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有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部分几乎可以说是这个世界上最最最优秀的文化了，只不过由于近代政治原因及国外文化冲击等人为原因才没落了，学习传统文化对一个人修身养性陶冶性情广博知识都是非常有用的。

对你说的看书方法的问题，我想说，应该还是先把基础打好，由易入难，逐渐掌握一些古文基础，比如字的常见古义，句型结构，以及段落等问题。所以这个我建议你可以先看一些古代通史，因为史书里的古文是最简单易懂的古文了，而且还可以增加你的历史常识，读起来故事趣味性强，可以先从这方面入手，比如从《二十四史》（当然如果不是从网上阅读而是买书的话这个花费估计不小），《史记》（经典中的经典了），《资治通鉴》等看起来，再辅以唐宋的一些散文杂文以及历代的笔记体书如《世说新语》（这个我最喜欢读了，有味道）、《荣斋随笔》、《梦溪笔谈》这一类的，因为散文来说我觉得是唐宋的最为容易了，先秦及汉代的文字就跟《左传》《易》《论语》等以及诸子百家的著作一样，精而简（读起来即使你查字典也很可能造成囫囵吞枣，难以深入进去的），所以对于新人来说这个困难不小，而到了明清的古文虽然有白话趋势，但我觉得相对于唐宋文反而变得晦涩了，所以优先推荐唐宋文，这个有本《古文观止》选得很好，它里面除了唐宋的部分外也都很不错，初学来说值得推荐。当然你有个习惯非常好，那就是喜欢自己查字典，这对于一个真心要学习的人来说十分重要。

等到自己觉得小有成就了的时候，前面说的通史最起码完完整整看下一两本来，史记基本能翻一遍了这时就可以进阶一部，去阅读下先秦两汉的的典籍了，像《论语》《楚辞》诸子百家西汉文赋这些。

古诗词也是一部分，但相对来说比较独立，而且不难，可以凭个人喜好直接入手阅读学习就好了。

上面这些这是我自己的一些意见，下面这个总结的初高中古文学习方法，还不错，看看吧，尽量去按着这些做一定会有所收益的。

第一，要有相关的历史知识。常言说，文史不分家。每个人都是生活在一个时代里的，这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必定会对他产生影响。所以，我们只有了解了这个人所处的时代，才能了解他的作品的内涵。比如屈原，他力主改革，希望楚国强大，但楚王“内惑于郑袖，外欺于张仪”，先疏远屈原，后把他流放汨罗江，使其改革之志不能实现，投江而死。了解了这段历史，我们在理解《离骚》时就容易的多了。

第二，具备相关的文化常识。中国古代文化博大精深，内涵丰富，并且有许多内容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地演变。如姓名和称谓，官职和科举，地理常识，宗法礼俗，服饰和器物，历法和刑法，古籍注释体例等八个方面所涉及的内容，古今有很大的差别。这些内容虽然不需要学生全部掌握，但平时学习中遇到的也应积累下来作为自己的知识储备，以便在文言文学习和考试中随时调用。

第三，学会以“今人之心，度古人之腹”。我们生活在当今社会，面对灾难，会团结一心，众志成城；面对丑恶，会抨击、鞭挞；我们会同心抵御外辱。其实这种思想感情是一脉相承的。面对外辱，文天祥写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面对百姓的困苦，杜甫写下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所以我们在学习古文时，应善于把古人和今人的情感放在一起对比联想，从而揣摩古人的思想，准确的理解文言文所反映的实质。

第四，把握课本，扎实文言文基础。平时的文言文学习，一定要熟练掌握课本中所出现的知识点：①字音，包括多音字和异读字。②词义，包括古今异义、一词多义、词类活用。③文言句式，包括特殊句式和文言复句。

第五，在学习一篇文言文中应做到如下几点：首先，整体把握文章，理解文章的主要内容；其次，在整体把握课文上落实对段的理解；再次，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联系上下文进一步理解词句；最后，在前三个条件的基础上，进一步理解文章的深层含义。总之，平时的学习能做到以上几点就会为高考打下坚实的基础。

　　杂家（zájiā）中国战国末至汉初的哲学学派。以博采各家之说见长。以“兼儒墨，合名法”为特点，“于百家之道无不贯通”。《汉书·艺文志》将其列为“九流”之一。杂家的出现是统一的封建国家建立过程中思想文化融合的结果。杂家著作以秦代《吕氏春秋》、西汉《淮南子》为代表，分别为秦相吕不韦和汉淮南王刘安招集门客所集，对诸子百家兼收并蓄，但略嫌庞杂。又因杂家著作含有道家思想，故有人认为杂家实为新道家学派。

　　杂家，列于诸子中，是很鲜明的一派，因为它是战国末至汉初兼采各家之学的综合学派。《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将其列为九流之一。 后有赵蕤著<反经>综述杂家

　　战国末期，经过激烈的社会变革，封建制国家纷纷出现，新兴地主阶级便要求在政治上、思想上的统一。在这种呼声下，学术思想上出现了把各派思想想融合为一的杂家，杂家的产生，大体上反映了战国末学术文化融合的趋势。

　　杂家的特点是"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杂家虽只是集合众说，兼收并蓄，然而通过采集各家言论，贯彻其政治意图和学术主张，所以也可称为一家。

　　《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载：杂家著作有《盘盂》二十六篇，《大禹》三十七篇，《五子胥》八篇，《子晚子》三十五篇，《由余》三篇，《尉缭》二十九篇，《尸子》二十篇，《吕氏春秋》二十六篇，《淮南内》二十一篇，《淮南外》三十三篇等等。其中以《吕氏春秋》、《淮南王》（但也有人认为《淮南王》一书以道家为主，兼才众家。应属道家著作才是，《淮南王》在古代也曾被划入道藏）为代表著作。杂家著作现在只留下《吕氏春秋》、《淮南王》、《尸子》（原书已佚，今仅有后人辑本）三书。

　　杂家的代表性人物是吕不韦，吕不韦（约前290—前235年），卫国濮阳（今河南濮阳）人。他任秦相期间，招揽门客三千余人，并亲自参与其间，历时近十年，编成《吕氏春秋》，足可为杂家代表性著作。

　　《尸子》一说为杂家学说，在秦统一后，学术思想遭到钳制，特别是汉代“独尊儒术”后，各家学说均被禁锢。《尸子》一书遭禁毁难免，所以早佚。唐代又重被辑成。

　　先秦杂家著作。《汉书‧艺文志》杂家有“《尸子》二十篇”﹐班固自注﹕尸子“名佼﹐鲁人﹐秦相商君师之。鞅死﹐佼逃入蜀”。刘向《荀子书录》说尸子著书“非先王之法﹐不循孔氏之术”﹐似曾有法家倾向。《隋书‧经籍志》杂家记载: “《尸子》二十卷﹑目一卷。梁十九卷。秦相卫鞅上客尸佼撰。其九篇亡﹐魏黄初中续。”可见原书在三国时已亡佚一半﹐所以黄初(220～226)中才续补了九篇。《後汉书‧宦者吕强传》李贤注说:“(佼)作书二十篇﹐十九篇陈道德仁义之纪﹐一篇言九州险阻﹑水泉所起也。”这里说十九篇陈道德仁义﹐显然与刘向《别录》所说的商鞅师尸佼的思想不合。隋唐以来流传的《尸子》﹐虽非汉以前《尸子》之旧﹐却反映了魏黄初中人续补的内容。这个本子到宋代又已亡佚﹐宋末王应麟所见《尸子》只存一卷。唯《群书治要》中尚残存十三篇佚文。清代辑《尸子》的有许多家﹐《心斋十种》本为惠栋辑﹐任兆麟补辑。《平津馆丛书》本乃章宗源辑﹐孙星衍补辑。《湖海楼丛书》本为汪继培辑。《尸子》佚文的思想兼宗儒﹑墨﹑名﹑法﹑阴阳﹐的确算是杂家。但书中保存先秦《尸子》的多少内容﹐难於辨析。

　　《尸子》一书早佚，后由唐代魏徵、清代惠栋、汪继培等辑成。《汉书·艺文志》著录《尸子》二十篇。根据班固的记载，尸子名佼，鲁国人，是商鞅的师傅。刘向说：“楚有尸子”，又说他为“晋人”，是商鞅之客，“卫鞅商君谋事划计，立法理民，未尝不与佼规也。商君被刑，佼恐并诛，乃亡逃入蜀。”（刘向《别录》，据《史记·孟荀列传·集解》所引）

　　尸佼逃往蜀后，写作《尸子》书。《汉书·艺文志》列尸佼为杂家。他的思想，融合了儒、墨、道、法各家，和孟轲、荀卿、商鞅、韩非等人的思想都有相通处；对农家许行也有影响；在思想史上是个重要环节。

　　面对战国时期阶级矛盾尖锐的形势，尸佼认为如何稳定农民、巩固统治，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尸佼强调“兼爱百姓，务利天下”（《尸子下》）。《尸子》云：“禹治水，为丧法，曰：毁必仗，哀必三年，是则水不救也。故使死于陵者葬于陵，死于泽者葬于泽，桐棺三寸，制丧三日。禹兴利除害，为民种也。”（《尸子下》）

　　这里宣扬的是“节葬”的思想。《尸子》书又说：“绕梁之鸣，许史鼓之，非不乐也。墨子以为伤义，故不听也。”（《尸子下》）

　　这宣扬的是“非乐”的思想。“节葬”、“非乐”，都是从墨家学派中吸取来的。

　　《尸子》借子夏之口说：“鱼失水则死，水失鱼犹为水也。”（《尸子下》）指出了民心对于统治者的极端重要性，认为“天子忘民则灭，诸侯忘民则亡。”这强调了安抚百姓是国家稳定、巩固的关键。

　　尸佼劝说统治者要“善修国政”，说“君若不修晋国之政，内不得大夫，而外失百姓，”“天子以天下受令于心，心不当则天下祸。”《尸子上·贵言》尸佼要求统治者效法古代神农、有虞氏等圣王，和农民“并耕”，认为这是“所以劝耕也”。（《尸子下》）他强调发展农奴的个体经济，“使天下丈夫耕而食，妇人织而衣”（《尸子上·贵言》），以改善农奴生活。

　　《尸子》说：“车轻道近，则鞭策不用；鞭策之所用，道远任重也。刑罚者，民之鞭策也。”（《尸子下》）但尸佼反对滥用刑罚，认为“刑以辅教，服不听也。”统治者之所以要用刑罚，“非乐刑民，不得已也，此其所以善刑也。”（《尸子下》）

　　《尸子》鼓吹“劝学”，强调“教化”。他说：“学不倦，所以治也；教不厌，所以治人也。夫■舍而不治则腐蠹。”（《尸子上·劝学》）他说：“天下非无乱人也，尧舜之道，可教者众也。”（《尸子上·贵言》）“子路，卞之野人；子贡，卫之贾人；颜涿、聚盗也；颛孙师，驵（狡＜墨吉＞之人）也。孔子教之，皆为显士。”（《尸子上·劝学》）还说：“贤者易知也。观其富之所分，运之所进，穷之所不取，然则穷与运，其与成贤无择也。是故爱恶亲疏，兴发穷达，皆可以成为义，有其器也。”他强调不管在上位的怎样对待在下位的，直至“监门、逆旅、农夫、陶人”，都要毫不动摇地修身行义，做到“忠孝善贤”。他还强调“学之积也”（《尸孙·劝学》），要求不间断地学习。认为“未有不因学而鉴道，不假学而先身者也。”这些论述，都含有合理的因素和积极意义。尸子关于君依赖于民的鱼水譬喻，和“劝学”的思想，对后来荀子的“水则载舟，水则复舟”和“劝学”思想的形成，是有影响的。

　　尸佼认为，社会的动乱，在于有“邪人”，人所以作恶，在于有“邪欲”。因此必须去“邪人”，除“邪欲”。《尸子》说：“国乱则择其邪人去之，则国治矣；胸中乱则择其邪欲而去之，则德正矣。”《尸子》书曰：“目之所美，心以为不义，弗敢视也；口之所甘，心以为非义，弗敢食也；耳之所乐，心以为不义，不敢听也；身之所安，心以为不义，弗敢服也。然则令于天下而行，禁马而止者，心也。故曰，心者身之君也。天子以天下受令于心，心不当则天下祸；诸侯以国受令于心，心不当则国之；匹夫以身受令于心，心不当则身为戮矣。”（《尸子上·贵言》）

　　《尸子》认为，只要“心”正，“心以为不义”，就能制止目、口、耳、身等感官不正当的欲望。他说：“心者，身之君也。”从天子到匹夫，都“以身受令于心”。心不当，或为天下祸，或者身被戮。他说：“神也者万物之始，万事之纪也，”又说：“治于神者，其事少而功多”。所以用德义来治理心神，是最根本的。尸佼这些思想，和孟子的“正己”、“修身”，心能使耳目器官不“蔽于物”和“万物皆备于我”等理论，都是息息相通的。

　　尸佼的上述理论，包括“劝学”、“德义”这些思想，都是针对当时的实际情况而发的。农民的反抗，使社会矛盾激化，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巩固国家政权，尸佼向统治者劝谏，要“修先王之术，除祸难之本，使天下丈夫耕而食，妇人织而衣，皆得戴其首，父子相保。”统治者实行“善政”，抚恤百姓，使百姓得其所，安其业，丰衣足食，他们便不会起来反抗，就能免遭杀戮，保全首领；统治者也消除了“祸患”。这样，社会就能富庶起来，“此其万物以生，益天下以财，不可胜计也。”（《尸子上·贵言》）

　　尸佼认为治理天下的根本办法，在于“审名分”。他说：“若夫名分，圣之所审也。……审名分，君臣莫敢不尽力竭智矣。天下之可治，分成也；是非之可辨，名定也。”

　　“名分”，尸佼称之为“一”，他说：“审一之经，百事乃成；审一之纪，百事乃理；名实判为两，合为一。是非随名实，赏罚随是非。是则有赏，非则有罚。人君之所独断也，明君之立也。”（《尸子上·发蒙》）

　　尸佼认为，“名分”审定，则百事得理，是非能判，赏罚分明，人君便可为明君。

　　“分”与“治”的关系是什么呢？《尸子》书说：“天地生万物，圣人裁之。裁物以制分，使事以立官。君臣父子，上下长幼，贵贱亲疏，皆得其分曰治。爱得分曰仁，施得分曰义，虑得分曰智，动得分曰达，言得分曰信。皆得其分，而后为成人。明王之治民也，事少而功立，身逸而国治。”（《尸子上·分》）

　　尸佼看来，只要人人、事事都得其“分”，那国君就能很好地治理国家，天下便会得以长治久安。“得分”便“国治”的原因是什么呢？《尸子》说：“事少而功多，守要也；身逸而国治，用贤也；言寡而令行，正名也。君人者，苟能正名，愚智尽情；执一以静，令名自正；令事自定，赏罚随名；民莫不敬。……知此道也者，众贤为役，愚智尽情矣。”（《尸子上·分》）

　　尸佼强调了用“贤”的重要性，他说：“有虞之君天下也，使天下贡善；殷周之君天下也，使天下贡才。夫至众贤而能用之，此有虞之盛德也。”（《尸子上·分》）用贤则国盛，那如何用贤呢？《尸子》说：“群臣之愚智，日劾于前，择其知事者而令之谋。群臣之所举，日劾于前，择其知人者而令之举。群臣之治乱，日劾于前，择其胜任者而令之治。群臣之行，可得而察也。择其贤者而举之，则民竞于行。胜任者治，则百官不乱；知人者举，则贤者不隐；知事者谋，则大举不失。……圣王只言于朝，而四方给矣。是故曰正名去伪，事成若化；以实覆名，百事皆成。夫用贤使能，不劳而治；正名覆实，不罚而威；达情见素，则是非不蔽。……圣王之民易治乎。”（《尸子上·分》）尸佼还强调人君要“虚心”、“审分”，使“是非随名实，赏罚随是非”，那么“明分则不蔽，正名则不虚，赏贤罚暴则不纵，三者治之道也。”（《尸子上·发蒙》），人君如能“审分”、“用贤”，就能“身逸而国治”、“自为而民富”了，人君就算纵情享乐，人民也照样能富裕起来，这当然是虚妄之想。但尸佼强调的“正名去伪，以实覆名”，任用贤才还是有积极意义的。

　　《尸子》的“审名分”理论，和荀子、韩非、道家的一些思想也是息息相通的。

　　由上可见，《尸子》是杂含各家学说，兼收并蓄的。《尸子·广泽》是尸佼的学术史论，在此篇中，他刻意发掘各家可以融通、认同的层面，主张“综合名家”。他对各家学派的不同主张和个性特征进行了概括：“墨子贵兼，孔子贵公，皇子贵衷，田子贵均，列子贵虚，料子贵别囿。其原之相非也，数世矣而已，皆■（掩）于弘也……若使兼、公、虚、均、衷、平易，别囿一实也，则无相非也。”（《尸子上·广泽》）

　　尸佼认为，诸子百家彼此相非是没有必要的。墨子主张“兼”，孔子主张“公”，皇子主张“衷”，田子主张“均”，列子主张“虚”，料子主张“别囿”，其实都是同一意思，是相互一致的，即“公”、“去私”，这也反映了尸子的学术主张。

　　《尸子》又说：“因井中视星，所视不过数星；自邱上以视，则见其始出，又见其入。非明益也，势使然也。夫私心，井中也；公心，邱上也。故智载于私，则所知少；载于公，则所知多矣。……是故，夫论贵贱、辨是非者，必且自公心言之，自公心听之，而后可知。”

　　尸佼在这里强调了理解事物时客观的重要性，勿以“私心”掩蔽了“智”，而不辨是非。

　　总之，对于纷繁复杂的各家学说的诠释，由于尸佼刻意的兼综并取，使各家彼此相通，从而也抹杀了各学派的对立、分歧。而真理往往是在相非相争、百家争鸣中得以出现、发展的。但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引进、容忍、融通多元文化、百家各说，然后加以选择和中合，是有其实践价值的。《广译篇》透露出来的，就是希望结束纷争混乱，实现统一的思想。

1、经：是指儒家列为经典和注释经典的著作，如“四书五经”。“四书”指《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五经”指《诗》、《书》、《礼》、《易》、《春秋》。

2、史：记述历史史实、地理疆域、官职等的书。有以年代为线索编排有关历史事件的编年体历史著作。

如《左传》；有以人物活动反映历史事件的纪传体历史著作，如《史记》；有以事件为主线，将有关专题材料集中在一起，首创于南宋的纪事本末体的历史著作，如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有以国家为单位分别记述的国别体历史著作，如《国语》、《战国策》等。

3、子：指战国以来诸子百家的著作及工、农、医等各种科学技术著作，诸如《墨子》、《庄子》、《韩非子》、《本草纲目》、《梦溪笔谈》等。

4、集：是指历代作家诗文集，诸如《乐府诗集》、《古诗九十九首》、《全唐诗》、《古文观止》等。

“经史子集”是中国古籍按内容区分的四大部类。一些大型的古籍丛书往往囊括四部，并用以命名，如《四库全书》、《四部丛刊》、《四部备要》等，可见四部分类对古籍的重要意义。

扩展资料：

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物，适用于传统文化典籍。今天，它仍是我们熟悉古籍、进而了解传统文化的一把钥匙。五四以来，我国借鉴西方的图书分类法，按现代学科体系进行图书分类。

汉代以后，各种官修，私撰的古籍分类目录不断涌现，分类方法也不断有所改进。西晋荀勖的《晋中经簿》将六略改为四部，即甲部录经书（相当于六艺），乙部录子书（包括诸子、兵书、数术、方技），丙部录史书，丁部为诗赋等，这就奠定了四部分类的基础。

东晋李充所编《晋元帝书目》根据当时古籍的实际情况，将史书改入乙部，子书改入丙部，这样，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已略具雏形。

四部体制的最终确立，体现在《隋书·经籍志》中，这部实际上由唐初名臣魏征所编的目录，正式标注经、史、子、集四部的名称，并进一步细分为40个类目。隋朝以后图书分类的主流是沿用四部分类。

——经史子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