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通过在某些可能导致战争的事务上作出让步来讨好某个咄咄逼人的竞争对手的外交政策。这个词一般用于贬义，指的是30年代 英美法对德意日侵略者姑息、纵容，不惜牺牲他国的领土主权以至本国利益，去满足侵略者的欲望，以图苟安的政策。1931年日本挑起“九一八”事变之初，美英指望日本北上进攻苏联，对日本侵华不加反对。1932年美国宣布“不承认主义”，反对日本破坏门户开放政策和《九国公约》。同时，美国又把战略物资源源不断地运销日本。美国这种既指责又纵容的两面政策一直延续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英国则一再偏袒日本。英法操纵国际联盟，拒绝对日经济制裁。1937年7月英日有田——克莱琪协定，它是慕尼黑政策在远东的重演。绥靖政策在欧洲的推行，以英法对德绥靖为主要内容，以英国为主导。1935年3月，德国撕毁凡尔赛和约，公然扩军备战。英法对此不加制裁，英国反而同德国缔结《英德海军协定》，支持德国的毁约行为。

　　1935年1月，法国同意大利签定“罗马协定”，怂恿意大利于10月挑起侵略埃塞俄比亚战争。英法操纵国联虽然不得不宣布对意经济制裁，但拒绝实施两项重要措施：禁运石油和封锁苏伊士运河。1936年5月，意大利吞并埃塞俄比亚。

　　1935年8月通过的美国中立法，在1939年11月作了修改之后是绥靖政策的变种。它的目的在于隔岸观火，从中渔利。

　　1936年3月，由于英法按兵不动，德国不发一枪一弹，占领莱茵非武装区。8月德意武装干涉西班牙内战，英法则推行不干涉政策，实际上是纵容德意干涉者，结果，西班牙共和国被颠覆，德国借西班牙战场完成了军事实验。1938年3月，英法听任德国吞并奥地利，10月伙同德意把慕尼黑协定强加给捷克斯洛伐克，让德国占领了苏台德地区。慕尼黑阴谋是绥靖政策最丑恶的表现。希特勒得寸进尺，1939年3月，德国占领捷克斯洛伐克，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英法被迫对德宣战，绥靖政策走向破产。

“靖康之耻”是指靖康二年（金天会五年，1127年）金朝南下攻取北宋首都东京，掳走徽、钦二帝，导致北宋灭亡的历史事件。

取而代之的南宋，其统治范围狭小，仅仅只是秦岭淮河以南的江南地区，国土面积只是北宋的三分之二。南宋偏安东南，完全丢失传统农耕区的黄河中下游地区，田赋收入大幅度减 少，财政开始倚重非农产业。

扩展资料：

金政权通过与北宋签定海上之盟，认清了北宋政权的腐朽、衰弱的本质，故从宣和七年(1125)开始，大规模地展开对宋攻势。宋徽宗不敢抵抗，又怕担当亡国之罪名，便传帝位于儿子赵桓，即宋钦宗。

侵宋金军分东西两路南下，很快包围了宋都开封，以皇帝为首的北宋统治者怯敌投降，使金兵在靖康元年(1126)渡过黄河，攻下开封，把徽、钦二帝扣押在金兵营中。

次年四月初一，金贵族在对开封城大肆搜刮掠夺之后，立张邦昌为傀儡皇帝，俘虏徽钦二帝及后妃、皇子、皇女、宗室贵戚、教坊乐工、技艺工匠等3000多人北去。还带走了朝廷上的舆服、礼器、浑天仪、铜人和许多珍贵的古籍图表。北宋灭亡。

——靖康之变

中国古人的姓氏字号

中国古人的姓名和现代一样，是人们在社会交往中用来代表个人的符号。姓，就是某一群人（氏族、家族）共用的名；名，就是个人独用的姓。

中国古史传说中的人物的姓氏，如有熊氏、牛蟜氏、青云氏等，今天看来可能都是氏族的名称。上古时代氏族以自然物为氏族标志，因而这些名称大都和生物和自然现象有关。这些氏族名称以后就可能演化为姓（如熊、牛、云等）。古代称呼人还往往冠以地名（如傅说，“傅”是地名）、职业名（如巫咸，“巫”是从事占卜的人）、祖先的名号（如仲虺，是奚仲的后人）等，这类称呼固定下来也就是“姓”。如鲁、韩、宋等，是以地名为姓；东郭、西门、池、柳等，是以住地的方位、景物为姓；师、祝、史等，是以职业为姓；上官、司马、司徒等是以官职为姓；公孙、王孙最早是指其先人是公或王；穆、庄等姓是用其先人的谥号。从春秋战国时一些人的称呼中我们还能看到姓氏形成的一些痕迹，如展禽因住地有柳又称“柳下惠”，公输班因是鲁人又叫“鲁班”，公孙鞅又因是卫国人称“卫鞅”、因封为商君称“商鞅”等。此外，在中华各民族交通往来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姓氏如呼延、慕容、尉迟等。

姓的形成有不同的历史过程，同样的姓未必就是一个起源。如“贺”，有的是原姓“贺兰”或“贺敦”简化为“贺”，有的是原姓“庆”，因避皇帝讳而改姓“贺”。姓也因政治的、地理的、民族的等等原因而变化。如五代时吴越的“刘”姓因避讳（“刘”与吴越王“钱鏐”的名同音）改姓“金”；明代“靖难”②之后，黄子澄的后人因避祸改姓“田”，而“靖难”有功的太监马三保却被赐姓为“郑”（就是以“三保太监下西洋”著称的郑和）；北魏孝文帝为推行“汉化”而改“拓跋”姓为“元”姓。又如“汉代诸县（今山东省境内）的“葛”姓迁到阳都（今河南省境内），为了和当地的葛姓区别就称为“诸葛”，而齐地的“田”姓外迁，以外迁的次第改姓“第一”、“第二”……（如东汉名臣“第五伦”）。可见，姓就是一种符号，并不象封建宗法制的维护者所宣传的那样神秘和神圣。

名，是在社会上使用的个人的符号。夏商两代留下来的一些人名如孔甲、盘庚、武丁等和干支相联系，可能和生辰有关。春秋时有些人名如“黑臀”、“黑肱”等应是以生理特征命名的。郑庄公名“寤（牾）生”，则是他母亲难产的纪实。可见那时有些名字还是很朴素的。但那时有些人名所用的字也有特定的含意，这含意并因同时出现的“字”而更为清楚。“字”往往是“名”的解释和补充，是和“名”相表里的，所以又叫“表字”。屈原在《离骚》里自述：“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正则”就是“平”，“灵均”就是“原”。他名“平”字“原”，“名”和“字”有意义上的联系。古人“名”和“字”的关系有意义相同的，如：东汉创制地动仪的张衡字平子、“击鼓骂曹”的文学家祢衡字正平，他们名、字中的“衡”就是“平”；宋代诗人秦观字少游、陆游字务观，他们名、字中的“观”和“游”也是同义。又如唐代书法家褚遂良字登善、宋代文学家曾巩字子固，他们名、字中的“良”与“善”、“巩”与“固”也都是同义。“名”和“字”有意义相辅的，如：东汉“举案齐眉”的文学家梁鸿字伯鸾，“鸿”、“鸾”都是为人称道的两种飞禽；西晋文学家陆机字士衡，“机”、“衡”都是北斗中的两颗星。唐代诗人白居易字乐天，因“乐天”故能“居易”；宋代作家晁补之字无咎（“咎”是过错），因能“补”过才能“无咎”。“渔”（打鱼）、“樵”（砍柴）常为侣，宋代史学家、《通志》的编者郑樵字渔仲；“渔翁”又常戴“笠”，清代文学家李渔字笠翁。“名”和“字”有意义相反的，如：宋代理学家朱熹字元晦、元代书画家赵孟頫字子昂、清代作家管同字异之，他们“名”、“字”中的“熹”与“晦”、“頫（俯）”与“昂”、“同”与“异”都是反义。古人的“名”、“字”往往取自古书古典，如：汉末“建安七子”之一徐干字伟长，《孔丛子》有“非不伟其体干也”句；曹操字孟德，《荀子》有“夫是之谓德操”句。三国赵云字子龙，取自《周易》“云从龙，风从虎”；唐代文学家陆羽（著有《茶经》，后世尊为“茶神”）字鸿渐，也是取自《周易》“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元末戏曲家高明（著有《琵琶记》）字则诚，取自《礼记》“诚则明矣”；明代军事家于谦字廷益和清初文人钱谦益字受之，则都是用《尚书》中“谦受益”的典故。

古人的“名”、“字”还常用来表示在家族中的行辈。先秦时，常在名、姓前加伯（孟）、仲、叔、季表兄弟长幼，如伯夷、叔齐，伯是兄，叔是弟；孔丘字仲尼，“仲”就是老二；孟姜女就是姜姓的长女。汉代以后逐渐在“名”或“字”中用同样的字或偏旁表同辈关系，如唐代抵抗安禄山的名将颜果卿和他的弟弟颜曜卿、颜春卿共用“卿”字，和他们同辈的堂兄弟颜真卿（以书法传世）也用“卿”字。宋代文学家苏轼、苏辙兄弟共用偏旁“车”表同辈。明神宗的儿子朱常洛（明光宗）、朱常瀛、朱常洵等，第二字共用“常”，第三字共用“氵”旁；吊死在景山上的明崇祯帝朱由检和他的哥哥朱由校（明熹宗）、堂兄弟朱由榔（南明永历帝）、朱由崧（南明弘光帝）等第二字共用“由”，第三字共用“木”旁。在这种情况下，姓名中的第一字是和父、祖共用的族名，第二字和第三字的一半是和弟兄等共用的辈名，具体到个人身上就只有半个字了。

除了名、字，有些古人还有号。“号”是一种固定的别名，又称别号。封建社会的中上层人物（特别是文人）往往以住地和志趣等为自己取号（包括斋名、室名等）。如唐代李白的青莲居士、杜甫的少陵野老、宋代苏轼的东坡居士、明代唐寅的六如居士、清代郑燮的板桥、朱用纯的柏庐等，都是后人熟知的；有些别号的使用率（如苏东坡、郑板桥、朱柏庐等）甚至超过本名。别号是使用者本人起的，不象姓名要受家族、行辈的限制，因而可以更自由地抒发或标榜使用者的某种情操。别号中常见的“居士”、“山人”之类就是为了表示使用者鄙视利禄的志趣。宋代欧阳修晚年号“六一居士”，就是以一万卷书、一千卷古金石文、一张琴、一局棋、一壶酒加上他本人一老翁，共六个“一”取号。南宋爱国诗人陆游忧世愤俗，被权贵们讥为不守礼法，他就自号“放翁”，表示对他们的蔑视。明末画家朱耷在明亡后取号“八大山人”（“八大”连写似“哭”非哭似“笑”非笑，寓“哭笑不得”意），来抒发自己怀念故国的悲愤之情。当然，更多的官僚缙绅和封建文人所取的各种动听的别号只不过是附庸风雅、沽名钓誉的幌子。

另外还有“绰号”，这大都是他人所取而得到公认的别号，是对人的刻画和形容。春秋百里奚沦落楚国，被秦穆公用五张羖（音古，指黑公羊）皮赎回相秦，人称“五羖大夫”，可算是古代的绰号。唐代奸相李义府外柔内奸，被人称为“笑中刀”（成语“笑里藏刀”的起源），又号为“人猫”；宋代王珪任宰相十多年除“取旨、领旨、传旨”外不干别的事，当时号为“三旨相公”，这几个贬义的绰号形象地勾勒了封建官僚的嘴脸。《水浒》里梁山上一百○八人个个都有绰号，大都准确地描摹了人物性格、特长或生理特点，这些绰号作为姓名的代称，更是人们所熟知的。

除了上述的字、号之外，历史上常常用来代替个人姓名的还有：

一、地名（包括出生地、住地和任职所在地等）。如东汉孔融称为孔北海、唐代韩愈称为韩昌黎、柳宗元称为柳河东或柳柳州、宋代苏辙称为苏栾城等。以地名称人在封建时代是表尊敬，叫做称“地望”。但清末有人做了一幅对联：“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上联指任北洋大臣（宰相）的李鸿章（合肥人）、下联指任户部尚书（司农）的翁同龢（常熟人），却利用“地望”的双关语义讽刺了封建大官僚的贪婪豪奢。

二、官爵名（包括职衔、封号等）。如东汉发出“穷当益坚、老当益壮”豪言的马援称马伏波（曾任伏波将军），投笔从戎的班超称班定远（曾封定远侯），蔡邕称蔡中郎（曾任中郎将），三国嵇康称嵇中散（曾任中散大夫），唐代杜甫称杜工部、杜拾遗（曾任工部员外郎、左拾遗）等。

三、弟子或后人所上的尊称。如宋周敦颐称濂川先生，北宋吕本中和南宋吕祖谦先后称东莱先生，明归有光称震川先生，王夫之称船山先生等。还有在死后由门人、后人上的尊号（“私溢”），如隋代王通的文中、晋代陶潜的靖节等。

四、谥号，即死后由皇帝颁赐的荣称。如宋包拯称包孝肃、岳飞称岳武穆、明徐光启称徐文定、清纪昀称纪文达等。

五、在姓氏前加形容词指称特定的同姓者。如大戴、小戴分指汉代学者戴德、戴圣叔侄（他们编纂的《礼记》也分别称为《大戴礼》、《小戴礼》），晋代作家阮籍、阮咸叔侄也分别称为大阮和小阮（“大阮”和“小阮”因而成了“叔”、“侄”的同义词），南朝谢灵运和堂弟谢惠连都是诗人，也被称为大、小谢。唐代诗人中老杜（亦作大杜）专指杜甫，小杜专指杜牧。老苏、大苏、小苏则指宋代苏洵、苏轼、苏辙父子。

六、以几个姓并称特定的几个人。如“伊吕”指商伊尹、周吕尚；“马班”（或“班马”）指司马迁（《史记》作者）、班固（《汉书》作者）；唐诗人中“李杜”是李白、杜甫，“元白”是元稹、白居易；“韩柳”是韩愈、柳宗元。还有前面提到的大谢小谢合称“二谢”，加上南朝另一诗人谢眺又合称“三谢”；“二程”专指宋代学者程颢、程颐兄弟；苏洵、苏轼、苏辙又合称“三苏”。

七、在唐代还常以行第连同姓名官职等称人。王维有诗题《送元二使西安》（“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就是其中的名句）、唐诗中屡见《答王十二》、《问刘十九》、《同李十一醉忆元九》、《送裴十八图南》、《寄丘二十二员外》之类的题目，都是以行第称人的。如李白是李十二、韩愈是韩十八、柳宗元是柳八、元稹是元九等。行第还可连同名和官职并称，如裴图南称裴十八图南、杜甫称杜二拾遗、白居易称白二十二舍人等。宋代也还有此风习，如秦观称秦七、欧阳修称欧九、黄庭坚称黄九等。

以上所说的封建社会的姓名字号之类，都是封建宗法制度和伦理道德等观念形态的组成部分。我们今天直接以姓名作为古人的代号就行了，已不再需要这些东西。但是，由于它们在历史上长期存在并被广泛使用过，又是我们不能完全回避得了的。如《正气歌》的作者文天详、字履善，又字宋瑞（祥、善、瑞三字同义），历代还常称他“文文山”（自号）、“文丞相”（官职）、“文信国”（封号）等，他的著作也分别题名为《文山集》、《文丞相集》、《文信国公集》、《文信公题杜诗》等。又如《四库全书》中以“王”为首字题名的著作有五十多种，其中绝大多数是以字号或其他代称题名的，如《王子安集》（唐王勃的字）、《王天游集》（明王达的号）、《王阳明集》（明王守仁的尊号）、《王文成公全书》（明王守仁的谥号）、《王荆公诗注》（宋王安石的封号）、《王右丞集》（唐王维的官职）等。还有很多姓王的人的文集，题目上根本无姓名，如《临川集》（宋王安石原籍临川）、《凤洲笔记》、《弇州山人题跋》（明王世贞，号凤洲，又号弇州山人）、《渔阳文录》（清王世祯，号渔洋山人）、《船山全集》（清王夫之，尊称船山先生）等。如果我们对古人姓名字号的知识毫无所知，根本无从识别。所以，为了阅读古籍以及研究古人思想、风格，还是需要我们对它有所了解的。

①世界古代史学者称这种氏族标志（也是氏族崇拜对象）为“图腾”。

②明代燕王朱棣以讨伐黄子澄等为名起兵攻破南京，推翻建文帝，自己当了皇帝（即明成祖），当时号“靖难”。

===

古人字号摭谈

文/阙维杭

古代人在本名之外，大多另有字，这风气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很普遍了。《礼记·曲礼上》称：“男子二十，冠而字，……女子许嫁，笄而字。”贵族男子二十岁时(成年)行加冠之仪而取表字，女子出嫁(成年)之时可以盘发插笄(簪子)了，也要取字；故后来亦称女子许嫁为“字”，如：待字，字人，等等。看起来，这取字的规矩最初是囿于上层社会的圈子，但后来渐渐打破了界限，一般平民也多取字，相沿成习。

那么，字与名是什么关系呢《颜氏家训·风操》说：“古者，名以正体，字以表德。”广义的理解，字不妨是名的含义的诠释，也可以是名的内涵的发挥。例如诸葛亮字孔明，关羽字云长，鲍照字明远，陶潜字渊明，白居易字乐天等等，都是词义互见，相辅相成的。苏轼，字子瞻，假如我们知道“轼”字的古义是指车子前面供人凭倚的横木，“子”则系夫子自称，那么凭栏而望称之为“瞻”也就是顺理成词了。他的另一个表字“和仲”很少用，“仲”是二的意思，苏轼排行第二，加“和”字则含有吉祥意，了解这些字的本义再看表字，含义就明确了。金代文学家元好问，字裕之，人“好问”而学识“裕之”，这字取得实在妙；清代戏曲家李渔的字为“笠翁”，则又可谓以俗字见雅趣了。也有的干脆拆名为字，简便好记，如清代诗人舒位字立人，尤侗字同人。又有些人喜欢取许多字，一而再，再而三，不厌其烦，文人中多字的冠军，大概要算清初杭州肖山的毛奇龄(一名甡)，他一字两生，又字大可、齐於、于、初晴、晚晴、老晴、秋晴、春迟、春庄、僧弥、僧开等等，真是随心所欲，莫名其妙了。

至于文人学士在名、字之外再取别号，也是不可少的雅事，而这号又往往比字取得更玄乎乃至无迹可寻，但大多数还是有规律可循的。不少人喜欢以曾经居住或逗留过的地名风物为号，如陶渊明《五柳先生传》云：“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李白五岁随父迁居绵州彰明县(今四川江油县)之青莲乡，后因自号“青莲居士”；苏轼贬谪黄州(今湖北黄冈县)后，“与田父野老相从溪山间，筑室于东坡，自号东坡居士。”苏轼取“东坡”为号还有仰慕白居易的意思，因白居易在忠州(今四川忠县)曾于东坡屋地栽花自娱，诗尝数言及“东坡”，苏慕而效之，遂以为号。苏轼的这个号在文坛与民间最为普及，他其他的别号多达三十余个，有以排行、籍贯称的，如：大苏(以别于其弟苏辙)、峨眉先生、眉山公；有以职官学名行世的，如：苏使君、苏贤良、西湖长；也有因人格、诗风自称或被人称，以及旨在揄扬胸臆的，如：坡仙、谪仙人、狂副使，不一而足。从他的这许多名号也可见出古人取号的广泛与无限制，多号也就习以为常了。不少的文人还因传闻轶事或佳句而得号，如晚唐温庭筠年轻时参加科试，“押官韵作赋，凡八叉手而八韵成”，时号“温八叉”，这很近于是一种绰号或谑称了。宋代词人张先因有三句写“影”的佳句，被誉称为“张三影”；元末袁凯因咏白燕诗出名，人呼“袁白燕”；清初王士禛作《漱玉词》有“郎似桐花，妾似桐花凤”之句，一时称善，遂号为“王桐花”。这些都是以诗名人的例子。以署邸、书斋名为号也是文人的一种惯例，清代诗人袁枚在江宁(今南京市)小仓山筑随园定居，因号“随园老人”；清代藏书家钱曾的藏书楼名叫“也是园”，他的号就称为“也是翁”。

近代文人多号达数十个的有苏曼殊、姚民哀两位，有人作打油诗戏称他俩：“一人数十百名字，从此阎王捉不来。”提倡白话文以后，也有人开玩笑在报上把名号译成语体，如称丹翁为“通红老头子”，君博为“皇帝赌钱”，令人忍俊不禁。

我们有太多的伟人。写在历史上的被渲染过的，不必说他们了；和我们同时代，向我们显示伟大的，已经够数了。这些人，凭了个人的阴谋机诈、凭了阴险与残酷，只要抓住一个机会使自己向高处爬一级，他是决不放弃这个机会的，至于牺牲个人的天良与别人的利害甚至生命，他毫不顾惜。这些伟人的伟大，是用个人的人性去换来的，是踏在人民大众的骨骸上升高起来的。当他站得高、显得伟大的时候，一般有肉没有骨头，有躯壳没灵魂的人中狗，便成群地蜷伏在他脚下，仰起头来望望他，便“伟大呵，伟大呵”地乱叫一阵子。当别人靠近他的时候，它们便狺狺狂吠起来，在壮主子的声威之余，自己仿佛也有威可畏了。这些伟人与臣侯是相依为命，狼狈为奸的。主子为了获取权势的兔，是不能没有走狗的，在走狗的瞳孔里，主子的尊容也许并非那样庄严，然而在他们口里又是另一回事了。为了一块骨头，它们出卖了自己。在伟人自己，眼睛看的是逢迎的脸色，咂嚅趑趄的情感，耳朵听的是谗媚阿佞的声音，左右的人钢壁铁墙一样把他围在一个小天地里，眼看不过咫尺，耳听不出左右，久而久之，也只能以他人之耳为耳，以他人之目为目。而这些他人，又正是以他为法宝而有所贪图的人，他们所说的话，所报告的见闻，全是以自己的利害为标准而取舍，改窜，编辑的，不但与事实不符，常常会整个相反。信假为真，以真为假，是非颠倒，黑白不分。古时候有这样的皇帝，天下大饥，他怪罪人民何不食肉糜，今日的伟人吃的鸡蛋也许还是一块钱一个。这样的伟人，拔地几千尺，活在半空里，和群众、和现实，脱离得一干二净。在别人眼前，他作势，他装腔，他在别人眼里不是“人”，而是“伟人”。他自己，喜怒哀乐，不能自由，不愿自由，不敢自由，硬把人之所以为人的一些天性压抑，闷死，另换上一些人造的东西，这样弄得长久了，自己也觉得自己不是“人”了，而成了“人”以上的另一种人的“人”。勉强解释，就是孤家“寡人”之“人”。这样的“人”，是“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远的是民众，是人性。这样的人是刚愎的，残暴的，虚伪的，反动的，半疯狂的，自欺欺人的，存心“不令天下人负我，我负天下人”的。把一个国家，一个世界，交给这样一个半疯子去统治，那会造成个什么样子呢？“王侯将相”的种子，已不能在新时代的气流中生长了。当大势已去，伟人不得不从半空里扔在实地上、民众前的时候，难怪希特勒自杀，而且自杀前还有疯狂的传说。被别人蒙在鼓里，或被自己的野心蒙在鼓里，一旦鼓被敲破了，四面楚歌，他这才明白了，可是已经晚了。个人英雄也就是悲剧英雄。希特勒、墨索里尼已成过去了，他们的死法是多么有力的标语，佛朗哥，以及佛朗哥的弟兄们，读一读它吧！和伟大相反，我喜欢渺小，我想提倡一种渺小主义。一个浪花是渺小的，波浪滔天的海洋就是它集体动力的表现，一粒砂尘是渺小的，它们造成了巍峨的泰岱，一株小草也是一支造物的小旗，一朵小花不也可以壮一下春的行色吗？我说的渺小是最本色的，最真的，最人性的，是恰恰反乎上面所说的那样的伟大的。一颗星星，它没有名字却有光，有温暖，一颗又一颗，整个夜空都为之灿烂了。谁也不掩盖谁，谁也不妨碍别人的存在，相反的，彼此互相辉映，每一个是集体中的一分子。满腹经纶的学者，不要向人民夸示你们的渊博吧，在这一方面你不是能手，因你有福，有闲，有钱，你对于锄头拿得动、使得熟吗？在别人的本领之前，你显示自己的渺小吧。用你的精神的食粮去换五谷吧。发号施令的政治家，你们也能操纵斧柄如同操纵政柄吗？将军们，不要只记住自己的一个命令可以生杀多少人，也要想想农民手下的锄头，可以生多少禾苗，死多少野草呵。当个人从大众中孤立起来，而以自己的所长比别人所短，他自觉是高人一头；把自己看做群众里面的一个，以别人的所长比自己的所短时，便觉得自己是渺小，人类的集体是伟大。我常常想，不亲自站在群众的队伍里面是比不出自己高低的；我常常想，站在大洋的边岸上向远处放眼的时候，站在喜马拉雅山脚下向上抬头的时候，才会觉得自己的渺小。因此，我爱大海，也爱一条潺潺的溪流；我爱高山，也爱一个土丘；我爱林木的微响，也爱一缕炊烟；我爱孩子的眼睛，我爱无名的群众，我也爱将军虎帐夜谈兵——如果他没有忘记他是个人。我说的渺小是通到新英雄主义的一个起点。渺小是要把人列在一列平等的线上，渺小是自大、狂妄、野心、残害的消毒药，渺小是把人还原成人，是叫人看集体重于个人。当一个人为了群众，为了民族和国家，发挥了自己最大可能的力量，他便成为人民的英雄——新的英雄，这种英雄，不是为了自己，而是牺牲了自己，他头顶的光圈，是从人格和鲜血中放射出来的。人人都渺小，然而当把渺小扩大到极致的时候，人人都可以成为英雄——新的英雄。这世纪，是旧式的看上去伟大的伟人倒下去的世纪；这世纪，是渺小的人民觉醒的世纪；这世纪，是新英雄产生的世纪。我如此说，如此相信。。

到这里222

俄国十月革命及苏联建立后，由于意识形态等原因，以英国、法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与苏联的矛盾激化。

到20世纪30年代末，英、法的主要战略对手是苏联，而在东欧地区的问题上又与纳粹德国发生冲突。而纳粹德国向来仇视共产主义，要向苏联采取军事行动，也必须经过东欧。

对苏联而言，英、法是“老牌帝国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冲突显而易见，而纳粹德国的崛起更是直接威胁到苏联的国防安全。

而斯大林为了保护苏联的安全及利益，决定放弃与英、法共同对抗纳粹德国，反而与之保持表面上的友好关系，一方面保护自己在东欧的利益，另一方面争取时间及空间应对纳粹德国在日后可能进行的军事行动。

另一方面，希特勒为了执行1939年4月3日制定的闪击波兰的“白色方案”，避免过早地与苏联发生冲突，陷入两线作战的困难境地，所以也愿意与苏联签订非战条约。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就是这种背景下签订的。

扩展资料：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主要内容：

1939年8月23日，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在莫斯科与苏联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有效期为10年。主要内容包括：

双方保证不单独或联合其他国家在彼此间进行武力活动、发动任何侵略行为或任何攻击；如果缔约一方成为第三国敌对行动的对象，缔约另一方将不给予第三国以任何支持；

双方都不加入直接或间接旨在反对另一方的任何国家集团；双方永久以和平方式解决两国之间的一切争端。该条约还包括一项“秘密附属议定书。它主要划分了德苏之间的利益范围界限。

其中规定：双方以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立陶宛北部边界、波兰的那累夫河、维斯瓦河和散河为分界线。

同时，德国还默许了苏联在比萨拉比亚的利益。二战初期苏联建立的“东方战线”，大体上就是根据这个边界完成的。这个条约的签订使当时欧洲局势顿时明朗化。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问题一：在书法艺术中什么是古拙 古朴少修饰

问题二：小楷书法怎样才是写的沉涩古拙 所谓“指实”即为L、压、钩、格、抵的五指执笔法。L以大指第一节指肚紧贴笔管上方，力量朝右上方，要斜一点。压用食指上节端压住笔管外方，力量与大指相对。钩用中指上节靠近横纹处，弯曲如钩地钩住笔管，力量朝右下方。格用无名指爪肉相接处紧贴笔管，力量与中指相对。抵用小指紧贴无名指下端，藉以增加无名指的指力。由于五指的合理分布，力量由四面聚集笔管，一枝笔就坚实稳定地执在手中。书写小楷，执笔宜浅，当以指端贴管，因为指端处感觉灵敏。执笔浅则掌自然虚，掌虚则运动适意，无窒碍之势。南唐李后主所提出的“拔镫法”，历代书家各有不同的解释，有的人认为善于骑马的人，当以足尖踏马蹬，浅则易出入，有的人认为拔镫即古人用指尖持小棒挑拔灯心，比喻浅执之法，有的人认为由于浅执笔时，虎口状如马蹬（即凤眼执笔法），这三种解释尽管不同，但都是指执笔要浅，浅则易于转动。

书写小楷，执笔不可太紧，亦不可太松，太紧则用笔易于僵硬，太松则点画易靡弱，故执管当用软硬劲，紧而不死，松而不脱，不宽不猛，有中和之道乃佳。赵h光《寒山帚谈》中说：“握管太紧则力止于管而不及毫，且反使管不灵动，又安能指挥如意哉。”这确为心得之语，笔力要透过肩、肘、腕、指贯注到笔尖，各关节部分的肌肉都不宜紧张用力，执得太紧则力止于管，腕部紧张则力止于腕，纵有臂力，亦不能贯注于笔尖，故苏轼提出把笔虽无定法，但必须欲虚而宽，只有虚而宽，才能运转自如。书写小楷时，若执笔太深（即执管在食、中指中节处），则掌势必不能虚，指深掌实，运笔时就不能回旋进退，容易导致气机窒滞，调运不灵的毛病。书写小楷时，执笔又不宜过高，以离笔头约一寸左右，低则沉着而坚定，字无飘忽之弊。唐韦荣宗说：“真书小密，执宜近头。”赵h光《寒山帚谈》也说：“真书宜稳重，故执笔去笔头一寸或一寸二分。”如写小楷时执笔太高，则画势虚浮，而无实力，况小楷以端重沉着为主，执笔稍低可以更好地控制笔力。书写小楷，腕宜平，掌宜竖（即肘腕部平桌面，腕能挺起则手掌微微竖起，与纸面保持一个斜直角度）。腕平掌竖则锋容易正，锋正则四面势全。在这里必须说明一点，书写小楷，在运笔时笔管是永远与纸面保持垂直之状而平行运动着的，当以直为圆心，笔管随着笔势的往来，前后左右，翻腾起倒，惟意所使，及其收笔时，端若引绳，终则持之以正，则笔势自然圆活。特别是书写以方笔侧锋为主的小楷时，在发笔时，握管不宜正中直下，当使笔管向右后下方微微倾斜，以侧取势，则内无阻遏，自当流畅，往往可以达到得心应手的效果。朱和羹《临池心解》中说：“吾更谓执笔如枪法，左右前后，偏锋正锋，必随势转之，一气贯注，操纵在心，时亦微带侧意，运掉更灵。”这段话很值得我们回味的，若拘泥以中锋为定法，一味持之以正，则势必不能达到圆活自然的变化。总之，执笔之法，但取适意，不可好奇，这样才能使笔力行到充分的发挥。

问题三：为什么说汉代艺术的基本特征和美学风格是气势和古拙 任何一个时代的艺术，都是这个时代心态的写照。汉代艺术遗存在后世的除了汉代画像石刻外，汉代的书法碑刻、汉代的印章、汉代雕塑、汉代音乐等，都以其异曲同工，殊途同归的艺术特征，从不同的侧面，以不同方式和载体，诠释这个时代集体的审美意识。

面向无垠、天人一体的包容气概

汉帝国的勃勃生机和放于四海的广阔视野，使繁富巨大的生活场景成为艺术

首要表现的物象。汉大赋写景图貌、铺排列叙的夸饰，将辽阔的疆土、宏伟的山川、繁华的都市、巍峨的宫殿、广袤的林苑、富足的物产以及帝王恢丽典礼、庄严仪仗、宏大歌舞、豪奢宴饮结合起来，是对自然的美妙和人的创造之功的礼赞。向人们展示了数量众多、体积宏伟、场面广阔、威势无比的巨丽之美。王充的《论衡、定贤篇》论诸家赋在于“文丽而务巨”，是以铺排宏丽的文辞，以夸饰的手法增强作品的艺术感染力。“穷造化之精神，尽万类之变态，瑰丽窈冥，无可端倪”，“总众类而不厌具繁”(2)“赋起于情事杂沓，诗不能驭，故为赋以铺称之。斯于千态万状，层见迭出者，吐无不畅，畅无不竭。”（3）赋者在广大宇宙间移步换形，游思畅怀，展示出纷芸驳杂、多彩多姿的美。因此，赋的空间感之浩大，犹如背负青天，九万里扶摇的大鹏，俯瞰着大千世界滚滚红尘。司马相如说:“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也。”（4）闻一多先生称汉赋“凡大为美，其美无以名之”（5）都深切地揭示了汉赋最基本的美学特征。

汉代文人面对风云激荡的世界，一种建功立业的豪情与人生若短的哀叹如影随形充溢在作品中。司马迁发奋着史记的内心动力是“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于是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是汉代奋进、强健、博大的时代精神在司马迁身上典型表现。

汉代建筑同样在追求体天象地、包蕴山海的气派，早在西汉天下初定时，萧何就营作未央宫，立东阙、北阙、前殿、武库、太仓，理由是“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6）体现了相容并包而开朗自信的文化意向，力求空前绝后巨丽的建树，以展示出汉代“天人一体”的审美风度。“其宫室也，体象乎天地，经纬乎阴阳，据坤灵之正位，放太紫之圆方”。“据坤灵之宝势，承苍昊之纯殷，包阴阳之变化，含元气之烟氢” （7）将有限的建筑空间，以六合为本，顺应天地运转之规律，延伸到一种超越时空的无限空间中去。建筑布局样式到名称一律以天象为准，讲究建筑与天体世界的对应，各种精美的建筑材料的堆砌、罗列，层迭的结构群体铺排、对称，而又附以总览天地人物的壁饰和带有夸张浪漫色彩的飞檐翘脊，形成极致欲令后世人无可复加的宏丽风格。

我们今天所见的汉代建筑实物资料，是各地墓葬中出土的汉代建筑明器。这些作为随葬器物的建筑模型，是汉代建筑现实的反映。这些建筑风格有着高大凌空的体势和向上耸立的多层结构。而作为庄园建筑的群体，其楼观、回廊、高台、仓阁、门阙等交错纵横。一个地方庄园尚且如此。那么在汉赋中所夸饰的宫殿建筑其规模的庞大、结构的复杂也并非空穴来风。宫殿之间“接比相连，云起波骇”其间用飞阁通道相连结，这就是班固《西都赋》所写的：“辇路经营，修除飞阁。自未央而连桂宫，北弥明光而亘长乐”，群体结构是汉代宫殿建筑的基本模式，不仅是王都，地方藩王也不次于下，王延寿《鲁灵光殿赋》所写的鲁恭王为追求“似乎帝室之威神”，“依冈连岭而建殿，连阁承宫，驰道周环，阳榭外望，高楼飞观，长途升降，轩槛蔓延……千门相似，万户如一。岩突洞出，逶迤诘屈，周行数里，仰不见日”（8）庞大的群体结构，正表明了汉代建筑艺术的精美，在建筑装饰上，追求涂彩饰金的绚丽华美>>

问题四：踏雪寻梅是有什么寓意 1、踏雪寻梅的寓意：怡然自得的情绪和高雅的意境。形容文人雅士赏爱风景苦心作诗的情致。

中国人对梅花，不但看，还要赏，还要探，还要寻。雪中探梅，踏雪寻梅，自古而然。而且，对观梅、赏梅的环境氛围还极其讲究。明人张钅兹《梅品》中一共列出二十六条“花宜称”：清溪小桥，篱边松下，绿苔铺地，明窗对花；花下或有珍禽为伴，仙鹤为侣，远离尘嚣，别有清境，等等，等等。

人们对梅这般另眼看待，自然跟梅花独自开放在万花纷谢一时稀的隆冬有关。但更重要的，是梅那斗雪凌霜、香清寒艳、淡雅圣洁的高标逸韵，历来为世人所歆慕。其实，梅花何处没有？而爱梅者，尤其是心境淡泊的文人雅士却偏偏舍近求远，以至踏雪履霜去寻，去探。个中原因，不言自喻 。那些进入宫苑园林的梅树，纵然是欹曲疏美的天姿国色，个性棱角却被磨灭了，自在的清气销匿了，而且沾染了太多的富贵气、匠气，远不是那些兀立荒村幽水的江梅、寺梅、野梅所具有的天然神韵。陆诏珩说：雪后寻梅，霜前访菊，雨际护兰，风外听竹，固野客之闲情，实文人之深趣。宋代大文豪苏东坡，一生宦海浮沉。宋绍圣元年因上书哲宗皇帝，再次贬谪岭南。一日，来到罗浮山中，想到隋开皇年间贬官赵师雄在荒郊松林间月下巧遇梅仙的故事，不觉神思恍惚，写下了著名的咏梅诗：“罗浮山下梅花村，玉雪为骨冰为魂。纷纷初疑月桂树，耿耿独与参横昏。”这里，既赞美了梅花的冰清玉洁、清丽温婉的品格，也道出了诗人日暮天寒独对参星时的落寂与凄凉。苏东坡为什么对罗浮山的梅情有独钟？不正是因为罗浮山野梅那种凌寒独自开的清韵高格触动了他心灵深处的那根弦，诗情才会这么喷薄而出！

由此可见，探梅，寻梅，最佳去处是远山幽水，荒村古寺。在旷远静寂的冰天雪地之中，一树寒梅，傲然兀立，既显出梅的千般风韵，万种精神，同时，映照出那些身处逆境却守志如玉的儒生的情怀。

然而，同是探梅，寻梅，常常因人的秉性、心境不同，却大异其趣。比如那位林和靖先生，长年隐居西湖孤山下，二十年足不入闹市，终生不仕不娶，以养鹤植梅为乐，人称“梅妻鹤子”。他的探梅，寻梅，喜欢“临水看幽姿”。不信，读读他的咏梅诗句：“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池水倒窥疏影动，屋檐斜入一枝低。”一字字，一行行，无不荡漾着盈盈水气。月光照耀着寒梅浅溪，清澈的溪水倒映出疏淡的梅影，似有若无的幽香飘浮在昏黄的月夜，那疏朗的梅姿，那清清的溪水，那朦胧的月色，那淡淡的清香，一起构成了静谧的境界。在这境界中，寒梅是那样的高洁端庄，又是那样幽雅超逸。有了冷月寒水的陪衬，梅的风姿神韵出来了，而寻梅、观梅人那孤高圣洁的节操，淡泊超逸的情怀，不也荡漾其间了吗？扬州八怪头号人物金农，似乎也是倾心江梅的。他画江梅极强调“清瘦”二字。他说，瘦处要“如鹭立寒汀，不欲为人作近玩”，而清呢，则“清到十分寒满把，始知明月是前身”。他画的梅花，主干粗茁，细枝斜逸，花蕊点点，满纸古拙狂怪之意，笔笔放浪不羁之情，写尽了画家胸中百折不磨的傲气，铮骨凌霜的坚贞与豪迈。

当然，探梅，寻梅，最多的应在皑皑白雪之中。“寒梅雪斗新”“梅花色白雪中明”“万花敢向雪中出，一树独先天下春。”雪与梅，梅与雪，仿佛天造地设的一对。雪飞花舞，花雪交融，晶莹明媚，洁白无瑕，酿造出一幅凄美冷艳而又生机盎然的天景天趣！

正因为如此，自古以来，人们才会不惧天寒地冻，不畏山高路远，去探问，去寻访。对那些气节高坚的人来说，踏雪寻梅，与其是寻找梅花，不如说是寻找心灵的滋养和精神的支撑。一生颠沛流离的陆游，他极爱梅花，共写了一百多首咏梅的诗词，恨不得自己化作亿万棵梅花树，并以驿外断桥边的梅花自许，宁可“零落成泥>>

问题五：次有轻薄之徒，笑曹刘为古拙，谓鲍照羲皇上人，谢I今古独步 这句话是出自梁钟嵘《诗品序》，这句话的意思楼上的已经翻译过了，意思大致不差。你说这话是不是夸鲍照的。其实不算是夸，钟嵘在他都《诗品》中将鲍照和谢I都列为中品，而钟嵘将刘祯和曹植是列入上品的。但是也没有否认鲍照和谢I，钟嵘的意思是说，当时的人不知道什么是最好，鲍照、谢I的成就不错，但是还没有到开宗立派的地位。一句话来说，是嘲讽当时人的愚昧的。

问题六：未央是什么意思 未央释义　　未央：1、未尽，未已。《诗。小雅。庭燎》：“夜如何其？夜未央。”《楚辞。离骚》：“及年岁之未晏兮，时亦犹其未央。”王逸注：“央，尽也。”杜甫《章梓州橘亭饯窦少伊》诗：“主人送客何所作，行酒赋诗殊未央。”

2、汉宫名，见“未央宫”。 [编辑本段]未央宫一词由来　　未央宫：宫殿名。故址在今陕西西安市西北长安故城内西南隅。 汉高帝七年建，常为朝见之处。新莽末毁。东汉末董卓复葺未央殿。唐未央宫在禁苑中，至唐末毁。

一说“未央”一词取自《诗小雅庭燎》的诗句：“夜如何其？夜未央。”意思是“未尽”、“不尽”。西汉王朝的创始人将自己的统治中心以“未央”命名，其用意是和秦嬴政将自己称“始皇”，以便“传之万世”的愿望相一致的。

二说“未央”截取于“长乐未央”。汉代有两座宫殿分别名为“长乐宫”、“未央宫”。“长乐未央”意为永远快乐，没有穷尽。

分开来说，“未央”就是未尽，未止的意思。

夜未央的意思就是：长夜漫漫无穷尽。

简单的解释就是夜还没有到达最黑的时候，央同中间，中央讲，未同没有讲，意思就是说没有到达中央。

《诗经》中的《小雅》类里的《庭燎》一诗为：

庭燎

夜如何其？夜未央（夜未尽），

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鸾声将将。

夜如何其？夜未艾，

庭燎。君子至止，鸾声哕哕。

夜如何其？夜乡晨，

庭燎有辉。君子至止，言观其旗。

这首诗可算是“未央”的出处了，关于这首诗有两种说法：

一种说法是《庭燎》是一首男女夜会诗,“夜如何其夜未央。（天色如何？夜还未尽）”然后君子（宣王）就来了。男女相会。

另一种说法是《庭燎》是个勤政诗，君子（宣王）以夜未央之时问夜早晚,夜未尽就来继续勤政，所以赞其勤于政事。

所以后来有了两种引用，

如汉代的“未央宫”（勤政） 以及写《 》（古代黄书）的作者自号“未央生” [编辑本段]未央宫简介　　中国西汉宫殿 。位于今陕西西安西北约3千米处。位于当初汉都长安城西南部。因在长乐宫之西，汉时称西宫。为汉高祖七年（前200）在秦章台基础上修建，惠帝即位后，开始成为主要宫殿。

据记载，未央宫宫城四面各辟一门，东、北两门外筑有阙楼，称东阙、北阙。诸侯来朝，进出东阙；士民上奏，入诣北阙。为利用龙首山丘陵作地基建造。宫内还有宣室、麒麟、金华、承明、武台、钩弋等殿，又有殿阁32处。未央宫考古工作开始于1956年。据勘探，该宫平面为方形，周长8千米多，面积约5平方千米，占长安城总面积的1／7左右。前殿居全宫正中，其夯土基址南北长350米，东西宽200米，北端最高处15米。在前殿北边发掘宫殿遗址多座，其中一座出土镌刻文字的骨签数万片，可能是工官官署或所属衙署。发掘证明，未央宫毁于西汉末年战火，后即废弃。 [编辑本段]小说未央　　作者：郭沫若

爱牟好像一个流星坠落了的一样，被他的大的一个儿子的哭声，突然惊醒了转来。他起来，昏昏朦朦地，抱了他在楼上盘旋了好一会，等他的哭声止了，他们又才一同睡下去。

他这个儿子已经满了三岁，在十阅月前早已做了哥哥，所以不得不和爱牟同寝。因为在母胎内已经饱受了种种的不安；产后营养又不十分良好；长大了来，一出门去便要受邻近的儿童们欺侮，骂他是“中国佬”①，要拿棍棒或投石块来打他：可怜才满三岁的一个小儿，他柔弱的神经系统，已经深受了一种不可疗治的创痍。他自从生下地后，每到夜半，总要哭醒几回。哭醒之后，圆睁着两个眼儿，口作喧嚷之声握着两个小小的拳头在被絮上乱打。有时全无眼泪地干哭。有时哭着又突>>

　　奉系军阀是北洋军阀主要派系之一。因首领张作霖是奉天人，故称奉系。奉天即现在的辽宁省，省会沈阳亦称奉于。1907年，清政府将东北地区改建奉天、吉林、黑龙江三个行省，称“东三省”，徐世昌为总督，调北洋新军一部分分驻各省。驻奉天省新军为第二混成协，奉天省原有旧军八路四十营，1909年改为中、前、左、右、后五路，统由巡防营务处节制，张作霖任中、前两路统领。后巡防营中、前两路改编为第二十七师，张作霖任该师师长。如果因此以为张作霖是个行伍出身的军人，那就错了，对于他的身世和发迹，还须细细道来。

　　张作霖，字雨亭，1875年生天奉天海城一个小商之家。其父张有财嗜赌，在张作霖十四岁时，在赌场与人结仇，被人打死。父亲死后，张作霖投奔外祖父家。由于他好吃懒做，不务正业，且嗜赌如命，结果一事无成。他读过几天书，做过卖货郎，当过流浪儿，也曾入清兵营当过兵。二十岁时，有幸娶了赵家庙地主赵占元之女，住到了岳父家。婚后过了一段时间，张作霖又禁不住赌瘾，便去弄钱参赌，结果输多赢少，还结下不少仇家，最后只好串联了十几个散兵游勇和地痞无赖，结为一帮，当起土匪来。不到半年，张作霖手下已扩充到四、五十人。另一匪首金寿山，势力比张作霖大，想把他的一帮招收归己，但张作霖不干。金寿山便突袭张作霖，张作霖狼狈逃往八角台，八角台的匪首张景惠接纳了他，因赏识他的才干，还把第一把交椅让给了他。不久，张作霖与另一匪首汤玉麟结成绿林伙伴，势力不断扩充，成了辽西一霸。

　　张作霖虽然当上了匪首，但也深知难成大气候，所以他也时时寻找招安的机会，企望将来能在军界政坛一展鸿图。1902年，机会终于到来，清朝将军增琪家眷路过八角台回奉天，张作霖与汤玉麟商议，将增琪老婆一行中途劫夺，押解到新立屯，好生招待。增琪老婆大惑不解，只求饶命，张作霖却下跪道：“张作霖冒犯夫人，你老多多海涵。我们是八角台的大团，是保境安民的，夫人有何吩咐，在下愿为效命。”增琪老婆安下心来，说：“只要你能保证我们一行平安到奉天，我一定向增琪将军建议收编你们。”张作霖立即称谢，第二天派人护送增琪老婆上路，平安到达奉天。增琪老婆将此事告之，增琪亦为之动容，奏明朝廷，将张作霖的部众收编入省巡防营，张作霖任新民府游击马队管带。从此，张作霖由匪首变成了清朝地方军官和堂堂营官。

　　1909年，奉天军队改为中、前、左、右、后五路，张作霖升任中、前两路统领。1912年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张作霖所部改编为陆军第二十七师，张作霖升任该师中将师长。除二十七师外，当时奉天还有冯德麟的二十八师，而奉天督军则是段芝贵。

　　张作霖早就想独霸奉天，第一步，他要想办法赶走督军段芝贵。1916年，袁世凯称帝，遭到全国人民的声讨。段芝贵是帝制的积极支持者。张作霖与冯德麟密商，彼此配合，用威逼恐吓手段将段芝贵赶走。冯德麟先让军队在夜间在城内放枪，然后张作霖亲自跑到督军府告诉段芝贵说，冯德麟把二十八师开过来，要惩办帝制祸首。段芝贵吓得浑身发抖，恳求张作霖想办法。张作霖劝他出走。段芝贵立即电请中央到天津养病，并从银行取出公款200万及军伙若干，调专车离奉。张作霖即致电冯德麟，让他派兵拦截段芝贵的专车，没收其公款及军火。段芝贵到北京后，大骂冯德麟是土匪，当即向袁世凯提出辞职，并推荐张作霖作奉天督军。于是，袁世凯发布命令，任张作霖为奉天督军，任冯德麟为军务督办。

　　驱段是张作霖和冯德麟共同密商行动的，冯德麟还出了大力，皆因他唱黑脸，张作霖唱白脸，结果督军一职让张作霖捞去，冯德麟当然不甘心，两人又开始了明争暗斗。1917年7月，张勋在北京搞起复辟。张作霖得知后，便与谋士袁金铠商量，决定让冯德麟以奉天全权代表身份前往北京与张勋接洽。张作霖的打算是，若复辟成功，自己是有功之臣；倘若失败，便把责任推到冯德麟身上，正好除去一个心腹之患。冯德麟不知是计，欣然前往。结果，张勋复辟失败，张作霖马上发电拥护共和，而冯德麟在京则以“背叛共和罪”被免职罢官。张作霖假意为他说情，替他在北京谋了个总统府军事顾问的闲职。冯德麟的二十八师被张作霖控制，张作霖独揽奉天的大权。

　　张作霖独揽奉天大权后，加紧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与段祺瑞相勾结，1918年9月，段祺瑞任命张作霖为东三省巡阅使，使他的权力又提高了一步。吉林督军孟恩远，素与张作霖不和，张作霖为了达到由奉系统一全东北的目的，千方百计促使北京段祺瑞政府罢黜孟恩远。1919年7月6日，北京政府下令调孟恩远赴京供职。孟恩远拒不服从调动。张作霖以武力相威胁，派军队分四路讨伐吉林。孟恩远的部将、吉林督军总参谋长兼第一师师长高士傧等军官，坚决抵制北京政府的命令的张作霖的军事进攻，率吉军万余人集结在长春、农安、伊通一带与奉军对抗。7月19日，日本驻军故意在吉军驻地宽城子挑起武装冲突，双方互有伤亡。事件发生后，日军即以此为借口，要吉军撤离长春三十里以外。吉军被迫撤出长春。接着，日本公使又向北京政府提出抗议。段祺瑞立即下令将孟恩远、高士傧免职。高士傧还想继续抵抗，但吉军中许多官兵已被奉系收买，整个事军陷于崩溃状态。孟恩远、高士傧不得不先后卸职，离开吉林。宽城子事件是日本帝国主义支持奉系军阀张作霖称霸东北的一个重大事件。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帮助下，张作霖不战而胜，赶走了孟恩远，夺取了吉林的政权，进而控制黑龙江，完成了称霸东北的事业，成了名副其实的“东北王”。

　　张作霖虽已成为独霸东三省的大帅，然而他还心犹未足，他还想进取中原，主政北京，只不过在当时，直、皖两大军阀正在激烈争斗，而以他为首的奉系军阀，暂时还只能充当配角。张作霖原来是追随皖系段祺瑞的，后来皖系声名狼藉，张作霖也见风使舵，加入反皖的行列。尤其是1919年6月徐树铮出任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军总司令，控制了西北地区以后，对奉系构成了直接的威胁。于是，1919年底到1920年初，张作霖与曹锟组织了北方八省反皖同盟。

　　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日本帝国主义看到皖系已声名狼藉，便抛弃皖系，大力扶持奉系，指使奉系联直倒皖。7月13日，张作霖以张景惠为关内奉军司令，自己亲率大军入关，并发布《讨伐段祺瑞檄》，指责段“排除异己，把握政权”，“弄权卖国，残民黩武”，“穷其罪状，罄竹难书”。7月14日，战争正式爆发。7月17日，直军吴佩孚在西路涿州一带大获全胜，俘虏皖军西路指挥曲同丰。同日，张作霖指挥奉军第二十七师、第二十八师分驻马厂和军粮城一带配合直军作战，皖军东路指挥徐树铮不战而逃。7月19日，段祺瑞被迫通电辞职。7月23日，直奉两军进驻京都。张作霖终于实现了入主北京的愿望，与直系曹锟共同把持了北洋军阀政府。

　　张作霖在直皖战争中联直倒皖，奉系乘机派兵入关，把势力扩张到京山铁路沿线和内蒙古等地。直皖战争结束后，直奉两系共同把持了北京政权。但是，这个北京政权实际上是英美日三国的共同侵略工具。由于帝国主义相互间的矛盾，又迅速导致了直奉两系的矛盾和斗争。双方为了争夺更多的势力范围，各不相让。长江流域各省，是两系争夺的焦点。争夺的结果，是奉系的扩张计划屡遭失败，直系势力日益膨胀。

　　1926年6月，吴佩孚、张作霖以黄土铺地的仪式进入北京，直奉合作，把持了中央政权。吴佩孚、张作霖互换兰谱，结为兄弟。但是，就在此时，广东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很快攻克湖南，直指湖北，吴佩孚不得不于3月22日乘车兼程南下，指挥堵击北伐军。

　　北伐军在两湖和浙赣节节胜利，吴佩孚退入河南，孙传芳又重新投靠张作霖，与张作霖化敌为盟友。1926年11月，孙传芳亲到天津见张作霖，并与张宗昌等提议，为了便于对抗北伐军，宜组织一支统一的军队，由张作霖出任最高军事首领。于是，12月1日，张作霖出任安国军总司令，张宗昌、孙传芳为副司令，杨宇霆为总参议。12月27日，张作霖再次以黄土铺地的仪式进入北京。他想以“临时总统”或“大元帅”的名义于元旦在北京主政，迫不及待地尝一尝当“元首”的滋味。但杨宇霆却极力反对，劝他在军事上没有把握之前，不要过早行事，以免到处树敌。张作霖听从了劝导，但心有不甘，说：“我终究非干一次不可。”

　　1927年4月，冯玉祥部及阎锡山部亦改称国民革命军，和北伐军一起夹击奉军，张作霖的统治已摇摇欲坠。然而，张作霖还未忘实现自己的“元首”美梦。1927年6月，孙传芳、张宗昌等人按张作霖的意图，推戴张作霖为“大元帅”。6月18日，张作霖在怀仁堂就任“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就职仪式冷冷清清。张作霖有气无力地念了就职“誓词”后，孙传芳、张宗昌、吴俊升、张作相等向他三鞠躬，就这样，“大元帅”就算上任了。这是北洋军阀的末代政府，称中华民国军政府。一般俗称安国军政府。在《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令》中，规定大元帅率陆海军；代表中华民国行使最高统治权；军政府置国务员辅佐大元帅政务；国务院设总理及各部总长。就这样，张作霖在行将灭亡之前，终于爬上了他梦寐以求的最高宝座。他和段祺瑞一样，虽无“大总统”之名，而行“大总统”之实。只不过，张作霖的末日高升，只是一阵回光返照而已。

　　6月20日，内阁组成：潘复为总理、王荫泰为外交部总长、何丰林为军事部总长、沈瑞麟为内政部总长，阎泽溥为财政部总长，姚震为司法部总长，张景惠为实业部总长，刘向清为农工部总长，刘哲为教育部总长，潘复兼任交通部总长。潘复内阁是中华民国北京政府第四十六届内阁，也是最后一届内阁，同时，也是张作霖统治时期唯一的一届内阁。

　　1927年4月以后，国民党右派实行“清党”，另外，蒋介石与汪精卫、李宗仁、胡汉民等派系争权夺利，阻滞了北代的进程，给北洋军阀尤其是奉系军阀以喘息的机会。1927年秋冬，冯玉祥、阎锡山联合讨奉，遭到奉系的有力还击。尤其是奉军张学良与晋军傅作义的涿州争夺战，双方动用了坦克、飞机、毒气等各种武器，激战了三个多月，其强攻固守闻名全国，成为张学良和傅作义的成名之作。冯玉祥、阎锡山面临张作霖的沉重压力，为解北方之危，呼吁国民党各军共进声援，全力讨奉。

　　1928年1月，蒋、冯、阎、桂四派为了共同完成对奉系军阀的北伐，暂时取得妥协。2月，蒋介石将其嫡系部队改编为第一集团军，自兼总司令；改国民革命联军为第二集团军，冯玉祥为总司令；改北方国民革命军为第三集团军，阎锡山为总司令；将两湖各军改为第四集团军，李宗仁为总司令，准备共同北伐。对此，张作霖也作了部署：决定对京汉、津浦路采取攻势防御；对正太路、鲁西大名一带采取攻势。任张宗昌为津浦路总指挥，孙传芳为鲁西大名方面总指挥，张学良为正太、京汉方面总指挥，张作相为京绥路总指挥，出动兵力约六十万人对抗国民革命军七十万之众。

　　4月9日，蒋介石下达总攻击令，国民革命军与奉军展开激战。不久，张宗昌军与孙传芳军即遭受重创，损失了山东大部。4月30日，张宗昌、孙传芳弃济南而逃。当北代军进占济南，准备继续北进时，日本政府决定进行武装干涉，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北伐军对日采取妥协让步方针，决定绕道北进。5月中、下旬，张作霖丢失了邯鄣、保定、石家庄、大同、张家口等地。张作霖不得已向南京方面发出“息争议和”通电，蒋介石也有心与张作霖妥协，因冯玉祥坚决反对，只得作罢。张作霖又想勾结英美，以取得支持。但英美等见张作霖大势已去，不愿与之交往，就连长期与张作霖勾结的日本帝国主义者，也准备除掉张作霖，以乘乱进占东北。

　　6月1日，北伐部队占领沧州、河间后，分三路由津浦、京汉、京绥等线大举向京津全面推进，逼近北京郊区。张作霖见大势已去，6月3日，命张学良留守北京，当夜带着吴俊升等乘专车离开北京，同时下达总退却命令。6月4日五时三十分，张作霖乘坐的专车行至沈阳附近的皇姑屯时，被日军埋设的炸药炸毁。吴俊升当场被炸死。张作霖受重伤，被急救回帅府，于上午九时三十分死去。这就是震动中外的皇姑屯事件。

　　皇姑屯事件发生时，张学良正与南京政府的代表在北京举行和平谈判，接到奉天督署“立即返奉”的电报后，即化装乘车驰返沈阳。6月19日，在奉军元老的推戴下，张学良出任奉天军务督办。7月4日，张学良出任东三省保安司令，兼东三省巡阅使，年仅二十七岁的陆军上将张学良，从此开始主政东北，人称“少帅”。

　　张作霖被炸死后，奉军全线向东北撤退，集结于滦河以东，东北局势一片混乱。自张学良回东北以后，东北局势初步得到稳定。但东北地区何去何从，则是摆在张学良面前的一件必须立即解决的大事。张学良鉴于皇姑屯事件的教训，国耻家仇集于一身，他决定不顾日本的军事、政治、经济的压力，通电宣布与南京方面停止军事行动，谋求国家统一。

　　日本帝国主义原本企图乘皇姑屯事件后的混乱之机，攫取东北更多利益，谁料张学良竟能平静无事地继续大业，稳定局势。日本见无机可乘，便改变手法，引诱张学良在东北建立一个独立的政权，与南京政府对抗，但遭到张学良的断然拒绝。张学良派出王树翰、邢士廉、徐燕谋为代表与蒋方联络，于是南京和沈阳之间信使往来。日本力图阻止中国南北统一，干涉东北易帜，派出原驻华公使林权助赴沈阳向张学良施加压力，声言“如东三省蔑视日本警告，率行易帜，日本将采取自由行动。”张学良义正词严加以驳斥，不管日本威逼利诱，均未动摇他易帜和统一的决心。

　　东北易帜，不仅外受日本阻挠，奉军内部也不一致。老派的张作相，新派的杨宇霆等，都担心易帜后，日本会进行武力干涉；奉军也会受南京政府吞并，失去自主地位。张学良苦口婆心，晓以大义，取得内部的一致。

　　1928年10月，张学良代表邢士廉第三次赴宁，终于与南京方面达成四点协议：（一）东北设边防司令长官公署，以张学良为司令长官，张作相、万福麟为副司令长官。（二）设置东北政务委员会，委员人选须经中央同意。（三）东三省及热河省委员人选，由张学良推荐，中央明令任命。（四）易帜不能待至民国十八年元旦，应提前数日办理。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与张作相、万福麟联名通电，宣布服从南京国民政府，东三省、热河省同时“改旗易帜”，即将过去时东北悬挂的五色旗取消，改悬南京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12月30日，南京政府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张作相、万福麟为副司令长官。奉军改编为东北边防军，简称东北军。翟文选、张作相、常荫槐、汤玉麟分别出任奉天、吉林、黑龙江、热河省政府主席。不久，将奉天省改称辽宁省，省会奉天改称沈阳，全国出现了统一的局面。

　　东北易帜虽然实现了，但是东北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