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根据《三国志通俗演义》及有关资料记载的木牛流马造法，经考证认定：这些资料是真实可信的，根据原文即可制造木牛流马。本文对《三国志通俗演义》记载的木牛流马造法的原文逐句作了译注，并根据原文提供的名称和数据绘制了木牛流马轮廓图、名称图、尺寸图和行走示意图（另外制作了模型）。

木牛与流马是同一种运输工具，以称作木牛较为适宜。它是由人力推动的四足行走的木质运输工具，自重约50公斤，载重约200公斤。利用杠杆原理省力，人肩负重在0-75公斤左右有规律地变化。它能在山地和泥泞路面等真牛可以通行的路面上行走，这是圆轮车不能相比的。在路况较好时，圆轮车比木牛流马要实用得多，这是木牛流马不能普遍使用以至失传的一个主要原因。

关键词

三国志通俗演义木牛流马运输工具四足步行杠杆原理

⒈木牛流马概述

木牛流马是否存在，古籍记载的木牛流马是否真实，对此争论颇多，笔者以《三国志通俗演义》卷之二十一记载的木牛流马造法为主，结合《三国志》和《三国演义》等有关资料进行研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绘出了图纸并造出了模型。认定木牛流马真实可信。笔者自信已揭开了木牛流马之谜。请有关专家学者等同志给予审阅鉴定，欢迎赐教。

11根据古籍记载可以制造出真正的木牛流马

笔者根据《三国志通俗演义》卷之二十一“孔明造木牛流马”原文，可以造出木牛流马，而且有大同小异的几种模式。本文优选一种模式，根据原文提供的名称和数据绘制了木牛流马轮廓图、名称图、尺寸图和行走示意图，另外制作了模型。这个模型可以载重并进退自如。

这个木牛流马模型是根据《三国志通俗演义》原文描绘的外貌和提供的数据制造出来的，各主要部分名称和尺寸完全出自原文，只为本文说明的需要增添了几个名称，并推算出几个尺寸。模型与原文的吻合，有力地证实了木牛流马的真实性。请参见图1《木牛流马外貌示意图》，图2《木牛流马步行示意图》，图3《木牛流马部件名称图》，图4《木牛流马尺寸图》，图5《木牛流马脚孔轴孔尺寸图》。

12木牛流马有实际应用价值

本模型的木牛流马是四足行走的酷似真牛的运输工具。由于是四足行走，用于不平坦路面和泥泞路面都能行进，这是圆轮（独轮或四轮）车难以行进或不能行进的路面，由于是四足行走，不易滑倒，在坡上停住后可以自动“刹车”，这些优点使它适宜于山地运输。

木牛流马的使用能做到“牛不饮食”是又一大优点，在战争中运输粮草，真牛真马要消耗粮草，使得运输的粮草没有运到目的地，就消耗了一部分。而且真牛真马在没有运输工作时照常消耗粮草，这是真牛真马运输粮草的一大缺点。运输时间越长则耗粮越多，这个缺点更为突出。用木牛流马运输粮草，它本身不消耗粮草，很好的克服了真牛真马这方面的缺点，这是木牛流马取代真牛真马运输粮草的又一依据。

由于木牛流马靠人力驱使，驾牛人是要消耗粮草的，这是人力运粮草的一个缺点。但人力运粮有其优点：一是驾牛人也是战士，可以保护粮草，减少专门的护粮队伍。二是驾牛人在没有运粮任务时可以调往战斗部队；三是利用休闲的战斗部队去运粮，非常经济合算。

木牛流马能使“人不大劳”，是又一优点。木牛流马的设计应用了杠杆省力原理，驾牛人肩负重量为总重量的0-30％。当总重量为250公斤时，驾牛人肩负重量为0-75公斤。这个负重量对于古人来说是不难的，的确是“人不大劳”。但相对于圆轮车在平地行进的负重量来说，还是显得过重，这是木牛流马不能普及以至失传的又一原因。

以上说明，木牛流马在山地运输粮草能够“进退自如”、“人不大劳”、“牛不饮食”。因此在山地运输方面有实际应用价值。

13木牛流马是一种而不是两种运输工具

理由之一是，在古籍中很少单独提到木牛或流马，多是合称木牛流马。理由之二是，原文中单独列出了造木牛之法和造流马之法，但造木牛之法只描绘了木牛的外貌，没有提到制造数据。正好相反，造流马之法只有制造用的数据，而没有外貌的描绘。如果将它们合二为一，正好组成一个整体，既有外貌的描绘，又有制造的数据。也只有将木牛和流马的造法看成是同一种运输工具的造法，才能证实木牛流马的真实性。《三国志》有“流马尺寸之数”一句，更能说明后段只是“尺寸之数”。

在造木牛之法的原文中，提到了牛的特征——牛角，加之行进速度如牛之慢而无马之快，可以认为原始设计为木牛，只是后来才称为流马。

为何称为流马而且还有单独的流马造法？第一种可能是以“流马”为“六码”或“陆码”的谐音。“六码”可能是指造木牛的6个主要数据，如肋长、前后轴孔、前后脚孔、前后杠孔、板方囊、前杠长等等。将“六码”称作“流马”既能形象地表达木牛的性质——像马一样奔驰，又能将“六码”的真实意义隐去，增加神秘感，给外人留下一个难解之谜。第二种可能是，流马为木牛改进后的一个新的型号，所以合称木牛流马。第三种可能是，头部外形似牛称木牛，似马则称流马。

14木牛流马模式的缺点

一是转弯的问题没有解决，古籍只提到“进退自如宛如活的一般”，没有提到转弯问题。也许原设计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以至木牛流马转弯不灵活而无法推广应用。本模式设想的转弯方法是，两后足（或两前足）着地，扭转身子而转弯。这里显得有些勉强。

缺点之二是木牛流马在步行时的震动较大，使木质结构使用寿命不长，它的震动使人的手和肩容易劳累，这是木牛流马的一大缺点。

缺点之三是它在平地运输方面不如圆轮车等运输工具，因此不能广泛应用以至失传。

限于条件，笔者没有制成实物进行实际应用，可能存在未考虑到的问题。只是推测可以进行实际使用，能够经得起实践的考验。木牛流马是木质制品，实物容易腐烂而难以流传。

⒉木牛流马造法译注

为译注方便，特将罗贯中著《三国志通俗演义》（卷二十一，孔明造木牛流马）中关于木牛流马造法之原文转录如下，并根据译注的需要分句编号：

1造“木牛”法曰：

2方腹曲胫，3一股四足，4头入领中，5舌着于腹，6载多而行少，独行者数十里，群行者二十里，7曲者为牛头，8双者为牛脚，9横者为牛领，10转者为牛足，11覆者为牛背，12方者为牛腹，13垂者为牛舌，14曲者为牛肋，15刻者为齿，16立者为牛角，17细者为牛鞅，18摄者为牛秋革由，19牛仰双辕，20人行六尺，牛行四步，21每牛载十人所食一月之粮，22人不大劳，23牛不饮食也。

24造“流马”法云：

25肋长三尺五寸，广三寸，厚二寸二分，26左右同，27前轴孔分墨去头四寸，径中二寸。28前脚孔分墨二寸，去前轴孔四寸五分，广一寸。29前杠孔去前脚孔分墨二寸七分，孔长二寸，广一寸。30后轴孔去前杠分墨一尺五分，大小与前同。31后脚孔分墨去后轴孔三寸五分，大小与前同。32后杠孔去后脚孔分墨二寸七分。33后载克去后杠孔分墨四寸五分。34前杠长一尺八寸，广二寸，厚一寸五分。35后杠与等。36板方囊二枚，厚八分，长二尺七寸，高一尺六寸五分，广一尺六寸，37每枚受米二斛三斗。38从上杠孔去肋下七寸，前后同。39上杠孔去下杠孔分墨一尺三寸，孔长一寸五分，广七分，八孔同。40前后四脚，广二寸，厚一寸五分。41形制如象。42革干长四寸，径面四寸三分。43孔径中三脚杠，长二尺一寸，广一寸五分，厚一寸四分，同杠耳。

下面以编号为序，对原文逐句译注。为便于理解，请注意结合图文阅读。

原文1：造“木牛”法曰：

译文1：造木牛流马的方法是：

注文1：笔者认为木牛和流马是同一种运输工具的两个名字，应当合称木牛流马，而以统称木牛为宜。理由之一，在原文中极少单独提到木牛或流马的功用。假如是两种运输工具，应当优胜劣汰只选用一种。理由之二，原文前部分“造木牛之法”只介绍概貌而无数据，后部分“造流马之法”只介绍数据而无概貌。两部分都不完整，只有将前后两部分合为一个“造木牛流马之法”才是完整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原文第24句是“造流马法云”，这句在《三国志》写成“流马尺寸之数”，说明后段是“造木牛流马之法”的数据。

除前述理由外，也有可能木牛和流马是两种有细微区别的同一种运输工具。也许其中一种是另一种的改进型号，可能木牛在先，因原文介绍的都是牛头、牛角之类牛身上的部位名称。也许以后将木牛改造后速度稍快，便称作流马了，或许只是头面部的装饰物是牛头便称木牛，是马面便称为流马。

制造木牛的数据中有6个较重要的数码，如肋长、前后轴孔、前后脚孔、前后杠孔、板方囊和前杠长等等。将“6码”按谐音读作“流马”，既有实际意义又增加神秘感。也许就是这种神秘感使后人以为是两种运输工具，因而难以研究仿制出木牛流马。

原文2：方腹曲胫。

译文2：牛腹是方形的，牛胫是弯曲的。

注文2：后文介绍的板方囊是方形的，板方囊置于牛腹内，故牛腹应为方形，牛胫呈弯曲形状，是为了与真牛形似，可能是整条牛脚从上至下呈上大下小形状，这样的结构才稳定牢固。

原文3：一股四足。

译文3：牛屁股1副，牛足4只。

注文3：1副牛屁股可能是个装饰物。也可能作挡风雨用。置于牛腹后部，可能装饰有牛尾。如果制成盾牌，则可兼作兵器。牛足为4只，不论是什么形状都能排除独轮车的可能。

原文4：头入领中。

译文4：牛头装入牛颈中。

注文4：牛头本来与牛颈相连，根据“舌着于腹”和“垂者为牛舌”句推断，牛头是紧连牛腹的，牛颈的长度不大。为了转弯的灵活性，牛颈宜短不宜长。

原文5：舌着于腹。

译文5：牛舌紧靠着牛腹。

注文5：另有记载，牛舌扭转后，牛足则不能转动。可见牛舌是一个机关，看似平常的装饰物，一经扭转即能制动。其形状应与牛舌形似。扭转后制动的设计并不难，只要牛舌扭转后能卡住“前足”，前足不动则牵连后足不能动。这牛舌是“刹车”装置，也是防止外人抢夺的一种秘密机关。司马懿仿制成木牛流马，却没有发现牛舌的功能，可见其设计是很巧妙的。牛舌的长度应在6寸7分以上，参见注文27。

原文6：载多而行少，独行者数十里，群行者二十里。

译文6：木牛载重量较大，但行进速度较慢。单独行进每天几十里，成群行进每天约二十里。

注文6：后文有“每牛载十人所食一月之粮”句，以及根据2枚板方囊的尺寸计算，估计每牛载粮草约200千克。古代一里相当于434米。日行20里的速度不算快。不论山地还是平地，木牛流马行走的速度都比独轮车慢得多，木牛流马只适合山地而不适合平地，这也是木牛流马失传的一个原因。

原文7：曲者为牛头。

译文7：木牛的头部模仿真牛拉重物时的弯曲形状。

注文7：结合“垂者为牛舌”句，牛舌既垂，牛头则不能平视前方，只能是两眼朝地。真牛在拉重物时必弓肩，两眼朝下。木牛就是模仿这一姿势。同时为安装牛舌这个秘密机关作掩护（见注文5）。

原文8：双者为牛脚。

译文8：牛脚分为前后两双。

注文8：笔者研制的木牛，左右两只前脚是一个整体，同时进退。左右两只后脚也是一个整体，同时进退。这点与真牛步行有很大区别。如果要设计像真牛一样四只脚分别进退，用现代的钢材作材料是可以办到的，在古代用木材可以制造，但不宜负重。

此句可以理解为，牛脚是固定在两根辕木尾端的着地的支柱，这支柱在停止时可以支撑木牛的后部，防止向后倾倒。如果作这样理解，“脚”和“足”就有区别了。但笔者认为设这样的支柱没有必要，因而将足和脚看成是同一概念。如果不这样，后文的脚杠和脚孔等概念就不好理解。

牛脚的长度后文未提及，考虑到人体高度等因素，牛脚长度（从脚孔至下端）以2尺5寸为宜。（参见注文20）

原文9：横者为牛领。

译文9：示意图上横杠即为牛颈。

注文9：结合“头入领中”和“舌着于腹”可以说明，牛颈的长度不大。为的是缩短木牛的总长度，以便重心后移，转弯灵活。

原文10：转者为牛足。

译文10：牛足可以转动。

注文10：以往有木牛流马即圆轮车（独轮车或四轮车）之说。笔者则认为木牛流马不是圆轮车。理由是：三国以前即有圆轮车，不管怎么改革都不值得千古流传；二是在“难于上青天”的蜀道上，圆轮车上坡下坡都很难制动，平路也因地面不平难以行进，如果圆轮车能适用，就用不着发明木牛流马了；三是原文中有“牛行四步”句，显然是指木牛象真牛一样一步一步地前进；四是原文中“前后四脚广二寸，厚一寸五分”句，明白指出木牛脚是四方的木杠，而不是圆轮；五是笔者研制的木牛流马模型，四足是木杠式的，已经很好地利用原文的数据，也是一种印证。

可以设想，在四足的模式上，于四足之中心装一圆轮，平坦地用圆轮行进，圆轮不能转动时，再以四足着地行进。这样做，行进速度快，转弯也灵活，有许多优点。但原文没有依据，暂不讨论。

原文11：覆者为牛背。

译文11：覆盖在牛腹上方的部分是木牛的背部。

注文11：牛背的作用是遮太阳挡风雨。其材料可以用竹片、木板、油布等材料。照理说，牛腹两侧也应有遮阳避雨之物。

原文12：方者为牛腹。

译文12：牛腹呈方形。

注文12：牛腹呈方形，内装2枚板方囊。牛腹内空的前后长度不大于“肋长三尺五寸”，上下高度为“上杠孔去肋下七寸”加“上杠孔去下杠孔分墨一尺三寸”，共2尺。牛腹的左右宽度是下列数字之和：前杠长1尺8寸；左右辕、左右脚和左右秋革由共6层木板，每层厚1寸5分，计9寸；两数之和为2尺7寸。

以上说明，牛腹长3尺5寸，宽2尺7寸，高2尺，这个空间可以供2枚板方囊前后平排放置。这样放置占长3尺2寸（“广一尺六寸”的2倍），占宽2尺7寸（板方囊的长），占高1尺6寸5分（板方囊的高）。牛腹内装下2枚，略有空余，以方便板方囊的装卸。

如果将2枚板方囊上下迭放或左右平排放置都是不妥的。假如上下叠放会增加牛腹的高度，使重心上移而不稳定，牛腹的高度2尺也不够用。假如两枚板方囊平排左右放置，会增加牛腹的宽度至3尺2寸，不利窄路行走，也会使左右稳定性较差；若两枚板方囊载重量不相等时会影响左右平衡；这样放置会使板方囊容易滚落。

原文13：垂者为牛舌。

译文13：牛舌向下垂。

注文13：牛舌在木牛身上是个看似不重要而实际上很重要的部件，它的设计是巧妙的。牛舌的功能一是装饰作用；二是作“制动”的秘密机关；三是在停止工作时作“刹车”以防滑倒。笔者将牛舌设计成沿横轴自由摆动的短木杠，将其沿前上方向旋转270度，舌尖顶住前脚两轴孔间的横杆（连轴杆），这样就使前脚不能运动，前脚又牵制后脚不能运动。

原文14：曲者为牛肋。

译文14：牛肋是弓曲的形状。

注文14：根据“肋……左右同”句，牛肋位于牛背，左右各一，纵向并列，弓背向上。

原文15：刻者为齿。

译文15：牛齿用木板雕刻而成。

注文15：牛齿可能只有装饰作用，也可能有掩盖牛舌的特殊作用。

原文16：立者为牛角。

译文16：牛角呈上立状。

注文16：牛角呈上立状，则牛舌下垂状较为自然。牛角用木质制造，可作装饰，亦可挂物。牛角若用钢铁制造，更兼作兵器。有牛角一物，足以证明是木牛而非流马。牛耳、牛眼和牛鼻等部未载入原文，可能是刻绘而成。

原文17：细者为牛鞅。

译文17：画得较细的是牛鞅。

注文17：牛鞅本是牛拉车时架在脖子上的器具。笔者研制的木牛流马，连接两前脚上端前轴孔的横杆，相当于牛鞅的位置，此横杆可称为牛鞅，它又是一根连轴杆。牛鞅前抵牛头，后抵牛腹，能限制两前脚摆动的幅度，也牵制两后脚摆动的幅度，这样实际上限制了牛脚步行的幅度（步幅）。

根据后文“前轴孔分墨去头四寸”句，可以推测牛鞅前后移动的距离在4寸以上。假定为4寸5分，又假定脚以下长度为2尺5寸（从脚孔至下端)，按相似三角形计算，前脚的最大步幅为2尺5寸，按“人行六尺，牛行四步”计算，平均每步1尺5寸，这说明木牛的最大步幅为2尺5寸。平均步幅为1尺5寸。

牛鞅可以解释为捆绑板方囊的绳子，也可以解释为套在人脖子上以肩部用力上抬的绳子，也可以解释为牛前面有人拉木牛前进用的绳子。这都是从“细”字考虑的。但又考虑这些用途都不值得载入原文。

对牛鞅为何物尚难确定，但这不是重要部分。为慎重起见，后文注27中称连接两前轴孔的木杠为前轴杠。

原文18：摄者为牛秋革由。

译文18：有牵拉作用的木杆是牛秋革由。

注文18：牛秋的本意是套车时拴在驾辕物品牲口屁股周围的皮带、帆布等。如果把牛秋革由解释为皮带之类的东西，则不好解释“摄”字，同时这类东西不必在原文中记载。

笔者根据木牛模式，将连接同侧前后脚的可以转动的木杠（相当于现代机械上的连轴杆）叫做牛秋革由，其理由是，这根连轴杆是重要部件，必须在原文记载，而原文没有更合适的名称。这根连轴杆的位置也与牛秋的部位差不多。它具有“推和拉”的功能，合符“摄”字之意。

原文19：牛仰双辕。

译文19：木牛的双辕作一仰一俯运动。

注文19：结合木牛模式，“仰”字解作一仰一俯的运动姿势较合适。双辕越长越省力，手柄起落的幅度越大，转弯半径越大。反之亦然。因此要求辕长适度，估计辕长7尺（从前脚到手柄）较为适度。按辕长7尺计算，手柄起落幅度约1尺。手柄处上抬力最大为总重量的30％，最小为零或负值。按总重250千克计算，手柄处最大上抬力为75千克。原文未记载辕长这个重要数据，有待研究确定。

辕长可以定得稍长些，实际使用时可以将手（肩）的用力点前后移动，以改变实际使用的辕长。

原文20：人行六尺，牛行四步。

译文20：人前进6尺左右，木牛前进4步。

注文20：此句将人和木牛的行走相联系，说明人和木牛是同时前进的。木牛不能离开人而自行前进，即木牛的动力是人力。

木牛的平均步幅是1尺5寸。从木牛模式上看，木牛前脚孔距前轴孔4寸5分，后脚孔距后轴孔3寸5分，这样使得后脚的步幅比前脚步幅大。设脚孔以下的脚长为2尺5寸，经计算后得知，后脚平均步幅为1尺7寸，前脚的平均步幅为1尺3寸。这样设计是为了省力。按杠杆原理，前脚着地时的阻力比后脚着地时的阻力要大得多。前脚向前的步幅越大，阻力更大。因此有必要适当减少前脚步幅。

此句写“牛行四步”而不写“牛行两步”，据此可考虑木牛是4只脚分别前进的，但证据不足。确有证据说明木牛两前脚与后脚是分别并排前进的，后文载“孔径中三脚杠……同杠耳”，表明左右脚是以3根脚杠连成整体的，只能同时前进，若设计成4脚分别前进，用现代的钢铁作材料尚可，在古代以木材制作，则不宜载重。

木牛转弯问题尚未很好地解决。在大半径转弯时，两前脚（或两后脚）着地稍扭转，即可使牛头转向。在小半径转弯时，可照前法“原地踏步”多次转弯。如此转弯显然不大灵活。如果将本模式改成增加一个独轮的模式，以轮转弯即可，但无据可查。在四脚下部各装一轮，转弯自然灵活，但与后文足底包“革干”不符。

把现代的汽车结合木牛流马结构设计成“铁牛车”，前中后三组“脚”底装轮子，可以像真牛一样步行还可以像汽车一样行驶。

原文21：每牛载十人所食一月之粮。

译文21：每牛载粮可供10人吃1个月。

注文21：根据后文记载板方囊的尺寸，算出2枚方囊的容积共0156立方米。共载大米约200千克（按1300千克/立方米估计）。每人的月口粮约20千克。

原文22：人不大劳。

译文22：驾木牛的人不会很累。

注文22：木牛运用杠杆原理省力，驾牛人肩上负重为木牛载重量的30％以下，最小值为零或负值。木牛重心点在牛腹中心即后杠孔处。动力点是手柄处。支点分别在前脚着地处和后脚着地处，当以前脚着地并处于最前位置时，阻力臂长约3尺，动力臂约9尺，动力约为阻力的30％。当以后脚着地并处于最后位置时，阻力臂为零或负值（重心在支点之前）。动力臂与阻力臂之长度是有规律地变化的。驾牛人所费力量也会有规律地变化。估计木牛总重约250千克，驾牛人费力最大约75千克。这不会使古代战士觉得太累。

原文未提及驾牛人的数量，按本模式，1人肩抬手推，木牛即可前进。必要时另加1人在牛头前牵拉，速度会快些。

原文23：牛不饮食。

译文23：木牛不会消耗粮草。

注文23：用真牛运送粮食，它本身要消耗大量粮食。真牛空闲时也要消耗粮草，并要人力照看和保护。这些于战事是不利因素，木牛的使用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这是制造和使用木牛的根本原因。孔明用计欺骗司马懿以夺取粮草也可能是个原因。

使用木牛虽然要消耗战士的体力，但战士一方面运送粮食，同时又保护粮食，空闲时还可以调作他用，其利大于弊。

原文24：造流马法云：

译文24：制造木牛的尺寸如下：

注文24：此句原文与译文差异很大。笔者研究后认为这句的意思应是如此。详见注文1。

原文25：肋长三尺五寸，广二寸，厚二寸二分。

译文25：肋长3尺5寸（1寸=2412毫米），宽2寸，厚2寸2分。

注文25：肋长可能是指木材两端的总长度。也可能是指牛腹内空的长度，即肋长在3尺5寸以上，以后者为佳。如果肋长只有3尺5寸，减去两端连接部长度后不足3尺，无法容下2枚宽1尺6寸的板方囊。

三国时代的1尺折合2412厘米（徐元贞等《中医词释》113页，河南科技版1983），可作参考。后人根据所处时代的度量衡予以换算也有可能。本文为防止引起混乱，对原文尺寸不作换算，只在此提醒制作实物时予以注意。

原文26：左右同。

译文26：左右两根牛肋的尺寸相同。

注文26：这里的左右是相对木牛体位而言。即木牛左耳这边为左，右耳这边为右。后文所指前后左右均同此意。

从这句可知牛肋是左右各一根，位于牛背的位置，它们的排列应是左右并列式，不会是真牛的肋骨那样排列。

原文27：前轴孔分墨去头四寸，径中二寸。

译文27：前轴孔距牛头4寸，孔的直径2寸。

注文27：前轴孔的位置在前脚最上端。左右前轴孔以圆木杠贯穿其中。此木杠笔者称它为前轴杠（在注文17中称此为牛鞅)。它向外还贯穿左右秋革由。前轴杠与牛秋革由的连接是固定连接。前轴杠与前脚的连接是滑动连接。（各滑动处可加某种润滑油）。前轴杠长2尺7寸以上（前杠长1尺8寸加辕厚、脚厚、秋革由厚等6层共9寸，外加前轴杠两端外露部分），直径2寸。

前轴杠前距木牛头4寸，后距牛腹2寸7分，运动距离是6寸7分。这个距离限制前脚的步幅，通过秋革由再限制后脚的步幅。

参见注文5，牛舌转动后顶住前轴杠不动，前后脚都不能动，牛舌的长度应在6寸7分以上。

原文28：前脚孔分墨二寸，去前轴孔四寸五分，广一寸。

译文28：前脚孔长2寸宽1寸，距前轴孔4寸5分。

注文28：前脚孔与前轴孔的距离，是指孔边缘之间的最近距离（原文所载各种距离都作如此理解）。假若指孔中心距，则两孔距离太近，制作时换算较麻烦。

必须有一木杠连接左右前脚孔，这根木杠，笔者称它为前脚杠。前脚杠直径2寸，长2尺4寸（前杠长1尺8寸加辕厚，脚厚共4层计6寸）。前脚杠与前脚是固定连接，穿辕部分是滑动连接。此处易磨损，用材要坚实。

原文29：前杠孔去前脚孔分墨二寸七分，孔长二寸，广一寸。

译文29：前杠孔距前脚孔2寸7分，孔长2寸宽1寸。

注文29：前后各杠孔、轴孔和脚孔的位置没有在原文中注明。笔者对各种可能进行比较，选取最佳位置用于本模式，即：前后杠孔在辕上，分别位于腹的前后端；前后脚与辕连接的部位定作前后脚孔；前脚孔以上4寸5分定作前轴孔；后脚孔以下3寸5分定作后轴孔。

当前脚处于垂直位时，前轴孔后移的最大距离是2寸7分，这个距离决定了前脚最下端前移的最大距离。估计前脚孔离地的最佳距离为2尺5寸，已知前轴孔距前脚孔4寸5分。按相似三角形可得知前脚最下端前移的最大距离为1尺5寸。前脚后移与后脚前移相碰，前脚后移加后脚前移的距离受前后脚孔距1尺的限制。前脚后移的距离约为3寸5分，后脚前移的距离约为4寸5分，两者之和8寸，在前后脚孔距1尺（见注文30）限内。

原文30：后轴孔去前杠分墨一尺五分，大小与前同。

译文30：后轴孔距前杠孔1尺5分，孔径与前轴孔相同。

注文30：前轴孔的直径为2寸，后轴孔的直径也是2寸。

后轴孔在后脚上，而前杠孔（或前杠）在辕上。要标定这个距离，后脚必须处垂直于地面的位置。这样就构成一个直角三角形。直角位于后脚孔。后脚孔距后轴孔3寸5分，后轴孔距前杠孔1尺5分，可算出后脚孔距前杠孔9寸9分，取近似值1尺。

为什么原文不直接标明1尺这个数字，可能是原文作者故意留下一个谜，以增其神秘感。也可能是笔者误解。笔者之所取后轴孔到前杠孔的距离为1尺，是因为这个数加上后脚孔距后杠孔4寸5分（见注文33），加上后脚孔宽度2寸，再加后杠孔中心点距前边1寸，共计1尺7寸5分，正好使后杠孔中心点位于肋长3尺5寸的中心。也即后杠孔位于牛腹的中心。这里可作为木牛重心点的标志。

原文31：后脚孔分墨去后轴孔三寸五分，大小与前同。

译文31：后脚孔距后轴孔3寸5分，孔径与前脚孔相同。

注文31：前脚孔长2寸宽1寸，后脚孔同此尺寸。

前轴孔距前

中国古代对治国思想的选择：史学界认为：自汉武帝至清末，中国统治阶级选择的治国模式是外儒内法而剂之以道。即以儒家文饰政治，以法家支持政治，以道家调剂政治。这种治国模式的形成，在秦汉以前经历了较长时期的选择和探索的过程。

在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社会生活原始粗放，民风淳朴，没有私有观念，人人平等相亲，过着一种美好的无忧无虑的生活。在氏族公社和部落联盟事务的管理上享有充分的民主，主要靠部落联盟首领的智慧和美德来教化民众，治理国家的思想处于萌芽状态。在奴隶社会随王位世袭制取代“禅让制”，产生了阶级和国家，统治者一方面制定了宗法等级制度以维护奴隶主阶级的统治，一方面以武力作为统治的后盾。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处于奴隶制崩溃封建制确立时期，历史经历着划时代的变革，周王室衰微，诸侯坐大，维护奴隶主宗法等级制度的“周礼”遭到极大破坏，诸侯争霸，社会处于动荡之中。这时候代表各阶级利益的知识分子异常活跃，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他们纷纷登上历史舞台，著书立说，提出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办法，形成了诸子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儒家、法家、道家，他们各自为新兴的地主阶级设计了一套结束割据，实现统一的治国方案，为秦汉以后的封建社会治国思想的选择奠定了基础。

西汉建立之初，由于长期战乱，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以致人口锐减，农民流亡，经济凋弊，府库空虚。鉴于这种形势与秦之败亡，汉初统治者便采取了“与民休息”的政治，缓和阶级矛盾，发展生产力，以巩固统治。一方面对人民采取“轻徭薄赋”、“奖励耕织”以及缓刑等政策，以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安定民心；另一方面在当时郡国并行的制度下，对地方诸侯王采取不过多干涉的政策，以巩固封建统治。与这种形势相适应，黄老思想也就得到广泛流行，成为西汉前期起主导地位的治国思想。其核心是清静无为，因循而治。实践证明，完全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要，起到了促进生产恢复与发展的作用，并出现了著名的封建盛世“文景之治”。道家“无为而治”的治国之道对中国古代政治有一定的影响。每当大的政治动乱之后，统治阶级为了稳定社会秩序，往往采用道家治国之策，与民休息，以蓄国力，以安民心，以固社稷根基。除汉初以外，唐、宋初年也有相似的做法。

西汉武帝在位时期封建国家强盛，这给封建统治稳定创立了前提。为维护大一统的局面，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思想体系。董仲舒吸收了道家、法家等有利于君主统治的成分，对儒学进行了改造，增加了“君权神授”和大一统的思想，这在客观上有利于封建中央集权的加强和国家的巩固，也利于社会的稳定，从此儒家思想逐渐成为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正统思想。纵观两千多年来儒家之所以能独领风骚，一方面是因其思想内核即哲学上的天人观念、伦理上以“仁”为核心的“三纲五常”、政治上的大一统主张，在根本上都有适应了封建专制统治需要的因素。另一方面是因为儒家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能够随时代需要的变化而不断改变面目。先秦儒家没有为当时的统治者所接受甚至还遭到了秦始皇毁灭性的打击，这是由先秦儒家初创时自身的理论缺陷导致的。先秦儒学的内容体系充满着浓重的、温柔淳朴的伦理亲情色彩，显得“迂远而阔于事情”。例如，孔子的“仁学”，目的在于通过“正名”恢复“周礼”所代表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所以孔子的思想不会为新兴地主势力所青睐。孟子的“仁政”说，虽已转到新兴地主势力的立场上，但其“仁政”说是建立在“民为贵”、“君为轻”的基础上的，过分突出了小农利益，因而也不会得到统治者的赞赏。历史发展到汉武帝时期，封建国家强盛，这给封建统治稳定创立了前提。为维护大一统的局面，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思想体系，儒学随之有了恢复生机的条件。

儒家提倡德政、礼治和人治，强调道德感化；法家提倡“一断于法”，实行法治，强调暴力统治；道家提倡顺乎自然，“无为而治”，三者具有很大的互补性。经过秦、西汉初年的治国实践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在动荡年代，军阀割据，难以用儒家路线实行全国大一统，而法家路线却能收到这样的效果；在动荡结束之初，人口凋弊，生产破坏，应该实行道家无为政治，与民休息，以恢复和发展生产；当国家稳定，走上正常运行轨道之后，不能再实行严刑峻法的暴力统治，而以儒家路线为宜。三者之间表现出了互相融合趋势。到了汉武帝时期，董仲舒以儒家路线为基础，以法家路线为辅助，兼采道家的合理思想，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统治思想的基本格局。从此以后，以儒家伦理道德为中心，以法家的严刑峻法为辅助，以道家权术政治为手段的法国模式基本上符合中国古代的国情，成为历代统治阶级奉行不变的治国圭臬。

对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认识：西汉前期，封建统治者迫于经济凋弊、民心思治的社会形势，以退为进，奉行黄老之学为统治思想，试图达到无为而治。但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到汉武帝时期开始实行有为政治，统治思想也必然面临新的抉择。

汉兴以来，除黄老之学外，儒家思想也一直比较活跃并有所发展，景武之际的董仲舒便是西汉儒学的代表人物。元光元年（前134年），董仲舒以贤良对策。他在《天人三策》中提出，思想统治，也应遵循“大一统”的“常经通谊”，而“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因此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董仲舒从理论上阐明尊崇儒学的思想统治原则，受到汉武帝赏识。随后武帝采取一系列措施，从而确立了儒学的统治思想地位。

建元五年（前136年），武帝设置儒学五经博士，同时罢免其他诸子博士，把儒学以外的百家之学排斥出官学，史称“抑黜百家，表彰六经”。元朔五年（前124年），武帝下诏批董仲舒、公孙弘建议，在长安兴办太学，用儒家经书教育青年子弟，从此儒学成为官办学校的主体内容。武帝改造选官制度，规定博士弟子成绩优异者可任为郎官，吏有通一艺者可选拔担任重要职务，还打破常规起用布衣儒生公孙弘为丞相。这样随着儒学地位的上升，封建政治与儒学密切结合起来，西汉皇帝诏令和廷议中多称引儒家理论，司法过程中以《春秋》义例决狱。武帝时遵循儒家思想，举行封禅、改正朔、修郊祀、定历数等重大礼制活动，初步形成儒家政治的历史传统。

需要理解的是武帝这一政策与秦代有很大不同，官学独尊后其它思想学派并未被禁止，所提倡的儒学本身也广泛吸收了法家、阴阳家等各家学说，统一的思想带有一定的综合倾向，因而获得了成功。儒家兴学，把教育、考试与选官结合起来，是武帝的创造，在客观上促成了重视知识、重视教育的社会风尚，儒家思想逐渐渗透到社会各方面，造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范式。但从本质上看，这仍是一种封建专制主义文化政策。汉武帝运用皇权干预思想学术，抑制了民族思想的自由发展，禁锢了思想界的探索精神，违悖了思想统一于真理的规律，有明显的消极作用。

如何正确对待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对待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态度问题，近代以来一直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思想倾向：一是国粹派，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一切都好，甚至对二十四孝也不加批判地完全肯定：一是西化派，把中国落后的一切根源归之于文化传统，主张完全抛弃中国的传统文化而全盘西化。这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我们对待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和方法应该是古为今用，批判继承。但是如何进行“古为今用，批判继承”呢我们认为：（1）对哪些在长期历史实践中形成的优秀价值原则，可以转化为时代精神来继承。例如《周易大传》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刚健有为精神，《论语》中所提倡的舍生取义、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品质，以及“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历史使命感，《孟子》中提出的“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独立人格以及“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忧患意识，《春秋公羊传》中强调的天下统一的思想等，都是很容易转化为新的时代的。尤其是强调统一的思想传统，更具有现实意义。（2）对有些内容可抽取其封建性的思想内核，提取其有用的精神因素，使之成为今天新文化建设有用的思想要素。如“民本”思想。从西周初年的“敬天保民”到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再到荀子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民本思想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古代“民本”的真正内涵，不是也不可能是人民的利益。今天我们剔除其封建内核，则可以从人民当家作主的角度来转化古代的民本思想，将其发展为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社会主义观念。儒家提出“修己安人”、“正心修身”等命题，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仍具现实意义。今天我们仍需要提倡自身修养和为社会主义而献身的精神。（3）对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必须否定和抛弃。如“三从四德”的女性观，“天不变道也不变”的自然观，“别尊卑，明贵贱”的封建等级观等

郑和下西洋的历史意义在于：

　　郑和下西洋时间之长、规模之大、范围之广都是空前的。它不仅在航海活动上达到了当时世界航海事业的顶峰，而且对发展中国与亚洲各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友好关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一、郑和使团奉行与海外诸国“共享太平之福”的和平外交方针，赢得了亚洲许多国家对中国的信任与友谊。郑和下西洋的壮举，建立了亚洲国家之间的和平关系，提高了中国当时在国际上的威望。

　　郑和下西洋期间倡导的不欺寡、不凌弱，友好相处，共享太平，为亚非国家之间的交往，确立了不成文的准则，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中国是文明古国，自古就重视礼尚往来，反对恃强凌弱。明初国力强盛，经济、文化发展程度高，但郑和在海外从未仰仗“天威”，欺负小国弱国。在爪哇岛，郑和的部下被误杀170人，郑和并没有使用武力相报复。郑和在旧港与锡兰的两次用兵都属于自卫性质。郑和带领近三万人的武装，在海外没侵占别国的一寸土地，没掠夺别国的一草一木，更没在海外派驻一兵一卒。所经之地，本着“怀柔远人”，“和顺万邦”，“共享天下太平”的宗旨，倡导“王道”，反对“霸道”。以和平友好精神，敦睦邻邦，以德服人，宣扬中华文化，其所表现的是“和平海权”，而非武力侵略行为。郑和出使西洋是中国古代执行和平外交政策的成功范例。

　　二、郑和下西洋，加强了中国与世界各国的联系，在此时期的中国外交达到了明代西洋外交史上的顶峰。

　　经过郑和的努力，多年不与中国来往甚至从未与中国来往的一些东南亚国家都先后与明朝政府建立了外交关系，有4个国家的9位国王先后8次来华访问，有16－17个国家先后4次派遣使者来华。中国同东南亚的关系就是从那时候建立起来的，中国同东南亚的贸易圈也是从那时开始的。

　　三、关于郑和的评价，中西方有很大不同，西方对千年以来影响世界的百名伟人排名中，中国共有6人上榜，其中郑和名列第一。

　　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为此评论：当年中国统治者没有根据郑和海洋思想和实践继续推进中国的海洋事业，没有将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转变为商业化、外交化的贸易和知识国家，留下了蜗居、孤立状态的历史遗憾，否则，当重写世界历史。郑和的伟大不仅仅是传播了中华民族的“**文明”，同时在于他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为蓝色文明的崛起，提供了经验和技术保障。尽管中华民族因此而落伍，但是郑和改变了世界。

　　郑和七下西洋的历史局限性在于：

　　一、郑和下西洋政治意义远大于经济意义，经济上得不偿失。

　　永乐年间是明朝对外交往的高涨时期，著名使臣很多，像侯显“五使绝域，劳绩与郑和亚”，李达、陈诚多次持节赴西域，他们都是为了贯彻明成祖安定周边的战略。明成祖要郑和出使西洋，是为了“颁正朔”，广加招徕，促使周围各国“执圭捧帛而来朝，梯山航海而进贡”，制造一种“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盛大景况，以便提高自己的皇帝声望。郑和下西洋，“恩赏”、“受贡” 不少，却无关开拓国际商贸。明成祖本人并不主张发展海外贸易，郑和使团在海外进行一些以物易物的交换活动只是附带进行的。这种交换活动只是作为与西洋诸国发展友好关系的手段，所换回的大多是异域珍宝，供宫廷享用，它与赢利性的海外贸易是有本质区别的。正因为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不是发展海外贸易，它采取的不计经济效益的政策，给明朝政府造成巨大负担。随着明朝国力衰退，航海的壮举也悄然结束。

　　二、任何国家的对外关系，都有民间的和政府的两种方式。郑和下西洋是政府行为，说它是主动外交，开放政策，一点不错。但是，明朝实行海禁，就是禁止私人从事贸易，关闭中外交往的那扇大门，海外贸易完全被政府垄断， 这与宋、元时期政府鼓励私人海外贸易相比，已经趋于保守和内向，是退步了。以至于明成祖朱棣死后，主管财政的户部尚书夏原吉认为下西洋是弊政，向即将继位的太子建议罢西洋去宝船。郑和去世后，反对者更是占据优势。明英宗时，兵部侍郎刘大夏鼓动兵部尚书项忠把郑和下西洋的史料烧毁，连郑和船队也遭至被烧的命运。中国从此开始禁海，甚至“寸板不得入海”，两代王朝实行了长达400年闭关锁国政策。如此结局，绝非偶然。

　　郑和下西洋时代中国造船术、航海术处于“世界第一”的地位，郑和的航海波澜壮阔，无论如何，都是值得每个中国人自豪的壮举。遗憾的是，给西方带来工业文明的航海活动却没有给中华民族带来革命性动力，郑和下西洋也因其自身的历史局限性，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毫无益处，最终使这种壮举成了昙花一现。令人深思！发人深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