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七世纪前叶唐朝初期时，刚完成统一，骄傲自大地出兵支持百济，即现在的朝鲜，与新罗开战。后来唐朝出兵朝鲜，日本大败后才认识自己的落后，向中国称臣，并派遣唐史来中国学习先进制度。到十六世纪末，丰臣秀吉结束日本战国时代，统一日本后自信心膨胀，脱离中国，两次出兵朝鲜，妄图建立大日本共荣圈。惨遭失败。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快，中国与日本、美国和欧盟的经贸关系日益密切。这当中中国与日本外贸发展尤为突出。从2001至2006年，中日外贸总额比重由118％升至175％，同期日美贸易比重则由245％降至172％。2007年中国与日本的贸易总额达23664亿美元，首次超过对美贸易额，中国成为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

正是由于中日贸易关系的日益紧密，因而日本经济衰退对中国的影响远远大于其它贸易伙伴。有数据显示，今年1月份，中日双边贸易总值同比下降28%，降幅大大超过中欧、中美的贸易总值。这引起业界人士的普遍忧虑，认为中日贸易量接近中国外贸总值的1/10，由于中国出口日本商品以服装等日常消费品为主，因此，日本零售业放弃一部分从中国采购，将导致国内部分中小企业倒闭。

这种担忧是有一定道理的。实际上，近年来，中日贸易的扩大，主要源自国际分工的深化。从中国的角度来看，由于企业国际分工的深化，一般商品转移到中国来生产，在中国生产的成品、半成品、零部件返销日本。随着日本经济衰退，日本企业和个人对于中国商品购买愿望将减少，使得中国对日出口可能进一步下滑。

因此，我们不能低估日本经济衰退对中国的影响。

古代日本文化主要得益于对中国文化的吸收和融合。日本吸收中国文化是多方面的、长期的历史过程。汉字和汉文、儒学、律令制度和佛教是日本吸收中国文化的主要内容。正是在“中国文明的巨大影响下，到公元4至5世纪就渡过了野蛮阶段，进入了文明阶段”（井上清：<日本历史>上册，第1页）。汉朝在朝鲜半岛设置四郡，大批汉人从朝鲜移民（包括岛津家的第一代祖弓月君）日本，雄略天皇（457－479年）时期，在日本的大陆移民达18000人之多。他们是大陆文化的传播者。3世纪末，百济博士王仁把中国儒家典籍《论语》十卷和《千字文》一卷传至日本。5世纪，日本贵族已经能够较好的运用汉字了。继体天皇7年（513年），建立五经（易、诗、书、礼、春秋）博士交待制度，要求百济定期向日本派遣谙熟儒家典籍的汉学家，以后又增加医博士、历博士、天文、地理和阴阳五行等各方面的专门人才。到圣德太子时代（593－621年），直接向中国派遣留学生，全面摄取中国文明制度，为日本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大化改新以后，日本进一步大力汲取中国文化。自630年到894年间，日本向唐朝派遣了十几次遣唐使船，随行的有许多留学生和求法其中吉备真备和阿倍仲麻吕是日本留学生最杰出的代表。吉备真备在唐留学17年，回国后在太学教授中国律令、典章制度，官至右大臣。阿倍仲麻吕19岁入唐留学，改名晁衡，毕生致力于研究中国文化，73岁殁于中国。他精通汉学，尤其擅长诗文，与大诗人李白、王维、储光羲等交往甚密。753年，阿倍仲麻吕回国，讹传他在途中遇难。李白闻之，悲痛不已，作诗哭悼：

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

诗中李白将阿倍仲麻吕比作明月，明月沉大海，人间顿失光明，天地无辉，人哭天愁，风恸云哀。可见阿倍仲麻吕在李白心目中的地位了。

与日本大批留学生来中国的同时，也有不少中国学者、高僧到日本去传播中国文化，为中日文化交流作了贡献。8世纪中叶，年逾花甲、双目失明的中国高僧鉴真和他的弟子，经过许多周折，历尽艰辛，东渡日本。他不仅带去了佛教各宗经典和汉学文化知识，还创立律宗佛教，为日本文化和佛教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日本人民对鉴真的贡献给与极高的评价：“禅光耀百倍，戒月照千乡”。

古代日本没有本民族的文字，利用汉字作音符来书写日本语言，著名的《万叶集》就是用这种方法写成的，因而成为“万叶假名”。用汉字作音符，书写很不方便。8世纪，留学生吉备真备利用汉字偏旁创造了日本表音文字－－片假名，从此，日本有了自己的文字。后来，留唐求法僧空海（弘法）又利用汉字行书体创造日本行书假名－－平假名。

奈良时代（710－789年），日本仿造唐朝教育体制创立了一套教育制度，中央设太学，地方设国学，各置博士、教授、助教，教授中国律令、经学、音韵、文学、书法和算术等科目。由于有了文字和学校，为文化的普及和繁荣奠定了基础。因而出现了天平（729－748年）文化的高潮。

8世纪初，日本先后编成两部历史巨著，一为《古事记》，一为《日本书纪》。前者共三卷，上起神代，下至推古朝，以日本文体为主，杂有汉文，其中歌谣和专有名词是用万叶假名写成的；后者三十卷，上自神代，下至持统天皇，采用中国正史体裁，用汉文写成，这是日本最古的两部史书。到平安时代（794－1185年），又先后编成《续日本书籍》、《日本后记》、《文德实录》和《三代实录》等史书，合称《六国史》。此外，还有一些地方志，如《出云风土记》、《播磨风土记》等。

文学作品著名的有《怀风藻》和《万叶集》，前者为汉诗集，是贵族的文学作品，受六朝风格影响较强；后者是日本诗歌（和歌）全书20卷。8世纪中叶，由著名大诗人大伴家持（718？－785年）编修。知道11世纪才形成现在的体裁。

《万叶集》的作者包括各阶层的人，有贵族、僧侣、农民、士兵和妇女。反映了各阶层人民的思想和生活。

平安时代（794－1185年），日本文化逐渐摆脱对中国文化的简单模仿，由所谓“唐风文化”转化为具有日本特点的所谓“国风文化”。这个时代的文化作品体裁丰富多样，有和歌、物语、日记、随笔等等。《古今和歌集》全书20卷，共收集和歌1100首，文笔细腻、技巧纯熟、文字优美。

镰仓以后，武士成为社会栋梁，日本文化以反映新兴武土阶级的思想和生活为主，提倡武士美德，忠君守义，重名轻死。这个时期的文学作品有《新古今和歌集》、《保元物语》和《平家物语》等。历史著作有镰仓幕府的行政记录《吾妻镜》。

16世纪以后，由于城市发展和大名领国独立性的加强，文化的世俗性和民众性日益浓厚。这个时期的文艺除了反映大名威武豪华的排场外，主要特点是反映新兴市民的思想意识和生活气息。出现了生动活泼的歌舞剧、诗歌以及风俗画等，如连歌、茶道、水墨画等的兴起。佛教传入日本最晚不迟于6世纪初，佛教的因果报应，主张忍耐、顺从、寡欲、善行，是一种文化体，具有丰富而高度的文化内涵，因而佛教传到日本后就受统治阶级的青睐和扶持，迅速发展起来。圣德太子摄政时期(593—621年)积极扶持佛教，在其制定的《十七条宪法》中，号召“笃敬三宝”(三宝：佛、法、僧)并在全国兴建寺院，佛教日益发展。但这个时期的佛教主要在王室和贵族等上层社会流传，属私人信仰。大化改新以后，律令制国家全力吸收中国文化，在历次遣唐使中都有不少的学问僧随行，例如第二次遣使随行学问僧多达20余人，创建日本佛教真言宗(密宗)的弘法大师(空海)和创建天台宗(法华宗)的最澄等高僧都是随遣唐使入唐求法的日僧。为了更好地扶持和奖励佛教，天皇政府将佛教纳入国家事务之中，设立专门的佛教统制机构，任命僧侣首领，规定寺院制度，佛教成为官方宗教。此后，佛教在政府扶持下，在全国各地迅速发展起来。在平城京(奈良建有东大寺，地方各国建有国分寺，此外还有法华寺、西大寺、唐招提寺等许多著名的寺院。律令制集权国家解体以后，政治次序失控，封建混战频仍，社会动乱，民众渴望在佛教中寻求精神寄托，于是一些理论通俗、方法简捷、更容易被民众接受的宗派，如真言宗、法华宗、禅宗和净土宗等广泛流传起来。中国禅宗佛教由于融合了儒和道的某些思想因素更富有政治宗教色彩，禅宗宣扬“心是佛，心外无佛，佛外无心”，主张只有一心向佛，人人皆可“顿悟”成佛。因此，禅宗传入后得到迅速发展，成为日本佛教的主流派别。

中国佛教传入日本以后，经过长期发展，到镰仓时期脱离了大陆佛教的特色，佛教日本化，成为日本人精神生活的基调，对日本的文化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佛教传人日本以前，日本人的信仰是从原始宗教发展而来的神道教，最初以自然精灵崇拜和祖先崇拜为主要内容。儒学和佛教传入日本后，吸收了儒学的论理道德观念和佛教的某些教义，逐渐形成一种多神信仰的宗教体系，号称有八百万神和一千五百万神。特别崇拜作为皇祖神的天照大神，宣传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后裔，并据“神敕”实行世袭统治；日本人的祖先是天照大神属下的诸神，即为“天生民族”，故称日本为“神国”。祭祀场所称“神社”或“神宫”，地位最高的神社如伊势神宫。神社和寺院一样占有大量土地享有免税特权的大封建主。

神道教保留许多原始宗教残余，且没有系统的经典和完备的宗教组织，素质低下，因此无力与佛教竞争，长期出于依附的地位。根据“佛主神从”理论，神道教所奉之神被解释为佛或菩萨的化身，作为佛教的保护神，真言宗把伊势神宫所奉的天照大神和丰受大神说成是大日如来的化身。

江户幕府时期，佛教衰落，神道教摆脱附属地位而独立发展起来。神道教吸收中国理学某些学说，强调忠皇忠君，鼓吹建立以神道教为统治思想的国家次序。明治维新后，为巩固皇权，以神社和神道作为国家神道，提倡“神皇一体”、“祭政一致”，神道教空前发展，成为天皇统治的重要思想武器。

和服是日本传统民族服装的称呼。它在日本也称“着物”。和服是仿照中国隋唐服式和吴服改制的，所以在日本被称为"吴服"和"唐衣"，和服是西方人对吴服的称谓，现在日本人已经接受的这个称谓，但是很多卖和服的商店，还是写着"吴服"。公元八至九世纪，日本一度盛行过“唐风”服装。以后虽有改变形成日本独特的风格，但仍含有中国古代服装的某些特色。妇女和服的款式和花色的差别是区别年龄和结婚与否的标志。例如，未婚的姑娘穿紧袖外服，已婚妇女穿宽袖外服；梳“岛田”式发型(日本式发型之一，呈钵状)，穿红领衬衣的是姑娘，梳圆发髻，穿素色衬衣的是主妇。和服不用纽扣，只用一条打结的腰带。腰带的种类很多，其打结的方法也各有不同。比较广泛使用的一种打结方法叫“太鼓结”，在后腰打结处的腰带内垫有一个纸或布做的芯子，看去像个方盒。这就是我们常看到的和服背后的装饰品。由于打结很费事，战后又出现了备有现成结的“改良带”和“文化带”。虽然今天日本人的日常服装早已为西服所替代，但在婚礼、庆典、传统花道、茶道以及其他隆重的社交场合，和服仍是公认的必穿礼服。

        沉鱼落雁，闭月羞花。在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中最具有神秘色彩的当属有着羞花之称的杨贵妃杨玉环。杨玉环的美貌令看到她的花儿都感到羞涩。杨玉环的一生有荣耀同时也背负着沉重的枷锁，盛，她是唐朝的荣耀，衰，她是千古的罪人。

   

至于为什么说杨玉环是四大美女中最具有神秘色彩的便是由这马嵬坡之死开始的，虽然正经的史书上记载杨玉环在安史之乱时就被唐玄宗赐死在了马嵬坡但也有野史记载当时埋的只是个替身。 而在于日本也有不少关于杨玉环东渡日本的故事传说。1963年有一位日本姑娘向电视观众展示了自己的一本家谱，说她就是杨贵妃的后人。日本著名影星山口百惠，竟然也自称是杨贵妃的后裔。在日本不仅有杨贵妃的坟墓，还有杨贵妃的塑像。而且，现今的日本沿海边有一个叫"久津"的村子，以"杨贵妃之乡"而闻名。这里流传着一个久远的传说，当年杨贵妃在马嵬坡兵变的形势逼迫下，一名侍女代替她去死了，杨贵妃在遣唐使的帮助下，乘船离开了大唐，经过漫长的时日漂泊至一个村子，就是今日的日本山口县久津。山口百惠就是山口家族的一员，看来她声称自己是杨贵妃的后裔不是空穴来风的。

        但唐人李肇在其《国史补》中说：“玄宗幸蜀，至马嵬驿，命高力士缢贵妃于佛堂前梨树下，马嵬店媪收得锦靿一只，相传过客每一借玩，必须百钱，前后获利极多，媪因至富”。意思是杨贵妃死于马嵬驿的一座佛堂梨树下，在搬尸时，杨贵妃脚上的一只鞋子失落，导致一位老太婆借此大发其财。

       也许杨玉环在别人的帮助下逃过一劫，东渡日本，安稳的度过了余生。也许真如史记记载的那样，她一尺白绫死在了马嵬坡下，随着时间的逝去，事实真相如何我们也不得而知。

在中国的唐朝时期，国家达到了非常鼎盛的一种状态，而日本也是先后了派遣十几次的遣唐使团，来到中国学习唐朝的文化。可以说日本是在衣食住行，以及治理国家等方面都受到了唐朝的影响。

首先唐朝对于日本的影响，体现在对国家的管理制度也发生了一定的改变。日本开始学习当时唐朝的中央管理制度，就是将土地由中央统一再分配给农民。日本的统治阶级被称作为天皇，再由天皇将这些土地分配给农民，然后农民需要在规定的时间内缴纳一定的粮食。日本的这种中央管理政策就是从唐朝所学去的。不仅如此，这些遣唐使们还将唐朝比较先进的政治，经济等制度也学习到了他们的国家去，对于天皇的统治也起到了一定的加强作用。

同时唐朝的文化对于日本来说，也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比如日本的建筑风格与当时的中国唐代也有异曲同工之妙现的。如今日本都城保持着原有的样貌与当时唐朝长安城的建筑风格是十分相似的，也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日本人将中国的建筑艺术带去了他们的国家，成为了他们的一种建筑风格。从这一点来说，唐朝的建筑文化对日本的建筑风格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其次，还有一些在唐朝当时比较流行的一些娱乐活动，比如唐朝时期人们流行打马球或者是下围棋这些传统的活动，也成为了日本人所流行的一种活动，丰富了他们的生活。

当然，还有许多我们所熟知的日本的传统服装和服，以及穿衣服的方式。从左襟改为右襟，也是仿照唐朝的传统而改变的。日本人将唐朝的这种服装文化也传到了日本并一直传承至今，也使我们现如今可以看到中国唐朝当时服装的面貌。

日本长崎大浦孔子庙建于1893年(明治26年),是当地华侨祭祀至圣先师孔子,怀念祖国,怀念家乡,团结聚会的地方,也是传播中华文化、兴办教育的所在,其附属建筑十年前在我国政府支持下,由中国历史博物馆具体协助,开辟为"中国历代博物馆",并由我国提供全部文物展品,举办中国古代文物展,长年展出。今年,适逢孔子庙建立一百周年和中国历代博物馆建成十周年,长崎华侨界在当地市政府和社会各界热情支持下,组织了盛大纪念活动,我馆为此特将馆藏珍品"滇王之印"金印送展以示庆贺。9月5日在长崎市千岁大厦二层大厅召开了"中日两国二千年来的文化交流和'滇王之印'金印"国际学术讨论会,作为纪念活动内容之一。在会上宣读论文的有(依发言先后为序):日本九州大学文学部考古学研究室主任西谷正教授,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俞伟超教授,日本名古屋市博物馆学艺员根山胜先生,中国北京大学历史系吴荣曾教授,日本福冈市教育委员会埋藏文化财部主席文化财主事塩屋胜利先生,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院士杜正胜教授,日本九州大学文学部考古学研究室助教授冈村秀典先生,中国历史博物馆陈列部秦汉魏晋研究室主任张振新研究员等。

中日学者认为中国史前文化7000年前就已影响日本

中日学者通过研究发现，距今8000多年前的中国内蒙古兴隆洼遗址和日本列岛7000多年前的绳纹时代遗址有着相同的玉文化因素，玉器的造型和组合十分相似，从而成为中日史前文化交流的直接见证。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王巍提出，中国史前文化对日本列岛的影响可追溯至7000多年前，其传播路线除了已知的从长江下游至日本九州、本州地区外，可能存在另外一条传播路径：分布于西辽河上游地区的兴隆洼文化是东北亚地区重要的文化之一，它可能从中国东北地区途经现今俄罗斯沿海传到日本北海道和本州。

日本著名古玉专家藤田富士夫说，世界上最古老的耳环——玉玦在内蒙古兴隆洼出现后1000年，日本列岛也有同样的环形玉饰出现，有学者认为那是日本列岛土生土长的玉饰品。但是，那里还同时出现了与兴隆洼文化相同的另外两种玉饰。多种玉器同时在另外一个地方偶然产生的可能性极少，因此可以推测兴隆洼文化已影响到了日本列岛。

香港中文大者都相信，在绳纹时代，日本作为孤立的岛屿未与外界交流，他们不认为那里出现的史前玉玦是从中国传过去的，而是各自产生的，然而，继中国北方兴隆洼文化地区在8000多年前出现玉玦后，日本在1000多年后出现了同样的器物，中国长江流域也在1000多年后产生了同样的玉玦，俄罗斯北纬50度左右也有玉玦出现，这样看来不可能每个地方都分别出现相同质地、形状和雕工的器物，从而佐证了玉玦起源“一元论”的说法，即中国东北兴隆洼产生玉玦后，逐渐向东亚大陆其它地区传播。

内蒙古兴隆洼文化遗址出土的玉器有100余件，包括玉玦、长条形或弯条形玉坠饰和玉管等，是中国迄今所知年代最早的玉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