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籍里的中国太史扮演者张晓龙、王学圻。《典籍里的中国》王学圻扮演中国太史老年的司马迁、张晓龙扮演中国太史中、青年的司马迁。



提供内容典籍里的中国太史扮演者张晓龙、王学圻。《典籍里的中国》王学圻扮演中国太史老年的司马迁、张晓龙扮演中国太史中、青年的司马迁。



提供内容典籍里的中国太史扮演者张晓龙、王学圻。《典籍里的中国》王学圻扮演中国太史老年的司马迁、张晓龙扮演中国太史中、青年的司马迁。

道教经典典籍有《道德经》(即《老子》)、《南华经》(即《庄子》)、《冲虚经》(即《列子》)、《清静经》、《关尹子》、《阴符经》等等。

1、《道德经》

《道德经》，春秋时期老子（李耳）的哲学作品，又称《道德真经》、《老子》、《五千言》、《老子五千文》，是中国古代先秦诸子分家前的一部著作，是道家哲学思想的重要来源。道德经分上下两篇，原文上篇《德经》、下篇《道经》，不分章，后改为《道经》37章在前，第38章之后为《德经》，并分为81章。

2、《庄子》

《庄子》又名《南华经》，是道家经文，是战国中期庄子及其后学所著。到了汉代以后，尊庄子为南华真人，因此《庄子》亦称《南华经》。其书与《老子》《周易》合称“三玄”。《庄子》一书主要反映了庄子的批判哲学、艺术、美学、审美观等。其内容丰富，博大精深，涉及哲学、人生、政治、社会、艺术、宇宙生成论等诸多方面。

3、《黄帝阴符经》

《黄帝阴符经》又称《阴符经》。李筌分为“神仙抱一之道”、“富国安人之法”、“强兵战胜之术”，全书以隐喻论述养生，愚者不察，谓兵法权谋等说或谓苏秦之“太公阴符之谋”皆离旨甚远。如《纯阳演正孚佑帝君既济真经》,通篇全部以军事术语写成,不知者初见会认定是一篇兵书。

4、《周易参同契》 

《周易参同契》，是东汉魏伯阳所著，简称《参同契》，道教早期经典。全书托易象而论炼丹，参同「大易」、「黄老」、「炉火」三家之理而会归於一，以乾坤为鼎器，以阴阳为堤防，以水火为化机，以五行为辅助，以玄精为丹基等等，从而阐明炼丹的原理和方法，为道教最早的系统论述炼丹的经籍。

5、《清静经》

清静经，全称《太上老君说常清静经》，一卷；成书前皆为口口相传，不记文字，直至东汉年间，葛玄（164-244）笔录而成书；道教经典之一。经文大旨根据老子“清静无为”的理论推演而来，纯正理论学说，无神话色彩。经末附仙人葛翁、左玄真人、正一真人跋语。

-道德经

-庄子 （道家学派经典著作）

-黄帝阴符经

-周易参同契

-清静经

《典籍里的中国》每一期的内容是如下：

一、第一期：《尚书》

二、第二期：《天工开物》

三、第三期：《史记》

四、第四期：《本草纲目》

五、第五期：《论语》

六、第六期：《孙子兵法》

七、第七期：《楚辞》

八、第八期：《徐霞客游记》

九、第九期：《道德经》

十、第十期：《周易》

十一、第十一期：《传习录》

道教经书的内容包罗万象，不仅记录了道教的教理教义、教规教戒、修炼方术、斋醮科仪，还保留了中国古代哲学、文学、医药学、养生学、化学、音乐、地理等多种学科的珍贵资料。道教经书堪称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宝库。

《道德经》、《 南华真经 》、《文始真经 》、《冲虚真经》、《通玄真经》 、《度人妙经 》、《阴符经》 、《清静经 》、《西升经》、 《心印经 》、《黄庭外景经 》、《黄庭内景经 》、《玉皇经》 、《玉枢经 》、《三官经》 、《北斗经 》、《周易参同契 》、《悟真篇 》、《太上老君内观经 》、《洞玄灵宝定观经 》、《太上感应篇》、 《文昌帝君阴骘文 》、《坐忘论 》、《化书 》、《重阳立教十五论》 、《龙门心法 》

玄门日诵早坛功课经：经前诸韵赞、八大神咒、太上老君说常清静经、太上洞玄灵宝升玄消灾护命妙经、太上灵宝天尊说禳灾度厄真经、高上玉皇心印妙经、诸真宝诰、中堂赞及邱祖忏文等、小赞及结经谒等

玄门日诵晚坛功课经：经前诸韵赞、太上洞玄灵宝天尊说救苦拔罪妙经、元始天尊说生天得道真经、太上道君说解冤拔罪妙经、诸真宝诰、中堂赞及报恩宝诰等、小赞及结经偈等

道藏，指道教书籍的总称，包括周秦以下道家子书及六朝以来道教经典。它是道教经籍的总集，是按照一定的编纂意图、收集范围和组织结构，将许多经典编排起来的大型道教丛书。

《北齐道藏》

大规模编藏道书始于北周。周武帝时，“以沙门邪滥，大革其讹”，召道士王延至京，为置通道观(即唐玄都观前身)，并精选道士八人，与延共弘玄旨。北周天和五年(570)玄都观道士所上《玄都经目》，增入诸子论，共6363卷，较诸陆修静所搜集者已大大有增加。建德年间，周武帝敕置通道观，令道士王延“校三洞经图，缄藏于观内。延作《珠囊》七卷，凡经传疏论八千三十卷，奏贮于通道观”。

《开元道藏》

皇帝因尊奉道教教主李耳为其远祖，故而重视道经编纂工作。唐高宗时期，曾有《一切道经》行世。开元（713—741）年间，唐玄宗派遣使者搜访道经，唐开元年间，玄宗诏令发使搜访道经，亲加寻阅。期间玄宗著《琼纲经 目》,凡七千三百卷。后唐玄宗又亲自主持编修《玉讳别目》,记传疏论相兼,九千余卷。’’天宝七载(748)诏令传写，以广流布。名《开元道藏》。唐玄宗支持编撰的这两部道藏达到了历代整理道书的高峰。

《宝文统录》

唐安史之乱时,两京所藏道书多遭焚毁，以后诸帝又陆续派人搜寻整理。大历年间，又及7000卷。嗣经唐末五代之乱，道教经籍赖杜光庭、暨齐物、梁文矩诸人的搜集贮藏，才使六朝道书十存四三。宋朝开国后，又大力搜集道书和编纂道藏。宋太宗尝求得道经7000余卷，命散骑常侍徐铉、知制诰王禹偁校正，删去重复，得3737卷。北宋大中祥符初年，真宗诏令道士修校，命宰臣王钦若总领，在徐、王校订的基础上，加以增补，共4359卷。较徐铉等所校订的道藏，增加622卷，并撰成篇目上进，赐名《宝文统录》。

《大宋天宫宝藏》

由于《宝文统录》的纲条与《琼纲》、《玉纬》之目参差不同，王钦若、戚纶等又推荐张君房主持再次校修。依三洞纲条，四部录略，品详科格，商较异同，以铨次之成藏，共4565卷；函目起《千字文》天字，终于宫字，得466函，题曰《大宋天宫宝藏》。至天禧三年(1019)春，写录成七藏。

《政和万寿道藏》

北宋崇宁年间徽宗诏令搜访天下道教遗书，就书艺局令道士校订。至崇宁、大观年间，又增至5387卷。政和中刊藏典，又两诏郡国搜访道门遗书，所获甚夥，乃设经局，敕道士元妙宗、王道坚详加校订，送龙图阁直学士中大夫福州郡守黄裳役工镂板。事毕，进经板于东京（今河南开封），共540函，5481卷，名曰《政和万寿道藏》。道书雕板，始于五代，而全藏刊板，则始于此。

《大金玄都宝藏》

《政和万寿道藏》经板，历经靖康之乱，至金已残缺不全。金大定四年（1164），世宗诏以南京（即宋东京，今河南开封）道藏经板付中都十方大天长观（旧址在今北京白云观西）。金明昌元年(1190)，提点冲和大师孙明道，据以补缀完成，印经一藏。后孙明道奉诏，分遣黄冠访遗经于天下，募工鸠材，不二年，镂椠具完，共得遗经1074卷，补板者21000余册，积83198册。孙明道于是倡诸道侣，依三洞四辅，品详科格，商校异同，加以诠次，勒成一藏，共6455卷，题曰《大金玄都宝藏》。泰和二年(1202),天长观毁于火，经板亦被焚。

《玄都宝藏》

元初，道士宋德方倡刊道经，令其弟子秦志安于平阳玄都观总领其事。至乃马真后称制第三年(1244),全藏刊竣，凡7800余卷，亦称《玄都宝藏》。经板即存于平阳玄都观。定宗时，移贮新建之平阳永乐镇纯阳万寿宫。由于参加校定者皆全真道道士，故此藏中全真道著作颇多。元宪宗和元世祖时，道教因在僧道辩论《老子化胡经》中失败，佛教徒奏请“自道德经外，宜悉焚去”,至元十八年(1281)，诏令除《道德经》外，其余道书和道经印板尽行烧毁。其中道家哲学义理精华，帝王崇道记和道士与佛教论战之书，这些书经此焚经之后大部分不存。自晋唐宋以来历代隐士与道士精心积累保存的大批珍贵典籍、道书，都因此次“至元焚经之祸；而致缺佚。而留下来的多是带有佛教色彩的经书。可知那批典籍之特色与珍贵。据考证，现存《正统道藏》所收《道藏阙经目录》中著录的许多道书，就是在元代焚经后缺佚的。元朝统治者的文化政策，是道教文献与中华文化遭受了无法挽回的巨大损失。从此记录历代佛道论战的典籍也只剩佛教单方面的记录诉述。也是导致后世道教术多学少的原因。直到敦煌出土《道教诠理答难》才得窥见佛道论战真貌。陈垣《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云：“今本《阙经目录》，即明正统刊藏时校《元藏》所阙之目录。”粗略统计，共阙794种2500卷，相当于半部明《正统道藏》被烧毁。自此形成了如明《笠翁对韵》中所说的“天下名山僧占多,也该留一二奇峰栖吾道友。”的现象。

《正统道藏》

明成祖即位(1403)之初，敕第四十三代天师张宇初编修道藏。永乐四、五年间，又一再催办。永乐八年，张宇初去世，诏令四十四代天师张宇清继续主持编修。直到正统九年(1444)，始行刊板，英宗又诏令道士邵以正督校，增所未备。次年刊板事竣，名曰《正统道藏》。

在明朝时，虽然道教已经逐渐失去了在社会和政府中的主导地位，势力开始衰落，但是，在对道教的宗教经典进行整理和修订方面，明朝却是一个最重要的时期。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最完整、规模最大的道藏，就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

在以前的朝代，也曾经编写过几次道藏，但由于历史原因，它们都先后失传了。所以到了15世纪初，明朝的永乐皇帝下令重新编写道藏。从1406-1445年，经过几十年的时间，经历了几位皇帝，终于完成了明朝时期的第一部道藏，这就是《正统道藏》。共有5305卷，480函。过了150多年后，万历皇帝再次下令编写道藏，在以前的基础上增加了不少内容，这就是《万历续道藏》。

明朝的这两部道藏，共有510函，5485卷。《正统道藏》按三洞四辅十二部分类，各部收书共一千四百三十种。计洞真部三 百一十六种；洞玄部三百零三种；洞神部三百六十四种；太玄部一百一十七种；太平部 六十六种； 太清部二十四种；正一部二百四十种。但《正统道藏》分部十分淆乱，如《道德经》等道家道论当入《道藏》首列，而今《度人经》误入《道藏》首列；《上清经》 当入洞真部，而今大都误入正一部； 《度人经》诸家注当入洞玄部，而今误入洞真部；道家诸子注疏当入太玄部，而亦误入洞真部。如此之例甚多。故上列各部收书数，实已不能反映其各部书的真实数字； 而上列收书之种数，也只是约数。其中不少类书，只算一种，实际包含多种，如《修真 十书》收有南宗诸传人之诗文集《金丹大成集》《上清集》《玉隆集》《武夷集》等十 种以上；《云笈七箓》为《大宋天宫宝藏》之辑要书，或节录，或取全文，收书之多更 不胜枚举。因此实际收书之种数比上列数字为多。参加纂修的道士，除张宇初、张宇清、邵以正等人外，可考者，永乐时有涂省躬，正统时有喻道纯、汤希文。现存《正统道藏》3部半一部存于北京市图书馆；另一部于南阳市图书馆；上海市图书馆仅存半部。还有青岛市博物馆收藏的万历年间刊《道藏》。

《万历续道藏》

编纂《正统道藏》时，因搜访不周，缺漏甚多，万历三十五年(1607)，第五十代天师张国祥奉旨校刊“续道藏”，亦以《千字文》为函次，自杜字至缨字。凡32函，180卷，名为《万历续道藏》。

涵芬楼影印本

正、续道藏经板传至清代，日有缺损。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入侵北京，遂全部被毁。明清两代，颁赐各宫观的道藏虽多，但以屡经兵燹，存者甚少。1923年10月至1926年4月，商务印书馆以涵芬楼名义，据北京白云观所藏正、续道藏影印，缩改为石印六开小本。每梵本二页并为一页，凡1120册。但白云观所藏道藏虽曾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由王廷弼助资修补，但仍有残缺。全藏目录，见所收《道藏经目录》4卷。该馆复就全书中抽选170种，别印《道藏举要》398册。明季有《道藏目录详注》2种，各4卷，分别为白云霁、李杰所编。均略有题解。白编“详注”收入《四库全书》。

《道藏辑要》

清康熙年间，彭定求收道书200多种，编成《道藏辑要》，按二十八宿字号，分为28集，共200余册。道教重要经典，历代祖师、真人著作，科仪戒律，碑传谱记，悉有收录，实为道藏之节本，其中还有明版道藏之外的晚出道书。嘉庆年间，蒋元廷编有《道藏辑要目录》 1卷。光绪三十二年(1906)因原版《道藏辑要》已经罕见，成都二仙庵道院又将其重刊，并新增贺龙骧所编《道藏辑要子目》 5卷，另刻有《道藏辑要续编》及《女丹合编》并行于世。此外，还有闵一得编《道藏续编》第1集，萧天石萧公编《道藏精华》，均对正续道藏有所增补。《道藏精华》，选录道家道教典籍之古本、孤本、钞本秘籍，共达八百余种，注释集解者，则达千余家。其搜罗之广博、内容之精湛、版本之名贵、选刊之谨严，堪称四绝。由于道藏卷帙浩繁，检索甚为不便。1953年7月，翁独健根据《正统道藏》和《万历续道藏》以及《道藏阙经目录》、《道藏辑要》的内容编撰《道藏子目引得》一书，内分“分类引得”、“经名引得”、“撰人引得”、“史传引得”4部分，为检索道藏较好的工具书。1949年，陈国符撰《道藏源流考》（1963年增订再版），对于三洞四辅经之渊源及传授、历代道书目及道藏之纂修与镂板，多有所考述。

《道德经》被誉为“万经之王”，是道家、道教的最高经典。从古到今，注解它的书层出不穷：有以儒解老的，有以佛解老的，有从修行实操来解老的，有从权谋运用来解老的。各行各业，各类人群，好像都能从中得到启示，包括历代帝王也不例外。正如尼采所说：“像一个永不枯竭的井泉,满载宝藏,放下汲桶,唾手可得。”

那么《道德经》都讲了些什么内容，揭示了些什么道理，能历经两千多年都流行不衰，在世界范围内都备受推崇呢？（据说：曾经在译成外国文字的世界文化名著发行量上，《圣经》排第一，《道德经》高居第二。因为译文太多和偏向领域的重叠，《道德经》几年前就超过圣经了。）

一、宇宙观

在人们还流行听天由命，普遍崇拜神灵的时代，老子已经开始探索宇宙的奥秘了。他指出，天地万物都是由一个叫做“道”的东西造生而来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如果掌握了“道”的秘密，那么“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执道而行走天下，根本用不着求助于鬼神。

道生万物是这样一个过程：道→无→有→万物，老子概括为“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有”，是有形有象有名，因为有形有象，故而有上有下，有内有外，可以分割为“二”；“无”，因为无形无象，故而无上无下，无内无外而浑然“一”体不可分割。

至于“三”，它源出于“有”（二），但又不同于那个母体的“有”，所以被称为“三”。就好像一颗石头，它具有坚硬、白色的性质，但如果把这颗石头碾成分子原子，也就不再具备这些性质了。而“物”，如果没有了属于自己的特性，也就不成其物了。就像一个人，把他分拆成细胞，也就不能再称之为人了。天下万物，都具备自身独有的性质，都来源于这个“三”。

“无”，之所以能造生“有”，因为它并不是什么都没有，而只是拥有没有形状的形状，具备没有形体的形象（无状之状，无物之象）。就像我们的意识一样，没有形状，没有形象，但并非空无，可以有意识空间，可以造生梦境。

所以无中生有的过程，是非常玄妙的，老子说：“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只要我们能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到那个“无欲”的情状下，“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就能体会到无中生有的妙处。

比如我们在放松身体，放空心灵的时候，常常就能灵机一动，激发出灵感来。灵感即出，心念已动，身体已行，此时为“有”。处于“有”的状态时，就能在同为“有”的万事万物中运用和检验它。

这两种状态的区别在于，“无”是不用意识主导的，是空虚宁静的感悟状态，也就是“常无欲”；而“有”是用意识主导的，是主动有为的有意状态，也就是“常有欲”。

这“无”和“有”，在于道，同样源出于道；在于人，同样源出于人。它们就像形体和影子一样不可分离，就像声和音一样同生共存。它们是道生万物并让万物得以持续演化发展的玄妙法门，也是人得以认知和运用道之玄妙的总法门。

生之，又生之，任何事物推及到它最终的根源，指向的一个唯一不变的东西，就是“道”。所以把握住了道，也就把握住了天地万物。

二、处世之道

这里的处世之道，包括人与自然的相处方式，人与人的相处方式，人与事、物的相处方式。与之相对应，老子提出了“啬”、“柔”、“小”、“朴”四个概念。

啬：老子说“治人事天，莫若啬”。“治人”，是指治理人事，在人间世闯荡；“事天”，是指服侍上天，在天地中生存。

不论是生存在人间世，还是应对于天地自然，都没有比收敛自己的欲望而不妄作，珍惜自己的精力而不妄为更加重要的了。

老子又说：“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动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

生之徒，是指没有遭受意外夭折的人；死之徒，是指遭受意外夭折的人。但还有一些人，想要让自己得到更多，活得更好，活得更长久，结果反而遭到横死。为何？

因为他们被主观欲求控制了头脑，结果失去本心清明；抛弃根本而追逐外物，以致看不清形势，妄动入死地而不自知，这正是导致他们横死的原因。

柔：老子说“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又说“曲则全”。这三者之间有关系吗？当然有。只有自身柔弱了，才能曲得下来，才能得到保全；只有自身柔弱了，才能驰骋天下，而不会受到阻碍。

自然生成的事物，形态没有一个是绝对笔直的。经历那么长时间的生存发展，它们最终都选择了最适合保全自身的“曲”，所以曲才可以保全。就算是在生活中，也几乎没有一直一帆风顺，想什么就来什么的情况出现，所以才有“委曲求全”这个成语。

因此，弯曲着反而能得到更好的伸展，因为保全了自己；曲折前行反而能更快到达目标，因为避开了障碍。柔弱，故而能够“全生”，能够“葆真”，所以老子说“强大处下，柔弱处上”、“守柔曰强”。

柔弱之所以强大处上，正是因为它在下、在后，老子所谓“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善用人者为之下”。所以圣人常常把自身放在最后，但却能站在前方领导众人；并不一心为自己谋取福利，但却能得到天下人的保护和拥戴。这就是无私反而成其私，处下反而居上，柔弱反而胜刚强。

小：老子说“见小曰明”。见小，是因为“知常”，掌握了天地万物的运行规律，故而再细微的地方都能掌握。

任何难，都成长于易；任何大，都成长于小，所以掌握了小，也就掌握了大。因此“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

处理困难的问题，要在它还很容易解决的时候就开始处理；治理大的问题，要在局面还没有发展至混乱的时候就开始治理；成就大的功业，要从很小的事情开始做起。所以圣人从来不会等小事变成大事之后才开始有所作为，故而最终能取得大的成就。

因此，真正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反而不会留下什么值得记录的重大事件，因为国家是太平无事的。真正善于打仗的人反而没有赫赫之功，因为他根本就不会让战争打起来，未战已先胜，不战而屈人之兵。真正善于成大事的人看起来反而无所事事，或者只是在做小事。

事物在趋势之初的时候，事都还是小事，都还是容易的事。但我们不能因为事情“小”就轻视它，因为事情“大”才重视它。因为“大”都是由“小”发展起来的，只有像对待“大”那样去对待“小”，才能轻松做事，成功做事。“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

“民之从事，常于几成而败之。慎终如始，则无败事。”人们做事，常常在即将成功的时候失败。如果不论是在开始的时候，还是在结束的时候，都能始终如一地谨慎对待，也就不会再有失败的事了。

“轻诺必寡信，多易必多难”，如果把什么事情都看得很容易，最终就一定会碰到大的困难；如果轻易去许诺别人，最终就会失信于人。所以话说太多就显得很廉价，行为太随便就显得很轻浮。

朴：老子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

眼睛是用来视物的，而不是用来追求视觉享受的，五颜六色看多了反而会让眼睛受到损害；耳朵是用来听声音的，而不是用来追求音乐享受的，靡靡之音听得多了，反而会让耳朵受到损害。

嘴巴是用来吃饭的，而不是用来追求口舌享受的，品尝的味道多了，反而会让味觉受到损害；内心是要保持淡泊宁静的，过度的驰骋娱乐只会刺激得人心中狂躁；生活是要过得自由自在的，身上珍贵的东西放多了，反而连走路说话都变得小心翼翼了。

所以过于追求外物，就会损害自身。最大的罪过莫过于放纵自己的欲望，最大的灾祸莫过于不知足，最大的过错莫过于贪得无厌。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一个人自己知道满足而得到的满足，才是真正恒久的满足。

人不需要外物来衬托和装扮，物也同样如此，质朴才是最美。《韩非子》说：“和氏壁，不用五彩修饰；隋侯珠，不用金银修饰。它们的本质极美，别的东西不足以修饰它们。事物等待修饰然后流行的，它的本质不美。”

老子说“大巧若拙”，我们总觉得大自然不够完美，于是对自然的素材进行加工。自以为手法灵巧，却不知这素材本身，才是真正的鬼斧神工。我们总是否定自己，主观去雕琢自己，修改自己，自以为“成器”。却不知这真正的大器，是不需要也无法通过主观人为来造就的――“大器免成”。

三、治国方略

治国，取天下，也是《道德经》中比较突出的主题了。老子用了很多的篇幅，提出了三个理念：1、中正；2、无为；3、少私。

中正：老子说“以正治国，以奇用兵”，如果得“正”？守中而已。守中而得正，天下就会向之归顺和依附，就能成为天下的根本。也就是老子所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无为、好静、无事而无欲，即为“清静”，故“清静为天下正”。

我不凭自己的主观意志强行管理百姓，百姓自然而然就能有序发展；我喜好清静而不折腾百姓，百姓自然而然就能和谐安宁；我不人为生事而侵扰百姓，百姓自然而然就能富裕；我不为自己的私欲而驱使百姓，百姓自然而然就能朴实。

中正，故而能视天地万物如一，故而能以百姓为刍狗，不会有特别的偏爱或偏恨，故而能得公平公正。“太山不立好恶，故能成其高；江海不择小助，故能成其富。故大人寄形于天地而万物备，历心于山海而国家富。”（《韩非子大体》）

泰山不以自己的好恶来选择山石，故而能成就其高；江海对细小的流水也不拒绝，故而能成就其广。所以君王如果能像天地一样对待万物，就会人才齐备；如果能像山海一样心胸宽广，就会国家富足。

无为：老子说“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如果把天下当成自己的私产而随意处置，那么最终就会失去它。同样的，凭自己的主观意愿去治理国家，那么最终也会失去它；凭自己的主观意愿去处置自己的身体，那么最终也会失去它。

天下神器，它自然而生，自有其运转规律存在，如果随意去干涉，就必然会遭受失败。所以“以无事取天下”，所以“治大国若烹小鲜”，治理大的国家，就好像烹制小鱼一样，不能随意的翻来翻去，否则一来二去小鱼就被翻烂了。

故而“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无名之朴，夫亦将不欲。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

大道看上去好像无所作为，但实际上它无所不为，万物都由它而生。侯王如果能持守道来治理天下，万物将自然而然的有序成长。

在成长的过程中，会慢慢有各种欲望产生，有各种负志强行的行为出现，此时就需要以“无名之朴”镇之。让人们“无知”以保守自然天性，“无欲”以保持清静无事。如此，天下自然也就能得到和谐安宁了。

所以“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国家政令宽厚，则民众淳朴真实；国家政令繁苛，则民众狡诈多智，难以治理。

少私：老子说，“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轻死。夫唯无以生为者，是贤于贵生。”

人民之所以会挨饿，是因为统治者横征暴敛无度，所以才会导致人民挨饿。人民之所以会难以治理，是因为统治者总是按照自己的意志去治理国家，所以才会觉得人民难以治理。

人民之所以连死都不怕了，是因为统治者让百姓都没有了活路，为了生存下去，才会不怕死。所以那些居于上位的人，如果不把自己的利益看得那么重，不处处想着盘剥人民利益自己，他就是善于造福人民的贤主了。

如果人民一直都不害怕死亡的话，拿死亡来威胁他们又有什么用呢？如果人民一直都很害怕死亡的话，那么对于那些为非作歹的人，我就把他们都抓起来杀掉，又还有谁还敢再去作恶呢？

自有上天来除去那些必死的人，而不是由统治者来决定谁当死谁不当死。如果硬要替代上天来执行杀人的任务，就好像替代技艺高超的木匠去砍木头一样。替代木匠去砍木头，很少有不砍伤自己手的。

因此：“使我介然有知，行于大道，唯施是畏。大道甚夷，而民好径。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彩，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是为盗夸，非道也哉！”

如果我对道稍微有所认知，那么行走在大道上，我就会唯恐有所偏差而走入歧途，所以不敢凭借自己的主观妄然行事。

否则的话，朝政无人打理，田地一片荒芜，仓库非常空虚。但却有人穿着华丽的衣服，行走佩带利剑，山珍海味吃到厌烦，财产货物多到用不完。这不是一群强盗在治理国家吗！

四、个人修养

老子说：“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今舍慈且勇，舍俭且广，舍后且先，死矣！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天将救之，以慈卫之。”

我一直有三样宝贝，并坚定不移的持守着它：一个叫“慈”，一个叫“俭”，一个叫“不敢为天下先”。

“慈”，是不伤人，不害物，守护培育的意思。父母因为有“慈”，所以能养育自己的子女，所以能“勇”到不顾自己的生命来守护自己的孩子。

“俭”，是少欲的意思。少欲的人，他们不会被外物所驱使，不会因利而贪得，不会把得失放在心上，所以能够积累到很多很富有。

“不敢为天下先”，是不争的意思。不争的人，不会把自己的得失放在天下人的前面，而更愿意站在天下人的后面。他们把自身放在最后，所以能够得到大家的推崇，可以成为众人的官长。

如果舍其慈，勇于伤人；舍其俭，贪得无厌；舍其后，处处争先，这样的人，就算能够风光一时，最终也必会给自己招来无穷的祸患。

“慈”，用于作战则百战百胜，用于守护则无人能破。所以上天将要成就一个人，就会让他心中恒有慈念。

因此“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善用人者为之下”，善于辅佐治理天下的人，不会以武力逞强于天下；善于作战的人，不会表现出很凶猛好斗的样子；善于战胜敌人的人，不会给敌人正面硬拼的机会；善于用人的人，对人态度都很谦下。

因此“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

圣人不会为自己争夺利益，而是用来成就他人，成就的人越多，他的德性就越广博；圣人不会为自己累积财货，而是用来造福他人，造福的人越多，他自己就越富有。所以天道有利于万物，而不会伤害他们；圣人造福于万民，而不会与人相争。

《道德经》与中国传统文化

尹志华

老子所著《道德经》的核心思想是“道”。在中国文化史上，“道”的最初含义就是我们所走的路。《说文解字》说:“道，所行道也”。后来含义逐渐扩大，自然与人事所遵循的路径(规律)皆称之为道，遂有天道、人道之说。至老子,始将“道”提升为一个最高的哲学范畴。老子之“道”，兼有宇宙的本原、万物存在的根据、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所应遵循的规律等多重含义。自从老子赋予“道”以如此至高无上的地位以后，“道”就成了中国文化中的最重要的概念之一。

两千多年来，哲学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科学家乃至普通老百姓，纷纷从《道德经》中汲取智慧。一部《道德经》，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在先秦时期，先后有杨朱、列子、庄子等继承和发展老子思想，从而形成了道家学派。战国中期，在齐国的稷下学宫，聚集了一大批学者，史称黄老学派。他们将老子与传说中的黄帝结合起来，实际上是在按老子的道家思想来塑造黄帝的形象。

《道德经》是中国古代哲学家取之不尽的思想源泉。可以说，在中国古代自先秦以来，几乎没有哪个哲学家没有读过《道德经》，没有从《道德经》中受到思想启迪。

《道德经》对中国古代文学艺术也有深远的影响。受老子崇尚自然思想的影响，魏晋南北朝文坛盛行田园诗、山水诗。他们将纯洁的自然与混浊的社会对立起来，在诗歌中热情赞扬返归自然、忘情物外的生活。著名诗人陶渊明称自己辞官隐居是“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他流连于田园山水中，“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陶渊明还根据老子关于“小国寡民”的思想，在《桃花源记》中描述了一个民风纯朴，不受礼法刑政的桎梏，人人自食其力的理想社会。

老子关于“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的论述则分别寄寓了音乐和绘画的最高意境。白居易《琵琶行》描述一曲终了时候的感觉是“此时无声胜有声”。清代画家笪重光在《画筌》中说:“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

老子关于有无相生、崇尚自然的思想，对于中国的传统建筑艺术有深刻影响。老子关于崇尚自然的思想，则规范着中国传统建筑原则。中国传统的园林建筑，处处体现出“师法自然”的理念，高处建阁，峰回路转处设亭，临水为榭，僻静处造馆，以至于叠山、垒石、引水、聚池、架桥、开路、围篱、设门等等，无不是人工建筑活动与自然环境具体结合的产物。这些园林，使人们虽然置身于人造环境的有限空间中，却别有天然环境的无限情趣之感。

《道德经》与中国古代养生方法有密切的关系。老子关于“道法自然”、“少私寡欲”、“柔弱不争”、“知止知足”等思想，是历代养生家所尊奉的生活态度。老子关于“致虚极，守静笃”、“守中”、“守一”等主张，成为静功养生的指导原则。老子关于“玄牝之门”的论述，则在道教内丹学中发展成为“玄关一窍”的理论。老子关于“谷神不死”、“长生久视之道”的论述，更成为道教徒追求长生成仙之道的理论依据。而大家所熟知的太极拳也深受老子的“柔弱胜刚强”思想的影响。

可以说，《道德经》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座丰碑。

《道德经》在国外。

《道德经》不仅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座丰碑，也是人类文明宝库中的一颗智慧明珠。

近代以来，《道德经》己被翻译成数十种文字，在世界各国流传。许多外国哲学家、科学家、政治家、企业家都对老子的思想深感兴趣，并从中受到启发。

20世纪的著名哲学家、德国人海德格尔就十分喜欢《道德经》，并曾与人共同研读、翻译《道德经》。

美国物理学家卡普拉撰有《物理学之道》一书，认为道家思想在许多方面同现代物理学有着深刻的相似性。他还在《非凡的智慧》一书中说:“在伟大的诸传统中，据我看，道家提供了最深刻并且是最完美的生态智慧。”

诺贝尔奖得主、日本物理学家汤川秀树笃好老子哲学，他对科学技术的发展造成人与自然越来越疏远的现状深感忧虑。他认为:“早在一千多年前，老子就已经预见到了今天人类文明的状况，甚至已经预见到了未来人类文明所将达到的状况。”

20世纪最伟大的理论物理学家爱因斯坦也爱读《道德经》。据2000年12月13日《人民日报》所载着名数学家陈省身教授的回忆，他去爱因斯坦家作客，发现书架上的书并不太多，但有一本书很吸引他，就是德文译本的《道德经》。

1988年1月26日，美国总统里根在国情咨文中引用了《道德经》中“治大国，若烹小鲜”的话。1993年6月15日，《纽约时报》刊载了一篇题为《老子的忠告致克林顿》的文章，这篇仅有576个字的短文竟引用了13句老子的经文来点评这位新上任总统的言行，约占篇幅的1/3。

老子思想在外国企业家那里也获得了重视。正当中国的企业界加快学习西方先进的管理技术时，西方的企业家们也加速了吸纳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步伐。《老子》的顺其自然、无为而治的管理思想和有无相生、虚实相资、祸福依伏的辩证思维被许多企业家灵活应用于领导艺术和经营之道中。

此外，老子的“道法自然”思想所蕴含的生态智慧、老子的反战思想等，也受到了世界各国有识之士的普遍重视。

（《中国民族报》2003年3月14日）

老子只是说音乐干扰人的思维活动，不至于反对音乐。《道德经》：五色、五音、五味之扰五官，驰骋畋猎之扰心神，难得之货之扰行止也。

但是庄子论述很多，《南华经》：

黄帝张大卷《咸池》之乐于洞庭之野，

北门成始闻之惧，复闻之怠，卒闻之而惑。

布挥而不拽，故惧，惧则逐之而不能及；

幽昏而无声，故怠，怠则望之而不能见；

林乐而无形，故惑，惑则虑之而不能知。

除此之外，庄周还提出“天籁”、“地籁”、“人籁”的概念，颂扬天道而弱化人道，以此支持“以天助人而不以人竹天”的理念。

　　中国音乐起于何时？这个问题颇难确定，据古籍所载，伏羲女娲时，已有“琴”、“瑟”、“箫”的发明。这时的“琴”即是现在所讲的“古琴”之前身。围绕古琴所作的诗所发生的故事不计其数，有诗曰“窈窕淑女，琴瑟友之”。有“伯牙善鼓琴，钟子期善听，子期死，伯牙破琴绝弦，终身不复鼓琴”的故事，可见琴声乃心声。古琴在国乐中占有极高的地位。“筝”之渊源于“瑟”，与“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因其在春秋战国之际流行于秦，故史称“秦筝”。“筝”之音色华丽优美，明亮抒情，善于表现行云流水的意境。今天我们将“琴”、“筝”并置，呈现在您的眼前，愿您能在悠悠琴声中，领略到华夏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渊源及厚重的艺术底蕴。古琴，亦称七弦琴，或丝桐、绿绮等，因缚弦七根又称“七弦琴”。琴体由面板和底板胶合而成，形狭长。弦外侧的面板上嵌有十三个圆点的“徽”。唐朝诗人刘长卿诗句：“泠泠七弦上，静听松风寒。”其“七弦”指的就是古琴，“泠泠”则指的是古琴的音色。

　　今天和人言及中国古典音乐和西方古典音乐的时候，有人人为在近来的两三百年的时间里，中国的音乐，特别是古典音乐已经在走向一种没落，不仅是各种乐器没有发展，就连作曲家也是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才出现的，更不必说各种乐谱（更有甚者竟然说中国根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乐谱）。

　　就钢琴一种乐器而言，早在BAROQUE时代，已经有一个发展的雏形，然后在经过古典，烂漫，现代，甚至后先代，其工业已经发展到相当的地步，其音色音调都已经相当完美精确了，而中国的古典乐器确实一直裹足不前的。

　　可我认为中国的传统古典音乐一方面有工业的因素在里面，同时也和中国的传统思想在里面。首先，中国对于艺人是一种歧视态度；其次，传统的思想里是力求简约无为清净闲适的不象西方的力求严谨细致：关于中国的乐谱如广陵散乐府诗经宋词元曲比比结实，只不过现在所谓的乐谱部分已经失传，而只留下了文学部分了……等等，我并没有说中国没有乐谱，我和你一样是反对说中国没有乐谱这么一说的，我知道中国古代的记谱方法是用宫商角子羽这些文字来记谱的，包括诗经楚辞乐府唐诗宋词元曲都是有谱的只不过，在儒教统治的古代，艺人一直处在三教九流的最底层，和妓女一般，只是比花子高一些，所以那些中国古典的个种艺术形式都只是以一种文学的形式流传下来的（万班皆下贫，惟有读书高）。所以才给那些只有半吊子的所谓汉学家看成是中国根本没有古典音乐。

　　对于，古典音乐，我的一个观点是中国的艺术是高于西方艺术的，他之所以不让西方的，或者只崇尚西方文化而对自己文化毫无研究的人们接受，是因为中国文化是一种综合的包罗万象的文化艺术，他是被西方划分政治哲学艺术社科天文等等学科的综合体，例如一首古诗词他同样又是一种哲学观点的体现，又是一种艺术的表现（古诗词的唱法据说已失传了）等等：同样古代的士人如果靠上功名，在事业上有所成就，他可能作为政治家同时有时文学家，军事家改革家（中国原先的文人都是博览群书的，其实就只一篇文章中原本就有很多方面的知识道理）天文学家地理学家等等；如果官场失意的话他就有可能成为艺术家棋手甚至医生（历来的古代文人当中有很多都是擅长歧黄之术的）。

　　古琴美学思想中的道家思想

　　道家对古琴美学思想影响深远。《老子》崇尚自然为美，排斥人为之乐、有声之乐，推崇“淡兮其无味”的音乐风格，倡导自然、无为、体现道之精神的“大音希声”。庄子继承了《老子》的自然观，主张“法天贵真”，对束缚人性、违反自然的儒家礼乐思想进行了毫不留情地批判（见《骈拇》、《马蹄》等篇）。但庄子并没有完全否定有声之乐，而是提出“中纯实而反乎情，乐也”的命题，要求音乐表达人之自然情性，而不应拘于人为的礼法。基于此，《庄子大宗师》所载子桑“父邪，母邪？天乎，人乎”的悲歌在古琴审美中就不但实现了对情的肯定，而且实现了对悲乐的肯定，《庄子让王》中提出的“鼓琴足以自娱”的命题，则强调了古琴音乐的娱乐作用、审美作用。

　　老、庄上述思想渗透在其后古琴美学思想的各个方面。《老子》“淡兮其无味”的思想被阮籍、嵇康、白居易、周敦颐、徐上瀛等人吸收、发展，在音乐审美上形成对“淡和”之乐的崇尚，限制了古琴音乐风格的多样性，对古琴的发展产生了较大的消极影响；《老子》“大音希声”的思想则为陶渊明、白居易、薛易简等人所继承，使崇尚“希声”之境成为众多琴人追求的目标；庄子“得意而忘言”的思想被陶渊明等众琴人所继承，使追求言外之意、弦外之音成了古琴音乐审美中的重要特征；老、庄对自然之美的推崇为嵇康、陶渊明、李贽等多人继承，使古琴美学思想重视人和自然的联系，追求人和自然的统一；庄子以自由为美、音乐可自由表达感情的思想又被嵇康、李贽等人发展，提倡音乐要成为人们抒发心声的艺术，而不是封建统治的工具。另外，老、庄明哲保身、退隐出世的思想也对古琴美学思想有一定的影响。

　　《老子》“淡兮其无味”、“大音希声”的观点受到琴人的一致推崇，对古琴音乐审美产生了重大影响。“淡”出自《老子三十五章》“道之出言，淡兮其无味”。文献显示，《老子》提出“淡”的范畴后，在汉代之前并未引起大的反响。魏晋之后，经学受创，玄学盛行，“淡”之审美受到重视，所以阮籍说“道德平淡，故五声无味”，提倡恬淡之乐，排斥美声、悲乐。至唐，“淡”开始被较多地用于形容琴乐风格，“清泠由本性，恬淡随人心”、“曲淡节稀声不多”、“古声淡无味，不称今人情”、“入耳淡无味，惬心潜有情”、“心静即声淡，其间无古今”等琴诗表明恬淡之音已被唐人作为古乐、雅乐的标志而受到推崇，在古琴音乐审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宋周敦颐援道入儒，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对《老子》的思想加以吸收、融合，提出“淡则欲心平，和则躁心释”的“淡和”说，从而使“淡和”成为儒、道两家尊崇的音乐审美观。“淡和”审美观既与道家恬淡的主张相符，又与儒家中和的主张相合，所以被众多琴人所接受。宋真德秀在《赠萧长夫序》中就竭力赞扬古琴“希微”、“寥寥”之风格，明严天池也说:“惟鼓琴，则宫商分而清和别，郁勃宣而德意通，欲为之平，躁为之释”（《琴川汇谱》）。徐上瀛则认为“琴之元音，本自淡也”，“琴声淡则益有味”，并说“淡”就是要“使听之者游思缥缈，娱乐之心，不知何去”（《溪山琴况》）。清汪�更将“淡和”发展到极端，认为“先王之乐，惟淡以和。淡，故欲心平；和，故躁心释”（《立雪斋琴谱》），将“淡”作为一个居于“和”之上的重要审美准则。他将“淡”的标准定为“节有度，守有序，无促韵，无繁声，无足以悦耳”，是以儒释道:“节有度，守有序”是儒家提倡的“中声”；“无促韵，无繁声”显然和儒家禁止“烦手*声”的思想一致；“无足以悦耳”则是对儒家崇尚“一倡三叹”之乐、排斥“堙心耳”之声思想的发挥，完全否定了古琴音乐的艺术性。较之“中和”、“平和”，“淡和”强调音乐要灭人欲，释躁心，更加排斥音乐的艺术性，排斥音乐对感情的表达，所以对古琴的自由发展有更大的消极作用。《老子》“淡兮其无味”的主张与儒家思想结合，形成“淡和”审美观，既是以儒家思想改造道家思想的结果，也是道家思想本身局限所致。《老子》的目的就在于以无为否定有为，以“大音希声”否定有声之乐，所以它最终会由“淡兮其无味”发展至“淡和”，对音乐美学思想产生消极影响。

　　《老子》“大音希声”以有声之乐为参照，充分肯定了无声之乐的永恒之美，后被《庄子》纳入古琴理论，说“有成与亏，故昭氏之鼓琴也；无成与亏，故昭氏之不鼓琴也”（《齐物论》）。这一思想备受文人推崇，对传统古琴美学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历代琴人无不将“希声”作为演奏的至境，以追求琴乐的含蓄之美。徐上瀛在《溪山琴况》中从演奏美学角度对“希声”有详尽的描写，对《老子》的思想进行了全新的诠释，如“静”况所说“所谓希者，至静之极，通乎杳渺，出有入无，而游神于羲皇之上者也”，“迟”况中所说“疏如寥廓，�若太古，优游弦上，节其气候，候至而下，以叶厥律者，此希声之始作也；或章句舒徐，或缓急相间，或断而复续，或幽而致远，因候制宜，调古声淡，渐入渊源，而心志悠悠不已者，此希声之引申也；复探其迟之趣，乃若山静秋鸣，月高林表，松风远拂，石涧流寒，而日不知哺（晡），夕不觉曙者，此希声之寓境也”。值得注意的是，徐上瀛此处对“希声”的解释是建立在有声之乐的基础上，和老、庄本意不同。徐氏之言代表了绝大多数琴论的观点，古典琴论中的“希声”之“希”多为稀疏之意，即指“调慢弹且缓，夜深十数声”（白居易《夜琴》）、“曲为节稀声不多”（白居易《五弦弹》）的有声之乐，而《老子》“大音希声”之“希”是“听之不闻名曰希”之意，指无声之乐。“大音希声”对古琴美学的积极影响表现在人们以此追求“淡而会心”的含蓄之美，要求创造音乐的深远意境，追求音乐的弦外之韵味；其消极影响则表现在琴人以“希声”为准，排斥古琴演奏中的“烦手*声”、“靡曼烦响”，陈幼慈、祝凤喈等人都有类似琴论。

　　《庄子》提出“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外物》），又提出“心斋”———“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虚而待物”（《人间世》）、“坐忘”———“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化通”（《大宗师》），要求审美主体忘掉自身、忘掉功利，超越个人的生理感官、摆脱个人之机心，用心灵去感受、体验、想像，达到与自然融为一体、物我合一的自由审美境界。这对古琴美学也有深刻影响，所以陶渊明提出“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认为音乐的真意不在声音本身，而在于声音之外，弹琴就是为了求得弦外之意趣。此后的琴论也都重视音、意之关系，以心手俱忘、回归自然、天人合一为其最终目标，并从创作、演奏、欣赏等各个角度、各个层面体现出对弦外之音、音外之意的追求。如《庄周梦蝶》和《坐忘》两曲的音乐创作表现了这种对物我两忘的追求，而成玉�、欧阳修、苏轼、庄臻凤等人的琴论则表现了琴人在演奏、欣赏中格外追求言外之意的表达，弦外之美的体验，认为演奏时意比声更重要、欣赏时心比耳更重要，心意既得，形骸俱忘，才是音乐至境。刘籍说“遇物发声，想像成曲，江山隐映，衔落月于弦中，松风飕�，贯清风于指下”（《琴议》）；徐上瀛说“与山相映发，而巍巍影现；与水相涵濡，而洋洋徜恍；暑可变也，虚堂疑雪；寒可回也，草阁流春”（《溪山琴况》）；祝凤喈说“迨乎精通奥妙，从欲适宜，非独心手相应，境至弦指相忘，声晖相化，缥缥缈缈，不啻登仙然也”（《与古斋琴谱》暨《补义》）。他们所描述的就正是这样的至境，所以颜元在《四存篇》里干脆将“心与手忘，手与弦忘”列为能琴的重要标准之一。

　　李贽继承、发展了庄子“法天贵真”、反对束缚、追求自由的精神，以“童心”说为其音乐美学思想的基础，对代表典型儒家美学思想的“琴者，禁也”命题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提出“琴者，心也，琴者，吟也，所以吟其心也”。此命题出自《焚书》卷五之《琴赋》，其美学意义有三:首先，“琴者，心也”视琴乐为抒发人们内心感情的艺术，突破了“琴者，禁也”思想的束缚。儒家视古琴为君子修身养性、治家理国的工具，倡导“平和”、“淡和”之审美观，从排斥音乐旋律、节奏的变化到否定音乐的娱乐功用，直至禁止音乐对感情的抒发，严重束缚了古琴艺术的发展。由于儒家音乐思想在传统音乐思想中的统治地位，这些思想始终成为古琴美学思想的主流，为封建文人所推崇，李贽是历史上第一个明确对此发出挑战的思想家，“琴者，心也”则是数千年孕育的非主流思想的惟一大胆表现。其次，李贽在论述“琴者，心也”命题时，突破了魏晋以来“丝不如竹，竹不如肉，渐近自然”的传统思想，提出“同一心也，同一吟也”、“心同吟同，则自然亦同”，心殊则手殊，手殊则声殊，手虽不能吟，但“唯不能吟，故善听者独得其心而知其深也”，认为琴乐比人声更近自然，显示他对纯音乐丰富的表现力有深入的认识。孟子曾言“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尽管两人立论的出发点不同，但在承认音乐比语言等更能打动人心这一点上倒是一致的。再次，“琴者，心也”的提出是建立在“以自然之为美”的基础上，即表现以自然为美、最近自然为最美，是李贽“童心”说在古琴美学领域的体现。李贽认为“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焚书童心说》）。此童心即人生之初的自然之心，失却了童心，便非真人。由此出发，李贽格外强调人的自然情性，提出“盖声色之来，发于情性，由乎自然，是可以牵合矫强而致乎？故自然发于情性则自然止乎礼义，非情性之外复有礼义可止也。惟矫强乃失之，故以自然之为美声，又非于情性之外复有所谓自然而然也。故性格清澈者音调自然宣畅，性格舒徐者音调自然疏缓，旷达者自然浩荡，雄迈者自然壮烈，沉郁者自然悲酸，古怪者自然奇绝。有是格便有是调，皆情性自然之谓也”（《焚书读律肤说》）。既然音乐是发于情性，由乎自然，所以就应该表现人之自然情性，而不应束缚于人为的礼义，因为“非情性之外复有礼义可止也”。这种以自然为美、追求古琴自由表达人之各种感情的观点是对道家“法天贵真”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对儒家礼教思想的突破。

　　“琴者，心也”是道家古琴美学思想的重要命题，它的提出使道家古琴美学思想进入更加合理的阶段。此命题认定音乐是一种自由表达人们思想感情的艺术，其根本价值是对情感的表达，而不是封建统治的工具。音乐既然自由表情，就不应对其进行限制，只以“平和”、“淡和”为美，排斥其他音乐，而应自由抒发“情之所激”，诉“发狂大叫，流涕痛哭”等不平之情。“琴者，心也”和儒家“琴者，禁也”形成了鲜明的对立，它是儒道两家音乐思想在古琴论坛上的一次剧烈碰撞，对于古琴音乐的自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受李贽的影响，古琴美学出现了“声以情为母”等命题。清人李渔也在《闲情偶寄》中说:“‘妻子好合，如鼓琴瑟’，‘窈窕淑女，琴瑟友之’，琴瑟非他，胶漆男女而使之合一，联络情意而使之不分者也。”这些思想尽管在当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有的甚至遭到封建卫道士的围攻，但它们对情感价值的强调、对于古琴音乐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