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失到日本的中国文物究竟有多少？在东京国立博物馆的9万多件藏品中，包括上万件中国文物，上自新石器时代的良渚文化玉器、唐宋元瓷器，下迄清代的瓷器字画。

　　目前在该馆网站上亮相的中国国宝或重要文化财产等文物有143件。只有极少数的文物注明了是由某某人捐赠，大多数则并未标明来历，让人不免对来历充满疑问。该馆收藏马远的《洞山渡水图》《寒江独钓图》，梁楷的《雪景山水图》《李白行吟图》《六祖截竹图》、李迪的《红白芙蓉图》等等都是旷世名作。

　　此外，日本各地的博物馆中，中国的文物珍品也是数不胜数，日本1000多座公私博物馆几乎都有中国藏品，数量应该在数十万件。东晋著名书法家、“书圣”王羲之的书法在日本流风遗韵，千年不衰。王羲之的《丧乱帖》唐时传入日本，或谓鉴真和尚东渡时带去，而今由日本皇室御藏，被认为是王羲之目前存世的唯一真迹。就甲骨片而言，日本是收藏最多的国家。在我国流失海外的近3万片甲骨片中，被日本收藏的有近13万片。

　　中华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副总干事牛宪锋透露，1945年前的50年，日本对中国文物的掠夺都是有计划的战略行为。比如参与修建“满洲铁路”的很多日本人的真实身份，其实是历史文化以及考古方面的学者，他们以调查当地地理情况为由，摸底中国文物古迹。

　　据统计，自1931年到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被日本掠夺的文化财产共1879箱，文物至少360万件。在日本皇宫内的吹上御苑南端有一名为“御府”的建筑群，其中包括5座建筑，就是珍藏战利品的地方。但因为位于日本皇宫，日本宫内厅一直严格禁止任何外人进入，还以国家财产为由拒绝将其向公众展示。

自从日本侵略中国开始，就不断的把属于中国的各种文物大批量的转移到日本。目前中国还无法准确的估算出一个数量值，但是我们可以大概的去估算一下日本侵略中国后所带走的那些文物到底有多少……

1937年“八一三”淞沪之役,日军飞机和炮火猛烈轰炸上海博物馆,许许多多价值连城的瑰宝被无情的炮火炸毁。

1937年11月,日军占据江苏无锡后大肆放火,烧毁祠堂、名胜建筑2105间,“名胜古迹场所所保留的文物都毁于大火,其数难以统计”。

同时,无锡县立博物馆所藏金石、雕刻、书画等2000余件文物被日本占领者抢劫一空。此外,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河南省立博物馆等,多次遭到日军抢劫,馆内文物几乎荡然无存。

南京大屠杀期间，仅图书、文物方面,日本当局先后指使330多名日本专家,动用日本士兵360余人,中国劳工830余人,卡车310辆次,进行大肆抢劫。

1938年6月,日军当局打开存放于南京的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物575箱,清点所得8096件。

战争期间被日本劫掠的部分文物清单

1939年5月19日至6月18日,日本占领军对存放于南京的故宫文物进行“清理”,参加人员有日军司令部人员、招聘专业人员和办事员等120多人,日军士兵405人,对2,272箱文物进行“清点、整理”,内中包括玉牒、红档、实录541箱、普通档案1271箱、图书类475箱、地图类15箱,其它25箱。其中重要者有清实录、圣训、玉牒300件,御笔、书画34件,玉、象牙、珊瑚、砚墨、陶瓷器、铜器317件,玉座、御案、御玺等11件,以及颐和园部分文物99件,计761件,其他如档案、器具、兵器、图书、绸缎、首饰等不计其数。

1939年6月23日，日军连续两日轰炸湖南湘阴县城,“千年历史古镇,被炸成了瓦砾场”，众多文物葬身火海。

1941年2月9日,日军闯入内蒙古召庙王爱召,疯狂搜索珍贵文物，经日军三天洗劫，召庙内嵌有宝石的释迦牟尼银质佛像、珍贵的经卷、银质镀金马鞍、弓箭，以及各式壁挂、地毯等被抢劫一空。同年10月18日，日军大肆焚烧浙江慈溪县阳觉殿，该殿大部被毁，内中文物荡然无存。

1942年5月4日,日机先后两批轰炸云南保山县城，“保岫公园的中山礼堂、图书馆、阅报亭均被炸毁,嵌于壁间和展列于入口处的历代石碑无一完整”，太保山麓元代建筑法明寺内所保存的文物毁坏严重。

1942年8月至1944年2月，贪婪的日本侵略者仅在北平故宫博物院内搜刮金缸金屑和铁器等，就劫得220余吨,故宫内铜缸66口、铜炮1尊、铜灯亭97件亦遭日军抢夺。

此外，如北平研究院收藏的陕西宝鸡斗鸡台文物300多件、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存于北平的宋清瓷器、绣花屏风等88件、南齐石刻佛1尊、山西赵城佛寺壁画4块、乾隆五彩瓷笾豆等，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星镜、蟠螭镜、菱花镜、宋镜、青铜剑、青铜戈等50余件文物先后被日本占领军劫夺。

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3月，经过四个多月的全国文物损失调查登记，初步统计出战时我国公私文物损失，计有书籍、字画、碑帖、古物、仪器、标本、地图、艺术品、杂件等共3607074件又1870箱。

在日军侵华时期，国人们目睹了日军对中国文物的掠夺。时任国民党军营长的郭歧在《陷都血泪录》中写道：仇英的山水画，赵子昂的马，董仲舒、陆润痒的字画，岳飞的亲笔题字，八大山人的字画，古版《西厢》，古官宦的瓷器及历代的各种瓷瓶古物等，平常人不容易看到的传世之宝，如今散乱于市，遭日军搜罗劫掠。

当时日军官兵、记者的日记，也确证了日军对南京文物的洗劫。时任日本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上村利道大佐，在1937年12月27日的日记中写道：“南京城内有学术价值的贵重物品，被愚昧的士兵们搜寻掠夺，一件件地被毁坏。”侵华日军老兵山田仁曾回忆道：“去过难民区……盯上了城里的石狮子，偷来后捆包起来送往日本，是送给哪个大人物的。”

日军将唐玄奘顶骨舍利盗回日本一事：1941年11月，日军在南京中华门外修建神社时发现了唐玄奘的佛骨，谎称要将佛骨全部移交给汪伪政权，并举行了移交奉迎仪式，但事实上暗中将部分佛骨盗往日本。

日本博物馆里的中国文物

1945年8月31日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李济致国民政府教育部呈文所附《我国历年被日本掠夺文物清册》记载,日本公开收藏掠夺来的中国文物的公私机关即有东京帝室博物馆（东京国立博物馆）、东方文化研究院京都研究所、御影嘉纳白鹤美术馆、东京细川侯爵府、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陈列室、东京大仓集古馆、关东厅博物馆、伊势征古馆等63家，其中比较著名的文物有战国式铜壶、殷墟出土的白陶、彩陶、居庸关石刻等501类。

公认的南宋院体花鸟画的最高水平之作，一幅为红芙蓉，一幅为白芙蓉，线描有五代黄筌一派画风的精神，红芙蓉相对画的更好一些。两幅画都在画面的左上部题款：“庆元丁巳岁李迪画”，可知是北宋末南宋初期的画家李迪的作品。这两幅画原来是圆明园的秘藏，后来流落海外，先藏于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

隋代·观音菩萨立像（东京国立博物馆）

高达25m有余的大型菩萨像。菩萨像身体扁平，以浅浮雕形式表现出衣物及装饰。菩萨像底座有铭文，所记如下内容：隋代开皇5年（585年），崇光寺内所造的大佛及二尊菩萨像经长年累月产生了裂纹，故于唐上元元年（674年）颁布诏书，复兴崇光寺，于垂拱元年（685年）进行了修缮。也就是说，本像为三尊像中的左右侍从之一。以观音为左右侍从的是阿弥陀如来，但事实上其中的中尊像为英国大英博物馆所收藏。中尊像高近6m，与本像相同，也为白大理石制，作品风格亦同。根据中尊像的铭文，可知三尊像由“韩”姓一族为主的100多名发愿者结缘而造，且源自河北省的一个名为“韩崔村”的村庄。

清代·粉彩梅树纹盘（东京国立博物馆）

据推断此作品描绘了盛开着红白花的梅树图。余白部分记有如行云流水般流畅的行书题句，印章亦采用粉彩颜料绘制。作品画风极尽精巧细致，格调高雅非凡，宛如欣赏一幅画作。本作品可以说是图绘瓷器的巅峰之作。其内侧外周均涂饰黄莺羽毛色的发暗灰黄绿颜料，瓷器底部内侧以蓝色的粉彩颜料于双方框内写有“雍正年制”的楷书铭。

掠夺暴行下的未解之谜

而在日军侵华时期被掠夺、被毁灭的中国文物中，最令人扼腕也最具有神秘色彩的，非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莫属。

1929年，中国青年考古学家裴文中在周口店遗址发掘出来北京猿人头骨化石等珍贵文物，这些文物一直保存在由美国人掌管的北京协和医院B楼解剖室的保险箱内。

20世纪30年代初聚集在周口店的中外地质学者，左一为裴文中

1941年“珍珠港事件”发生前夕，日美关系日趋紧张。为避免这些珍贵的化石落入日本人之手，院方决定将化石运往美国暂时保管。

据当事人回忆，这些化石被装在两个箱子内，大箱中装有7盒标本，有北京猿人头骨、上颌骨、锁骨、鼻骨、牙齿、脊椎骨等数十件；另一个小箱中装有北京猿人头骨、山顶洞人女性头骨、山顶洞人脊椎骨、盆骨、肩胛骨等数十件化石。每块化石都用擦显微镜的纸包好，裹上药棉，外边捆上细纱布、棉花，装入箱中。箱外还贴上了“高级机密”的标签。

12月5日清晨，装有化石箱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专列驶离北平，向秦皇岛驶去。按计划，它们将在秦皇岛被装上“哈里逊总统号”邮轮驶往美国。但是，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专列在秦皇岛被日军截获，“哈里逊总统号”也没有如期抵达，北京猿人化石从此下落不明。

对于北京猿人化石的去向，一直是当今考古学家们力图去解决的问题，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还是一无所获。

有人认为在“哈里逊总统”号上，有人认为在“阿波丸”号上，甚至有人说埋在日坛公园的一棵大树下，众说纷纭，而其中两种说法比较大众。

一是认为北京猿人化石已经遭到毁灭。有学者认为，化石当时应该放在协和医院地下室保险库，日军突然发动战争并占领医院，而化石根本没来得及运走，日军就在地下室将其毁掉了。

二是认为化石流失于日本民间。首先，运输化石的火车是在天津被日军劫掠。其次，日军占领北京后，曾对存放过“北京人”化石的协和医院进行严密搜查。化石被带到日本后，最有可能的是流失到了民间。

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是否已经被毁？如果没有，那它们究竟在哪里？至今，这还是一个未解之谜。

为何日本能收藏这些中国古代名画？其中离不开这位日本学者9次到中国考察之功

为什么日本藏有大量中国古代名画，

或许你会想到，

可能跟列强掠夺、

古董商收购有关，

但，这只是一部分原因。。。

东京国立博物馆

实际上，最早流入日本的中国画，

并非都是经典名作，

在20世纪之前日本藏的

中国画还相当空缺。

如果没有日本学者的研究和指导，

也不会让日本人重新认识中国画，

并再度掀起收藏热潮。

其中内藤湖南的贡献最为突出。

东京国立博物馆中国画展厅

“

那么日本最早都爱收藏哪类中国画？

内藤湖南到底起了什么作用？

”

日本人喜欢中国画那是相当久远，

早在宋元时，

他们就专挑那些有禅宗味道的

南宋绘画收藏，

比如曾在中国不入流的牧溪作品，

就被评为“日本画道的大恩人”；

牧溪《松猿图》

还有马远和夏圭两位画家，

都曾一度影响日本水墨画的发展。

这些作品多数被日僧和幕府等权利者收藏，

大多悬挂于富有禅宗味道的茶室之中。

夏圭作品

终于有一天日本人突然发现，

他们所喜爱的这类绘画

只是中国宋元绘画小支流，

日本收藏的中国画还相当匮乏，

在这一点上，

内藤湖南早已心知肚明。

内藤湖南

内藤湖南最初只是中国汉学的研究学者，

他在考察日本奈良时，

感受到中国唐朝文化对其的影响，

由此开启了他对中国美术的兴趣。

后来他的家中一场大火，

将他精心收藏十几年的

中国文化书籍化为乌有，

于是他才决心到中国考察重新收集。

日本奈良药师寺的唐代风格建筑

进入二十世纪，中国正面临战乱，

一些前朝皇族和各官员们为了

谋取权利和解决经济困顿，

不得不变卖自己的库藏书画，

潜心研究中国绘画的内藤湖南，

在中国考察期间，

认识了不少中国大藏家。

1 内藤湖南造访端方府邸

端方是清末的重要大臣，

其家族都曾为满清皇帝效过力，

而他在为官之时能关注书画收藏，

主要是因为多年前，

盛昱等藏家说他不懂书画，

没资格与他们探讨的一句玩笑话。

于是他才励志三年后要成为书画藏家。

端方

他在书画方面的收藏大多来自

收购、友人赠送和交换所得，

能够在地摊中识得真品，

才是藏家真正的能耐，

端方在鉴定这方面很有实力，

他曾在长沙的古董店中以极低的

价格买了郭溪的《溪山秋霁图》。

郭溪《溪山秋霁图》 局部，现藏于美国弗利尔美术馆

晚清的私家收藏兴盛，

加之端方有一定的经济实力，

所以不长时间，

他就收藏了大量书画名作。

端方旧照

1910年，内藤湖南等人造访了端方府邸，

见到了郭溪《溪山秋霁图》为首的

许多令人惊讶的杰作，

这些都是在日本不曾见过的作品，

这个时候他才对中国绘画眼界大开。

董源 《寒林重汀图》端方收藏  现藏于日本黑川古文化研究所

回到日本后，

内藤把这次见闻告诉了大阪朝日新闻

的社长，他也开始转而关注中国美术。

日本东亚美术期刊《国华》杂志，

随后拜访了端方、完颜景贤和罗振玉，

鉴赏他们收藏的古画。

这些媒体的报道也让

很多日本人再度重视起中国绘画。

2 内藤湖南与罗振玉的交往

之前小编撰文介绍过罗振玉，

他靠开古董店起家，

后来成为甲骨文等方面的研究学者，

所藏古籍文献及名家书画颇多。

罗振玉

内藤与罗振玉的交往，

起初也是因为互为学者的关系，

他曾借阅过罗振玉的宋代古籍，

并帮其转让给日本藏家。

内藤湖南（右一）与罗振玉（右三）等，他们都曾是住友家族的顾问

1911年后，罗振玉前往日本，

也是在内藤湖南的帮助下实现的，

在日本，罗与内藤的住所比邻，

除了学术交流，

罗的中国绘画收藏被内藤深深吸引，

并常给他介绍日本知名大买主。

内藤湖南与友人信札

3 内藤与完颜景贤的交往

完颜景贤是民国初期北京

最有名的书画碑帖藏家，

他与端方等人常有往来，

曾有端方收藏的书画约40多幅，

多数是他们二人交换所得。

李成《读碑窠石图》 曾被完颜景贤收藏

关于他的收藏数量虽尚未明确，

但大多藏家都给予高度评价，

张伯驹称他是清末民初首屈一指的藏家，

王季迁认为凡是完颜景贤

藏印的书画都是宝贵的。

在端方、盛昱的作品售卖时，

完颜曾继承他们不少旧藏。

苏轼《寒食帖》 完颜景贤曾收藏，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1910年，内藤拜访端方府邸时，

也顺道拜访了完颜景贤。

而他看到完颜的大量书画，

还是在1917年，

为捐助天津水灾而举办

的京师书画展览会上，

完颜景贤拿出了珍品参展，

当时内藤就认为完颜的藏品

是参展诸家中最好的。

完颜景贤 著 三虞堂书画目二卷

4 内藤湖南成为藏家的顾问

内藤湖南九次赴中国考察，

给他带来了不少收获，

除了对中国经典古代绘画的再认识，

他还写了一部《中国绘画史》，

其中收录了不少未

流入日本的中国绘画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