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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使用“China”这个英文名称始于1912年，可是西方人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认知这个东亚国家的名称了。据有关专家经过多年的探索和考证，中国的英文名称“China”一词的词源，最早来源于公元前10世纪（有的学者提出是公元前5世纪和公元前15 世纪）的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中出现的“Cina”一词；在公元前4世纪的古印度乔胝厘耶的《政事论》中，也曾提到过“Cina”；公元前5到4世纪的波斯赞美弗尔瓦丁神的诗中也曾出现过“Cina”；《旧约全书》中也有关于“Sinoa ”的记述。

对于“China”这一名称的来源和词义，在学术界一直是众说纷纭、各执其词，目前所见到的几种说法是：“瓷”、“秦”、“茶”、“丝”、“粳”和“苗语”说。

有学者提出：“China”是汉语“昌南”（原景德镇名）的音译。随着景德镇精细白瓷大量流传到海外，才使得“瓷”（china）成为“中国”的代名词。

《美国遗产大词典》的解释是，“China”一词与公元前三世纪的秦朝有关，“China”是秦国的“秦”的译音，这一观点首先是罗马传教士卫匡国（Martini, Martin）在1655年最早提出来的。

据记载，在公元前五世纪，东方的丝绸已成为希腊上层社会喜爱的衣料，因此，有学者认为“Cina”一词由来于丝绸的“丝”，其依据是希腊史学家克特西亚斯（Ctesias）在他的著作中提到了赛里斯人（Serica），由此认为“赛里斯”是由“Cin a”转变而来。持这一观点的学者是成都理工大学刘兴诗教授和上海东华大学教授周启澄先生。刘兴诗教授曾在论文《CHINA释义新探》中不仅提出， “China”一词源于丝绸，还认为：古时西土各国认定的“Cina”所在正是古蜀国，即今天的成都地区。“丝 国”并非指今日中国的全境。

重庆师范大学黄中模教授对于“Cina”的考证认为，“支那”可能为古苗语。古印度通过南丝绸之路与三苗文化盛行的中国南方关系密切，史诗里的“支那” 也是泛指古中国，这也是三苗文化在异域的表现。他表示，现今流传在苗族中“吉那”、“子腊”不仅与“ 支那”同音，在含意里也有“水田之乡”之意。

文化人类学家、民俗学家林河先生认为，印度梵语中的Cina，指的就是中国南方的粳稻民族，是“粳”的译音。印度东部的阿萨姆邦等地区，住有中国南方的粳稻民族， 种粳稻的民族自称为Cina （粳），因此，阿萨姆邦等地区的粳民也自称为“粳”，印度人就是依照粳民族的语言称他们为Cina（粳）了。

从时间上来看，景德镇的陶瓷出现于东汉，秦朝建立于公元前221年。从专家们提供的资料看，“Cina”一词在印度梵文中的出现的最迟时间也在公元前5世纪，中国茶叶的出口也要晚于这一时期。由此可见，印度梵文中的“Cina”和中国的“茶”、景德镇的“瓷”及中国秦国的“秦”并无关系。

关于赛里斯国的丝绸在西方的许多文献中有许多记载，如在《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 （[法]戈岱司编耿译）一书中，囊括了从公元前四世纪到公元十四世纪期间九十多部希腊文和拉丁文著作中关于塞里斯国的记述。希腊史学家克特西亚斯（Ctesias）在公元前四世纪就提到的赛里斯国（Serica）。专家们认为，由Serica演化出来英语的锡尔克（si lk）、俄语的旭尔克，均来源于中国“丝”字的谐音，是这些国家对丝绸的称呼。但在印度梵文中记录中国的名称是“Cina”，而由此衍生出的英文是 “China”，波斯文是“Chin”，阿拉伯文是“Sina”，拉丁文是“Sinae,” 法文是“Chine”，德文是 “China”，意大利文是“Cina”，俄文的“中国”名称是根据公元九世纪的辽国“契丹”（KITAN ，kitai）的音译得来的。很明显，在许多历史文献的记述里，那个生产丝绸和贩卖丝绸的赛里斯国（Serica）和古印度梵文中的“Cina”，代表的并不是同一个概念，所指的并不是同一个国家或地区，也就是说，“Cina”与“丝”并无关系。

我们可以肯定地说，“Cina”指的是东方的一个国家或者是一个社会集团，但是这个名称在当时所指的具体是哪一个区域、哪一个人类族体、其含义究竟是什么，现有的各种学说都不足以令人信服。我认为，古代中国的商、周版图远没有今天中国的版图这么辽阔，商、周对西方的影响远没有今天的中国对世界的影响这样宏大，在东亚辽阔的土地上除商、周以外，那些被商、周称为“东夷”、“北狄”、“西戎”、“南蛮” （自《礼记曲礼》）的族体则占据着东亚更广袤的土地。因此，我们无论是在探讨“Cina”的来历还是其含 义的时候，不能把视线仅限于商、周的区域。

无论是“苗语”说还是“粳”说，一致的观点是，“Cina”指的是今天中国南方的农耕民族。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东亚北部的游牧民族，因为东亚北部的游牧民族同样是东亚民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同样存在着拥有“Cina”这一名称的可能性。

一、称呼一个国家或一个社会集团无非是自称或他称，自称必能自圆其说，他称也必会自有其理。“Cina”一词的确切含义，西方人不能解释，今天的汉语也不能作出解释。笔者恰恰在戎狄的语言中找到了“Cina”一词的答案。

戎狄是匈奴的前身。《吕氏春秋审为篇》说：“狄人、猃狁，今日匈奴。”《晋书北狄传》也以为“匈奴之类，总谓之北狄。……夏曰獯鬻，殷曰鬼方，周曰猃狁，汉曰匈奴。” 在《魏书蠕蠕匈奴徒何高车列传》中记述：“高车，盖古赤狄之余种也。初号为狄历，北方以为高车、丁零。其语略与匈奴同而时有小异。”《周书突厥传》云： “突厥，大抵与匈奴同俗。”《隋书铁勒传》云：“其俗大抵与突厥同。”马长寿著《北狄与匈奴》云：“匈奴语言上的通则与蒙古语言上的通则，不相违背。” “匈奴、突厥、铁勒之俗又与蒙古同。突厥语中蒙古语成分的比重相当大。近代学者一致承认柔然使用的语言是蒙古语。柔然的部族皆高车，蒙古又是铁勒中土拉河北的部族。这样，从狄历、丁零、铁勒、高车、柔然、突厥到蒙古，世代相接，世系相衔，是为一脉相联也（ 《蒙古族族源考》苏日巴达拉哈）。“中国北方诸族之裔呈通古斯、蒙古、突厥三大语族并存的局面，是上古语言生态融合而成的较为简单的表象。以匈奴之庞大，其语言和血缘必然混杂；说它是一个多血缘多语言的部落联盟，或许更为恰当。……总的来看，它的人种和语言已经接近后世蒙古民族的形态；又由于通古斯部落是它的统治集团，其核心部落的语言可能更偏向于通古斯语。”（《奴的血缘和出逃路线》--朱学渊）这无疑证明了古代戎狄与匈奴、高车、蒙古之间的语言传承关系。因此，古代的戎狄或他的先人正是操着蒙古语，或大部分操着蒙古语的一个庞大的社会集团，因此， “Cina”一词的含义应该能够在今天的蒙古语中得到相应的解释。在蒙古语中，[ ]的读音可谓与“Cina”非常相象，读做“赤那”，意思为“狼”。

但是西方国家为什么称呼戎狄为“赤那”即“狼”呢？唯一的可能性是，戎狄以狼为图腾、打着狼旗东征西战。这种可能性可以在中国的史书对戎狄的后人们的记述中得到间接的证实。

在《蒙古秘史》的开篇第一章便说：“天命所生的苍色狼与惨白色鹿同渡腾吉思水来到斡难河源的不儿罕山前，产生了巴塔赤罕”。《国语·周语》记载着：“穆天子西狩犬戎，获其五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史学家翦伯赞考证：“白狼白鹿是当时的氏族”（翦伯赞《中国史纲》，三联书店，1950年版）。这是很明显的图腾崇拜，是两个以狼和鹿为图腾的姻族。

《魏书·蠕蠕匈奴徒何高车列传》中记述：“俗云：匈奴单于生二女，姿容甚美，国人皆以为神。单于曰：‘吾有此女，安可配人？将以与天。’乃于国北无人之地筑高台，置二女其上曰：‘请天自迎之。’经三年，其母欲迎之。单于曰：‘不可，未彻之间耳。’复一年，乃有一老狼，昼夜守台嗥呼，因穿台下为空穴，经时不去。其小女曰：‘吾父处我于此，欲以与天，而今狼来，或是神物，无使之然。’将下就之。其姊夫惊曰：‘此是畜生，无乃辱父母？’妹不从，下为狼妻而产子。后遂滋繁成国。故其人好引声长歌，又似狼嗥。” 这是一个典型的族源说的例子。

《魏书·列传第四十九》记载，“突厥之先，平凉杂胡也，姓阿史那氏。后魏太武灭沮渠氏，阿史那以五百家奔茹茹（“茹茹”也称为“柔然”），世居金山，工于铁作。金山状如兜鍪，俗呼兜鍪为‘突厥’，因以为号。或云，其先国于西海之上，为邻国所灭，男女无少长尽杀之。至一，不忍杀，刖足断臂，弃于大泽中。有一牝狼，每衔肉至其所，此因食之，得以不死。其后遂与狼交，狼有孕焉。彼邻国者，复令人杀此，而狼在其侧。使者将杀之，其狼若为神所凭，然至于海东，止于山上。其山在高昌西北，下有洞穴，狼入其中，遇得平壤茂草，地方二百余里。其后狼生十男，其一姓阿史那氏，最贤，遂为君长，故牙门建狼头纛，示不忘本也。”此记载中的“阿史那”就是“赤那”，“狼头纛”就是狼头旗。唐朝的王涯在其诗中就写到：“旌甲从军久，风云识阵难。今朝韩信计，日下斩成安。燕颔多奇相，狼头敢犯边。寄言班定远，正是立功年。”这里的“狼头”指的正是打着狼头徽号战旗的北方游牧民族。

关于这个问题有很多版本的：

1、在希腊文明时期，中国的丝绸已经通过“丝绸之路”来到了欧洲，于是希腊文中也出现了“丝”这一词汇，希腊文中“丝”的发音与中文相近。

随后，在拉丁文中，“丝”的发音已经基本与以后“CHINA”的发音相近，在法文中，“丝”的拼写则为“CHINE”，与英文“CHINA”的发音与拼写已经非常接近，最后再从法文正式“过渡”到了现在的“CHINA”一词。

而在印度语中，“丝”被称为“CINA”，即“丝国”之义，后来口译成“zhi na”(拼音啊，不是拼音发不了)。 丝绸是中西方文化交流中最早也是最主要的一种载体，在西方人眼里，丝绸是中华古代灿烂文明的象征，因此，英文中“中国”的翻译“CHINA”源自丝绸就顺理成章了。

2、中国古代景德镇地区叫做昌南，因景德镇瓷器远销海内外，所以人们将当地话昌南读作China。源头是景德镇的瓷器。

而我最近看到的一个帖子是这样解释的：景德镇瓷器出名于北宋时期，而“CHINA”最早见于古印度的一些典籍，如公元前10世纪初的《摩诃婆罗多》，公元前4世纪的《摩奴法典》及公元前3世纪的《罗摩衍那》等，这些古籍流行之时，何来秦始皇更谈不上茶叶、瓷器和北宋时期的昌南镇了。中国最早的名声是从南方丝绸之路传到印度，再辗转传到包括希腊、罗马在内的西土各国的，古印度对中国的称呼有“CHINA”和“CINA”二词，而“CINA”比“CHINA”出现得更早。“CHINA”这个读音传至古波斯为“CHINISTAN”，古叙利亚称为“TZINISTHAN”，其字根均源自“CHI”、“CHINA”和“CINA”，即“丝国”之义。

不论是“瓷器”还是“丝绸”都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代表、在人类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龙的传人更应将中华文明发扬光大、再创辉煌！！！

有！英国对汉学的研究比法国、德国和俄国都要晚。在18世纪的英国，除了威廉·琼斯爵士（Sir William Jones,1746—1794）这个大汉学家，似乎还找不到第二个人。琼斯爵士大概在他21岁的时候便已经开始接触汉语，阅读了柏应理和殷铎泽等人译的拉丁文版的《大学》、《中庸》、《论语》。从此，他对儒家学说和孔子产生了浓厚兴趣。他读完《大学》后，还写了一篇议论教育的文章，流传至今的只有文章的大纲。琼斯通过阅读这些儒家经典，加强了自身道德教育的信念，开拓了思想的领域。同时，《大学》中引用的《诗经》中的若干诗篇也使他初次接触到了中国的古典诗歌。琼斯曾经将《卫风·淇奥》中的一节分别用直译和意译的方式译成拉丁文，与其通信的波兰梵文学者瑞微兹基（Rivicski）看到他的译文后，十分赞赏，称其十分高雅和不同寻常。大约在1785年和1788年之间，琼斯担任亚洲学会的会长，发表了一篇关于《诗经》的演讲。在这篇演讲中，选有琼斯根据《大学》翻译的三节《诗经》中的诗，它们分别是：《淇奥》、《桃夭》和《节南山》。翻译时他参考了柏应理的拉丁文译本。他的译文比之前的珀西的译本准确多了。

法国汉学家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在1736年和1738年曾分别由布鲁克斯（R Brookes）和凯夫（E Cave）译成英文，英语读者由此最早接触到了其中收录的《诗经》和《书经》。“1829年，英国汉学家戴维斯（J F Davis）在其专著《汉文诗解》里以《诗经》和先秦至六朝民歌为例论述中国诗歌格律，开创了《诗经》原文英译的先河。”

第一部英译本的《论语》的翻译者是顾利（David Collie）,“他曾担任过马六甲的英华书院的汉语教授，英华书院印行过他的四书译本，书题为《通常被称之为四书的中国经典著作集》（1928）。”

四书 The Four Books：

《大学》the Great Learning

《中庸》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论语》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孟子》Mencius

五经 The Five Classics：

《诗》The Book of Songs

《书》The Book of History

《易》The Book of Changes（或：I-ching 易经的音译）

《礼》The Book of Rites

《春秋》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