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山（1607——1684年）清初学者。字清主，今山西忻州市人。明亡，隐居不出，自称居士、道人。清廷开博学鸿词科，他以死拒入京。博通经史、诸子、佛道、医药之学，亦工诗、书画、金石，尤以音韵见长。对后学影响颇深。有《霜红龛集》、《荀子评注》等

。

王夫之（1619——1692年）清初思想家、学者。学者称其船山先生。对天文、地理、历法、数学都有研究，尤精于哲学、经史。著作有《读通鉴论》、《宋论》等。哲学著作有《周易外传》、《尚书引义》、《张子正蒙注》、《思问录内外篇》、《噩梦》告等。另有《船山遗书》。亦善诗文，工词曲。是与顾炎武、黄宗羲并列为“清初三大家”之一。

顾祖禹（1631——1692年）清代历史地理学家。以数十年之功著成《读史方舆纪要》一百三十卷，详记全国各地山川险要和攻守形势，并借以论述古战争的成改得失，是我国著名历史地理和军事地理著作，极富史料价值。

赵翼（1727——1814年）清朝史学家、诗人。今江苏常州人。治学精于考史，所著《二史札记》着重讨论历代重大史事，总结政事得失，精辟中肯，与钱大昕《二史考异》、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并称清代三大考史名著。诗与袁枚、将士铨齐名，称"江右三大家"。有《瓯北全集》、《陔余丛考》、《檐曝杂记》等。

李汝珍（1763——1828年）清朝文学家。晚年写成长篇古典小说《镜花缘》。

俞正燮（1775——1840年）清朝学者。主要著作有《癸已类稿》、《癸已存稿》、《两湖通志》等。

包世臣（1775——1855年）清朝学者。工词章古文，精于书法，推为书家正守。有《中衢一勺》、《艺舟双楫》、《策河回略》等。

何绍基（1799--1879年）清朝文人、书法家。字子贞，号东洲。湖南道县人，长于书法，自成一家，为晚清最大的书法名家。

张裕钊（1823——1894年）清末古文家、书法家。今湖北武汉市人。勤治文史，擅长书法，师事曾国藩，与黎庶昌、吴汝伦、薛福成共称“曾门四弟子”。

吴大（1835——1902年）清末大臣，书法家、学者。擅长文学、金石学、古文学、颇有创见。1892年出任湖南巡抚。

吴虞（1871——1949年）近代学者、教育家。五四运动后，撰文积极参加对封建旧文化和礼教的严厉批判，先后任北京大学、四川大学教授。有《吴虞之录》。

邓廷桢（1775——1846年）清朝大臣，今江苏南京人。嘉庆进士。道光六年（1826年）擢升安徽巡抚，兴利除弊，折平冤狱，政绩卓著。十五年，升两广总督。十九年协助林则徐查禁鸦片，整饬海防。1841年初调任闽浙总督，加强守备。七月，英舰进犯厦门，他亲率水军击退侵略军。嗣后投降派诬陷，与林则徐同时革职，充军新疆伊犁。后起用为陕西巡抚、甘陕总督，在西北大力组织垦荒。

李秀成（1823——1864年）太平天国将领。广西藤县人。1859年封忠王。

刘光第（1859——1898年）清末维新派人物。今四川富顺人。戊戌变法时被杀，为“六君子”之一。有《介白堂诗文集》、《衷圣斋文集》。

王金发（1883——1915年）近代资产阶级革命者。加入光复会。1907年与秋瑾共谋起义，被镇压，逃亡日本。1911年辛亥革命后，参与光复上海、杭州等战役。1913年参加“二次革命”。1915年在杭州被捕杀害。

法显（335——420年）东晋时期的名僧。今山西襄桓人。幼年出家，看到经律多有误缺，便下决心去印度求经。399年，自长安西行，经西域，逾葱岭，历经艰险，抵达目的地，得若干经书，学会梵语梵文。又到斯里兰卡搜求佛经，经海道归国。412年在山东崂山登陆，次年，抵江苏南京。译出佛经百余万言，又将亲历三十余国见闻写成《佛国记》（又名《法传》）。为研究古代中外交通和中-亚、南-亚诸国及南海地区历史、地理提供了重要资料。

义净（635——713年）唐朝名僧。673年冬自海路赴天竺（印度），历三十余国。685年归国，滞留外国十余年，写成《南洋寄归内法传》和《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695年返洛阳，武则天亲迎于上江门外。以后在长安、洛阳主持佛经翻译工作，共译成经、律五十六部，二百三十卷。

一行（683——727年）唐朝高僧，天文学家。俗名张遂，今河南南乐人。唐代名臣张公瑾之孙。他为逃避官场斗争，二十一岁出家为僧，后成为我国佛教密宗之祖。译《大日经》，并为这作注疏。他博览经典，精通天文历法，727年，奉诏修订历法，制成黄道游仪，用以重新测定150余颗恒星的位置，有世界上第一次发现恒星位置变动的现象。他又发起在全国十二个地点观测，归算出相当于子午线纬度的长度，在科学史上有重大意义。此外，又与人合作制作浑天铜仪，是现代时钟的雏型。在他主持下，用六年的时间制成《大衍历》，中唐代最精确和完善的历法，它的体例格式，为历代编历者所沿用。

周润发（1955的羊年生）郑伊健

（1967的羊年生）。张信哲（1967的羊年生）许志安（1967的羊年）章子怡（1979年的羊，和我一样，哈哈），陈小春（1967的羊陈到明（1955的羊，相信喜欢看电视得人都认识他）

书法是汉字的书写艺术。它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而且在世界文化艺术宝库中独放异采。

从夏商周，经过春秋战国，到秦汉王朝，二千多年的历史发展也带动了书法艺术的发展。这个时期内，各种书法体相续出现，有甲骨文、金文、石刻文、简帛朱墨手迹等。

其中篆书、隶书、草书、楷书等字体，在数百种杂体的筛选淘汰中定型，书法艺术开始了有序发展。

起源时间：

近代经过考证，关于中国文字起源，贾湖遗址文化已出现了原始文字性质的符号，距今8000—9000年，早于安阳殷墟的甲骨文卜辞4000多年，是迄今为止人类所知最早的文字雏形。

扩展资料：

甲骨文：

甲骨文是中国书法史上的第一块瑰宝，其笔法已有粗细、轻重、疾徐的变化，下笔轻而疾，行笔粗而重，收笔快而捷，具有一定的节奏感。

甲骨文也是现存中国最古的文字。刻在甲骨上，先用于卜辞，是对未来事情结果的占卜，盛于殷商。甲骨文发现于1889年，是殷商晚期王室占卜时的记录，发现于河南省安阳小屯村一带，距今已3000多年。

参考资料：

--书法艺术

吴玉如曾经说过，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不知害了多少人。这的确是有感所发的老辣之言。

康有为究竟“害”过多少人，没统计过，但他的两个学生，确是有些被误导了。徐悲鸿，在绘画领域中西贯通，有着非凡的成就，但书法上却没能走出与画作相当的路；萧娴，有天资有努力，本可上追卫管，但终究还是南海门生。

康有为，广东南海人；徐悲鸿，江苏宜兴人；萧娴，贵州贵阳人。三个南方人，经营北碑一辈子，始终无法打破藩篱。

自董其昌提出以北碑南帖为特色的书法地域分野以来，书法的主流始终以南人——帖学为主，时董时赵，直至二王。但到了清代晚期，碑学的兴起颠覆了这个传统。有意思的是，大力倡导北碑的，却是一些不折不扣的南方人，如阮元，江苏仪征人；邓石如，安徽怀宁人；伊秉绶，福建宁化人；张裕钊，湖北鄂州人；何绍基，湖南道县人；包世臣，安徽泾县人；金农，浙江杭州人。

中国不同地域间的文化差异非常明显。书法如此，绘画也是如此。对清代绘画有巨大影响的“四王”，书法上也发挥了帖学的精致。“四王”的家乡都在苏南，当初，要是徐悲鸿在书法上向“四王”靠拢，是否会更加驾轻就熟？以“四王”的精美辅助北碑的粗犷，也许能取得更大的成就。

徐悲鸿如此，萧娴也不例外。身处江南的她，也更加有条件向帖学发展。而且，以一个女性书家，学康有为的放纵不羁书风，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看来康有为也不称职，否则，教导萧娴以赵管为主，兼以北碑增添骨力，那就不仅是有自家面目，开宗立派亦或可能。

碑与帖，原本不可厚此薄彼。碑帖之间，贵在由此及彼、由彼返此，出入之间，动静得宜。这一点，梁启超是聪明的，他作为长期跟随康有为的弟子，在字上却没有沾染康的习气，毫无疑问，这是另一种方式的“谢本师”。

因为自己学过书法，所以谈一下鄙见。

只说好处吧（历史前面已有人说了）。

从毛笔书法对自己的好处来看，除了能对硬笔书法有提高作用（能让你更注重笔尖动作），还可以锻炼手腕关节的灵活性,可以活血（写毛笔字的那只手冬天绝对不会生冻疮，前提是你认真练了）。书法能养人性情，比如暴躁的人长期练书法，能让其心境平和，性格内敛，不再那么锋芒毕露。再有，书法能锻炼人的构思能力，一个字在方格中所摆的位置，黑与白的协调，空间的比例等在书法中称“结字”，有利于提高人的安排协调能力。同时书法还能让人心细，毕竟书写中不但要注重气势还不能少了细节（对于行、草书），而书法就是培养你抓住细节，模仿甚至创造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