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 夏书 禹贡》：荆及衡阳惟荆州。江、汉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沱、潜既道，云土、梦作乂。厥土惟涂泥，厥田惟下中，厥赋上下。厥贡羽、毛、齿、革惟金三品，杶、干、栝、柏，砺、砥、砮、丹惟菌、楛，三邦厎贡厥名。

“荆州”这个名字来源于《尚书》中的夏书禹贡篇，这本成书于公元前五世纪，也就是春秋早期的儒家经典最早出现了荆州两个字，而且确定了荆州的范围。

一、荆州的由来

荆州来源于荆山，因为荆山以南称为荆州，荆山是位于湖北省境内一座历史悠久的山，位于神农架的东边，襄阳的西边，武当山的南边，宜昌市的北边，有一个流传很广的故事，据说和氏璧就是一个叫卞和的人在荆山发现了一块未经雕刻的玉石，他两次把这块玉石献给楚王，但没人识货，楚王还砍了卞和的双脚，直到楚文王时期，这块玉石才被开发出来，并打造成和氏璧。

荆州城

荆州这个名字的由来就是因为荆山而得名，荆就是荆山的荆，州是上古时期的一种行政区，相传大禹治水时，将整个天下划分为九州，分别是：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豫州、梁州、雍州、荆州，荆州就是上古九州之一，这是最早关于荆州的记载。

二、上古九州之一荆州的范围

在《尚书》中，明确了荆州的大概地理范围，必须得说明的是尚书中所说的荆州是一级行政区，相当于今天的省，尚书也说了：荆山与衡山的南面是荆州，衡山就是五岳之一的衡山，位于今天湖南省衡阳市，这样算下来，上古九州之一荆州的范围差不多包括了今天的湖北省全部和湖南省全部。

尚书中还记载了上古荆州的地貌和特产：

上古九州

长江、汉水象诸侯朝见天子一样奔向海洋，洞庭湖的水系大定了，沱水、潜水疏通以后，云梦泽一带可以耕作了。这里的土是潮湿的泥，这里的田是第八等，赋是第三等。这里的贡物是羽毛、旄牛尾、象牙、犀皮和金、银、铜，椿树、柘树、桧树、柏树，粗磨石、细磨石、造箭镞的石头、丹砂和细长的竹子、楛木。

从这里能看出长江与汉水是上古荆州主要的河流，还包括洞庭湖，沱水和潜水等水系，洞庭湖就是今天湖北省和湖南省的交界线和名字的由来，沱水和潜水已经无法知道具体是哪条河，云梦泽是一个泛指，指的是有很多河流、湖泊、沼泽地、山林以及平原的很大一个地理范围，东边从武汉东部的大别山开始算起，西边一直到湖北省的宜昌市一带，北边是今天湖北省的钟祥市、京山县到随州市一带，南边一直到整个长江以南，可以看到云梦泽把整个江汉平原都包括进去了。

荆州在湖北省的位置

湖北省号称千湖之省，想来云梦泽就是核心，这一片地理范围内，有着上千个大大小小的不同湖泊，如此丰富的水资源造就了大批的耕田，所以湖北也是水稻的主产地之一，同时由于水资源丰富，这里的泥土都是潮湿的。

从贡物来看，上古荆州至少主产有三种动物：旄牛（一种牦牛）、大象和犀牛。别的不说，就说大象，这可是生长在热带的动物，说明上古荆州天气炎热，适合大象生存，这与今天湖北省的气侯相差比较大，今天的湖北省算是四季分明了，冬天会下雪，夏天也会非常炎热，位于南北交界处。

三、荆州的楚文化

荆州是楚文化的发源地之一，之所以说是之一，是因为楚国最早是发源于丹阳，也就是今天河南省浙川县，这个地方在湖北省、河南省、陕西省三省交界处，首任楚王熊绎被周成王封在了丹阳之地，时间大概是在公元前1030年左右，楚国建国之初只有50里地，而且当时这个地方是一片荒蛮之地，华夏的中心历来在黄河一带的中原，丹阳相对来说非常偏僻了。

楚国

直到公元前689年，楚文王迁都于郢（今荆州纪南城），之后湖北省荆州市作为楚国都城有400多年，当时叫郢都，楚国都郢的这四百年是其快速扩张的四百年，从50里之地扩充到5000里之地，郢都作为楚国都城，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楚文化实际上是中原文化与蛮夷文化结合的产物，楚国在早期被周人称为楚蛮，一是因为地处偏远，远离中原，二是因为楚国周边有着大量的蛮夷和三苗部落，楚国要向外扩张，难免会与蛮夷作战，然后击败他们，同化他们，成为楚国的地盘，楚国最鼎盛的时期地盘扩充到今天的11个省，整个长江以南全是楚国的地盘，最北边甚至了江淮一带。

楚文化是非常包容的一种文化，楚国没有像晋国一样被三家分晋，也没有像齐国一样被田齐代替姜齐，而是一直稳定地发展，从最初的一个子爵国，成为春秋战国时期国土面积最大，人口最多，仅次于秦国的强国，楚国的地盘扩充了100倍以上，这是非常神奇的，靠的就是不断进取的精神和包容万物的楚文化。

楚国为何要选郢都作为都城呢？

荆州市

这是楚国发展规划决定的，楚国最早被封在丹阳之地，北边就是晋国和秦国等大国，又由于地形的限制，只能向南边发展，南边最广阔的就是长江流域，长江流域最肥沃的就是江汉平原，江汉平在的核心就是郢都所在湖北省荆州市一带，这里是鱼米之乡，可以承载很大的人口，有发展前景，这里地形特殊，北有荆山山脉，南有长江和洞庭湖，东西都是长江流域，方便运输和迁移。

楚国长期以荆州为核心地区，所以形成了一个词叫：荆楚，这个词表示楚国居荆州的意思，形成一种寓含文化、地理的专用名词，这个词早在不是现在发明的，在先秦古籍《殷武》中就有这样的记载：维女荆楚，居国南乡。意思是：你这偏僻之地荆楚，长久居住中国南方。到了现在，荆楚就是特指湖北省了，并形成了一种特独的荆楚文化，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代表了楚文化的文艺作品和文学艺术。

四、荆州的三国文化

三国时期的荆州则更是有名，作为东汉末年的天下十三州之一，当时的荆州包括了今天的河南省南部、湖北省全部、湖南省全部、江西省西部，广东和广西北部，地盘是相当大的，是一级行政区，东汉末年荆州的治所原本在湖南省汉寿县，刘表主政荆州后，迁到了湖北省襄阳市。

三国荆州

三国时期的荆州位于天下之中，成为中后期三国争夺的焦点和三国鼎立的根本，三国三大战役中的两场战争都发生在荆州境内，也就是赤壁之战和夷陵之战，赤壁之战在今天的湖北省赤壁市发生，夷陵之战在今天的湖北省宜昌市发生，这两场战役决定了三国鼎立。

同时在荆州发生了大量流传至今的故事，比如长坂坡之战、张飞喝断当阳桥、借荆州、白衣渡江、大意失荆州、败走麦城等故事，需要说明的是，三国时期的江陵城才是今天的湖北省荆州市，当时的江陵城是关羽的大本营，所谓的借荆州和大意失荆州，不是指三国时的荆州，也不是指今天的荆州市，而是指当时的荆州下辖的南郡。

现在的湖北省荆州有着大量的三国文化，还有关帝庙，荆州人非常崇拜关羽，关帝庙每年正月和农历5月13日都要举行大型庙会，还有玩龙灯，划采莲船，骑马射箭等相关活动，据说是传承了一千多年。

今天的荆州古城墙

五、今天的湖北省荆州市

今天的湖北省荆州市自从楚文王在公元前689年迁都到郢都建城以来，存在了2700多年，荆州的文化底蕴非常深厚，灿烂的荆楚文化和深厚的三国文化流传至今，另外荆州现在还完整保留着清朝顺治年间修建的古城墙，还有护城河，在中国七大古城墙中排名第二。

荆州地区的枝江关庙山、江陵毛家山、松滋桂花树、公安王家岗等遗址属于大溪遗址，这一文化形成于公元前4400年~公元前3300年左右，距今有5千多年的历史了。荆州附近埋藏着大量的楚国国君及贵族的墓葬，更是出土了数不清的历史文物。

今天的湖北省荆州市作为地级市，下辖荆州、沙市两城区，江陵、公安、监利三县和松滋、石首、洪湖三市，和荆州经济开发区、荆州高新区和纪南文旅行区3个功能区，总人口约647万，荆州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国家园林城市，长江中游重要的港口城市，中南地区重要的工业基地和轻纺基地。

那么越王勾践剑为什么出土于湖北荆州而不是岳的故乡浙江呢？我们知道，荆州济南市曾经是楚国的都城。古代楚国和越国长期结盟抗吴，关系一直很好。比如楚惠王的母亲越姬，是越王勾践最小的女儿。有专家推测，湖北荆州出土的这把勾践剑是楚惠王的母亲嫁给他的父亲楚昭王时的嫁妆之一。在先秦时代，用剑作为嫁妆是非常普遍的。吴越人擅长铸剑，这在许多古籍中也有提及。当勾践的越王剑以其真实面目面对世人时，人们惊叹于其精湛的铸剑技术。越国勾践剑剑身长约56厘米，剑上有“王月勾践，自行剑”八字铭文。剑出土后，为了验证勾践剑的锋利程度，专家们用不同的剑，相同的力度，在同样材质的纸上划开。结果如何？一些现代制造的新剑，看起来锋利无比，却没有勾践的越王剑切纸多！也就是说，越王勾践的剑虽然在黑暗的地下经历了2000多年的风雨，但其剑锋依然锋利无比。即使是以现在的铸剑水平制作的新剑，其锋利度也很难与之匹敌。这让我想起了古代铸剑工艺，已经被列为非遗古工艺，流传至今。越王勾践剑与今天一次制作的普通剑相比，是典型的复合剑，也就是说，这把剑可能经过了两次加工，也可能是三次加工，也可能更多。通过反复冶炼铸造，铸就了勾践的不凡品格。当然，铸剑工艺虽然是遗产，但目前要想很好的继承下来并不容易，这和很多内外因素有关。

1972～1976年原出土居延汉简的遗址又发掘19637 枚简牍(称为居延汉简)，其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是空前的(见彩图)。1973 年河北定县40号汉墓出土大批简牍,共有《论语》等8种珍贵古籍。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11号墓出土1155枚竹简，这是自发现简牍以来第一次出土的秦简 (称云梦秦简)。1977年在湖北隋县战国早期曾侯乙墓出土竹简200余枚,这是迄今发现的时代最早的简。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 1号汉墓出土《苍颉篇》、《诗经》等10多种珍贵古籍。1979年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 115号汉墓出土约400枚木简，其中有《孙子兵法》佚文。1983年湖北江陵张家山3座汉墓中发现西汉早期木简千余枚,其中有《汉律》等汉代法律古籍。2010年8月6日，工作人员清理出又一片简牍。

今文《尚书》珍宝名物初探

　今文《尚书》为最早的传世典籍之一，历代研究者甚众。然于其名物者鲜有问津。今以珍宝类名物为例，掇拾其文，遍检古籍，参以考古发现，明其源流。

　关键词： 尚书；名物；珍宝

　先秦的珍宝名物研究由于上古文献的缺乏，出土文物的限制，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而甲骨文、金文受书写工具、书写材料和文体的限制，也很难全面地反映商周名物的实际情况。今文《尚书》是最早的传世典籍之一，多为可信的商周古文，和商周甲骨文、金文是共时的语言材料，正可弥补上古文献的不足。本文试以珍宝名物类为研究重点，探源溯流，源流并重，为先秦名物研究提供早期的书面语料和理论参考。

　一、大龟

　九江纳锡大龟 （虞夏书·禹贡）

　今文《尚书》中，龟共有11见，其中表“卜筮”义的单音词“龟”有7见，称“元龟”的有2见，称“大宝龟”和“大龟”的各一见。关于“大龟”，历代注释家往往释为“长一尺二寸之龟为大龟，甚不易得，得则奉献于上。”都认为是大型的龟类，但具体为何物则语焉不详。如只言其大，则今文《尚书》中多用“元”而非用“大”，且孔传云：“尺二寸曰大龟，出于九江水中，龟不常用，锡命以纳之。”殷人逢事必占，每占必用龟，而此处曰“龟不常用”，可见此处“大龟”与表示“卜筮”义的龟为两物。

　《甲骨文编·附录上》收一篆三体，编号4831的待问字，以《佚》656为例“ ”。《甲984》中所载一般龟的甲骨文为“”、“”，与《佚》656差别很大，徐云峰先生寻思良久，认为此应为“玳瑁”。［1］玳瑁为较大型海产龟类。体长可达1。6米。背及腹部均有坚硬的鳞甲。头部具前额鳞甲2对。鼻孔近于吻端。上颌钩曲，嘴形似鹦鹉，颌缘锯齿状。背面鳞甲，早期呈覆瓦状排列，随年龄增长而变成平置排列，表面光泽，有褐色与浅**相间而成的花纹。分布我国北至山东，南至海南岛的海域。

　甲骨文中的“大龟”的记载多与祭祀有关而非一般的占卜。如《屯南》2363：“◇玳瑁至？用至？”就是用远方到来的玳瑁作祭品，可见殷王朝本身并没有玳瑁，此玳瑁应来自于玳瑁为图腾的北子族。北子族发源于山东渤海湾附近，是以渔猎为生的古族，对商朝一直有朝贡，后迁移至湖北江陵和湖南洞庭湖沿岸地带，继续从事渔猎活动。《禹贡》篇所指之“九江”即为北子族后期生活的地方。1961年，湖北江陵万城从一古墓中出土一批西周前期的铜礼器，共17件，成批的标明“北”、“北子”，证明北子族曾在这一地区生存、活动过。《尔雅·释鱼》：“涪陵郡出大龟，甲可以卜，缘中文似玳瑁，俗呼为灵龟，即今（晋代）蠵龟。”

　玳瑁一词文献中最早的记载当为《淮南子·泰族训》：“瑶碧玉珠，翡翠玳瑁。文彩明朗，润泽若濡。”此处的“玳瑁”实指“玳瑁的甲壳”。玳瑁别称“文甲”，或曰“瑇瑁”。《汉书·西域传赞》：“自是之后，明珠、文甲、通犀、翡羽之珍，盈于后宫。”颜师古引如淳曰：“文甲即瑇瑁也。”

　二、琅玕

　厥贡惟球、琳、琅玕 （虞夏书·禹贡）

　孔传云：“琅玕，石而似玉。”《尚书易解》：“郑玄曰：琅玕，珠也。”《尚书新笺与上古文明》：“琅玕，似珠之玉。”可见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其为珠玉类的美石，可加工成珠状，但其质地，其本原的材料却不得而知。

　《淮南子·地形》：“掘昆仑墟以下地，中有增城九重……上有木禾，其修五寻，珠树、玉树、琼树、不死树在其西，沙棠、琅玕在其东。”《山海经》亦云：“昆仑山有琅玕树。”两帙皆云琅玕来自于琅玕树，碾而为珠。明李时珍《本草纲目·石二·青琅玕》：“时珍曰：琅玕象其声也，可碾为珠，故得珠名。〔集解〕：据诸说，则琅玕生于西北山中及海山崖间……其云生于海底纲取者，是珊瑚非琅玕也。在山为琅玕，在水为珊瑚，亦有碧者。今 地方出一种青珠，与碧靛相似，恐是琅玕所作。”又云“珊瑚生海底，五七珠成林，出为变红色者为上。汉赵佗谓之火树是也。碧色者亦良，昔人谓之青琅玕。”李时珍以产地、颜色将琅玕分为两类似可商榷。《灵异兼图》云：“琅玕青色，生海底，以网挂得之，初出水红色，久而青黑，击之有金石之声，与珊瑚相类。”实际已经指出从产地、颜 分琅玕、珊瑚没有任何意义。珊瑚可能是出产地的命名，而琅玕则是转运后的称呼。

　今文《尚书》所贡之琅玕应来自于西域地区，考古发现已经证实早在两千年前，我国的西部地区就与西方有着一定程度的交流，西方的珊瑚就以珊瑚珠的形式流传到我国。1983年在新疆哈密地区七角井细石器遗址采集到一件珊瑚珠。据专家推测，七角井细石器时代距今一万年左右。珊瑚是一种生长于热带或亚热带浅海的腔肠动物，新疆地处内陆，本身不可能有珊瑚原料，只可能外来。说明早在一万年前，新疆就与沿海地区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往来关系。雍州是中西方经济交往的中间站，所贡之琅玕当来源于西方。因珊瑚性脆，不便于长途携带，加工成珠状物不仅美观而且轻便。但几经辗转之后，其本身的产地、颜色、外形、制造过程遂磨灭不清，事物的本质越发为事物的外形所掩盖，珊瑚珠到达中原地区之后，人们只能根据其外形判断其“似玉”，由西方传入而推测其“生于山崖”之间，后人以讹传讹，琅玕之实终不可知。［2］

　三、大贝

　胤之舞衣、大贝、鼖鼓，在西房（周书·顾命）

　《尚书·易解》：“大贝，如车渠，散宜生取之于江淮之浦。”《文选·木华海赋》：“岂徒积太颠之宝贝，与随侯之明珠。”李善注引《琴操》曰：“纣徙文王于羑里，择日欲杀之。于是太颠、散宜生、南宫适之属，得水中大贝以献，纣立出西伯。”可见“大贝”在上古应为稀世之珍宝，否则贪得无厌的商纣王也不会轻易动心，赦免文王之罪。

　殷商时代的物质交换由于农业、手工业的发展而日渐增多，部分商人“肇牵车牛，远服贾。”商代遗址中出土的海贝、海蚌等物品，其来源除赠送、进贡及征集外，也有商人长途贩运而来的。贝壳曾在此段时间内暂时地充当了一般等价物的角色。《说文·贝部》：“贝，古者货贝而宝龟，至秦废贝行钱。”古者当为夏殷之时。卜辞中有“赐多女有贝一朋”，金文中亦有“王赏戍嗣子贝七朋”的记载。商代货币的主要形式是贝也为出土的文物所证实。河南省郑州白家庄早期的商墓中出土海贝460多枚，小屯殷墟王室墓中发掘贝壳六千多枚，山东益都苏埠屯一号墓中发掘贝壳三千七百余枚。贝壳取之于海，夏商两代的主要活动地区在我国东部，近海或离海不远，贝壳容易获得，加工成货币单位，便于流通。贝有大小之分，小贝价值小，大贝自然贵重。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小形贝6880多枚，而大贝只有一枚。足见大贝价值巨大，可称为无价之宝。

　在古代商业贸易中，贝壳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但在某些情况下会暂时退出流通领域。一些富裕的奴隶主为了积累财富，将贝壳储藏起来，就如同储藏玉器、青铜器一样。因贝壳是财富的象征，一些奴隶主就佩带贝壳来炫耀自己，如同我们今天佩带金银首饰品。普列汉诺夫说：“人最初是从功利观点来观察事物和现象，只是后来才站在审美的观点来看待它们。”［3］贝壳由一般等价物继而成为装饰品也说明了人们审美的发展过程。

　四、蠙蛛

　淮夷蠙蛛暨鱼 （虞夏书·禹贡）

　郑玄注云：“蠙蛛，珠也，淮、夷二水出蠙珠及美鱼。”孔疏：“蠙是蚌的别名，此蚌出珠，遂以蠙为珠名。”可见蠙珠即蚌珠。《尚书新笺与上古文明》：“蠙珠，蠙蚌所产之珠。”蠙珠即珍珠，为蚌壳内所生的球状物，形圆如豆，色白如银，清丽可爱，是很珍贵的装饰品，又可做药用。《说文·玉部》曰：“玭，珠也。宋弘云：淮水中出玭珠。蠙，《夏书》玭从虫宾。”《大戴礼记·保傅篇》云：“玭以纳其间，琚瑀以杂之。”根据《说文·玉部》上说的“《夏书》玭从虫宾”可知，玭珠就是蠙珠，而卢辩的注解认为“总曰玭珠，而赤者曰琚，白者曰瑀”，是以蠙蛛为玉珠，与郑、孔之说不同。有学者认为，从现在发现的商周佩玉来看，并未见有用蚌珠的，所以怀疑蠙蛛即为某种玉珠，大可不必。邵望平氏《九州风土考古丛考》云：“蠙，应是泛指与鳄需要相同生态环境的一组淡水厚壳蚌。黄河下游史前至商代遗址里，厚壳蚌多有出土……在商代墓葬中往往发现有许多蚌质团形或其他形状的有孔或无孔的饰件称为蚌泡、蚌珠者。”［4］这里的“蚌泡或蚌珠”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珍珠”。珍珠的主要矿物成分有90％是文石——碳酸钙，此外还有少量的有机质氨基酸和水分，文石是极不稳定的，难抗水溶，却易变为方解石。专家认为珍珠经历60—70年就会渐渐失去光泽，至100年就会“寿终正寝”。我们不能因为没有见到前代的实物而妄断事物的有无。

　五、玉

　我国是世界上有着自己独特玉文化的国家，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玉文化充当着重要的角色，早在史前时期玉器就已成为沟通人与神之间的灵物。《说文·玉部》：“玉，象三玉之连，丨，其贯也。”胡小石先生《说文部首》：“古玉或贝，皆以丝绳贯之，‘王’象玉或贝之平置侧形也。”今考古发掘，周原周墓葬有，状之物出土，是为确证。《说文》云“象三玉之连”，取数於三，（历史论文 ）包众玉也。由于上古的认识能力低下，对自然界的许多现象无法作出合理的解释，就将一切归结于天神、祖先。只有对祖先进行祭祀，才能保证自己安宁。祭祀的操作者为巫，而祭品则为玉。《说文·巫部》：“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先民认为巫能沟通人与神两界。《易·巽卦》：“用史巫纷若，吉，无咎。”孔颖达疏：“史谓祝史，巫谓巫觋，并是接事鬼神之人也。”许君所云“无形”，当为神言。商承祚《殷墟文字》则以“”（后编下）， “藏龟”为巫字。陈邦怀《殷契小笺》云：“此从冂，象巫在神幄中用两手奉玉以事神。”其说可从。在古人的观念中，“玉”神秘莫测，可以与神灵相通。所以古代巫师们用玉来祭祀神灵和祖先。距今七千年前的河姆渡文化， 六千前的大汶口文化， 五千年前良渚文化和红山文化以及四千年前的齐家文化随葬玉器比比皆是。

　正是因为玉在中国文明发育、奠基的过程中发挥过支柱性作用，所以它才伴随着中华民族的整个文明过程并一直占有独特的地位。夏商至西周时期，玉在实施国家祀典、规范统治礼仪、昭示社会等级等方面承载着多重职能。越来越多的考古资料不断证实玉器在古代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领域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在玉的使用上，祭祀用玉先于装饰用玉。《山海经》中有近二十处记载祭祀用玉，但仅有两次提到佩服用玉。书中记录的许多神话传说中的帝王和英雄，只有夏后启佩玉璜，而那些处在夏后启以前的神话传说，却没有任何人佩玉。商周时期，装饰用玉在玉的使用中占据主要位置，而祭祀用玉则退居末席。今文《尚书》中玉凡12见，只有1处为祭祀用玉。

　1、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周书·金縢）

　孔传：“周公秉桓珪以为贽，告谓祝辞。”《尚书易解》：“璧与珪，皆瑞玉。”《尚书新笺与上古文明》：“璧，圆形的玉。珪，上圆下方开头的玉。古代祈祷必用珪璧。”璧是环状的扁平圆玉块，珪是上为三角状，下为长条矩形的玉块。邓淑苹《古玉的认识与赏析》云：“璧是最重要的祭品，竖立于坛上，用以依附自天而降的祖灵；圭是最重要的瑞器，主祭者执于手中，以表彰自己的身份。”［5］

　2、辑五瑞（虞夏书·尧典）

　《周礼·春官·典瑞》：“典瑞，掌玉瑞玉器之藏。”郑玄注：“瑞，符信也。”瑞是玉制的信物，是权力的象征。相传古代诸侯觐见天子时按照级别分别拿着五种玉器。《仪礼·觐礼》：“以瑞玉有缫。”郑玄注：“瑞玉，谓公桓圭，侯信圭，伯躬圭，子谷璧，男蒲璧。”不同等级的贵族所持的玉也有严格的区分。天子将各诸侯之玉收集起来，用一种“瑁”套在五瑞上面来检验是否符合，朝觐完毕后又退还给诸侯。《尚书大传》云：“天子执冒以朝诸侯，见则覆之（谓以瑁覆在诸侯瑞圭上），故冒、圭，天子所与诸侯为瑞也。……无过行者，得复其圭以归其国。有过行者，留其圭。能改过者，复其圭。”“辑瑞”和“班瑞”的过程就是天子行使权利的过程。

　3、禹锡玄圭，告厥成功（虞夏书·禹贡）

　孔传：“玄，天色。禹功尽加于四海，故尧赐玄圭以彰显之。”《尚书易解》：“圭，《说文·土部》瑞玉也。玄圭，玄色之圭。禹被赐玄圭，告其成功于天下。”《礼记·月令》：“孟冬之月，〔天子〕衣黑衣，服玄玉。”此处之玄圭、玄玉，并为信物，犹如后世之传国玉玺，是权力的象征。

　随着历史的不断发展，人们的认知能力不断加强，人们对玉的认知也不断加深。玉以其晶莹绚丽的色泽、清越悠扬的声音、温和润泽的外表等特点，给人们带来视觉、听觉、触觉等多种感官的愉悦。玉的审美功能逐渐取得了主导地位。

　4、厥贡惟球、琳、琅玕（虞夏书·禹贡）

　5、瑶、琨、篠、簜、齿、革、羽 （虞夏书·禹贡）

　6、大玉、夷玉、天秋、河图，在东序 （周书·顾命）

　7、戛击鸣球、搏拊、琴、瑟，以咏（虞夏书·皋陶谟）

　8、厥贡璆、铁、银、镂、砮、磬、熊 、罴、狐、狸

　（虞夏书·禹贡）

　今文《尚书》中玉由全国各地进贡而来。如：扬州所贡之“瑶、琨”，雍州所贡之“球、琳”，越地之“越玉”，华山所产之“大玉”，东北出产之“夷玉”等，皆为璞玉。《孔疏》：“郑玄云：大玉，华山之球也。夷玉，东北之珣玗琪也。天球，雍州所贡之玉，色如天者。皆璞，未见琢治，故不以礼器名之。”商周帝王所用之“玉笏”就是用球玉制成。《礼记·玉藻》：“笏，天子以球玉。”此外还用球玉制成乐器。《虞夏书·皋陶谟》：“戛击鸣球。”《禹贡锥指》：“特磬以玉为之，堂上之乐也。鸣球是已成之磬，其未成器者谓之天球，言天然之球也。郑玄‘色如天’，非是。雍州所贡当为磬材，未经琢治者，故传释‘天球’，以此实之。不然，则豫（州）贡磬错，将安所用耶？” 由祭祀用玉向装饰用玉的转变，表明人们认识能力的加强，人们在认识自己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改造自己的生活。1974年湖北黄陂盘龙城商代遗址出土一玉戈，约长62厘米，援长48。8厘米，胡长10。1厘米，形体巨大，制作精良，并非实用器，属于礼器。玉由祭器到礼器的过程说明商周时期玉的职能已发生了转化，玉器本身附着的更多是一种信用，一种证明。

　文献记载商周时期的玉器数量已相当可观。《逸周书·世俘解》：“商王纣取天智玉、琰玉，环身厚以自焚。凡厥有庶告，焚玉四千。……凡武王俘商旧玉亿有百万。”清代王念孙《读书杂志》校为“凡武王俘商，得旧宝玉万四千。”虽不为确数，但仍可窥其一般。这一时期玉器的种类相当齐全，大致可分礼器、仪仗、工具、装饰艺术品及杂器等类。已采用圆雕、浮雕等先进工艺，玉器切割整齐、琢磨光润、造型多样、线条流畅，表现了强烈的艺术效果。

　随着时间的发展，名物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重视。通过文献考古与田野考古相印证的方法来研究上古名物的形制、性状，不仅可以加深我们对名物本身的认识，也有助于对文献的解读。

　参考文献：

　［1］ 徐云峰：《商代廪、康卜辞中之玳瑁及其他》，《农业考古》，2002年第1期。

　［2］ 吴勇：《新疆尼雅遗址出土的珊瑚及相关问题》，《西域研究》，1984年第4期。

　［3］普列汉诺夫：《论艺术》，北京书店1973年版，第93页。

　［4］［5］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620、1227页。

引言

《五蠹》有言：“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

提到秦始皇，或许都大家都不陌生，虽然说秦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但是在很多人看来，秦始皇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暴君，而在这种暴力统治之下，秦朝也很快就被淹没在历史潮流之内了。

但是，通过我国湖北省挖出的一座秦朝古墓，我们却能够认识到，其实，秦始皇并不像很多史书中所记载的那样残暴无度，在对这座古墓中的文物进行分析了解之后，专家们也认为，我们在此之前应该是错怪秦始皇了。那么，在这座特殊的古墓中，究竟出土了怎样的文物？而在这些文物之内，又对秦始皇有着怎样的描写呢？

1975年，在湖北省云梦县的一个施工工地中，工人们偶然发现了一座古墓的痕迹，在将这一情况上报给有关部门之后，考古专家们也来到了此地，并对这里的古墓进行了发掘。在专家们对此地进行清理之后也发现，这座古墓应该是来自于秦朝时期，而在这位墓主人的身旁，也遍布着大量的秦代竹简。由于这座墓穴出土于云梦县，因此，这一墓葬也被称为是云梦睡虎地秦墓。

据悉，云梦县睡虎地秦墓所出土的竹简共一千一百五十五枚，其中，残片也数量也达到了八十枚左右，在专家们对这些竹简进行分类整理之后，发现其中所包含的内容包括秦朝律法、秦代编年纪及为官诏令等内容。在对睡虎地秦墓竹简进行分析之后也可以发现，在秦朝时期，整个国家的律法是非常严明的，而在这种律法规定之下，秦朝社会的发展也井井有条。

相比于其他史书上所记载的那些严刑峻法来说，通过这些竹简的描述，我们也能够感受到，其实，在秦始皇在位期间，他并不是一个暴君，与之相反的是，秦始皇是一个统治能力十分出众的君主。

据了解，在这些竹简中，无论是为官的律令，还是征兵规定，抑或是徭役赋税条例，都有着非常明确的规定，在那个年代中，其实百姓们的赋税压力并不是很大，而秦始皇也深刻的认识到了君主与百姓之间的特殊关系。与许多史书中所记载的都不一样的是，通过对这些竹简进行分析，我们也能够感受到，秦朝时期的百姓是过着非常幸福且安定的生活。

除此之外，在这些竹简中还记录了许多秦朝时期的医学、环保、文化等方面的内容。从这种记载中也能够感受到，秦始皇之所以能够一统天下，并建立起来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王朝，也是基于其自身特殊的政治才能。

在专家们分析出这一情况之后也认为，从前应该是错怪秦始皇了，毕竟他并不是一个昏庸的暴君，而对于整个中国封建历史的发展来说，秦始皇所做出的贡献也是不可磨灭的。如果说没有他的帮助，那么我国律法方面的完善与发展也将受到一定的阻碍。

虽然说在许多历史典籍中都认为，秦始皇所制定的律法是十分严苛的，但是通过云梦县睡虎地秦墓竹简的出土，我们也能够感受到，这些律法是完全能够适应当时社会发展态势的。而正是因为有着这些律法的出现，秦始皇才能够对中原地区实行大一统，并推动中华文化实现进一步的发展。

或许对于其他王朝的统治者而言，正是因为秦始皇有着过人的政治统治能力，因此，他们才寄希望于通过史书错误描写的方式，来对秦始皇做出的功绩进行抹杀。由此可见，在研究历史的进程中，如果想要探寻到真实的历史原貌的话，那么也不能过分依赖那些文物典籍，毕竟历史的书写是可以进行美化或变更的。

结语

通过对睡虎地秦墓竹简进行了解，我们也可以发现，其实，在真实的历史上，秦朝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严苛无度，秦始皇之所以能够建立起如此强大的一个大一统王朝，也是基于其自身的实力。如果说在最开始的时候，秦始皇就是一个残暴的暴君的话，那么人民也不会支持这样一位君主。

通过此次的考古经历我们能够感受到，在我们研究历史的过程中，不能完全依赖于古籍资料的记载，毕竟在书写历史的时候，主观因素的出现也会使得史实记载出现一定的偏颇。从这一点上就能够看出，之所以我国有关部门会如此重视文物，也是基于其特殊的历史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