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出处：《香乘》

2、释名：

赵抃（1008年—1084年），字阅道，号知非子，衢州西安人，北宋名臣，官至擢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元丰二年，以太子少保致仕。元丰七年逝世，年七十七，追赠太子少师，谥号“清献”。

赵抃在朝弹劾不避权势，时称“铁面御史”。平时以一琴一鹤自随，为政简易，长厚清修，日所为事，夜必衣冠露香以告于天，著有《赵清献公集》。

《天香传》载，赵清献公好焚香，尤喜薰衣。所居既去，辄数月香不灭。

3、用香：玄参、檀香、乳香。

4、制法：白檀香四两（劈碎）、乳香缠末半两（研细）、元参六两（温汤洗净、慢火煮软、薄切作片焙干）。右辗取细末以熟蜜拌匀，令入新磁罐内，封窖十日，爇如常法。

香材甄别：

1）檀香：

檀香为檀香科檀香属常绿乔木的干燥芯材，檀香树的根、干、枝、果实都含有油脂，但越靠近树芯和树根的材质含油量越高。

檀香属植物大约有10种，但因其生长条件苛刻，全球仅分布于印度东部、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等湿热地区，以印度所产的“老山檀”为上乘之品，通常色白偏黄、油质丰富，材表光滑致密、香气醇正，也是目前和香香方中檀香的主流用香。

人们通常将产于澳大利亚的檀香与印度“老山檀”相对，称之为“新山檀”，其质地、色泽、香度均有不同。

檀香具有“引芳香之物，上至极高之分”的功能，因而在传统和香中，会大量用到檀香来提升香料的整体香气，使香品香气绵柔悠长。

2）元参：

又称玄参、黑参、乌元参。玄参在《本草纲目》中释名黑参、玄台、重台、鹿肠、正马、逐马、馥草、野脂麻、鬼藏, 为元参科多年生草本植物玄参的根（图3），形似人参而长大，根甚黑，亦微香。

调合诸香，以野生为佳。

玄参在香方中多次出现，其炮制方法，在《香乘》中写明的便多达有11处，可分为过水火攻，火攻、浸泡，以及和其余香料的共同炮制，不同的炮制方法，呈现出来的味道也有大不同。

3）乳香：

乳香，又称熏陆香、马尾香、乳头香，为橄榄科植物乳香属卡氏乳香树、或其同属的树木的树脂，称之为乳香是因为其刚刚分泌出来挂在树上时是乳白色，且形状酷似滴乳而得名，乳香主要产地是索马里、也门、阿曼的佐法尔和哈德拉毛地区。

目前通认为阿曼乳香为上乘，也是和香中乳香入香的首选，产于阿曼的佐法尔地区，颜色淡黄至乳白，香型为精新的柑橘类甜香。而其中的最高等级则是被称为Royal  Green的淡绿色乳香，随着时间的变化，淡绿色会变为淡**，其香气也会更加柔和。

香材炮制：

1）檀香的炮制，一般目的都是为了除燥、断腥气，《香乘》列举数法不外乎是，在手工制香过程中，可直接购买印度迈索尔地区产的老山檀粉，老山檀经过打粉机的高温，燥意几乎没有，且其香味奶味重，香气醇厚。

2）玄参的炮制，香方中给了四个步骤：温汤洗净、慢火煮软、薄切作片焙干。

第一：温水洗净，去除其本身外带的杂质。

第二：捞出，置于陶罐中，再加入干净的温水，小火慢煮，直至玄参煮软，用竹筷戳其复有弹性，再捞出，控干水份。

第三：薄切作片。关于玄参的炮制用具，古人对其有明确的限制，《香乘》“梅蕊香”一方中提到玄参的炮制过程中“勿犯铁器”，同时在《雷公炮炙论》中，也提到“使用时勿令犯铜”；在合香和盛香时一般忌用生铜铁器，多用银器，一是怕影响药性，二是恐香料香味受损，《香乘》言“仍不可用生铜为之，恐腥溃。”

因而在炮制需要火治、水火治的香材时，今多选用陶器、瓷器，或陶瓷器。

用陶瓷刀横向将煮软的玄参切薄片，大小厚度均匀，方便火焙。

第四：小火焙干。玄参的数种炮制方法中，唯最后一步在火侯的选用上有很大区别，如《延安郡公蕊香》中，是“净洗去尘土，于银器中水煮令熟，控干切入铫中，慢火炒令微烟出”；《肖兰香》中则是“大火炒，令微烟出”；《天真香》“洗切，微焙。”

区别在于，“焙”是小火、微火，焙的要求是至玄参切片脆而不焦；“慢火炒”则火的温度稍高于“焙”，并需要“至微烟出”；“炒”的火温则更高少许，同样“令微烟出”。

玄参分别有苦、酸、甜三味，随着炒制温度的上升，玄参的甜味会越来越明显，苦味增强，而酸气减弱。

而此香方中用“焙”，玄参经过这种炮制法，酸气变得格外明显，苦味和甜味都减弱，这也是赵清献公香的独特香气所在的关键。

同理，《肖兰香》在炮制要求上是火侯温度最高的，因而是偏重于玄参的甜味，减弱酸气，《香乘》《凝合花香》香方中，所用玄参大多旨在提取其香甜之气中和其他香材，故而“令微烟出”一法多见。

而《延安郡公蕊香》中，则是“慢火炒令微烟出”，相对于“小火焙”和“大火炒”，此时火候适中，对玄参的要求却是最高的，是“酸甜适中”。

焙干后，玄参变脆，用手指就可捏碎，再置于石臼中杵数十下，即炮制完成。

关于任何香材的炮制，不得不说的是，这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步骤，炮制是否得当，直接影响着整个香品的香韵，比如炒制，火候、炒制时间等要素都要掌控。温度过高，香材会炭化糊掉；时间过入，香材气味会过多损耗。

3）乳香，乳香属于树脂类，此类香材大多在常温下温软粘稠，置于石臼中粘连成片，不易成末，古人在炮制乳香时，“惟纸裹置墙壁隙中，良久取研，几粉碎矣”；或“于火上纸裹略烘”。

其实置于墙壁缝隙中，用晚间的低温来使其质地变脆，与我们现在置于冰箱冷冻层中冰冻两个小时再取出，捣为细末，有异曲同工之妙。

4）炼蜜为丸：

炼蜜，是对未经加工的生蜜，加以炮制焠炼。

自古香方中蜜香丸皆用炼过的蜜来做粘合剂，但在合香中，蜜的的作用却又远远不仅是“粘合剂”，借由它与不同香材的搅拌，同时又将各种独立且不同的香气交融在一起，从而形成一个整体。

由于古代食品加工与保存不若今日，所用的白蜜指采百花所酿，色泽较浅，未经加工生蜜含有大量的水气和杂质，因而炼蜜的作用，在于使蜂蜜“出尽水汽，则经年不变。”

炼蜜的难度在于火候和所炼制时间的掌控，所炼时间不够，水气不曾出尽，香品在保存过程中会有发霉长毛的现象，若炼过了则有焦气，坏了整体香韵。

为了让蜜与香粉均匀调和，需将蜜炼至浓缩成小珠状或滴水不散程度，但也不可太过，过于浓稠和香则不匀。

炼蜜的关键在于，小火慢熬，待蜂蜜沸过数回，其颜色为深琥珀色，取竹签搅之，提起竹签，若蜂蜜能随竹签蜜丝成线，则说明炼蜜成功，灭火，待其温度略凉，方可取用。

制香多用野生百花蜜，也有一些香方指定用“枣花蜜”等。

蜜香气味浓郁，有时候会夺去和香的气味，因此，古人特别提出制作香丸时若要除去蜜气，在“每斤加苏合油二两更妙，或少入朴硝，除去蜜气尤佳。”不过，蜜香本身所具备的特殊香气，也是香丸初成时很吸引人的甜蜜气味。这个部份，可以视个人喜好进行取舍。

此香方配伍及合香：

1）、炼制好，且已略凉的百花蜜若干；

2）、称取玄参细末6g、研磨为末阿曼乳香05 g、印度老山檀粉4 g，依次置于石臼中，充分搅拌均匀；

［说明］：原香方中，是以“两”为计量单位的，古代斤两为16进制，即1斤=16两，且从两汉至清，1斤折合多少克数都是在变化中的，并没有一个固定的值；再则古代制香是大批量制作，而我们，只需小试牛刀，按原香方等比例减少便可。

古人对捣香这一环节要求是很严格的，唐代孙思邈在《千金翼方》中熏衣香方，很强调捣香部分，要求“香复须麤细燥湿合度，蜜与香相称。”

颜博文在《香史》专论“捣香”，说“香不用罗量，其精粗捣之，使匀。太细则烟不永，太粗则气不和，若水麝、婆律须别器研之。”

入蜜前“捣”和入蜜后接着再“捣”，无非是使香材粉末混合均匀、蜜与香粉充分结合、香丸燥湿合度。

3）、加入蜂蜜，蜜需一点点逐次加入，如图所示，加入少许，搅拌、再加入、再搅拌，直至所有香粉均与蜜融合为一体，用石臼棒捣炼百下。

在《香乘》中，我们无处不见“再捣万杵”、“入臼杵百余”、“ 入臼杵千下”等捣炼文字，虽“百”、“ 千”、“万”为概词，并非实指，但也充分说明了捣香的重要性，如《香史》作者颜持约所言，“贵于使众香咸于一体，麝滋而散，捣之使匀。沉宝而腴,碎之使和。檀坚而燥,揉之使腻”。

4）、捣炼好的香泥最终置于手中，再进行反复揉捏，至香泥无裂、不粘手即为合乎要求的香泥团，此刻便可以随意捏制成自己喜欢的造型，或香丸（04 g-05 g为佳）、香饼，或脱模具为微小的花型、叶型、心型。

5）、稍稍晾干后，便可置于洒有原香粉的瓷瓶中，密封保存于阴凉、干燥、避光处。

陆稼书先生宰嘉定，日坐堂上课子读书，夫人在后堂纺绩。民有事控县者，即出票交原告，唤被告，如抗出差。其听讼也，以理喻，以情恕，如家人父子调停家事，渐成无讼之风。有兄弟争讼不休，公谓之曰：“弟兄不睦，伦常大变，予为斯民父母，皆予教训无方之过也。”遂自跪烈日中，讼者感泣，自此试好无尤。公生辰，贫不能备寿延，夫人笑之。公日：“汝且出堂视之，较寿延何如？”但见堂上下，香烛如林，斯民敬之若神明焉。相传稼书先生殁后，为嘉定县城隍，县民数百人直至平湖接公上任。时先生夫人尚在，谓县人日：“公在县时不肯费民一钱，今远道见迎，恐非公意耳。” 乾隆十七年壬申（1752）冬日金山后学杨开基在《陆清献年谱》序中说：清献先生年谱不下数种（附编者注）大抵钞本也，彼此互有同异而“周好生本”尤详（编者注：周好生讳梁，嘉善人，陆陇其弟子），最后“吴氏是本”出多自采先生日记中语以更为详备。但他又说：然“是本”也有五处错误，所以先生孙申宪以手泽攸存重谋付梓。由此可见，杨开基与清献先生孙申宪所撰《陆清献年谱》与“吴氏定本”仅有五处时间的出入（注：这五处出入即：1、丙申入泮，丁酉至省应时间；2、灵寿丙寅革里长时间；3、编审人丁时间；4、丙寅往保定时间；5、丁卯在傅宦家失盗申报），即使“吴氏定本”有五处之误，而杨开基还是认为“吴氏定本”最为详备者，这个“吴氏定本”就是乾隆六年辛酉（1741）吴光酉的《陆清献公年谱定本》。

陆清献公就是邑人被称誉清理学第一人清官陆陇其（1630-1692），字稼书，他是平湖陆氏之嫡裔，明建造大成殿的陆珪的长子钢这一支。钢子溥任明丰城县丞时督运漕粮夜过鄱阳湖，舟突漏水，祈祷天公曰，如有一粒非得，愿葬身鱼口，祈之漏止，至岸启视三鱼裹水草塞洞止漏，陆溥回乡建堂名三鱼，以视纪念，陆溥子东春坡公（即陆溥长子陆东号春坡），迁居泖口。陆陇其是陆溥的七世孙，所以其作品名《三鱼堂文集》。

那末吴光酉是怎样的一个人？吴光酉，字在丰，贡生，候选训导，他在《陆清献公年谱定本》中说是倪贻孙先生的女婿，（倪淑则，字贻孙，孝廉倪钟瑞子，岁贡生，陆陇其弟子，格守师说，默识躬行，生平睦族周贫，邑称长者。《光绪县志·列传三》）倪喆林在雍正三年的《陆清献公年谱定本》的序中也谈到吴光酉是他的姐丈。（倪喆林，字幼贞，监生，州同知衔，笃学励行，父淑则，受业清献，喆林笃学励行，奉清献为师，尝校订清献《大全》、《小学》诸书，镂板行世《光绪县志·列传四》）。陆清献公一生三十年讲学从教，足迹遍及嘉善、常熟等江南各地，又四方来访者络绎，可在当湖倪氏家却有七年之久，且与孝廉倪钟瑞最谈得来（倪钟瑞，字青翟，号吉甫，明万历戌午举人，性好义，晚年，延请陆陇其至家训子淑则与清献相得甚，清献尝以其言笔之随记云，年九十余卒《光绪县志·列传四》），所以留下史料既丰富又具体，吴光酉从倪氏家中得到的资料远比清献公的儿子、女婿了解得多。因此，当尊重陆陇其的锦州吴永芳字淑亭公至嘉禾任郡守后，就请示祀圣庑，请申不行，就建书院专祀陆稼书，又得知陆稼书子宸徵、婿李枚吉撰述陆稼书年谱一编，就即校刊出版，虽则两君撰写的年谱又有陇其学生赵鱼裳、曹星佑参与，毕竟还是初稿，因此，陆陇其子宸征，婿李枚吉（李铉）也邀请吴光酉校核，由于尊崇陆陇其的吴永芳淑亭郡守直接参与《陆稼书年谱》一书，李枚吉告诉吴光酉在校刊时适可而之，就这样吴光酉作了80余处的校对还是不满意，因此想再刊。《陆稼书年谱》流传以后，又先后得到屈学贤兆麟，屈念萱兆凤，冯受之钦中三位陆陇其外甥的协撰考证。雍正二年甲辰（1724），陆陇其从祀孔庙，成为最后一名入孔庙圣人，名世大儒与天下，海内学士大夫都想得陆陇其之详则年编，辑详尽真实的反映陆陇其的为人为学为政的年谱更显凸其重要。雍正丁未五年（1726）初，陆陇其同宗为难兄弟南陆支陆葇侄奎勲太史回乡，吴光酉就将有陆陇其子宸徵所出示陆陇其手笔自丙午以至末年的一书以及倪喆林的考订后修改稿请陆奎勲审阅，陆奎勲作了多处改定命重加刊正。

乾隆元年丙辰（1736），乾隆皇帝又念原任御史陆陇其为本朝理学儒臣第一，先受知为圣祖，继宗祀於世宗，但易名之典尚未举行，所以命九卿议谥，乾隆予谥清献，追赠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乾隆二年谕祭，乾隆三年复御制碑文，吴光酉在“钦褒大典”中说：“微臣逢盛世既纪殊於昔日，复睹申锡於今兹其道大光，斯文何幸，不胜忭舞，而备书之，以弁於旧辑陆先生年之首卷，俾后之学者知所规范，响慕，不负我皇上尊经重道之，至意其可乎。”这一段话足以说明吴光酉深知编辑陆陇其年谱之重要，从陆陇其殁后，其子宸徵、婿李铉枚吉、曹宗柱编年谱，经历了将近半个世纪，从陆攀（1643-1695）（陆陇其族叔，陆珪四子鋹七世孙）的陆陇其行状篇至陆太史陆堂奎勲的审定，其真实全面反映陆陇其理学吏治及为人，今乾隆赐谥清献，故重辑本于乾隆六年辛酉（1741），吴光酉定名为《陆清献公年谱定本》最妥最确切了，因此，此书为《陆陇其年谱》中最佳品一点也不过份。

编者附：《光绪平湖县志·卷十七·人物列传曹宗柱》中载，张諴《当湖私淑志》：《清献年谱》就记载有

1、清献子宸征与其侄礼征，嘉善周梁好生氏参订的《长泖陆子年谱》。宸徵清献次子，字直芳，监生，性醇，谨陇其殁后，论次行事，撰年谱若干卷。

2、宸征与李铉、曹宗柱(曹宗柱，字星佑，廪生，陆陇其婿，学于陇其，力行孝弟，精研理学，参订了三鱼堂诸书及陇其殁与宸征、金山李铉（枚吉）亦清献婿，同辑年谱。尝语其子焕谋曰：“年谱不但序述先生出处，盖道统之传于是乎在，我三人成此书，一以《朱子年谱》为式，庶几就正有道君子可以无憾耳。”)。

3、陆清献门人王孝行，（王孝行字绘先，孝友端重，年六十由县试第一入泮，陇其殁，为撰年谱若干卷，一生然诺言不欺，以朴实力行为务，家贫，志坚，年七十余以攻苦致病，卒于道院）（光绪县志·列传三），康熙五十七年戊戌（1718）吴光酉编次宗柱三人所撰，本郡守吴永芳序而梓的《陆侍御年谱》，雍正七年己酉（1729），光酉重辑，曰《陆稼书先生年谱》，乾隆十一年丙寅（1746）仪封张师载重刊曰《陆子年谱》，十七年壬申（1752），金山杨开基复刊《陆侍御年谱》曰《陆清献年谱》皆梓引世。

禅宗与理学

中国文化，渊源深远，周秦之际，百家争鸣。迨汉武帝尚儒术，诸子百家之流，如百川之汇海，而一尊于儒，皆讲习六经，明体达用，于人文政教之道外，初非有标新立异，自命得孔孟心学不传之秘者。自董仲舒以下，精疏博证，浸成为训诂之学，历代传习，固无所谓心性理气等玄妙之旨。时至北宋，儒家之学，忽有理学崛起，谓得孔孟以来心法，大变从来讲学之趣，遂成儒家道学一途。儒者之言，别开生面，产生心性、理气、性情、中和、形上、形下、已发、未发诸问题；初则自分四派(濂、洛、关、闽)，后惟朱(熹)陆(象山)是争。在君子，只是讲明正学，互诤意见之不同，在小人，终窃师儒之道，而成门户之私，援讲学之名，而滋朋党之祸。乃酿成元佑庆历二次之党禁，欲求至善而反流于狭隘，洵足为学术之悲也。清儒纪昀有云：

儒者本六艺之支流，虽其间依草附木，不能免门户之私，而数大儒明道立言，炳然具在，要可与经史旁参。

古之儒者，立身行己，诵法先王，务以通经适用而已，无敢自命圣贤者。王通教授河汾，始摹拟尼山，递相标榜，此亦世变之渐矣。迨托克托等修宋史，以道学、儒林，分为两传。而当时所谓道学者，又自分二派，笔舌交攻。自时厥后，天下惟朱陆是争，门户别而朋党起，恩仇报复，蔓延者垂数百年。明之末叶，其祸遂及于宗社。惟好名好胜之私心；不能自克，故相激而至是也。圣门设教之意，其果若是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子部·儒家类序言》)

儒家至北宋间，理学之异军突起，并非偶然之事。一种学术之成衰，必然有其社会环境之背景，及为当时文化潮流所驱使。理学之兴，亦循此例。其故为何断言之曰：受禅宗之影响也。

理学之先声

汉代诸儒，于义理上既无新见地，唯致力于注疏考证，末流余习，渐趋于词章小道之学。两晋以还，天下大势，继承平而渐肇变乱，吾国民族文化精神，乃有一新的嬗变。士大夫间谈玄风气，与佛法传播，同时称盛。当时学者，以三玄(《易经》、《老子》、《庄子》)之学为哲学思想归趋，已渐疏忽经世之学而趋向于虚渺幽玄之域。自时厥后，西域高僧，如鸠摩罗什等远来东土，大阐佛法，国中大师蔚起，如道安、道生、慧远者，皆毕生尽瘁弘法。如慧远之入庐山结“白莲社”，一时名士若刘遗民等，皆依习净业，陶渊明亦时相过从。足见当时知识阶级之思想风气，不免随政治及社会环境而转移。迨隋唐之间，王通起而讲经世之学于河汾，继之天下升平，贞观间多数文武将相，均出于王氏之门，儒学至此，复臻昌明。

南北朝间，禅宗初祖菩提达摩，已由印度渡海至梁，传佛心法。至初唐有六祖惠能与神秀者出，南北宗徒，风起云涌，上至帝王，下及妇孺，靡不涵濡沾被，因之佛教文化，与盛唐治绩，并烛寰宇。禅师辈之膺封国师者，屡见不鲜，朝野趋向，风靡可知。肃宗时，韩愈为迎佛骨一事，上表谏阻，而排斥释道为异端之说，于以滋兴。其时儒者为卫道(儒道)而非诋佛法者，不乏其人，然皆不若韩愈之立言激烈。其《原道》、《原性》诸篇之作，实欲高张儒家道统之说，揭儒门之帜，以凌驾于佛老之上。实则受禅宗传心之影响，而目儒学为道统一贯之传。次则，李翱著《复性书》阐发性情之说，为北宋理学滥觞。其后理学崛起，当以韩李之说，启其端倪。然韩李生平之学术思想，亦终不能自固封畛，丝毫不受佛老影响。亦如南北宋诸大儒，固皆出入于佛老之间，而别倡理学之说。韩愈贬潮州后，常问道于大颠禅师。故其在潮州，有三简大颠，在袁州时，曾布施二衣。周濂溪《题大颠壁》云：“退之自谓如夫子，原道深排佛老非。不识大颠何似者数书珍重寄寒衣。”《五灯会元》、《指月录》等书，则有记云：

韩愈一日白师曰：弟子军州事繁，佛法省要处，乞师一语师良久。公罔措。时三平为侍者，乃敲禅床三下。师曰：作么平曰：先以定动，后以智拔。公乃曰：和尚门风高峻，弟子于侍者边得个入处。

李翱曾屡问道于当时名僧，且数向禅师药山惟俨问法。金儒李屏山则云：“李翱见药山，因著《复性书》。”

《传灯录》载之甚详：

朗州刺史李翱，初向师玄化，屡请不赴。乃躬谒师，师执经卷不顾。侍者曰：太守在此。李性褊急，乃曰：见面不如闻名!拂袖便出。师曰：太守何得贵耳而贱目李回拱谢，问曰：如何是道师以手指上下。曰：会么曰：不会。师曰：云在青天水在瓶。李欣然作礼。述偈曰：炼得身形似鹤形，千株松下两函经。我来问道无余话，云在青天水在瓶。李又问如何是戒定慧师曰：贫道这里，无此闲家具。李罔测玄旨。师曰：太守欲保任此事，须向高高山顶立，深深海底行，闺阁中物舍不得，便为渗漏。宋相张商英曾颂其事曰：云在青天水在瓶，眼光随指落深坑。溪花不耐风霜苦，说甚深深海底行

按：张颂之意，盖谓其未见道也。李翱曾受知于梁肃，为作感知遇赋。而梁肃为天台宗之龙象，《大藏经》中有梁肃之《止观统例》。

《复性书》认为性本明净为七情惑而受昏浊，故为“制情复性”之言。如云：“人所以为圣人者，性也。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喜、怒、哀、乐、爱、恶、欲七者，皆情之所为也。情既昏，性斯溺矣，非性之过也。七情循环而交来，故性不能充也。水之滓也，其流不清。火之烟也，其光不明。非水火清明之过。沙不滓，流斯清矣。烟不郁，光斯明矣。情不作，性斯充矣。”又云：“性与情，不相无也。虽然，无性则情无所生矣。是情由性生，情不自情，因性而情。性不自性，由情而明。”

张商英之颂，嗤李翱之未见性，颟顸承当，自以为是，适成其非。观《复性书》之所言，学者谓其含有佛学成分，依梁肃止观之说，而变易其名辞而作。实则，李氏出入佛学，仍未彻底。诚如李氏之言，性本圣洁，因情生而惑乱，此圣洁净明之性，何因而起情之作用岂谓性不自生，因情故明。则情返而性复，复性而当复生情矣。若谓置制此情而后复性，则制之一著，岂亦非情乎性能自制，情何以生制亦情生，终非性明自体。此则自语相违，矛盾未定。所以然者，盖其自未见性，但认得清明在躬，性净明体者，即为自性。殊不知此乃心理上意识明了，澄澄湛湛觉明之境，以之言性，谬实千里。明亦性境，情亦性境。此性不住于明暗昏清，亦未离于明暗昏清，则非李氏之所知欤以此见地，而李氏于《大学》之“至善”，《易》之“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均有未彻。后世之言理学者，大抵亦如李翱之徒耶!若有透此藩篱者，皆入于禅矣。

北宋理学之崛起

唐祚既移，历五代而至宋，禅宗声教，渐被上下，五家宗派兴盛，而与吾国原有政教，并无磨擦。佛法解脱之学，纯为出世，其超哲学之精神领域，坠裂世谛。而大乘之慈悲济物精神，与圣人王道大同思想，蕲向吻合，功成辅翊，故儒佛之间，融合无间。唯少数偏执之人，笃于守旧，以卫道自任，出而排斥，立言之间，仍不免此疆彼界，比长挈短。此类儒家之激进者，盖为韩愈、李翱、欧阳修数人而已。然其所以辟佛者，大抵摭拾形迹，指为异端，非圣人之教。且力诋其教徒(出家比丘)之弃家披剃，为无父无君，不忠不孝。然于佛法之中心奥义，固多茫然。

时至北宋，有世所称五大儒者出，于儒家道学(理学)门庭，创立端绪，学校渐遍于四方，师儒之道于以奠立。学者所谓相与讲明正学，自拔于尘俗之中。五人皆并世而生，且均交好，吾国学术思想，遂呈云蒸霞蔚之观，故后世谓为聚奎之占验。五大儒者，即周敦颐、邵雍、程灏、程颐、张载。厥后，加朱熹、陆象山、吕祖谦，并为继往开来南北宋间八大儒。虽中间魁儒硕彦颇多，要以此为其宗主。八大儒之学说，异同之处，颇多争论。要皆以祖述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之言，为圣贤授受一贯之心学，阐明仁义之说，演绎心性之际，为远承先圣之道统。与历来儒者唯知讲经注疏之因袭风气，大相迳庭。其中思想之嬗变，学说之创获，探其蛛丝马迹，颇多耐人寻味之处。而其启导后世道统之争，门户之战者，当非其初心所及也。纪昀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子部·儒家类》案语云：

王开祖以上诸儒，皆在濂洛未出以前，其学在于修己治人，无所谓理气心性之微妙也。其说不过诵法圣人，未尝别尊一先生号召天下也。中唯王通师弟，私相标榜，而亦尚无门户相攻之事。今并录之，以见儒家初轨与其渐变之萌蘖焉。

吾国学术，历来自儒道两家并驱以来，至后汉历南北朝而至唐，突然而有佛家加入，实质渐变，至北宋为一大转纽。而承先启后，一直支配东方学术思想者，亦始终不离儒、佛、道三家之学。宋代大儒，学者认为佛化儒家，以禅论道者之领袖如陆九渊，亦公认其事。《象山全集》卷二与《王顺伯书》中尝云：

大抵学术，有说有实，儒者有儒者之说，老氏有老氏之说，释氏有释氏之说，天下之学术众矣，而大门则此三家也。

儒家至北宋，八大儒讲道论学，而构成理学一派。时之学者，循此一思潮而向前发展，为数颇众。发其轫 者，厥为学者所称之安定(胡瑗)、泰山(孙复)、徂徕(石介)三先生。黄震曾云：

宋兴八十年，安定胡先生、泰山孙先生、徂徕石先生，始以师道明正学，继而濂洛兴矣。故本朝理学，虽至伊洛而精，实自三先生始也。(《宋元学案卷二·泰山学案》黄百家案语引)

此外门户攻伐，学术异趣，与程朱对立者，厥为苏学(即苏洵父子三人之说)。而苏东坡、黄庭坚辈于从政以外，为学途径，尝直认游心佛老门庭而不讳，视一般理学家之高立崖岸，排斥异说，敻（注：xiong去音）然不侔。故于政见之争外，即学术主旨，亦大相迳庭。而后世正统儒家，以其说之不洽于程朱，亦相与摈之于度外。

所谓承儒家道统之正者，学者皆以程朱并提，夷考其实，则所谓八大儒者，思想学术，殊多不同。二程学于周敦颐，而复自成一系。后之承其的绪者，为婺学(金华)永嘉二派，变为史学及事功之途。朱熹之说，初承二程，后复创见颇多，非但不尽同于程学，有时且大异其趣。后贤有谓朱子之学，出入佛老，终为一道化之儒家，朱子自亦直认与程子意见有不同者。《朱子全集》卷二十三有云：

伊川之学，于大体上莹彻，于小小节目上，犹有疏处。某说大处，自与伊川合，小处却时有意见不同。

论程朱不同之说者，明末有刘宗周，清代有黄宗羲、纪昀、皮锡瑞，及现代学者何炳松等，皆主此说。

程朱以外，张载有张氏之见，邵雍有邵氏之学，吕祖谦则有吕氏独特见地，主经世实用之史学，而于朱陆异同，尝作调和之努力者。而邵雍则主易数之学，迥然不同于众，但出处仍一准于儒，唯与二程之间，仍难协调。邵氏与程子居处相邻，交往甚密，但相见虽频，而不语及于道与学也。朱熹则于其易数之学，大加推重，有异其师承观念者巨矣。

儒家理学初兴，数十年间，门户异见，终成攻伐之党祸者，略陈其梗概如此。内容出入，罄竹书劳。见地未臻圆通，致使末流推荡，愈演愈烈，良用致慨!清初诸儒，重返汉学路线，盖深有感于此。论者有云：“宋儒好附门墙，明儒喜争同异，语录学案，动辄灾梨。”纪昀谓其“是率天下而斗也，于学问何有焉！”又云：

门户深固者，大抵以异同为爱憎，以爱憎为是非，不必尽协于公道也。(《四库全书总目·史部·传记类》存目孙承泽《益智录》提要)

理学初兴，志在阐明儒家正道，排斥佛老异端之说。孰知出入佛老之间，用以驳入佛老者，终成为佛化儒家，或道化儒家。且所立说、排斥佛老者，仍不能摧撼其中心。唯此一相激相荡之局，却开拓一代学术之领域，以创兴理学门庭，洵为奇特，至其外排佛老则不足，内起戈矛而有余，卒至于伤残相及者，则洵为学术之大不幸焉!

佛化儒家之踪迹

东方文明，在中国独有儒佛道三家之说互相异趣而复殊途同归者，诚非偶然。历来学者，努力于三教合辙，代不乏人。偏执者，虽互相排斥，博达者，仍力主沟通。其中要以东汉末年《牟子理惑论》为最早。历唐宋元明清各代，高僧大德，尤以禅门宗匠辈，烛照群象，洞穷法源，大抵皆淹博世典，出儒而归于佛。其中之彰明较著者，厥为北宋名僧契嵩，以沙门立场，大唱佛儒一家之论。永明延寿禅师，在其巨著《宗镜录》中，每引儒老之言，通诠佛法。宋金居士李纯甫体道最深，其所议论，常分润于佛老二家，阐发其蕴义。南宋诸儒受其影响，亦复不浅。《续指月录》中亦曾载述其事云：

屏山李纯甫居士，初恃文誉，好排释老。偶遇万松秀和尚于邢台，一言之下，遂获契证。乃尽翻内典，遍究禅宗，注《金刚》、《楞严》等经，序《辅教》、《原教》等论。尝著《少室面壁记》。略曰：达摩大师西来，孤唱教外别传之旨，岂吾佛教外，复有所传乎特不泥于名相耳!真传教者，非别传也。

自师之至，其子孙遍天下，渐于义学沙门，以及学士大夫，潜符密证，不可胜数。其著而成书者，清凉得之以疏《华严》，圭峰得之以钞《圆觉》，无尽得之以解《法华》，颖滨得之以释《老子》，吉甫得之以论《周易》，伊川兄弟得之以训《诗》《书》，东莱得之以议《左氏》，无垢得之以说《语》《孟》。使圣人之道，不堕于寂灭，不死于虚无，不缚于形器，相与表里，如符券然。虽狂夫愚妇，可以立悟于便旋顾盼之间，如分余灯，以烛冥室，顾不快哉!士著述甚多，开发后学，大有功于宗乘。临终无疾，趺坐合掌面西而逝。(《续指月录》卷八“曹洞宗”报恩秀嗣)

李纯甫以居士身，偶遇万松秀，言下契悟，著述弘化，普及僧俗。若二程兄弟、吕祖谦等大儒，均逊其智量。学者得其片羽吉光，而阐明体道者，事当甚多，皆源流淹没，师承不彰，殆以李氏中心致学于佛，为门户之见所囿耳!《宋元学案》原列屏山之学为殿，后儒疑其学无师承，并予删去，益见其浅陋也。

初期理学大儒周敦颐，著《太极图说》启发诸家思想，厥功甚巨。而濂溪(敦颐)曾师事鹤林寺僧寿崖，得太极图，自加阐说。此图原出于道家之陈图南(陈抟)，本原易理，汇通儒道之产品。僧寿崖得而藏之，以授濂溪，不啻还其故物。故濂溪之受学，不能无丝毫之影响，世传濂溪参禅于黄龙南，问道于晦堂，谒佛印、了元于归宗。太极图经此三家授受，其思想必有会三为一之旨，况南北宋百余年间，正禅宗鼎盛时期，名匠如林，士庶争趋，其间之思想沟通，错综互摄者，尤属显而易见。

宋至南渡以后，儒家外排佛老之事，已成习见之举。然惟见之于思想上之攻击，尚无实际上之行动。其朱陆门户之争，则势成水火。自佛教中人视之，则一任其自然发展，不惟不加抨击，且常疏释理实一致之说。

南宋禅师如名震一时之大慧杲，绎其言行，力主息争。杲师于南渡以后，诏主径山法席，门下问道者，达官名士、博学鸿儒至多。秦桧忌其与岳飞、张九成等交往，贬之衡阳十年，复移梅阳五年。而僧俗间关相从，常至数千。其论儒佛一致之言，往往超人意表。如云：

博及群书，只要知圣人所用心处。知得了，自家心术即正，心术正，则种种杂毒，种种邪说，不相染污矣。为学为道一也，为学则未至于圣人，而期以必至。为道则求其放心于物，物我一如，则道学双备矣。(示莫润甫)予虽学佛者，然爱君爱国之心，与忠义士大夫等。但力所不能，而年运往矣!喜正恶邪之志，与生俱生。永嘉所谓：假使铁轮顶上旋，定慧圆明终不失。予虽不敏，敢直下自信不疑。(示成机宜季恭)

杲师之时，朱陆之争方盛。“尊德性”与“道问学”方兴未艾。杲师以片言匡救而成之。至其忠君忧国之言，原非为辩护佛教徒之无父无君、不忠不孝而发，实杲师之目击时艰，恻然心悯，为佛门吐其不平之气。大权应化，固应如此。观其辩三教一致之主张，尤为明显。如云：

士大夫不曾向佛乘中留心者，往往以佛乘为空寂之教，恋着这个皮袋子。闻人说空说寂，则生怕怖。殊不知只这怕怖底心，便是生死根本。佛自有言，不坏世间相而谈实相。又云：是法住法位，世间相常住。《宝藏论》云：寂兮寥兮!宽兮廓兮!上则有君下则有臣，父子亲其居，尊卑异其位。以是观之，吾佛之教，密密助扬至尊圣化者亦多矣!又何尝只谈空寂而已!如俗谓李老君说长生之术，正如硬差排佛谈空寂无异。老子之书，原不曾说留形住世，亦以清净无为为自然归宿之处。自是不学佛老者，以好恶心相诬谤尔，不可不察也。愚谓三教圣人，立教虽异，而其道同归一致，此万古不易之义。然虽如是，无智人前莫说，打你头破额裂(示张太蔚书)。又云：

在儒教，则以正心术为先。心术既正，则造次颠沛，无不与此道相契。前所云：为学为道一之义也。在吾教，则曰：若能转物，即同如来。老氏则曰慈，曰俭，曰不敢为天下先。能如是学，不须求与此道合，自然默默与之相投矣。佛说一切法，为度一切心，我无一切心，何用一切法当知读经看教，博及群书，以见月忘指，得鱼忘筌为第一义，则不为 文字言语所转，而能转得语言文字矣。(示人)

南北宋间之名僧古德，世称宗门大匠者，其讲论主张如此。而儒家学者，往往先多问道受学其间，启发新机，归温故物，使东土圣人言教，昔疏难明者，今乃焕然大彰。奈何始终局于门户之见，不得不于佛法故作贬词。惟佛教之智者则不然，如元代禅师高峰中峰师弟，于三教一致主张，尤为著力。明代憨山大师，学通坟典，常以佛理疏注学庸老庄。藕益大师则以易义释禅，固无所谓内外之见，横梗于胸，而避讳之也。近代之印光法师，则常以儒理诠佛，可称卓识。梁武时之傅大士，据《五灯会元》记载中有云：

傅大士一日披衲顶冠靸鞋朝见。帝(梁武帝)问：是僧耶士以手指冠。帝曰：是道耶士以手指靸鞋。帝曰：是俗耶士以手指衲衣。

四朝儒者以道统自命之理学家，乏此包罗万象之量。否则，不入于佛，即入于道，却为儒者所斥。唐宋间较为彰著者，如裴休、房融、富弼、赵忭、王安石、苏东坡、黄山谷、陆游、张商英、杨大年辈，皆游心禅观。影响所及，历代之文人学士，凡其著作，以具有文字禅之隽永有味者为高。理学家讲学，亦多剿袭禅师辈之法语。

北宋以前诸儒，著述流传，一仍旧贯。自理学家兴，动有“语录”、“学案”，以绵其世泽，大反昔儒方式，盖多取则于禅宗也。禅师辈平生法语，门弟子记载之者，统称“语录”，且皆为当时之平实语体，不事藻饰。凡其致力体道，参究事迹，记述之者，统称曰“公案”。宗门之“语录”、“公案”，搜罗至广，儒者学之，以产生“语录”、“学案”之体例，复撷其精华，诩为创见，自张门户，以遂其推排，殆不足法。若赵忭以北宋名臣，高风亮节，昭垂史册，并未尝以学佛为讳，《指月录》载其事云：

清献公赵忭，字阅道。年四十余，摈去声色，系心宗教，会佛慧来居衢之南禅，公日亲之。慧未尝容措一词。后典青州，政事之余，多宴坐。忽大雷震惊，即契悟。作偈曰：默坐公堂虚隐几，心源不动湛如水。一声霹雳顶门开，唤起从前自家底。慧闻笑曰：赵阅道撞彩耳!公尝自题偈斋中曰：腰佩黄金已退藏，个中消息也寻常。世人欲识高斋老只是柯村赵四郎。复曰：切忌错认!临终遗书佛慧曰：非师平日警诲，至此必不得力矣。

赵阅道进士及第，累荐殿中侍御史，弹劾不避权幸，京师目为“铁面御史”。知成都，匹马入蜀，以一琴一鹤自随，擢参政知事。王介甫用事，屡斥其不便，乞去位……以太子少保致仕，卒年七十七。他如此类之儒者尚多，未尽据引。

老氏有言：“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日益为“道问学”，日损为“尊德性”。“道问学”须广其知见，“尊德性”须放心旷寂。放心必要空其所有，广知见则须实其所无。日益不已，则自我伟大之见愈高，宋儒之大抵陷于此微细习气者，殆不自省耳!若蒋山元禅师之于王安石，直规其过，可谓理学家共通之病。《指月录》载云：

荆公原与蒋山元禅师，少时游如昆弟。荆公尝问祖师意旨于师，不答。公益扣之。师曰：公般若有障三，有近道之质一，更一两生来，或得纯熟。公曰：愿闻其说。师曰：公受气刚大，世缘深。以刚大气，遭深世缘，必以身任天下之重。怀经济之志，用舍不能必，则心未平。以未平之心，持经济之志，何时能一念万年哉此其一。又多怒，此其二。而学问尚理，于道为所知愚，此其三。特视名利如脱发，甘淡泊如头陀，此为近道。且当以教乘滋茂之可也。公再拜受教。及公名震天下，无月无耗，师未尝发现。公罢政府，舟至石头，入室已三鼓。师出迎，一揖而退，公坐东偏，从官宾客满座。公环视问师所在，侍者对曰：已寝久矣。公结屋定林，往来山中，稍觉烦动，即造师相向，默坐终日而去。公弟平甫，素豪纵，但甚畏师。请问法要，师勉为说之。……且戒之曰：申公论治世之法，犹谓为治者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况出世间法乎!

儒者论心性之学，原非所尚，纪昀论之甚力。宋代理学，统由禅宗蜕变而来。南宋以来，朱熹集理学之大成，而其立论，颇多躲闪。朱氏虽继承程门，而于尧夫(邵雍)之数理，张载之性气二元之说，濂溪之“太极图”，彼此常为畛域者，朱氏皆并宗之。复尝于武夷山中，与道家南宗祖师白紫清(玉蟾)交往颇切，欲随之学道而不得请。且化名崆峒道士邹沂，注《参同契》。纪昀力证其事。有曰：

殆以究心丹诀，非儒者之本务，故托诸廋（sou）辞欤考《朱子语录》论《参同契》诸条，颇为详尽。年谱亦载有庆元三年，蔡元定将编管道州，与朱子会宿寒泉精舍，夜论《参同契》一事。文集又有蔡孝通书曰：《参同契》更无罅漏，永无心思量，但望他日为刘安之鸡犬耳云云。盖遭逢世难，不得已而托诸神仙，殆与韩愈贬潮州时邀大颠同游之意相类。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子部·道家类》朱子撰《周易参同契考异》按语)

复次，明代大儒如王阳明，亦初习佛法天台止观，且曾于定中得相似神通，后复失之。又三度求道于道人蔡蓬头，不遂而罢。终成一代儒宗，《王文成公年谱·辛酉事》有云：

先生录囚，多所平反。事竣，遂游九华，作《游九华赋》，宿无相化城诸寺。是时，道者蔡蓬头，善谈仙，待以客礼，请问，蔡曰：尚未。有顷，屏左右引至后亭，再拜请问，蔡曰：尚未。问至再三，蔡曰：汝后堂后亭，礼虽隆，终不忘官相!一笑而别。闻地藏洞有异人，坐卧松毛，不火食，历岩险访之，正熟睡，先生坐旁抚其足。有顷醒，惊曰：路险何得至此因论最上乘。曰：周濂溪、程明道是儒家两个好秀才。后再至，其人已他移。故有会心人远之叹!

宋明诸儒，固皆出入佛老，尤多取自禅宗，而复排斥之者。而究之取者或为糟粕，舍者皆为精华，其见地诚多罅漏!近世梁启超评之甚当。《万有文库·清代学术概论》三中有云：

唐代佛学极倡之后，宋儒采之，以建设一种“儒表佛里”的新哲学；至明而全盛。此派新哲学，在历史上有极大之价值，自无待言。顾吾辈所最不慊者，其一：既采取佛说而损益之，何可讳其所自出，而反加以丑诋其二：所创新派，既非孔孟本来面目，何必附其名而淆其实是故吾于宋明之学，认其独到且有益之处确不少；但对于建设表示之形式，不能曲恕；谓其既诬孔，且诬佛，而并以自诬也。明王守仁为兹派晚出之杰，而其中此习气也亦更甚；即如彼所作《朱子晚年定论》，强指不同之朱陆为同，实则自附于朱，且诬朱从我。

又云：

进而考其思想之本质，则所研究之对象，乃纯在昭昭灵灵不可捉摸之一物；少数俊拔笃挚之士，曷尝不循此道而求得身心安宅，然效之及于世者已鲜；而浮伪之辈，摭拾虚词以相夸煽，乃甚易易；故晚明狂禅一派，至于“满街皆是圣人”，“酒色财气不碍菩提路”，道德且堕落极矣。重以制科帖括，笼罩天下；学者但习此种影响因袭之谈，便足以取富贵，弋名誉；举国靡然从之，则相率于不学，且无所用心。故晚明理学之，恰如欧洲中世纪黑暗时代之景教。

禅宗与理学之渊源

两宋学术，既受禅宗影响而兴，其工夫见地，又不能深入禅宗心法之奥，灯分余焰，以立理学一门，而成一家之言；其来龙去脉，略如上述。若其讲明心性之理，参究天人之际，罅漏至多，不及详矣。清初诸儒，如黄黎洲、顾亭林、李二曲、颜习斋、王船山辈，以遭逢世乱，鉴于宋明诸儒空疏迂阔之弊，力图矫正；以四朝之“平时静坐谈心性”，无补时艰者，欲悉举而反之。且目宋明诸儒，均为怪物，若谈虎而色变者然，亦已过矣。以学术而言学术，但论其内容之价值，至措之以收效于治平，而非治学者之责；衡之史乘，千百年间，学为圣贤仙佛者，代不乏人，而治臻上理，比隆前古，反多不觏，此岂为学者所能悉任其咎乎

无论理学家学术思想之造诣如何，其一己之律己持躬，大都淡泊自甘，不求温饱，善恶之际，辨别尤严，岩岩行履，深有合于佛家之大乘行道，或同于比丘之戒律精严者，此皆足资矜式。宋末如文天祥，虽未标于理学之门，然观其所作《正气歌》，足为其人格之崇高代表，从容就义，殉道以终，非学究天人之际者，其孰能之明代如王阳明之功业彪炳史册；此外，如李二曲、黄宗羲、顾炎武辈，其学养多从理学中陶冶而来，以成其充实光辉之美；故理学之陶钧万类，鼓铸群伦，其功实不可及。

综观理学之整个体系，可析为一大纲、两宗旨、三方法：一大纲者，要使学问与道体合一，至于“极高明而道中庸”，此为朱陆及各派之所同；两宗旨者，即朱子以“道问学”为尚，陆子以“尊德性”为主。“道问学”须多识前言往行，以博识弘文为务；“尊德性”则以体会得心性本然，则本立而后道生，其余皆在其中矣，此朱陆之所以异也。然其宗旨虽异，但皆主张从用工夫入手，至用工夫之方法，则有主“敬”、主“诚”、主“静”之不同；不论其用工夫方法以何者为是，而此所称用工夫之实，稽之先儒，均乏前轨，《语》《孟》之教，未尝及斯，《大学》所举之止、定、静、安、虑、得之次第，不过提示其要略耳。夫用工夫之/td>

原文

熙宁八年夏，吴越大旱。九月，资政殿大学士、右谏议大夫、知越州赵公[1]，前民之未饥，为书问属县：「菑(ㄗㄞ,通灾)所被者几乡？民能自食者有几？当廪(ㄌㄧㄣˇ凛)于官者几人[2]？沟防构筑可僦(ㄐㄧㄡˋ就)[3]民使治之者几所？库钱仓粟，可发者几何？富人可募出粟者几家？僧道士食之羡粟[4]书于籍者，其几具存？」使各书以对，而谨其备。

州县吏录民之孤老疾弱不能自食者，二万一千九百馀人以告。故事，岁廪穷人，当给粟三千石而止。公敛富人所输，及僧道士食之羡者，得粟四万八千馀石，佐其费。使自十月朔，人受粟日一升，幼小半之。忧其众相蹂也，使受粟者男女异日，而人受二日之食。忧其且流亡也，于城市郊野为给粟之所，凡五十有七，使各以便受之，而告以去其家者勿给。计官为不足用也，取吏之不在职而寓于境者，给其食而任以事。不能自食者，有是具也。能自食者，为之告富人，无得闭粜(ㄊㄧㄠˋ跳)[6]；又为之出官粟，得五万二千馀石，平其价予民，为粜粟之所，凡十有八，使籴(ㄉㄧˊ笛)者自便如受栗[7]。

又僦民完城四千一百丈，为工三万八千，计其佣与钱，又与粟再倍之。民取息钱者，告富人，纵予之而待熟，官为责其偿。弃男女者，使人得收养之。

明年春，大疫。为病坊[8]，处疾病之无归者。募僧二人，属以视医药饮食，令无失所。时凡死者，使在处随收瘗(ㄧˋ异)之[9]。

法廪穷人，尽三月当止，是岁尽五月而止。事有非便文者，公一以自任，不以累其属。有上请者，或便宜，多辄行。公于此时，蚤(ㄗㄠˇ,同早)夜惫心力不少懈，事钜细必躬亲，给病者药食，多出私钱。民不幸罹旱疫，得免于转死，虽死得无失殓埋，皆公力也。

是时，旱疫被于吴越，民饥馑疾疠，死者殆半，菑未有钜于此也。天子东向忧劳，州县推布上恩，人人尽其力。公所拊循，民尤以为得其依归。所以经营绥辑[10]，先后始终之际，委曲纤悉无不备者。其施虽在越，其仁足以示天下；其事虽行于一时，其法足以传后世。盖菑沴(ㄌㄧˋ立)之行[11]，治世不能使之无，而能为之备。民病而后图之，与夫先事而为计者，则有间矣；不习而有为，与夫素得之者，则有间矣。予故采于越，得公所推行，乐为之识其详。岂独以慰越人之思？将使吏之有志于民者，不幸而遇岁之菑，推公之所已试，其科条[12]可不待顷而具。则公之泽，岂小且近乎？

元丰二年，以大学士加太子少保致仕，家于衢。其直道正行在于朝廷，岂弟之实，在于身者，不著。著其荒政可师者，以为越州赵公救菑记云。

注释

[1]越州：治所在山阴。也就是现在的浙江绍兴县。赵公：赵抃（1008—1084），字阅道，号知非子，谥清献，衢州西宁（今浙江衢县）人。

[2]廪：官方供给粮食称为「廪」。

[3]僦：雇用。租赁。

[4]羡粟：多馀的粮食。羡：多馀。

[5]蹂：践踏。

[6]粜：卖出粮食。

[7]籴：买进粮食。

[8]病坊：收容病人的地方。

[9]瘗：埋葬。

[10]绥辑：安顿。

[11]菑沴：阴阳失调所生的灾祸。

[12]科条：规程，条例。

译文

神宗熙宁八年夏天，吴越地区发生了严重的旱灾。这年九月，资政殿大学士、右谏议大夫赵公出任为越州知州。在百姓还没有遭到饥荒威胁的时候，他就给所属各县下达文件，询问：「有多少个乡遭受了灾害？有多少户百姓能够养活自己？还有多少人要靠 提供救济？可以雇用民工修筑沟渠堤防的工程有多少？仓库里的钱粮还可以发出去多少？有多少富户可以徵募粮食？和尚、道士那里存了多少多馀的粮食？」各县都要呈报文书给知州，并且小心地为灾荒做好准备。

州县官吏经过登记，报告上说全州孤儿、老人、疾病、体弱没有生活能力的一共有二万一千九百多人。按照以往的规矩，官府每年都要给穷人发救济粮，但是发到三千石粮米就不再发了。赵公通过征收富户人家上缴的粮米与和尚、道士的馀粮，共得谷物四万八千多石，用来补充不够的救济粮。规定从十月初一开始，每人每天领救济粮一升，幼小的孩子每天领半升。赵公担心人多，领粮食的时候容易出现践踏的事情，他又给男人和女人规定了不同的领粮食的日子，而且每人一次可以领两天的口粮。他还担心人民将要流亡在外，就在大小城镇和郊外地区设置了五十七处发粮点，使他们就近领粮，并下通知说，凡是离开家的人都不给粮食。这样计算一下，官员就不够用了，于是就把那些不在职但是家在当地的官员们召集起来，发给他们口粮还给他们安排工作。对于那些不能养活自己的人，就用这些措施来解决困难。对那些有能力买粮食的人，就告诉富人们不能不卖给他们粮食。又为他们调出官仓里的粮食五万二千馀石，按平常的价格卖给百姓。设置十八处卖粮点，使百姓买粮食就像领救济粮一样方便。

他又雇用民工修补城墙四千一百丈，使用三万八千个工时，然后发给这些雇工工钱，并给他们两倍的粮食。老百姓中有愿意出利息借债的，官府就劝说富贵人家尽量把钱借出去，等到有了收成，官府会出面为债主讨回借款。被人扔弃的小孩子，也都由官府来收养。

第二年春天，瘟疫盛行。于是官府又设立了收养病人的处所，来收养无家可归的病人。他还找来两位僧人，委托他们照料病人的医药和饮食，让那些病人有所依靠。凡是死去的人，让所在地随时将其收殓埋葬。

按规定，遇灾年只给穷人发放三个月的救济粮，这一年却发了五个月才停止。凡是不合公文规定需要处理的事情，赵公都揽到自己身上了，不想使下属官员受到连累。下级人员向他请示的事情只要对救灾有好处，就立即批准施行。赵公在这段时间，早晚身心疲惫，劳心劳力从来都没有松懈过，事无钜细一定亲自去办。给病人吃药吃饭的开销都是他自己出的。百姓虽不幸遭遇上旱灾和瘟疫，而能够避免在辗转逃亡中死去；即使死了也不会葬身野外，这都是赵公出力的结果。

这时，乾旱、瘟疫遍及吴越一带，百姓饱受饥荒、瘟疫的折磨，人口减去大半，这是最大的一次灾情。天子为此忧劳，州县推广施行皇上的恩德，人人都尽自己的能力。赵公对百姓采取各种措施进行抚慰，百姓都觉得自己有了依靠和归宿。赵公对用来筹划安顿民众的事，各件事的轻重缓急以及如何开始和结束的方方面面的工作，都非常周到细致，考虑周全。他的德政虽然只限于越州，但他的仁爱之心却可以作为天下人的典范；他的措施虽然只施行于一时，但是他的方法值得传给后人。对于灾害的发生，即使在太平时期也是没办法避免的，只能预先对其做些防备。等老百姓受了灾，出于困境之后再来想办法，和事先就谋划好是有很大的差别的。不经过学习就去办事情，和平时注意学习、积累经验，也是有很大差别的。我特意到越地采访，把赵公推行的一套办法整理下来，并高兴地把它详细记载下来。我这样做仅仅是抚慰越州百姓对赵公的思念吗？其实，我是想让那些有心为民做事的官吏在不幸遇到灾年时，能推行赵公已经试行过并得到实践的办法，这样一来救灾的章程条例就会很快制订出来，那么赵公的恩泽就不只是披及小范围和影响短时间了。

元丰二年，赵公被封为大学士加太子少保，归家还乡在衢州。他的正直善良的行为被朝廷所重视，不像我只是有利于自己，这里就不详细说了。为了使大家在荒年时的施政以他为榜样，向他学习，我写了这篇《越州赵公救菑记》。

注〈越州赵公救灾记〉中曾巩详细记载了赵抃在越州大旱及瘟疫前后所制订的办法和救灾时的努力。赵抃那种至情至性、大公无私的精神，以及灾前灾后所订定的办法，足以让后世为官者所效法。附记：曾巩到襄阳任职时，也曾遇到襄阳严重的旱情。面对无法抗拒的天灾，曾巩跑了很多寺庙，登山临水求助于神灵，祈求降雨。也显示了他急民之所急、忧民之所忧的可贵品质。

1 文言文赵母训子的解释

原文：赵武孟初以驰骋田猎为事，尝获肥鲜以遗母，母泣曰：“汝不读书而田猎，如是吾无望矣！”竟不食其膳。武孟感激勤学，遂博通经史，举进士，官至右台侍御史。

译文：赵武孟起初以耕种狩猎为事业，他曾经捕获肥美的动物来给母亲，（他）母亲哭着说：你不读书却耕种狩猎，如果这样下去我是没有希望了！竟然不吃饭武孟深受感动勤学苦读，所以知识渊博对经史了解深刻，中了进士，官拜右台侍御史

资：钱，资产

书：写

或：有时

食：吃

望：希望

尝：曾经

遂：于是，就

遗：献 ，给

望：希望

2 薛修义字公让文言翻译

薛修义，字公让，河东汾阴人也。曾祖绍，魏七兵尚书。祖寿仁，秦州刺史、汾阴公。父宝集，定阳太守。

修义少而奸侠，轻财重气。魏正光末，天下兵起，特诏募能得三千人者，用为别将。脩义得七千余人，假安北将军、西道别将。以军功，拜龙门镇将。

后宗人凤贤等作乱，围镇城，修义以天下纷扰，遂为逆，自号黄钺大将军。诏都督宗正珍孙讨之，军未至，修义惭悔，遣表乞一大将招慰，乃降。凤贤等犹据险不降，修义与书，降之。乃授凤贤龙骧将军，阳夏子，改封汾阴县侯。尔朱荣以修义反覆，录送晋阳，与高昂等并见拘防。荣赴洛，并以自随，置于驼牛署。荣死，魏孝庄以修义为弘农、河北、河东、正平四郡大都督。时神武为晋州刺史，见之，相待甚厚。及韩陵之捷，以修义行并州事。孝武帝入关，神武以修义为关右行台，自龙门济河，招下西魏北华州刺史薛崇礼。

初，神武欲大城晋，中外府司马房毓曰：“若使贼到此处，虽城何益？”乃止。及沙苑之败，徙秦、南汾、东雍三州人于并州，又欲弃晋，以遣家属向英雄城。修义谏曰：“若晋州败，定州亦不可保。”神武怒曰：“尔辈皆负我，前不听我城并州城，使我无所趣。”修义曰：“若失守，则请诛。”斛律金曰：“还仰汉小儿守，收家口为质，勿与兵马。”神武从之，以修义行晋州事。及西魏仪同长孙子彦围逼城下，修义开门伏甲侍之。子彦不测虚实，于是遁去。神武嘉之，就拜晋州刺史。后除齐州刺史，以黩货除名。追其守晋州功，复其官爵。俄以军功，进正平郡公，加开府。天保中，卒于太子太保，赠司空。子文殊嗣。

修义从弟嘉族，性亦豪爽。从神武平四胡于韩陵。历华、阳二州刺史，卒官。子震，字文雄，位廉州刺史，亦著军功。又历南汾、谯二州刺史。

3 翟汝文,字公文言文翻译

翻译：翟汝文，字公巽，宋代润州丹阳人，熙宁九年出生在一个官宦之家。

翟汝文的父亲翟思自开封徙居丹阳，累官御史起居郎，历知越州应天府。翟汝文自幼聪慧好学，随父习诵汉、宋儒学。

少年时代，翟汝文就能挥翰写一手锦绣文章和龙凤好字，以“风度翘楚，好古博雅”而远近闻名。元符元年，他告别父母，离开故乡，千里迢迢赶赴京城应试，一举考中进士，那年才22岁。

翟汝文性至孝，以“亲老”为由，在丹阳侍奉双亲整整十个春秋。北宋末年，国家处于危难之际，朝廷急需济世之才。

大观年间，朝臣举荐翟汝文入朝为官，擢议礼局编修官。宋徽宗赵佶久闻翟汝文才华卓荦，“召对”后，觉得果然才华超群，嘉勉一番后，便授予秘书郎之职。

后监宿州税，召除著作郎，迁起居郎。他为皇太子讲学，除中书舍人。

后来，因为有人说他“从苏轼、黄庭坚游，不可当赞书之任”，而被外放至襄州、济州、庙州、陈州等地。他在各地做官都视百姓为父母，为官清正，经常微服私访，体察民情。

对受灾地区，则常常奏请朝廷减赋，因此，深受地方百姓的敬重和爱戴，召拜中书舍人。朝廷命同修《哲学国史》，迁给事中。

翟汝文嫉恶如仇。徽宗时，内侍梁师成阴贼险鸷，专横跋扈，强占百姓墓田增辟为自己的园圃，都城里的人都称其为“隐相”。

翟汝文对其深恶痛绝，多次弹劾，但是梁师成唆使宰相，将翟汝文贬黜至宣州。然而，这件事并未改变翟汝文刚正不阿的性格，反而更加激发起他对专权误国者的极端蔑视和愤恨。

密州负海产盐，他见蔡京“屡变盐法”，并要“岁贡牛黄”，觉得蔡京的变法不合“祖法”，“牛失黄辄死”，因此奏罢，被朝廷。宋钦宗即位，召为翰林学士，改显谟阁学士，知越州兼浙东安抚使。

宋高宗建炎三年春天，金兵大举南下，直扑扬州。高宗赵构从扬州仓惶渡江，继续南逃，中原和江北地区完全失守。

翟汝文与其同僚在南行的路上，他亲眼看见大批从北方逃亡而来的百姓流离失所，生活凄惨，无不痛心疾首。一年多来，朝廷被投降议和的乌云所笼罩，反对议和、上疏论政的宰相李纲被解职；力主北伐，请求还都汴京的好友、同乡太学生陈东惨遭杀害；提拔岳飞为将、屡败金兵的宗泽忧愤而逝……这一桩桩、一件件令人触目惊心的悲剧并没有使翟汝文的豪气丧尽，他把满腔的悲愤化为不灭的复兴之志，期待着能有一天，身着戎装，横戈跃马，挥师北上，“欲挽天河，一洗中原膏血”！绍兴元年八月，翟汝文被召为翰林学士兼侍讲，除参知政事、同提举修政局。

第二年四月的一天，从北方传来了伪齐刘豫迁都汴京的消息，朝野上下为之震惊，翟汝文对朝廷屈膝议和表示强烈不满。翟汝文在密州时，秦桧为郡文学，翟汝文曾向朝廷荐举其才。

但是秦桧到朝廷之后，培植党羽，结党营私，翟汝文很看不惯。绍兴二年六月，秦桧与翟汝文同堂议事，在谈到用人问题时，两人发生了争执，秦桧竞拍案怒斥翟汝文为“狂生”。

翟汝文性情刚直，不为秦桧所屈，当即回应说：“浊气！”因此得罪秦桧。秦桧上奏高宗赵构进谗言，说翟汝文“擅以私意治吏事，伤国体，不可施行”。

翟汝文毫不示弱，力陈其故，并直言秦桧“私植党羽，谗害善良”，“乞治堂吏受赂者”。秦桧为此大怒，弹劾翟汝文“专擅”。

右司谏方孟卿奏翟汝文“与长官立异，岂能共济国事”？不久，翟汝文被迫去职。可见，翟汝文是一位嫉恶如仇、风骨凛然的良臣！翟汝文“风度翘楚，好古博雅”，精于书画。

因为他与苏轼、黄庭坚是好友，其书法在一定程度上受苏、黄的影响，形成了自己沉着、苍劲、豪放的艺术风格。翟汝文存世书法作品有行楷《书札》、《宣抚帖》等，其中《宣抚帖》收录于乾隆十二年时摹勒刻石的《三希堂石渠宝笈法帖》中的第三十六册内，共计14行，106字。

此帖中，翟汝文学苏轼笔意，酷似苏字，通篇“妩媚中藏刚劲，古拙里显灵秀”，充分表现出苏字“绵里裹铁，藏巧于拙”的艺术特色。翟汝文一生著作颇丰，后人称他的文章“有熙宁、元占遗风”。

他还谙熟先秦史、汉史，以及夏、商、周三代礼器、礼仪。政和三年，他曾“奏乞编集新体，改正《三礼图》以示后世”，但却没有实现。

他刊行于世的著作除《东汉通史》50卷外，还有《圃学》5卷、《广闻》3卷、《人物志》5卷、《忠惠集》30卷。绍兴十一年（1141），翟汝文带着满腔的幽愤和壮志未酬的心愿，悄然离开了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