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马店以前叫汝南。

其实在古代的时候驻马店有一个非常具有古风气息的名字，叫作“汝南”。这个汝南的由来，是因为有一条河流流经此地，在古代称为“汝水”，而那时候的驻马店地区因为在汝水的南边，所以就取名为“汝南”。

这个“汝南”在史书古籍上经常出现，当时的汝南地区非常富饶，汝南这个称呼一直延续到了明朝时期。当时汝南四通八达、经济繁荣、商贾云集，而且汝南还是重要的交通枢纽，因此朝廷就在汝南城外建庄，修建了大量的驿站。

驿站多了，自然而然过往的信使、商户的车马就多了起来，这就需要提供给车马的补给和休息等需求，这就形成了一条产业链：酒楼、茶楼、客栈等吃喝玩乐的场所。真因为汝南这里成了歇马住店的之地，慢慢大家就将汝南称为“驻马店”。

汝南的百姓看到驻马店的繁荣，就像现在大都市一样，人们纷纷去往发展。驻马店的区域也不断的扩张，慢慢与城里的汝南接轨，后来连人们经常把汝南地区也统称为驻马店。这时朝廷就下旨干脆将汝南郡改名为驻马店，反正现在驻马店的名声在外，汝南这个名字就让给下辖的县。

这就是“驻马店”名字的由来和“汝南”这个名字的前因后果。现在大家可能觉得“驻马店”这个名字好奇怪，又不是养马的地方，而且名字也是土里土气的，完全比不上“汝南”这个“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名字。

驻马店：

驻马店，河南省下辖地级市。其位于河南中南部，地处淮河上游的丘陵平原地区，位于全国第三级地貌台阶上，横跨南阳盆地东缘和淮北平原。驻马店总面积15086平方千米，辖1个区、9个县，共196个乡镇（街道办事处）、2871个村（居委会）。驻马店是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全国文明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国家森林城市、全国双拥模范城、国家园林城市。

鲁迅（1881－1936），浙江绍兴人,祖籍河南省汝南县。

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字樟寿，号豫才，鲁迅是其投身五四五四运动后使用的一个笔名，因为影响日甚，所以人们习惯称之为鲁迅。

鲁迅，1881年9月25日出生于绍兴都昌坊口一个封建士大夫家庭，7岁启蒙，12岁就读于三味书屋，勤学好问，博闻强记，课余喜读野史笔记及民间文学书籍，对绘画艺术产生浓厚兴趣，自此打下坚实的文化基础。他不囿于四书五经，多方寻求课外读物，努力掌握历史文化知识。

绍兴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特别是众多越中先贤的道德文章，给鲁迅的思想以很大的熏陶和影响。鲁迅少年时代，祖父因科场案下狱，父亲病故，家道从此中落。鲁迅由一个封建士大夫大家庭的长房长孙，变成了一个破落户子弟。

家庭所遭受的一系列重大变故，使少年鲁迅饱受人间冷暖，世态炎凉，看到了“世人的真面目”，认识到封建社会的腐朽和没落。鲁迅母亲鲁瑞，农民的女儿，品格高尚，对鲁迅影响很大。

1898年春，鲁迅离开故乡，满怀人生新的希望，考入了南京江南水师学堂，翌年，因不满学堂的“乌烟瘴气”，改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他广泛接触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阅《时务报》，看《天演论》，深受维新思潮和进化论学说的影响，初步形成“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的社会发展观。

1902年，鲁迅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被官派赴日留学。他先入东京弘文学院学习日语，后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习医。因深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浪潮的影响，积极投身于反清革命的洪流之中，课余“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讲演”，立下了“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誓言。

1906年，鲁迅在事实面前，有感于国内同胞的愚弱，认识到改变国民性的重要，便毅然弃医从文，迈出了人生道路上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选择了文学艺术，以笔作为自己救国救民的战斗武器。

他参与筹办文艺杂志《新生》，撰写了《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早期重要论文。鲁迅认为，中国的严重问题在于人，不在于物；在于精神，不在于物质；在于个性，不在于“众人”；要“立国”，必先“立人”，而“立人”的关键，在于个性的觉醒与精神的振奋。

鲁迅简介：

鲁迅写过一首《自嘲》诗，其中有两句为“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鲁迅一生写下了800多万字的著译，他的《呐喊》、《彷徨》、《野草》、《朝花夕拾》等许多作品一版再版，被翻译成英、俄、德、法、日、世界语等多种文字，饮誉全球。《鲁迅全集》是他留给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周浚字开林，汝南安成人。父周裴，任少府卿。周浚性格果敢刚烈，因有才思为人所知。擅长识别人才。同乡人史曜一贯贫贱卑微，众人都不知其人，周浚偏以史曜为友，而把妹妹嫁给他，史曜最终有名于世。

周浚当初不接受州郡的征召，后来在魏任尚书郎。多次升迁至御史中丞，授折冲将军、扬州

刺史，封为射阳侯。跟随王浑攻吴，攻破江西的戍军，与孙皓的中军激战，斩了伪丞相张悌等共

敷千人的首级，俘虏数以万计，进军驻扎在横辽。

当时听说龙骧将军王浚已经攻克上游城镇，别驾坦埋劝说旦堕道：“张搓统率着精锐的部队，

都是呈国的部众，在此地被我们消灭了，星国朝野无不震撼慑服。现在王龙骧已经攻克武昌，军

威强盛，沿江顺流而下，所向无敌攻无不克，吴已显现出土崩瓦解之势。我私下认为应该迅速渡

江，直奔建邺，大军突然而至，夺了吴的胆量气势，可以不战而擒敌。”周浚认为这是条妙计，

便派人禀告王浑。何惮说：“王浑不明事理，而想保身免于过失，一定不会同意我们的意见。”

显堕仍坚持派人禀告王运，王运果然说：“诏书仅命令我们在江北舆吴军抗衡，没有让我们轻易

进军。贵州虽然武力强大，岂能独自平定江东!现在违背了皇命，即便取胜也不足为荣；如若不

胜，罪责更重。再说诏令龙骧将军要接受我们的指挥，祇待备齐舟楫，我们与他们同时渡江而

已。”包惮说：“龙骧将军攻克了万里敌寇，以已成的战功来接受我们的指挥，这是不曾听说过的事。再说掌握兵权的关键，是时机允许就夺取，造就是所谓接受命令而不接受辞让。现在渡江必定大获全胜，还有什么顾虑呢如果对成功尚有怀疑，不能叫作智；如果明知能胜而不行，不能叫作忠，实为州中上下众人抱恨不已。”王浑固执己见不肯依从。过了不久王浚军到，王浑召见王坛而王擅不听从召唤，径直进军三山，孙皓于是向王擅投降。王运怀恨在心，想与王坛争功。包埋送书信给旦逡说： “《尚书》中尊崇礼让，《周易》中赞赏谦让，这是古文所吟咏的，道家所崇尚的。前次我们打败张悌，吴人丧失了气势，龙骧将军乘着有利的时机，攻陷了吴的大片土地。若论先后，我们实在是后至之师，行动上既已受损，大事又未能成功。但现在却要争功。对方既不忍气吞声，那么双方将失去和睦，引起恃功相争的鄙习，这是我认为不足取的行为。”且堕收到信后，立即劝谏阻止王浑，王浑不能接受劝告，便进表呈奏。

《说文解字》简称《说文》，是中国第一部系统地分析汉字字形和考究字源的字书。许慎著，成于安帝建光元年(121年)。原书十四篇，叙目一篇，正文以小篆为主，收9353字，又古文、籀文等异体同文1163字，解释十三万余字。此书在流传中叠经窜乱，今本与原书颇有出入。本书首创部首编排法，为后世字书所沿用。本书对古文字、古文献和古史的研究贡献极大。在清代研究《说文》成为专门学问，给它作注的就有数十家

许慎生于约公元54年，卒于约公元149年，故居召陵区姬石乡许庄村。东汉时称万岁里，当时属于汝南郡召陵县，所以，《后汉书·儒林传》上说：“许慎，字叔重，东汉汝南召陵人也。”

最早、影响最大的字典

《说之解字》又简称《说文》，作者是东汉许慎。此书作于和帝永元二年（100

年），历时21年，直到安帝建光二年（121年）才告完成。许慎在病中遣其子许冲将此

书献给皇帝。

《说文》旧称字书，按今天观点看，它是我国语言学史上第一部分析字形、说解字

义、辨识声读的字典。同时，它创立了汉民族风格的语言学——文献语言学，《说文》

就是文献语言学的莫基之作。《说文》成书不久，就被当世学者所重视。

如：郑玄注三礼，应劭、晋灼注《汉书》，都曾援引《说文》以证字义。《说文》

对传统语言学的形成和发展有巨大影响，后世所说的文字、音韵、训诂之字，大体不出

《说文》所涉及的范围，而《说文》本身则形成一个专门学科。《说文》完整而系统地

保存了小篆和部分籀文，是我们认识更古文字——甲骨文和金文的桥梁；《说文》的训

解更是我们今天注释古书、整理古籍的重要依据。所以《说文》在今天仍有巨大的学术

价值和应用价值。

《说文》这样一部巨著，是在经学斗争中产生的。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争是汉代

学术思想领域中最重要的一场论争。秦以前的典籍都是用六国时文字写的，汉代称六国

文字为“古文”，用古文书写的经书称为古文经。秦始皇出于愚民政策的需要，把这些

用古文字写成的《诗》《书》等典籍付之一炬。西汉初年，一些老年儒生凭记忆把五经

口授给弟子，弟子用隶书记下来。隶书是汉代通行的文字，称“今文”，用今文书写的

经书，称今文经。后来陆续发现用古文字写的经书。

这样在汉代经学家中就分成了今文经学家和古文经学家。

两派的区别不只是表现为所依据的经学版本和文字不同，更主要的表现为怎样使经

学为封建统治服务上。今文经学家喜欢对经书作牵强附会的解释和宣扬迷信的谶纬之学；

古文经学家则强调读懂经典，真正理解儒学精髓，为此侧重名物训诂，重视语言事

实，比较简明质朴。许慎属于古文经学派，他编著《说文》是要以语言文字为武器，扩

大古文经学在政治上和学术上的影响。

《说文》全书共收单字9353个，另有重文（异体字）1163个，附在正字之末，把

9353个字分别归在540个部首之中。

《说文》一书的突出贡献可以概括为以下四点：

1．建立部首是许慎的重大创造之一。汉字是凭借形体来表示意义的，因此，对汉

字义符加以分析，把所有汉字都按所属义符加以归类，这是汉字学家的工作，这项工作，

由许慎最先完成了。《说文》一共分540部，除了个别部首还可以合并与调整外，从总

体上说都是合理的，都符合造字意图。许慎在安排540部的次序上煞费苦心，把形体相

近或相似的排在一起，这等于把540部又分成若干大类，这可以帮助读者更深刻地理解

义符，更正确地理解字义。

每部所属的字的排列也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依据以类相从的原则。具体说来有三

种情况：其一，词义相近的字排在一起；其二，词义属于积极的排在前边，属于消极的

排在后边；其三，专有名词排在前边，普通名词排在后边。

许慎创造的540部首和一部之中各个字的排列方法，都是从文字学角度出发的，这

种排列方法更能体现部首与部首、字与字之间的意义联系，这与后世从检字法角度的分

部和按笔画多少分类迥然不同。

2．训释本义。许慎之前的经学家为经典作注，都是随文而释，所注释的字（词）

义，基本上是这个字在一定语言环境中的具体意义和灵活意义。许慎在《说文》中紧紧

抓住字的本义，并且只讲本义（由于历史的局限，个别字的本义讲得不对），这无疑等

于抓住了词义的核心问题，因为一切引申义、比喻义等都是以本义为出发点的，掌握了

本义，就能够以简驭繁，可以推知引申意义，解决一系列有关词义的问题。

此外，许慎在训释本义时，常常增加描写和叙述的语言，使读者加深对本义的理解，

扩大读者的知识面，丰富本义的内涵和外延。

3．对汉字形音义三方面分析。许慎在每个字下，首先训释词义，然后对字形构造

进行分析，如果是形声字，在分析字形时就指示了读音，如果是非形声字，则常常用读

若、读与某同等方式指示读音。汉字是属于表义系统文字，是由最初的图画文字演变而

来的，这样通过字形分析来确定、证实字义完全符合汉民族语言文字的一般规律。而语

音是语言的物质外壳，文字不过是记录语言的符号，许慎深知“音义相依”、“义傅于

音”的原则，所以在《说文》中非常重视音义关系，常常以声音线索来说明字义的由来，

这为后世训诂学者提供了因声求义的原则。

4．以六书分析汉字。在许慎之前，有仓颉依据六书造字的传说。现代文字学家认

为，六书是对汉字造字规律的总结，而不是汉字产生之前的造字模式。在许慎之前，仅

有六书的名称：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没有具体阐述，更没有用来大

量地分析汉字。许慎发展了六书理论，明确地为六书下定义，并把六书用于实践，逐一

分析《说文》所收录的9353个汉字，这在汉字发展史和研究史上有着承前启后、继往开

来的重要意义，从而确立了汉字研究的民族风格、民族特色。

《说文》问世以后，研究者蜂起。清代是《说文》研究的高峰时期。清代研究《说

文》的学者不下200人，其中称得上专家的有数十人之多。清代《说文》之学，可分为

四类：其一，是校勘和考证工作，如严可均的《说文校议》、钱坫的《说文解字斠诠》

等；其二，对《说文》进行匡正，如孔广居的《说文疑疑》、俞樾的《儿笘录》等；其

三，对《说文》的全面研究，如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桂馥的《说文解字义证》、

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王筠的《说文句读》；其四，订补前人或同时代学者关于

《说文》研究的著作，如严章福的《说文校议议》、王绍兰的《说文段注订补》等。其

中第三种最为重要，段玉裁、桂馥、朱骏声、王筠被誉为清代《说文》四大家。4人之

中，尤以段玉裁、朱骏声最为突出。

《说文》问世以后，也很快就引起当时学者的重视，在注释经典时常常引证《说

文》。到了南北朝时代，学者们对《说文》已经有了比较完整、系统的认识。唐代科举

考试规定要考《说文》。自唐代以后，一切字书、韵书及注释书中的字义训诂都依据

《说文》。

《说文》早期传本不得而知，有记载最早刊刻者是唐代李阳冰，他在代宗大历年间

刊定《说文》，但其中掺杂李氏臆说颇多。南唐徐铉、徐锴兄弟二人精研《说文》，徐

锴的《说文解字系传》是第一种《说文》注本，成书于南唐末年，世称小徐本，徐锴对

李阳冰谬说多有匡正。徐铉于宋太宗雍熙年间奉旨校定《说文》，世称大徐本。另外，

今尚存有唐写本《说文》木部残卷一卷，仅188字。清人研治《说文》，多以大徐本为

基础，同时参校小徐本。大小徐本今天均有中华书局影印本。

驻马店之前的名字叫什么

汝南

其实在古代的时候驻马店有一个非常具有古风气息的名字，叫作“汝南”。这个汝南的由来，是因为有一条河流流经此地，在古代称为“汝水”，而那时候的驻马店地区因为在汝水的南边，所以就取名为“汝南”。

这个“汝南”在史书古籍上经常出现，当时的汝南地区非常富饶，汝南这个称呼一直延续到了明朝时期。当时汝南四通八达、经济繁荣、商贾云集，而且汝南还是重要的交通枢纽，因此朝廷就在汝南城外建庄，修建了大量的驿站。

驿站多了，自然而然过往的信使、商户的车马就多了起来，这就需要提供给车马的补给和休息等需求，这就形成了一条产业链：酒楼、茶楼、客栈等吃喝玩乐的场所。真因为汝南这里成了歇马住店的之地，慢慢大家就将汝南称为“驻马店”。

汝南的百姓看到驻马店的繁荣，就像现在大都市一样，人们纷纷去往发展。驻马店的区域也不断的扩张，慢慢与城里的汝南接轨，后来连人们经常把汝南地区也统称为驻马店。这时朝廷就下旨干脆将汝南郡改名为驻马店，反正现在驻马店的名声在外，汝南这个名字就让给下辖的县。

应劭

应劭(约153—196年),东汉学者,字仲远,汝南郡南顿县(今项城)人。父名奉,桓帝时(147—167年)名臣,官至司隶校尉。劭少年时专心好学,博览多闻。灵帝时(168—188年)被推举为孝。灵帝时，举孝廉。中平六年(189)至兴平元年（194）任泰山郡太守，后依袁绍，卒于邺。应劭博学多识，平生著作11种、136卷，现存《汉官仪》、《风俗通义》等。《风俗通义》存有大量泰山史料，如《封泰山禅梁父》篇记述泰山封禅轶事，《五岳》篇详载了岱庙，都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辑入《后汉书·祭祀志》，为应劭所引用的马第伯《封禅仪记》，是中国最早的游记文学作品之一。

中国四大姓氏王、李、张、刘中，张、李都能追溯到河南周口的一个小县鹿邑，可见周口是一个盛产祖先的地方。 其实周口远不止是张、李姓氏的源头， 这个地方曾经是西周的诸侯国，妫姓的封国——陈国。

周口淮阳县号称妫姓陈氏，也就是陈姓的源头。到了春秋时期，有一个陈国贵族，叫陈完，因为权力斗争，逃到了隔壁的齐国避难。 为保命，他将陈姓改为与古音相近的"田"氏。 没想到，田家仅仅几代人，就架空了齐国君主姜姓的权利，而后把握了齐国所有的权力，成为了齐国君主，史称"田氏代齐"。

不过这个时候，田氏的老家陈国，已经和隔壁驻马店的蔡国一起，全部成为了南方大国楚国的地盘了，只余下了以国名为氏的陈、蔡两家人。 正所谓"前人种田后人收"，不可一世的楚国终是为他人做了嫁衣， 被后起之秀秦国驱逐出都城丹阳，被迫迁都到了陈国，号称陈郢（今周口淮阳）。

随着秦国一统天下，陈、蔡两地又变成了陈县、上蔡县，汉朝又设置了陈郡和汝南郡。说到汝南，肯定不少人想到，三国里的"汝南袁绍、四世三公"。 也就是说，驻马店的袁家，祖辈四代人都是一品大员，可谓是光耀门楣。

其实，袁氏的发源地也是周口，即陈郡太康（今周口太康），是陈国公祖陈伯爱（yuan）的后代。他的后代以爱为氏，不过"爱"字在古文中较为复杂，而"爱"字通假"袁"，久而久之，便做袁氏之称。

历史 的长河缓缓流淌，袁家的势力范围逐渐扩散到了汝阳（今周口商水）、上蔡（今驻马店上蔡）等地， 成为周口、驻马店的大族。 等到了东汉时期，袁家出现了一位"先驱者"，开启了袁氏家族辉煌的 历史 。

这人叫做袁安，他以处理楚王刘英的谋逆案为契机，解救了大量士族，积累了许多人脉，最终位列三公。 他的儿子袁敞、孙子袁汤、重孙袁逢、袁隗兄弟，均做到了司空、司徒等大官，所以袁家便有了"汝南袁氏、四世三公"的说法。

而三国时期的袁绍、袁术兄弟，本来都是袁逢的儿子。不过两人身份悬殊，袁术乃是正妻嫡出，袁绍不过是袁逢"一夜的错误"。多亏袁逢看大哥袁成没儿子，所以把袁绍过继过去，袁绍这才能在三国的诸雄纷争的舞台上，开启属于他那一幕的表演。

而从袁家几代人能够稳坐高位，也能看出来袁家的权谋之高。 东汉时期，汉廷有三股势力，分别是外戚、宦官与士族，袁家却能在这些势力中周旋的如鱼得水，足以见这个家族的厉害之处。

袁家的地位已然如此之高，可谓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不过人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袁家选择了更进一步。 袁家没想到的是，他们走的这一步"棋"，改变了东汉的 历史 。曹操就曾经说过，东汉末年分三国，不过是袁家玩过头的阴谋而已。

为何这样说呢？因为袁绍为了除掉袁家更进一步道路上的阻碍——外戚和宦官，撺掇着有勇无谋的外戚何进和宦官集团的十常侍内斗， 希望一举铲除这两大集团。

袁绍的算盘打得响亮，为了能让"这把火"烧得更烈，袁绍又往里加了一把"柴"。他将山西的军阀董卓也拉入了这场政治博弈当中，最终，外戚、宦官同归于尽，袁绍还没来得及享受胜利喜悦，就被狠狠地打了脸。

董卓是个不可控因素，直接将名为"东汉"的锅底烧穿，控制了汉廷政府，窃取了胜利果实。 无奈之下，袁绍、袁术只能被迫出走洛阳，为了夺回西汉政权，兄弟二人搞了个"讨董联军"，号称要匡扶汉室，实际上只是为了发展自己的势力。

而后，二袁分别成了河北王、安徽王。 安徽的袁术一直有出身江东的孙坚辅助，感觉自身实力十分强大，逐渐膨胀。 可惜的是孙坚在与刘表的作战中身亡，余下孙策继续辅佐袁术。随后，袁术有了称帝的念头，安排自己的心腹张勋为大将军，结果败于曹操，袁术势力节节败退，不久之后，袁术病死。孙策出走，缔造了后来南方的吴国。

而河北的袁绍，比之袁术更让众人熟悉。作为曹操在北方的最大对手，袁绍眼里的曹操不过是宦官之后，并未将他看在眼里。然而曹军却在官渡之战大败袁军， 逼的袁军退回河北，为曹魏政权统一北方奠定了基础。

袁家人眼里的不足挂齿的曹操就这样终结了他们称帝的梦想。不过 历史 总是惊人的相似，在一千七百年后的清朝末年，袁家的一切似乎又重演了。还是在周口，不过这次换到了项城， 袁家，又出现了一位人物，他就是大名鼎鼎的袁世凯。

项城在古代本叫做项子国，在楚国吞并了淮阳的陈国之后，顺便就把陈国旁边的项子国一起吞并了。而后把许多公祖封到了项子国，号称芈姓项氏，项燕、项羽家族的祖先，就是这里儿来的。

袁世凯世代居住在项城，从叔祖袁三甲开始，袁家通过平太平军、平捻军发迹，已经是当地的大族。清末朝鲜内乱，袁世凯被派往朝鲜平乱， 同东汉时的袁家一样，袁世凯巧妙周旋于各大势力中， 得到了李鸿章的青眼，被收入麾下。

不过最终，日本还是通过朝鲜这个导火索策划了轰轰烈烈的甲午中日战争，中国惨败、亏损严重。不过袁世凯的表现有目共睹， 他归国后被李鸿章安排重任，在天津小站陪练新军， 这也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北洋军阀集团的前身。

等到慈禧死后，天下已经烽烟四起，不久后，新的政权建立。 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者孙先生知晓在这乱世当中，自己的力量太过单一， 只能在革命爆发后，让袁世凯做了大总统。

巧合的是，袁世凯的大本营在河北，他的手下盘踞在安徽、东北等地，和袁绍、袁术的势力范围非常吻合。 最为巧妙的是，袁世凯同样有一个叫做张勋的手下，而袁世凯也同样不顾形势，贸然称帝。 就像当年孙策出走一样，袁世凯也和孙先生分道扬镳。

最终，袁世凯在此起彼伏的讨伐中，走过了枭雄的一生。他死后，曾经的手下曹锟、段祺瑞、张作霖等，作为直（河北）、皖（安徽）、奉（东北）三派的代表，开启了北洋政府、南方国民政府的斗争。

这种冥冥之中的相似，与其说是巧合，还不如说是乱世中的必然。 只不过出自周口的袁家，却都扮演了这样的一个 历史 角色。这种必然，恰是 历史 最迷人之处。

近代学者王国维有言：“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数千年来，中国文学各种文体、流派、思潮层出不穷、异彩纷呈，呈现出相对独立的生发、演进、成熟、衰微的过程。

清朝初年，由明而清的朝代更迭，给汉族士大夫以巨大的心灵悸动。入清之后，接踵而至的剃发令、科场案、奏销案、文字狱等重重打击，更使汉族文人的生存环境日趋恶化。此时的词坛虽然仍沿袭明代遗风，艳体盛行，但已有不少人开始摒弃这类词。尤其是南宋词人辛弃疾的“稼轩风”，历经元明的长期蛰伏后，在清初的历史巨变中与汉族文人产生心灵的契合和共鸣，一时间在大江南北蔚然而起。

清圣祖康熙二十一年（1682），任资县（明太祖洪武四年，改资州为资县，属成都府。清初，承明旧制仍称资县）知县的傅世垚就是“稼轩风”的积极践行者。严迪昌在《清词史》中，甚至将傅世垚与刘榛、金人望等人称为“稼轩风”的南北鼓扬者，以悲慨豪放写壮志销磨。

傅世垚也在《沁园春·读辛稼轩词，不忍去乎，走笔成此》中写道“爱读公词，乐此不疲，何其快乎。念古人匡鼎，说诗无倦，昔贤张谓，积卷盈车。我亦年来，嗜痂成癖，日入编中学蠹鱼。呀然笑、觉一朝非此，病也堪虞。     小窗灯火清虚，似大白、频倾读汉书。喜将军上阵，须眉倒竖。归来捉笔，金如霏如。自是奇人，卓然千古，岂类寻章摘句儒。吟哦处，看江天无际，月影徐徐。”

词中“爱读公词”的“公”就是南宋词人辛弃疾。辛弃疾一生传奇，其词多以国家、民族的现实问题为题材，抒发慷慨激昂的爱国之情。傅世垚在这首词里塑造了辛弃疾“卓然千古，岂类寻章摘句儒”的文武双全英雄形象，欣赏其“归来捉笔，金玉霏如”的词作。

据《资县志》记载，康熙二十一年河南汝阳县岁贡傅世㙓任知县，“明年，以母老，乞终养归。”傅世垚，字宾石，号帚庵，河南省汝宁府汝阳（今汝南县）人，其家世为汝阳名宿。曾祖父是明代大司马、庄毅公、南京兵部尚书傅振商，有《爱鼎堂全集》。祖父傅孕恒，“赠太原府同知”。父亲傅鸾祥，曾任浙江湖州府通判、湖广宝庆府知府。

优越的家庭环境使傅世垚从小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培养了好读书的习惯。阎锡爵的《六书分类叙》说他，“天赋英异之姿，幼怀进取之志。生于世胄之家，绝少贵介之习。”傅应奎在《六书分类序》中称他“生而明敏，八岁能属文，读书目数行下。”《汝阳县志》记载，傅世垚与兄傅世晶（字二吉，号山友）在康熙年间同时考中贡士，曾为“四川资县知县。”

傅世垚生卒年不详，2007年1期与2008年1期的《词学》杂志，在刊登傅世垚的《蜀游词》时，认为其生于清世祖顺治十一年（1654）。但从清高宗乾隆五十四年（1789），傅世垚的曾孙傅应奎的《六书分类序》记载来看，其出生日期可能在1654年之后。“年十八岁由选贡举博学鸿词，旋授延津县教谕。上宪重其才学，保荐四川资县邑令，时年二十有二。”也就是说，傅世垚是18岁中贡士，22岁到资县任知县。

《词观》收录了傅世垚的《千秋岁引·癸亥夏抄得家报》词，有“久客四川，神游故国”句，可知其任资县知县的时间约为康熙癸亥年（1623）前后，这与《资县志》记载的时间是一致的。据此可知，傅世垚的出生时间应在1660年左右

傅世垚在资县任上 “优于政事，宽严相济，浇风为之一变”，对改变浮薄的社会风气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他在资县创作了不少的词作，大都收录在《盘石吟》里。北周保定中至宋朝末年，资县即今资中县这片土地设置盘石县达720余年。从傅燮调的《沁园春・读宾石宗弟盘石吟兼忆昔年今日之事。 时宾石为资令, 以养亲予告》可知，傅世垚有词集《盘石吟》是可信的。

傅世垚在资县的词作，全方位记录了他在资县的生活情况，以及离开时父老相送的场面，抒怀较多。《南歌子·初抵资县》，描绘了傅世垚初到资县看到的人烟稀少，城垣破败景象，并为自己还未能有所作为感到惭愧，表达了郁郁哀伤之情。“城廓倾颓尽，蒿莱高过人。十家有屋九无门，每听哀鸿凄怨不堪闻！山借沉霾染，天将积雾昏。舂陵赋就倍伤神，自愧补苴无术起青燐。”

“城廓倾颓尽，蒿莱高过人。十家有屋九无门，每听哀鸿凄怨不堪闻”的凄凉景象，与傅世垚的继任者朴怀德在《资县志序》中叙述的“ 城郭荒秽 ，按籍而稽，户口百家，钱粮十余石”是一致的。之前，尽管清世祖顺治十八年（1661），始任资县知县的刘振基“招抚流徙，以爱民养士为务”，但到此时民生凋敝的情况还是没有得到较大的改变。

刘振基到任时郡邑凋残，其于康熙六年（1667），重建了县署。傅世垚到资县后，对县署进行了简单的修理，并在其旁边建小斋，开辟菜圃。县署是傅世垚在资县办公、学习、生活的主要场所，并为此作词多首。

 “清溪曲曲绕荒城，枕畔听涛声。万树正环小院，春来一派啼莺。首披襟独坐，居然非吏非僧。”这首《朝中措·资署即事》通过在县署的所见所闻，塑造了词人“非吏非僧”的淡然形象，是描摹襟怀情状的抒怀。

《踏莎行·资署戏成》又是另一番景象，“冷署萧然，簿书无几，茶经香传重温起。  山城鼓绝日三竿，人云县令升堂矣。庭幽静清如水，官斋辟圃种山花，豆棚听说闲人鬼。”通过日常县署办公的情景，写出了资县人烟稀少，萧条、幽冷的氛围。资县人口少，公务也就不多，闲暇之余“官斋辟圃种山花，豆棚听说闲人鬼”，又有田园之趣。

《洞庭春色·资署侧，辟为小圃，临行别之》更是自然亲切、充满生活气息的田园词，体现出浓郁的“稼轩风”。“拨草开园，汲泉引径，带月种蔬。喜清芬露浥，菜花半亩，蔓香雾洗，瓜蒂千株。麦饭蓴羹烹已熟，好侑我新醅酒一壶。无穷趣，是晚凉时候，雨过之初。    十年淡齑咬断，远胜过珍腊屠酥。且闲中活计，畦分烟种，山间功课，根倩云锄。昔日灌园成石隐，似记得山翁旧姓苏。今而后，叹无情别汝，何限踟躇。”词人通过对小圃开辟、种植、管理等全方位的描述，浓浓的爱意蕴含其间，抒发了依依惜别之情。

傅世垚还在县署旁修建了简陋的茅斋，具有书斋的功能。《满江红·资署小斋成》写道，“旋筑茅斋，不跬步，依稀近屋。渐次里，经营位置，不跼而促。户外偏宜橘柚冷，窗前乍可芭蕉绿。更临轩，一带短墙阴，遮修竹。    案上者，书盈束。壁上者，图盈轴，供先生玩者，如斯而足。抱膝浑忘天地阔，狂吟偏许幽禽续。任天涯，穷杀老渊明，余清福。”词的上阙描写茅斋的大小、位置以及户外装饰的橘柚、芭蕉、修竹等植物，写出了词人的喜好。下阙描写茅斋室内的物品，塑造了词人喜欢读书作画的儒者形象，有陶渊明般的怡然自乐。

县署是傅世垚恋恋不忘的地方，以致离开资县一年后，乘舟经过长江瞿塘峡还为记忆中的资署小楼作词。《洞庭春色·舟次夔门，忆资署小楼》写道，“坐卧年余，一朝别去，未免有情。记危栏倚遍，朝云晚岫，小窗立尽，秋雨春莺。明月半帘人去也，任碧砌苍苔随意青。无奈处，是壁对蜗篆，槛度流萤。     难忘画梁双燕，尚依旧软语叮咛。念征帆千里，诗穷工部，东篱三径，兴老渊明。自此花时新酿熟，问谁赋烟霞诗句清。频回首，怕梦阑灯炧，夜半残更。”上阙重在“记”，描绘记忆中登楼观赏的情景。下阙重在“难忘”，抒发离情别绪。从中也可以看出，傅世垚对资县是有着深厚的热爱之情的。

公务之余，傅世垚还游历了资县的风景名胜，深入老百姓了解民间疾苦，与民同乐。重龙山临近县署，风景优美，自然成了游历的首先。《夜飞鹊•忆重龙山》写道，“溪山别离后，好景犹贪，心眼熟识孤岩。宵来不禁情痴甚，翛然梦到资南。遥见来鹤亭侧，已云孤风老，石醉松酣。月明无伴，尽峰峦，自语澄潭。    常恨近多俗症，虽日坐烟霞，与趣难谙。唯有江头风雨，耳根隐隐，似咽松杉。山灵无我，纵多情，未必无惭。但徘徊已久，欲呼舟子，再挽征帆。”即使离别已久，但“好景犹贪”，词人仍然经常梦回重龙山，来鹤亭等景观历历在目。他还想着“再挽征帆”去看一看。

《浣溪沙·资县清明》描写了资县清明时节的景色，于美景中有淡淡的愁绪。“漠漠轻阴护小亭，无端风雨咽江声，柳条循例故清明。  燕子依人如旧识，杏花含笑似多情，谁吹玉笛绕孤城。”

《贺新郎·月下与资县古人饮》摹写酒后醉态，嬉笑怒骂，一腔豪情喷涌。“槃礴梅根下，似五柳，先生高洁，白莲清社。为爱诸君皆豪放，悉是胜公荣者。正好共，抛觥幽榭。我辈而今忘形饮，要衣冠，文字都无惹。相与劝，尽欢罢。    天边况有清辉泻，看乌蟾，吞摇翠浪，愈增风雅。谈笑何妨伴江左，仿佛晋人清活。但沉醉，毋劳推谢。此会不知何时继，顾淋漓，莫放杯空也。休负却，好良夜。”词人仰慕陶渊明等古人的高洁品质，有“我辈而今忘形饮，要衣冠，文字都无惹”的豪迈，也有“谈笑何妨伴江左，仿佛晋人清活”的洒脱。

傅世垚在资县仅仅任职两年，但他的政绩得到了老百姓的认可。当他乘船离开资县时，很多老百姓来送行，“泪洒新亭雨”

。他在《五彩结同心·发资县停舟，再与诸父老别》写道，“半竿落日，两岸愁云，孤城几叠哀笳。泪洒新亭雨，钟情处，那论故国天涯。无情流水催人急，重回首，帆影齐斜。问昔日，偎人明月，今宵可到窗纱。    人生别离最苦，况相依故老，怎免咨嗟。纵使酸心，倚舷有梦，也被山绕云遮。行人若听桓伊笛，恐感旧，不止琵琶。算此去，举头唯见昏鸦。”

总的来看，傅世垚的词作在内容上，有辛弃疾那样的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压抑，表现出壮志销磨的愤懑。也有对田园生活和隐逸情志的向往，充满了生活气息。在写法上，大量用散文句法字法和经史典故，具有辛弃疾“以文为词”的特点。严迪昌《清词史》称“傅氏的词以明爽腾越见长，具有郁怒与冷峻相济、凄清时见放逸的特点。这种充分表现抒情主体的惆怅莫名、哀乐无端，甚而‘目眥裂破’神情的艺术趋尚，无疑是‘稼轩风’的门径。” 浙江大学孙敏强、吴慧慧在《清初河南词综论》中认为，“这也是继辛弃疾之后为数不多的田园词作。”

康熙二十二年（1683），傅世垚以母老请告终养回到家乡后，就再也没有出仕为官，这与他受五柳先生“隐逸诗人之宗”陶渊明的影响不无关系。仅是资县创作的这些词中，就有“穷杀老渊明”、“兴老渊明”、“似五柳”等多处。

傅世垚在清初河南文化圈颇有名气。《全清词》及补编收录其词作198首。四川图书馆收藏其词集《大梁词》《沙麓词》《贯蝨词》《运甓词》《懊侬词》。国家图书馆收藏其与清初词人程大戴、佟世临唱和的《梁园唱和词》45首。

傅世垚是官员、词人，也是一位治学严谨的学者。他自幼喜欢古碑铜铭，悉心研究古籀篆文，仿照明代梅膺祚《字汇》体例，用毕生精力将自己收集的金文古籀按《说文解字》字部排列，每字又以楷书统领，小篆、古籀次于其后，编纂成《六书分类》十二卷。清乾隆时任礼部尚书纪昀认为，“汝宁帚庵先生病诸家撰著之芜杂，乃排纂古篆，用夏氏之例，领以隶书。即以隶书偏旁分部，俾丝牵绳贯，若网在纲。其门目一宗《御定康熙字典》，遵圣代同文之制也；其字博采诸书，各注所出，示有征也；间附考注，别疑似也；晚出别体，存而不删，耴其备也；传写异同，因而不改，阙所疑也；盖积平生之力，历久而后成编。”2014年9月19日，重庆市人民政府将万州区图书馆收藏的清康熙听松阁刻本《六书分类》列入《第三批重庆市珍贵古籍名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