
《现代汉语词汇》
符淮青
北京大学
教材
汉语史
《汉语史稿》
王 力
中华书局
教材
汉语音韵学
《音韵学教程》
唐作藩
北京大学
教材
文字学
《文字学概要》
裘锡圭
商务印书馆
教材
古文献学史
《中国古文献学史简编》
孙钦善
北京大学
教材
目录学
《古籍目录与中国古代学术研究》
高路明
江苏古籍
教材
版本学
《古书版本学概论》
李致忠
北京图书馆
教材
校勘学
《校勘学大纲》
倪其心
北京大学
教材
训诂学
《古籍的阐释》
董洪利
辽宁教育
教参
中文工具书
《中文工具书教程》
朱天俊 李国新
北京大学
教材
中国古代文化
《中国文化史纲要》
吴小如
北京大学
教材
《中国古代文化史》
阴法鲁 许树安
北京大学
曾用教材
中国古代史
《中国古代史纲》
张传玺
北京大学
教材
希望有帮助。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设有(一)办公室;(二)总编室;(三)财务部;(四)营销策划部;(五)历史文献影印编辑室;(六)图书馆学编辑室;(七)综合编辑室;(八)中华再造善本编辑室;(九)古籍普查目录编辑室;(十)数字出版部;(十一)发行部;(十二)储运部。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组织机构如下图:
将其他单位藏书误标为河南省图书馆藏书
(1)在《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子部书目中,书名编号9508的《山堂先生群书考索前集六十六卷后集六十五卷续集五十六卷别集二十五卷》(宋章如愚辑,元延祐七年圆沙书院刻明修本),其收藏单位的代号有:0101,0201,2201(见《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所附《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藏书单位检索表》,以下此类情况不再进行说明)。根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所附《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藏书单位代号表》,2201指代的是河南省图书馆(注:《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藏书单位代号表》中“0101”原指“北京图书馆”,以下行文统称为“国家图书馆”)。经查河南省馆藏书和目录,却并无此书。查阅《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正式出版前的《征求意见稿》对藏书单位的标示,该书为代号2261的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收藏。又请河南省社科院图书馆确认,此书的确是其所藏。可以确切地说,《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将2261误为2201。
正补: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子部:
书名编号 藏书单位代号
9508 0101,0201,2261
(2)《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书目中,书名编号8868的[万历]《山西通志三十卷》(明李维桢纂修,明万历刻本),标示有四家单位收藏,其中河南省只有一家,即河南省图书馆。经过一番查找求证,确认河南省馆没有收藏此书。查《征求意见稿》,又查当年编纂《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时,河南省内各单位著录各自所藏古籍善本、而后汇总到河南省馆的善本目录卡片(注:由于时间、地点、人事变化等的缘故,笔者没能见到这部分善本目录卡片的全部。以下行文中称其为“善本目录卡片”),均显示该书为河南省南阳市图书馆收藏,又与南阳市馆核对无误。《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错将南阳市图书馆的代号2210印成了2201。
正补: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
书名编号藏书单位代号
8868 0101X,0201X,0581,2210X
(3)《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书目中,书名代号9165的[顺治]《西华县志八卷》(清左国桢、王鼎镇等纂修,清顺治刻本),标示只有河南省图书馆一家收藏,为孤本。经过对河南省馆藏书的追究,又查《征求意见稿》和善本目录卡片,该书的收藏单位实为南阳市图书馆,经过联系,南阳市馆也对此书予以了确认。《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错误与上述[万历]《山西通志》的错误相同。
正补: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
书名编号藏书单位代号
9165 2210
(4)《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书目中,书名编号2734的《范忠宣公文集》二十卷(宋范纯仁撰,元刻明修本),标示国内有三家图书馆收藏,河南省图书馆为一家,另两家分别为国家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征求意见稿》的标示同上(注:《征求意见稿》集部宋别集类中,该书名编号为551)。但遍查河南省图书馆现有的古籍目录,却未见有对此书的著录。查善本目录卡片,关于元刻本的范纯仁文集,只有郑州大学图书馆著录的一张“二范集四十四卷”的目录卡片(归入集部宋别集类)中,显示有“范忠宣公文集二十卷”(位于其父范仲淹的“范文正公集二十卷别集四卷”之后,版本著录为“元天历至正间褒贤世家家塾岁寒堂刻本”)。在《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宋别集中,先后著录有范氏父子的集子。书名编号2355的为“范文正公集二十卷别集四卷政府奏议二卷尺牍三卷(宋范仲淹撰)遗文一卷(宋范纯仁、范纯粹撰)年谱一卷(宋楼钥撰)年谱补遗一卷祭文一卷诸贤赞颂论疏一卷论颂一卷诗颂一卷朝廷优崇一卷言行拾遗事录四卷鄱阳遗事录一卷遗迹一卷褒贤祠记二卷义庄规矩一卷”(元天历至正间褒贤世家家塾岁寒堂刻本)一书,在其收藏单位的代号中,可以找到郑州大学图书馆的代号2241,且标示其所藏书残缺;《征求意见稿》著录相同,只是未标示残缺且书名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略有差异(书名编号为集部宋别集192)。而在所有的元刻本(包括元刻明修本)的《范忠宣公文集二十卷》(见《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宋别集,书名编号从2732至2735)的收藏单位的代号中,却都没有郑州大学图书馆的代号2241。只有在书名编号2734《范忠宣公文集》(元刻明修本)的藏书单位代号中,有河南省图书馆的代号2201。又查《征求意见稿》(该书名编号为集部宋别集551),藏书单位的标示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相同。综上所述,可以推测,《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在编纂过程中,将原本是郑州大学图书馆藏书《范忠宣公文集》误标成河南省图书馆的藏书了。如果笔者的这种推论不误,《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对于郑州大学图书馆所藏范氏父子的这两种书籍的残缺情况、版本等方面的认定与著录,与郑州大学图书馆原来的判断和著录也是有所不同的。河南省图书馆现存有郑州大学图书馆著录的“二范集四十四卷”的另一张目录卡片,它与前面所提到的那张卡片著录内容基本相同,只是在卡片背面多出了对于书籍行款、版式、序文、牌记、印鉴等方面的描述文字,文字的旁边还有铅笔批字:“据纸张墨色看,系元刻明印本。”这一点似乎也能从另一方面佐证笔者的上述判断。
正补: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
书名编号 藏书单位代号
2734 0101,0201,2241
《永乐大典》是清朝永乐年间,由2000多名学者花费5年时间完成的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永乐大典》一共有一万多册,字数达到了惊人的37亿字,估计一个人想全部读完一辈子时间可能都是不够的。那《永乐大典》中到底包含了哪些内容呢既然是百科全书肯定是什么方面的内容全部包含其中了,所以对我们了解古时候的文化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永乐大典》如今保存下来的并不是很多。大部分都被销毁或者流散海外了。
先说说《大典》的正本与副本
《永乐大典》是明成祖朱棣命太子少师姚广孝和翰林学士解缙主持,三千多人参加,历时四年,于永乐六年(1408年)修成的大型类书,参与编校、誊写圈点者三千余人,辑入古今图书七八千种,包括经、史、子、集、释藏、道经、戏剧、平话、工技、农艺等,搜集极为宏富。至永乐六年(1408年)冬成书,全书目录六十卷,正文22877卷,装成11095册,总字数约在37亿字左右,赐名《永乐大典》。
《大典》成书于南京,书成后未能刻板,只抄写一部,永乐十九年(1421年)朱棣迁都时,命令撰修陈循将文渊阁藏书每种挑选一种,共装100柜及《大典》正本一起运至北京皇宫。《大典》到京,贮于文楼,其他100柜图书则暂存左顺门北廊。正统六年(1441年),文渊阁建成,于是将左顺门北廊的书运入阁中,《大典》则仍贮文楼。正统十四年(1449年)南京文渊阁不幸失火,《大典》所据原稿及所藏其他图书均付之一炬。自此,《大典》遂成孤本。
《大典》由于种种原因,从成书起,便束之高阁。《野获编·补遗》记载:“(明成祖)多修马上之业,未暇寻讨,列圣亦不闻有简阅展视者。”有明一代277年,历16帝,其间除明孝宗为使自己长命百岁,曾将《大典》所辑金匮秘方书录给太医院外,只有明世宗“按韵索览,几案间每有一、二帙在焉”。
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北京宫中失火,奉天门及三大殿均被焚毁。世宗怕殃及附近的文楼,严令将《大典》全部抢运了出来。为了预防不测,他还决定重录一部副本。此事搁置了几年,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秋,才召选书写、绘画生员109人,正式开始抄绘。重录前,世宗与阁臣徐阶等经周密研究,制订出严格的规章制度,誊写人员早入晚出,登记领取《大典》,并完全依照《大典》原样重录,做到内容一字不差,规格版式完全相同,每天抄写三叶,不得涂改,也不允许雇人抄写。这样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正本的原貌。
重录工作在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十二月朱厚熜辞世时尚未竣工,到隆庆元年(1567年)四月才算大功告成,共费时五年。
明亡后发现,永乐正本已不知下落,正本去了哪里后人不断推测,主要有以下几种不同的看法:
一是随明世宗殉葬于永陵说。因为在明代帝王中,曾阅读过《永乐大典》的,仅孝宗、世宗两人。世宗对《永乐大典》“殊宝爱之”,所以正本极有可能殉葬于永陵。在明代,生者所爱书籍殉葬不乏其人,如上世纪山东发掘鲁荒王朱檀墓时就有《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等典籍。而明永陵的宏伟超过明代诸陵,以其建筑规模,也存在殉葬《大典》正本的可能。但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朱厚熜逝世,次年隆庆元年三月办完丧事,而《大典》录副工作到四月份才告结束,没有正本录副就无法进行,永陵说疑问重重。
二是有研究认为她藏于皇史宬夹墙。著名历史学家、山东大学教授王仲荦先生等认为修成于明世宗嘉靖十三年(1534年)的皇史宬,大殿墙壁奇特,东西墙厚35米,南北墙厚61米,为建筑中所罕见。《永乐大典》正本有可能藏于皇史宬夹墙内。
三是郭沫若等先生大典毁于明亡之际的看法,认为明末,正本付之一炬。更具体一点,正本是被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军焚毁了。起义军在占领北京42天后被迫撤离,撤走时,曾放火焚烧宫楼。
四是毁于清朝乾清宫大火一说。据《鲒埼亭集外编》记载:雍正间,《永乐大典》副本由皇史宬移藏翰林院,全祖望在翰林院看时发现有缺,于是猜测正本“乃知其正本尚在乾清宫中,顾莫能得见者。”到清末,缪荃孙不但承袭此说,还进一步发挥:“嘉庆二年(1797年),乾清宫一场大火,正本被烧毁了。”有的学者指出这没有根据。因为乾隆曾清理宫藏图书,所有善本全部集中乾清宫旁的昭仁殿。但是《永乐大典》有1万多册,如正本在乾清宫是极易被发现的,《天禄琳琅书目》中未编入《大典》,证明正本当时并没有藏在乾清宫中。
目前我们见到的《永乐大典》都是嘉靖年间抄录的副本,正本在哪里是否还在天壤之间,由于史籍没有明确记载,我们不妨寄一线希望,某一天我们还会见到她。
第二个问题我想让大家认识《大典》的副本
《永乐大典》副本迄今四百余年,经历兵燹火厄,人为偷盗等,不完全统计,散落在国内外的《大典》仅有400册左右,继续搜寻,不排除天壤间还会有新的发现。
既然《大典》副本是按正本原样重录的,正本已不存在,就让我们介绍一下副本的版本情况:
载体材料
纸张:《大典》使用的是以桑树皮和楮树皮为主要原料制成的皮纸,当时北方习惯称为白棉纸。因“其纵纹扯断如棉丝,故曰‘棉纸’”。(明宋应星《天工开物》)这种纸在嘉靖前后产量很大,纸质洁白柔韧,是印书的佳选。藏书家们习称“白棉纸本”。《大典》本用纸厚度为012毫米的白棉纸。
墨:明代以徽州墨最著名,产量也大,以黄山松烟加多种配料制成,销售全国。程氏、方氏等徽墨商世代经营,驰名海外。朱墨则以朱砂矿物质制成,颜色经久不褪。
字体插图
字体:除标题首字用多种篆、隶、草体书写外,正文为楷书台阁体。明清时对科举试卷文字,要求端正整齐,大小一致。所以生员和经过科考任命的馆阁、翰林院官员都擅长这种字。明代楷书一般横竖撇捺都比较张扬,不甚拘谨,有宋元遗韵。明末以后,受董其昌影响,字体追求圆润,馆阁体字日渐平庸。《大典》字体端正整齐,而有洒脱精神,实为写本精品。
插图:《大典》中各类插图包括人物故事、博古器物以及宫室建筑、园艺花木、山川地图等,用传统白描线条笔法,人物景象,生动逼真,工致精美。嘉靖录副时,也由画工以原图摹绘而成。因此,这些插图是宋元和明初画家们的绘画作品的遗存,在绘画史、书籍插图史方面也极具价值。
栏格版式
全书为手绘朱丝栏本,框高355厘米,宽235厘米,四周双边。八行,大字单行十四五字,小字双行不顶格28字。版心上下大红口,红鱼尾。上鱼尾下题“永乐大典卷×××”,下对鱼尾之间题叶次。其边栏、书口象鼻、鱼尾都系手绘,《大典》用纸需数十万张,手绘栏格也是大工程。有推测,如果不用工具既慢又不齐,可能是用薄板将边栏、书口处镂空,加以固定,再在板上用笔刷上红色而成,栏内的直格是另一次完成,中国古代卷轴制度的写本多打乌丝栏格,据说也有专用的笔床。书内文字,正文为墨色,引用书名及书口文字用红色。断句用红色小圆戳钤印,朱墨灿然,便于阅读。
装订形式
《大典》为包背装,即每叶纸,字面向外由中缝对折,书脊先用纸捻订牢,外面用硬纸板裹一整块黄布连脑包装作书皮。装裱后在书皮左上方贴长条黄绢镶蓝边书签,题“永乐大典×××卷”。右上方贴一小方块黄绢边签,题书目及本册次第。每册30-50叶不等,每册多为二卷,也有一卷或三卷的。全书高52cm、宽约31cm。
第三个问题我讲讲《大典》副本的流散
据记载,《大典》嘉靖副本贮藏皇史宬配殿约150年,到清雍正间(1723年—1735年)被移贮翰林院敬一亭。从此这部内府藏书开始被大臣们借阅辑录佚书,从而不断遗失并遭受各种破坏。乾隆三十八年(1772年)修《四库全书》曾利用此书,清查时发现已缺失2422卷,约一千册。此次共从中辑佚书300余种。
嘉庆、道光间修《全唐文》和《大清一统志》时又利用《大典》,这期间由于监管制度不严,又被官员大量盗窃。另外,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侵占北京,翰林院遭到野蛮破坏和抢劫,丢失《大典》不计其数。尤以英侵略军抢掠最多,作为战利品运回该国。光绪元年(1875年)修缮翰林院建筑时,清查所存《大典》已不足5000册。
另据记载,次年翁同龢入翰林院检查《大典》只剩800册。最后是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翰林院成为战场,《大典》除战火焚毁破坏以外,再加上人为抢劫,使翰林院所藏副本至此化为乌有。各国侵略者将抢劫的大量财富文物盗运回国,《大典》从此散布在世界各国图书馆和私人手中。国内一些文人书贾也竞相购买收藏,以为奇货可居。这部曾藏于明内府、清官署的万余册《大典》,不到百年几乎是灰飞烟灭。宣统二年(1910年)京师图书馆成立时,教育部只拨交劫余的60册《大典》,作为京师图书馆最初的收藏。
第四个问题我讲讲国家图书馆的《永乐大典》收藏
《大典》的毁灭,不仅是中国学术的重厄,也是世界文化的巨大损失。为搜寻《永乐大典》作出巨大贡献的郑振铎先生在50年前就曾经感慨地说到:假如《永乐大典》全部保存到现在的话,我们对于中国古文学史的面貌是可以看得更完全的。……仅仅就这百存三四的《大典》说来,我们已经可以从那里边得到不少的珍罕而且重要的资料了。
经过国内外学者调查,现藏《永乐大典》400册左右。作为国家图书馆的四大专藏,《永乐大典》在国家图书馆的收藏和保存过程充满了传奇色彩。经过百年的努力搜求,今天,国家图书馆的《永乐大典》数量已达222册,在架书为162册,其中60册暂存台湾。
实际上在清末筹建京师图书馆时,学部就提议将翰林院残存的《大典》移交京师图书馆庋藏,但未得办理。1912年,中华民国政府成立,周树人(鲁迅)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主管图书馆、博物馆等部门的工作。在他的建议和努力下,教育部咨请国务院,将翰林院所存《大典》残本送归教育部,交由京师图书馆储藏,获国务院批准。教育部当即派员前往陆润庠处,将64册《大典》运至教育部。除4册置于教育部图书室展览外,另60册送往京师图书馆,这是国家图书馆入藏的第一批《永乐大典》。
京师图书馆在细心整理,妥善保护这60册《大典》的基础上,四处征集,广为搜罗,其间,京师图书馆几易馆名,但大典的收藏工作却从未停止过。到1934年,馆藏《永乐大典》的数量已达93册。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华北局势动荡不安,政府下令古物南迁。北平图书馆先将敦煌写经、古籍善本、金石拓片、舆图及珍贵的西文书籍装箱后存放在天津大陆银行等较为安全的地方。1933年5月,教育部电令北平图书馆将宋元精本、《永乐大典》、明代实录及明人文集挑选精品南迁,以防不虞。接电后,北平图书馆即将包括《永乐大典》在内的善本典籍运往上海,存放于公共租界仓库,并成立国立北平图书馆上海办事处负责管理。在保存下来的装箱单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时《永乐大典》南运的情况。
1937年“八一三”事变以后,上海沦陷,不久欧战爆发,国内局势进一步恶化,国家图书馆存放在上海的图籍的安全遭到威胁。代理馆长袁同礼先生和上海办事处钱存训先生通过驻美国使馆与美国联系,决定将这批善本再做挑选之后运往美国寄存。选取的三千种书中有60册《永乐大典》。于太平洋战争发生之前运抵美国,由美国国会图书馆代为保管。1965年,这批善本转运台湾,目前暂存台湾。
八年抗战,国难当头,但爱国文化人士抢救、搜集古籍善本的工作一直没有停止过。困居上海的郑振铎先生不停地出入书肆,寻找善本,并和国家图书馆保持联系。袁同礼馆长则四处筹措购书经费。那一段时间收集的善本中有两册《永乐大典》。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党和政府更加重视文化遗产的保护,《永乐大典》的收集也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
1951年,苏联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将11册大典赠还中国政府。文化部接收后即拨交国家图书馆。为纪念这一举动,国图举办了一次《永乐大典》展览,宣传《大典》的价值及其惨遭劫掠的遭遇。展览极大地激发了各界群众的爱国热情。一些爱国人士和藏书单位纷纷将自己收藏的《大典》交由国图集中收藏。
1951年8月20日,周叔弢先生将家藏的一册《永乐大典》无偿捐献给国家并致信国图:“仆旧藏《永乐大典》一册,杭字韵,卷7602至7603,谨愿捐献贵馆,……珠还合浦,化私为公,此亦中国人民应尽之天责也。”几乎与此同时,在张元济先生的倡议下,商务印书馆董事会一致通过,将商务印书馆所属东方图书馆所藏21册《大典》赠送国图。随之,赵元方先生也将家藏的一册《大典》捐赠出来。1958年,北京大学将4册《大典》移送国图。广东文管会也移送3册。向国图捐赠大典的还有张季芗先生、金梁先生、徐伯郊先生、陈李蔼如先生以及赵万里先生。
此后在1954年,苏联国立列宁图书馆又送还我国52册,1955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送还我国3册,苏联科学院也通过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送还1册。这样67册曾经远离故国的《永乐大典》又回到了祖国怀抱,在国图“团聚”了。
更值得我们感怀的是,在五六十年代,在共和国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总理对文物的收藏给予了极大的关注,特批专款从香港著名藏书家陈清华手中购回了一批珍贵古籍,其中有4册《永乐大典》。至1965年,馆藏永乐大典达到220册。
大典的收集过程中还有一段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1983年,在山东掖县农民孙洪林家中发现了一册《永乐大典》。发现时,这一册《永乐大典》的天头地脚部分已经不存,书里夹着花样、鞋样。幸运的是,当时的农家妇女虽然不识字,但从祖上因袭的敬字惜纸的传统,使这册《大典》得以保存了下来,也可以算做《大典》流传过程中的一件幸事。得知此书的重要价值后,孙家将书送到了掖县文化馆,掖县文化馆将书又转送到国图,国图在收到此书后即由专业修复人员做了复原。这册流落在外多年的典籍终于与其他《大典》聚合了。截至这一年,国家图书馆《永乐大典》的收藏量已经达到221册。
2007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启动,在专家赴上海鉴定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时,一个机缘,一册新的《永乐大典》又呈现眼前,在两年后经过运作,即将入藏国家图书馆,这是模字韵湖字一册,与原藏国图的部分可以实现缀合。
《永乐大典》的收集、保藏是国家图书馆善本藏书的一个缩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家图书馆善本书收藏的历史。近百年来,政府的支持、众多爱国人士和关心国家图书馆事业的人们的奔走寻访、国外收藏单位的送还、几代图书馆工作人员的呕心沥血,无一不令人感动。作为国家图书馆的工作人员是一刻也不能忘怀的。
第五个问题是国家图书馆以外的《永乐大典》
除国家图书馆的收藏外,上海图书馆、四川大学、以及英国、日本、德国、美国等国家和地区的公私藏家手中,还藏有近200册《永乐大典》。根据已经了解的情况主要有如下30家藏家:
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四川大学图书馆、台湾中央图书馆、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日本国会图书馆、日本东洋文库、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日本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日本天理图书馆、日本静嘉堂文库、日本斯道文库、日本大阪府立图书馆、日本武田长兵卫、日本石黑传六、日本小川广己、英国大英博物馆、英国牛津大学图书馆、英国伦敦大学东方语言学校、英国剑桥大学、英国马登、德国汉堡大学图书馆、德国科隆基莫图书馆、柏林人种博物馆、美国国会图书馆、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美国康乃尔大学、美国波士顿图书馆、越南河内远东学院、南朝鲜旧京李王职文库。
我们看到英国、日本藏家更多一些。因为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翰林院成为战场,而英使馆与翰林院围墙之间隔不到1米,所以很容易解释为什么英国收藏的《永乐大典》会多一些。在翟兰斯日记中,记载现藏美国国会图书馆的一卷《大典》,就来源于英国。1989年曾在爱尔兰发现五册《永乐大典》的信息,2002年,《永乐大典》600年国际研讨会上还有一册阿伯丁的《永乐大典》扫描件赠送给国家图书馆,也是未见著录的。还有在会上学者透露在纽约公共图书馆也收藏有《永乐大典》。而日本藏《永乐大典》的数量或许是占了地利的因素,东洋文库1920年曾经一次在田中庆太郎的文求堂书店购买了10册《永乐大典》,之后到1943年共六次购入《永乐大典》,总共63卷34册。大约在1940年,东洋文库曾想一次购买刘氏嘉业堂的49册,但因时逢战乱、资金短缺,未能遂愿。通过当时的满铁,将其收藏在了大连图书馆。大战后,它们经过旧苏维埃联邦归还至北京图书馆。也许通过我们的古籍普查,还会有新的发现。
永乐大典存卷现藏情况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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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描述:
图书馆工作中的编目 标目和款目分别指什么?请详细和通俗的回答一下,急用!!!多谢各位了
解析:
《中国文献编目规则》和《西文文献著录条例》之比较
杨小云
(渭南师范学院 图书馆,陕西 渭南 714000)
文摘:《中国文献编目规则》和《西文文献著录条例》都积极采用国际标准,在适用范
围、对电子资源的著录等方面都有一致性,但在着录规则、标目形式、版本说明等又各不相同。
关键词:编目规则 ;文献著录;中国文献编目规则;西文文献著录条例
1 《中国文献编目规则》是我国编目人员进行中文编目的主要依据和重要工具。近10年来,随着网络资源和电子文献的迅速发展,信息载体、信息传播方式、信息组织形式等都有较大变化,为了适应这种变化,由国家图书馆《中国文献编目规则》修订组历时两年半时间修订的《中国文献编目规则》第二版(以下简称《规则》)于2005年4月正式出版,它与1996年出版的《中国文献编目规则》第一版相比,新版在内容、章节、结构上作了大量调整、修改,更加客观、更加规范,也更加贴近编目工作的实际需要。1985年8月,中国图书馆学会本着等效采用ISBDS和“基本采用、个别改动”AACR2的精神,结合中国西文文献编目工作的实际需要制定了《西文文献著录条例》,“试图既能满足手工记录的需要,又能照顾到自动化的发展”。它在规范西文文献著录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使中国西文文献的著录与国际接轨,为共享西文文献书目数据奠定了基础。2003年,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了《西文文献著录条例》第二版,中国的编目规则日趋完善。
2 《中国文献编目规则》和《西文文献著录条例》的相同点:
《中国文献编目规则》和《西文文献著录条例》尽管修订的时间和机构不同,但却不约而同地遵循了以下修订原则:
21坚持与国际接轨,积极采用国际标准。
修订版《中国文献编目规则》和《西文文献著录条例》坚持与国际接轨,积极采用国际标准,《规则》的前言说,“修订要坚持与国际接轨,依据ISBD、GB37921最新版、AACR2R/2002年版等”。以ISBD最新版与GB37921最新版等为依据,既体现编目原则,又不机械照搬。《西文文献著录条例》由中国图书馆学会组织的修订组进行修订工作,2002年4月完成了“征求意见稿”。修订稿的内容完全遵照ISBD和AACR 2 1998 Rev和AACR2R-93的原则,为适合于我国西文文献编目、著录人员的使用,除对国际标准条文作了一些必要的说明外,还对我国个人和团体著者的著录规定作了详细阐述;对原有的“附录”进行了增补和扩充。《西文文献著录条例》基本上可以满足当前从事西文文献编目、著录工作人员的要求,可以说,它的编辑、出版标志着我国图书馆西文文献编目、著录工作方法的第三个阶段。
22适用范围的广泛性。
《中国文献编目规则》和《西文文献著录条例》的适用范围具有广泛性。从文献类型角度分析,《西文文献著录条例》适用于普通图书、连续出版物、电子资源、非书资料、测绘制图资料、乐谱;《中国文献编目规则》的适用范围不仅包括前者的适用范围,而且将非书资料拓展为音像资料、缩微文献、手稿、古籍等。《西文文献著录条例》中“连续性资源” 是AACR2-2002修订的重点,AACR2-2002采用新名称“连续性资源”取代了“连续出版物”, 其适用文献的范围也扩大到“连续出版物”和“集成性资源”。
23对电子资源的著录。
《中国文献编目规则》和《西文文献著录条例》考虑到网络环境下电子资源的特点,而者都专门设章阐述电子资源的著录。修订时既坚持整个编目规则体系的一致性,又考虑了各种文献的特殊性。《西文文献著录条例》吸纳了AACR2-2002最新修订的内容。采用新名称“电子资源”取代了“计算机文件”,并修订了“连续性资源”和“电子资源”的具体著录规则。
24 二者在编目规则上趋于一致。
由于中文文献的自身特点和用户查找文献的习惯的不同,《中国文献编目规则》作了一些个性化的规定。修订后的《西文文献著录条例》本土化特色突现。对中国人名、中国团体和中国地名的标目形式作了比较明确的规定。一方面使条例完全适用于我国编目工作的实际情况,可谓是“中国特色”。另一方面,也是国内首次为本国专用名称的西文标目问题作出了具体规定,完全可供西方国家在编制条例或编目实践中参考借鉴,为中国专用名称国际标准化铺平了道路。
3 《中国文献编目规则》和《西文文献著录条例》的差异
31著录款目上的差异:《中国文献编目规则》取消了主要款目和附加款目,与此同时,增加了通用款目,确立了交替标目在款目和图书馆目录中的地位。《西文文献著录条例》则保留了主要款目。
3 2著录规则上的差异
《中国文献编目规则》中明确规定:对于中国古代著者,规定信息源载有古代责任者的所处朝代(1912年以前)简称,著录于姓名前圆括号内。
例如:三国演义/(明)罗贯中著
红楼梦/(清)曹雪芹,(清)高鹗著
《中国文献编目规则》中明确规定:对于僧人责任者的法名原样照录,法名前原题冠“释”字,著录于圆括号内。
例如:弘一大师文集/(释)弘一大师著
少林文水诗选/(释)海灯著
对于外国著者,《中国文献编目规则》规定:规定信息源载有外国责任者国别时,将国别简称著录于姓名前圆括号内,若同时载有汉译姓名和姓名原文,姓名原文著录于汉译姓名后圆括号内。
例如: 编目工作/(英)ET亨特(Eric JHunter),KG B 贝克韦尔( KG B Bakewell),编著;
林毅[等]译
《西文文献著录条例》要求个人著者按照规定信息源如实照录,在题名责任说明项内不著录个人著者的朝代、国别或者在僧人的法名前冠“释”字。
33标目形式的差异
331个人名称标目的不同。
《中国文献编目规则》规定:“个人名称标目由标目主要成分及附加成分组成”。不同类型的个人名称,其个人名称标目的主要成分有别。例如:普通汉语个人名称标目的主要成分包括姓名、笔名、字、号等。普通古代人物名称标目的主要成分包括姓名、字、号等,普通外国人中译名称标目的主要成分包括中译姓氏、中译姓名等。
个人名称标目的附加成分,用于修饰和区分标目主要成分,包括生卒年、朝代、国别、民族、性别、学科、职业、称号籍贯、外国人姓名原文等。个人名称标目的附加成分,应在之前和之后各置一组圆括号内,各附加成分之间应隔一空格位。
例如:鲁迅(1881925—19361019)
(唐)李白(701-762)
(美)爱因斯坦(Einstein,Albert18793-19554)
《西文文献著录条例》规定:“个人名称由主体部分和附加部分共同构成。” 主体部分一般为姓名,附加部分则包括贵族头衔、皇室、教皇、姓氏、年代等。该条例还规定“按普通话读音用汉语拼音方式转写,并在姓与名之间用逗号、空格(,)分隔,双字名拼音连写。”
例如: Lu,Xun(鲁迅),1881—1936
Zhang,Xuecheng(章学诚),1738—1801
Kangxi(康熙),Emperor of China,1654—1722
332机关团体标目形式的不同
在中文文献标目,机关团体标目无主标目与副标目之分。而《西文文献著录条例》则明确规定“从属团体名称不具有独立识别性,则应作为上级团体的从属标目(亦称副标目)”
333版本说明上的不同
《中国文献编目规则》版本说明通常以序数词与“版”字相结合的术语或以区别其他版本的术语形式出现,数字一律用 数字著录,省略“第”字,著录为“X版”,初版或第一版不予著录。
但是有一个例6: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第四版)/ 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编辑委员会编(版权页题:第1版第1次印刷)
例6将题名页中的“第四版”视为题名的一部分,不符合用户的认识与习惯。在题名页中标注版本说明的中文文献,在目前有增多的趋势,所以对此实例的质疑有普遍意义。《西文文献著录条例》将版本概念按不同文献类型分别描述的做法是很好的。
当前,机读目录格式正被各类型图书馆所普遍使用,网络化环境的形成使得编目数据的共享成为现实。数据共享是资源共享的必要前提,而建立标准化的机读目录和高质量的书目数据是资源共享的重要基础。对此, 《中国文献编目规则》和《西文文献著录条例》应完善原有的条文、补充尚未明确的项目,同时根据计算机编目对文献特征揭示得更为细致的要求进行更严密详尽的修订。使二者更具有实用性、可操作性强的特点,从而指导编目实践,让编目工作每个具体环节都能有据可循。
参考文献:
1 富平.继承与变革:谈《中国文献编目规则》的修订[J].国家图书馆学刊,20052
2国家图书馆《中国文献编目规则》修订组.中国文献编目规则[M].第二版。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
3林明.《西文文献著录条例》(修订扩大版)的若干新特点[J].大学图书馆学报20044P73-75
4 方威明.《西文文献著录条例(修订扩大版)》之变化[J].国家图书馆学刊20042P56-57
5段明莲.中国文献编目规则的现状与发展趋势[J].中国图书馆学报,20063P83-86
作者简介:杨小云(1968—),女,陕西韩城人,毕业于西北大学图书馆系图书馆学专业。现任渭南师范学院图书馆馆员,已发表论文数篇。
联系电话:
E-mail:tsg@wnedu
wntsg@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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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2023-08-05 07:51:36发表“古籍资讯”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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