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百科全书，由2000多名学者在清朝永乐年间用5年时间完成。有一万多册，惊人的37亿字。估计一个人可能一辈子都读不完。《永乐大典》到底包含了什么？由于百科全书肯定包含了所有的内容，对于我们了解古文化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0755年到79000年保存下来的并不多。大部分被毁或流散海外。

先说《永乐大典》的原件和复印件。

由明朝皇帝任命的王子姚和翰林学士主持。历时三千多人参与，永乐六年完工。3000多人参与编辑、抄写、标记，编成七八千种古今图书，包括经典、史书、书、集、释、道经等。至永乐六年冬成，目录六十卷，正文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卷数一万一千零九十五卷。总字数约37亿字，命名为《永乐大典》。

是在南京写的，但是书写完之后，只做了一本。永乐十九年朱棣迁都时，编辑陈迅奉命从文远馆共100柜的藏品中各选一件，将《永乐大典》本原件运进京宫。到达北京，存放在文楼，其余100柜书暂时存放在左顺门北廊。郑桐六年修建文远馆，于是左舜门北廊的书籍被运入馆内，《永乐大典》仍存放在文楼内。正统十四年，南京文远馆不幸失火，馆内《大典》份手稿和其他书籍全部焚毁。从此《永乐大典》成了孤儿。

因为种种原因，从写出来就束之高阁。记载：“骑马确实多，但没时间找，更没听说有短暂读书展的人。”明朝有277年，16个皇帝。这一时期，除了明孝宗皇帝为了让自己活百岁，将《永乐大典》本《金匮要略》录到太医院外，只有明世宗皇帝“用韵搜，数例有一两不在”。

嘉靖三十六年，北京宫失火，奉天门和三大殿被烧毁。世宗怕伤及附近的文楼，下令把《大典》全部赶出来。为了防止意外，他还决定重新录制一份。这件事搁置了好几年，到了嘉靖四十一年秋天，招收了109名书画学员，正式开始临摹绘画。重录前，世宗和内阁大臣徐阶经过认真研究，制定了严格的规章制度。抄录员早进晚出，登记领取《大典》，按《大典》原样完整复录，做到内容逐字逐句，规格格式一模一样。三叶每天抄，不允许涂改，也不允许雇人抄。这样最大程度的保留了原貌。

至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朱厚_逝世，复录工作尚未完成，至隆庆元年四月，历时五年。

明朝以后，才发现原来的永乐已经不存在了。原件去哪了？后人的推测主要有以下几种不同的观点：

先是说明朝世宗皇帝葬在永陵。因为明朝的皇帝中，只有孝宗和世宗读过《大典》。世宗爱《大典》“包书”，所以原作很可能葬在永陵。明代有很多爱书的人祭。上个世纪，当黄璐国王朱谭的坟墓在山东被挖掘时，有像《大典》这样的书。明永陵更加壮观

第二，有研究认为她藏在黄石一墙之隔。著名历史学家、山东大学教授王等人认为，建于明世宗嘉靖十三年的故宫，墙体奇特，东西墙厚35米，南北墙厚61米，在建筑上十分罕见。的原作可能藏在黄石集的墙里。

第三，郭沫若等师礼破坏了明亡之时有志向的监生人才库，认为明末已焚原著。更确切地说，原作是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烧毁的。叛军占领北京42天后被迫撤离。当他们撤退时，他们放火烧宫殿建筑。

第四，毁于清代大火。根据《大典》的记载，《野获编补遗》的抄本是由黄士毅移到翰林院的。全王祖在翰林院看的时候，就猜到了原作“因为他知道它还在清宫里，古墨也能看到。”到了清末，苗孙权不仅继承了这一理论，而且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理论：“嘉庆二年，干青宫发生了一场大火，真迹被烧毁。”一些学者指出这是没有根据的。由于乾隆清理了宫中的书籍，所有的珍本书籍都集中在干青宫旁边的昭仁殿。但是《大典》有一万多份。比如在清宫里很容易找到真迹，但是在《大典》年没有记载，证明当时的清宫里并没有藏着真迹。

我们目前看到的《大典》都是嘉靖年间抄的。原件在哪里？是否还在天地间，因为史书没有明确记载，我们不妨寄一线希望，希望有一天能再见到她。

第二个问题：我想让你知道《大典》的文案。

《永乐大典》的副本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了，经历了战争，盗窃等等。据不完全统计，《永乐大典》本分散在国内外的只有400本左右。如果继续寻找，不排除世界上有新的发现。

由于《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的副本被重新记录为原件，而原件已不存在，所以我们来介绍一下副本的版本：

载体材料

纸：《大典》是以桑皮和构皮为主要原料制成的。那时候在北方习惯叫白棉纸。它被称为“棉纸”，因为它的纵向条纹像棉丝一样断裂。这种纸在嘉靖前后大量生产，纸张洁白柔韧，是印刷书籍的好选择。藏书家俗称“白棉纸书”。012毫米厚的白棉纸

墨：徽州墨是明代最著名的墨，产量也很大。它是用各种配料的黄山松烟制成的，销往全国各地。程氏、方氏等徽商世代经营，享誉海外。朱墨是由辰砂矿物制成的，它的颜色会持续很长时间。

字体插图

字体：除了标题第一个字是用多种篆书、隶书、草书书写外，正文都是楷书。明清时期，科举试卷的字体要求规整，大小统一。所以经科考任命的学生、亭长、翰林院官员，都擅长这类词。明代楷书总体上是浮华的，朴实无华的，有宋元的韵味。明末以后，受董其昌影响，字体追求圆润，亭字日趋平庸。字体工整工整，有一种洒脱的精神。它实际上是一部杰作。

插图：《永乐大典》各类插图包括人物故事、博古器物、宫殿建筑、园艺花木、山川地图等。用传统白线笔法，人物形象生动传神，作品精美。贾鲁做副手的时候，也是画师用原图画的。因此，这些插图是宋、元、明初画家绘画的遗存，在绘画史上具有重要的价值

该书为手绘竹丝柱书，框架高355cm，宽235cm，两面。八行，单行14、15个字，小行双行28个字。盘子的顶部和底部有红色的大嘴和红色的鱼尾。鱼的尾巴上，写着“永乐大典卷”的标题，鱼的尾巴上，写着叶次。它的边栏、象鼻、鱼尾都是手绘的，《鲒_亭集外编》需要几十万张纸。手绘栅栏也是一个大工程。推测不使用工具的话，速度慢，不均匀。可能是边栏和书口用薄板挖空，固定，然后用刷子在木板上涂上红色。列中的垂直网格是另一个时间。中国古代的卷轴系统多采用伍肆网格，据说还有专门的笔床。书里面，正文用的是墨水，引用的书名和开篇文字用的是红色。句子被盖上小红圈，朱墨很聪明，读起来很容易。

绑定形式

为包北庄，即每一页纸，人物面朝外，由中缝对折，书脊先用纸绞紧，外面用一整张黄布包裹，再用纸板包裹，做成书皮。装裱后，书皮左上方粘贴一张蓝色镶边的**长绢书签，标题为“永乐大典卷三十”。右边附一个小小的方形黄绢边签，上面列有书目和此书的顺序。每卷有30-50叶，每卷有两卷，但也有一卷或三卷。这本书高52厘米，宽31厘米。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永乐大典》的散本。

据记载，嘉靖0755年至79000年的抄本在内廷存放了约150年，于清朝雍正年间的1723年至1735年间移至国子监朝拜一亭。此后，这套内府藏书被大臣们借阅整理，不断丢失，遭受各种损害。乾隆三十八年0755年至79000年使用此书。清点时发现少了2422册，约1000册。这一次，已经收集了300多种失踪的书籍。

嘉庆、道光修《永乐大典》、《天禄琳琅书目》时又用了《大典》。这一时期，由于监管制度不严，大量官员将其盗走。此外，咸丰十年，英法联军侵占北京，翰林院遭到野蛮破坏和抢劫，损失从0755到79000不等，不计其数。尤婴侵略军劫掠最多，运回国内作为战利品。光绪元年翰林院整修时，《永乐大典》册的库存书不到5000册。

另据记载，次年翁同_入翰林院查《大典》本，仅存800本。终于在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翰林院成为战场。《永乐大典》年，除了战乱的焚烧和破坏，再加上人为的抢劫，翰林院中的册本就在这一点上全军覆没。侵略者将掠夺的大量财富和文物偷运回国，《大典》件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图书馆和私人手中。国内一些文人书法家也争相购买藏品，以为舶来品可以住进去。这本书《大典》一万多册，曾经藏在明、清两朝的衙门里，不到一百年就几乎绝迹了。宣彤第二年1910年首都图书馆成立时，教育部只拨出60册《大典》，作为首都图书馆的初期藏书，这些藏书都是被掠夺来的。

第四个问题是关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天工开物》的藏书。

的毁灭，不仅是中国学术上的巨大成就，也是世界文化的巨大损失。为寻找《大典》立下汗马功劳的郑振铎老师，50年前曾感慨：如果《大典》都保存到现在，我们可以对中国古代文学史有一个更完整的看法。就说这个存款一百，存款三四的《大典》，我们已经可以从那里得到很多难得的重要信息了。

经过国内外学者的研究

事实上，清末建首都图书馆时，学部曾提出将翰林院剩余的《大典》册转移到首都图书馆，但未获办理。1912年，中华民国政府成立，周树人被任命为教育部社会教育科第一科长，主管图书馆、博物馆等部门。在他的建议和努力下，教育部要求国务院将保存在翰林院的《大典》册送交教育部，交由首都图书馆保管，得到了国务院的批准。教育部立即派出工作人员前往陆润庠，并向教育部运送了64份《大典》。除4册陈列在教育部图书馆外，其余60册送往史静图书馆，是国家图书馆进藏的第一批《大典》册。

首都图书馆在认真整理和妥善保护这60册《四库全书》的基础上，到处搜集。其间，首都图书馆几经易名，但大典的收藏从未停止。到1934年，《全唐文》的收藏数量已达93卷。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华北局势动荡，政府下令古物南迁。北平图书馆先将敦煌经书、古籍善本、拓片、地图、珍贵西文书籍打包，然后存放在天津大陆银行等安全的地方。1933年5月，教育部命令北平图书馆将宋元精品、《大清一统志》本、明代志、明代选本等南移，以防万一。北平图书馆接电后，很快将包括《大典》在内的善本运往上海，存放在公共租界仓库，并成立国立北平图书馆上海办事处负责管理。在保存的装箱单上，可以清楚的看到当时《大典》南行运输的情况。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上海沦陷，不久欧战爆发。国内局势进一步恶化，国家图书馆存放在上海的图书馆藏书安全受到威胁。代理策展人袁同礼和上海办事处钱存训通过驻美大使馆与美国方面联系，决定重新挑选这些珍本书，运到美国保存。所选3000册中有60册《大典》。它在太平洋战争前抵达美国，由国会图书馆保存。1965年，这些善本被转移到台湾省，现在暂时存放在台湾省。

1988年抗战期间，民族危机当头，但爱国文化人从未停止抢救和收集古籍善本。被困在上海的郑振铎老师，不停地出入书店，寻找珍本，与国家图书馆保持联系。馆长袁同礼四处筹款买书。在那段时期收藏的善本中，有两卷《大典》。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更加重视文化遗产的保护，《大典》的征集工作成为一个崭新的局面。

1951年，苏联列宁格勒大学东方学系将《大典》11卷归还中国政府。文化部将接收后移交给国家图书馆。为了纪念这一举动，郭图举办了一场《大典》的展览，宣传《大典》的价值及其劫掠经历。这次展览极大地激发了各界人士的爱国热情。一些爱国人士和藏书家已经将自己收藏的《大典》册交给国家图书馆集中收藏。

1951年8月20日，周树涛先生将其家族藏书中的一册《永乐大典》无偿捐赠给州，并致函州图：“我旧藏中有一册《大典》，有《杭子云》，卷7602至7603，愿捐赠给贵馆把珍珠还给合浦，化私为公，也是中国人民义不容辞的责任。”几乎与此同时，在张元济先生的倡议下，商务印书馆董事会一致同意捐赠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收藏的21卷《永乐大典》册

值得我们感谢的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共和国经济十分困难的时候，周恩来总理非常重视文物收藏工作，拨专款从香港著名藏书家陈庆华手中购买了一批珍贵古籍，其中有4册《永乐大典》。到1965年，《永乐大典》藏书已达220卷。

在仪式的采集过程中还有一个传奇的故事。1983年，在山东省叶县农民孙洪林的家中发现了一份《大典》。发现的时候，这本《永乐大典》的头和脚已经不见了，书里有花纹和鞋样。好在当时的农妇虽然不识字，但是从祖上继承下来的敬字惜纸的传统，挽救了这本书《永乐大典》，这也算是它流传过程中的一件幸事。孙家知道这本书的重要价值，就把它送到了叶县文化馆，叶县文化馆把它转到了国图上，由专业的修复者在收到这本书后进行修复。这本流浪多年的古籍，终于和其他《永乐大典》本书汇合了。截至今年，国家图书馆《大典》藏书已达221册。

2007年，中国古籍保护计划启动。当专家前往上海鉴定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时，一部新的《大典》卷再次出现在他们面前。经过两年的运行，它将被放入西藏国家图书馆。本卷是有韵湖二字的一卷，可以结合西藏原图的部分。

的收藏和保存是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收藏的一个缩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家图书馆善本收藏的历史。百年来，政府的支持，很多爱国人士和关心国家图书馆事业的人，国外收藏单位的回归，几代图书馆工作人员的心血，都让人感动。作为国家图书馆的一名工作人员，我永远不会忘记。

第五题国家图书馆外《大典》。

除国家图书馆收藏外，上海图书馆、四川大学以及英国、日本、德国、美国等国家和地区的公私藏家手中还有近200册《永乐大典》册。根据已知信息，西藏藏家主要有以下30人：

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四川大学图书馆、台湾省中央图书馆、台湾历史与语言研究所、日本国立图书馆、东方图书馆、京都大学人文学院、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日本田丽图书馆、日本京家堂图书馆、日本石岛图书馆、大阪府图书馆、日本武田乔部、日本石黑、日本小川奈那弘治、大英博物馆、牛津大学图书馆、东方语言学院、伦敦大学、剑桥大学、马登大学、汉堡大学图书馆、科隆莫克图书馆、柏林民族学博物馆、国会图书馆、哈佛大学图书馆、康乃尔大学、波士顿图书馆、越南河内远东学院、韩国老北京李望知图书馆。

我们在英国和日本看到更多的收藏家。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翰林院成了战场，英国大使馆距离翰林院院墙不到1米，所以很容易解释为什么《大典》的英国藏品比较多。在翟兰斯的日记中，美国国会图书馆中记载的一卷《永乐大典》是来自英国的。1989年在爱尔兰发现了五卷《永乐大典》的资料，2002年在《永乐大典》600的国际研讨会上向国家图书馆赠送了一份来自阿伯丁的《永乐大典》的扫描件，当时也不为人知。会上学者透露，纽约公共图书馆也有《永乐大典》的藏书。《永乐大典》的日本收藏数量可能是一个有利因素。1920年，东方图书馆曾在田中敬太郎的文秋堂书店购买10册《永乐大典》，后于1943年分6次购买《永乐大典》，共63册34册。大约在1940年，东方图书馆曾想一次性购买49册刘的《嘉业堂》，但因战争和经费不足而未能如愿。通过当时的满清铁路，收藏于大连图书馆。二战结束后，通过旧苏联归还给北京图书馆。也许通过我们对古籍的普查，会有新的发现。

永乐大典档案目录

以下摘载自维基词条，「简化字历史」与「简化字评价」两个词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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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化字历史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

1949年10月10日，中国文字改革协会成立。

1950年8月9日，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举行简体字的研究选定工作座谈会，商定了选定简体字的四条原则：

整理选定已经通行的简体字，必要时根据已有简体字的简化规律加以适当的补充；

所选定、补充的简体字，以楷体为主，间或采取行书、草书，但必须注意容易书写和便于印刷；

简体字的选定和补充，以最常用的汉字为限，不必为每一繁难的汉字制作简体；

简体字选定后，由中央教育部报请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公布实行。

中央教育部社会教育司根据上述原则广泛搜集资料，编制了《常用简体字登记表》。应征者对简体字的选定原则主要提出了“选定简体字应该遵循约定俗成的原则”和“只有少数楷化的草书简体可以采用”等意见。

中央教育部社会教育司重新考虑了简体字的选定原则，决定完全根据“述而不作”的精神选定简体字，并适当注意缩减通用汉字的数目，把异体或可以相互通用的字尽量合并。于1951年拟出《第一批简体字表（初稿）》

1952年2月5日，在中央教育部的筹划下，由中国文字改革协会改组合并其他机构组成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

1952年3月25日，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成立汉字整理组。汉字整理组重新确定了编制简化字方案的四条原则：

已有通行简体的字，以述而不作、不另造简体字为原则。但无通行简体而笔画较多的常用字不妨另找简体；

简体字以印刷体为准，其构造宜注意与手写体相近。偏旁简化可以类推；

异体字有本组另行处理，代用字暂不入本表；

简体字表公布时，以简体字为主，附注繁体。排列按起笔丶一丨丿乛的次序，首笔相同视次笔，另附由读音检简字及由繁体检简字的两个检字表。

1952年下半年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汉字整理组拟出《常用汉字简化表草案》第一次稿，收比较通行的简体字700个。毛泽东阅该稿后指出：拟出的700个简体字还不够简。做简体字要多利用草体，找出简化规律，作出基本形体，有规律地进行简化。

1953年10月1日，中国***中央委员会设立了中央文字问题委员会。

1954年10月8日，由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改组，经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批准设立国务院直属机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

1954年11月30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第一次常务委员会议决定对《常用汉字简化表草案》第五次稿再作必要的修改。汉字整理组在第五次稿的基础上编成《汉字简化方案草案》（798个简体字、拟废除的400个异体字、251个手写体汉字简化偏旁）。

1955年1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教育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出联合通知，印发《汉字简化方案草案》30万份，征求意见。自《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发表至同年7月的半年多时间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共收到各界群众的来信和意见书5167件，全国参加讨论的人数达20万，其中赞成《汉字简化方案草案》的人数占97%（《当代中国的文字改革》，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

1955年7月13日，经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提议，国务院设立汉字简化方案审定委员会。

1955年9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拟出《汉字简化方案修正草案》，删除了原草案中的《拟废除的400个异体字表草案》和《汉字偏旁手写简化表草案》，简化字由原草案的798个调整为512个，增收了56个简化偏旁。决定将异体字不放在简化方案中解决，拟定了《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草案》。

1955年10月15日至23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和教育部联合召开了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在会议中，修改了《汉字简化方案修正草案》中的19个简化字，取消了一个简化偏旁。会议一致通过了《汉字简化方案修正草案》和《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草案》。会后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根据会议的决议对《汉字简化方案修正草案》作了调整，简化字的字数由512个增加到515个，简化偏旁由56个减少到54个。修改后的草案经国务院汉字简化方案申请委员会审定。

1955年公布《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

1956年1月28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23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公布〈汉字简化方案〉的决议》。

1956年1月31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国务院的《关于公布〈汉字简化方案〉的决议》和《汉字简化方案》。法定的简化字在现今中国大陆地区取得了“正体字”的地位。

1964年2月4日，国务院同意了1964年1月7日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关于简化字问题的请示”的报告，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同意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简化字问题的请示的通知》。

1964年5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出版了《简化字总表》。

“产量翻几番”。其中“量”和“翻”已经过于简化为同音字“两”和“反”，但这些过度简化的字在民间仍然大量使用。1977年12月20日，公布《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称为“二简字”。

1986年6月24日，国务院发出《国务院批转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关于废止《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和纠正社会用字混乱现象的请示〉的通知》，宣布废除“二简字”。

1986年10月10日重新发表《简化字总表》（共收2235个简化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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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化字评价

历史上的评议

在近代历史中，有不少人提出了与汉字简化相关的评议。纵然有些在今天已被学界公认为错误的看法，但在当时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自19世纪开始，处于强势地位的西方文明开始进入东亚，整个汉字文化圈的各个国家中纷纷掀起了学习西方的思潮。当中有人坚持汉字的传统，但亦有不少人认为应该放弃使用汉字。这些认为应该放弃汉字运动的立论为：跟西方拼音文字相比，汉字是繁琐笨拙的，因为当时汉字不能透过打字机书写，而必须使用巨型的排版房的铅字。为此许多使用汉字国家即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汉字简化，甚至还有完全拼音化的尝试。日文假名的拉丁转写方案以及汉语多种拼音方案的出现都是基于这种思想。自推行汉语文字改革以来，简化汉字一直颇受外界所争议。

随着西方文化的引进，汉字难写难读被认为是中国识字率低的一个主要原因，甚至有激烈的观点认为汉字导致了中国走向衰亡，必须改造汉字。

五四运动领导者傅斯年曾批评汉字说：“汉字起源是极野蛮，形状是极奇异，认识是极不便，应用极不经济，真是又笨又粗，牛鬼蛇神的文字，真是天下第一不方便的器具。”鲁迅曾经说过：“汉字不灭，中国必亡。”

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大陆文字改革的时候说“汉字是一种落后的字体”，所以“必须要改革成像拉丁文那样”，方便学习及辨识，以使其能够符合其救国的思想。

近些年有学者认为，如果中国大陆足够民主的话，简化字的推行可能会迟20年，那时电子计算机已经出现，中文的弊端曁汉字简化的理由可大大减少，简化字有可能不会出现，亦不会造成今日中国大陆和台湾两岸的文化隔阂与中国古籍对於中国大陆普通民众的难懂的情况。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大量被过份简化的字，到今时今日还有不少人在使用，说明了未经审慎考虑的汉字简化，遗害是可以很深远的。

不过，在中国大陆有很多人认为繁体汉字的书写过於烦琐，如果当年政府没有推行简化字，那麼中国的以减少文盲为目标的扫盲运动则无法达到效果，即中国长时间内仍将有大量文盲。但讽刺的是，中国大陆推行简化汉字已有五十年，但其文盲比率，相较使用繁体中文(正体中文)的台湾、香港和澳门，仍然很高。这令人质疑简化汉字在扫除文盲的作用。

当今许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自出世起便只能接受简化字教育，并有人认为汉字从出现到现代一直都是在不断地发展和变化，对於有说法说所谓的简化字是“改过的字”而繁体字才是“历史悠久的正统汉字”的说法存在着保留心理。现时中国大陆以语言文字法，限制国民只可以在特殊场合上使用繁体字，但亦不时有学者提出「识繁写简」等声音。

中国大陆目前施行的简化字，其中有部分字对阅读和理解以及繁简转换上造成了一些障碍。用笔划较简单的同音字，例如“发”与“发”，“后”与“后”，“斗”与“斗”，“余”与“余”，使一个字带有太多的字义，造成阅读困难，尤其在阅读由简化字组成的文言文时，此问题非常明显。

有人以为这些同音借代字类似六书中的假借，但六书中的「假借」造字多发生在古代，当有一种新意义出现时，却无相对的字体，只好采用同音字，是「本无其字」的假借。但假借毕竟造成一个字的字义过多，经过一段时期，人们会再做新字，进行义项的分工，以免混淆。用笔划较简单的同音字进行简化，是「本有其字」，并不是六书的中的假借。不少学者都认同，这些同音借代字是汉字发展的倒退，实在为简化字颇大的弊端。

部分字形的修改被指为没有系统性，使得原来表意很好的字在去掉了区区几划之后便显得仓促无力，无法有效表达原有的含义，例如「爱、产、凤、亲、适」的简化字：「爱、产、凤、亲、适」等的不少汉字。

上述的评议，有部分受到当时的社会环境、政治风潮等影响，今天已被学者指出其谬误或不客观处。然而，繁简体的争议至今仍持续。今天简化字已备受学界和人们公认的优点和缺点，请见下段。

[编辑] 现代学界的评价

摄於香港的大学校园大字报公布板。学生把当中的繁简对换错误圈出，并呼吁有关方面注意正体字的准确性。对于汉字简化，一直以来存在着两种完全对立的观点。近年来对于汉字简化的反思和争论开始升温。

[编辑] 赞同

赞同汉字简化的人认为：

从甲骨文到楷书，汉字在演化过程中不断简化。除中国大陆外，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都在使用简化汉字，是大势所趋。

中国大陆规定的简体字基本源于民间业已流传的写法，其中一些来自古体，并非凭空创造。

汉字的简化减少了汉字的笔画数和汉字的数目，因而降低了汉字学习的难度，同时加快了书写的速度，有利于普及教育，且废除繁体中的异体字便于民众交流。

中国大陆的上海古籍出版社和中华书局等专事出版古代典籍的出版社通常使用繁体，繁体典籍很容易找到。

大部分受简化字教育的中国大陆人在阅读繁体字时并未出现明显理解困难。

在电脑、手机、PDA等数字设备，文字大小有限，简化汉字因笔画较简单，显示较清楚。

长期使用汉字的日本也同样对汉字做了简化。

[编辑] 反对

反对的观点主要集中在：

汉字简化后，不利于对中国五千年来传统文化的继承，推广汉字简化之后，很多现代中国人无法再直接阅读古代的典籍。即使把古书以简化字重印，亦往往会出现歧义，使读者误解。很多人忽略的是，自五四以来，一直有声音鼓吹废除汉字，改以拉丁字母—这是中共推动简体字背后的意识形态。作为世上最后一种活的表意文字系统，简体字只是消灭一种文化的一部分的第一个步骤。

不利于中国大陆、台湾、港澳等地之间的文化交流，与日本等外国使用的汉字也进一步脱节，做成人为的「书不同文」。而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主要是考量到大陆地区在世界的地位日渐重要，故随之采用简体，所谓大势所趋，追究其根源，仍是来自中国政府的政治力。应该就本国国情制定文字规范，不应该跟著日本等别的国家亦步亦趋地去简化文字。日本社会亦有人开始反省简化汉字的严重后果。

简化字违反了六书造字原则，但又不是另行建立一套完整的造字系统，大大削弱了汉字的科学性与逻辑性。许多汉字失去表义的结构，使学习汉文的过程中失去以表义结构推测字义的学习途径。现行简化字的推类系统混乱，常有例外的或类推不一致情况，而且什麼字依从类推、什麼字不依从的随机性很高。结果使汉字系统更繁杂，增加学习者的负担。

汉字的发展并非只是简化。像「又、有、右、手、佑、佑」等字，甲骨文都只写作「又」，可见繁化的过程亦一直在汉字中进行，并且在汉字发展中占了不少比重。这主要是为了辨义的实际需要，自然而然发展而成的，并非用政治力去强行改造。而自楷书大致定型至今，时间已接近两千年。把「简化」说成是汉字的主要发展途径，是粗疏和太「想当然」的。

从书法美观的角度出发，很多简化字的设计不够严谨，同时对于篆书、隶书等书体，简化之后失去原先书体的特殊美感。

一字多义，简化后产生的许多类似字形，以及缺乏音义结构等，都造成阅读上辨识的困难。

很多媒体如报纸、网站等被迫同时设立繁体和简体两种不同的版本和/或相关的繁简转换工具，花费了不少人力和物力。

在电脑处理汉字中，不论繁体还是简体，输入速度均相若。并不见得简体字较有效率。但简化字一字兼代数字的设计，增加了用电脑转换时的难度，使转换结果不太理想。

简化字与扫除文盲没有直接关系，在香港、澳门、台湾等使用繁体字的地区，文盲人口比例远远低於中国内地，可见扫盲工作重点在教育的资源投放及教育政策上，而非简化字。

以形声方法创制出来的简体字，未必能兼照各种方言或古音，使部分地区的人难以理解这些简化字。如「舰」字以「监」作声旁，兼顾古音系统和各地许多方言，简化字写作「舰」，以「见」作声旁，只照顾了普通话，切断了声旁与方言和古音的关系。研究古音或方言的谐声系统时，简化汉字往往不可信。

即使在大陆，也无法完全废了繁体字。不只因为古籍、文言等需要，还有更多被刻在古迹或建筑物上的汉字，皆无法取代。由於繁体字有不可取代性，反之则否（因繁体字在字义上可完全包容简体字），因此，简体字的出现造成了汉字的累赘，大量增加汉字字数，对学习造成负担。

港澳回归多年仍继续使用繁体字，也说明了简繁之争的一些现实问题。

人们在屏幕阅读汉字时，毋须每笔都仔细看清，看到轮廓已能辨别。不论繁简，汉字的显示皆不能像英文字母般少，不见得简化字有特别优势。相反，因简化字产生大量形似字，增加在小字环境裏的辨认难度。

科技可以改进，应发展合适科技来配合汉字的需求，而非强行削足就履。

中共政府的简化字政策经常变化、不统一。例如二简字的废除和“余”、“於”等字重新被认定为可使用文字，让人无所适从。一些民间常见简化字并没被认定为正确的文字（如“歺”），很多简化字民间并不通用，可见中共所声称的“简化字来源於民间通行文字”是错的，中共政府认定正确文字依靠的是政府的喜好而不是民间通行的程度。

在中国大陆以繁体字用作正式文件用字属於违法行为，在考试上使用繁体字会被当成错别字而扣分，在商店招牌上使用繁体字可能则会以“使用不规范文字”被电视台曝光甚至被有关部门罚款，出版正体字典籍须报批。这种将使用传统文化当成违法行为的是很可笑，正如把穿唐装当成违法行为一样。

秦始皇文字改革属於将不统一的文字变为统一，减少交流障碍，中共的文字改革属於将统一的文字变为不统一，增加交流障碍。

简化文字花了整整四十多年才基本完成，六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初的书籍用字十分混乱，简化字、繁体字、二简字混用，并不统一；直到1990年代，中国大陆街道上仍可见到许多用繁体字书写的店名、厰名、广告。繁体字在中国大陆几乎全部消失源於中共政府在90年代中后期的一次“打繁”行动，当时规定，书写繁体字将会受到严厉罚款。迫於政府压力，民众才将道路上的文字全部改成简化字。可见简化文字代价巨大。

简化文字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反对简化汉字的人会随时被打成「右派」，没有给人以理性讨论的空间。造成当时学者大量赞同简化字的假象。

在计算机发达的今天，简化字只剩下极少数手写的场合能够发挥节省时间的作用，台湾的用字情况证明，政府不必规定简化字标准，民众在手写时会自然使用简写。

一些具有简化字的古代文献是从充满战乱的宋朝、元朝找到的，这些主要是逐字抄写的手抄本，或逐字雕出来印刷的雕版本，当时这些简化字是被当成俗字使用的，是当时的社会环境促成的，不代表这些俗字有科学性、有字理、易於学习。战乱以后，这些简化形体就不见得常用，更遭受文字研究者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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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完毕。

我来自香港，自小使用繁体字，主要靠写字维生，自问中文水平良好。

回到中国大陆，发现与大家沟通很有障碍。与内地朋友游古迹，友人不辨魏碑上的「游」与「邀」；用繁体字写个地址写信，邮局职员不辨「园」与「围」。我用仓颉输入法每分钟能打60字，只是不能用普通话拼音输入法，竟在内地被IT技术人员质疑「她不懂中文的」。

繁简的隔阂，令人遗憾啊。

参考资料：

维基词条：简化字历史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E%80%E5%8C%96%E5%AD%97%E5%8E%86%E5%8F%B2

　　1 李明杰著．中国古代图书著作权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2 李明杰著．中国古籍版本文化拾微．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3 李明杰编著．中国出版史（上册·古代卷）．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8　　4 李明杰著．宋代版本学研究．济南：齐鲁书社，2006　　5 邓仲华，黄鑫，陆颖隽，李明杰．论中文古籍版本本体库的构建．图书情报知识，2014（4）　　6 李明杰，周亚．基于文献编纂的中国古代知识组织结构初探．图书情报工作，2012（20）　　7 李明杰，周亚．畸形的著述文化——中国古代剽窃现象面面观．出版科学，2012（5）　　8 李明杰，周亚．中国古代图书作者署名形式考略．大学图书馆学报，2012（1）　　9 肖怀志，周亚，李明杰．中文古籍善本动态定量评价体系的构建．新世纪图书馆，2011（3）　　10 李明杰，周亚．宋元明清时期文人著述观念的嬗变．出版科学，2011（5）　　11 李明娟，李明杰．中外古籍善本保存与利用制度比较研究．大学图书馆学报，2010（5）　　12 宋登汉，周迪，李明杰．基于RDA的中国古籍版本资源描述设计（二）．图书馆，2010（5）　　13 宋登汉，周迪，李明杰．基于RDA的中国古籍版本资源描述设计（一）．图书馆，2010（4）　　14 Mingjie Li and Jingfang Niu．A Preservation Framework For Chinese Ancient Books．Journal of Documentation, Volume 66, Issue 2, 2010, Page:259-278（SSCI源刊）　　15 李明杰．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的知识论取向——从文献学路径获得的认知．中国图书馆学报，2010（1）　　16 李明杰，俞优优．中文古籍数字化的主体构成及协作机制初探．图书与情报，2010（1）　　17 李明杰等．中文古籍数字化实践及研究进展．见：陈传夫主编：图书馆学研究进展．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　　18 李明杰，俞优优．数字化背景下中国古籍出版模式的重构．出版发行研究，2009（12）　　19 Mingjie Li and Mingjuan, Li．Knowledge Service Models of Digital Library in Distance Education Environment and Their Realization．The 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Education, 2009（EI收录）　　20 李明杰．明国子监刻书考略（二）．大学图书馆学报，2009（5）　　21 李明杰．明国子监刻书考略（一）．大学图书馆学报，2009（3）　　22 LI Ming-jie．Construction of Virtual Learning Community in Learning Commons of Academic Libraries．The Second IEE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IT in Medicine & Education, 2009（EI收录）　　23 李明杰，张煜明．档案学专业实践教学体系改革．档案学通讯，2009（4）　　24 李明杰．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下的中国古籍版本文化保护．图书馆，2009（3）　　25 李明杰．构建中华古籍层级保护体系的设想——从古籍价值属性创新古籍保护思路．图书馆杂志，2009（3）　　26 李明杰．宋代国子监的图书出版发行．出版科学，2007（6）　　27 李明杰．档案文献编纂学研究进展（1996-2006）．见：朱玉瑗主编：档案学研究进展．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　　28 李明杰等．挑战与机遇，传承与创新：数字时代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展望——第二届中美数字时代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国际研讨会访谈之一．图书情报知识，2006（6）　　29 李明杰等．展开历史与现代的双翼：数字时代档案学教育蠡测——第二届中美数字时代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国际研讨会访谈之二．图书情报知识，2006（6）　　30 李明杰，付广华．中国图书馆社会理想的历史演进与现实困境．图书情报知识，2006（3）　　31 李明杰．《直斋书录解题》的版本学成就探析．图书馆，2005（6）　　32 李明杰．中文古籍数字化基本理论问题刍议．图书馆论坛，2005（5）　　33 肖怀志，李明杰．基于本体的历史年代知识元在古籍数字化中的应用——以《三国志》历史年代知识元的抽取、存储和表示为例．图书情报知识，2005（3）　　34 李明杰．“同书异本”致因考．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5（2）　　35 李明杰．魏晋南北朝版本学成就管窥．四川图书馆学报，2004（6）　　36 李明杰．宋人善本观考略．图书馆杂志，2004（5）　　37 李明杰．论宋代版本学的开创性．津图学刊，2004（5）　　38 李明杰．宋代版本学家知见名录．图书馆研究与工作，2004（4）　　39 李明杰．宋人版本鉴定方法考略．新世纪图书馆，2004（4）　　40 李明杰．论善本观的形成．图书与情报，2004（3）　　41 李明杰．20世纪中国古籍版本学史研究综述．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3（2）　　42 李明杰，肖秋惠．中国古籍数字化资源调查与分析．图书馆杂志，2002（5）　　43 肖秋惠，李明杰．当前俄罗斯公共图书馆活动中的著作权问题研究．情报理论与实践，2002（5）　　44 李明杰．从产业竞争结构看中国出版产业发展的方向．出版发行研究，2002（3）　　45 李明杰．古籍网络资源述略．图书馆建设，2002（3）　　46 李明杰．中国古籍版本学形成时期再辨．图书与情报，2002（1）　　47 李明杰．中国出版产业化的未来走势探析．中国出版，2001（12）　　48 李明杰，肖秋惠．图书馆学的理性回归之路——关于21世纪图书馆学发展的思考．中国图书馆学报， 2001（6）　　49 李明杰．我国近代地图出版业的文化贡献．编辑学刊，2001（6）　　50 李明杰．五代国子监刻书．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1（5）　　51 李明杰．清代国子监刻书．江苏图书馆学报，2000（5）　　52 李明杰．随园新话：袁枚与图书编撰．编辑学刊，2000（3）　　53 李明杰．关于图书馆学方法论的哲学思考．图书馆理论与实践，1999（4）　　54 李明杰．试论文献传播的法律控制．图书馆，1999（1）

这问题的最主要原因有三方面： (一) 封闭性 所谓封闭性，是指中国科学技术成果不易传承及发展，造成停滞不前或失传的命运。可从以下几方面看出： 1． 技术发明没有在实际中得到充分的应用 例如在河南省南阳、巩县、渑池等地出土过多种汉代球墨铸铁的铁器具，但在其他地方、其他年代再没有发现了。这就表明球墨铸铁这样重要的技术发明没有得到过推广传播。 2． 科学发现处于被隔离的孤立状态，没有发挥到应有的作用。 如元代赵有钦通过小孔成像实验，发现光源的远近、强弱和小孔、像屏的远近诸方面因素的相互关系的规律。这本来是很重要的科学发现，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就会探索到光度的一系列问题。但是，赵有钦就此停步了，并没有再作进一步探讨。 3． 不同地区、不同时代科学技术及其研究的相互隔绝。 例如，指南针车、记里鼓车无论在战争中或交通运输中都有重要的意义，可是它们多次失传，至使对它们的研制工作在不同朝代多次重复。指南车内部有复杂的齿轮结构系统，无论车怎样转弯抹角，竖在车杆上的木偶的手总是指著南方。此车最早出现在周成王时期，后来失传，至三国时马钧又研制成功。此后指南车几度失传，又几度重新研制出来。记里鼓车也有相类似的历史。 4． 科学技术知识传授途经狭窄，不易继承流传。 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往往被局限于很窄的范围之内。由于技术普遍缺乏理论的总结和概括，技术的发展只靠自身经验的积累，技术的传授只靠人的感官通过实际操作才能完成。“父子秘传”或“师徒亲授”是传授技术的主要形式。很多著名的技术专家的工艺，都是从实践中直接悟知的，往往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都是科技封闭性的表现。 (二) 极端实用化的传统 所谓极端实用化，就是将科学技术的发展、应用绝对化，以能否直接应用于实际，直接创造物质财富作为判断科学技术价值的唯一标准，并以这一标准来决定科学技术发展的方向和道路。这一传统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1 科学技术只有能直接应用，迅速见效，才能以存在和发展，否则就不加研究。 中国古人很早就掌握了水法炼铜技术，曾青这种铜盐与铁接触得到铜即铁铜置换反应，但一旦铜被直接应用于生产、生活实际的成果后，这种现象的科学价值就完结了，科学的研究就终止了。实际上往往在这里才可希望得到最后科学价值的东西，而理论的成果却被埋藏，因此就难以存在和发展了。又比如燃烧现象，尽管中国古代比欧洲早一千年就知道氧气，但是，却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更没有因此而促进化学的产生和发展。甚至连认识氧气这一伟大成就也是在流散到外国的中国古籍中发现的，而国内资料竟毫无记载。 2 能用的就不思改进，更无理论的总结提高，科学技术极难深入发展。 在中国历史上沿用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技术工艺并不罕见。其中以农业最为突出。无论耕作工具、作物品种的改造提高甚为缓慢，特别宋元之后并无根本性进展。例如汲水工具起源于商代，但直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广州郊区的一些地方还在使用汲水机械。至于建筑方面也是数百年甚至上千年一贯制的，特别是民房建筑。其他领域也屡见不鲜。 (三) 封建的政治、经济环境限制、阻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 古代中国封建势力异常强大，一切事物只能在封建势力所允许的秩序下才能得到发展，任何触动到封建制度的东西都会马上被扼杀。这一方面可从中西航海科技事业的发展情况就可看到。 郑和下西洋不是为了发展海外事业，掠夺财富，而是推行怀柔政策，宣扬 的富强，希望海外各邦臣服王朝。每次出海，装卸大量金银、铜钱、瓷器、丝绸、棉布、铜器、铁农具和生活用品，而换来的是专供皇室和贵族官僚享用的奇珍异宝。因此，郑和七下西洋，不仅没有像后来西欧冒险家的远航那样带来巨额利润，反而使国库空虚。 相反，西方地理大发现的舰队却是为了掠夺财富，开辟殖民地，开辟市场，掠夺原材料。因此，远航带回来的价值往往超过远航耗资的几倍几十倍。因此，远航不断发展壮大，并由此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为航海事业的进一步发展，为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更可靠的基础。 可看出封建政治如何扼杀科学技术的发展。

全球化」虽已成为时髦的流行语，但又是一个甚具争议的、趋向继续发展的概念，甚 至有人高举「反全球化」的旗帜。无可置疑，实质和虚拟的跨境活动正日趋频繁，地域 的距离再不能限制人们之间的交流和相互影响。学生的日常生活与全球化已有密切的关 系。他们可以利用电子媒介即时目睹各项国际大事；可以消费不少风行全球的品牌和经 济产品；也可以穿梭于电子世界。国家的改革开放、作为一个国际金融和物流中心的香 港，同样面对全球化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可是，世界不同地方的人对于全球化的经历各 有不同，其差异存在于国与国之间，也存在于国家之内。 透过基础教育的学习经历，学生对全球的背景和发展已有基本的认识。在本单元，他们 将会认识全球化这一具争议的概念和相关的发展趋势，并探讨和分析全球化的影响和不 同人、不同群体对此的回应，特别是中国香港和内地对全球化的回应。 基础教育的相关学习经历 透过基础教育对「单元四：全球化」有关课题的学习，学生应有以下的学习经历： 主题：全球化带来的影响与回应 科学与科技如何改变世界各地人民与人民之间的交往方式与关系；人们交换货物及服务 的重要性；人们在地球上联系的方法；地理环境及社会情况对世界各地区文化发展的影 响；全球体系内不同文化群体的互相推动方式及其发展；国际时事；东西方的接触；国 际纷争及危机；国际合作及为和平作出的努力；科学与科技的发展；工业迁移；人口分 布及问题；资源与发展；发展与互相依赖；二十世纪战争的原因和影响等。

论语

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之一，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言行，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论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北宋政治家赵普曾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

史记

由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自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

《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道德经

春秋时期老子的哲学著作，道家哲学思想的重要来源。《道德经》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名著之一，对传统哲学、科学、政治、宗教等产生了深刻影响。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道德经》是除了《圣经》以外被译成外国文字发布量最多的文化名著。

庄子

《庄子》一书主要反映了庄子的批判哲学、艺术、美学、审美观等。其内容丰富，博大精深，涉及哲学、人生、政治、社会、艺术、宇宙生成论等诸多方面。不仅是一本哲学名作，更是文学、审美学上的寓言杰作典范，对中国文学、审美的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深远影响。

孟子

孟子与孔子被后人合称孔孟。《孟子》一书记录了孟子与其他各家思想的争辩，对弟子的言传身教，游说诸侯等内容，由孟子及其弟子共同编撰而成。记录了孟子的治国思想、政治策略（仁政、王霸之辨、民本、格君心之非，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和政治行动，行文气势磅礴，感情充沛，雄辩滔滔，极富感染力，流传后世，影响深远，是儒家经典著作之一。

荀子

《荀子》是战国后期儒家学派最重要的著作。由荀子及其弟子所著，旨在总结先秦学术界的百家争鸣和自己的学术思想，反映唯物主义自然观、认识论思想以及荀子的伦理、政治和经济思想。

大学

《大学》是一篇论述儒家修身治国平天下思想的散文，原是《礼记》第四十二篇，相传为曾子所作，实为秦汉时儒家作品，是一部中国古代讨论教育理论的重要著作。主要概括总结了先秦儒家道德修养理论，以及关于道德修养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对儒家政治哲学也有系统的论述，对做人、处事、治国等有深刻的启迪性。

中庸

《中庸》原是《礼记》第三十一篇，是一篇论述儒家人性修养的散文。经北宋程颢、程颐极力尊崇，南宋朱熹作《中庸集注》，最终和《大学》、《论语》、《孟子》并称为“四书”。宋、元以后，《中庸》成为学校官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必读书，对中国古代教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中庸》提出的“五达道”、“三达德”、“慎独自修”、“至诚尽性”等内容，对为人处事，人性修养有重要影响。

资治通鉴

由北宋司马光所主编的一本长篇编年体史书，是中国的一部编年体通史。记载的历史由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西元前403年）写起，一直到五代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西元959年）征淮南，计跨16个朝代，包括秦、汉、晋、隋、唐统一王朝和战国七雄、魏蜀吴三国、五胡十六国、南北朝、五代十国等等其他政权，共1362年的逐年记载详细历史。《资治通鉴》与司马迁的《史记》都是中国史学的不朽巨著，二人并称“史学两司马”。

山海经

《山海经》的内容主要是民间传说中的地理知识，包括山川、道里、民族、物产、药物、祭祀、巫医等。保存了包括夸父逐日、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大禹治水等不少脍炙人口的远古神话传说和寓言故事。《山海经》具有非凡的文献价值，对中国古代历史、地理、文化、中外交通、民俗、神话等的研究，均有参考，其中的矿物记录，更是世界上最早的有关文献。

2012年，过云楼藏古籍善本一百七十九种，以216亿元的价格成交，创下了古籍类藏品的成交纪录，这或许令很多藏友记忆犹新。近年，古籍类藏品以稳健的价格表现，丰厚的历史价值，深厚的学术底蕴，逐渐吸引着藏家的眼球。时至今日，这个项目已经不容小觑，很多大型拍行纷纷开设古籍专场。古籍收藏成为市场中的一颗明星。古籍收藏，历来是收藏界中品味较高的一个项目。不仅需要藏家具有欣赏、鉴别的能力，更需要藏家具备一定的学术修养。历来大学问家大多嗜好收藏古籍。为了探寻古籍类藏品的魅力，记者走进中国书店浩如烟海的故纸堆中，拜访了资深古籍鉴定专家窦水勇老师。在业内，人们都称他“窦师傅”。访谈之中，故纸墨香扑鼻而来。古籍收藏，投资正当时古籍收藏自古就是文人雅好，而古籍类藏品的交易量和交易额在艺术品市场中异军突起还是十几年前的事。