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器

虎食人卣：盛酒器，商代后期，湖南安化出土，通高357厘米，重09公斤，现藏于日本泉屋博古馆。

此器通体为虎形，两后足及尾支撑作踞坐形，前爪与一人相抱，作张口欲食之状。人身与虎相对，手扶虎肩，双脚踏虎后爪上，头侧转，目睛有力，无丝毫恐惧态。虎顶部为卣盖，盖上立一小鹿。虎头两侧有提梁，两端有兽头，外侧饰夔纹。虎头及身为卣身。此卣形制复杂，显示铸造的高超技艺。虎口内人的发际、耳缘，虎的口腔，需用多样小范小能铸成。匠师为表现虎食人的动势，颇费苦心，是罕见精工细作的器皿。（同形一器藏于巴黎赛奴施基博物馆）

羊尊：

盛酒器，商代后期，通高154厘米，日本藤田美术馆藏。

此器为写实羊形，羊头有盘屈巨角，尖嘴、细眼。羊背为尊盖。盖细长，盖面饰浮突饕餮纹。前有一立夔，后有立鸟，均圆眼、弓背，形态生动。羊身及腿部满饰浅龙身凤首长形花纹。腿下有半圆形蹄，圆臀后有细尾下垂。此尊羊的形态生动，身体各部位比例准确，浅纹饰及立饰都很精美。

饕餮纹三足壶：

容器，商代后期，通高60厘米，日本藤井有邻馆藏。

此壶壶身壮大，盖与壶身联成一体，使壶成为无棱角金字塔形。盖上有蘑菇形纽，由于锈蚀，花纹不清，盖中部有小扉棱。壶敛口，口沿下饰浅三角形蕉叶纹。腹呈梯形，下膨，圆形底。颈、腹纹饰分三段，上饰饕餮纹，中间夹饰夔纹带，下部饰宽于夔纹带两倍的饕餮纹带，纹较深。腹部正中有突起扉棱。扉棱成上下两段饕餮纹通鼻，上段饕餮眼小而圆，稍有突起，下段眼较大，圆而突起。饕餮形象已由狰狞威严变为略见形迹的点线装饰。腹下有三柱足，足短粗，无纹饰。壶身正中两侧各有一环形耳，耳上部形似兽头。此壶造型十分稳定，外形圆浑，小纽、小耳、短足，使壶身愈显硕大而有气魄。其形制的特殊，乃青铜器中孤例。

双鸟鼍鼓：

乐器，商代后期，高794厘米，日本泉屋博古馆藏

此鼓全部为青铜铸造，其形可能仿自木鼓。鼓身横置，上较下略长，鼓下有四只外撇如爪的短足支撑。鼓身满饰浅饕餮纹及有目斜角云纹，两侧各有一人形图案。人面浮突，五官俱备，眼大而圆，似瞪视，上横粗眉；通鼻，有翼；口大、唇厚；耳、颈、躯干、四肢均为浅纹。颈细长，躯干为倒三角形，四肢伸张。鼓顶立雕两卧鸟，相背成枕形，中间有小孔。鸟下饰饕餮纹，绕以四瓣花纹方框。鼓两端像鼍皮鳞蒙面，鼓缘饰三列乳钉纹。纹饰精致，尤其鼓皮仿鼍皮十分相像。由此可证鼍（今称扬子鳄）皮蒙鼓早在商代已很普遍。

太保鸟卣：

盛酒器，西周早期，通高235厘米，日本白鹤美术馆藏

此卣形体为一扬头坐状鸟。鸟头有下弯紧闭的尖喙，上有小月牙状鼻孔。头上有大圆眼，眼中有凹陷的圆瞳。头顶有两冠，冠如角高而后弯，直至背部。颔下有两长圆形片状胡。颈部两侧有环，上衔弓状扁梁，梁面为竹节人字纹。鸟腹部膨大，背至腹部饰直线半弦鳞纹，至腹部成宽螺旋纹，是羽和翅的变形。鸟足弯曲前伸，上有简练单线纹。尾自腰后伸出分叉，和双足成鼎立状，稳稳支撑全身。此器自梁至足呈三角形，上小底大，造型稳重；鸟扬头前视，形简练，整体和谐粗犷。器有铭文“太保铸”三字。

婴戏图剔黑盘

盛食器，南宋晚期，高45厘米，直径312厘米，日本文化厅藏_

此盘呈圆形，其髹饰工艺亦为剔犀。纹饰图案分为两组，盘底为婴戏图，盘侧壁为缠枝花叶图，两组图案被两条同心圆圈纹隔开。婴戏图展现出富贵人家的中秋夜景：三重飞檐门楼前后掩映，在浓密的树荫遮掩下，在有“庭院深深深几许”之趣；飞檐门楼前为一曲槛围绕的庭院，10个孩童或卧或站，或驻足或奔跑，游戏耍闹，气氛热烈；曲槛外水流波动，花树繁茂，树梢上一轮圆月挂在天空，轮中丹桂、玉兔清晰可见。月中的清冷与人世的热闹对比强烈。孩童嬉戏于庭院，使人联想到浓荫掩映的楼阁内当有大人举杯赏月，此景此情让人尽灭出尘之念，点燃享受子孙绕膝、合家团圆的热望。

人物花鸟纹尺八

乐器，唐代，长436厘米，吹口径232厘米，竹，日晒正仑院藏

尺八即古箫。这件尺八共三节，孔正面五，背面一，是竖吹的竹管乐器。它在整体上以竹节与孔为节奏，以六孔作心点装饰大团花，在竹节边框处刻卷草纹，构成虚断实连的围转画面。在鸟鸣蝶飞、花草锦簇的景色中，置正反两组仕女：一组刻弹唱；一组刻赏花。她们云鬓高耸，长裙曵地，宛然是一幅自在逍遥的宫苑游乐图。

尺八采用了竹刻的“留青”技法，工艺复杂。刻去表皮，露出竹肌之处为地，保留表皮之外为纹，成为浅浮雕刻。竹材干后，表皮由青转白而后浅黄，竹肌则渐渐呈深黄，进而变红紫。时间愈久，皮、肌的色差越大，故而花纹日益清晰。孔心团花与节边卷草以线刻为主，主体人物则以面为主，开成经线衬面、以花草衬人物、以装饰托写实的生动和谐的艺术效果，使此古箫成为一件不朽的竹刻珍品。

唐代王维的一幅画“伏生授经图”纵28厘米，横49厘米。现藏于日本博物馆。

我国唐代王维的“干雪霁图卷”，纵313厘米，横2073厘米。现藏于日本。

东晋时期张僧繇的“五星二十八宿神形图卷(房屋神心星神)”，现藏于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

东晋时期张僧繇的“五星二十八宿神形图卷(岁星神)”，古绢本。现藏于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

东晋张僧孙的“五星二十八宿神形图卷(危星神)”，古绢本。现藏于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

东晋时期五张僧繇“星二十八宿神形图卷(虚星神)”，古绢本。现藏于大阪市立美术馆。

我国东晋时期的作者张僧繇的“五星二十八宿神形图卷(尾星神)”，古绢本。现藏于日本人阪市美术馆。

我国东晋时期的作者张僧繇五星二十八宿神形图卷(牛星神)，古绢本，现藏于日本大阪市美术馆。

东晋张僧繇“五星二十八宿神形图卷(斗星神)”。现藏于日本大阪市美术馆藏。

东晋张僧繇“五星十十八宿神形图卷(荧惑星神)”。现藏于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

我国历史上的南宋李安忠的《鹑图》，绢本，设色，立轴，纵242厘米，横276厘米。县收藏于日本根津美术馆。~

北宋石恪的《二祖心图》，纸本，墨笔，横幅，纵353厘米，横643厘米。现藏于日本国立东京博物馆。

我国南宋时宋汝志的《笼雀图》，立轴，绢本，墨画淡彩。纵22厘米，横22厘米。现藏于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

加一条，裴文中教授在周口店发现的北京人头盖骨，虽然现在下落不明，这笔帐日本人也是跑不掉的。

13世纪到16世纪左右侵略朝鲜、中国沿海各地和南洋的日本海盗集团的泛称，除沿海劫掠以外主要从事中日走私贸易，因中国古籍称日本为倭国，故称倭寇。日本在十四世纪处于南北朝时代，武士们相互征战，纷争不休，日本武士的制度将每一个武士归属于固定的大名藩国之下，一旦某藩大名战败，除藩，其属下的武士只会有少部分会被其他藩收编，有很大一部分中下武士将成为浪人，即无主武士，这些浪人失去固定收入，就不得不集结在一起在海上走私，劫掠，在十三世纪前，因为科技的原因，日本海船不能每次准确的到达中国海岸，导航及行船技术不够，可到了十三世纪之后，航运技术逐渐提高，两国之间的航道以无技术阻碍，于是这些浪人就开始了劫掠中国海线物资的生活，元代仅仅是个开始，以袭扰高丽为主，到了明就形成气候，肆无忌惮的抢劫我沿海各县，明代抗倭出现了许多名将，胡宗宪，戚继光，俞大猷，杨文等等，由于倭寇的袭扰，也导致了明代海禁，明嘉靖年间，戚继光，俞大猷找到了对付倭寇的战术，几次大仗下来，倭寇基本上平息了；

日本的《二十一条》，最早究竟是由谁透露出来的又是怎样透露的许多史著和文章对此语焉不详。笔者在阅读民国史料时，发掘到有关这一问题的一些史料。现据此谈点一管之见。以下是我为你精心整理的绝密的二十一条条约是谁泄露，希望你喜欢。

绝密的二十一条条约泄露人

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列强忙于欧战，无暇顾及在远东地区的扩张。日本则利用这一形势，趁机加强在华的侵略势头，企图排斥其它帝国主义国家，达到独霸中国的目的。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特务在华活动十分频繁。早在大战爆发前夕，日本参谋本部就已获得情报，得知袁世凯确有做皇帝的念头。所以，日本政府在这一阶段很注意加强与袁世凯身边一些人的联系，以了解袁世凯的心态，掌握袁世凯的动静。

1914年8月，离大战爆发不到一个月，日本政府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德国把中国的青岛租借地及其周围地区，包括胶州湾在内交给日本。德国当时虽然无法采取强硬态度，然而还是拒绝了日本的要求。日本遂派军在山东登陆，德军在进行了象征性抵抗后投降。日军占领青岛，接管了整个德国租借地，控制了胶济铁路，并想进一步全面控制中国政府。

1915年的1月18日，由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秘密会见袁世凯，面交充分暴露日本政府独占野心的《二十一条》。当日置益陈述完《二十一条》的基本内容后，袁世凯十分吃惊，当时他表情严峻，回答说：“此条款请与外务部会商。”临行，日置益威胁说：“如秘密(指《二十一条》)泄露出去，日本当断然采取行动。” 《二十一条》共分五号：第一号是关于山东，第二号是关于满蒙，第三号是关于长江流域，第四号是关于福建省，第五号是关于中国政府聘用日本顾问、中国武器的标准化以及全国警察聘用日本教官等问题。

袁世凯与日使会见后内心是非常不平静的。据顾维钧1960年对唐德刚教授口述 历史 时说，袁世凯在与日置益见面后，就立即召开了紧急会议，确定了同日本谈判的方针，并让当时的外交总长孙宝琦辞职，再次任命职业外交家陆徵祥为外交总长。之后，袁世凯单独召见了陆徵祥，经过密商后， 决定 不顾日本的威胁，把《二十一条》的内容透露出去。陆徵祥离开袁世凯的大总统府后，立即找来了顾维钧。顾维钧当时任外务部主事兼英 文秘 书。顾接受 命令 后，立即携带《二十一条》文本，秘密送往美国公使馆。陆徵祥的原意是先交给英国的路透社，而顾维钧却将文本首先送往美国公使馆。美国新闻界得到《二十一条》后，如获至宝，立即予以公布。消息传出后，迅速引起了世界舆论的注意，更是深深地震惊了美国政府，并对1921年召开的华盛顿会议产生了微妙的影响。

在以后几个月的中日 马拉松 式谈判过程中，每 天下 午或第二天，顾维钧都去见美国公使芮恩施和英国公使朱尔典，向英美 通报 谈判情况。

由此可见，最早向全世界披露日本野心，把中国变为日本殖民地的《二十一条》的是美国，而授意泄露《二十一条》的则是袁世凯本人，陆徵祥参与其事，顾维钧是具体执行者。遗憾的是这其中还有许多细小的情节无从核查清楚，盖其原因是顾维钧所保存的1931年以前的文件， 收藏 在天津他的私宅，而其中有关这部分的文件全部丢失。

那么，袁世凯为什么要 指示 陆徵祥、顾维钧把《二十一条》的内容透露给新闻界呢原来这是他的一个计谋。围绕《二十一条》，中日双方举行谈判，袁世凯的策略是尽量拖延。他指示陆徵祥，“要尽可能拖延下去。”而日本方面则想尽快结束谈判，尽快签字订约。为了执行袁世凯的指示，陆徵祥想出了许多 办法 来拖延谈判。日本要天天谈，每周五次，陆徵祥则提出每周开一次会，并和颜悦色地和日方争辩。陆推脱说自己很忙，有许多别的外交问题等他处理，还要参加内阁的会议。最后双方达成妥协，每周双方会谈三次。袁世凯之所以采取拖的策略，是为了期待西方列强出面干预。这就是袁世凯要把《二十一条》的消息和内容透露出去的原因。袁世凯的本意是想利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借助欧美的力量来牵制日本，以便在复辟帝制问题上少付出一些代价。美国政府在得到《二十一条》的消息后，确也向日本政府施加过压力，美国政府通过日本驻美大使和自己的驻日大使将美国的立场通告东京日本政府，尽管这样，袁世凯还是没有完全达到目的。到 1915年5月7日，日本提出最后通牒，限48小时答复。袁世凯不甘心放弃做皇帝的念头，结果还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于5月9日签订了《二十一条》。这样，不仅袁世凯为国人憎恶和唾骂，而且参与签订《二十一条》的陆徵祥也成为众矢之的。

二十一条背后的博弈

1914年9月2日，正值欧洲战场上刀光剑影、狼烟四起之时，日军突然借口对德宣战，在山东半岛龙口登陆并向德国租借地青岛发动进攻。德国驻军在象征性的抵抗后便宣告投降，但日本并没有就此收手，其以胶济铁路系德国产业为名，随即占领了整个胶济铁路并将德国及中国雇员全部赶走。不仅如此，日本在占领青岛后，随后又将胶济铁路沿线的矿山、企业及海关加以全面占领，事实上是继承了德国的一切侵略权益。

得知日军侵入山东半岛后，袁世凯于当晚便在总统府召集内阁各总长开会，据参会的外务部参事顾维钧回忆，袁世凯当时问陆军总长段祺瑞，如果抵抗的话可以维持多久，段祺瑞说能抵抗48小时。袁世凯问48小时后怎么办，段祺瑞说听候总统指示。袁世凯叹了口气，遂决定仿照1904年日俄战争时期的老办法，划定日军过境的走廊和交战区，以尽可能地防止战争波及其他地区。

日本这次对德宣战，表面是要报甲午战争时期“ 三国 干涉还辽”的一箭之仇，但实质上则是对山东半岛觊觎已久的结果。中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已经宣布中立，日军此次侵略中国的行为非但违反了 国际 法，从逻辑上来说也是荒唐的。但是，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往往是由国家实力来决定的，在无力阻止日军行动的情况下，袁世凯也只能再次接受当年日俄战争时期的屈辱“中立”。

众所周知，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是有计划、有步骤的，尽管臭名昭著的“中奏折”可能是伪造的，但其大体策略，即“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却不折不扣地得到了执行。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攫取了朝鲜和我国台湾，在日俄战争中获得东北(南满)的侵略权益，这一次也不仅仅会局限在青岛一隅。

1915年1月18日，在一个寒冷的冬日，刚刚从东京回任的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在谒见袁世凯的时候，突然抛出日本政府的对华要求，共计五号二十一条，这就是历史上骇人听闻的“二十一条”。

二十一条的主要内容

第一号共四条，要求中国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山东省不得让与或租给他国;准许日本修建自烟台(或龙口)连接胶济路的铁路;山东各主要城市开放为商埠。实际上要把山东变成日本的势力范围，为瓜分中国做准备。

第二号共七条，要求中国承认日本在南满和内蒙古东部的特殊权利，日本人有居住往来(实际上是无限制移民)、经营路矿等项特权，且不许其他列强介入;旅顺、大连的租借期限及南满、安奉两铁路期限，均延长至99年。日本阴谋将东北和内蒙古变成自己的殖民地，可谓是存心积虑。

第三号共两条，要求把汉冶萍公司改为中日合办，中国不得自行处理，附近矿山不准公司以外之人开采。

第四号一条，要求所有中国沿海港湾、岛屿概不租借或让给他国。换句话说，中国成为日本的被保护国。

第五号是最狠的，共有七条，包括：要求中国政府聘用日本人为 政治 、 军事 、财政等顾问;中日合办警政和兵工厂，中国向日本采购一半以上的军械;武昌至南昌、南昌至杭州、南昌至潮州之间各铁路的建筑权让与日本;日本在福建省有开矿、建筑海港、船厂及筑路的优先权;日本人在中国有传教之权，日本人经营的医院、寺庙及学校，在内地有土地所有权，等等。这几乎是要把中国变成日本的附属国，与当时朝鲜的地位相同了。

日本此时抛出“二十一条”并非偶然，早在1900年，日本浪人内田良平便发起了一个名叫“黑龙会”的组织，这个组织以中国的黑龙江为名，其用心显而易见。黑龙会虽然名义上是个民间组织，但对日本军方的决策有重大影响，他们自成立伊始便深入朝鲜、中国东北、蒙古、西伯利亚等地，其活动包括刺探 收集 情报、秘密绘制地图、收买民族败类、策动内乱等，如朝鲜之合并、拉拢宗社党人、策动满蒙独立等等，背后都不乏黑龙会的影子。

黑龙会在思想上自命为黄种人的代表，并提出由日本来充当远东盟主，亚洲各国在日本的领导下对抗白种人。这种所谓的“亚细亚主义”，其实是亚洲版的“门罗主义”，也是后来“大东亚共荣圈”的思想根源。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内田良平觉得日本的时机已到，随后便以黑龙会的名义亲自起草了一份名叫《对华问题解决 意见 书》(即《黑龙会备忘录》)的文件，并将之转呈给首相大隈重信。内田良平在这份意见书中提出，趁着中国目前尚未强大且孤立无援之机会，胁迫中国接受秘密条约，造成“保护国”的既定事实、打击袁世凯的威望，支持一切反袁力量以促成中国的内乱;支持除袁世凯以外的帝制复辟活动，使中国在政体上与日本保持一致，为今后中日合并创造条件。

当时黑龙会的逻辑是这样的，他们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应当趁着西方列强无暇东顾的宝贵时机有所作为，因为欧战终有结束之时，届时列强仍旧会重返远东，如果日本在大战期间抢先对中国下手，加以独占并造成既定事实的话，届时列强也就无可奈何，这样日本便树立了远东霸权，并可以此为基础进一步争夺世界霸权。

黑龙会的计划主要包括以下几条：一是在南满和东蒙确定统治权，随后向这些地区大量移民(正如二十年后之所为)，为日本的扩展打下牢固的基础;二是在中国内地修建并控制铁路网，开发那些取之不尽的资源矿产，并排斥列强前来竞争;三是取得中国的政治、军事、警政、财政的监护权，将中国变成日本的保护国，为中立合并打下基础(所谓“朝鲜道路”)。

当时的日本元老重臣及内阁军部，他们不仅在侵华的思维逻辑上与黑龙会不谋而合，就连其侵华步骤和计划蓝图都是高度一致。事实上，后来的“二十一条”即是以内田良平的这份意见书为蓝本，而之后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等等，与这个《黑龙会备忘录》在思想和理论上都是一路货色，其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日本此时提出“二十一条”是有备而来的，因为它之前便已料定中国缺乏反抗能力，从一开始便警告袁世凯这是秘密条约，必须从速商定不得外泄。倘若中国不答应，日本就要海陆并进，大举进攻，而当时的列强都没有能力前来干涉，美国虽然尚未介入欧战，但也不愿独力阻止日本的侵略计划。对此，日本是早有战略预估，因而也就肆无忌惮了。

“二十一条”是袁世凯从政以来最严重的外交危机。袁世凯采取的第一个 措施 便是利用各种渠道摸清日方的底牌，他先派出日籍顾问有贺长雄返回日本访问日本政界元老松方正义及山县有朋，探查其中的内幕，随后又派人花重金收买日本间谍，调查日方的有关情况，以在谈判中争取主动。

为配合摸底活动，袁世凯在谈判中故意采取了拖延战，他首先将在外交交涉中不甚在行的孙宝琦换下，随即再度启用了善于在困难局面前谈判的前外交总长陆征祥，并指示陆征祥与曹汝霖在谈判中逐条商议，务必拖延时间，不可被日本人牵着鼻子走。

陆征祥为了贯彻袁世凯的指示，他也想了很多办法，譬如日本提出每天开议，而陆征祥则提出，他的事务非常繁忙，每周只能开一次会，最后使得日方妥协，每周会谈三次。在每次谈判之时，陆征祥总是故意缩短会议时间，譬如每次开会，陆征祥说完开场白后即命献茶，并尽量拖长喝茶的时间，这与猴急的日方代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日本代表也无可奈何，因这毕竟是东方的礼节。

袁世凯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的信息显示，“二十一条”并没有经过御前会议(如果要动用武力必须经过御前会议)，而是大隈重信内阁擅自采取的秘密行为。由此，袁世凯便有步骤地通过报纸及外交渠道将“二十一条”的内容透露出去，结果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二十一条”立刻成为纽约及伦敦媒体的头条新闻，这也使得日本试图尽快结束同中国的秘密谈判已经不可能。

美国国务卿在得知“二十一条”的内容后，随即照会中日两国，声明美国对于中日两国所缔结的条约如果有违门户开放政策的话，将一概不予承认。事实上日本之所以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正酣的时候提出“二十一条”，实际上就是要迫使英法美等国势力从中国退出而在东亚实行日本的“门罗主义”，即将中国变成日本独占的利益范围。就当时而言，唯一能够干预并阻止日本在东亚扩张的重要国家也只有美国，美国当时推行的“门户开放”政策正是与日本的图谋格格不入的。

国内人民在得知“二十一条”的消息后更是义愤难平，国内外各界要求政府对日抗战的电报如雪片飞来，在各方的压力下，谈判陷入了僵局，一拖便是四个月。日本人见在谈判桌上无法取得进展，随后便在东北、山东、福建沿海等地增兵，出一副谈判失败即开战的架势，并在5月7日提出最后通牒，限中国在48小时内对一至四号及其福建问题给予日本“满意之答复”，否则就要诉以“必要之手段”。

1915年5月9日，外交总长陆征祥、次长曹汝霖及中方谈判代表施履本将“二十一条”的最后修订本交给日本公使日置益，危机暂时化解。据当事人曹汝霖后来的回忆说：“当时，我心感凄凉，有一种亲递降表的感觉。”

尽管是大兵压境之下的城下之盟，但若把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要求”原件和签订后的新约相比，二者还是有霄壤之别的。在各方压力下，日本自行取消了最凶残的第五号要;要求“所有中国沿海港湾、岛屿概不租借或让给他国”的第四号被删除，改由中国自行声明;第三号中的两条删除一条，第一、二号中的十一条中日本所要求的无限移民及日商课税须得日本领事之同意，“中国方面绝对不能接受”，其他条文不是“留待日后磋商”，就是加进了限制条件，最后签订的实际上只有“十二条”。

这里有个人需要重点提一下，这就是后来的东北王张作霖。张作霖马匪出身，后来投入军队，民国初年只是巡防营某路的统领，但“二十一条”签订后，袁世凯秘密派段芝贵去了几次东北后，张作霖的势力突然大增，并从德国洋行购买大量的军械，并声称：“只要有我在，日本人不敢出附属地!”而日本人想在南满、东蒙开发产业，也大都遭到张作霖的阻挠而极少施行。

张作霖和袁世凯在做事方式上颇有相像之处，两个人都是枭雄，重权术，轻条规，袁世凯对张作霖也有惺惺相惜之感。据袁世凯的女儿袁静雪回忆，当时袁世凯对张作霖极为笼络，每次张作霖来，袁世凯都会在办公室接见，而张作霖当时只是二十七师的师长，按理只能在居仁堂的楼下被接见。袁世凯用张作霖暗中抵制日本人，也成为张作霖成为东北王的开始。

日本的强蛮恶行引发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怒，当时全19个省的都督向中央表示支持的决心，他们不断呼吁中央决不屈服日本压力，而总统府也每天都要收到潮水般涌入的信件和电报，一时间民情沸腾，有抵制日货的，有毁家纾难的，民众的爱国情绪日益激昂。就连海外的 留学 生、侨胞等也纷纷奔走呼吁，坚决反对签订“二十一条”。

在长达八个多月的抗议浪潮中，日本成为过街老鼠，不仅在经济上受到重大损失，国际上也受到了美国和英俄等国的压力，正如旅美 历史学 家唐德刚所评价的：“日本虽然费尽心机提出‘二十一条要求’，弄得臭名昭著，后来也只落得个雷声大、雨点小的收场，为天下。”

不仅如此，大隈重信也因为未经御前会议就贸然提出“二十一条”，结果导致外交失败(日本所认为的)而下台。接任首相的寺内正毅后来也不得不承认：“大隈内阁向中国要求‘二十一条’，惹中国人全体之怨恨，而日本却无实在利益。”

尽管日本试图将中国变成保护国的阴谋最终破产，但中国在这次危机中受损的程度也是惊人的，譬如延长旅大租期至九十九年等等，都是不可思议的、丧权辱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