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鲁王朱檀陵墓，座落在邹城东北12公里的九龙山南麓，红墙护围，松柏掩映，为埋葬和祭祀朱檀的地方。据《明史》记载，朱檀，系明太祖第十子，洪武三年（1370年）生。生两月而封为鲁王。洪武十八年（1385年）15岁时就藩兖州，辖四州二十三县。朱檀“谦恭下士，博学多识，好文礼士，善诗歌”，甚为朱元璋所喜爱。但住进兖州鲁王府后，误入邪路，信奉道教，终日焚香诵经，烧炼“仙丹”，求不老之药，希冀长生，结果却“饵金石药，毒发伤目”，仅活了19岁。朱元璋获悉后十分恼怒，认为他的行为实在荒唐，遂赐恶谥曰“荒王”。

明鲁荒王墓未经盗掘，经过清理，共出土遗物1100余件，其中珍品文物有织金缎龙袍、九旒冕、九缝皮弁(biàn，古代男子戴的帽子)、“鲁王之宝”贴金木印、金镶玉透雕玉带、唐代“天风海涛”琴、宋高宗题诗扇面、元代钱选白莲手卷、元版古籍、戗金云龙纹漆箱、青白釉云龙纹罐、等等。

择选风水宝地不惜人力财力，大兴土木，为其修建了这处规模宏大的陵墓。荒王陵，背依九龙山（为九龙山第一峰，号称“龙头”，又名“玄武”），东有卧虎山，西有玉泉山（又名曰“青龙”、“白虎”），南与朱雀山遥遥相对，按古代“四神方位”定穴。《礼记·曲礼上》：“行前朱鸟而后玄武”。下有白马泉，为白马河源头。陵园居高临下，向阳濒水，四望山川回环，林木葳蕤，风景如画。不仅是一处人间胜境，还是一座典型的明代亲王陵园。陵区原占地面积7万平方米，规模宏大，气势庄严，分为陵园和地宫两部分。陵园：陵区分内城和外城，修有内外护城河。进入神道的第一座门坊是午朝门，前为单拱石桥，名“御桥”。石桥拦板上饰有透雕的宝瓶灵芝等图案。桥东西两侧既是白马二泉，泉水明澈，常年不涸，号称“龙泉”。过“御桥”便是内城门。内城分为环以四周的红墙高370米，宽070米，为冰盘檐式砖石结构，陵园分前后两进院落，布局严谨，建筑典雅富丽。南门三座，中门独高，旁门稍矮，翼然并列，系门洞式斗拱建筑。雕梁画栋，色彩绚丽，重檐斗拱，凌空欲飞，中门坊额上书“荒王陵”三个鎏金大字。第二道门与南门建筑在同一条中轴线上，为四柱三楹式歇山飞檐建筑。后部有享殿，殿七楹，歇山重檐飞角，是当年祭祀鲁王朱檀的殿宇。据说当年内城墙的四角上还建有角楼。

地宫：出陵园后门便是方城明楼，是地下宫殿的重要标志。方城高72米，周围建有270米宽的回廊，供游人饱览陵区风光。方城上建有明楼，为歇山式飞檐斗拱建筑，气势雄伟。方城后便是地宫。地宫距地表深26米，由墓道、前室、后室三部分组成，依山凿石开扩，青砖筑室，上为高大封土。地宫建有两道石门，墓道全长50余米，并筑有用石灰和糯米汁混合浇铸而成的三道挡土墙。墓门前为一道高886米的封土墙，墙后便是高820米、宽535米的红色金刚墙，墙沿饰绿色琉璃瓦和吻兽。第一道门位于入洞口150米的甬道中，为双扉枢轴式。门以巨石制成，高240米，宽130米，厚018—020米，每扇重约2吨，门枢镶有重约15公斤的合金铜套。门的正面雕有纵横九排门钉和铁质涂金的铺首衔环。石门涂红漆，钉贴金，六百年后的今天，色泽仍十分鲜艳。这第一道门即为前室，为拱券式砖结构，磨光方砖铺地。南北长825米，东西宽525米，高4米，为东西向券顶。墓室建筑规模宏伟，高大宽敞，坚固严密，防水性强，在建筑艺术上有独到之处。前部当中置一大瓷缸，直径170米，内装铁灯芯座、豆油，称为长明灯，又叫万年灯。后部中间设有一张朱红御案，案上放盝顶宝匣三只。内装木制帖金的“鲁王之宝”金印。室内还随葬有庞大的木雕彩绘俑群，共432件，分别为仪仗俑和乐俑。木俑雕刻精细，刀法简练，神态各异，手持各种仪仗和乐器，其中有拱手而立的文官和身材魁伟的侍卫。尤为引人注目的是一匹高头大马，昂首而立，是出土24匹马中最为健壮肥大华丽的一匹。第二道石门与前门基本相同，两室间有一甬道。后室为棺室，东西长820米，南北宽545米，高550米。中部砌有南北385米、东西310米，高050米的须弥座式棺床，朱漆楠木棺椁置于棺床上。棺内朱檀身着龙袍，腰束玉带，头贯金簪，身下铺19枚金钱。棺床两边各有两张木桌和两个描金木箱。箱内装有冠、袍、靴、衣、帽、玉圭、玉带和梳妆具等。桌上摆放着文房四宝和琴棋诗画等物。东西两壁并摆着葬仪用的匾牌。其它随葬品为木、竹、铜、锡制作的一些小冥器和瓷器等。

出土珍贵文物：朱檀墓共出土各类文物1100余件，保存基本完好，这批丰富宝贵文物的出土，对研究明初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官制、舆服、纺织、书法、绘画等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朱檀墓文物曾在我国北京和日本展出，引起人们极大的兴趣。

出土的大量随葬品大致分为冠服、仪仗、家具、和文房四宝、琴棋书画几类，其中最突出的是“王冠”。此冠通高18厘米，长494厘米，宽30厘米。系藤篾编制，镶以金圈、金边、冠两侧饰梅花穿，贯一金簪。九旒、旒贯红、白、青、黄、黑五色玉珠。它体现了鲁王朱檀的高贵地位。出土的袍服衣着之类，有盘领窄袖金织龙袍，中纱单袍和交领暗花云纹袍，织锦图案非常漂亮，大多用金线织成。龙袍是朱檀在大典的日子里穿的，身长130米，袖长约110米，交领窄袖，米**，两肩及胸背上绣金织盘龙云纹，袖及膝栏饰行龙云纹花草、胸下部饰三组九行盘线，图案花色丰富多彩，对了解和研究明代丝织品有重要参考价值。玉制品在出土文物中占较大比例，其中有件玉带，玉质润泽，刻工精美。它以25节羊脂玉组成，用金片镶嵌，雕有缕空灵芝图案。带头三节用双层透花金片镶嵌着一颗蓝宝石、两颗较小蓝宝石、十二颗红宝石、八粒珍珠、六颗绿松石、两块长方形萤石(分别呈绿色，粉色)，一颗祖母绿和一颗稀有的猫眼宝石，通体总计镶嵌各色宝石33颗。其工艺之高超，实属罕见。此外，还有一只白釉云龙纹盖罐，口径244厘米，底径212厘米，通高375厘米。圆唇，直口，圆鼓腹，平底。胎体厚重，通体施青白色釉。盖呈倒荷叶形，脉络清晰，宝珠钮。腹部刻暗双龙纹，昂首在云中遨游相逐，龙纹上下间隔以卷草纹为饰。出土时罐内盛放梨、枣、肉、米饭、鸡蛋、菜叶等。和两块质地分别为碧玉和羊脂玉的玉圭，以及玉砚、玉佩、玉笔管、玉笔架等。从这批玉器的工艺水平看，充分体现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高超的技艺和聪明才智。“天风海涛”琴。桐木制成，黑漆琴身，裂似蛇蚹，背刻篆书“天风海涛”。琴腹有龙池、凤沼两共鸣槽。龙池内有“圣宋隆兴甲申口口，大唐雷威亲斫”两行铭文。雷威为唐代制琴大师，以善制蛇蚹琴而著名。南宋大诗人陆游诗云：“古琴蛇蚹评无价，鱼肠宝剑讬有灵”，可见雷威制作的蛇蚹琴，在明代的古琴中实为传世珍品了。宋葵花蛱蝶扇面。高243厘米，宽255厘米。绢本、金粉设色，画上方钤有“皇女市图书”朱印，左下方钤有“司印”二字的骑缝朱印。背面有宋高宗赵构为葵花扇面题的金字跋文：“白露才过催八月，紫房红叶共凄凉；黄花冷淡无人看，独自倾心向夕阳” 元钱选工笔白莲画。纸本。高42厘米，长903厘米，下有钱选自提七言诗一首：“袅袅瑶池白玉花，往来青岛静无哗；幽人不饮闲携杖，但忆清香伴月华。”钱选，宋末元初人。善画山水花鸟人物，为元初画界八俊之一。这些宋、元古画的出土，为研究我国古代书画艺术提供了宝贵资料。随葬品还有各种书籍共7种21册。有《朱子订定蔡氏集传》、《增入音注括例始末胡文定公春秋传》、《四书集注》、《少微家塾点校附音通签节要》、《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黄氏补千家注纪年杜工部诗史》等。这些宋元版本已是传世珍品，有的更是海内孤本，实为瑰宝。

中国历代帝王为了显示地位和尊贵，提倡“厚葬以明孝”，不惜动用大量人力物力修建巨大的陵墓，朱檀陵园的建造，在当时实为一项浩大的系统工程。仅掘石开扩，填积封土，动用土石方量约计20余万立方米。这座具有600多年历史的古建筑群，充分展示了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力量。

1970年春至1971年，山东省、济宁地区和邹县考古工作者在有关部门配合下，对荒王陵地宫进行了发掘，出土文物1300余种，不仅是山东省至今发现最大的，而且是京南江北最大的地下宫殿。

从1986年始，邹城市人民政府投入巨资对荒王陵进行修复建设，历时两年，今日的荒王陵重现昔日雄姿。现已建立了朱檀墓文物管理所，复制文物近300件，按墓内原貌布置阵列，每年都吸引着大批中外游人来此览胜，现已被公布为山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附：鲁荒王世袭表鲁荒王檀，太祖庶十子，洪武三年封。十八年就藩兖州府。二十二年薨。靖王肇辉，荒庶一子，永乐元年袭封。成化二年薨。惠王泰堪，靖嫡一子，成化三年袭封。九年薨。庄王阳铸，惠嫡一子，成化十二年袭封，嘉靖二年薨。当漇，庄嫡一子，成化十九年封世子，弘治十八年薨。以孙观火定 袭封，追封王。溢曰怀。健木戈 ，怀嫡一子，弘治十六年封世孙。正德十五年薨，以子观火定 袭封。追封王，溢曰悼。端王观火定 ，悼嫡一子，嘉靖七年袭封。二十八年薨。恭王颐坦，端一子，嘉靖三十年袭封。万历二十二年薨。敬王寿增，恭庶六子，初封富平王。二十八年薨。无子。宪王寿钅宏，恭庶七子，初封常德王。万历二十九进封。崇祯九年薨。无子。肃王寿镛、恭庶九子，初封泰兴王。崇祯九年进封。十二年薨。自朱檀始，共传十代十三王，前后延续达283年，贯穿整个明代。

说到姜子牙，大家都会想到《封神榜》里面那个传奇的人物，他的智谋比诸葛亮还要厉害，在帮助武王伐纣之后就顺理成章地被封为了神仙，获得了永生。但是其实，在真实的历史上，他也是一个凡人。姜子牙（约前1156年—约前1017年），姜姓，吕氏，名尚，一名望，字子牙，或单呼牙，也称吕尚，别号飞熊。商末周初军事家，齐国开国君主。姜子牙后辅佐了西周王，称“太公望”，俗称太公。西周初年，被周文王封为“太师”（武官名），被尊为“师尚父”[1]。姜子牙是齐国的缔造者，周文王倾商，武王克纣的首席谋主、最高军事统帅与西周的开国元勋，齐文化的创始人，亦是中国古代的一位影响久远的杰出的韬略家、军事家与政治家。历代典籍都公认他的历史地位，儒、法、兵、纵横诸家皆追他为本家人物，被尊为“百家宗师”。姜子牙辅佐武王伐纣，牧野之战纣兵大败，纣王登台自焚而死，从此商亡周立。姜子牙在齐国的时候，修明政事，顺其风俗，简化礼仪，开放工商之业，发展渔业盐业优势，因而人民多归附齐国，齐成为大国。到周成王年幼即位之时，管蔡叛乱，淮夷也背叛周朝，成王派召康公命令太公说：“东至大海，西至黄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此间五等诸侯，各地官守，如有罪愆，命你讨伐。”齐因此可以征讨各国，形成大国、定都营丘。姜子牙是一位满腹韬略的贤臣和非凡的政治、军事家，一直受历代统治者崇尚，这在《诗经》等唐朝以前的许多史料及文学作品中颂文颇多。唐太宗即位后，外夷相侵，内患未除，政局动乱，国家面临着百乱待治，百废待兴的情况，为了达到“安人理国”的目的，便自称他是姜子牙的化身，在磻溪建立太公庙，他用这一举动告诉人们，他要象周文王访贤并重用姜子牙那样的贤臣良将，他后来果然得到了一大批治世理国的人才，终于实现了“贞观之治”。唐玄宗为求国内安宁，需要像姜子牙那样披肝沥胆，呕心沥血，忠贞不二的勤勉事主的人才，便于公元731年（开元十九年）敕令天下诸州各建一所太公庙。并要求以张良配享，在春秋仲秋月上戊日祭祀。每当发兵出师或各将领及文武举人应诏，都要先去太公庙拜谒。公元739年（开元二十七年）追谥姜子牙为“武成王”，成为中华民族“武”圣人。公元1072年（宋神宗熙宁五年）为抵御外寇入侵，下令要求各军事将领必读《太公兵法》。

只不过，如果史书的记载没有错误的话，他应该活了139,岁在那个年代算是特别长寿。在周朝时候，人们已经开始相信轮回和另一个极乐世界的存在，因此在墓葬方面流行陪葬，以姜子牙的地位，自然是应当陪葬很多宝物的。但是，姜子牙怎么会是一般人，在那个人人都想要厚葬的年代，他偏偏喜好薄葬。因此，在接下里的几千年里，基本没有人想要去盗挖他的墓葬。当然，除了薄葬让他的墓葬安全之外，还有另一个原因——身份。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周姬昌昌之脱羑里，与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其事多兵权与奇计，故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这就确立了姜子牙是中华民族创立韬略理论开山祖的地位。1972年从山东临沂银雀山汉武帝初年的墓葬发掘出的《六韬》残简，来校勘存世的各种《六韬》版本和本注，说明了《六韬》一书，在汉武帝以前就流行开了，否定了《六韬》是古人伪托吕尚所着的怀疑，进一步证实了姜子牙在军事理论上的著述是真实的。他在军事理论方面，在政治、经济斗争的策略思想方面，都为子孙后代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丰富的遗产，人们称他是兵家权谋思想的始祖。中国古代的兵论、兵法、兵书、战策、战术等一整套的军事理论学说，就其最早发端、形成体系、构成学说来说，都始自齐国，源自太公，所以说太公为兵家宗师、齐国兵圣、中国武祖是当之无愧的。可以说，没有太公理论及其所建立的齐国兵家，则不会有如此博大精深、智谋高超、理论完整、源远流长、绵延不断、影响巨大的中国兵学理论学说。中国古今著名的军事家孙武、鬼谷子、黄石公、诸葛亮等都学习吸收了太公《六韬》的精华，太公的文韬武略被当今世界上的政治、经济、管理、军事、科技等各个领域所借鉴。姜子牙早些时候只知道钓鱼，家里贫困，其妻马氏嫌弃姜尚，欲图离去，姜子牙劝她说：“我有朝一日会得到荣华富贵，你可别这样做。”马氏不听劝告，离开了姜尚。后来姜子牙帮助周王建立了周朝，马氏见其地位、财富都很好于是想和姜子牙破镜重圆，但姜子牙早已经看穿了马氏的为人，就将一壶水泼在地上让马氏去捡回来，马氏只能拿回淤泥，姜子牙于是说：“若言离更合，覆水已难收。”

毕竟姜子牙不是一般人，关于他的传说太神奇，一般盗墓贼也不愿意进入他的墓葬打扰他，担心会有不良后果。但是到了民国时期，已经安全了千年的姜子牙墓葬，终究还是被人盯上了。这看上姜子牙墓葬不是什么专业的盗墓贼，偏偏只是一个逢赌必输的赌徒，他在赌场里运气太差，希望可以借机从姜子牙那里得到一个好手气。他听说，姜子牙的墓葬中有一个叫做“青铜鞭”的神物。姜子牙一生坎坷多磨而又轰轰烈烈、神秘莫测。纵观姜子牙一生的建树，无论从军事、政治、经济思想等方面，都有卓越贡献，其中尤以军事为最，所以太史公言“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称得上兵家之鼻祖，军事之渊薮。姜子牙是中国历史上一位全智全能的人物，也是中国文艺舞台上一位“高、大、全”的形象，还是中国神坛上一位居众神之上的神主。作为宗教的神仙，他是武神、智神，被奉为“太公在此，百无禁忌”的护佑神灵。周朝从古公亶父起，就盼望能得到一个圣人，一位武能安邦、文能治国的贤才，来辅助周国实现灭殷兴周的任务，所以称太公为“太公望”，到武王执政时，又以“师尚父”相称，尊宠权贵无以复加。文王所命太公为“太师”，是西周王朝“三公”中的最高长官，既主军，也问政。时有“天下三分，其二归周者，太公之谋计居多”之言，足见太公在周朝中的地位之重。姜子牙半生寒微，择主不遇，飘游不定，但他能动心忍性，观察风云，等待时机，终遇明主，辅佐姬昌，修德振武，以求兴周。周武王伐纣，太公为军师，牧野大战，灭商盛周，立了首功。周初分封，姜子牙被封为齐国君主，他治国有方，创建了泱泱大国，遗风犹存，累世相续，为后来的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五霸之首”而奠定了基础。

这个东西不仅能够让人转运，更为难得的是它能够让人提升武力值，这样一来也就不怕被人追赌债了。于是，这赌徒鼓起勇气进入了姜子牙的墓葬，拿到了一根长条的物体，至于是不是青铜鞭就不得而知了。就在他准备离开的时候，这追债的人来了，赌徒反手就是一棍子，用力过猛，用“青铜鞭”将人打死了。自然，他也因此招来了警察，蹲大狱去了，而那刚刚到手的“青铜鞭”也被重新放回了姜子牙的墓中。姜子牙治国，确立了“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的治国方针，在齐国数百年的发展史上，代代相传，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确立了齐文化的历史地位。太公已去世3000余年了，人民崇拜他的高尚人格，悼念他的丰功伟绩，以朴实的感情编造出他的很多神话故事歌颂他。说他曾在昆仑山学道，后奉师命下山助周灭商，灭商之后又奉师命发榜封神。这在《太平御览》和《封神记》等书上逐步把他神化了。到了明代许仲琳为崇敬太公无法形容时便以神面化之编着了一部《封神演义》，把他说成是管天下所有神的神了，太公的神奇和威严，成为驱邪扶正的偶像了。这些虽然超出了历史的真实，但却反映出姜子牙在人们心目中的崇高地位。中国古今著名的军事家孙武、鬼谷子、黄石公、诸葛亮等都学习并吸收了太公《六韬》的精华，而且当今世界上的政治、经济、管理、军事、科技等各个领域仍在借鉴太公《六韬》的精华。在唐宋以前，姜子牙被历代皇帝封为武圣，唐肃宗封姜子牙为武成王，宋真宗时，又封姜子牙为昭烈武成王。到了元朝时期，民间对姜子牙增加了一些神话传说。到明代万历年间，许仲琳创作了《封神演义》小说，从此，姜子牙由人变成了神，并且为民间广为信奉。

由此可见，这姜子牙墓葬里的东西还是不能乱碰，不管那是不是“青铜鞭”，都没有办法给人带来好运。盗墓贼都不敢碰的东西，赌徒不信邪，一来二去终于将自己送进了监狱，毁了下半辈子。不过，如果认为赌徒在监狱里生活更安稳的话，倒是可以将“青铜鞭”当做吉祥物。姜太公祠于1993年在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太公衣冠冢北旁重建，为中国明清传统的殿堂庙宇式布局形式，大门的门楣悬有中国宗教学会会长赵朴初老先生题写的“姜太公祠”四个大字，大门两侧供奉有高大威武的青龙、白虎两星君。主殿内正中供奉着姜子牙彩绘圣像、两侧供奉有齐国的第二代国君齐丁公和第十六代国君齐桓公的圣像。殿壁上的壁画，表现了姜子牙的生平事迹，主要内容有：姜氏封吕、贫困生涯、弃官避纣、著书立说、渭水垂约、孟津会盟、牧野大战、封齐就国、与莱争丘、严罚不训、周王授权、传子归周。西五贤殿，供奉承有齐国的五位著名政治家、军事家、有管仲、孙武、孙膑、司马穰苴、田单；东五祖殿、供奉道教的五位先祖，有东华帝君、纯阳祖师吕洞宾、张天师、王重阳、邱长春祖师，东院楼下供奉有碧霞元君、送子爷爷、送子奶奶，西院楼下供奉有观世音菩萨、财神、药王神。南院内新建成盆景院，现有高档盆景近300盆、达五十余个品种。姜太公祠建成后，被山东省政府定为临淄区唯一的一处规定的道教活动场所，平时有三位道士负责殿堂的管理工作。祠内分为六个院落。园内全部铺满草皮、各种松柏树木、名贵花木等，以“古、奇、稚”和“色、香、姿”见著。

　　这些年，教堂、书馆、博物馆没少看。教堂的神圣庄严并非限于宗教，欧洲的教堂通常又是建筑艺术展览馆、画廊、古物旧史陈列室、雕塑展厅乃至图书馆、音乐堂。同样，图书馆不仅是书籍的供养之所，也可能是绘画和建筑艺术的殿堂；博物馆除了陈列古物旧史、名家画作，若是哥特建筑，必也是建筑艺术展厅，其穹顶高墙、花窗回廊宛如教堂而璀璨着瑰丽的壁画、窗花、雕刻乃至种种奇特的构件装饰。

　欧洲的建筑与人文艺术间有种浑然交融的天然联系，它们彼此镶嵌，相得益彰，相互成就。此般纷繁奇丽，归功于不朽的文艺复兴时代。至此我也晓悟，建筑是一门融万般智慧于一体的艺术！那万千砖石编织的、无声交响的殿堂，正为典藏人类的精魂宝血而诞生！置身其间，总被她崇高至圣的美丽震撼。仿若被一曲摄魂的交响曲乐袭击。是的，那凌空的飞券、瘦骨嶙峋的复调般的线条，如同遵循同一旋律的音乐曲式，并在同一空间同一旋律腾跃，直到汇流一起，合声齐鸣。

　这些年，我寻访了不少教堂和修道院里的书馆，它们多远离城市，隐于小镇或偏僻荒野，端庄古朴，恬静淡然，乃至一砖一石、一草一木都洋溢着僧侣的气息。而那穹窿花窗下、扶壁回廊间的书藏，穹顶大钟播洒的天籁星光般洒落，那时我想，这沉浸在天国鸣奏中的典籍连同一众挂链旋成的“乐谱”，此刻是否与神共鸣？那瞬间，我明悟了书自古被赋予神性的事实。不是吗？自古而今，红尘滚滚，市井啸然，而书籍，始终被供养在淡然静谧的一隅，不管在圣堂神殿，还是闹市居家阁楼抑或店铺，它们始终沉默——无声而智慧敏锐的陈述。文字、印字纸卷、书籍，远古掀起引领手抄时代的宗教权威把它们看作印刷文明的鸣嘶，一种来自亘古洪荒的无声呼啸，而我，更愿意把“它们”看作“他们”——一群不按血缘支脉阶级贵贱、而遵循价值信仰乃至命运归聚的同路人。

　我想，这正是爱书人置身书馆获得宁静的原因，那是因为在无声的凝眸中获得了彼此的呼应共鸣，乃至抚慰启迪。我热爱处身于其间的宁静敏锐，逗留于书籍垒砌的墙间，还来不及一个美好相遇的期许，纸页的幽香，已然令人心醉神迷。

　一

　2014年的圣诞和新年，我去了英国的牛津小镇。

　之所以对小镇着迷，一为她闻名遐迩的学术气息，一为声名显赫的博德利图书博物馆，还有那些藏匿于地表、盘旋而下的图书迷宫。由哥特塔楼群、图书馆、博物馆集成的牛津，不仅是建筑艺术永恒的展览地、学子的修习所，更是知识渴慕者的朝圣地。之前看到博得利老馆的藏书信息，说，里面有多少藏书、古籍，新老馆之间地下隧道如何曲折悠长等。看得惊奇急切，就过海峡隧道，到了小镇，直奔博得利藏馆。

　从塔楼进入书馆，需经神学院大厅，那是哥特建筑中的非凡之作，一个繁复瑰丽的艺术织体。看到它，让我想起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细纱缎带、荷叶边、蝴蝶结以及种种褶皱，乃至西欧盛行的梭结蕾丝——那由几十个线轴排成扇状的亚麻或蚕丝在无数交错中打结、编织的镂空花边……真是令人叹为观止，那花窗频立高拔，肋骨密集繁复，它们附着攀爬于四壁穹顶，瘦骨嶙峋，文质彬彬。似乎，同目标朝向的每根肋骨，不仅向后世宣告哥特建筑在在艺术史上的空前绝后，同样告示，要进入这个圣贤荟萃之地，首先须明白其不同寻常——这要从天花顶部扇状织体上的字母说起。这些在教堂里出现频繁的拉丁书写，富于劲道，符咒般神秘。五百多年来，它们就那样规则而庄严地悬卧于穹顶，俯览游人穿越时间隧道，从嚣闹浮华抵达古朴神圣。据在这里工作半个多世纪的馆员说，神殿在建筑期间曾因资金不到位而告停，为继续这个伟大的工程，博德利在民间发起募捐，承诺：不管募捐者贡献多寡，一律把其家族姓氏雕绘于穹顶以留芳后世。而今，这些分布密集而规则的字母，它们对应的家族，在几个世纪之后，也许，有的已荡然无存，有的却支脉婆娑人才辈出，试想，若为后者的家族成员，哪天慕名前来神殿，仰头、在梭结蕾丝般的哥特花环上寻到自己家族的姓氏，将是作何感想？曾经，非笔试时期的牛津学子，便在这个神圣的地方进行口头答辩，教授则在隔壁聆听并评断优劣——这个不大的地方，曾是众多总统国王、首相和诺贝尔得主的文凭颁发处——时至今天，人们热衷于谈曼德拉和甘地，他们两位都从这个古老的圣堂走出去——能说英雄不看出处？某年克林顿从美洲到大不列颠来，偌大的帝国，他只对母校怀有情谊，而辽阔的校园小镇，他也只对博德利情有独钟。

　从神学院的大殿上来，是古籍藏馆。时值圣诞，花窗的彩图被皑皑积雪覆盖，那缝隙里漏泄的光，难以燃亮冬季的阴晦。教堂大钟敲响的时刻，站在花窗下廊柱间的书墙和阅览台旁，凝神屏息，彷如置身教堂的肃穆。1602年的哥特建筑典范，显然少不了穹顶拱券以及高拔的花窗，也许是出于免受光线过分侵入导致纸质受损、藏书变色及温控所需，顶上横空拉出的天花挡板，远看是一面以远古方砖般的雕花方块拼成的屋顶，近看则是湛蓝底加明黄咖啡两色雕花环抱的盾形纹章，盾形纹章护卫的内里，是一本打开的书，扇开的纸页上以拉丁文写着牛津大学的纹章格言：DominusilluminatioMEA——thelordismylight，这句座右铭源自牛津大学诗篇的卷首语：主是我光明！可见书馆创建者的用心，意在告诫学子：知识如神明，亲近知识，即获得光明力量和崇高信仰。

　晓悟更多的细节是以后的事了。那天，我仰望那大小纹章形成的图案，心里回鸣着诗篇口号般的格言，顿生虔敬之意。横加于拱券花窗之间、集无数雕花纹章于一席的天花挡板，俨然一幅斑斓的巨型卷轴，或者说，它就是一部敞开于中世纪的装帧华丽的典籍。

　彼时，我就站在典籍环绕的藏馆中央，书架书墙，以河流的线条逶迤。远古的典藏，经时间发酵，书页和油墨的香气似乎更为醇厚，我翕动鼻翼，一如几年前穿越在勃艮第地表下17米深处的悠长酒窖，呼吸变得贪婪。空中支出的环形悬廊，四下立着勾股悬殊的直角三角木梯，图书添加、外借或回归，需从三角木梯拾级而上，跃步悬廊，修女般气质神色的馆员，把沉甸甸的典籍或提或抱，在悬空的环廊上轻巧自如地行走，寻找书籍的典藏处，到了地方，即弓腰下蹲，把大书归聚或取出。我举着脖子，追随墙廊上的影子，多年前期待做图书馆员的愿望此时尤为强烈。

　为节省空间，并尊重古建筑的结构，书馆按中世纪格局安放自墙壁外凸的书桌，并以16世纪末起用的隔板书架系统，形成一墙两桌的格局，每个连接于书墙并外凸的阅览桌面配三架藏书。瞅见阅读台上那几挂连接书本和书架、案台的铁链时，心里一阵轰鸣。镣铐般的铁链，来自古老的铸铁，漆黑壮硕，它们比攀爬在古帆船锚洞的锚链要小，质地却是一致：漆黑的光亮、粗糙的光滑，线状的沉甸甸的轻巧。环环相扣的回形链条呈V状拴在案台和书架上，另一端连接书本外封、和厚实皮封上钉贴的两片角状铁皮镶嵌。为防书籍被随便挪移和外流，导致遗失和受损，管理者想出了这个办法。我为书籍在这里所受的待遇感动，并敬佩图书管理者的苦心孤诣。阅者进入藏馆的条件十分严苛：把打火机、火柴等火种包括相机甚至一切随带携带除留在外，借阅者需严格登记，在馆阅读，需要把链条拴挂的书籍沿着挂架移到桌面，小心翻阅，不可在纸页上随意写画涂抹，不可用圆珠笔、钢笔、签字笔等一切带液体和颜色的笔，惟一可用的书写工具是铅笔，且书写节制，严谨。读后，需把纸页抚平，系好链子，按书脊向外、封口向内的原则归位，并理顺挂链，使得它垂挂自然、美观。

　想必，那些长眠在神学院教堂的皇公贵族和神父主教们不会想到，他们曾经的捐赠，会成为博得利自始至终的珍藏，尤其是，该馆书藏会在几百年里一直是不列颠书馆中馆藏最古老丰富的。那个十四世纪初期就捐赠了首批手稿的科巴姆主教，直到辞世，他建造书馆的夙愿最终没有实现，甚至他捐赠的手稿还被迫拿去作了偿还债务的典当，不过，半个世纪之后，奥利尔学院还是苦寻其踪并重金赎回——五十年的光阴，这些典籍竟然还能寻得来路并原璧归赵，能说这是某种世俗之物的认领吗？也许正是科巴姆起了一个好头，后来，捐赠的王公贵族就源源不断了，慷慨者有亨利四世之子汉弗莱公爵，他不仅捐赠了300部手稿，还有更多古典巨著，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及普鲁拉克的拉丁语译作，甚至但丁、彼德拉克及薄迦丘作品——汉弗莱图书馆由此诞生。然而，很不幸，16世纪的宗教改革，这些价值连城的典籍被大肆掠夺和遗弃，甚且变为废纸。所幸是，伟大的事业，前仆后继者总是层出不穷，汉弗莱公爵离世一个半世纪之后，外交官博得利重提建馆一事，并慷慨解囊、运筹帷幄，最终，这座辉煌的建筑屹立在一群塔楼之中，并以破釜沉舟之心，寻回流失民间的典籍。如今，那些来自神父、教皇、公爵、首相捐赠的手稿，不仅有来自拉丁文、希伯来文等语种文献，更有含印度、日本、中国在内的东方研究馆藏，这些藏馆里的典籍，是几百年前西方传教士从各国搜集的，这些来自远古的东方手稿，一旦毁损，还得回到它们的故国去修复，以它们母国独有的纸张、工具和手艺。这不，馆员就给我们看一部来自日本的孤本，这本古籍才在不久前从日本修缮返回，之所以要把它送到日本去修复，正因为这里找不到同样的纸张，甚至，脊骨的缝合、糊裱等工艺也不敢确定。因而，这样的古籍需要采取特殊的邮寄方式，甚且是专业护送到日本，等到修好了才去接回，这前后耗费了近年时间。

　出于我们对这部沉甸甸的老书的好奇，或者是一个图书管理者对爱书者的仁爱之心，告别前，她建议我们每人可轻轻触摸一下，轮到我时，手指轻轻摸上去，感觉纸质轻薄如抽去水分的桑叶，又像蚕茧拉薄后的界面，那一刻，书的贵重与否我难以判断，但纸张和文字的合体，让人感觉神秘，仿似某种附体。

　二

　相比牛津乃至世界的城市书宫，那些地处荒僻的修道院藏馆要神秘些。如，意大利切塞尔的马拉泰斯塔。

　此地为人称颂之处，在于它有着近五个半世纪的馆藏和保持完整的阅览室。来自中世纪的建筑，似乎难以避开哥特风格。以门口为中轴的连环飞券下，排列着混合了古希腊和古罗马风格的廊柱，那柱头柱础、柱桩凹槽，井然其间，而每两根廊柱支起的拱券之间洞开的两个窗口，加上柱桩与墙窗间的斜面木桌，使得空间里充满了几何图形的线条感。然而，相对英、荷、比、法等西欧各国的哥特典范，该建筑还是难免落入平庸之嫌。它采取的是去繁就简的造法，完全略去梭结花边般的肋骨网织，扶墙朴素，简陋低矮的小窗，几乎毫无雕饰。不明白掀起文艺复兴这一辉煌艺术思潮的意大利，缘何会在哥特建筑发展到晚期时才把这一奇葩引入，这里的两座宗教建筑——教堂和修道院，尽管风格上都具哥特建筑特点，然而和崇高俊秀的杰作相比，实在过于庸常逊色。不说腾空的飞券、复调旋律般交织的肋骨，光说两排上起微弧下线方直的小窗就完全不具性格和想象力。然而，这样一个毫无起色的建筑，为什么在西方宗教、学术两届如此声明昭著呢？我想，也许和它对僧侣书院风潮的引领有关。和北欧宗教团体一样，他们早意识到设立书院于僧侣乃至百姓的迫切，而小地方偏僻，要在短期内靠个人捐赠建起一座辉煌的建筑显然不切实际。而事实上，作为一个经院藏馆和阅览室，它的功用已然实现。光，如同悬挂的满月，从正中拱券下方的大门登堂入室，与两墙窗户的光流汇合。窗户之众多密集，和左右排列井然的廊柱以及频起连环的拱券呈对应关系，上拱拉起的空间感和以窗作墙的`敞开结构，使得室内光线充足。远古的典籍，就敞放在千古日晖之下，自始至终、寸步不离。它们几百年如一日地保持同一姿势：闭合，或绽放般敞开。几百年来，它们和祷告台般的阅览桌拴连一起，它们之间的联系，是一条同样来自远古的铸铁绳链，链子的一端连接书籍封皮，另一端系于书桌边缘的铸铁枝条。和博得利藏馆一样，这样的陈设，显然是为防止图书的丢失。桌上，那扇开的宽大内页，斑斓着插图、花边乃至首写字母的华丽。

　这里的馆藏显然没有博得利那样讲究，排窗导入的过于充足的光，不仅对书卷的干燥度有影响，尤其会加快手绘插图以及花边装帧的褪色。然，图书的拥有者似乎更在意书籍对读者的帮助。而今，这些在南欧日照和潮润空气中敞开了五个半世纪的华丽纸卷，有的毛了边角，有的缺了内页纸张，甚至脊骨爆裂。想想，这五百多年里，它们经历了多少人的翻阅和抚摸，甚且，损毁修复又经历几何？曾经，因经费有限，院方御用的抄写人员不多，手稿抄写之后，需要以插图绘画装饰，胜任这项工作的，是那些具有高尚品味的宫廷艺术家或民间艺人。据说，如今还有人从这些手稿里辨认出曾经抄经者的字迹来，甚至从彩绘插图追认某个装帧师傅的手艺。而越来越多的人，是从设计华丽的纹章知晓这个建筑、书籍和一个家族的关系，它们竟是指向一个共同的名字：马拉泰斯塔。此刻，这个名字就以纹章雕绘的形式静默于手稿中，或者以各种大写的、装饰奇丽的卷首字母出现在段落的开端，甚至，在每张书桌的侧角，绣绘的劲道宛如兽骨或青铜上的雕刻。

　那么，该提起那个叫诺维洛马拉泰斯塔的人来了？

　纵观古今，如果说政治家有受人歌颂之处，大多和他的人文情怀有关，而贵族对公共责任怀有的使命担当，更使得后世传颂。该家族自十三世纪中期起，统治了意大利北部鲁比孔河两岸领土达两个半世纪之久，到了十五世纪中期，因为巨大遗产的分配，使得家族成员变得富有。来自马拉泰斯塔家族的两个兄弟，先后建立起了两座丰碑：一是，长兄、里米尔封建领主西格蒙多潘多尔请阿尔贝蒂设计并建立的马拉泰斯塔教堂，他沿墙设置长排石棺并安置了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家杰米斯图斯普莱桑及一些学者遗骨；一是弟弟、诺维洛请家族建筑师马太奥努蒂设计并筹建的马拉泰斯塔修道院书馆。诚然，这处经院书馆的诞生，来自马拉泰斯塔的诺维洛功不可没，同时，也得益于当时纯洁神圣的宗教思潮：捐出财富，以布施、潜心于学问为荣。忠诚于此思潮的宗教团体以圣方自各会及本笃会为代表，他们视阅读为一种神圣高尚的习惯，因而，每天的课业，除了传道祷告，阅读和抄写经文，同样具神圣。这样的风潮，使得各国教堂和修道院里的抄经坊里场景壮观。那高拔的花窗下、飞券长廊，一般是修士们抄写经卷的地方，以高窗取代砖墙的哥特建筑，好处是采光好。环廊下、斜立木架的方板，不是画家的画板，而是抄写的桌面。御抄员集于一地，抄写、雕绘、装帧，这样的场景，曾经也在马拉泰斯塔修道院的抄经坊呈现。一部手稿的诞生，不仅经历环节之繁、时间之长，尤其是雇佣抄写员的支付成为负担，因而，书院对于书籍的管理甚为严格，诺维洛甚至启用了修士与公国议会共同管理的模式，把所有的典籍罗列在册，并定期巡查，任何管理人员，出现图书丢失必以撤职惩罚。曾经，十六世纪早期，意大利北部城市维罗纳的主教贾恩玛特基博迪借用圣约翰克力索斯托姆于该书馆的手抄版本，因之前有过因两本手稿丢失而人员被革职的先例，公国参议为防意外断然拒绝。这引起教会的极大不满，最后迫于压力而折衷为之：主教以金币一千作抵押，由公证人陪同两位参议员亲自送往维罗纳，而一年之后，再把押金带上前往主教圣堂，将手稿接回。如果——这个事件放到现在被认为小题大做，会说明什么问题，是印刷文明带来便利之后，大众对曾经手工作业的不理解，还是，人类对待书籍的态度产生了变化？

　在欧洲，类似马拉泰斯塔修道院的书馆不少，如瑞士的圣加仑，荷兰Zutphen小镇的圣瓦普尔，马德里的等等，它们在书籍的收藏和管理上大同小异。—尤其那些弧度近乎一致的拱券和廊柱，然而，规模不大的馆藏，内部观感大大改善，飞券廊柱间以丝网覆盖的小窗明净典雅，廊柱上的圣芭芭拉、圣凯瑟琳、圣彼得和圣保罗以及创始人Walburga，沉默静观这个四个半世纪的圣堂。明**的地板上，斜面的阅览桌与古籍漆黑一色，以铁链拴于木架上的典籍看起来俨然一个古老无比的大型木盒，黑漆漆沉甸甸。当然，最为壮观的是那墙式的馆藏，那横于隔层上套着的圈圈铁环以及环圈下垂挂的回形针式续接的铁链，顺着环环相扣的链条方向，可以找到另一端的锚定点，那同样是一个环形铁圈，固定在手稿皮封硬实的边缘。一如曾经站在博得利古籍馆那些铁链拴带的书墙前，我莫名地低了头。我由衷地感到惭愧而又深受感动和震撼。想到自己多年以来对书的怠慢，使得我的书受损，甚至散失，以致现在，每发现一部不在，就以种种方式也寻找，可最终，重新购买是惟一选择，然，手捧读过的书，和重新买的书，又是两回事了。

　三

　初到欧洲那年，在一座教堂的橱窗里看到一卷奇特大书。那是个等待维修的教堂，以帆布遮盖的玻璃橱窗，和圣器室一样，陈列着各种器皿：镀金的宝血银杯，四周呈放射状线条的折叠金叶、正中开有透明小窗的镀金圣体光座以及镀金的绳拴香炉等，这些在教堂里看多了也不稀奇，我感兴趣的，是那部于杂乱中敞开的陌生的老书，又宽又长，奇厚，看着就沉甸甸的。长这么大，还没见过一部纹理质感这样美雅的书。如此古典，又如此华丽！纸张和我熟悉的书截然不同，书页上的拉丁文书写，不仅一笔一画如青铜雕刻般刚朗清晰，最让人惊诧的是，书中几个段落莫不以花草鸟兽的灵动和轻巧呈现，其间还有插图绘画，场景来自《圣经》中的创世纪、出埃及记等内容，甚至四周边框以鸢尾雕绘作装饰，真是美轮美奂！凭直觉，知晓那是一部和《圣经》相关的书，可我熟知的《圣经》不是这样的。那么，这部奇特的大书叫什么呢？我对自己被隔离在玻璃墙外感到懊恼，因为书的奇丽使得我伸手触摸的愿望无计可施。

　对那部老书的好奇和迫切，成了难以了却的心愿，直到几年后，本市活字印刷博物馆举办的一次手稿展览，使得搁置的记忆重现。毫无夸张，那是一席中世纪古籍的盛宴，规模可谓空前。那时，我还没去过牛津的博得利，没见识过都柏林以书造宫墙的圣三一，甚至邻近瑞士的圣加仑、奥地利的阿德蒙。当我站在金圆规展厅，目睹数以千计的手抄本现于眼前，真是难禁狂喜。一如几年前那部被置于橱窗的大书，上千卷的手稿同样被置于棺椁般的玻璃柜里，宛如圣体，只可隔着厚实的玻璃瞻仰，不可有任何造次，偶有一两部展放桌面，提醒也赫然在目：Don\\\'ttouch!（别触摸）！一旁还有工作人员凛然而立。连着几个展厅，陈列的古老大书莫不似曾相识。这些古籍，老的千多年，最近的也有四百多年，那是说，它们是16世纪活字印刷术盛行之前的绝笔，汇集众多修道院文士、插图绘画师以及宫廷装帧师的心血。可谓珍宝！古籍的书写，无不如青铜雕刻般刚朗明晰，技艺装帧则是迥异。风格却和记忆中的那部大书一致，每段开端，总有花卉鸟兽的奇异插图，后来才知道，那是首写字母的动、植物设计，而插图及边框合围的设计，则出自《圣经》故事，总之，别出心裁。看多了，逐渐明白书中频现的一些动植物插图，如，以鸢尾、荆棘、百合或矮牵牛等合围的边框；以麦穗、藤蔓、橄榄枝、翎羽、长尾鸟呈现的首写字母和纹章，段落之间的插图则以上、下十字架或最后晚餐等图景雕绘，无不绚丽、美雅。其间的镶金彩绘，鳞片般层叠排列、彼此镶嵌的叶叶金片，真是叹为观止。这场持续数月的展览，起初我频频光顾，先是拍了录影，又拍，隔三差五就去一趟。那些古老且陌生的气息让我好奇，而成此结果的技艺、工具、材料乃至特殊的劳作程序，更使得我迷狂。我萌生了追踪它们来源的迫切。

　手稿的拉丁语词manuscript，前部分manu，等同于英语的hand：手。后半部分的script，来自动词scribo，和英语的towrite相当：写。这样说来，一似古国的象形文字，“手稿”词意就简明而生动了。曾经，的旧世纪，只要说到手稿，指的正是手抄经卷。

　一部经卷的抄本皮纸——山羊皮或牛皮，也许三几只牲口的皮远远不够，那么，抄写一部经卷得杀掉多少牛羊呢？这个恐怕只能回到中世纪去问了。倒是羊皮的加工手艺让我好奇。从远古的解说中得知，满是血水和毛发的皮从牛、羊身上剥下之后，需要和酒或石灰一起浸泡，以去血垢异味，而后，是皮具固架拉伸，坤展。为皮纸光滑美观，使得油墨渗透深切均匀，还需用浮石打磨，甚至用面粉、蛋清或牛奶处理。当然，这些过程再漫长艰辛，解决的还只是材料的问题，而抄写、彩绘插图、装帧等人员的技术和时间，显然是无价的。事实上，到了15世纪后期，古藤堡的活字印刷开始以后，纸张已经流行，然而，皮纸手稿依然被重视，甚至随着印刷文明的产生越发被视为珍宝——纸张印刷流行时期富人依然沿用皮纸而拒用纸张。这是因为，那不仅仅被视为文艺复兴时期的杰作，更甚是，宗教乃至学界权威认为，前后皮封厚实的皮纸手抄本存放千年而油墨、彩绘及镶贴金片不会变色。这也需是一种主观臆断或期许罢了，因为，中世纪至今，也还没有千年，这个意愿是否为事实，还需要时间验证。

　曾经有一回，站在宽敞的展厅，我有所迷惑苍茫，心里问自己：这些昂贵而瑰丽的手稿都来自哪里？它们只是本国的珍藏吗？还是旧陆一些国家选出的抄本。这些氤氲着僧侣气息的古籍，以价值连城来形容也不过分了。它们于各个书馆的珍藏，一如米开朗觉罗的画于梵蒂冈。而这个城堡般的展厅，一个被誉为印刷文明的活字铸造印刷工厂、印刷文明的诞生地，续了古城堡遗志的普朗坦它，正是古藤保的帮凶、遏止手抄时代的祸首。然而今，它们在这里会合，怀着各自的高贵骄傲和矜持。说起来，曾经若不是古藤保和普朗坦的出现，迷人的手抄和装帧艺术就不会被如火如荼的印刷文明取代。如今，普朗坦图书博物馆的手稿馆藏有近千部之多。最古老经典的手艺、上好的羊皮纸、尊贵华丽的装帧，无所不有。事实上，这里不仅藏有中世纪期间印刷的、各语种的千余种图书，甚至还珍藏着古藤保或其助手以他本人铸造的铅字印刷的三卷36行《圣经》，以及菲利普二世支助出版的八卷含希伯来、拉丁语等五个语种的《圣经》——该经卷的篇幅破了十六世纪的记录。如今，那些曾经取代手工的机器、古老的印刷机还在，它们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印刷机器，有的还可照常运转。而印刷车间的铅字库、活字盘更是赫然在目，甚至法国钳子设计师制作的成套字模。如今，印刷作坊中还保留着十六。十七世纪用于活字铸造、印刷、校对等各种劳作的原貌曾经，我一再在这些铅字的铸造和储藏室逗留，铸造间曾经熔浆成字的高温灶房，以及那些以编织箩筐装载、堆叠的棱角分明的黑漆漆的铅字颗粒，让人肃然，一个写字人，冷不防地，就站在了这里——印刷文明的源头，真是恍如隔世。

　古藤保发明的活字印刷，是人类文明的巨大里程碑，它的产生为文艺复兴的发展推波助澜，但也有人说，印刷文明对手抄时代的取代，是古典主义曾经难以接受的失陷。文字的演变和印刷，从最初的泥塑、蒲草、木刻到活字印刷，传奇频生，这个过程让人明白，作为表达工具的语言，它的功能需要通过文字来实现，而思想的结晶、书籍的孕育产生，更因了思想的启蒙乃至不朽性质而倍显珍贵，从而使得书籍被赋予了神圣的色彩。“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颜如玉”，也许正源于此。

　多年后，当我一再出现在各国图书馆，荒僻的修道院或皇宫一样的藏书楼，心里问自己：为什么，诸国大公、贵族，无不在建造书馆这件事上苦心孤诣？他们不惜建筑业大师来设计圣堂宫殿般辉煌的建筑以作藏书之用。

　前不久读到人类最早落成的图书馆，那是在埃及的以佛所。建筑建于公元113或114年，落成大约在135年。曾经，存有12000个卷轴的图书馆，在沙砾尘土中掩埋了近2000年，在20世纪初期被考古学家挖出的遗骸，远比古希腊神庙还有辉煌磅礴。而今，这个曾经的宫城，除了地基下掩埋的几个先贤，里外已空空如也，然而，游客一如耶路撒冷的朝圣者，他们不远万里、顶着沙尘烈日来，在沙漠的枯竭和高温的蒸腾中，肃然而立。

　图书馆是什么地方？是建筑物？连地楼阁？朝圣地？那么书是什么？是印刷文明的无声呼啸与嘶鸣？是文字的汇集纸张的缝合、失声的陈述？思想的风暴？灵魂的不朽和永生？

　我显然不想给书下定义。倒是记起，那年圣诞，我逗留在牛津大学图书藏馆之间的地下书城迷宫，想起那句话：此刻，我不需要上帝，我只渴慕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