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兴起于二十世纪初，而大盛于二十年代，八十年代又有"寻根"热，九十年代"国学"热再次欣起遂至今，无不是今人对于传统文化的反思与正视。于今而言,则正是对传统文化在今日中国乃至世界多元文化中的重新定位。

"国学"一说，产生于西学东渐、文化转型的历史时期。而关于国学的定义，严格意义上，到目前为止，学术界还没有给我们做出统一明确的界定。名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普遍说法如国粹派邓实在1906年撰文说："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者有其学。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也。"（《国学讲习记》，《国粹学报》第19期）邓先生的国学概念很广泛，但主要强调了国学的经世致用性。

一般来说，国学是指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国学既然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学术，那么无疑也包括了医学、戏剧、书画、星相、数术等等，这些当然是属于国学范畴，但也可以说是国学的外延了。

国学以学科分，应分为哲学、史学、宗教学、文学、礼俗学、考据学、伦理学、版本学等，其中以儒家哲学为主流；以思想分，应分为先秦诸子、儒道释三家等，儒家贯穿并主导中国思想史，其它列从属地位；国学以《四库全书》分，应分为经、史、子、集四部，但以经、子部为重，尤倾向于经部。

《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丛书，编撰于乾隆年间，由当时的纪晓岚、王念孙、戴震等等一流学者完成。“四库”指经、史、子、集四部，“全书”指所收都是全本。

经部——经部分为“易类”、“书类”、“诗类”、“礼类”、“春秋类”、“孝经类”、“群经总义类”、“四书类”、“乐类”、“小学类”“石经类”、“汇编类”，主要是儒家经典和注释研究儒家经典的名著。其中儒学十三经：《周易》、《尚书》、《周礼》、《礼记》、《仪礼》、《诗经》、《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

史部——史部分为“正史类”、“编年类”、“纪事本末类”、“别史类”、“杂史类”、“诏令奏议类”、“传记类”、“史抄类”、“载记类”、“时令类”、“地理类”、“职官类”、“政书类”、“目录类”、“史评类”、“汇编类”，重要书目如：《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战国策》、《宋元明史纪事本末》等等。

子部——子部分为“儒家类”、“兵家类”、“法家类”、“农家类”、“医家类”、“天文算法类”、“术数类”、“艺术类”、“谱录类”、“杂家类”、“类书类”、“丛书类”、“汇编类”、“小说家类”、“释家类”、“道家类”、“耶教类”、“回教类”、“西学格致类”，重要书目如：《老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管子》、《尹文子》 、《慎子》 、《公孙龙子》、《淮南子》、《抱朴子》、《列子》、《孙子》、《山海经》、《艺文类聚》、《金刚经》、《四十二章经》等等。

集部——集部分为“楚辞类”、“别集类”、“总集类”、“词曲类”、“闺阁类”，重要书目如：《楚辞、《全唐诗》，《全宋词》，《乐府诗集》、《楚辞》、《文选》、《李太白集》、《杜工部集》、《韩昌黎集》、《柳河东集》、《白香山集》等等

　　国学，是以先秦经典及诸子百家学说为根基，并涵盖各历史时期文化精髓的学术。中国历史上“国学”是指以“国子监”为首的国立学校，自 “西学东渐”后相对西学而言泛指“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学术”。

　　国学的分类方法其一是“四库全书”的分类方法，它把国学分经、史、子、集四大类。

　　“经”是指古籍经典，如《易经》、《诗经》、《孝经》、《论语》、《孟子》等等，后来又增加一点语言训诂学方面的著作，如《尔雅》。

我国古代所称“国学”，乃指“太学”，即国立学校，与近代概念绝然不同。秦汉以前，学术以“教”或“家”分类，而不称“学”。西汉末年，刘歆作《七略》，始称文学训诂研究为“小学”，于是有“学”之名，此后有了经学、玄学、理学，等等。近代意义上的“国学”源自日本。19世纪末，在西学和“欧化主义”刺激下，日本思想从世界文化格局中重识本国文化，出现了提倡“国粹”、“国学”的言论。对于中国文化，日本学术界也有不无贬义的“支那学”。这自然感染了处境相似的中国学人。1902年秋，流亡海外的梁启超曾与黄遵宪等人商议，在日本创办《国学报》。黄氏主张先作“国学史”。由于黄的意见，梁启超放弃了创办《国学报》的设想。

此时力倡“国学”者还是国粹派。1904年，邓实在上海的《政艺通报》第3期发表《国学保存论》，论述了保存“国学”的重要性。次年1、2月间，邓实、黄节等人在上海成立了国学保存会，以“研究国学，保存国粹”为宗旨，发行《政艺通报》、《国粹学报》。参加者多为中国同盟会会员或倾向革命的知识分子。“国学”、“国粹”两词难分轩轾，都流行于20世纪初年，蕴含爱中知识分子文化反思的意义。他们把文化传统冠之以“国”，包含了深厚的爱国情结。当然，两者内涵不无差异。“国粹”以“国学”为依托，而“国学”更为宽泛。一般来说，“国粹”的重心在“粹”，不无保守色彩，以国粹派为代表；“国学”的实质在“学”，没有明确的思想倾向，论者包括国粹派及其以外的许多学者。

关于“国学”的定义，1906年，邓实在《国粹学报》撰文说：“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者有其学。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也。”（邓实《国学讲习记》，《国粹学报》第19期）他强调了国学的致用性，又把“国学”当作“一国所有之学”，概念较为宽泛。事实上，“国学”一词泛指中国传统学术，外延则因语境变化而有差异。他们有时凸显诸子学，有时重视经学，却始终未以儒学或经学代替国学，而是以经、史、子、集为基本内容。国粹派学术重镇刘师培较重视儒学，也没有以儒学代替国学。他的《国学发微》没有界定“国学”，重点分析儒学的流变，也涉及子学。这与邓实强调“孔子之学固国学，而诸子亦国学”的主张基本一致（邓实《古学复兴论》，《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 卷上册,第59页,三联书店,1963年）。最有影响的国学大师章太炎也不例外。

国学保存会成立时，章太炎正系狱上海西牢，没有参与其事。然而，他是国学保存会及国粹派的思想领袖。因此，他的“国学”概念颇具代表性。他一生多次讲演“国学”，而较系统、重要的讲学则有三次：

1906年，章太炎出狱东渡，鼓吹反满革命，又注重研究国学、发扬国粹。是年9月，留日青年成立国学讲习会，公认章氏为“国学界之泰斗”，请其讲授国学。他们宣布讲授内容“一，中国语言文字制作之原；一，典章制度所以设施之旨趣；一，古来人物事迹之可为法式者。”此外，“先生治佛学尤精，谓将由佛学易天下，临讲之目，此亦要点”（国学讲习会发起人《国学讲习会序》，《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 卷上册，第501-502页）。可见，章氏所讲“国学”主要是语言文字、典章制度和历史（章太炎认为“国粹”“可分三项：一是语言文字，二典章制度，三是人物事迹”。见1906年7月15日《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276页。可见，此时，章氏“国学”、“国粹”概念基本相同）。他把经、史、子、集研究包括于“国学”之内，尤重阐明治学途径。1922年4至6月间，章太炎在上海讲“国学大概”和“国学派别”10次。每次听讲者数百人至数十人不等，报纸广为宣传，形成章氏第二次讲学高潮。讲学内容由曹聚仁记录整理成《国学概论》一书，涉及经、史、子、集，但以经、子为主，此书“概论”部分阐明作者有关“国学”的几个见解。此书第二部分讲“国学之派别”，其中“经学之派别”以古文经学为主，“哲学之派别”以先秦诸子和后世儒学为重点，“文学之派别”则述历代文学成就（章太炎《国学概论》，曹聚仁整理、汤志钧导读，上海古籍出版社出1997年）。1934年，章太炎在苏州创办章氏国学讲习会，所讲内容最为丰富、系统，体现其晚年的学术总结。讲稿后经多人整理出版。这部讲稿约16万余字，比以前的《国故论衡》、《国学概论》篇幅为多。全稿共分“小学略说”、“经学略说”、“史学略说”、“诸子略说”、“文学略说”5部分。他在重视传统学术方法（如文字学）的同时，仍以传统的经、史、子、集为“国学”中心内容。这反应了晚清“国学”概念的主流。

“五四”以后，“整理国故”风行一时。“国故学”一词流行开来，大有取代“国学”之势。“五四”知识分子的思想观念与国粹派差异甚大，编成《国故学讨论集》的许啸天说：“‘国故学’三个字，还算是近来比较的头脑清晰的人所发明的。有的称‘国学’，有的称‘旧学’，有的称‘国粹学’。”（《国故学讨论集新序》第3页，《国故学讨论集》第1集，群学社1927年版）

何谓“国故学”？吴文祺认为应区分“国故学”与“国故”，“国故”是材料，而“国故学”是一种科学。“用分析综合比较种种方法，去整理中国的国故的学问，叫做国故学”（吴文祺《重新估定国故学之价值》，《国故学讨论集》第1集，第41页）。他们所谓“国故”是指包括经、史、子、集在内的整个传统学术本身。而“国故学”则是对其进行客观的研究、阐述。因而，曹聚仁承认，“习常之目‘国故’殆和畴昔所谓‘中学’‘国学’者同其内包外延”（曹聚仁《国故学之意义与价值》，《国故学讨论集》第1集，第60-65页）。事实上，传统学术本身也包含历代对前人的“研究”，“国故学”一词凸显“研究”“整理”，只是强调了对传统糟粕的扬弃。“国学”继承考据、训诂、校注等传统方法，又汲取西学，注重实证研究。“国故学”也是如此。质言之，“国故学”、“国学”的基本内容和研究方法并无大异，主要歧异在于思想观念，即以何种态度对待、研究传统学术。大体而言，“五四”知识分子较之晚清一代更注意清理传统学术的糟粕。少数人以“国故学”为标帜，主要是显示与旧式学者的思想区别。

事实上，名词并不能标示思想区别。“五四”时期的“旧派”“新派”国学家都使用了“国故”一词。1919年初，新旧文化激烈交锋之时，北大较保守的学者创办《国故》月刊以“昌明中国故有之学术”。在此背景下，毛子水、傅斯年在《新潮》杂志撰文，针对“抱残守缺”“追摹国故”的倾向而提出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整理国故”。这玫看法得到胡适等人的支持。所谓“整理”，并非限于考证、训诂，还包括了评判价值、探寻因果。他们既以现代观念以掘、阐扬古学，又强调清理“国渣”，打倒“偶像”。顾颉刚在《古史辨》第四册序言中指出：“我们古史里藏着许多偶像。”帝系代表种族的偶像，王制为政治的偶像，道统为伦理的偶像，经学为学术的偶像。研究古史就是要打破这些偶像，“使他们各回复其历史的地位”（顾颉刚《序》，罗根泽编《古史辨》第4册，第13页。朴社1930年版，上海书店《民国丛书》第4编影印本）。“整理国故”打上新文化烙印。

“国故学”流行之时，“国学”一词并未消失。“整理国故”的提倡者、研究者往往是两者并用，互相替代。胡适说：“‘国学’在我们眼里，只是‘国故学’和缩写。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 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国学’。”（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张若英编《中国新文学运动史资料》第195页，光明书局1934年版）随着“五四”新文化浪潮低落，“国学”一词在30年代得到普遍承认和运用，“国故学”则消声匿迹。

二三十年代，“国学”一词没有权威定义，“国学”本身却已长足发展。“整理国故”声势所及，国学研究机构和刊物雨后春笋般地出现 。随着中西学术融合的进一步深入，一些大学的国学门或国学研究所涉及四部之外的艺术、考古等， 但一般还是把“国学”解释为“中国传统的学术”，主要内容仍是经、史、子、集。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吴宓认为，“所谓国学者，乃指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而言。”梁启超、王国维等指导学生所写的论文却不出经、史、子、集范围。有人指出：“关于‘国学’的书籍虽称‘浩如烟海’……直到今日，经、史、子、集的四分制，还在广多的应用。这种分类法，在现代目录家看来，自然是毫无意义。但在一般研究‘国学’的人，却还以为没有打破的必要，因为有他的历史的意义和价值的存在。”（谭正璧编《国学概论讲话》第9页，光明书局1934年版）

民国年间出版大量名不“国学”的书籍，具体分类或有差异，却基本没有离开经、史、子、集四门学术中心。马瀛编的《国学概论》，分为经学、哲学（包括诸子学、理学、佛学）、史学、文学、其他学术等 5大部分（马瀛编《国学概论》第19页，大华书局1934年版）。众多国学普及读物也不例外。蒋梅笙所著《国学入门》，共分12章，其标题为：经学、诸子学、秦之反经学、两汉传经学、汉末之新学说、魏晋玄学、南北朝隋唐之经学佛学、宋明理学、清代考证学、史学大略、文学大略、最近学术思想（蒋梅笙《国学入门》第2-3页，正中书局1934年版）。张振镛编的《国学常识答问》（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全书分文字学、经学、子学、史学（附地理学）、理学、诗歌、文章、词曲、小说戏曲等 9部分；李冷衷编的《国学常识述要》“分类悉从四部，间有出人，亦能顺序以求”（李冷衷编述《国学常识述要》第1页，北京书局1934年印刷）；上海大东书局出版的“国学常识”丛书，共有小学、经学、史学、文学、词学、音韵、理学、子学、诗学、说部等10种。

20年代以后，京、沪等 地出版了十数种以“国学”为名的期刊。如北大的《国故》、《国学季刊》、《国学月刊》、《国学周刊》；北京述学社的《国学月报》；清华学校研究院的《国学论丛》；北平中国大学的《国学丛编》等。在上海，有国学昌明社的《国学杂志》；国学研究会的《国学辑林》；大东书局出版的《国学月刊》等。京、沪之外，以宋育仁为会长的四川国学会在20年代初印行《国学月刊》；南京东南大学、南京高师的国学研究会出版了《国学丛刊》；厦门大学有《国学专刊》； 至30年代，江苏的苏州、无锡等中小城市也有国学机构和刊物。

这些刊物思想倾向不同，以经、史、子、集为学术重心的面貌则无大异。上海大东书局的《国学月刊》，英文名为Sinologists’Monthly，本意泛指整理个“中国学”或“汉学”。然而，该刊发表的论著仍不出四部范围。北大的《国学季刊》虽刊载与“国学”相关的东方语言、印度宗教哲学内容，重心仍在“四部”。福建的《国学专刊》、成都的《国学月刊》与此类似。南的《国学丛刊》第二期发下陆续刊发小学、经学、诸子、史学、文学等专号。另一方面，30年代以后，“国学”概念也出现“泛化”情形，有些研究机构或刊物甚至把西学门类纳入“国学”。这已背离“中国传统学术”的实质，最终使“国学”分解于现代学术门类之中。除了学术转型、发展的因素之外，概念“泛化”一定程度导致“国学”的解体或消亡。而继续存在的无锡国学专门学校、章氏国学讲习会仍以四部为重心。

综上所述，尽管人们的认识不同，但20世纪早期“国学”的实质和基本内涵并无根本改变。它不是漫无边际，而是指中国传统学术，主要研究内容则是源远流长的经、史、子、集。无论采取考证训释的传统方法，还是采纳西方思想和方法，都与“国学”没有冲突。但如果完全背离其本质和重心，则必然导致“国学”消亡。

简单地说，国学是以先秦经典及诸子百家为基础，直至明清文学的中国历代经典文学。

它涵盖了先秦文学，诸子百家，两汉文学，隋唐通学，宋明理学，明清实学。和先秦诗赋，汉赋，骈文，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历代文化。

国学，指以释道儒三家学问为主干、文学艺术戏剧音乐武术菜肴民俗婚丧礼仪等等为枝叶的传统中国文化体系。 整个二十世纪，是国学的空前（但愿不是“绝后”）灾难时期，因西方工商业文明的入侵，加上国内知识界人士的全盘西化努力（配合着“打倒孔家店之类”的口号），还有反右、文革的再摧残，使国学已趋于衰亡。 在西方文化的极端疯狂发展已使人类吃尽老天报应之苦头的今天，全人类精神痛苦剧烈、人为灾难深重，在这种前提下，重振东方文化、使之产生挽救人类、避免整体灭亡的重要作用，这已成国内外有识之士的强烈要求。 不能否认，在今天的教育体系里，对国学的普及教育还基本上是空缺的，大学文科博士竟然不通《论语》的现象并非杜撰的笑话，这些当然是国学衰微的重要原因。 儒家以“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为座右铭，以“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完美的人生理想，是尘世间最真、善、美的理想体系，是传统中国人在人间作为完人的行为准则。但是，对形而上的探讨，或者说对于宇宙终极真相和个人生命最终归宿的问题，则缺乏了解和研究。一句“子不语”挡住了多少灿烂的阳光！ 而佛道两家则正好是对儒家理论空缺部分的有力补充，从作学问的立场上看就比儒家高明和精辟了许多。但是这二家人物因为智慧过高而都有厌离尘世的强烈倾向性，故对于红尘中之事往往不太关注。所以古往今来那些既要立身于红尘，又不愿老死于红尘而“终与草木同朽”的智者，往往都采用“阳儒暗佛”、“阳儒暗道”，或者说“内用黄老、外示儒术”的方法。用这种方法大隐于市。 佛道两家学者，往往都会赞叹儒家的精神、借用儒家的学说的精辟之处，好比鸟雀表扬飞得高的昆虫一般。而儒家学者，则往往会因其智慧之限而自认高明，排斥佛道二家为邪神野鬼，如井蛙之笑大鸟，最典型的就是韩愈和欧阳修。 佛道二家，则是殊途而同归，只是佛家理论体系、实践方法都更多更完备，好比条条大路通山顶，而道家则有些类似于攀岩上山，与佛家的密宗颇相似，有些不便，有时还有一定的危险。 在明清以来，这三家其实更倾向于相互融合，正如某位高人说的“道释儒是谁分开”。而道佛两家的融合，大抵是道家吸收佛家的东西居多，比如说观世音菩萨被封为“慈航道人”、燃灯佛被封为“燃灯道人”，普贤菩萨被封为“普贤真人”等等。 我以为，释道儒三家结合在一起构成的东方文化，好比是一顶人类知识的皇冠，而佛道二家学说，则是这皇冠顶上的宝石。 如果先学通佛学或道学，再来学儒家，则势如破竹，相当容易。反过来学的话则大难！障（所知障）碍重重。 狭义的国学，则主要指意识形态层面的传统思想文化，它是国学的核心内涵，是国学本质属性的集中体现，也是我们今天所要认识并抽象继承、积极弘扬的重点之所在。 中国没有西方意义的哲学，有的是思想。从古到今，皆为此般！ 今人之为“哲学”与思想古人称为“宋学”，世人说的“训诂考据”古人称为“汉学”。不是只有宋学是学，汉学也是学问。明代宋学发达，满街都是圣人，宋代宋学兴盛，而号称弱宋。所以有明末清初经世致用之说横行于世。有思想是好的，思想更要文献的支撑，才不是梦呓。 国学不是书斋里的学问，应当身体力行，所以才不应当仅仅是哲学，思想。而应当是兵刑钱谷，研究这些是离不开看书的，没有训诂考据行么？ 国学是四书五经，是二十四史，是唐诗宋词，是红楼梦和三国，是老庄，是禅机，是数不尽的古代文献，当然也是贯穿在其中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