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故宫修文物中王津师傅修复的文物类别是

栏目:古籍资讯发布:2023-11-03浏览:3收藏

我在故宫修文物中王津师傅修复的文物类别是,第1张

钟表类。

故宫博物院文物维修当中的王津师傅,修复的文物主要以钟表类为主,也会修复些其他类文物,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该片重点记录故宫书画、青铜器、宫廷钟表、木器、陶瓷、漆器、百宝镶嵌、宫廷织绣等,该领域的稀世珍奇文物的修复过程和修复者的生活故事。

天一阁建于明嘉靖四十年(1561年)至四十五年(1566年),是当时兵部右侍郎范钦所建的私家藏书楼。范钦喜好读书和藏书,平生所藏各类图书典籍达7万余卷。范钦所收藏图书以方志、政书、科举录、诗文集为特色。由于一度位高权重,范钦的一部分藏书为官署的内部资料,这也是普通藏书家难以获得的。在他解职归田后,便建造藏书楼来保管这些藏书。

范钦最早的藏书楼名为“东明草堂”。辞官归家之后,随着藏书的增多,亟需兴建新的藏书楼。范钦根据郑玄所著《易经注》中的“天一生水……地六承之”之语,将新藏书楼命名为“天一阁”,并在建筑格局中采纳“天一地六”的格局,楼外筑水池以防火,“以水制火”。同时,采用各种防蛀、驱虫措施保护书籍。 范懋柱辑《天一阁藏书总目》,序中提及“乾隆间诏建七阁,参用其式,且多写其书入四库,赐以图书集成,亦至显荣矣”。

1585年,范钦去世。据全祖望《天一阁藏书记》载,范钦去世前,将家产分为藏书和其他家产两部分。长子范大冲自愿放弃其他家产的继承权,而继承了父亲收藏的7万余卷藏书,这也形成了天一阁“代不分书,书不出阁”的祖训。范大冲在维系和补充天一阁藏书的同时,也建立了维系天一阁藏书的族规,规定藏书归子孙共有,非各房齐集书橱钥匙,不得开锁。这些制度在天一阁私藏时期(天一阁始建至1949年)一直保留,并得到历代补充。

1665年,范钦的曾孙范文光在天一阁前修造园林,用假山石形成“九狮一象”等动物形态,改善了天一阁周围的环境。这一时期同时也是天一阁藏书最为丰富的时期。据考证,当时天一阁藏书达到5000余部,70000余卷,此后直到1949年,藏书几乎没有增加。

1676年,范钦后人范光燮传抄天一阁百余种书籍供士子阅读。范光燮破例帮助大学者黄宗羲登楼阅读天一阁藏书,使得黄宗羲成为第一个进入天一阁的外族人。黄宗羲为天一阁编制书目,并撰写《天一阁藏书记》,赞扬范氏后人“范氏能世其家,礼不在范氏乎?幸勿等之云烟过眼,世世子孙如护目睛”。天一阁因而提高了在学者中的知名度。自此以后,天一阁逐渐结束对外封闭的状态,对著名学者开放,尽管获得这种机会的学者并不多。

1773年,乾隆帝诏修《四库全书》时,范钦八世孙范懋柱进呈天一阁珍本641种,数量上名列全国第二,但质量一流,包含大量珍本、善本。所呈藏书中,七分之五收入《四库全书总目》,六分之一全本抄入,但所有藏书未归还,使得天一阁藏书下降到4819部。乾隆三十九年六月,特颁谕旨,恩赏天一阁《古今图书集成》一部,以示嘉奖,且派遣杭州织造寅著前往天一阁了解建筑格局,并下旨仿天一阁建造文渊阁等“内廷四阁”,“阁之制一如范氏天一阁”,希望借鉴天一阁的设计使得《四库全书》能够安全保存。。乾隆四十四年六月,赐范家郎世宁刻《平定回部得胜图》十六幅。乾隆五十二年二月,再赐《平定两金川战图》十二幅。

1829年,范筠甫、范邦冉等范氏后人对藏书楼进行大修,更换砖瓦台阶,修葺假山,疏浚池水,同时修订天一阁管理制度,立下禁碑三种,条款十五项,严格保证天一阁图书“书不出阁”。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1841年,宁波府城陷落。英国占领军掠夺《大明一统志》等舆地书数十种。

至1847年,天一阁中仅存书籍2223部。

1861年,太平军攻陷宁波,盗贼乘乱**天一阁藏书出售,后部分书籍被范钦十世孙范邦绥尽力购回。据薛福成命人所编《天一阁见存书目》,至1884年,天一阁存有原藏书2152部,共17382卷,《古今图书集成》8462卷。

中华民国成立后的1914年,大盗薛继渭潜入天一阁,与楼外盗贼里应外合,将盗走的天一阁书籍运往上海,在书店中出售,后被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巨资赎回一部分,藏于东方图书馆涵芬楼,但在抗日战争中由于东方图书馆被炸而焚毁。这一事件使得天一阁藏书损失千部。

1933年9月18日,台风造成天一阁毁坏。在鄞县县长陈宝麟支持下,冯孟颛、杨菊庭等地方人士成立包含范氏后人的重修天一阁委员会,将宁波府学内的尊经阁迁移至天一阁内,并将80余方碑刻移至天一阁后院,建立“明州碑林”。同时,在尊经阁西侧开辟千晋斋,将宁波学者马廉搜集的历代古砖和宁波城墙拆除后收集的城砖予以陈列。

1933年天一阁重建时,宝书楼藏书迁至范氏诒谷堂保存,政府派兵守卫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为了保护天一阁藏书,天一阁经历了建成370年以来的首次大范围出阁。首批三箱书籍于1937年8月17日离开天一阁。

1939年1月5日,第二批明以前版本八箱也运离天一阁,运往乡间暂避。

1939年4月12日,先前运出的两批藏书和阁中剩余的藏书总计28箱,9080册,由鄞县政府加封,运往龙泉县后方,暂存于跶石乡,与浙江省图书馆的藏书一同隐蔽。抗战结束后,这批藏书被运往杭州,直到1946年12月16日,天一阁藏书方才运回阁中,并于次年3月1日至3日进行了天一阁建成以来的首次公开展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周恩来曾指示保护天一阁。占领宁波后,解放军派专人保护天一阁。1949年6月9日,宁波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天一阁,并使之成为事业单位,范氏后人范盈性、范鹿其成为公职人员。宁波多位本地藏书家将个人藏书捐献给天一阁,这极大地丰富了天一阁的藏书。

1982年,天一阁入选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天一阁已经拥有藏书30万卷,并仍在增加,同时设有专门的古籍修复部门。

2003年被评为国家4A级旅游景点。

2007年又被公布为全国重点古籍保护单位。

2010年底,天一阁古籍数字化平台建立,以馆藏善本为主的3万册古迹得到数字化,供在线查阅。

2012年10月9日从南昌市滕王阁管理处证实滕王阁(南昌市)、岳阳楼(岳阳市)、黄鹤楼(武汉市)、鹳雀楼(山西永济市)、蓬莱阁(山东蓬莱市)、大观楼(昆明市)、阅江楼(南京市)、天心阁(长沙市)、钟鼓楼(西安市)、天一阁(宁波市)等十大中国历史文化名楼,将共同申报联合国物质文化遗产。

古籍修复师在我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因为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有很多的古籍和古物,这些古物在出土前或者是出土后,可能遭到破坏,尤其是巨大环境的变化,会对它们产生很大的影响。因此古籍修复师在我国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它决定了我国的文化是否能够流传下去。那么到底怎样才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古籍修复师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一、知识方面。

首先就是知识方面,作为古籍修复是我们要有足够的历史知识,要了解每一个古物背后的故事,根据当时的时代特点对古物进行修复。如果我们不了解古物背后的故事,或者是它所处的时代随意对古物进行处理,那么古物可能会遭到破坏,毕竟每个时代都有各自的特点,古物也有那个时代的特性,在修复的过程中,肯定不能够从自己的审美角度出发,对文物进行随意的修改。

二、灵气方面。

其次就是灵气方面,作为古籍修复师也要有灵气,要懂得古物中蕴含的精神。能够在情感上和古籍有一个共鸣,这样才能够更好的从事这项工作。

三、性格方面。

最重要的就是性格方面,一定要耐得住寂寞,因为修复古物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一定要能够耐得住寂寞,能够仔细认真的把自己的全部精神投入到其中。尤其性格一定要沉稳,因为一旦我们过于急躁,就可能会造成文物的破坏。同时技术方面也是非常重要的,再成为一名真正的古籍修复师之前,我们一定要多进行练习,尤其是要避免手抖的问题。

不知道你们觉得作为一名优秀的古籍修复师还需要哪些东西呢?欢迎在评论区底下留言。

在宁波余姚龙泉山腰,有四石碑亭,为四位先贤而筑。其中一亭的碑文是:明遗献黄梨洲故里。楹联:孝子忠臣祀典千秋列东庑,儒林道学史家特笔著南雷。横额:名邦遗献。这座碑亭是为明末黄宗羲而建。

黄宗羲(16l0-1695),字太冲,号南雷,学者称梨洲先生,宁波余姚明伟乡黄竹浦人。父尊素为“东林”名士,被魏忠贤陷害。他受遗命问学于刘宗周。十九岁人都讼冤,以铁锥毙伤仇人。他领导“复社”成员坚持反宦官权贵的斗争,几遭残杀。清兵南下,他召募义兵,成立“世忠营”,进行武装抵抗,被鲁王任为左副都御史。明亡后隐居著述,屡拒清廷征召。他与孙奇逢、李顒并称三大儒。学问极博,对天文,算术、乐律、经史百家以及释道之书,无不研究。史学上成就尤大。所著《明儒学案》,开浙东史学研究之风气。在哲学上,反对朱儒“理在气先”之说,认为“理”不是实体,只是“气”中的条理和秩序。但认为“气质人心是浑然流行之体,公共之物也”,又说“盈天地皆心也”,具有泛神论倾向。以为“致良知”之“致”字即是“行”字,反对“测度想象,求见本体,只在知识上立家当,以为良知”。揭露了君主一个私有天下产业的罪状,作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的大胆结论。认为“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肯定“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主张改革土地、赋税制度。反对传统的农本工商末的观点,强调工商皆本。这种政治历史观在当时有进步意义。文学方面,强调诗文必须反映现实,表达真情实感。著作有《宋元学案》、《明儒学案》、《明夷待访录》、《南雷文集》等。

黄宗羲在1668年,接受宁波学者万泰、陈同亮、陈夔献等邀请来甬,在白云庄“证人书院”讲学。在此期间,他还在范钦曾孙范友仲的帮助下,冲破范氏严格锁阁的族规,成为破例登上“天一阁”读书的第一个外姓人。他不但接触了天一阁全部藏书,还亲手编著了《天一阁书目》,撰写了《天一阁藏书记》。

黄宗羲作为浙东史学鼻祖,治学的特点,是从儒家经义和纯粹理学的框框中解脱出来,提倡以六经为根祗,兼谈历史,贯通经史,通达古今,经世致用,为史学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境界。

黄宗羲一生追求正义,充满乐观精神。他在《山居杂咏》一诗中云:

锋镝牢囚取次过,依然不废我弦歌,

死犹未肯输心去,贫亦其能奈我何?

廿两棉花装破被,三根松木煮空锅;

一冬也是堂堂地,岂传人问胜着多。

黄宗羲一生中轶事颇多,在民间广为传颂。

明末天后年间,太监魏忠贤专权,独揽朝政,排斥异已,一批正直朝官被捕被杀,接连酿成震惊中外的“六君子”、“七君子”惨案。黄宗羲父亲黄尊素,就是被冤杀的“七君子”之一。黄宗羲见父亲被害,为国优家仇而发愤读书。明以前二十一史以及诸子百家俱已了然胸中。十九岁那年,闻说崇祯接位,便草似了向朝廷讼冤的奏疏,辞别故里,只身赴京申雪冤屈。

这时,朝廷为平民愤已将魏阉一党伏法。黄宗羲便上疏朝廷,请求追究魏党余逆。于是朝廷下旨刑部,究治许显纯、李实一伙。

这天,刑部大堂大开正门,审讯许显纯、李实,旁听百姓成千成万,黄宗羲也在其中,可是,刑部碍于许显纯是孝宗皇后外甥,问案软弱无力。许显纯在铁证面前仍是百般狡赖。黄宗羲见此忍无可忍,大吼一声:“逆党!你害死我父,铁证如山,还敢狡辩!”从抽中抽出铁锥,猛刺许显纯道:“我看你从实招与不招!”锥锋至处血流遍地,吓得许显纯跪地叩头:“愿招!愿招!”可是,许显纯写了招状后,仍有恃无恐,他对刑部道:“下官虽属逆党,诬害同僚,罪有应得。但下官乃是孝宗皇外甥,系皇亲国戚,朝廷曾有明律,自应得到免罪。”刑部大员见说,只是“这个这个”地支支吾吾说不出话来。

黄宗羲见状,便向刑部申诉道:“许显纯与魏逆勾结,连成死党,丧尽天良,满朝忠良尽死其手,实为恶贯满盈。天纲恢恢,自应与魏党同处论斩。历朝早有明训:法不阿贵,何况外戚。大人自宜为国除奸。倘若放虎遗患,百姓怎能答应,后果那堪设想!”

刑部见黄宗羲说得慷慨激昂,句句是理;又见众学子、百姓怒目如火,便也壮了胆量,判决许显纯、李实同处斩刑。

当天深夜,黄宗羲正在灯下看书,只听一阵笃笃叩门声。他开门一看,只见一个人如鬼影般闪了进来,对黄宗羲道:“我是你父昔日同僚,亦是李实之友。他家托我带三千黄金给你,以补当日诬害你父罪过,只望你勿再追究李实之罪。”说罢,提上金来。

黄宗羲一推黄金,说:“这三千两黄金能买屈死的冤魂吗?能买国泰民安吗?李实罪有应得,欲想侥幸,休想!请!”立即把那人连同黄金推出门外。然后,他奋笔疾书,把当晚之事,写了一本奏章,向朝廷揭露李实欲施贿赂之罪。朝廷准奏,下旨刑部复审,追究李实贿赂罪。大堂上,李实还想狡辩,忽见黄宗泰从袖中抽出利锥,吓得连喊:“愿招!愿招!”

两逆斩首之日,黄宗羲偕同被害朝官子弟,设祭狱门,祭奠忠魂。一时间,香烟缭绕,哭声震天。黄宗羲把众狱卒召集一起,晓以大义,然后问道:“你等作恶,虽属受人指使,但罪责难卸。只要你等讲出谁是杀害黄尊素的凶手,其余免究!”

众狱卒见问,便把两个吓黄了脸的狱卒推了出来。颤声道:“是叶咨和颜文仲亲手用毒药害死黄尊素的。”二狱率连忙跪倒在地,大喊“饶命!”仇人相见,分外眼红。黄宗羲大喝一声:“恶贼!岂可饶你!”抽出利锥猛刺,便把两个狱卒刺死狱中,以祭奠先灵。

第二天,崇祯皇帝宜黄宗羲到金殿,说:“卿少年有为,为父报仇,为国除奸,有功社稷,精神可嘉。孤封你……”

崇祯皇帝还未说出,黄宗羲即插言奏道:“为国除奸,为民雪恨,为父报仇,巨子之责,何功之有。宗羲不愿为官,愿扶榇南归,尽孝于乡。”

就这样,黄宗羲不受封赏,毅然扶栋回到余姚,将父亲的遗体安葬在化安山。

黄宗羲毅然回乡之后,攻读史经,练习武功,关心国情。可是从京城不断传来坏消息。原来,魏党头目阮大铖以重金贿赂朝廷升官,在南京弄权作威。此时,清兵陈于关外,内忧外患,朝政日非。黄宗羲联合南京大学生一百四十人,组织“复社”,起草《南部防乱揭》,笔伐阮大铖,掀起一场轩然大波。阮大铖恼羞成怒,下令捕拿有关人士,黄宗羲等人都被投进囚笼。这时,明朝已日薄西山,终被李自成所灭。卖国贼吴三桂弓贿兵入关,一时风声鹤唳。正欲加害黄宗羲等人的阮大铖,趁乱逃之夭夭,黄宗羲也便在乱中脱身,返回浙东,回归故里。

黄宗羲一回到余姚,就闻报清兵已侵占北京,挥师南下,即将祸及浙东。眼看山河破碎,黄宗羲忧心如焚。想起明王朝父亲被害,自己被囚,恨满胸中。但他思虑再三,终以国事为重,义无反顾地变卖家产,欲起义军抗清。旁人劝他:“如此腐败的明王朝,已被它害得够苦,何必再去保它。”黄宗羲答道:“个人恩怨事小,社稷存亡事大。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怎可不保!”他亲自在余姚、绍兴一带招募了五百多名义士,树起“世忠营”旗帜,与官兵一起联合防守钱塘江,保卫正在绍兴监国的朱后裔鲁王。他向鲁王多方献策,作了“监国鲁元年大统历”颁布浙东。后来,终因清兵势大,寡不敌众。黄宗羲见大势已去,被迫移驻四明山,结寨为营,驻兵杖锡寺,作长期抗清打算。

黄宗羲住在杖锡寺,每日读书练武。一天,黄宗羲踏勘四明山地形,信步来到离杖锡寺不远的静修寺。

静修方丈是位有道的高僧,平时十分钦佩黄宗羲的为人。今见黄宗羲来访,便热情款待,纵谈形势,十分融洽。待告辞已是傍晚时分了。方丈从床柜内取出一个黄包袱递给黄宗羲道:“这是先人留下的书籍,留你作个纪念吧。”

黄宗羲接过包袱,道:“多谢大师的厚意。人如萍水,还望大师赠几句真言。”

方丈双手合十,念了一声阿弥陀佛,道:“鱼近水则嘻,树近土则活;子近母则健,臣近君则强。请君好自为之。”

黄宗羲回到杖锡寺,打开包袱一看,原来是几本书籍。书里记载着地理形胜,十分欣喜。细想方丈之言,想到自己是明朝左都御史,理应追随鲁王左右,抗清保明。

第二天,他把山寨交给部将,自己轻装到舟山保鲁王去了。

经过与清兵几次死战,终因寡不敌众,连连失败;又闻报他的四明山寨被火烧毁,部将殉职。黄宗羲知道大势已去,复明无望,长叹一声,回归余姚,避居于化安山,侍奉老母,开始他著述讲学的生涯,写成了《明夷待访录》、《明儒待访录》,《宋元学案》等史学巨著。

黄宗羲回归故乡后,潜心著述。他接受宁波学者万泰、陈同亮、陈夔献邀请,到宁波讲学。起初在万泰家里组织“证人讲会”,后来迁到延庆寺作为讲学场所。因黄宗羲讲学论述广泛,见解独到,来听他讲学的人越来越多。万泰索性将自己在管江岸的万氏墓庄的房子让出来,建立“能上证人书院”。黄宗羲在宁波讲学外,还经常被邀请去绍兴、海宁、崇德、余姚等地去讲学,被誉为当代大学问家。

清代康熙皇帝闻黄宗羲之名如雷贯耳,接连两次召他去京担任傅学鸿儒的官,都被黄宗羲回绝了。违抗圣旨,是要杀头的。但黄宗羲为了表示自己的决绝,就在父亲的墓边,营建了自己的墓穴,在里面放了一张石床,决心以死抗旨。

过了几年,康熙皇帝准备纂修明史,又想起了黄宗羲,以为最合适的人选非他莫属。于是又下了一道圣旨,要黄宗羲进京去主持史局。

钦差到了余姚,消息很快到化安山。黄宗羲闻报,即写下了一份遗嘱,吩咐儿子黄百家:“钦差来时,将此呈上。说是黄宗羲死了,已留遗嘱在此。”随即手撑雨伞,脚踏麻鞋,意思是头不顶清朝的天,脚不蹭清朝的地,独自走进墓穴,躺到石床上。

第二天,钦差大臣鸣锣开道,来到化安山。见黄百家披麻戴孝出来迎接,对钦差道:“家父前日辞世,现有遗嘱在此”钦差接过一看,见上面写道:“明史未修,宿愿未遂。日后朝廷开设史局,门下万季野和小儿百家可当此任。”钦差虽知其中有异,且喜有万季野、黄百家可替代,同样可以回复圣旨。于是便带着二人上京去了。

黄宗羲待钦差走后,便从墓穴中出来,专心著书立说。一直活到八十六岁。

作为一代大师的黄宗羲,享有高寿,名满江浙,不但子孙满堂,而且桃李天下。

一六八八年冬天,也就是黄宗羲七十九岁时,他自营生圹,中设石床一张,不置棺椁。置办如此简陋的后事,他的学生都百思不解,便问:“后事乃一生之归宿,自古以来极为讲究,先生今以石床代棺,以石穴代椁,怎么可以呢?”黄宗羲答道:“汉代有个叫赵歧的人,死前要儿子在墓穴中以沙堆床,上放竹席。死时只身穿素净衣衫,头发披散,而且身上只盖一张被单,当天进墓,当天掩埋。他那样做也正合我心意,况且我身遭家国之变,死后何必大操大办呢?”

到黄宗羲八十六岁病危时,写下了《梨洲末命》一文,他嘱咐说,我死后第二天早上,就用棕棚抬到墓穴中去,平常衣服,一被一褥,不得增加陪葬物品。棕棚要抽出来,凡世俗所行折斋做七,一概扫除;若有交谊至厚的人在墓边植几株梅花,则要稽首致谢。在临终时,他口授《绝笔诗》命儿子作记:

筑墓经今已八年,梦魂落此亦欣然,

莫教输与鸢蚁笑,一把枯骨不自专。

黄百家一切遵照其父遗嘱,只在石床边放几部他的著作。

黄宗羲在生前,希望他的子孙把两条现成的石柱移至他的墓前作为望柱,并且自拟了楹联:“不事王侯,待子陵之风节,招钞著述,同虞喜之传文。”上句用的是东汉时余姚人严子陵的故事;下句用的是晋仲宁的故事。晋书载:“虞喜曾屡征不起,朝廷有事,只得‘就喜咨访’。这两个故事所含寓意,也正是黄宗羲一生风节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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