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发现的这些典籍，是了解古代社会、文化和美术的重要依据。它博大精深，取之不尽，大大丰富了敦煌文化的内涵，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门新的学问，即敦煌学。

另外，藏经洞的文献资料不仅限于我国和汉民族，还涉及到我国境内不少的古代民族，如匈奴、乌孙、羌族、楼兰、龟兹、于阗、粟特、突厥、吐蕃、回鹘，以及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吉尔吉斯、哈萨克斯坦、波斯等国，具有极大的国际意义。

莫高窟，俗称千佛洞，坐落在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它始建于十六国的前秦时期，历经十六国、北朝、隋、唐、五代、西夏、元等历代的兴建，形成巨大的规模，有洞窟735个，壁画45万平方米、泥质彩塑2415尊，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地。

1961年，莫高窟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1987年，莫高窟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莫高窟与山西大同云岗石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甘肃天水麦积山石窟合称为中国四大石窟。

敦煌石窟营建的一千年历程，时值中国历中上两汉以后长期分裂割据，走向民族融合、南北统一，臻于大唐之鼎盛，又由颠峰而式微的重要发展时期。在此期间，正是中国艺术的程序、流派、门类、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时期，也是佛教与佛教艺术传入后，建立和发展了中国的佛教理论与佛教宗派，佛教美术艺术成为中国美术艺术的重要门类，最终完成了中国化的时期。

从中国绘画美术的门类角度看，敦煌石窟壁画中的人物画、山水画、动物画、装饰图案画都有千年历史，自成体系，数量众多的特点，都可成为独立的人物画史、山水画史、动物画史、装饰图案画史。特别是保存了中国宋代以前即10世纪以前如此丰富的人物画、山水画、动物画、装饰图案的实例，这是世界各国博物馆藏品所未见的。

敦煌壁画中有音乐题材洞窟达200多个，绘有众多乐队、乐伎及乐器，据统计不同类型乐队有500多组，吹、打、拉、弹各类乐器40余种，共4500多件。敦煌藏经洞文献中也有曲谱和其它音乐资料。丰富的音乐图像数据，展现了近千年连续不断的中国音乐文化发展变化的面貌。为研究中国音乐史，中西音乐交流提供了珍贵资料。

敦煌写经是中国古文献中的瑰宝，自1900年敦煌写经卷在敦煌藏经洞被发现后，密藏多年的敦煌文献随即流散，许多完整的写经卷均被国外的探险家所劫掠。直到1910年，清朝学部才将劫余部分运抵北京。

敦煌藏经洞发现的写经，上起两晋，下至宋元，其中的大部分是唐代的写经卷子，并且有很多写经卷子有抄经者以及年月的题记，为人们了解唐代经生及其书法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

目前国内收藏的敦煌写经卷以国家图书馆最为集中，南京博物院藏有敦煌写经30余件，由于这些写经卷均具有久远的历史及不可替代的唯一性，所以，这组经卷中的每一件都有着不同寻常的收藏经历以及极高的文物和学术价值。

南京博物院所藏敦煌写经的时间跨度从北魏到五代，其中以唐代的作品居多，这些作品距今最远的有1500年的历史，最近的也有1100多年的历史。所有汉文写经中，除一件为草书外，其它大多为楷书体和魏碑体。这批写经的内容以佛经为主，如妙法莲华经、佛说三十七品经、大乘入楞伽经、瑜伽师地论、无量寿经、佛说阿弥陀经、大般涅般经、大智度经、摩诃般罗密经等。这批写经中另有老子道德经及春秋后国语的写本各一件，这在已发现的敦煌经卷中较为少见，其学术价值和资料价值不可低估。此外，还有两件为唐朝时用回鹘文所写的经卷，这在所发现的敦煌写经中也不多见。这批写经大多保存完好，其中最长的一件有500行，长度达24米。

南京博物院所藏敦煌写经的来历也非比寻常。1936年，北平历史博物馆并入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所拨交的珍贵文物中，其中即有敦煌写经4件；1942年，中央博物院组织工作人员赴甘肃敦煌县，抢救性收购了敦煌写经12件；建国初期，华东文化部将11件不同来历的珍贵敦煌写经拨交给南京博物院收藏研究；此外，晚清著名作家、实业家、收藏家刘鹗的后人刘厚泽，前国家副主席荣毅仁及弟弟荣鸿仁，已故南京博物院女院长曾昭燏，著名书法家潘伯鹰，著名书画家和古物鉴藏家秦古柳等，都将自己珍藏的敦煌写经捐赠给南京博物院珍藏，从而使得南京博物院所藏的这批敦煌写经更加具有史料价值、人文价值和传奇色彩。

莫高窟千佛洞始建于十六国时期，坐落于河西走廊西端。据唐书记载，第一窟乃僧人乐尊所开凿，后法良禅师亦在此凿洞静修，僧人开始逐渐多了起来。

藏经洞，即是今日敦煌莫高窟第17窟的俗称，它开凿于第16窟甬道北侧岩壁上，并不十分起眼，若不是王道士清淤修缮，可能至今无缘面世。也许人类天生就向往神秘，藏经洞“重见天日”勾起了人们对那段尘封历史的探索欲望。

藏有四五万件珍宝的它，为何尘封近千年？

从史学家的考证来看，藏经洞封存的原因主要分为两派学说。

一、 避难说

二、 废弃说

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在1908年《敦煌石室访书记》中说到：

“首当研究之问题，厥为卷本入洞之约略年代，此实有准确之凭证在焉。卷本所题年号，其最后者为宋初太平兴国（976-984）及至道（995-997），且全洞卷本，无一作西夏字者。

伯希和作为较早一批深入莫高窟探险寻宝的探险队长，最先提出洞口封闭原因及年代。

伯希和认为，洞中所藏经卷，标注年号最晚的一批是在宋初时期，而1035年西夏国侵占又此地，以西夏同样尊崇佛教的习惯，也应在洞中留下西夏文经书，但洞中并没有西夏文字，所以藏经洞封闭大概在1035年之前。

（伯希和）

至于封闭原因，伯希和猜测是战乱导致。由于洞中经书绢画陈列杂乱，像匆忙堆砌，所以极有可能是在战乱时，僧人怕宝物被抢夺，仓皇之中把这些宝物杂乱堆在此洞中，急忙封闭入口。

这种观点得到了当时大部分国内学者和欧洲“探险考察队”学者的认同，姜亮夫亦称其乃“宋时西夏之乱，千佛洞下寺僧人”藏经卷文书等封入洞中。

西夏于宋仁宗景祐二年（1035）占领瓜沙二州，在此之前，敦煌莫高露作为丝路上一个非常繁华的宗教圣地，集合了众多民族的佛教信徒，所以藏经洞中所藏经书也不单只有汉文，还包含很多少数民族的文字。但其中最奇怪的一点是，众多文字中唯独不见西夏文，翻阅历史典籍可知，西夏这个民族也是非常信奉佛教的，所以结合1035年战乱、信奉佛教的侵略者、洞中未发现西夏文字等诸多因素，可推测出藏经洞的封闭，主要是为了躲避西夏入侵，所以匆忙之中把诸多珍宝杂乱堆砌到藏经洞之中。

这就是所谓的“避难说”

当然，关于避难说，史学界也产生了分歧，比如有人认为是西夏入侵的战乱，有些认为是当时统治沙州的曹氏归义军政权内部的政变，即1002年曹宗寿逼其叔父，原归义军节度使曹延禄、瓜州防御使曹延端自杀。政变过程中，极有可能是其中一方搜罗了大量珍宝，藏于第十七窟中，但由于计划失败，便无人知晓其中秘密了。

关于避难说，学者贺世哲曾发表过一篇文章，《从一条新资料谈藏经洞的封闭》。此文是从另一个历史角度去分析的，他说11世纪初期，敦煌东边党项势力日渐强盛，把扩张目标放到了河西走廊；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觊觎河西走廊的并不只有东方党项势力，西边信奉伊斯兰教的哈拉汗王朝也在不断向东高歌猛进，一路扩张过来。

受到了双面夹击的严峻形势下，统治沙洲的曹家归义军不得不开始备战工作，因地处特殊，孤立无援，为了防止双方进军破坏，敦煌各个寺院相约之下，把佛教典籍、画卷以及其他各种文卷集中到莫高窟，并封闭于高僧洪的影堂中。为不露痕迹，佛教徒们特意在堵塞窟口的壁上绘制了壁画。

相对于避难说，我更倾向于“废弃说”。

废弃说所指，是说藏经洞本是一处类似“废品收容站”的地方，里面存放了大多遗弃不用的物品，所以陈列上相对杂乱，毫无章法而言。

佛教用物不比寻常用品，寻常用品废弃不用的话，可能就随手扔掉了，但佛教信徒认为这些东西是神圣的，所以就在岩壁上开凿了一个小窑洞，用来存放这些废弃不用的物品，数百年下来，才累积了数万件。

如方广锠认为，这些经卷遗书都是当时敦煌僧众抛弃无用的废品。

之所以说是僧众抛弃的无用废品，原因也是多种的，其中有日本学者所谓“书库改造说”，说的是北宋年间，中国折叶式的佛典写本已逐渐取代了卷轴装的形式，所以之前所用卷本多数被存放到藏经洞中。

了解书画的朋友大概是知道的，在宋时确实出现了“册页”的装裱形式，就是类似于奏折的格式。而在此之前的经文，都是手卷的格式，因为这种格式的转变，会导致就有经卷被统一归类放置，即今日之藏经洞。

当然，同样是废弃说，出发点也并不全都一致，西方学者斯坦因曾入洞，对洞中物品翻检。、

他所记载的是，洞中所有材料大体分在两种包裹内，一是混杂类包裹，其中包含藏文、梵文、于阗文、回鹘文、粟特文的写本、绘画、丝织品及汉文碎片。

二是正规文本包裹，其中有一千多本汉文卷本，每个包裹内都装有十几个写本，其中包括一些藏文经卷。他的最后结论是：藏经洞乃是从敦煌各寺院中收集来的“神圣废弃物的存放处”。

这不仅仅是太守啊。安史之乱时，沙，甘，肃，凉，瓜等洲沦陷，唐朝无力收回。后来，张议潮收回了河西十一州，皇帝无以为报，封张氏为“归义军”。后来回鹘，吐蕃卷土重来，张氏被曹氏替代。第六位归义军节度使时期，回鹘挑衅，致使归义军分裂，这时曹宗寿继承权位。宋朝虽确定其地位，但是实力已经不行了，只剩沙，瓜两州。曹宗寿，知道快要灭亡了。将这两州各地的佛寺收藏的经卷文书共五万件秘密运送到了沙洲，也就是现在的敦煌，封存在莫高窟。接着曹宗寿投降进犯的李元昊。

莫高窟第十七窟就是藏经洞，藏经洞的由来到现在也没定论，英籍匈牙利犹太人斯坦因通过四次中亚探险**了大量的中国文物，前三次探险，斯坦因在藏经洞窃取了大量的文献，斯坦因成为获得藏经洞文献最多的人。这些文献基本都存放在伦敦的大英博物馆和大英图书馆内；这些文化窃贼中还有一位，法国的伯希和，1908年往中国敦煌石窟探险，窃取了大批敦煌文物，带回法国，伯希和从敦煌莫高窟劫走六千余种文书，此外还有二百多幅唐代绘画与幡幢、织物、木制品、木制活字印刷字模和其他法器；今藏法国国家图书馆博物馆。

1、《敦煌学大辞典》

国内外第一次以工具书形式反映敦煌学研究成就的大型专科辞典，中国20余所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的老中青三代专家学者100余人参与编写，共收词900余条，总字数约200万字，插图700余幅，对敦煌学所涉及的众多学科，都有重要参考价值。

2、《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

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带走的敦煌遗书数量没有斯坦因多，但他进洞数周，“翻阅了每一张纸片”，所得7000余件皆为精华，文本、考古价值最高。去年，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遗书终于“回家”，5300余件以数字资源登陆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华古籍资源库”，距离1908年它们被带出敦煌，正好110年。

3、《敦煌变文选注》

敦煌汉文卷子中，许多人们前所未闻的变文、曲子词、白话诗等，使研究者大开眼界，改变了对中国文学史的认识。其中尤以变文最先引起中外研究者的广泛注意。郑振铎说过：在敦煌所发现的许多重要的中国文书里，最重要的要算“变文”了。

在它没被发现前，我们简直不知道“平话”怎么会突然在宋代产生？“诸宫调”的来历是怎样的重要问题，这些都一度成为疑案而难有确定的答案。

4、《中国5-10世纪的寺院经济》

法国汉学家谢和耐的成名作，以社会学的观点，根据汉籍、印度经文、敦煌和其他西域文书，分析了从南北朝到五代期间的中国寺院经济。

比如，唐代实行度牒制度，持有祠部所颁发的度牒的道士方为正名，享有免除差徭、赋税、兵役的特权，而且籍隶宗正寺，享受皇室宗亲的待遇。所以，出家当道士在唐代很时髦，这也导致了国家为维持官方教团而付出巨大的经济代价。

5、《归义军史研究》

近20年后再版，足以证明这部敦煌学入门书的畅销。作者重点探讨了归义军的政治史和对外关系史，对九世纪后中期至十一世纪前期将近200年的晚唐、五代、宋初的西北地区历史作了深入的研究。这位北大历史系教授2001年出版的《敦煌学十八讲》，也是敦煌学的入门读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